文人广泛交游的原因

唐朝建立后，充分利用科举制，拔擢人才，不论寒庶，这使得那些有才华有实才的寒门子弟也能够进入仕途，甚而位居要职，既打破了已经维持了数百年的士族门阀制度，改变了士族独居清要官位的社会官僚状况，又笼络了广大人心，利于巩固统治。科举制建立于隋朝，而在唐代兴盛起来，即设科取士。统治阶级根据管理机构的需要，设立不同的科目，进行考试，以达到选取人才之目的。它不仅是寒门学子入仕的重要途径，也是许多士族谋求仕进的重要工具。唐代文人也多是由此进入仕途，所以也才有了考取功名之说。唐代科举制的科目众多，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明经、进士和制举。朝中诸多大臣要员多是通过进士、明经，或制举选拔而来的，尤其是进士科，最为时人所看重，“伏以国家取士，远法前代，进士之科，得人为盛”［5］。武则天时期，大力提倡科举制度，不仅稳定开科时间和人数，而且积大力擢那些由科举而进入仕途的官员，在武则天以后，唐代经科举而位居高官要职的比例日益增加。进士科成为官员晋升的重要手段。到唐代中后期，它成为文人士子们进入仕途的最重要途径。武则天执政时期，进士科考的内容从单纯地帖经转向诗赋取士，这样就把诗歌在进士科考中的地位凸现出来。进士科考由试策文一场变为试帖经、杂文、策文三场，并成为定制，且三场考试是场场淘汰，这样，首场考试就显得极其重要。武则天执政后的进士科考的第一场就是试诗赋，进一步提高了诗歌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因此，从内容上讲，进士试重诗赋，着重考察举子们的文词水平，这必然会引导学子们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钻研诗赋技巧，以便在应试时能够写出好的作品，为能够登进士及第增加筹码。可以说，这客观上会对诗歌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在中唐以后，文人若欲参加科考，进入仕途，必须重视诗歌创作。这本身与文人重视交游，广泛结交并没有多少联系，唐代文人重视交游，结识贵人名人，主要是和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录用方式有关。唐代的科举考试试卷是不糊名的，这就使得考官在录用时除了参考试卷成绩之外，还要依据应试者平时的作品水平和名望，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后者似乎对录取与否更具有决定作用。故学子们在日常生活中重交游，多增加自己的人际关系，借此提高自己的声望，也是在晋级仕途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交游活动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科举考试为广大士子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人际交往的平台，围绕科举，尤其进士科考，踌躇满志的举子们积极参与各种干谒、行卷和宴集活动。唐人以诗为贵，流行以诗会友，诗歌成为与人交往时必备的交际媒介。在这样的一个广泛结交朋友，包括显达贵人的过程中，必然会对诗歌产生诸多影响。特别是那些出身贫寒、偏居一隅的诗人，在应举前，在交游中相对缺少机会，结识诸多各色人等，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举子。也可能无法参与如此之多的交游活动，更没有机会参与诗歌唱和，譬如在干谒过程中得到他人的指点，从而可能会更好的适应应试要求，有时也是为了便于与他人交往，在无形中就会对自己的诗歌创作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在干谒行卷过程中，学子们都会尽自己所能，献上最好的作品，这样才有可能会打动对方，在这些作品中，诗人会把自己的才华尽力展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诗歌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应试后的交往活动对诗人的影响会更大。首先会扩大、丰富诗人创作的题材内容。以刘禹锡为例，刘禹锡与元稹、白居易很早就有诗歌上的唱和往来，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刘禹锡深受元白诗派重写实、尚通俗的诗歌理论的影响，创作了一大批反映民生疾苦的歌诗，如《插田歌并引》，以民歌形式记叙农民插秧场面及农夫与计吏的对话，讽谕朝政，以俚歌民谣揭露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诙谐嘲嗤中寄寓严肃的政治意义，以平凡真实的生活显示深刻的主题思想，这与元白诗派“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6］的创作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刘禹锡还曾与韩愈、柳宗元一道共事，并常在一起讨论文章、从事文学创作。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提倡文以明道、不平则鸣，对刘禹锡的创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正是在与韩柳的相互学习与切磋之下，在他们倡导的古文运动的直接影响下，刘禹锡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古文，如关于天与人的经典论述《天论》三篇等。其次是对诗人的诗歌创作风格的影响。以韦应物为例，与他交往的诗人中，很多是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人，如顾况、孟郊，受他们的影响，韦应物的一些诗歌也呈现出关心民生疾苦的特点。同时，韦应物交往的还有一些隐逸诗人，如丘丹、綦毋潜等，丘丹诗歌多为五古，诗风清淡简朴，以抒写自己隐逸出世的超旷情怀为主。这里称赞丘丹的诗“词高”而摈弃”浮靡”，正与他崇尚自然，追求冲淡的审美趣味相吻合。“每一睹之子，高咏遂起予”，这位隐士在诗歌方面对韦应物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是其诗风清淡简远、高雅闲旷的关键因素。受其影响，韦应物的一些诗又呈现出避世隐居的特征，并进一步影响到韦应物对诗歌意象的选取，倾向于选择具有禅意和隐逸情趣的“钟声”、“水月、白云”和象征着低沉情调的“夕阳”等意象。此外刘禹锡后期的诗歌风格变得闲适淡雅，也是和他后期的交游主要是以唱和与联句为主，多抒发远离官场，向往闲居自得的生活理想有关。

本文作者：王新立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