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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论家困惑和小村官破解

大理论家困惑和小村官破解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突破口在哪里?从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成百上千的理论家,写了成上千上万篇文章,见诸报刊。从各地执行的情况来看,多是抓住“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入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为湖北新农村建设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湖北日报的《前沿》论坛上,题目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是突破口——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建议”。文章中有一段很具体的论述:

“村村通电视、广播可以使农民更多地接触到现代化信息,村村通道路可以使农民更方便地融入现代化的市场体系中,才会有适应于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乡风文明’的建设。同时改革改善基础设施可以启动农村的存量需求,消化过剩生产力,打通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使农民收入得以快速增长,‘生活宽裕’的目标才得以实现”。

根据理论界的这一思路,武汉市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中,制定了一个庞大的“2087”计划(“20870”是武汉市辖区的农村总数)。第一个实施的村是黄陂区(原黄陂县)王家河镇的卧虎村中的老屋冲自然村。之所以选中这个自然村,因为在此之前,已有该村在武汉经商的60多位老板集资改造家园的基础。老板们先后集资20多万元修路、整修塘堰,还准备盖宾馆,把家乡办成依山傍水的生态旅游村。市里知道后,决定利用老板们的积极性,把老屋冲的改造,纳入市里的“家园行动改造”计划中,并给了卧虎村110万元的补贴。

有了老板们的“赞助”,又有了市里的“补贴”,老屋冲的改造计划,应该可以大功告成的了。但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三月,不到一年时间,计划卡壳了。原因在哪里?在于群众不积极配合。群众说:“出门有好路走,进门有好水喝,这是政府的恩情,也是老板们的积德”。如果要群众参与,出钱出力,他们就不干了,说:“政府要搞的事,当然由政府搞”;“你们拆了我的猪圈,当然要建好的还我”;“想做好事,你就把好事做到底”。这样一来,老板们就泄气了,干部们也迷惘了,“家园行动计划”就这样搁浅了。

《湖北日报》就老屋冲改造搁浅之事,发了一整版的通讯,题目是:《新农村遇到老观念破解还靠新思路老屋冲的故事发人深省》(摘文附后),只是“老观念”是什么?“新思路是什么?“发人深省”的是什么?文中并没有回答。往后,也没有理论家的高见,也没有专家学者的解惑。

近日,从参加今年“两会”归来的人大代表、洪湖市洪林村党委书记叶昌保同志手中,看到他在大会期间一份发言稿:《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我一读完,不禁惊叫了声:“这不是在为老屋冲的困境解惑么”。全文不长,却点中了老屋冲“家园行动计划”搁浅的要害,现抄录如下: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

在全国总体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我觉得,这无疑给全国农村、给亿万农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同时,也为“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但在如何围绕20字要求,建设新农村的问题上,我认为,现阶段就全国农村总体情况来说,还是要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主。我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第一,20字的新农村建设要求,本来体现的就是对一个村庄、一个集体的要求,而绝非是对一家一户的要求。既然是对一个村庄、一个集体的要求,就必须要有集体经济作支撑;第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无疑是农民,而在这之中,有一个靠谁去组织、去引导、去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想,上级组织给钱、给物、给政策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充分发挥好与农民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上下联动,形成合力,真正使新农村建设落到实处,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新农村建设具有生命力和可持续性。不然的话,新农村建设很可能就会落空。而要想让农村基层党组织真正做到有发挥这种作用的“底气”和“实力”,我认为,最大的基础和前提还要明确农村的发展道路要以集体经济为主。因为全国绝大多数村实行“大包干”后,集体经济几乎是“零”。而在集体经济为“零”的村庄,现阶段绝大多数还摆脱不了“小农意识”的农民,他们讲实惠是可以讲到这样地步的,既然“各搞各”下的村级党组织“无钱”为我们办事,我们还有多少必要同他一起走呢?同时,在这之中,村级党组织自身也很尴尬,就是自己很想为群众做点事、也很想为群众发挥点作用,但因为集体经济是“零”,从而让自己也深感被动和尴尬。

比起一些大理论家、大专家学者们,叶昌保只是一名最基层的小村官,为什么他讲的话,却比成百上千的长篇巨著更有份量,更接近真理呢?为什么他对流行的敝端能一针见血的呢?因为他的理论不是书斋里产生出来,而是他数十年实践的心血结晶。他为之奋斗的洪林村,现在不仅实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的目标,而且还实现了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包括住房、医疗教育、文化设施),都由集体保障。他有资格,有资本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我们现在有许多大理论家,在谈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道路时,总爱说“根据国外农村发展的历史经验”,如何如何……。国外(往往是引证西方、特别是美国)有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经验,怎么会找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道路呢?如是像党国英先生这样的研究农村发展的大专家,在得知小岗村交出土地集体经营时,竟怒气冲天地骂小岗人“迷糊”,并训诫地说:“全世界最好的农业是以家庭农场为基础”。那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大家办“家庭农场”去吧。小布什是农场主,不是成了总统么。

“老屋冲的故事发人深省”,深省之处就在这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的(这并不排斥借鉴外来的经验);中国农村的革命和建设,也主要靠农民群众的实践来完成。现在,有许多有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文章中,偶尔提到“农民是主体”,其实,应该是“农民是主人”。他们不是“受众”。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是靠农民自己,靠他们组织起来,建设自己的集体家园。如果农民是“各顾各”,你“恩赐”的再多,也难于改变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命运。实施“大包干”的安徽小岗村,得到各方支援的项目不多么,但还是难于解脱困境,因此,他们选择了“重走集体路”。

曾借用孔夫子的那句有名的话,告诫那些忘记社会主义的人,今天看来还有用:“好行小惠,言不及义,难矣哉!”

老屋冲的故事发人深省

故事之一:老板们热心建山村

人称三月好,春在枝头闹。

黄陂区王家河镇党委书记万立云的心头,却闹腾着一道难题:从该镇卧虎村老屋冲走出去的一群老板,去年主动集资,建设家乡。可当武汉市政府将该村纳入“家园建设行动计划”,并拨资帮助改造后,这些老板们的激情却像霜打的茄子——蔫了。

这是为什么?

带着同样的困惑,3月8日,记者来到老屋冲。

老屋冲是卧虎村的一个自然村,现有37户人家。近二十年来,从村里到武汉城区谋生的人不下三百,其中有60余人在汉口清芬路当上了销售五金电料的老板。

村里有个传统:每年正月十五,外出的人都要回乡玩花灯。

去年正月十五,由甘家明打头,一行人浩浩荡荡回乡来。但是,车开到村委会就“卡”住了——到老屋冲的1.3公里土路,宽度不到2米,而且凸凹不平。

40多辆小轿车,就这么“趴”在路边。老板们走在回乡的土路上,直觉得心里堵得慌。

晚上,花灯闹罢,老板们聚在一起,甘家明挑开了话头:我们在外发了,但生养我们的这片土地还是老样子,大伙能不能出点资,为改变家乡面貌做点事呢?

此话一出,百十号人积极响应。

说干就干,以甘家明、甘人泰、甘人刚、甘官心四人为首,马上联系施工队,把2米宽的路基拓宽至4米。

清明节,60多人回乡,小车顺顺当当开到家门口。

一种成就感,油然升腾在老板们心头。趁热打铁,他们进一步谋划:建公厕、修堰塘、整村容……

钱从哪里来?老板们慷慨解囊。甘家明、甘人刚各自出资1万元,甘人泰、甘安心出5000元;其他人我出1000元,我出500元。一下凑了10余万元。

村头那口30多年未挖过塘泥的堰塘,已雍积成一条小沟。老板们请来施工队,挖出一车车塘泥,运到后山脚下,然后到山头炸下1000多车石块,垒成齐齐整整的坡沿。一番打理,两口深5-6米、宽20多米、长300多米的堰塘,重又荡起了清波。

村头,两座粉红色的公厕也立起来了。面对环抱山村的满目葱茏,面对乡亲们渴望致富的眼神,一幅更宏伟的图景在老板们心中萌生:全面改造村落环境,建一家宾馆,利用村子背后的一座水库,把老屋冲建成依山畔水的生态旅游景区。

王家河镇党委书记万立云了解到老屋冲发生的变化,主动请来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院专家,对老屋冲改造进行整体规划。按此规划,所有房屋将改造成为徽派风格的民居。

甘家明说,他们先后两次集资超过20万元。要完成老屋冲的整体改造,这些钱远远不够。

就在此时,事情出现了意外的转机。

故事之二:市里推出大计划

去年春天,武汉市农业局局长吴福增(现任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在乡村调研,意外获悉老板们自发集资改造老屋冲的故事,顿时产生了兴趣。

吴福增一五一十向市长李宪生、副市长张学忙汇报了在老屋冲湾的收获。李宪生和张学忙听后,也很感兴趣,并率有关人员到卧虎村调研。

一个事关全局的大计划,就这样被催生出来。计划的名称,有人提议叫“农村883计划;也有人说武汉有2087个村,可叫“2087计划”;几经商榷,最终敲定,叫“家园建设行动计划”。

去年5月20日,“家园建设行动计划”在武汉市正式启动。全市2087个村中,110个村被列为试点。作为“启蒙”地,卧虎村理所当然进了“笼子。

由于进了政府的“笼子”,老屋冲获得了“家园建设行动计划”下拨的部分资金,并投入到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的改善。

经征求村民意见,并到江西婺源和安徽宏村考察,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拿出一份详尽的老屋冲规划设计图。李宪生市长看过规划图后,非常高兴,希望能把该村建设成为武汉第一村。

上有政府支持。下有百姓拥护,外有老板援助,一幅美好的发展画卷,似乎就要徐徐舒展开来。

然而,令万立云始料不及的是,老屋冲湾的家园建设行动却由此悄然停歇了。

这是怎么回事?

故事之三:村干部碰到“硬钉子”

看起来蛮理想的一幅蓝图,实施中,老百姓的反应却有很大的差异。

老屋冲的改造,概括起来,叫做“四改一硬化”。

1.3公里的进村公路,拓宽至4米,水泥硬化到村头。竣工那天,全村老小像过年,高兴的劲儿没法说。

村民原来用的是自压式水井。按规划,在村前的山腰里建了一座水塔,水管通到各家各户。记者到村民甘小发家里,水龙头一拧,甜滋滋的清泉水哗哗流淌。这件事,甘小发说,百姓个个都润心得很!

其余的几项改造,在村民意愿中,可就大打折扣了。

先说改厕吧。村子里,各家的厕所原来都建在房前屋后,露天式的,规划中是建3座公厕、2个沼气池还没个影,室内卫生间更不用说。村民的反应是:拉屎拉尿,自古以来都是房前屋后解决问题,哪有那多讲究?这一改,可说是基本“泡汤”。其间,虽说没什么冲突,但干部们的感觉是一头扎在了“软钉子”上。

改垃圾堆放,形式上也可以说是改了。在村里,记者确实看到了几个像模像样的垃圾堆放池,红砖砌墙,水泥糊面。但很奇怪,垃圾池里干净得很;老百姓的房屋前后,照样是垃圾遍地,有的甚至粪水横流。这一改,实际上流于形式,你改你的,我倒我的。

还有一改,对象是牛栏猪圈。规划中写道:根据村湾牲畜圈养实际情况,在村湾的东南侧建三位一体的牲畜饲养棚,面积80平方米。

这一改,村干部碰到“硬钉子”了。

干部们耐心说服:改圈,是为你们着想,改善卫生环境、少闻点臭气,还不是想提高大伙的生活质量嘛!

村民不领情,蹦出来的话儿冲耳朵——

“要臭臭我自己,你们瞎操什么心?”

“集中饲养,猪、牛被偷,找哪个赔去?”

“现在猪圈在门口,煮好的猪食倒进槽,连鞋都不会湿。你搬那么远,下雨下雪么办?”

僵持,说服;再僵持,再说服。现在,村东侧的猪圈牛栏倒是建起来了,但多数村民房前屋后的猪圈牛栏也还留着,猪崽儿也还照样在房子四周拱着地皮。

村干部觉得挺为难的。武汉市“家园建设计划”,对改厕、改圈、改垃圾堆放形式,是有评分标准的。其中,改厕30分,改圈30分,改垃圾堆放形式35分。达不到标准,对上不好交代。

故事之四:镇书记非常不满意

老屋冲的改造,本是老板们一把火点燃起来的,可这把火烧起来以后,老板们的激情怎么消退了呢?

甘家明介绍,当初,参与集资建设的老板,共有20人。虽说出资多少不等,但回报家乡的心情是一样的。自打进了政府的“笼子”,我们这些人的心思便有了变化,一个普遍的心态是:既然是政府的工程,我一个平头百姓,跟着瞎掺乎干啥。

“政府工程,你政府就得像模像样地搞”,甘人泰快人快语:“现在好多事都不透明,比如说,政府到底拿多少钱,搞哪几个项目,资金缺口有多大,不清楚。”

“不是我们不愿意出钱,但哪些归政府搞,哪些归我们搞,总要说个清楚明白呀!”

老板们不满意的另一个原因,是感觉村民“不配合”。

甘家明讲了个例子。修牛栏猪圈,每一间由政府补700元,另需400元,本该村民自筹。老板们豪爽,“贴”了。汽车把砖运到村头,后来要挪个百把米重建,可这千把块砖挪个窝的事,就是没人伸个手。没有办法、老板们又叫来一辆拖拉机,就是砖头搬上搬下,举手之劳,愣是没人动。

民居改造,规划中的点睛之笔,是把山墙及建筑入口的墙垛,加入由徽派马头墙演变而来的“垛子”。甘人刚、甘人泰、甘安心以身作则,把自家老屋改建成“示范房”,但往下就很难推动了。有的人家,当面说得好好的,过段时间回来看,一动也没动。

村民怎么想呢?

“政府该搞的事,当然要由政府搞”。

“你要拆我的猪圈,当然要建好新的还我”。

“想做好事,你就把好事做到底嘛!”

采访中,记者不时听到这样的声音。那么,干部们有什么说法呢?

在卧虎村村委会,支部书记余良顺解释,家园建设计划,2005年政府补贴到村的资金总盘子大约是110万元。老屋冲只是卧虎村的11个自然村之一。这是一笔帐。

政府拿的钱显然不足以完成老屋冲宏伟的改造计划。

不过,干部们也嘀咕:当初,政府没拿钱,老板们自发地干,干得有声有色;如今,政府支持,老板们怎么反而没劲了呢?

王家河镇党委书记万立云说:“老屋冲早在家园计划前,就自发搞新村建设,本来走在前面的,现在却搞得上不上、下不下,我非常不满意。”

说到这件事,大家都认为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一本刚刚翻开的画册,“搁”在那儿了。

甘家明希望,能和镇领导好好沟通一下,重新启动老屋冲的新村计划。

万立云表示,要和老板及村民好好谈谈,破解目前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