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农业保险运营体系有待完善

我国传统的农业保险发展路径是通过“上任务、设指标”来推动市场业务规模的扩大，到20世纪90年代，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但也有亮点。一是依靠新疆建设兵团的大力支持和隶属于建设兵团的新疆兵团财产公司（2002年更名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的大力推动，新疆的农业保险保持一定的规模；二是云南的烟叶保险也有着自己的特色。但新疆和云南农业保险的坚持主要取决于当地对重要农业生产的重视，其经验难以大规模复制。我国农业保险运营体系包括商业性运营模式、政策性运营模式和其他运营模式。商业性运营模式主要是指商业保险公司独立自主经营农业保险，自负盈亏。其他运营模式主要是指中国渔业互保协会采用互助保险模式举办渔业互助保险。当前，政策性运营模式是中国农业保险的主体，又可分为保险公司自营、政府委托保险公司代办和政府保险公司联办等三种模式。保险公司自营模式是指受政府政策支持，由保险公司自营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主要包括商业财产保险公司自办、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自办以及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自办等模式。政府委托保险公司代办模式是指地方政府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当地的农业保险，并予以财政补贴，典型代表是农业保险的“苏州模式”。“苏州模式”始于2006年7月，遵循政府支持、市场运作等原则，开展农业保险相关业务。中标公司承办农业保险，保费收入除部分开支管理费，余皆入农业保险基金，由地方财政专户管理，封闭运行。政府保险公司联办模式是指政府和保险公司共担风险的农业保险联办模式，在浙江、淮安、宿迁和北京均较为典型。其中“浙江模式”是由在浙多家保险公司组建的“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根据省政府授权运营农业保险，按照约定分摊保费、承担风险、享受政策，共同提供保险服务。“淮安模式”和“宿迁模式”是指政府与一家保险公司成立“共保体”，由政府和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条件或比例共同承担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北京模式”的特色在于除了政府和保险公司共担风险外，还引入再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瑞士再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共同应对农业巨灾风险。

二、农业保险业务方面

（一）日本农业保险对象和业务趋于成熟完善日本农业保险对象和业务在1947年后逐步开始实施时只有农作物水稻和麦类、桑蚕，家畜牛、马、种猪、山羊、绵羊。之后，伴随日本农业发展、灾害统计的进步、农户对灾害风险分担的需求增加等，于1949年增加了农业保险合作社及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会自主开展的保险业务。1972年和1978年分别增加了果树和旱田作物、园艺设施保险业务。2003年，扩大了农户自主选择农作物保险承保方式以及补偿比例的范围。2007年提高了大豆和马铃薯全抵承保方式的补偿比例。目前农业保险对象和业务见表1。日本政府强制性保险对象是关系民生的重要农产品水稻、陆稻与麦类作物；农业保险以农户需求为出发点，农户无需求的不在政府补贴的保险范围内。因为农户散养禽类的很少，基本是工厂化饲养与加工。现行农业保险品种和业务也是随着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户需求的变化而确定的。2005年日本水稻、麦类和乳牛的承保率已分别达到90.7%、86%和87.7%。日本农业保险具有一定强制性，日本政府规定，在农作物保险中，对稍具规模农户，如北海道水稻、陆稻经营规模为0.3～1公顷，麦类为0.4～1公顷及以上的农户；都府县水稻经营规模为0.2～0.4公顷，陆稻、麦类为0.1～0.3公顷及以上规模经营户，必须参加保险。小规模农户可通过加入农业共济组合申请农作物保险，如表2所示。

（二）中国农业保险对象和业务逐渐开展我国农业保险对象和业务涵盖种植业、养殖业、林业以及其他保险业务，其中种植业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园艺作物、水果和果树以及其他种植业保险产品等；养殖业包括大牲畜、小牲畜、家禽、水产养殖和特种养殖保险产品等；林业主要指森林火灾保险产品等；其他包括农房、农机具以及渔船保险产品等（见表3）。我国农业保险投保方式均为自愿参加，尚未出现强制保险。我国农业保险对象和业务基本处于试点或产品设计阶段，如安信农险曾选择上海南汇西瓜作为全国首个气象指数保险产品试点标的，人保财险针对海南的天然橡胶开展气象指数保险创新试点，国元农险选择安徽省长丰县、怀远县分别作为旱、涝产品的研发基地等。中国农业灾害的承保率（保险金额占中国农业生产风险总金额的比重）2009年仅为10.03%，距离农业发展需要和农户防灾减损需求相差甚远。

三、农业保险统计与补偿制度方面

（一）日本拥有较为完善的农业保险统计与补偿制度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局对各种可保作物都要进行年度收成抽样调查，以地域可保作物收成平均数确定保额，再根据每个都、道、府、县过去20年灾损资料计算出该地的基准费率（一般每3年修订一次），都、道、府、县政府再把所辖全部耕地（如根据地形、栽培作物、农户受灾几率等）划分为若干同类风险区，保险费率是由各个共济组合在不低于这个基准保险费率的范围内设定保险费率，也可在适宜合作社内，根据灾情制定各风险阶段的保险费率。不同风险不同费率既有利于地区或农户之间的公平，也有利于规避道德风险。因为农户支付的保费是根据以前的数据计算的，与农户获得保险金额的期待值相等。在农业保险理赔方面，为提高灾害补偿效率、减少或杜绝道德风险，对于小微灾害不进行受理。以农作物保险为例，农民虽然可选择不同的投保方式（见表4），但是质量保险、灾害收入保险和以农户为单位的全抵承保三种方式，却只适用于那些能够比较准确提供产量(及产值)销售资料的农户才能够投保。承保农户发生灾损后，可向共济组合发出灾损通知；随后共济组合进行灾损核实后向联合会报告；至于质量保险、灾害收入保险和以农户为单位的全抵承保三种方式的保险，由共济组合会员农户选举出灾害评价员与共济组合工作人员一起进行确认。随后，依据农协掌握的农产品销售数据为基础与该次收获后产量或产值进行比较，确定损失。以每块耕地（指由农田道路、田埂、水路等划分的小块耕地）为单位的承保方式和以农户为单位的半抵承保方式不利用销售数据，灾损评价员与共济组合等组织的人员一起确认灾损。若出现巨灾，联合会向农林水产省报告，由农林水产省认定损害程度；灾害规模较小的情况下，联合会可自行认定损害程度。不管具体情况如何，联合会都会将灾损最终认定的通知送达共济组合，共济组合据此为依据支付农户保险赔偿。整个损失评价过程，农户评价员起主导作用，因此纠纷极少出现。

（二）中国农业保险统计与补偿制度尚在探索之中鉴于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农业保险统计类型多样，尚未像日本形成科学有效的体系。目前的农业保险产品大多采取“主险﹢附加险”模式，例如，中央财政补贴支持的种植业保险，主险涉及6种主要灾害，不同的标的费率有所不同。在实践中，尽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着很大的自主权，但同样采取“主险﹢附加险”模式。正因为主险至少承保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自然灾害，使得费率偏高、保额偏少，农民灾后仅能获得基本的物化成本补偿（见表5）。

四、农业保险财政支持力度方面

（一）日本农业保险财政支持力度大在日本，从1929年《家畜保险法》颁布到1947年《农业灾害补偿法》颁布间的18年中，农业保险没有实质性进展。直到《农业灾害补偿法》颁布后，政府的大规模财政补贴和对种植业采取一定强制保险后，农业保险才逐步发展起来。目前，国家补贴农业保险费率在50%以上（见表6），补贴的农业保险事业费可达共济组合、联合会经常性事业费的50%左右。国家补贴这些费用的原因在于农业保险与一般损害保险相比，保险费率过高。例如，陆稻、麦类和水稻的全国平均保险费率分别为18.658%、11.578%和2.755%（见表7），是建筑物火灾（约为0.05%）的数十倍乃至数百倍，再加之农业保险运作经费，若由农户自己负担就很难使其愿意加入共济组合，况且确保粮食安全是政府的职责之一，国家在财政预算内补贴上述费用是必要的。

（二）中国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有限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发展一直有着政策支持。1994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就免征农牧保险营业税，2007年中央财政补贴才开始直接介入农业保险，国家政策开始从税收减免转向直接的财政支持。当前，就种植业保险而言，中央财政对黑龙江、内蒙古、吉林、河北、山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云南、海南补贴40%；对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补贴35%。就养殖业而言，中央财政对能繁母猪保险补贴保费50%；对奶牛保险补贴保费30%；对牦牛和藏系羊保险补贴保费40%。此外，中央财政对公益林和商品林分别补贴50%和30%保费；对海南的天然橡胶补贴40%保费。在已有的试点中，都只是在小范围试办，其推广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补贴力度不够，这种小范围的供给与农业防灾减灾的需求还有较大缺口。

五、农业保险法律法规方面

（一）日本拥有健全的专门法律法规世界各国农业保险的实践都表明，相对完善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是农业保险顺利开展的保障。日本是发展农业保险较早的国家，农业保险的地位及其运营规则都有专门的法律规定。日本1929年颁布《家畜保险法》，1938年颁布《农业保险法》，1947年修改合并两法为《农业灾害补偿法》，对农业保险的组织机构、政府职责、强制与自愿保险范围以及费率制度、如何计算赔款和进行再保险等有详细的规定。为更好的运作农业保险和让农户更积极地参保，日本农业保险相关制度已修订过23次，最新版本为2009年。迄今，日本已形成可持续、全覆盖、惠农保农的灾害补偿制度。

（二）中国尚无专门性法律法规我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农业自然灾害的风险转移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政策保障。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并非针对农业保险的专门性法律法规。我国的保险法主要是一部商业保险法，以商业保险法调整农业保险活动，难以建立起明确、稳定、清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关系。法制的缺失给农业保险实践带来了很多困难，如农业保险的定位、政府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作用和地位、对农险的支持原则、对农险投保人的利益保护、对保险公司的保护、如何保证农险的投保面等问题都难以明确或得不到有效落实。

六、日本经验对中国的借鉴

（一）赋予农业合作保险更多的发展空间日本经验证明，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农业保险更具可持续性。通过商业性保险公司独立经营或政策性运营模式运作农业保险，无法摆脱其逐利的动机，难免出现诸如风险高的业务不愿开展，赔付高的时候惜赔不赔，套取国家补贴等行为，加之农业保险预期收益偏低、业务分散、运营成本高、道德风险大等特点，农业保险很难得到有效推广和普及。结果，农业保险无法化解农业风险，更谈不上保农惠农。农业保险面对的是2亿农户，过高的交易费用和无处不在的道德风险是其死结。互助合作组织则是该死结的解决之道。事实上，一批政府支持的非营利性的农业互助保险组织已经存在，如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农垦互助保险、北京市果树谷物养鸡风险互助、石家庄奶牛互助会、浙江金华奶牛互助保险等等。农业合作保险的成本较低，可以减少道德风险和费用，并且能够形成会员之间的互相监督机制。农业合作保险或许能够缓解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的“高成本、高赔付率”的“双高困境”。因此，在农业保险制度框架内，借鉴日本官员在互助组织兼职等方式提高农业保险互助组织地位，赋予其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实施有条件的强制保险在我国国民经济各个产业中，农业生产周期长，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农户自身的防灾抗灾能力更是极其有限，因灾致贫的现象仍较为常见。提高农业保险的承保率可使农业风险得到转移、分散，可以实现将不稳定的风险转化为稳定风险，对解决“三农”问题十分必要。但农业保险现状却是：如果按农民能接受的费率，保险公司赔不起；如果按保险公司能接受的费率，农民保不起。而且，农业保险是一种道德风险相当高的险种，不同于其它商业性保险。正因如此，自然灾害让农业保险处于“赔不起、保不起”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所以，借鉴日本农业保险经验，实行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是提高承保率的一种可行选择。我国可将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如水稻、小麦、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保险和其它惠农政策捆绑，将农作物保险变成有条件的强制保险。

（三）建立巨灾分担机制日本的农业保险特别注重农业风险分散机制的作用，通过再保险和农林渔业基金等形式来分散农业保险经营者的风险。我国农业保险再保险业务极为罕见，也尚未有相对应的法律法规，包括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等商业再保险机构对农业保险的再保险问题非常谨慎。农业保险风险难以分担，商业再保险基于其高昂的成本，亦不适于农业保险。在国家缺少相应的巨灾基金，保险公司不愿独自承担不对称的过高风险时，再保险或农业风险分担机制缺失就成为农业保险健康发展的桎梏。因此，发挥政府和市场应对巨灾风险方面的合力，借鉴世界银行等提倡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的合作模式，即建立由政府主导，中央与地方财政支持，涵盖国内国际资本市场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是一个必然选择。

（四）优化保费补贴政策《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和《中央财政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等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对落实中央财政补贴对农业保险的大力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只有在省级财政部门和农户分别承担一定比例保费的前提下，财政部才给予相应的保费补贴的这种“联动补贴”方式，虽然在操作上有利于防止地方“套取中央补贴”，但其弊端也非常明显：一是这种补贴方式由于上级财政补助资金拨付的滞后性，会降低农业保险基金到位的及时率；二是可能引致补贴效果的“不公平差异”。与发达地区相比，往往更需要农业保险的粮食主产区和一些中西部地区由于财力困难难以长久支撑高额的地方财政补贴，使得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能更快和更多地享受上一级财政补贴，产生补助累退效应。因此，借鉴日本经验，从基本保障原则和现有财力出发，在关系国计民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调整和优化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相关政策，将试点保费补贴进行推广普及的基础上，由财政逐步承担一定比例的经营管理费，不仅可弥补财政救灾资金的不足，而且也有利于使财政负担实现均衡化，保障农业保险的可持续性。

（五）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借鉴日本农业保险的立法经验，制定适合我国需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如《农业灾害保险法》及其实施细则，是促进我国农业保险体系健全和持久发展的重要内容。

（六）农业保险产品向“菜单式”模式发展在今后的农业保险产品设计中，借鉴日本经验，可考虑采取“菜单式”模式。具体而言，提供给农民可以选择的一系列菜单，每个菜单承保一种灾害风险，不同风险区划的费率有所不同，由农民根据自己的需求按菜单自主选择。“菜单式”农业保险产品不仅有利于降低农业保险费率，而且更符合不同风险区划农民的差异化需求。

作者：鲍文单位：成都信息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