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严复翻译《原富》之原因探析

怀揣着实现民富国强的伟大理想，严复留学英伦。留学期间，资本主义各种学说已是纷至沓来，为什么严复特别选择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呢?严复有很明确的解释:“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3］在他看来，西方近代的惊人发展，国家的繁荣富强，都是由于经济学发展的结果。而“计学者，首于亚当•斯密者也”［4］，其所著《原富》一书:“其择焉而精，语焉而详，事必有征，理无臆设，而文章之妙，喻均智顽。则自有此书，而后世知食货为专科之学。此所以见推宗匠，而为新学之开山也。”［5］不仅如此，“此书的系要书，留心时务、讲求经济者所不可不读，盖其中不仅于理财法例及财富情状开山立学，且于银号、圜法及工农商诸政，西国成案多所征引。且欧亚互通以来，一切商务情形皆多考列，后世之师，端在于此”［6］。《原富》一书实为资本主义各种学说之开山之作，对西方列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中国则积贫积弱，饱受列强的欺侮，正是由于不懂得经济学的缘故。“今日之中国，患不知理财而已，贫非所患。”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中国亟需学习经济学。“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7］况且“其书所驳斥者多中吾国自古以来言利理财之家病痛，故复当日选译特选是书，非不知后来作者之愈精深完密也”［8］。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严复用5年的时间，精心翻译了《原富》一书，以启迪民智，进而实现其民富国强的梦想。为了更好地理解严复的思想，我们先简要介绍亚当•斯密与他的著作。《原富》是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的一本经济学专著，全名为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该书原著于1776年第一次在伦敦出版，书中总结了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1931年郭大力和王亚南改用白话文重译此书，改名《国富论》，1972年，经过校改的王、郭合译本再次出版，书名按原著全称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该书中，亚当•斯密批判了传统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者的诸多片面观点，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提倡低关税和自由贸易，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等。这些观点在整个19世纪对西方国家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一系列的经济思想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当属其中的“自由经济”理论，亚当•斯密认为，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争先加入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在这个过程中，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9］。在这样的情形下，“利己”与“利他”不期而合地统一在一起，其结果带来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市场经济的繁荣。对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主义，严复深信不移。他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在列国竞争的世界大局中保持了霸主的地位，就是因为采用了亚当•斯密《原富》一书所大力提倡的经济自由政策。“论者谓考英国计政之所以变，而国势之所以日臻富强者，虽曰群策，斯密氏此书之功为多。”［10］这是英国采取了“守自由商政(自由贸易)之效也”［11］。他总结说，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凡变革商宗(重商主义)学者之所为，皆大利而无害”［12］。在严复看来，自由之政对于经济发达的英国社会有如此功效，同样，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也会如此，甚至功效更为显著:“自由平通之义，不独能使工商之业自无而为有，自困而为亨也，且能持已倾者使不至于覆，保方衰者使无及于亡。”［13］自由经济不但能使国家繁荣富强，甚至有起死回生的巨大功效。对自由之政的深信不疑，形成了严复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①

二、严复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通过理论的学习和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观察，严复认识到市场自有其自己的必然规律:“一国财赋之事，惟其理有固然，斯其势有必至，决非在上者所得强物从我，倒行逆施也。”［14］“民之生计，只宜听民自谋，上惟无扰，为裨已多。”［15］“政烦者其国之岁殖必退也。”［16］政令烦苛必导致经济衰退和人民“不得安生乐业”［17］。因此，统治者必须尊重经济规律，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还政于民，听民自谋，实行自由经济之策，让人民在经济活动中享有充分的自主权。“盖财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绝束缚拘滞而后可。……民力之自由既侵，其收成自狭。”［18］为此，严复反对社会对经济活动随意干预，如若“设官斡之，强物情，就己意，执不平以为平，则大乱之道也”［19］，而只有采用经济自由的政策，才会使民富国强。他还征引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点进行论证:“史迁、申老之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又曰，此岂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其丁宁反复之意，可谓至明确矣!”［20］中外先哲的精辟之见让严复深为服膺。为了使观点能够具有说服力，严复还举例进行论证，他说欧洲有一座阿尔卑斯山，游客到达沙蒙尼后，就会雇用当地的“山夫”作向导翻越该山。大约20年前，“山夫尽人可为，而听客之自择，于是山夫骁捷，马骡驵骏”。后来法国政府为加强管理，就下令:“凡为山夫，必先由官察验给凭，始得执业。而其受雇也，以次及之，周而更始。”结果，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山夫健者皆亡，而马骡亦一无可用者”［21］。此后游客便不再从沙蒙尼翻山，都跑到别处去了。由这样一个生活中的小故事可以看出，自由竞争能够激发“山夫”的潜能，而政府的干预，严重破坏了自由竞争的条件，滋养了山夫的惰性，最终使当地居民失去了一份谋生的差事。因此，严复指出:“此事虽小，而可以推其大者矣。”［22］也就是说，自由经济能极大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政府干预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从经济自由主义出发，严复反对官商对商业经济的垄断，提倡民办资本，主张贸易自由。1．鼓励民办资本的发展。严复认为:“官治之事往往较之民办费多而事盬，故凡事之可以公司民办者，宜一切诿之与民，而为上者特谨其无扰足矣。”［23］例如:“道涂河海之大工，厉学设教之要政，皆民之所能自为，而不必为上者代大匠斫也。”严复鼓励民办资本的发展，其实是针对洋务运动形成的官僚资本的批判与改革。“洋务运动包括各个方面的内容，而究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则应首推兴办一系列官办、官督商办的军用和民用企业。”［24］这些官办、官督商办民用企业形成的封建官僚资本，具有浓厚的封建官僚色彩，存在诸多问题，诸如:不计盈亏、严重浪费、任用私人、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等等，使得所生产的产品竞争力不高。严复说:“中国自海通以来，咸同间中兴诸公，颇存高瞻远瞩之概。天津、江南之制造局，福州之船厂，其尤著也。顾为之者一而败之者十，畛域之致严，侵蚀之时有，遂使事设三十余年无一失效之可指。至于今治战守之具，犹糜无穷之国帑，以仰鼻息于西人，事可太息，无愈此者。”［25］所以严复说，《原富》一书“其中所指斥当轴(局)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26］。这些问题严复深有感触，这是严复清醒而高于同时代人之处!当然，正像亚当•斯密从没有严格排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样，严复没有绝对排斥“官办”，认为应根据情况采取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例如，他就说以下三种情况可以官办:“一、其事以民为之而费，以官为之则廉，此如邮政电报是已;二、所利于群者大，而民以顾私而莫为，此如学校之廪田、制造之奖励是已;三、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犹弱，非在上者为之先导，则相顾趑趄。”［27］至于哪种情况适宜官办，哪些情况适宜民办，“此则各国互异，而亦随时不同，为政者必斟酌察度，而后为之得以利耳”［28］。严复采取了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态度。2．主张自由贸易。自由经济必然要求自由贸易。严复说:“盖国之财赋必供诸民，而供诸民者，必其岁入之利，仰事俯畜之有所余，而将弃之以为盖藏者也。是故，君上之利在使民岁进数均，而备物致用之权力日大。求其如是者，莫若使贸易自由。”［29］而自由贸易的关键就是提倡公平竞争。他说:“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恣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30］自由竞争的结果，不仅使百姓将能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更将极大地提高生产能力，丰富人民的生活。“凡日用资生怡情浚智之物，民之得之，其易皆若水火。”［31］这些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富庶。严复不仅提倡国内自由贸易，而且在国际贸易中也同样贯彻自由贸易的主张。这一点，我们留待后文再进一步展开。

三、严复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源

严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之大略已如前所述。在市场经济发展已到了一定阶段的今天，这些观点似是普通的经济学常识。然而，在20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国社会里，甚至可以说直到改革开放以前，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远远超过了时代的发展水平。但若想更深刻地理解严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我们需要进一步追溯严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根源与实质。美国学者本杰明•施沃茨所著的《严复与西方》，为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提供了颇具启示和有价值的观点。施沃茨在《严复与西方》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即严复认为，“活力”———人的活力潜能之释放与抑制，是导致西方日富且强、中国日贫且弱之别的根源所在，这是严复整个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思想的核心。施沃茨指出，严复思想之与以前及同时代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他认为造成中西贫弱富强的关键性差别，不应仅从武器和技术上去寻找，也不应仅从经济、政治结构中去寻找，而应该从观念和价值观的领域去寻找。［32］他看到:“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3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33］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深受达尔文进化论、斯宾塞社会有机体等理论的影响。他认为，人类社会如同生物群体一样，是一个不断进化演变的过程。所谓“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这是导致人与人乃至国与国强弱存亡之进化的根本因素。这样的生存竞争同时也激发了个体的活力和潜能。斯宾塞认为，社会也是一个有机体，社会群体的质量有赖于组成它的个体的质量，而每个个体本身又是禀赋“活力”单元，即体力、智力、道德三位一体。严复对此深信不疑。为什么中西方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出现这样的强弱贫富差距呢?严复意识到，关键在于中西方迥然相异的社会伦理原则道德观，决定了个体“活力”的抑制与释放。他说:“英债虽重，而国终以富强者……凡物皆有其所以然之故……英国自斯密氏所处之世以来，其所以富强之政策众矣……然自其最有关系者言之，则采是书之言……除护商之大梗，而用自由无沮之通商。”［34］施沃茨指出:“大英帝国所做的任何事都是为了鼓励和解放人们的经济活力，政府也能够为了自己的目的发掘这一取之不竭的财源。”［35］在西方，人们强调宇宙中的力量的至上性，以及生物界和人类世界中的活力的冲突，而正是活力、能动性、斗争、自主以及无畏地实现全部人类潜在可能性，使得西方的进化过程可以不受约束地进行，并最终走向富强。而在中国:“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无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瀹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孳乳寖多，镌谗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36］这种崇尚忍受、宁静，回避斗争和冲突，以及绝对地害怕维护人类生命活力的观念和价值观，正是造成中西社会发展观上巨大悬隔的根本所在，它使中国的进化过程凝滞，并终至贫弱。“嗟乎!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而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与外国争一日之命，则圣人计虑之所不及者也。”［37］中国的圣人们千方百计地去限制和禁抑个人的潜在活力，而近代西方却着力创造和培养了旨在释放这些活力的制度和思想。施沃茨深刻指出:“严复从他(斯宾塞)那里获得一个意义深长的信念:潜在于个人之中的活力从根本上解释了西方社会有机体的富裕和强盛，这些活力由于受到正当的利益的驱使而更为有力量。而自由、平等、民主则提供了正当的自利得以表现自己的环境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人类的肉体、理智和道德的潜力得到了实现。”［38］正是从“活力”的释放与抑制出发，严复敏锐地从价值观上抓住了中西方思想文化差异的基点乃在于自由。中西之间“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39］，“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40］。所有这些政制、风俗、学术思想等各方面的截然相异，皆从“自由不自由异耳”导出。严复于是喟叹:“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数千年来，中国的圣贤统治者们就是以愚民抑民来禁锢人们的活力，束缚他们潜在的无穷的积极性与创作性，以此维持一个低水平的和谐社会，导致中国在世界面前停滞不前。严复之所以选择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不仅因为该书是西方经济学的智慧之源，更主要的是因为亚当•斯密认为，经济领域的活力就是个人追逐幸福的活动，利己之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而社会则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受益者。因此，严复强调:“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又说:“国之强弱，必以富庶为量，而欲国之富，非民智之开，理财之善，必无由也。”这样，我们从对严复《原富》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的富强只能通过个人的活力和能力(在此情况下特别是经济)的解放而获得。”［41］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严复以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来审视中西方之间的强弱贫富差距，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能战胜中国，表面上看是由于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强大国力，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蕴藏于个人之中的“活力”(民力、民智、民德)均强于中国，而这些个人“活力”之所以能得到充分释放和发展，则源于西方信奉弥久的自由主义。因此，严复认为，中国要富强，要救国保种，首先应着眼于释放民众的活力，只有每个人都能够充满活力，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的民富国强。为此他坚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是当前刻不容缓的根本任务，并将其毕生奉献于译著和教育事业，投入到梦寐以求的国富民强的理想之中。

四、严复经济自由主义与现代开放型经济

如前所述，提倡自由贸易是严复的基本主张，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内贸易，同样也应该贯彻到国际贸易。因此，严复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倡导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并对重商主义提出批评。重商主义的根本症结是设立“关税壁垒”，在此问题上，严复赞成亚当•斯密提出的“非锁国门”、“任民自治”的对外自由贸易政策，由此就产生了他关于“弛关税”的说法。他说:“驰关者，内外平等，不于入口诸货畸有重征也。”［42］不多征收关税，要让各国的经济主体平等竞争，以促进经济的飞速发展。当然，让各个国家之间的商品进行自由竞争，也可能带来另一个结果，那就是导致部分民族工业的萎缩，甚至是部分商品完全由外国控制，这恰恰是实行经济模式转变，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他举例说，在当时的英国，为了保护国内的纺织业的发展，英国政府对法国进口的丝织品都征收了百分五十的关税，但英国的纺织业最终没强盛起来。后来，英国政府对法国丝织品不再征收进口税，英国的纺织业就更衰落了，但是这并不影响英国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严复总结说:“(英国)天时地利皆不利蚕桑，而水性风日亦不宜于烘染之事，强而为之，亦终以无利也。”［43］也就是说，在国家经济竞争的过程中，可以选择性地放弃一些本国、本地区没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要着力发展适合于本国国情的产业，以实现经济的繁荣。重商主义的另一症结是只看中贸易的顺差，将金银简单地等同于财富。在当时中国统治阶层流行的正是这种只注重贸易顺差的“漏卮”论，他们“言通商则徒争进出之相抵”［44］，“以出口土货多、进口洋货少为佳征”［45］，严复对这种只重视顺差的做法进行了批判，他甚至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所谓保商权、塞漏卮之说，无所是而全非。”［46］进而提出引进外资、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开发铁路和矿山以摆脱贫困的主张。严复不是紧紧揪住当前的得失，而是从长远的发展着眼。他的这一思想对于今天的开放型经济仍有其重要的启示意义。开放型经济是与封闭型经济相对立的概念，是一种经济体制模式。在开放型经济中，要素、商品与服务可以较自由地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和最高经济效率。开放经济强调把国内经济和整个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尽可能充分地参加国际分工，同时在国际分工中发挥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发展开放型经济已成为各国的主流选择。在开放型经济中，既出口，也进口，基本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关键在于发挥比较优势，既吸引外资，也对外投资，对资本流动限制较少。开放型经济的这些特征，正与严复对国际自由贸易的思想遥相呼应。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的运作逐渐成熟，开放型经济的建设也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福建地处东南沿海，众多的海湾良港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远在汉代，福建已有对外贸易活动，唐宋以降，一直是我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之一。沿海居民“资海为田，浪舶云帆，交于域外”。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辟为通商口岸，从而揭开了福建对外贸易史新的一页，奠定了福建对外贸易的根基。如今，在建设开放型经济的浪潮中，福建省更以主动积极的姿态紧跟时代的步伐。2011年4月30日，《福建日报》刊发福建省“十二五”规划纲要解读文章———《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文中指出:“全面提升福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就必须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大开放战略，在稳定规模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在扩大份额中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在调整结构中提升境外投资水平，在创新机制中发挥各类开发区载体作用，在拓展平台中密切闽港澳侨合作，构建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建设外经贸强省。”［47］文中从宏观全局的角度，为“十二五”福建省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五、严复对于促进福州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启示

作为省会城市，福州的文化、政治地位依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如何抓住经济开放的机遇真正成为龙头城市，成为了福州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杨岳同志指出:“福州作为海峡西岸省会中心城市，过去的快速发展靠的是开放，未来实现科学发展新跨越更要坚定不移地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强化开放理念，进一步发挥区位优势、港口优势、侨台优势，把开放的大门打得更开，把开放的步伐迈得更大，才能再创福州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省会中心城市龙头引领作用。”［48］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切入点进行思索:

第一，必须深度挖掘闽都文化丰富内涵，大力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助推开放型经济发展。福州地处闽江下游，背山面海的地理条件，天然的便利海港，长期塑造了闽都人民向着海洋谋生的习俗，形成了开放有为的经济格局。早在汉朝时期，位于闽江口附近的东冶港就是当时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后汉书•郑弘传》)，是连接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与中原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唐宋时期，福州港更加壮大繁荣，五代王闽政权时期开凿了甘棠港，“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畿廛市，匪绝往来”［49］，与新罗、日本、东南亚、印度、大食、西亚及非洲诸国都有贸易往来，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宋元以后，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福州海上交流的进一步繁荣，福州港口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郑和七下西洋均驻舶福州港伺风起航。明成化十年，福建省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从泉州移到福州，福州港的影响不断扩大，经济不断繁荣。诚如明万历时期的林熑在《洪山桥亩记》中所说:“商舶北自江至者，南自海至者，咸聚于斯，盖数千家云。”［50］特别是近现代，福州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海上贸易更是大幅增长，帝国主义势力集结在仓前山。正如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福州仓前山的经济在五口通商后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转变为以商贸、工业和航运为主的商品经济。自l844年起，先后有英、法、美、荷、葡、德、意、俄、日、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墨西哥17国在仓前设立领事馆。这些国家的商人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纷纷在仓前山开洋行，创办工厂，设立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输入鸦片、工业品等，输出以茶叶、木材为主的土特产品。一时间闽江南岸货仓连片，码头遍布，江上轮船穿梭如织。［51］光绪《闽县乡土志》记载:“八闽物产以茶、木纸为大宗，皆非产自福州。然巨商大贾其营运所及，必以福州为的。”可见当时的繁荣景象。商业的繁荣，思想的解放，造就了以马尾船政文化为代表的一批改变中国近现展命运的精英人物，他们卓绝的见识，高瞻远瞩的视野，对今天的社会发展依然发挥着作用，散发着智慧的光芒。以严复为代表的船政精英们是我们福州人的骄傲，是闽都文化的宝贵财富。在全球化背景下，今天的福州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们，更应该有博大的胸襟，国际的视野，才能更好地引领福州，融入国际化的进程之中。

第二，充分利用侨资侨力，促进福州经济建设。福州自古以来就有非常浓厚的商业传统，有高度发达的海上贸易。福州商人通过这些发达的海上贸易，将其商业扩散到了世界各地，同时，福州人也借此散居于世界各地。改革开放后，更多的福州人移民境外，据初步统计，目前祖籍福州的海外华侨、华人多达300余万人，遍布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东南亚，旅居当地的福州人民往往同族、同宗、同乡聚集一处，形成了众多的社团和“新福州”，他们有着非常浓厚的家乡情怀。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这一优势，采取积极行动，为海西建设谋求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与资源。目前，福州每年的“6．18”国际招商大会，“世界福州人大会”(即十邑同乡会)等活动，都大大团结和吸引了遍布五大洲、四大洋的福州海外乡亲，他们不仅能带来巨大的外资，又能带来诸多全新的管理经验，这些都是促进福州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

第三，充分调动福州当地企业的活力，积极谋求国内国际资源，稳步走向国际市场。在第十四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开幕期间举办的首届“开放型经济海西发展论坛”上，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建议，福州应重点支持本地的民营企业做强做大，从一定程度上改变如今政府引导招商引资的现状，使民营企业成为吸引投资的主要力量。如前所述，在竞争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个体的潜能与活力，各企业家要及时抓住海西建设的机遇，利用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敢打敢干，把自身企业做大做强，稳步走进国际市场。比如，现有东南汽车城、马尾工业园区光电产业已经拥有较好的基础，可抓住能源结构调整的契机，着力开发绿色产品，进一步深化，打造产业品牌名片。又比如福耀玻璃、香格里拉、世纪金源等等，都是目前福州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为此，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改变政府以往的管理模式，实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服务模式，为企业的发展壮大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与资源，帮助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六、结语

如果说，由于时代的限制，严复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当时没能形成广泛的影响，只能如孤鸿哀鸣般消失于漫漫的历史长河的话，那么，时过境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严复所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已被我们吸收消化并运用于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当前建设开放型经济的丰富养料。另一方面，严复所主张的个体活力的释放也有其深远的价值。因为在组成生产力的各种要素中，人(劳动者)是最主要也是最活跃的因素，人(劳动者)的体力、智力、德的能力的挖掘与发挥，对促进和推动生产力的全面发展无疑有积极的作用。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实施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至今仍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急需关注和解决的艰巨任务。这些应该是严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现代意义的重要指向。

作者：赵麟斌单位：闽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