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证监会把今年定为“监管年”。随着监管惩处力度的加大，会计造假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这是否可以说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基本解决了呢？笔者认为会计信息失真除了明目张胆的造假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

继银广夏会计造假事件后，又相继发生了令世界资本市场为之惊骇的安然、世通事件——这除了使会计业界尴尬外，更多的则是广泛引起了社会对会计业界的失望与会计造假的公愤。于是，在一片口诛笔伐声中，各国自律机构、监督机构、立法机构纷纷行动了起来。

一、盈余管理的含义及特征

所谓盈余管理shipper（1989）指出它是披露管理，是当事人对财务报表过程的干涉。

healy和wahlan（1999）则认为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经理层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运用职业判断，在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

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因为盈余管理往往是与公众利益、中立原则相矛盾的，其本质是一种基于不良动机的利润操纵行为。管理层为追求自身利益，或迫于相关利益集团对其赢利预期的压力，在对外进行财务报告时，有选择地取舍会计政策、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控制应计项目，进而控制会计数据，误导利害关系人的相关决策。其主要特征概括如下：

（一）盈余管理影响的是企业的报告收益。一般而言，盈余管理通过会计原则、会计估计和会计方法的选择，以及通过控制交易发生时点、会计方法运用时点等手段对会计报表过程进行干涉，其作用对象是会计数据本身，是一种会计数字游戏而已。从足够长的时期来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的实际收益，只不过会改变会计收益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分布和反映。此外应当注意的是，我国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除了利用上述方法干涉会计报表外，还常常利用关联交易等直接操控企业利润。

（二）盈余管理在我国具有双重实施主体的特征。因为无论是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或会计估计的变更、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还是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最终的决定权都在企业的经理层和董事会的手中，因而企业管理当局是盈余管理的直接责任人。同时，还应该看到，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很不完善，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控股股东常常通过控制董事会间接控制盈余管理，干涉财务报告的编制及对外公布。

（三）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私利。在西方盈余管理中；获取私利较多的情景是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如经理人员的分红、认股权以及晋升机会等。而在我国，盈余管理的收益者不但包括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而且还包括其背后的控股股东。而盈余管理的受害者一般都是中小股东、债权人、低层雇员、甚至政府。

二、盈余管理的动因分析及其阻碍因素

盈余管理的动因是指导致企业管理当局及其控股股东进行盈余管理的基本因素。其主要有：

（一）激励与负激励在现实社会中，盈余管理的诱因很多，既有分红和晋升的诱惑，也有被解职的压力；既有募股或配股成功的喜悦，也有被st或摘牌的悲惨。在人力资源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盈余管理还可以被用作劳资双方讨价还价的工具。此外，还有政府管制的考虑、节税的考虑、公司股价的考虑等等。所有这些驱动因素的相互作用，很难使上市公司放弃利用盈余管理干涉财务报告的倾向。

（二）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局限性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本身的局限性，为企业留有许多盈余管理的机会，这在法制尚不完善的我国尤为明显。尽管刚刚修订的新会计制度对盈余管理有一定遏制作用，但其局限性和缺陷也是很值得关注的。如八项减值准备的计提、重要性概念的运用、预计项目与摊销、会计政策、方法及会计估计的选择等，均允许并需要企业会计人员根据具体情况和以往经验作出职业判断，以选择符合企业经济情景的披露方式。而事实上，企业为节税的需要，可能滥用职业判断调低利润，相反也可能力保配股资格而无视谨慎性原则。

另外，我们更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的修订与完善常常滞后于日新月异的经济环境、滞后于金融创新、业务创新。因此，现实中的情景常常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确定的经济交易和会计事项越来越多，情况越来越复杂，而会计准则或制度的规范空白或缺陷，不可避免地为盈余管理留下了空间。

（三）公司的治理结构缺陷笔者以为，无论在国内还是西方，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这从安然事件可见一斑。当然，在我国经济转型阶段，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更为严重。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与独立董事关系之间的制度规范等都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股东会形同虚设、独立董事只用来装点门面，这些都为盈余管理创造了条件。

当然，除了动因之外，盈余管理也存在阻碍因素，如证券机构的监管、财税部门的稽查、注册会计师审计、股东会、独立董事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盈余管理的滥用。

通过上述盈余管理的分析，显而易见，我们会发现盈余管理不仅仅是一个会计问题，尽管其主要是通过会计手段来实现。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盈余管理无论从其发生条件还是从其实施主体来看，都涉及到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如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委托人与人契约及其信息不对称问题、绩效评估与报酬激励、股份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等等。此外，盈余管理的阻碍因素更涉及到政府监管及市场经济环境的结构层面，因此，盈余管理还是一个法律和经济学问题。

三、盈余管理的基本手段

尽管盈余管理不仅仅是会计问题，但其对财务报表过程的干涉归根结底都是通过会计手段来实现的。以下就我国上市公司常用的盈余管理手段归纳如下：

（一）滥用谨慎性原则资产减值准备似乎已成为上市公司操控盈亏的“利器”。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应当定期或至少每年年终时，对各项资产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的要求，合理预计各项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对可能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有些上市公司滥用这一规定，在预计资产损失和计提减值准备时，无视企业资产的实际情况，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倾向性，从而达到操控利润的目的。

（二）滥用费用的确认、计量与分摊通过费用的确认、计量与分摊调节损益是企业盈余管理的常用手段。其主要有：费用资本化、递延当期费用和提前确认当期费用等。如不少上市公司滥用利息资本化的规定，对早已投入使用的竣工项目仍将其借款利息资本化，更有甚者利用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难以界定的事实，通过人为划定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将用于非资本性支出的利息予以资本化。

（三）收入的不当确认或虚假确认某些上市公司基于资本市场盈利预期的压力，或是基于再融资配股的压力，常常借助跨年度时点确认虚假收入，次年再以质量不合格等为由冲回。还有较高明的做法是借助于与第三方签定“买断收益权”的协议提前确认收入。此外，出于不同目的，也有递延确认收入的。但不管怎样，都是对财务会计信息的歪曲，从而误导相关利益人的决策。

（四）利用虚拟资产调节利润所谓虚拟资产，是指实际发生的费用或损失按会计应计制的规定而暂时列作待摊费用或递延资产等的科目。利用虚拟资产作为费用的“蓄水池”，随意确认计入当期损益的时点，以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

（五）关联交易与非经常损益关联交易是我国上市公司将“红色业绩”转变为“兰色业绩”的最有效、最常用的手段之一。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控股母公司“一股独大”，可任意左右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或者进行不等价的资产交换，所谓“垃圾换黄金或黄金换垃圾”；或者进行大大高于或低于市场价格的购销活动；或者发生高息、低息或无息资全往来以调节财务费用；或者高额或无偿、收取或支付管理费用、共同费用和商标使用费用等等。其操控利润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触目惊心。

此外，常常与关联交易相关的非经常损益，也是我国上市公司用来“保利”的救命稻草。其方式无非是股权置换、债务重组、息税减免、政府补贴等，一般在年度即将结束之际，也正是上市公司忙于确认大额非经常损益之时。

（六）会计政策、方法的选择与变更企业一般倾向于选择最能体现其现实意图的会计政策和方法——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会计方法一经选定，不得随意变更，这是会计准则一贯性的要求。企业只要始终遵循这一要求，其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与使用价值并不受到实质性的影响。而我国实际情况是，许多上市公司经常通过会计政策、方法的选择与变更获得“额外会计收益”，究其原因是其选择、变更成本太低，变更程序太易。这不仅会助长企业在选择会计政策方法上的随意性，客观上还会“鼓励”其利用会计政策的选择与变更作为盈余管理的手段。

在此，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上市公司轻易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问题，尽管这不能说是企业盈余管理手段。但由于这种变更同样来得太容易，以致于注册会计师常常面对两难的选择——或坚持职业操守，或丢掉饭碗——这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及盈余管理的遏制作用可想而知。

四、对盈余管理的合理规范

毫无疑问，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来源除了会计造假，就是企业盈余管理。然而，会计造假，律法所不容，可盈余管理却披着一层似乎“合法”的外衣。以致美国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安然事件中最令人震撼的并不是那些违规的事项，而易那些规定所允许的事项”。然而，事实上，会计准则的制定总是难于超前于经济环境的发展。此外，还由于政府的监管方式、监管力度，社会独立审计的制度安排，以及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等也常常是滞后于社会经济现实、滞后于业务创新、金融创新。鉴于此，笔者认为盈余管理是一个很难通过法律、规则、人力完全消除杜绝的问题。

当然，我们无法完全消除杜绝盈余管理这一现象，并不是说可以让其放任自流，而是要予以合理规范，尽可能使之对会计信息的影响降至最低。

首先，应从会计法、准则、制度的制定层面对盈余管理予以足够的重视。会计准则与制度的指定者应及时调查并关注盈余管理对会计信息的影响程度、盈余管理的动机、被用来进行盈余管理的具体应计项目和会计方法以及各种盈余管理手段的使用情况。以便及时修订准则与制度，使之尽可能具有现实可操性、又有超前性，尽可能作到二者的统一。

其次，作为上市公司监管部门的证监会应加强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对未按规定进行披露的上市公司应予严惩。此外，还要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的格式与内容，充分披露除财务信息外的其他决策所需信息，尽可能传达出上市公司的真实价值与风险。

再次，要特别研究并解决注册会计师在证券市场监管体系中的制度安排问题。众所周知，独立审计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石，然而，注册会计师却要看上市公司“内部人”的脸色吃饭，内部人可以轻易选择或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试问这样的制度安排，注册会计师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因此，笔者建议，除了加强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外，应提高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难度与成本，设置必要的申报批准程序，而不仅仅是“备案与公告”而已。最后，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部人激励机制。公司治理结构与激励机制是盈余管理的主要动因，因此，如何通过合理科学的制度安排，来起到对内部人的监督制约，以及如何克服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弊端，无论如何，对遏制盈余管理都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设计一套科学的考评指标与激励机制，以协调内部经理人的目标，使其与中小股东相一致，对遏制盈余管理也是意义深远的。《会计之友》·刘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