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晓光1，2杨金龙2作者单位：1．烟台大学海洋经济研究中心2．烟台大学经济管理

基于生态环境与路向优化的探讨

长久以来，海岸带资源的生态价值一直被忽略，事实上，海岸带的生态价值绝不亚于经济价值。有学者对海岸带生态价值做了具体量化分析，杨金森等在《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经济管理》一书中展示了这样一组数据：“沿海地区每平方千米平均每年给人类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大约为405200美元。以中国沿海滩涂面积计算这种价值，滩涂面积20779．3km2，生态服务价值约为84．2亿美元，约为697亿元人民币”［16］。正是基于这种价值取向上的认识转换，近几年来，生态系统理念在海岸带综合管理中的影响日益凸显，因而基于生态角度所进行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在具体论述中，大致又从生态系统管理的应用、战略环境评价机制的引入和海岸带环境危机管理等几个方面切题。

1生态系统管理在海岸带综合管理中的应用

生态系统管理“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生态系统的管理活动，而是人类重新审视自己的管理行为，从生态系统结构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角度出发来重新认识并管理人类的行为”［17］。目前，生态系统理念和方法成为海岸带综合管理研究的一个侧重点。叶属峰、温泉等提出海岸带综合管理应以EBM为指导原则，且以此为分析框架。陈宝红、周秋麟等则将海岸带综合管理与生态系统管理相契合作为论述的逻辑主线，“通过对生态系统管理与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比较分析，指出生态系统管理正是生态学中有助于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最佳工具，海岸带综合管理应以生态系统管理为基础”［18］。秦艳英等认为EBM理念的融合对ICM的实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不少海岸带管理，尤其是成功的ICM，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了EBM理念［19］。丘君等“结合EBM所提倡的原则、方法以及我国国情，提出为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应制定科学的管理目标，建立涉海机构和部门之间的有效合作机制以及扩展公众参与管理的渠道”［20］。郭境等还认为“开展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岸带综合管理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方法”［21］。赵鸣、郑伟等认为“针对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原因和面临的威胁，应采取海岸带现代管理模式，即面向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和基于生态系统进行海岸带综合管理，构建海岸带现代管理技术体系”［22］。可以说，此类研究均强调生态系统管理是海岸带和谐发展的重要维系工具。

2海岸带管理决策中战略环境评价机制的引入

战略环境评价是指对政策、规划或计划及其替代方案的环境影响进行规范、系统和综合的评价过程，包括根据评价结果提交的书面报告和将评价结果应用于决策中［23］。持该论点的学者认为，运用战略环境评价机制不仅能为海岸带综合管理决策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撑，而且能有效地评价海岸带综合管理的实践效能。张珞平、洪华生等学者认为“决策的失误远比项目的失误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如何保护好海岸带的资源与环境，加强海洋管理，完善海岸带综合管理机制，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SEA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24］。有学者对这一机制在海岸带综合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做了具体描述：“它能客观、全面和科学地了解环境状况及变化趋势，同时也是从整体、综合的视角考察环境状况及变化趋势的意义所在。目的是提高利益相关者对环境状况和变化趋势的了解，同时也为决策者提供根本的依据”［25］。可以说，海岸带管理中战略环境评价机制的引入为解决海岸带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破坏之间的冲突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性路径。但这一视角的探讨目前还未形成研究的自觉意识，相关文献并不多见，尚需进一步提升理论的发展空间。

3海岸带环境危机及海岸带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管理

作为海岸带综合管理的重要研究范畴，海岸带环境管理已成为一个重点话题，基于此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一致认为，目前中国海岸带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胡晴晖基于生态环境的视角认为，中国海岸带危机主要体现在3个层面：“①近岸海域污染问题仍然严重，近岸海域生态系统脆弱，大部分海湾、河口、滨海湿地等生态系统受到破坏；②陆源污染物入海总量仍然居高不下；③缺乏区域性污染防治协调机制与河海统筹的综合治理措施”［26］。鹿守本认为，“正是在自然和人类双重力量的有害影响作用下，海岸带的环境与资源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异常变化，发生了许多有碍可持续利用的严重问题，如不采取有力的对策措施，海岸带的可持续发展，将是一句空话”［27］。刘兰等也认为，我国海岸带环境“总体质量仍不容乐观。沿海滩涂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若不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必将直接影响到沿海地区的健康发展”［28］。在海岸带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管理上，学者们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观点。叶功富等“根据海岸带退化生态系统的特点，阐述了红树林海岸、沙质海岸和湿地海岸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的理论和实践，并提出进行海岸带综合管理的途径和具体措施：①制定海岸带综合管理规划；②海岸带开发与恢复相协调；③加强沿海防护林的经营管理”［29］。为避免海岸带资源破坏和生态进一步恶化，有研究者指出，需要利用人工措施对已受到破坏和退化的海岸带进行生态恢复管理［30］。还有研究者认为，划分景观生态功能区，建立若干典型的景观生态保护区，适度开发生态农业、河海牧场、生态旅游资源，实现河海陆一体化规划、开发和保护是恢复退化的海岸生态的重要途径［31］。彭本荣基于经济效益的维度提出了修复受损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方式与手段。他认为除政府投资以外，通过经济手段刺激海岸带生态的保育（Conservation）或者受损海岸带生态系统的修复，即通过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的受益者对正外部性的产生者进行付费，将正的外部性内部化［32］。左平等研究者也是基于经济维度对海岸带资源恢复管理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海岸带资源受到破坏时，一般不易被察觉；一旦被破坏，恢复又极为缓慢，甚至具有不可恢复性。大多数的海岸带资源属于这种类型，所以我们在进行ICZM时，需要对其进行正确的定价，使整个管理体系建立在正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之上”［33］。应当说，这些理论探讨为海岸带生态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们对海岸带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管理的思维路径。

空间区域特殊性的视阈

区域特殊性是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该视角的研究充分注意到地域分异在海岸带综合管理中的影响地位。其核心的立论逻辑是：中国拥有32000km（含岛屿岸线14000km）的海岸线，约285000km的海岸带，辽阔的“海岸带没有单一的基质，而是由两种基质组成。作为其中的一个基质———海洋是同一的，而其他景观基质则因地而异，表现为不同的形式”［34］，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目前，这类论述主要是基于3个地域空间而展开，采取的技术路线多是以地方海岸带的不同资源类型及特征作为研究思路，着重探讨区域特有的矛盾。

1河（江）口海岸带区域

作为地质活跃和敏感地区，河口、江口海岸带对于整个生态环境系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诸多研究者都以此为题展开理论探索。陈吉余等指出，“河口海岸是地球四大圈层交汇、能量流和物质流的重要聚散地带。该区域经济发达、人口集中、开发程度高，导致严重的环境变异、资源破坏，对区域持续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特别是我国流域高强度开发对河口和近海岸带有直接和深远的影响。为此，开展河口海岸环境变异的研究，为解决国家目标和海岸带资源可持续利用，无疑是非常重要而迫切的问题”［35］。周晓光对海河流域的河口海岸问题及其成因进行系统梳理和论究，强调“河口海岸带成为众多社会经济问题的集中点，所以河口海岸带综合管理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36］。陈国强等认为，“万泉河口是一个脆弱的快速变化的地域系统，大量的建设项目将不可避免地对港口沿岸的自然环境造成影响。因此，他们从万泉河口沿岸的沉积物分布特征、口门演变和稳定性等方面探讨了万泉河口发育和演变规律，从而为万泉河口海岸带建设与综合管理提供科学依据”［37］。基于长江口海岸的地质特征，有学者对这一区域海岸带综合管理进行了实证研究。葛向东等提出长江口海岸带生态环境较之于一般沿岸更加脆弱，“长江口沿岸是受河流水沙变化影响的前沿地带。自徐六泾以下陆岛岸线共约550km，地势低平，河滩沙地均是由现代泥沙淤积而成，结构松散、易受侵蚀，不少岸段滩窄坡陡，甚至无河滩，因河流供沙减少引起的侵蚀将对岸带的稳定构成极大威胁”［38］。张琦等以崇明岛的管理现状及问题为例，对长江口海岸带综合管理对策进行了探讨。“崇明岛位于长江入海口，崇明岛海岸带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显示实行海岸带综合管理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39］。

2湾口区域海岸带

海湾是海水、水盆、邻近陆域及其空间共同组成的综合自然体，在海岸带开发建设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张灵杰以乐清湾特有的海洋地质地貌以及动力沉积环境演变为分析背景，剖析了乐清湾海岸带开发建设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海岸带综合管理的具体实践路径［40］。车斌则对环北部湾海岸带的特殊资源环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环北部湾地区是我国唯一的‘热带性’和‘海陆界面性’重合地区。该区域物质资源之丰富是我国其他同等规模海岸带不能相匹比的”。他通过省察近些年海岸带开发利用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设计出环北部湾海岸带综合管理的策略选择［41］。易亮等在对莱州湾海岸带的特殊地质结构进行全面考察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莱州湾是中国典型的粉砂淤泥质海岸，区域内的晚更新世海侵地层中残留大量高浓度古卤水，加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活动的不断拓展，造成区域淡－咸水的平衡严重失调，莱州湾海岸带也因此成了我国海水入侵灾害最为严重的区域”［42］。李振等则运用地学知识构建决策树对1989—2000年胶州湾海岸带变迁的轨迹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胶州湾作为半封闭的浅海湾，人类对其影响明显。胶州湾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特点主要为：耕地迅速减少，城镇迅速扩增，养殖及盐田用地迅速增加，其他用地迅速增加，海域呈萎缩态势”［43］。也有学者以胶州湾海岸带为研究对象，认为“胶州湾是山东省的重要海湾，由于近些年围填海造地面积不断扩大，使得纳潮量减小，海湾自净能力变差，湾内污染严重，2008年胶州湾周边出现浒苔大量暴发的现象与湾内营养盐含量高，水交换能力弱不无关系”［44］。

3沿海城市海岸带

近年来，中国沿海城市高强度的开发活动打破了海岸带自身的平衡机制，使得沿海地区的发展与海岸带生态机制的脆弱性及资源有限性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冲突，然而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当中，各地区在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却又迥然各异。杨圣云等认为，作为海岛城市，厦门具有“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特点，其城市的发展与经济建设基本是在有限的海岸带空间中进行，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对于厦门市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探究尤为重要［45］。刘兴坡等则是立基于上海市地理区位的特点，“上海市是我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海岸带开发活动密集，近海环境与生态承受着巨大压力”［46］。所以，迫切需要对上海海岸带综合管理进行理论探讨，从而实现经济产业、社会公共空间和生态自然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张灵杰“以县城空间尺度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浙江省玉环县实施ICZM的基础条件”认为“玉环县在开发利用海岸带过程中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既有普遍的共性，又有地方的个性”［47］。同春芬等通过对辖区海岸带陆源污染现状及深层原因的剖析，认为“威海应借鉴厦门在海岸带综合管理方面创造的‘立法先行、集中协调、科学支撑、综合执法、公众参与’的先进经验，建立一个以海洋与渔业局为行政管理主体，环保、规划、科技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分工负责的海岸带综合管理体制”［48］，高晓路等则借助政策选择实验的分析工具，对天津市海岸带综合管理进行了实证探究，定量考察了天津市海岸带环境的价值及其在不同地区呈现的空间差异，对不同类型经济开发的空间影响强度及海岸带开发、防灾减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49］。罗章仁则对香港海岸带建设与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解析，他指出“香港海岸为山地丘陵溺谷海岸，沿岸平地狭小，建设用地不足。香港自开埠以来，填海造地补沿岸用地之不足，但是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①维多利亚港运作环境受到严重威胁；②港九海峡束窄变成‘河’；③海港环境污染加重，人们的生活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些影响已引起广泛的关注。现在，应对香港海岸管理进行认真的反思与检讨”［50］。上述以地域特殊性为视角开展的理论探讨，尽管选取的空间有所不同，但学者们认为，学术界应从区域海岸带的独特性出发，通过实践性研究，探寻走出管理困境的可行性途径，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已取得了共识。

利益冲突与协调论的维度

在海岸带管理和开发建设过程中，涉海管理部门与行业众多，因其各有一套独立的法律规则和体制机制，故此呈现出所谓的“孤岛”现象，即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均持有不同的利益偏好，以至于利益纷争是困扰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的主要矛盾，也是学术界亟待突围的一个重大课题。对此许多专家、学者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并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结论。黄康宁等通过对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现状的深刻分析，提出“我国的海洋管理体制是分散型行业管理体制。在众多的部门中，涉及海岸带开发与管理的则多达20余个，各部门因职责和分工不同，都对海岸带地区进行不同目标或对象的管理。……不同的部门因其职责不同，在管理中往往会造成管理上的‘真空’或重叠，使得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矛盾不断”［51］。娄成武基于行政管理学的学科视角，认为“我国政府目前对于海岸带资源的管理体制主要有两种：一是中央政府设置的行政部门负责相关资源的宏观管理；二是各级地方政府设置的行政或业务部门，负责所辖区域海岸带资源的具体管理。在这众多的政府部门中，一方面很多部门的管理范围出现重叠；另一方面不同部门拥有对不同资源的管辖权，经常造成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所以难免会存在着政府部门之间、中央职能部门的统一管理与地方政府利益之间的矛盾”［52］。赵明利等也认为，“随着海岸带开发利用的不断深入，参与海岸带开发管理的部门日渐增多，仅在海岸带地区范围内，我国涉海部门就有20个左右。不同的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能，对同一地区往往从不同的目标进行管理，或对同一对象从不同的角度或方法进行控制等，再加上有些地区管理分工不明，由此则容易造成部门间的不协调”［53］。在如何协调利益冲突方面，有学者提出要建立跨政府部门的海岸带管理机构，对既有的管制权进行整合，调整部门利益，以此达成部门的利益均衡发展［54］。也有学者主张，“尽快建立海岸带统一管理体制，以改变分散型的海岸带管理模式。包括行业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资源开发利用管理的协调机制、海岸带执法3个方面的协调机制，并通过制定法律来加强海岸带执法队伍及各部门执法队伍之间的协调和联系，完善海岸带综合执法体系”［55］。还有研究者立足于山东省实际，提出要划定辖区，设立海岸带管理委员会，强调地理区域上的突出和明确，进而在集中的区域内对各种权力进行协调［56］。除了上述的几种主要研究路向，还有学者对海岸带管理中产权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中国海洋大学王淼教授采用定性思辨的分析技术，强调形成海岸带公地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产权界定不清。他指出，“由于国家所有权长期缺乏人格化的代表，致使海洋资源资产产权权能缺乏有效界定，使得我国海洋资源资产的现实产权不明晰，造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缺乏协调，权益纠纷迭起”［57］。

未来研究展望

通过对海岸带综合管理研究向度的总结与考察，不难看出，海岸带管理问题已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备受关注的“显学”，同时也成为理论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众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充分体现了学术活力和对海岸带问题的现实关怀，也为我国的海岸带管理活动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蓝本和可供参考的理论范式。但就研究现状而言，目前，中国海岸带综合管理的研究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1）对于国外理论实践的本土化问题。鉴于中西方的文化管理习俗存在巨大的差异，社会基础也有所不同，作为舶来品，西方国家的海岸带综合管理能否嫁接到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并成为对推动中国海岸带管理发展有所裨益的本土化资源，的确尚需要进一步的论证。（2）理论探讨与具体实践的契合问题。海岸带管理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对海岸带综合管理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单纯、抽象的理论研讨，而需要切入到真实的实践领域并契合具体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符合中国特色、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与基本框架，进而推动中国海岸带管理实践的发展，实现理论与实践对接。（3）海岸带管理中的利益协调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虽然有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思想，但并未对此展开深入的挖掘与论证，只是停留在浅显的定性阐释层面，对于如何界定涉海各管理部门、各行业的权力和责任；如何建立综合管理的具体路径和调控机制；如何构建相关的保障性政策法规等操作性问题尚缺乏系统的研究，因而也就很难达到实践应用的目的。可以说，如何有效协调、处理好多元利益主体关系仍然是海岸带综合管理中的一道未解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