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節四差之三﹕驛傳銀

四差之中，驛傳銀的發展，比較複雜。明初有糧僉馬戶和市民馬戶兩種。由於負擔額大，很早便形成了朋充的方式，即以一些殷實人戶為馬頭，以其餘單丁貧戶為貼戶。貼戶一般以錢銀代役，協助頭戶購買馬匹和供應糧草等工作。遇到馬匹倒死，貼戶亦需要負責分攤購買和運送另一匹馬的開支。這種方法一直維持到正德年間，也沒有多少變化。到了嘉靖三年盛應期在江西議行改革驛傳事宜，當年刊行的《嘉靖東鄉縣志》記載了改革之原因和內容，極具參考價值。編者首先解釋原來驛傳的安排和它的問題所在。他說﹕“先是，驛傳編差，或糧多而出銀數少，或糧少而出銀數多，如紅舡，站舡，舊編不滿五十石，每歲計費九兩七錢零。馬舡舊編糧一佰餘石，每歲所費不滿十兩。且以隔遠都圖人戶幫貼，多被詭類相欺，苦樂不均，”[1]當時撫州府通判秦鎰把原來編僉驛傳的方式，改為“照糧科銀，以銀編差，……順都順里幫貼。”[2]經過這次改革後，效果良好。

到了嘉靖15年，臨江府的編僉驛傳銀的方式，仍沒有改變。《嘉靖臨江府志》記載當時的驛傳支出共9,606.08兩。它包括糧僉外省各驛馬價、南京衛、江淮衛、南康遞運所和臨江府的驛遞各人夫、船隻、鋪陳、料價工食等項。現據《府志》，把各項支出分為五大項目，開列於下﹕

(1)北直隸永定等縣驛上馬58匹，中馬4匹，下馬6匹，每匹編頭夫4名，每名分別編糧160石、130石和105石，每名編銀分別為42兩、38兩和35.33兩。

[1]《嘉靖東鄉縣志》，上卷，頁43-44。

[2]同注1。

資料來源﹕《嘉靖臨江府志》，卷4，〈田賦志〉，頁78-80。以下2.3.4.5各項同。

(1)南京江淮衛水夫175名，每名編糧130石，每年徵料價銀5兩。

(1)南康遞運所水夫80名，每名編糧120石，每年徵船鋪工食銀8.16兩。

(1)蕭灘、金川、羅溪、玉峽四驛水夫、打船、鋪陳、站船成造、維修鋪陳各項合共1,920兩。

(2)清江遞運所水夫440名，每名編糧90石，每年工食銀7.2兩，打船鋪陳銀0.4325兩，合共7.6325兩。

到了隆慶年間，實行一條鞭法，驛傳的編派方式亦改為論丁糧僉派。與均徭銀相同，每二丁折糧一石，再加上扣除優免役的民米額，計算出每石之派銀數目。現據《隆慶臨江府志》，編成表18﹕

表18隆慶五年臨江府驛傳編銀表

資料來源﹕《隆慶臨江府志》，卷7，〈賦役志〉，頁40–43。

*原文為10,326.9兩，較此數多18.2兩。今仍據各縣總和。

根據表19，臨江府驛傳銀在嘉、隆年間袛增加約7%，是四差銀中增幅較少的一項差役。

到了萬曆25年，臨江府的驛傳銀額為6,,431.7995兩，是原額的62%左右，跌幅較大。

表19萬曆25年臨江府驛傳編銀表

資料來源﹕《萬曆江西省大志》，卷2，〈均書〉，頁13–15。

十四年後，臨江府的驛傳銀為5,156.79兩，較萬曆25年的額數再減少20%，其中清江縣的減幅竟達43%。

表20萬曆39年臨江府驛傳編銀表

資料來源﹕《江西賦役全書》，〈臨江府〉，總頁1076，1123，1222，1170，1266及表19。

總結一下嘉靖以來驛傳銀的發展，把各項資料編成圖3：嘉靖至萬曆年間臨江府驛傳增長趨勢。

(原圖略，現改編為下列資料)

嘉靖15年9,606.08兩

隆慶5年10,308.7兩

萬曆25年6,431.8兩

萬曆39年5,156.79兩

資料來源﹕《嘉靖臨江府志》，卷4，頁78-80；表18、19、20。

據上圖，臨江府驛傳銀在嘉、隆年間升幅較里甲銀、均徭銀為少。到了萬曆初年，張居工曾努力整頓驛站。由於相當見效，[1]故驛傳銀之跌便十分顯著。

[1]參考簫少秋《張居正改革》(求實出版社，1987)，頁135-140。

第二節四差之四﹕民壯銀

四差之中，民壯是最後出現的。洪武初年，曾立民兵萬戶府，選民間勇武之人，稍加訓練，有事用以征戰，無事則復還為民，有功的人則一體陞賞。[1]此乃屬於民兵的一種，以輔助正規軍隊。此種民兵與後來的民壯是略有差別的。[2]到了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發生土木之變，英宗北狩，明政府遂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事定仍復為民。[3]天順元年(1457)，再令招募民壯，凡鞍馬器械等物，俱從官給，若本戶有糧者，免五石，又免戶下二丁，以資供給，更規定民壯若有事故者，不許勾補。[4]

民壯初期的性質以臨時招募為主，到了弘治七年(1494)，改以僉編為主。政府希望有一定的民壯數目，以補充已日形頹敗的衛所制度，保障地方的安寧。同時，政府為減低開支，索性把各項招募費用取消，改為向州縣人戶征發。[5]它更規定凡“選取民壯，須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二名；五百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僉四名；一百以上者，每里僉五名。”[6]而僉取民壯，當於每里中財產丁口最多之戶內抽丁充應。[7]

民壯既以人戶的丁糧為據，故其僉編，不久便規定每十年通行審民壯一次，遇有身故疾病者，悉與僉換，不許仍於本戶內勾丁。[8]到了正德年間，江西仍然規定民壯“論丁糧僉充，十年一次……通計(江西)41,145名。”[9]當時袁州府曾奉例增設民壯數目，並規定“除宜春附郭外，其分宜、萍鄉、萬載各發一半回縣操守，一半編成甲隊，分三班輪流同宜春班隊操練新製堅利器械。”[10]此法是否通行江西全省，就不知道了。

到了嘉靖三年，為了減少人戶的負擔，規定“將四百名以上者量減四分之一”，並加強訓練，嚴禁包占、差遣之弊。當時臨江府額設民壯數目為四千，但各縣編僉年分多寡不一，故沒有詳細的紀錄。[11]

嘉靖十五年，臨江府的機兵(按﹕民壯)共3,032名，它的僉編方法是“十年一編，丁糧相兼，每名編糧有定，人丁各計縣數，多寡不一，每年工食銀七兩二錢。”[12]現據《嘉靖臨江府志》，編成表21。

[1]《嘉靖江西通志》(影印明刊本)，卷一，〈藩省、民壯〉條，頁15-16。

[2]梁方仲〈明代的民兵〉，載於氏著《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補編》(中州古藉出版社，1984)，頁172。

[3]同注4。

[4]同注4。

[5]同注5。

[6]同注4。

[7]同注5。

[8]同注5，頁173。

[9]同注4。

[10]《正德袁州府志》，卷二，頁14-15。

[11]同注4；又卷22，〈臨江府〉，頁7。

[12]《嘉靖臨江府志》，卷四，80頁。

表21嘉靖15年臨江府民壯銀表

資料來源﹕《嘉靖臨江府志》，卷4，頁80。

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江西建昌府進賢縣曾“奉議隨糧帶徵，照項給解”，並把民壯分為精兵和常兵二種，給予精兵較多的工食銀。[1]隆慶年間，江西行一條鞭法，臨江府的民壯銀約為21,549.6兩(見表22)。

[1]《嘉靖進賢縣志》，卷3，〈賦役〉，頁9。

表22隆慶五年臨江府民壯銀額表

(單位﹕兩)

資料來源﹕《隆慶臨江府志》，卷7，頁45。

比較表21和表22，我們發現兩者非常接近，反映民壯銀較為平穩。正如進賢縣所顯示，民壯的改革早在嘉靖末年出現，它以重新分配原來資源為主，故其額自然較其他差役銀穩定。

到了萬曆25年，臨江府的民壯銀降為15,319.192兩，降幅約29%(見表23)，反映民壯銀進一步降低。

表23萬曆25年臨江府民壯銀額表(單位﹕兩)

資料來源﹕《萬曆江西省大志》，卷二，〈均書〉，頁13-15。

到了萬曆39年，臨江府民壯銀為14,979.13兩，較萬曆25年稍減2%左右。

表24萬曆39年臨江府民壯銀表(單位﹕兩)

資料來源﹕《江西賦役全書》，〈臨江府〉，頁1077–1098，頁1125，頁1225，頁1173，頁1268。

總結嘉靖至萬曆年間民壯銀之變化(見圖4)，整體支費一直向下調低，其中隆慶5年至萬曆25年降幅近三成，最為顯著。

圖4：嘉靖至萬曆年間臨江府民壯銀增長趨勢。

(原圖略，現改編為下列資料)

嘉靖15年21,830.4兩

隆慶5年21,549.6兩

萬曆25年15,319.1921兩

萬曆39年14,979.13兩

資料來源﹕表21-24。

第三節江西一鞭法之評價

一條鞭法發軔於嘉靖初年，至隆慶、萬曆間始盛行，萬曆中年以後範圍幾已普遍全國。它是當時在曆史上和地域上的一種發展趨勢，在各時各地的辦法並不完全一樣。梁方仲先生指出它與兩稅法最不同的特點有四﹕其一、役與賦的合併；其二、往日里甲十年內輪充一次，今改為每年一役；其三，賦役徵收解運事宜，往日向由人民自理的，今改為官府代辦；其四，賦役各項普遍地用銀繳納，而實物與勞力的提供反居次要的地位。[1]

由於各地的情勢不同，推行的效果亦因此不同，故便出現激烈的辯論。[2]其中反對條鞭最力的是葛守禮，他認為山東“地瘠民貧，故禹貢列兗州為下下，今以北方各省例之，已自不倫，若概以江南之法，窮民止有逃與死爾。”[3]葛氏最主要的論據是南、北地力差異極大，南方田土可以負擔較多之徭役，北方則不能，故反對把部分差銀由田賦分擔的辦法。可是，在崇禎六年(1633)年刊刻的《崇禎歷乘》，指出山東地區在推行一條鞭法時，收到良好的效果。編者在卷七，〈賦役考〉總結出“條鞭之法有十利﹕通輕重苦樂於一里十甲之中，則丁糧均而徭戶不苦難，一也；法當優免者不得割他地以私蔭，二也；錢輸於官而需索不行，三也；又折閱不賠累，四也；合銀、力二差并公私諸費，則一人無叢役，五也；去正副二戶則貧富平，六也；且承稟有制而侵漁無所穴，七也；官給銀於募人，而募人不得反覆抑勒，八也；富者無弛擔而貧者無加額，九也；銀有定例，則冊藉清而詭寄無所容，十也。”[4]

由此可見，就算是同一地區也會出現截然不同的論調，所以，正確評估一條鞭法的貢獻，是十分因難的。同時，由於在隆慶、萬曆年間，首輔張居正曾致力推行一條鞭法，他曾說﹕“條鞭之法，近旨已盡事理，其中不便十之一二耳。法當宜民，政以人舉。民苟宜之，何分南北﹖”[5]於是，張居正在萬曆九年，下令全國推廣一條鞭法。由於張居正身後被抄家，他在萬曆初年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也隨之而付之東流。加上張居正死後，政治漸趨腐敗，一條鞭法雖仍有推行，但它的規制頓紊，出現條鞭之外，復有條鞭和條鞭雖已折差役，而里徭之科派不止等現象，[6]增加我們對一條鞭法評價的困難。

因此，筆者希望藉著江西臨江府在嘉靖、隆慶、萬曆期間，四差銀的增加趨勢，來說明江西一條鞭法的實際效果和歷史意義[7]。

[1]參考梁方仲〈明代一條鞭法的論戰〉，載於氏著《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頁307-308。

[2]參考前揭文，頁301-367。

[3]葛守禮〈與沈對陽方岳論賦役〉，載給《皇明經世文編》，卷278，〈葛端肅公文集〉，頁2948。

[4]轉引自樊樹志〈一條鞭法的由來與發展〉，載於《明史研究論叢》第一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頁147-148，注73。

[5]張居正〈答總憲李漸庵言驛遞條編任怨〉，載於《張太岳集》，卷29。

[6]參考樊樹志《中國封建土地關係發展史》(人民出版社，1988)，頁476-482。

[7]這袛從徭役項目來計算的，是政府徵收的額數，人戶的實際負擔可能稍高於此。根據江西省是推行一條鞭法較為成功的省分【據張棟言﹕“臣按﹕條鞭之法，雖概行於東南，而行之稱善者莫過於江右(即江西)。”(見張棟〈國計民生交詘敬陳末議以仰裨萬一疏〉，《皇明經世文編》，卷438)】，故兩者相差，不致太大。

表25嘉、萬(1522-1611)間臨江府四差增長表

(單位﹕兩)

*包括“帶徵里甲”銀。

我們現在根據表25的總數，編成四差銀增長趨勢圖。

圖5：嘉、萬(1522-1611)間臨江府四差銀增長趨勢。

(原圖略，現改編為下列資料)

嘉靖15年48,116.3142兩

隆慶5年68,359.52兩

萬曆25年57,322.3125兩

萬曆39年58,031,8519兩

資料來源：表25。

筆者相信，圖5正好客觀地反映江西一條鞭法的效果。從正德、嘉靖間起江西負擔徭役的數額不斷膨脹，人民之力幾竭。當時江西大吏，曾對平均賦役之法，講議逾三十年，迄無成效。劉光濟在隆慶元年(1567)出任江西巡撫，得到里居兵部侍郎萬恭力贊及一些府縣官員的協助，才創立“里甲條鞭法”，試行於南昌、新建二縣，明年，復立“坊甲條鞭法”和“禁約鋪行法”，又把條鞭法遍行於全省。[1]圖5明顯地反映江西臨江府推行一條鞭法的成效﹕第一，它說明對不斷膨脹的徭役負擔產生遏止的作用，並進一步把它的總開支削減。所以，到了萬曆39年，四差銀的總支出中較隆慶五年((1571)減少了15%以上，這反映一條鞭法在江西是非常成功的，它的效果是無容置疑的。第二，王宗沐說﹕“民所以病，非獨額也，而其弊不可勝數。其大者，初派時，在糧額有輕重，而戶、工部歲派或然，加增無定準，派官不一(一不﹖)察則算人悉散其重而執其輕，縣(懸)空數以市於民，而二部下檄布政司每省一分，則或每府一分，而其入，吏與部輸者分之，官不知也(按﹕此即以一科十之弊)。”[2]現在一條鞭法把“各項差役遂一較量輕重，係力差者，則計其代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係銀差者，則計其扛解交納之費，加以增耗。通計一歲共用銀若干，依照丁糧編派。開載各戶由帖，立限徵收，其往年編某為某役，某為頭戶、貼戶者，盡行查革。”[3]一條鞭法在革除吏弊方面，貢獻尤大。由於一條鞭法把各項支出，詳細開列，目的就是使徭役支出和各項物料供應制度化，以仰制其膨脹。由於項目分明，吏胥作弊的機會便大大減低。同時，人戶只根據由帖上的數目，依期納銀，完全解決了從前代役者追呼工食之害。

最後和最重要的，就是一條鞭法把徭役之各項支出制度化，打破了歷來“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傳統觀念。上文指出，張居正在萬曆九年(1581)推廣一條鞭法，可是，一條鞭法並不因張居正逝世而終止。相反地，它在萬曆年間仍然發揮壓抑徭役需求。穩定地方公費的功能。儘管當時的政治趨於腐敗(如神宗不聽朝和礦稅之害)，四差銀在萬曆中、後期只略為調高(以萬曆39年為例，只較25年增加1%左右)，無復在嘉靖年間大幅增加的情況。筆者相信這點最能說明一條鞭法在江西的實際效果和歷史意義。

[1]參考梁方仲〈明代江西一條鞭法推行之經過〉，載於氏著《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頁190。

[2]《萬曆江西省大志》，卷一，〈賦書〉，頁64。

[3]《萬曆大明會典》，卷20，〈賦役〉，頁15。

第四章結論

明代的社會經濟狀況，出現了不少改變。明初，承接元末大亂的局面，工商業大為停滯，整個社會帶有非常濃厚的自然經濟色彩。明太祖在訂定各種政策時，都受到這種時代背景的制約。例如，在洪武十四年，他把全國人戶分配成以一百十戶為單位的里甲制之下，作為對人戶徵發賦役的最基層單位。明太祖意圖利用里甲制度來管治全國。在里甲制度下，每里有里長十名，甲首百名，每年役里長一名，甲首十名，負責一里之公務。其餘里長、甲首，排年應役，十年一周，這是里甲正役。除此之外，又有雜役。雜役是包括里甲正役以外的所有徭役，範圍相當廣泛，而各地亦有因其特殊的需要，有所不同。以明代而言，徭役可分為四大役目﹕里甲正役、均徭、驛傳、民壯，後三者是由雜役系統分化而成的。

江西省在明代是一個經濟發展較佳的地區，由於里甲制度本身的缺點，江西首先出現均徭法。均徭法是針對明初雜役臨時差遣的缺點，容易引致吏書作弊和里甲科派徭役不公平的現象。均徭法把一里內的人戶，按照其丁產之多寡，預先安排各項徭役的僉派。人戶衹要完成指定的工作。就不再被臨時徵調作其他工作。因此，均徭法是包含徭役僉派制度化和固定化的性質。

隨著白銀的普遍流通和使用，工商業的不斷發展，江西的各項徭役都趨向於以銀代役。首先是人戶出資雇人代充徭役，其後是由官府衙門代為收集工食銀，然後雇人充役。此外，一些直接隸屬於官員的徭役如柴薪皂隸和馬夫，更是最早的一批銀差役目。這種情況，當然與白銀成為主要貨幣，關係最大。

明代中葉以後，徭役需求不斷膨脹。由於中央政府沒有充裕的地方行政經費，一般官員的做法是把地方政府的各項開支，全部由里甲人戶攤分。再者，江西在景泰初年推行的里甲歲辦銀法，是為了應付不斷增加的上供物料和公費的科派。其後，由於政治日趨腐敗，上供物料和公費不斷上升，形成里甲銀的數額急刻增加，由景泰至正德(1450-1521)年間，人戶的負擔大幅提高58%。所以，嘉靖初年，江西大吏開始對里甲制度下的徭役作出新的安排。原來由各里出辦里甲銀的方法，改為由一縣丁、糧分作十份，每年一份，以分攤全縣整個年度的各項支出。這種方法，不但包括原來的里甲銀，也包括均徭、驛傳、民壯三大役目，只是各項的具體安排稍有不同，如里甲銀例不優免，均徭銀可以優免等等。十分明顯，這和一條鞭法的精神，十分配合，只是形式上保留里甲制十年一役的安排。日後各項賦役改為一條鞭徵收，其淵源就在這裡。江西省在嘉靖初年已推行此新方法，反映它在明代徭役改革中的特殊地位。

到了嘉靖、隆慶年間，徭役需求進一步膨脹，人戶幾乎到了無法負擔的程度。除了役目和公費的不斷增加外，吏治的敗壞更令人戶對各種科索難以支應。中人之家一經應當解戶、庫子、斗級等重役，無不破家。江西的官員不斷尋求解決的辦法，都未能改善這種情況。到了隆慶二年，劉光濟得到首輔徐階的支持，毅然在江西推行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的主要目的在均平徭役，減少人戶的負擔。它的特點，主要有五﹕(1)賦與役的合併徵收；(2)完全取消徭役的定名指派；(3)賦役全部銀納化，全面實行雇役法；(4)徭役部分由田賦分攤；(5)改十年輪役為一年一役。

此外，一條鞭法是一種量出為入的理財方法，它總計各項支出後，把一縣丁、糧平均分攤。這方面是需要較精確的會計技術。同時，由於推行一條鞭法的官員十分注意抑制支出的增加，他們不厭其繁地把各項開支詳細開列，並詳細記錄各項支費變化的情況，目的是要把支出制度化和穩定化，以減低吏胥作弊和中央任意加派上供物料等情況。

梁方仲先生在〈一條鞭法〉一文中，指出“一條鞭法的產生，它的最直接的原因還是因為要改革役法。一條鞭法施行的過程，變動最劇烈是役法而不是賦法。”[1]據筆者對明代江西臨江府在嘉靖、隆慶、萬曆(1522-1620)三朝近一百年的徭役額的仔細比較後，證明梁氏的說法是有根據的。從江西的情況而言，一條鞭法是成功的，它在抑制不斷膨脹的徭役收額上，確有顯著的功效。我們比較隆慶五年(1571)和萬曆三十九年(1611)臨江府的四差銀額，四十年間下降了15%以上。這個研究結果，更能說明江西一條鞭法的貢獻和價值。

[1]梁方仲〈一條鞭法〉，載於氏著《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頁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