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胡梦飞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就是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的一种专业运输。“这种形式的水运在整个封建社会，曾关联着国计民生，被视为朝廷的血脉，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1](P1)作为明清时期运河沿岸重要城市，漕运的兴废对明清时期徐州城市的兴衰变迁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运河城市史的研究集中于天津、临清、德州、济宁、淮安、苏州、杭州等城市，对明清徐州段运河及其漕运的研究成果较少，关于徐州运河文化的研究更是长期缺乏关注。有鉴于此，笔者在依据相关史料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以明清时期徐州段运河及其漕运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论述漕运对明清时期徐州商品经济、地方文化、城市建设的影响，以求为当前徐州城市发展及运河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提供经验和借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徐州区域社会经济史和运河文化研究的不足，并为大运河申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定的支持。明清时期徐州地方行政区划经历了很大的变革，本文所指的徐州特指清代徐州(徐州府)管辖下的铜山(包括今徐州市辖区)、丰、沛、萧、砀山、睢宁、邳州和宿迁等地区。

一、明清徐州段运河河道变迁及其漕运发展情况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为抵御金兵南下，在河南滑县李固渡以西人为地掘开黄河大堤，黄河经滑县南、濮阳，鄄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注入泗水，又由泗水入淮河，经徐州、宿迁、淮安沿线的淮河入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河夺泗入淮”。从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泗入淮”到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黄河流经徐州长达757年，徐州黄河河道也在元明清时期相当长的时间里被用作运河河道。

（一）明清时期徐州段运河河道的变迁

元代由于定都大都，政治中心北移，为缩短陆上运道以利于南粮北运，遂在济宁以北先后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和通惠河，初步建成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原来的济宁至徐州泗水河道和徐州至淮安的黄河河道(被黄河侵夺的泗水河道)作为运道的一部分，被纳入了南北漕运系统”。[2](P22)

明朝建立后，沿用元朝开凿的运道。明代前期徐州段运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黄运合一，黄河河道被用作运河河道。同治本《徐州府志•河防考》“运河篇”专门记载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南阳新河开凿之前的徐州运道：“自桃源县崔镇而西二十里，至古城驿入宿迁县界，又西二十里为洋河口，又十五里为陆家墩，又十里为小河口，又十五里为宿迁县南，又十五里为骆马湖口，又十五里为汊路河，又二十里至皂河，接邳州界，又西十里至直河口，又三十里至匙头湾，又二十里至邳州城南，又二十里为乾沟，又二十里至睢宁县之新安驿，又十里为马家浅，又二十里为灵璧县之双沟，又五里为徐州接境之栲栳湾，又十五里至房村，又十里至吕梁洪，又二十里为黄钟集，又十五里为樊家店，又七里为狼矢沟，又十八里至百步洪，又二里至州城，东北入泉河，又西北二十里为秦梁洪，又十里至茶城，又十里至梁境闸，又四十里至留城接沛县境，又北十里曰谢沟闸，又十里曰下沽头闸，又北五里曰中沽头闸，又五里曰上沽头闸，又七里曰金沟闸，又十里至沛县城东，又北二十里曰庙道口闸，又北十八里曰湖陵城闸，入山东鱼台县界。此元末至明嘉靖四十年之运道也”。[3](P439-440)

从明朝正德年间开始，徐州运道不断受到黄河水患的危害，黄河的泛滥溃决构成了南北漕运的严重威胁。明清两代为避黄保运，相继在徐州及其附近地区开挖了南阳新河、泇河和中河等新运道。这三段新河道统称为中运河，北起山东鲁桥以南，经南阳、夏镇、泇口、邳州、宿迁等地，至淮安入黄河。在开凿的几条新运道中，以泇河的开凿对徐州的影响最为显著，泇河开凿以后，“徐州附近运道从此废弃，徐州也就开始走向衰落，这是徐州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4](P97)

但是，由于所开运河河道相对狭窄，原来的徐州黄河运道仍旧发挥作用，直到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由山东利津入海，而山东以南、徐州以北的泗水由于淤塞严重而断流，从山东境内直接入运河，泗水在徐州才完成了运河的使命，徐州漕运历史最终结束。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是“徐州城市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使徐州完全失去它借以发展起来的水路运输的有力条件”。[4](P97)从此之后，徐州就逐步陷于“黄沙弥望，牢落无垠，舟车罕通”的衰败景象。元明清时期徐州的这段黄河运道现在被徐州当地百姓称为故黄河。

（二）明清时期徐州段运河漕运发展情况

作为南北大运河中极为重要的一段，明清时期大量漕粮经徐州段运河北上。《明史•食货志》记载：“初，运粮京师，未有定额。成化八年始定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其内兑运者三百三十万石，由支运改兑者七十万石”。[5](P1918)

除正粮400万石外，成化以后增加的江南五府专供皇帝用的白米18万石也由此而过，据嘉靖《吕梁洪志》记载，“江东民运白糙、粳、糯，每年过洪者：曰常州府及武进等四县；曰苏州府及吴江等六县，太仓州；曰松江府及华亭等二县，共粮一十八万八百六十余石，则以民舟运之，不下千余艘焉”。[6](P280)

唐龙《吕梁洪志序》也称：“国家定赋，岁漕米四百万石，白糙粳糯一十八万石”。[7](P1955)明代万历年间泇河开凿以后，经徐州段运河北上的漕船数量大为减少。清代雍正年间，徐州升州为府，邳州和宿迁划归当时的徐州府管辖，邳宿段运河也成为徐州段运河的一部分，每年也有大量漕船经徐州邳宿段运河北上。

漕粮之外，还有土宜。为体恤运军，从明代洪熙元年开始，准许运军除正粮外可附载相应货物，以补充盘剥折耗的费用，官司机构不得阻拦。以后规定有所变化：“成化元年允许各处运粮军附带土产货物至河西务、张家湾等处变卖，免其税课；弘治年间题准运军附带土宜不得超过10石；正德间准许用余米买卖弓箭；嘉靖间题准运军可附带土宜增至40石；万历时又将土宜增至60石”。[8](P769)

清代“又从康熙年间的每船60石，增至嘉庆年间的150石，土宜的范围也不断放宽。乾隆年间又准许回空漕船免税携带土宜60石，嘉庆时增至84石”。[9](P80)由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徐州段运河漕运之繁忙。

二、漕运对明清时期徐州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交通是城市商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运河作为古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交通运河线路之一，其主要功能就是漕运，伴随漕运而来的私货运销和南来北往的客商无疑对其沿线城镇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漕运与明代前期徐州商品经济的繁荣

运河的流经与漕运的便利促进了明清时期徐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明代徐州为例，当时的徐州舟车鳞集，贸易兴旺，大批商船往来频繁，逐渐形成南北物资交流中心。每年由徐州段运河北上的漕船约12000艘，运军12万人，运送漕米达400万石“。凡江淮以来之贡赋及四夷之物上于京者，悉由于此，千艘万舸，昼夜罔息”。[10](P188)

明人陈仁锡《重建徐州洪神庙记》称：“凡四方朝贡转漕及商旅经营者，率由是道”。[11](卷54)成化年间，李东阳在其《吕梁洪修造记》中记载当时的徐州“使船往来无虚日，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率此焉道，此其喉襟最要地也”。[10](P193)

清代同样有大量商船经过徐州邳宿段运河，“起码从明代中后期始，运河的商品流通量当已超过其漕粮运输量，清代更远胜于明代”。[9](P80)水陆交通的便捷，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徐州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到明代中期，很多人搬到城外滨河而居，“城外临河而居者，皆负贩之细民也”。[3](P466)万历年间河臣刘士忠在其《酌议泇黄便宜疏》中记载当时繁荣时期的运河城镇徐州“舳舻衔尾，旅店如云，贸易商贾，在在闹市，不惟土著者获利无穷，即宦于其地者，用物宏而取精多”。[7]

朝鲜人崔溥在其著作《漂海录》中更是称：“江以北，若扬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济宁、临清，繁华丰阜，无异江南”。[12](P193)明代前期徐州段运河上过往商船数量众多，商船税收入于是成为重要的财政来源，政府在这些客商辏集处设钞关，“于是有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不税其货。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5](P1976)徐州钞关由徐州户部分司负责，专门征收商品流通税。此外，还设立负责征收船料税的吕梁洪工部分司，“自南京至通州，经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船百料，纳钞百贯”。[5](P1976)由徐州运河钞关的设立可见明代前期徐州商船数量之多以及商品经济的繁荣。

（二）明代后期泇河开通后徐州地方经济的衰落

明代万历年间为避开黄河水患对运道的威胁而开凿了泇河，泇河的开凿带来了运道的东移，致使徐州交通优势丧失，商品经济迅速走向了衰落。泇河开通前的徐州是苏北运河沿岸一处重要而繁荣的商业城镇。“泇河开通后的第二年，过徐州段运河北上的漕运船只就减少了三分之二，徐州的商品经济发展因此出现了很大的衰退”。[13](P164)随着泇河的开通,外地商贩纷纷离开徐州，店铺随之大量迁移，以前从事码头服务业、搬运业的人员或失业或转移他处，徐州流动人口大量减少。明末清初学者谈迁在其《北游录》中评价泇河开凿后的徐州说“:自泇河改，徐、邳寥寥”，[14](P25)以此形容当时徐州经济衰退、人烟稀少的的社会状况。万历年间的《明徐州蠲免房租书册》记载泇河开通后的徐州：“闾阎萧条，井市零落，且连岁灾沴频仍，河工叠举，小民艰苦可谓极矣。以关厢言之，在通衢街道数条，人烟尚而稀疏，贸易亦皆冷淡”。[15]

泇河的开凿是徐州历史上城镇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惟泇一成，漕向滕、峄、郯、沭，而背徐、邳、桃、宿。向者日渐纷华，则辗然喜；背者日渐寥落，则穆然嗟”。[7](卷478)明人沈德符在其著作《万历野获编》中记载泇河开通后的徐州：“自通泇后，军民二运，俱不复经。商贾散徒，井邑萧条，全不似一都会矣”。[16](P329)在泇河开通后的明清史料以及徐州地方志中，我们很少再看到有关徐州运河及其城镇经济发展的记载。泇河的开通因而成为明代徐州城市兴衰发展的转折点。

（三）漕运与清代徐州窑湾古镇商品经济的繁荣

泇河的开凿在导致徐州商品经济衰落的同时，却给新运道沿线的窑湾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新沂市窑湾古镇在清代属徐州府所属邳州管辖，东临骆马湖，西面和南面依傍大运河，随着泇河的开凿而逐渐兴盛。在大运河开凿之前，窑湾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镇。泇河完全开通后，每年有近万艘来自江南的漕船“取道骆马湖,由湖面行四十里始得沟河,又二十里至窑湾口而接泇”。[17](P81)

清康熙年间靳辅等又开中河,以人工运道取代骆马湖至淮阴间的黄河故道,因为窑湾恰好位于泇运河与骆马湖的连接处,上承泇河，下启中河，窑湾的地位开始变得重要,逐渐发展成运河邳州段的重要水陆运输码头。邳州地方志记载了窑湾繁荣时的盛况：“窑湾，邳宿错壤，绾毂津要，一巨镇也，昔者，漕艘停泊,帆樯林立,通闤带闠,百货殷赈有幸使过客之往来，或舟，或车胥宿顿马。繁富甲两邑，大腹巨贾,辇金而腰玉,倚市之女,弹筝砧屣,有扬、镇余风”。[18](P462)晚清鼎盛时期的窑湾，来自全国18个省的商贾在此设立会馆，筑店经商，钱庄、当铺、茶馆等店铺多达600余家，以至于当时的窑湾有“苏北小上海”之称。

三、漕运对明清时期徐州地方文化的影响

运河及其漕运在带动明清时期徐州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对明清时期的徐州地方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促进徐州运河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仅以运河与明清小说与徐州地方戏曲的形成和传播以及徐州运河建筑文化的繁荣为例，阐释漕运对明清时期徐州地方文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徐州运河与明清小说及戏曲的形成和传播

明清时期，随着城市生活的丰富和市民文化的发展，明清小说走向繁荣，以《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巅峰“。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均诞生于运河地区，其作者、成书背景、内容、传播莫不与运河沿岸的生活和文化密切相关”。[19](P244)明清小说和运河文化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运河文化哺育了明清小说，明清小说光大了运河文化”。[20](P7)具体到徐州，值得一提的是《金瓶梅》与徐州运河之间的关系。

成书于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的《金瓶梅》，旧题兰陵笑笑生作，学术界关于该书作者虽然至今尚无定论，但大多数学者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为运河地区人或长期生活在运河地区，因为小说中主要人物、事迹多发生在运河城市，书中对运河城市商业经济、市民生活的描写深入细致，甚至有学者认为《金瓶梅》全面反映了明代京杭大运河的各种特征，并且通过黄河和运河的种种特征证明了故事叙事地点“清河”实是徐州；“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可见明清小说与徐州运河关系之密切”。[21](P48)运河水运的四通八达，不仅密切了南北方政治经济联系，也促进了南北之间文化的交流，为古典小说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徐州运河作为京杭运河极为重要的一段，无疑发挥了传播媒介的作用。

运河对促进运河沿岸城市音乐戏曲的繁荣兴盛、南北方戏曲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徐州地方戏曲丁丁腔的形成为例，徐州“丁丁腔”，初称“太平歌”，是徐州特有的戏曲种类，它的形成与传播和南北漕运密切相关。明末清初地处大运河、微山湖一带的铜山、利国、季堡、厉湾等经常停泊由南方往京城漕运粮食的船只，船上有很多会唱南方小调的人。当地农民耳濡目染渐渐地学会哼唱，久而久之形成这一样式。后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由独唱而对唱、合唱，发展为戏剧形式。主要伴奏乐器为月琴，以其声“丁丁冬冬”清脆悦耳，遂以“丁丁腔”名之。

总的来说，大运河在徐州地方戏曲的形成、发展与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运河沿岸的地方戏曲也成为当今运河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漕运与徐州繁荣的运河建筑文化

漕运在促进徐州商业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孕育和滋润了徐州丰富多彩的建筑文化。明清时期徐州运河区域的建筑文化主要分为水利工程建筑和城镇商业建筑两大类。明清时期徐州水利工程建筑主要包括故黄河护城石堤、荆山桥遗址、《疏凿吕梁洪记》碑、韩坝闸、大屯闸、蔺家坝、周庄闸、广运仓遗址等近30处，这些作为目前为数不多的徐州段运河水利工程相关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明清时期徐州水利文化与建筑文化的繁荣，弥补了徐州运河文化研究的空白，同时为京杭大运河水利工程史、管理历史及桥梁与建筑技术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城镇商业建筑包括徐州户部山古建筑群和新沂窑湾古镇。它们见证了运河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以及独特的运河生活，并在其历史格局、建筑形式等空间中留下鲜明的痕迹，反映了大运河所影响的经济和社会特征，为大运河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历史资料。

四、漕运对明清时期徐州城市选址和建设的影响

城市的发展和其所处的地理区位密切相关。从古至今，交通运输条件都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运河漕运作为古代最为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之一，必然对其沿岸城市的选址和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一）运河对明清时期徐州城市选址影响的表现

“古代徐州城市选址几经变迁，在影响其选址的若干因素中，运河漕运的影响可谓重中之重”。[2](P25)运河作为漕运通道的社会属性对城市选址的影响：运河使徐州古城所在的地理区位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军事政治地位，使得徐州自古以来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尽管屡次为徐州带来兵灾，城市选址却总是格外青睐这里。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可以看出水运交通对徐州城市选址的影响。春秋时期的彭城就建在汴泗交流之处。之后历经汉代、东晋、南北朝、隋、唐、宋，虽然间或有汴水暴涨淹没城池、战争中决水灌城、镇压农民起义毁城等历史事件，但徐州古城还是一次次在原址上重建，而且规模时有扩大，更加壮观。徐州城虽然总是毁于漕运伴生的水患和兵灾，但它的屡次修复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漕运。

元朝至正十一年(1351年)，芝麻李起义占领徐州城，控制运河，阻断元朝漕运通道。于是，丞相脱脱亲自率领大军攻打徐州。经镇压炮轰，徐州城池遭到严重毁坏。至正十三年(1352年)，降徐州路为武安州，迁到城南奎山北麓一带，城址范围非常狭小，不利于建城。明朝建立后，洪武初年，再次迁往旧城，垒石砌砖，修建了周长九里的新城。新城的城墙高三丈三尺，护城河深宽各两丈。

天启四年(1624年)，徐州发生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黄河水患。《明史•河渠志》记载：“天启四年六月，(河)决徐州魁山堤，东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门至云龙山西北大安桥入石狗湖，一由旧支河南流至邓二庄，历租沟东南以达小河，出白洋，仍与黄会。徐民苦淹溺，议集赀迁城。给事中陆文献上徐城不可迁六议。而势不得已，遂迁州治于云龙，河事置不讲矣”。[5](P2071)

黄河决口导致徐州城中水深一丈三尺，官署民房全被淹没，不得已州城移到城南云龙山东，离旧城二里。兵备杨廷槐强请迁城于城南的二十里铺。新城已建设十余月，给事中陆文献上《徐州不宜迁六议》，迁城的事情才算作罢。在其论述“徐州不宜迁”的六个原因中第一个就是“运道不当迁”。同治本《徐州府志•建置考》记载了他这段话的原文：“一为运道不当迁。每岁粮艘由清河而入，近虽有泇河可行，然河势狭窄，冬春回空，必资黄河故道。黄水多泥而善走，六十年前，徐州以下号为铜帮铁底，以河至此安澜也。嗣后，吕梁之间当事者去其中流石挫，以为利于行舟，不知河无关镇，常至泛滥。所恃者，官以仓库钱粮，民以身家性命为防御，故不至他徙。倘城一变迁，则缮修防守必疎溃决之势，其妨运道不小也”。[3](P46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徐州运河漕运的存在对城市选址和建设的影响。

（二）漕运对明清时期徐州城市建设规模的影响

明代永乐年间京杭运河南北贯通以后，徐州段运河成为“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的一段。运河的流经带来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水陆交通的便捷，使当时徐州城镇的规模不断扩大。景泰五年(1454年)，“为了既便于储粮护仓，又使运输方便，扩建了徐州城的南部，将原来在城外的广运仓扩进城内”。[3](P88)到明中期，很多民众搬到城外滨河而居，“城外临河而居者，皆负贩之细民也”。[3](P466)“城内的街道不但数量增加，而且逐渐整齐，城镇总体发展有稳中南迁、沿河道交通干线拓展的趋势”。[22](P24)崇祯元年(1628年)，兵备唐焕在州城原址复修城。崇祯七年(1634年)又再次补修，三面凿护城河，南北增筑敌台，修复后的城池周长九里，和洪武城相同。清朝也屡次在原址重修徐州城垣。因漕运为徐州带来越来越繁华的商业，嘉庆二年(1797年)至嘉庆五年(1800年)，扩建徐州城，将城南关户部山一带商业繁华的地带也包括进来，扩建后的城池周长十四里半，规模大大超过明代的洪武城。

五、结语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古代大多数城市与交通路线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城市往往是地处交通要道上，才由聚落逐渐发展起来成为通都大邑的；同样也往往由于交通要道的变迁引起了城市地位的衰落”。[23](P35-36)交通路线的变迁与城镇兴衰密切相关，运河兴则城镇兴，运河衰则城镇衰。徐州是明清时期运河流经的重要地区，由保障漕运而导致的运道变迁对徐州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以明代万历年间泇河的开通对徐州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泇河开通后的徐州地方经济由繁荣逐渐走向了衰落。漕运在促进徐州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徐州的地方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漕运的畅通促进了明清小说和徐州地方戏曲的传播，徐州繁荣的运河建筑文化也与漕运密切相关。

明清时期徐州城市选址和建设几经变迁，在影响其选址和建设规模的若干因素中，运河及漕运的影响可谓重中之重。除此之外，漕运还对徐州当地民众的民间信仰和社会风俗产生极大冲击。“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导致了徐州和水神崇拜和水利信仰的盛行。大量外地经商人口的涌入，也使得徐州民间社会风俗中的商业色彩日益浓厚”。[24](P6)笔者已有相关论文对此进行专门研究，在此不再详细论述。

综上所述，由于徐州是明清时期运河流经的重要地区，伴随运河而来的漕运给徐州地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城市建设以及民间信仰和社会风俗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漕运成为影响明清时期徐州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更成为引发徐州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主要外部动力，对明清时期徐州城市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