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华南农业的发展是与土地开发密切相关的。明代是华南土地开发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华南地区曾几次出现开垦土地的热潮，大片荒地被垦辟出来，成为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耕地。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明代华南耕地面积有了变化，耕地的分布不平衡，耕地的类型也是复杂的。本文拟从福建、广东、广西三个布政使司入手，具体探讨一下明代华南耕地的面积、布局和种类，从一个侧面揭示明代华南农业的发展状况。

一、耕地面积

关于明代华南的耕地面积，方志中曾留下来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实际上是当时地方所掌握的耕地数量，除“田”、“地”以外，还包括“山”、“塘”在内。从这些数据来看，在明代276年间，华南各地的耕地面积曾发生过一系列变化。

明代前期，以朱元璋为首的统治者从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积极招抚流亡，鼓励垦荒（注：《明会典》卷17；《太祖实录》卷12、87、179、193。）。在这种情况下，福建、广东、广西三布政使司所辖各府、州、县的耕地面积都比元代有了明显的增长。如福建福州府在元代有田4829.82顷，洪武十四年(1381)增至24809顷（注：正德《福州府志》卷7《土田》。），广东琼州府在元代有田15519.03顷，洪武二十四年增至19856.01顷（注：万历《广东通志》卷59。），广西庆远府在元代有田572.89顷，洪武年间增至2173.43顷（注：嘉靖《广西通志》卷20《田赋下》。）。据明代官方统计资料，当时华南共有耕地486004顷。其中广东耕地最多，凡237340.5顷；福建有耕地146259.6顷。广西耕地相对较少，只有102403.9顷（注：《明会典》卷17。）。在三省所辖各府中，垦田最多的是广州府，有46086.05（注：《永乐大典》卷11907。）。其次是肇庆府，有田38146顷（注：万历《广西通志》卷47。）。居于第三位的是梧州府，有田33365.24顷（注：嘉靖《广西通志》卷20。），然后依次是惠州府、琼州府、柳州府、高州府、雷州府、南宁府、邵武府，垦田都在1万顷以上。垦田较少的府是庆远、韶州、廉州等。在各府州所辖诸县中，广东南海县垦田最多，达26979.68顷，仅次于肇庆、广州、梧州三府。其次是乐昌县、东莞县、高要县、新会县，垦田也都在1万顷以上。垦田最少的县是韶州府的翁源县，只有88顷多一点。其次是韶州府乳源县、琼州府会同县、惠州府长乐县等，这些县份虽比翁源县的88顷多，但是垦田都在500顷以下。

明代中期以后，华南各地的土地开发仍在继续，但受到内忧外患的严重干扰。这一时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动荡，土地兼并，赋役繁重，福建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起义（注：《英宗实录》卷172；《明史》卷10。），广东爆发了黄萧养起义和瑶族、黎族起义，广西也爆发了瑶族、壮族起义。明政府多次调兵遣将，进行残酷镇压。另一方面，倭寇不断侵扰我国海疆，在福建、广东沿海各地进行烧杀抢掠。华南的许多地方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农民不能正常从事农业生产。土地开发呈现徘徊不前或升沉不定的局面。如福建韶武府永乐十年(1412)有田10066.30顷，宣德七年(1432)减至10065.41顷，正统七年(1442)增至10066.62顷，此后50年，田地数基本未变（注：嘉靖《邵武府志》卷5《土田》。）。据文献记载，这一时期广布政使司垦田数猛降至72324.46顷（注：《明会典》卷17《田土》。）。福建有耕地135166.2顷，居第一位。广西有耕地72324.5顷，居第三（注：《明会典》卷17。）。广东耕地面积尚不知明初广州一府，下降幅度如此之大，不合情理。嘉靖八年(1529)，霍韬在编撰《大明会典》时，曾对此提出疑问。他说：“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注：《明史》卷77《食货》一。），“若广东额田二十三万，今存额七万，失额十六万，又不知何故致此也？盖广东无藩府拨给，而疆里如旧。非荒据于寇贼，则欺隐于滑民也”（注：《世宗实录》卷102。）。他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荒据于寇贼”、“欺隐于滑民”。不管他的分析是否正确，广东耕地减少当是事实。这一时期广州府耕地最多，有田89864顷。肇庆府居第二，有田39470.43顷。其次是柳州府有田39014.21顷。潮州府居第三，有田29183.57顷。达到2万顷以上的府有惠州府、建宁府、梧州府、琼州府。达到1万顷的府有汀州府、雷州府、延平府、邵武府。田地最少的府是庆远府，有田2380.2顷；其次是平乐府、南宁府、廉州府、南雄府，田地都在五、六千顷之间，垦田达到万顷以上的县只有东莞、新会二县。垦田最少的县是庆远府的荔波县，有田84.02顷。其次为柳州府的怀远、迁江、洛容，平乐府的永安、修仁等，垦田均不足300顷。

明代后期，华南地区的内忧外患也相当严重，但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外来作物的传入，华南的土地开发开始向纵深发展，耕地面积又有了增加。如广东潮州府嘉靖三十一年(1552)有田29038.78顷，万历二十年(1592)增至36002.69顷。惠州府隆庆六年(1572)有田28933.34顷，万历二十年增加到46309.96（注：万历《广东通志》卷36、41。）。广东耕地数字为256865.1顷，又居于第一位。福建有田134225顷，退居第二。广西有田94020.74顷，仍居第三。以府而府，广州府有田103601.19顷，仍属第一。惠州府跃居第二，有田46309.96顷（注：万历《广东通志》卷36。）。琼州府居第三，有田36753.56顷。肇庆退居第四，有田36175.32顷。其次为潮州府，有田36002.69顷；福州府，有田25182.91顷。达到1万顷的府还有高州府和雷州府。田地较少的府是南雄府和廉州府。以县而论，东莞有田13135.36顷，仍居第一。番禺、新会也达到1万顷以上。田地较少的县是广东琼州府的感恩昌化、陵水、会同等，皆缘不足400顷。

二、耕地布局

如上所述，明代华南各地在不同的时期耕地面积是完全相同。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明代华南各布政司、各府、各县的耕地也是多寡不一的。就布政司而言，广东的耕地最多，有明一代，一般保持在23顷到30万顷之间。就府、县等行政建置而言，有些府、县田耕地很多，达数十万亩，有些府、县田地很少，才数万亩，甚至少到数千亩。这说明，明代华南各地耕地分布是不平衡的。

从现有田地数据来看，华南各府的耕地数字在有明一代曾达到400万亩以上的有广州、惠州二府。达到300万亩以上的有肇庆、柳州、潮州、梧州等5府。达到200万亩以上的有建宁、福州2府。达到100万亩以上的有高州、汀州、雷州、延平、南宁、邵武等6府。达到50万亩以上的有南雄、浔州、韶州、廉州、平乐等府。庆远府始终未超过50万亩。

各县耕地面积的差别也很明显。耕地曾达到200万亩以上的县有1个，即广州府的南海县。达到100万亩以上的县有5个，即：广东惠州府的归善、海丰、博罗、广州府的增城，潮州府的揭阳、潮阳、海阳，肇庆府的德庆、阳江，南雄府的保昌，雷州府的海康，琼州府的琼山；福建兴化府的莆田，福州府的福清，清宁府的浦城、建阳；广西桂林府的全州、永福、阳朔，南宁府的永淳、宣化。达到30万亩以上的府有31个。即广东广州府的三水、清远、香山，肇庆府的四会、新兴、泷川、高明，廉州府的合浦，琼州府的文昌，潮州府的饶平，雷州府的遂溪、徐闻，韶州府的曲江，惠州府的龙川、河源、长乐；福建邵武府的邵武，建宁府的建安、崇安、瓯宁，兴化府的仙游，汀州府的长汀，漳州府的龙溪，福州府的古田；广西梧州府的苍梧、郁林、藤县、博白，柳州府的融县，桂林府的兴安和灵川。达到10万亩以上的有广东潮州澄海，肇庆阳春，广州龙门，惠州永安，琼州儋州；福建汀州宁化，福州闽县，漳州龙岩、漳浦，延平尤溪，泉州惠安；广西梧州北流，寻州桂平等，少于5万亩的县有广西柳州府的怀远、迁江、洛容，平乐府的平和、永安、修仁，庆远府的河池、天河，广东韶州府的乳源，琼州府的感恩、昌化、陵水及福建建宁府的寿宁等。少于1万亩的县有庆远府的荔波等。

如果我们把明代华南各府的耕地数字和各县的耕地数字综合一下，即可看出明代华南耕地最多的府是广州府，耕地在7万顷以上，最多时达到10万顷。其次是惠州府、肇庆府、柳州府、琼州府、梧州府，耕地都在3万顷。再次是建宁府、福州府，耕地在2万顷到3万顷之间。耕地最少的府是雷州府，还不足300顷。其次是庆远府、平乐府、南宁府、韶州府、廉州府、南雄府等，耕地均少于1万顷。耕地最多的县是广州府的南海县，有田26000多顷，其次是韶州乐昌、广州东莞、广州番禺、肇庆高要等，耕地均在10000顷以上，耕地较少的县是庆远荔波、韶州、翁源、柳州怀远、迁江、洛容、乐平、永安、韶州乳源等，耕地都在300顷以下（注：以上数据，参见弘治《八闽通志》、康熙《福建通志》、万历《广东通志》、雍正《广东通志》、嘉靖《广西通志》、万历《广西通志》、康熙《广西通志》及天一阁所藏明代华南方志。）。这说明，明代华南的耕地主要分布在今广东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东西江中下游、海南岛、福建闽江流域及广西北部一带。今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和广西大部是明代华南耕地面积较少的地方。

耕地的多少与自然条件有关，与土地开发的力度也有很大的关系。一般说来，山区里耕地少，平原上耕地多；开发力度小的地方耕地少，开发力度大的地方耕地多。这是常理，勿庸赘言。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东西江中下游地区、海南岛、闽江流域和广西北部一带耕地之所以较多，是因为这些地方地势较为平坦，可耕地本身较多，在明代又得到了较大的开发。至于广东北部和广西大部耕地面积较少，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地形复杂或开发不足。明代福建的垦殖率在7.4%至8.1%之间，广东的垦殖率在7.8%至8.5%之间，广西的垦殖率在3.1%至3.4%之间。垦殖指数最高的地方是福建兴化，为22.64%。其次是广东南雄，为15%左右。此外，广东肇庆、潮州、雷州三府，福建福州、建宁、邵武三府的垦殖率也比较高。

三、耕地类型

华南地区地貌复杂，自然条件有一定的特殊性。华南人在开发土地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创造出了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土地利用方式，从而形成了一些不同的耕地类型。明代人在统计耕地时，一般将耕地分为“田”、“地”两种。如万历《建宁府志》卷13载：弘治五年，建宁府“官田地山塘园通共一千五百一十八顷五十四亩九分五厘二毫。内田一知四百八十三顷一十六亩一分八厘八毫，地一十七顷三十五亩一分六厘四毫……民田地山塘园二万五千三十顷三十八亩八分三厘毫。内田二万二千六百二十九顷七十三亩六分二厘八毫，地七百六顷七十二亩七毫”。这是大的分类，实际上“田”和“地”分别包括着一些不同类型的耕地。比如，福建漳州府所属各县的耕地有“洋田”、“山田”、“洲田”、“埭田”、“海田”五种（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4《漳州府·田赋》。）。广东广州府香山县耕地有“坑田”、“旱田”、“洋田”、“咸田”、“潮田”五种（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沙田》。）。广西的耕地亦有“大堰田”、“小堰田”、“车灌田”、“塘水田”、“泉水田”和“旱田”等不同的名目。这些耕地都可纳到水田和旱地两个大类中云。

水田是华南地区最主要的耕地类型。明代华南各地水田主要分布在江河沿岸、冲积平原、洪积平原、海积平原及山间盆地，名目繁多，不一而足，概括起来主要有洋田、围田、沙田、垌田、涂田、柜田、架田和圃田等等。

洋田是分布在大河中下游平原上的水田。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漳州府》条中说：“平旷沃衍，恒得水泉灌溉者为洋田”。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地语》中说：洋田分布于“沃野平原以得水源之先者为上”。可见洋田是土壤肥沃，灌溉条件很好的耕地。明代华南的洋田多在珠江、韩江、闽江等大江大河的三角洲地带，面积相当广大，在当时的各种水田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是当时华南最主要的耕地形态之一。

围田是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三角洲平原或海滩上开的有围堤环绕的水田。冲积平原、三角洲平原和海滩上的土地容易受到洪水或海潮侵袭，“筑土作围以绕田地可以防止水灾，保证丰收。因而从唐代开始，华南人即有修筑围田之举（注：曾昭璇：《岭南史地与民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4～140页。）。明代华南的围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高田处堰堤，低田用圩岸”（注：嘉靖《广东通志》卷26。）已成为当时土地开发的常规。在广东，“围垦进入高潮”，围田“成为河谷平原地区的主要土地类型”（注：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3页。），珠江三角洲一带出现的规模较大的围田即有南海县的良凿围、筲尻围、波湾围、茶步围、良安围，顺德县的白驹围、大成围、大洲围，新会县的天河围，清远县的石角围、长岗围，高要县的景德围、丰乐围等等。总面积达10000顷以上。围田土壤肥力较高，是种植水稻的理想场所。明人王圻对围田评价很高，他在《三才图绘》中说：围田可旱涝保收，“虽有水旱，皆可救御。凡一熟余，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赡及邻郡，实近古之上法，将来之永利，富国富民，无越于此”。

沙田是在三角洲新冲积成的平原、洼地上开辟的水田。这种田地并不是因为土质多沙而得名的。明人王圻曾对沙田进行过解释，他说：沙田“或滨大江，或峙中洲，四围芦苇骈密以护堤岸。其地常润泽，可保丰熟”，“或中贯湖沟，旱则平溉；或傍绕大港，涝则泄水。所以无水旱之忧，故胜他田也”（注：王圻：《三才图绘·地理》卷16。下同，不注。）。沙田一般位于三角洲的前沿地带，远离村镇而靠近大海。“农以二月下旬偕出，沙田上结墩。墩各有墙栅二重以为固。其田高者牛犁，低者以人秧莳。至五月而华，名曰田了始相率还家。”“七、八月时，耕者复往沙田塞水，或塞篊箔，腊其鱼、虾、蟮、蛤、螺、蛙之属以归。……禾既获，或贮墩中，或即舟载以返。盛平时，海无寇患，耕者不须结墩，皆以大船载人牛，合数农家居之”（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沙田的大量出现，是明代华南土地开发的新动向。沙田种植的关键在于排水防咸。各地沙田因开辟时间有早晚的差别而有高沙田、中沙田和低沙田的差别，但均以种稻为主，人工植被景观基本上是相同的。

垌田是分布在盆地、丘陵、台地上的水田。这种田地在华南出现较早，到明代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大抵福建、广东、广西各地均有分布，由于这种田地地势较高，因而引水灌溉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明代华南各地的大部分灌溉工程都是配合垌田而修建的。桐田的质量一般不如洋田、围田和沙田，但数量大，分布广，因而也比较重要。直到现在，垌田仍是华南地区比较重要的耕地类型之一。

涂田在有些地方被称作“埭田”和“潮田”，是在海滩上筑堤围海而开辟的水田。潮水所泛泥沙积于滩涂，面积大小不等，上有碱草丛生，经过改造可以耕种。涂田“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涂田很容易受到海潮的破坏，故涂田开成后，一般在“海岸筑壁或树立椿橛以抵潮泛”。这种田地也易受到旱灾的威胁，故多在田边“开沟以往雨潦。旱则灌溉，谓之甜水沟。”据说涂田产量相当可观，“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

柜田在形制上与围田相似，但规模比围田要小。这种田地有一定的优越性，“便于耕莳，若遇水荒，田制既小，坚筑高峻，外水难入，内水则东之易涸”，可种植生长期较短的水稻以及各种果树杂粮，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因则成为比较常见的土地利用方式。

架田即葑口，其法“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加上而种艺之。其木加田丘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浸”。架田古已有之，不自明始，但在明代得到了推广。明代华南耕地较为紧张，人们在不为围垦的同时，也注意到发展架田。因而江边湖岸常有架田出现。架田一般种植生长期短，产量高的优质水稻。但这种田地面积极小，故在华南的土地类型中所占比重很小。

圃田是种植蔬菜水果的田地，因常需浇水，故亦归入水田之列。随着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华南圃田有扩大的趋势。圃田与其他田地有所不同，“其田缭以垣墙，或限以篱堑”，实行精耕细作。“外周以桑，课之蚕利，内皆种蔬。先作常生韭一二百畦，莳新菜二三十种，惟务多取粪壤，以为膏腴之本。虑有天旱，临水为上；否则量地凿井，以备灌溉。地若稍广，又可兼种麻苎果谷等物，比之常田，岁利数倍”。

华南地区的耕地以水田为主，但因华南多册，旱地也占有相当的比重。现在福建旱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19.2%；广东旱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25%（注：《福建农业资源与区划》，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3页；《中国农业全书·广东卷》，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第8页。）。明代的情况大体上也是如此。从有关资料来看，明代华南的旱地主要有坡地、梯田和山栏地等。坡地数量不小，但资料不多。这里只简单地讲一下梯田和山栏地。

梯田是在坡上是按照等高线开辟的阶梯状田地。严格地讲，梯田并非都是旱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水田。因为梯田修在丘陵和高山上，旱地居多，故列入旱地类中。王圻在《三才图绘·地理》卷16中说：“梯田谓梯山为田也。夫山多地少之处，除磊石及峭壁全负不毛，其余所在土山，下自横麓，止至危巅，一体之间，裁作重磴，即可种艺。如土石相半，则必叠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势峻极，不可展足，播殖之际，人则伛偻，蚁沿而上，耨土而耕，踏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总曰梯田。上有水源，则可种秫粳。如止陆种，亦宜粟麦。盖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其人力所致，雨露所养，不无少获”。这段话对梯田作了很好的概括。明代以前，华南地区就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梯田。明代在开发山区的过程中，梯田的面积较前有了明显的扩大。这一点在前边已经有所涉及，此处不再赘述。

山栏地即畲田，是华南少数民族地区常见的一种土地类型。畲田起源甚早，初期实行“刀耕火种”。唐宋文献中均有对畲田的记载。明代华南少数心笔地区有了较大发展，畲田的数量随之增加。在耕作方法上，有些地方仍然保留着“刀耕火种”的传统。如明人顾岓在《海槎余录》中讲：“黎俗，四月晴霁时，必集众砍山木，大小相错，更需五七日，酷烈则纵火，自上而下，大小烧尽成灰，不但根于无遗，土下尺余，亦且熟透矣。徐徐转锄，种棉花又曰贝花。又种旱稻，曰山禾。……连收三四熟，地瘦，弃置之，另择它所。”但许多地方已改修梯田，不再用这种方法耕种。这一转变是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