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学术体系的一部分，八十年代外国文学学科的学术历程与学界的整体变化大体相合，也与其它人文学科思考着一些共同的基本问题。

人道主义和现代派文学论争、方法论热、“世界文学”幻想，这些热点和其中表达的“西方观”也都是外国文学界当时的中心话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本学科的整体学术反思可以完全套用八十年代文化反思的既有结论，尽管当时学科的疆域并不像现在这样明晰，各学科对共同问题的思考和处理方式以及学术步伐仍然各自不同。因此，我们的学术史反思既要关注八十年代学界的整体脉动，又要深入考察本学科的研究实践，通过回顾这一时段外国文学研究的成就与缺失，透视其中显现的特有研究模式和问题意识，在此基础上勘定外国文学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的价值。

对“十七年”传统的转换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活动在民国时代就已十分活跃，出现了五种不同的外国文学观，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鲁迅倡导的以弱势民族文学为主的模式。

当时，外国文学虽已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话语地位却远不及外国文学译介之于中国文化那般重要。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绝对主导的一元意识形态，文艺的“政治性”被空前强调，“十七年”的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不再众声喧哗，而是阶级革命话语一曲独奏。鲁迅模式被塑造成为外国文学工作的标准，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共同建构出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版图，那就是：苏俄文学最受重视、地位最高，亚非拉文学得到空前强调；欧洲古典文学则是批判与吸收相结合；现代主义文学被视为糟粕，基本消失。此时的学术研究遵循着固定的模式：首先对作家及作品人物进行阶级定性，然后就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展开详细分析，再加一点艺术上的评价，最后得出总体结论。在具体分析中，对归入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给予无保留的赞美，那些表现出阶级局限性的现实主义作家被一分为二地看待，阶级立场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作品则遭到无情的批判。应该说，以阶级革命话语为基础构建的这一外国文学秩序，是冷战形势下中国对西方中心话语的有意识对抗。但是由于将“政治性”放在第一位，这一秩序不可避免地牺牲了对文学的丰富解读，压抑了文学自身的空间“。”时这种模式被推向极致，学术研究便彻底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众所周知，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各学科都处于“拨乱反正”之中。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反正”之“正”究竟是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明确否定了“文艺服从于政治”这一旧口号，但并未放弃“十七年”确立的阶级革命话语传统。这就意味着，文艺和学术的自由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前提，所有思想和学术的争论都不能超越这一框架。事实表明，外国文学学科能够建构的“正”不是“五四”时代众声喧哗、多元并存的状态，也并未局限于“十七年”话语传统，而是两相折衷产生的新话语系统。新时期之初，学界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在不触犯禁忌的同时转化“十七年”的话语传统，将人道主义和现代派两种话语重新唤回到学术话语体系之中，进而改写“十七年”确立的外国文学旧秩序。

一人道主义讨论与现代派文学论争

八十年代初期的两次论争并未局限于外国文学界，整个学术界与文艺界都曾卷入其中，甚至最终以政治介入的方式结束。对整个知识界来说，讨论重新建构了不同于“十七年”的“西方观”，对外国文学学科来说，论争将欧洲古典文学与现代派文学从边缘推向中心，实现了对“五四”话语传统的部分回归。

人道主义或者人本主义，对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具有特殊意义。在《人的文学》中，周氏将人道主义界定为“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五四”一代人认为，这种强调个人和人间本位的人道主义思想，正是西方文学中最有价值、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甚至可以说，人道主义思想就是“五四”一代人心中西方文学的灵魂，是当时中国看待外国文学的主要视角，构成了外国文学话语传统的主要部分。因此，“十七年”阶级革命话语在构建外国文学新秩序时，人道主义首当其冲，被界定为“资产阶级思想”、右派分子窃取的反革命武器。遭到无情批判。数次批判运动后，外国文学界彻底抛弃了这一话语，大部分欧洲古典文学作品都被判定为人道主义思想的载体而失去了合法地位。人道主义话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外国文学的学科重建必须从这里开始。新时期的人道主义再讨论，由外国文学界最早发动，迅速扩展到整个思想界。与哲学界试图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化”不同，外国文学领域的人道主义探讨重点不是理论的拓展，也并未尝试突破“十七年”话语传统对人道主义的定位，而是遵循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人道主义的判断，肯定其积极意义，为人道主义与相关文学作品正名，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改写“十七年”确立的外国文学旧版图。在《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期开设的“人道主义笔谈”专栏里，所有文章都表达了一种共识：作为欧洲古典文学的精髓，人道主义精神并非“十七年”判定的需要“排泄”的糟粕，而是我们应该吸收的精华。曾经在“十七年”激烈批判罗曼•罗兰作品中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罗大冈在专栏中发表《再论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前后观点迥然不同。文章明确承认“：把罗曼罗兰的书生气的人道主义言论作为西方资产阶级上层的策略性的伪善人道主义破产的一个例证，确实是形而上学式的引伸，是错误的论点。”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是他思想不断进步的积极因素之一，对他思想进步过程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决定性的”。

面对着同样的作品，同样的背景资料，同一位研究者给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学界已经在使用全新的话语系统和研究模式，恰恰相反，上述相反结论正是在同一话语系统中推演而来。罗先生的文章颇具代表性，其前后变化表明了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与“十七年”话语传统之间既继承又反叛的关系。八十年代初期，学界对人道主义的基本认识模式并未超越阶级革命话语传统，不同之处在于价值判断出现了逆转。这一逆转并不完全由学界自主实现，而主要依赖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许可和鼓励。在学术空间迅速扩大，但政治禁忌依然高悬的语境下，学界乘着这一逆转之势，主要致力于两项工作，其一是通过翻译作品扩大外国文学视野，其二是以新的标准对作家作品进行重评，推翻旧话语体系中的相应评价。这种新的评价标准已经不再唯阶级立场是问，以往被忽略的艺术性得到了重视。现代派文学在八十年代的出场与人道主义大体相同。1978年起，由外国文学研究界发起了重新评价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争。论争以《外国文学研究》主编徐迟在该刊1982年第一期上发表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为标志，分为前后两段。外国文学界在前半段讨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为后半段讨论奠定了基本的方向和话语基调。如何在不违背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将话语传统中一无是处的“现代派文学”转化为具有建设性的新话语资源？学者们采取的方式与人道主义讨论如出一辙，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对“现代派”作一番辩证的分析和包装。柳鸣九的《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便是这种话语策略的体现。

此文的一大原则就是“一分为二”，最通俗的说法就是：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因为历史上被过分否定，作者此时主要致力于剥离出那“好”的一面。在文章中，作者时刻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实事求是的认识原则，按照正统的阶级革命话语系统为作家定位，特别点明大部分现代派作家政治上的进步性和相对低微的阶级地位，诸如波德莱尔参加1848年起义，萨特参加共产党，贝克特投身反法西斯运动等等，彻底颠倒了从前“反动分子”这一界定。文章认为现代派文学的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并且强调这一思想在当时仍具进步意义，否定了从前“思想颓废”这一判断。反传统、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现代派文学最难被传统话语包容的一个问题，文章在此仍然坚持强调其“好”的一面，认为创作方法的突破符合文艺发展规律，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至此，文章已经完成了对现代派文学全面的价值判断逆转。这其中的逻辑其实在文章开头即已明言：建设“四化”要求我们重新评价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因为马、恩所说的“世界文学”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应当融入到世界潮流中去。这次论争之所以能够将处于话语系统边缘的现代派文学推向中心，得力于这样一个基本信念：现代派文学是文学发展史上超越现实主义的新潮流，现代派文学处于文学进化的顶端，是中国融入世界必须要补上的一课。文学进化观从“五四”以来就是中国学界的共识，只是在不同时期“进步”文学的所指不同而已。从前我们以苏联为榜样，而现在，西方现代派文学取而代之。在重新评价西方现代派的过程中，学界完成了对“世界文学”的重构。在八十年代的视野里，所谓世界文学，其实就是欧美文学。而现代派文学则是欧美文学的最新发展，是中国文学必须了解学习的先进事物。经过论争，人道主义和现代派话语从隐匿与边缘走向了中心，成为新时期的核心话语关键词。虽然八十年代初期并未真正建立起能够与阶级话语传统全面抗衡的话语系统，人道主义与现代派话语在与正统话语的交流中还略显弱势，但阶级话语一元化的格局已经打破，阶级话语正在逐渐地退居幕后，成为一种背景而不再直接指点江山。

二外国文学新版图外国文学秩序

主要通过出版作品、文学史、论文和专著来建构。随着人道主义和现代派话语重新得到认可，甚至成为文学进化的方向，全新的外国文学地图日见清晰。单就作品出版而言，八十年代的确称得上二十世纪外国文学译介的全盛期，译介所绘制的世界文学版图非常全面，既重视西方现当代文学，又不冷落古典文学和亚非拉文学；从严肃文学、先锋文学到通俗文学、畅销作品，都有全面及时的引入“。十七年”外国文学译介中的偏颇得到了彻底的纠正。同时，研究领域的情形则稍显复杂，可谓新旧杂陈。当时的文学史著作仍然以阶级分析、社会历史批评为方法论，经典名单与西方明显不同，内容截止于二十世纪苏联文学，对西方现当代文学极少涉及。以朱维之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1980版）为例，本书按时间段分为上、中、下三篇，篇幅各占三分之一。中篇的主体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下篇为“无产阶级文学”，详细介绍了宪章派文学、巴黎公社文学、俄国及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论述截止到二十世纪初。这种体例安排主要受到“十七年”时苏联文学史的影响。新时期之前，中国一直没有自己编撰的比较完整的外国文学史，以翻译的苏联相关著作为大学教材。杨周翰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卷)刚一出版，便赶上“”，影响与应用范围都很有限。1979年再次出版时，只对“旧版里某些失误和不适当的提法作了修订”。

整体构架和叙述模式皆无明显变化。文学史著作以稳定性为基本原则，虽出版于新时期，旧话语、旧秩序还来不及清理。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后，传统话语系统中特别重要的“无产阶级文学”才淡出了学界视野。所有的文学史著作中，这些政治意义远大于审美价值的部分都大大“缩水”，甚至彻底消失。不过现代主义文学所占比例仍然很小，整体叙述分析方式还是老套路。在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大潮中，外国文学界步伐稍慢，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后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徐葆耕著《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出现，才真正改变了以阶级话语为中心的叙述模式。两部著作不再将文学历史描述为阶级斗争、社会变迁的反映，而是以“人”为中心，视文学为人与自然、社会、自我、他人之间复杂纠葛的记录，注重审美分析，可以说是一种以人为本，以文学为本的文学史叙事。篇幅安排都是“厚今薄古”，二十世纪文学所占比例显著增加。这种变化显然直接来自于人道主义和现代派话语的影响。相比之下，期刊论文的话语更新要迅速得多，两种话语的影响更明确，新的评价标准也更早确立。八十年代初期《，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集刊》《、国外文学》等主要外国文学期刊呈现出一个共同规律：“十七年”时的研究重点仍然是这一时段的研究重心，现当代文学作品和西方当论已经进入研究视野，但不成规模且认识粗浅；大部分论文还在沿用传统的阶级分析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也有少数作者自觉地注重对作品的审美分析，尝试用新方法解读作品；在经典作家中，莎士比亚最受关注，卢梭、歌德、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屠格涅夫、高尔基、契诃夫等十八、十九世纪作家和现实主义作家也是研究热点。随着两种话语的复兴，研究重心开始由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家逐渐转向二十世纪作家和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作品。一批作家“浮出地表”，最有代表性的当属D•H•劳伦斯，虽然劳伦斯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进入中国视野，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视野中却完全是个“新人”。因为呼唤人性解放契合了当时的社会潮流，劳伦斯作品得到大量译介并成为研究热点；此外，还出现了对一批作家的“重新解读”，代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氏在“十七年”中被冷落是因为其创作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有现代主义倾向，表现人性与社会中的病态阴暗，宣扬宗教。在阶级话语系统中，只有《穷人》《、死屋手记》这类作品才有研究价值，其余皆不合格。新时期的研究者逐渐放弃了单一的阶级分析方法，重新挖掘作家创作中的人道主义关怀，开始关注那些曾被冷落的作品，对其创作中的“现代主义色彩”有了初步认识。

与研究重点的变化同步，研究模式和视角也走向了多元化，从人性视角和审美分析入手的研究模式日渐流行。阶级性不再是认识外国文学作品的唯一角度，逐渐被人性、人道主义、异化、文学性、艺术形式这类话语所取代。这种变化特别集中地体现在对一些经典作家的“重评”上。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高尔基，他曾经被阶级话语缩减为一个无产阶级文学的象征符号，失去了本来的鲜活和复杂。新时期以来，研究者们放弃原来的认识角度，重新认识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创作思想，努力开掘其创作中的人性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深度。

原来那个干瘪的符号慢慢变得饱满立体。经过人道主义和现代派文学论争，经过研究者不断地重评和重写，八十年代的学界建构了外国文学新秩序的基础。在这一新秩序中，经典认定、研究重点、研究角度与评价标准都发生了变化。阶级革命话语系统建构的“红色经典”地位剧降，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普遍认同的经典名单。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作为文学进化的象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地位越来越重要。研究视角从社会历史、思想内容分析转向了多元化，从形式、审美以及文化视角展开的分析受到重视。最为重要的是，新秩序颠覆了“十七年”话语系统对西方的妖魔化想象，在“五四”之后又一次传达了落后民族对西方文学（文化）的虔敬心态。如果说“十七年”话语系统是基于冷战思维与西方中心的有意对抗，新秩序显示的却是对西方话语的顶礼膜拜。此后，外国文学研究沿着这一方向渐行渐远：学习的初衷本是要重塑自我，结果却难免深陷西方新理论话语漩涡的窘境。二新方法、新理论的引进与运用八十年代，中国学界普遍笼罩在强烈的“去政治化”情绪之中，“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文艺标准遭到一致排斥“，整个中国知识界都在寻找新的理论和学术话语，希望从旧的准社会学式的思想方法和话语结构中突围出去。”

八十年代初期，学界的理论视野还局限于经典马列文论和西方古典文论，对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的译介数量既少、又不系统。1985年后，西方理论如井喷一般涌现，译介范围几乎涵盖了各个文论思潮和流派。在这次西方文论的大规模“旅行”中，最受中国学界青睐的是神话－原型批评、心理学批评、形式－文体批评、系统论、比较文学、阐释学与接受美学。

其中又以形式－文体批评尤其是新批评对中国学术话语的影响最为深广。

一话语更新滞后？八十年代初，得风气之先的外国文学界为本土文化和学术引进了大量话语资源，在共同话题的讨论中表现活跃、贡献突出。然而1985年后，随着当代文学批评的日益活跃，外国文学研究界普遍体验到一种落后的“焦虑”。学界普遍认为，本学科的研究实践依然受到旧有研究模式的强大束缚，远远滞后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话语更新速度。在当代文学评论界已经越来越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时，外国文学评论中“那种单纯注重思想内容、忽视艺术分析的倾向，至今远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不能适应我国思想文化总体发展的速度”“，一些外国文学研究者对中国当代文化思潮缺乏自觉领悟，同充满创新、探索、开拓、崛起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隔行’，满足于循规蹈矩、但求保险的观念和方法”鲇。这里的旧方法指的便是“重思想、轻形式”的传统研究模式，而对应的新模式则是当代文学批评界实践最多的形式主义、叙事学话语。虽然事实上当代文学批评界的“内部研究”论文也并不占据数量优势，大部分研究还是延续着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套路，但是，当代文学批评新锐们对西方形式主义话语的运用确实制造了巨大的声势，令外国文学界自愧不如。今天看来，更值得深思的问题不是我们为何落后，而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落后感。窃以为，这种落后感不仅是对现状的一种反应，更折射出外国文学界对学科关系变化的敏感，以及笼罩着外国文学界的身份认同焦虑。在现代文学的概念还未真正确立、相关学科还未形成的民国时代，学者们根本没有将二者进行对比的意识，落后自然无从谈起。当时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并不固守门户，许多学者都是学贯中西的通人，以建设新文化的整体视野看待外国文学。“参考外国文学，创造新文学”是文学界的共同诉求。建国后，政治意识形态有力地控制了学术生产，现当代文学的生产与研究作为民族国家和阶级革命的象征，受到政权的精心扶持和操控，地位很快超越了外国文学。同样由于意识形态的控制，此时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民族意识非常鲜明，那就是以阶级革命为取舍评价标准，配合社会主义战线和外交工作的需要。重思想、轻艺术的倾向就在此时成为传统。八十年代早期，外国文学和现当代文学都迎来了学科大发展，虽然各学科仍然就共同问题发言，但日益明确的学科分界增加了学者们对本学科的价值怀疑。甚至可以说，正是学者们不断增强的学科意识，给自己带来了日渐浓重的困惑：在本土文学研究蓬勃发展的时候，外国文学研究的特性何在？价值何在？以今天的学术标准衡量，关注思想内容和主题研究并不一定代表着观念落后，真正分析透辟的主题研究与审美分析具有同等意义。

当时外国文学研究中最大的缺失也许并不是新理论运用和形式研究的落后，而是整体研究的缺乏深度。但在当时，所有持落后论者心中都有一个无需证明的预设：审美与形式批评是先进的，用西方形式主义批评进行的研究是先进的。相反，以社会历史批评进行的思想内容分析是落后的。这个预设蕴含着八十年代学界典型的认知框架：形式/内容、内部/外部的二元对立。在这两个二元结构当中，还存在着等级秩序，那就是形式与内部研究优于内容和外部研究。再深入挖掘下去，还会找到这个预设背后隐藏的更多的二元对立结构：西方/中国、新/旧、现代/传统、文学/政治。这些二元结构普遍地存在于当时知识界的价值判断当中，表现出同样的等级秩序，印证了杰姆逊的判断：“只要出现一个二项对立式的东西，就出现了意识形态，可以说二项对立是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鲈学界高举“审美”的姿态与“政治第一、文学第二”的意识形态对抗，在对抗中构建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八十年代中期，尽管各学科的主流研究模式仍然属于“外部研究”，只有当代文学明显转向了“内部研究”，但是“向内转”的声势如此巨大，已经成为学术界追求的理想和标准，甚至构成了一种“非如此不可”的强大压力，令所有逆流而动者忐忑不安。在这种历史语境当中，不但外国文学研究者深受落后焦虑之苦，各学科的学者都“被创新的狗”追得喘不过气来稣。

二新理论话语的运用被“创新”折磨的学术界选择了从西方“拿来”新武器。将新理论视为一种解读作品的工具，也许是当时中国外国文学界的“集体无意识”。事实上，许多西方理论在世界观、文学观上都与我们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相龃龉，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和接受者的历史及现实经验存在距离。当我们无法认同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文学观时，最现实的做法，就是将之视为一种批评工具。正如1989年第4期《文评》在《编后记》中表达的那样：“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我们坚持一元论，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主张多样化。”如果仅从论文数量判断，在热衷于审美分析和艺术探讨的学术大潮中，各家学术期刊重点介绍的形式主义文论、心理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巴赫金对话理论、女权主义批评、叙事学诸理论里，当属叙事学的批评应用最多。以《外国文学评论》为例，1987到1989年间共刊登130余篇作家作品研究论文，其中24篇采用了最新的批评理论和方法，达到总数的18%。这些文章运用的新理论及批评方法包括精神分析批评、新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理论、叙事学。其中，有8篇文章运用叙事学理论分析作品叙事艺术，占三分之一（。同一时期《外国文学研究》上刊登7篇同类论文）这类文章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福克纳、乔伊斯与格里耶都是关注焦点。细读这组论文会发现，当时学界对“叙事学”的理解与接受尚嫌粗浅，一部分文章只是对西方定评的简单重复，但也有一些论文已经能够跳出原理论的窠臼，并未将叙事文本视为一个纯粹由语言技巧构成的、完全与社会历史内容割裂的自律系统。它们最喜欢从“视点”和“叙述者”入手，将文本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之内，探寻作品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探讨《变》的第二人称叙述视角的文章中，作者非常精辟地指出了这一视角所折射的社会与文化意义，鲋而方平先生在研究《十日谈》叙述系统的文章中，更是时刻将叙述上的技巧与作品的思想主题和社会背景相联系，完全不曾受到叙事学鼻祖托罗多夫代表作《〈十日谈〉语法》的影响。在另一篇讨论《呼啸山庄》叙述手法的论文当中，他又以完全相同的模式分析了叙事技巧与作品主题的呼应。鲎显然，当时的一部分研究者并未真正接受叙事学理论的文学观，不是在文本中寻找叙事的共同规律，而是志在发现每一作品独特的叙事奥秘，为更好地理解作品而服务。在他们的文章中，甚至找不到一点相关理论的引用，或者是引用了而并未注明，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将“叙事学”作为一种新工具，去深入解读作品。同理，当时有许多文章使用“结构”“、心理原型”“、复调”“、神话原型”这样的新词语，却并不一定遵循它们在各自理论中的定义。正因如此，机械的数字统计其实不能完全反映出批评实践的变化。新理论话语的影响很难用量化的方式表现“。标新”者不一定真的“立异”，那些并不以新理论为题目夺人眼球的文章，也并非就完全与新理论绝缘。在八十年代后期，西方新理论话语对批评实践的影响并不完全表现在直接指导某一具体的个案研究上，也远远没有达到后来的深度和强度，学界对于新理论还没有产生后来那种顶礼膜拜的态度，几乎没有人会在论文中引“新”经据“新”典，以此来证明自己理论资源的纯正。可以说，八十年代，对于外国文学界来说，理论的“热”基本上还停留于理论研究阶段，在批评实践当中，理论的影响在升温，却并未达到“热”的程度。就这种状况而言，本学科的话语更新速度确实落后了，不过仍然踏上了学术界的整体步调——传统研究模式虽仍居主流，却已经失去话语强势地位。

综上，外国文学界仍然运用二元论的认识框架，用中国／西方、进步／落后的二元对立格局看待本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以文学／政治、内容／形式的两分法看待文学的功能和价值。总体而言，八十年代的外国文学研究基本实现了学科的目标——构建外国文学新秩序，为本土文学和文化建设提供参考。

作者：温华单位：解放军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