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面对经济增长下滑和就业形势严峻的双重压力，发展承揽国际服务外包不失为“保增长、促转型”的战略选择之一。承揽国际服务外包能有效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本文认为，可采取放松关键性基础设施管制、产业政策规范化、引导成熟的商业实践和规范、加速企业模块化改造、开发人力资源等政策措施，促进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国际服务外包结构转型扩大就业

过去30年，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带动了全社会就业规模的扩大。面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严峻的经济形势，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加速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劳动力需求已经刻不容缓。

外包并不是新生事物，上世纪50年代，它就广泛存在于农业、建筑业、制造业、金融业、物流业以及公共服务等领域，只不过随着全球经济向服务业的转型和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发包—接包的对象从物品或货物(goods)转向服务或劳务(service)，发包—接包的关系从在岸向离岸方向发展。被称为“下一次经济革命”(nexteconomicrevolution)的国际服务外包，正日益成为结构转型和扩大就业的关注点。

一、发展国际服务外包，消化产业转型成本

按照牛津大学赛义德管理学院经济专家MariSako(2005)的说法，尽管服务外包是一个企业战略管理问题，但是，它显然是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就国内经济活动而言，它的指向是深化国内的劳动分工，并由此通过增加海外直接投资和贸易，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商业存在(commercialpresence)，推进离岸外包；或者通过增强国内供应商与国际供应商之间的资源匹配性，诱导间接的国际贸易，推进国际服务外包，最终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能否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保持高度敏感性，以及面对世界经济的诸多变化总能迅速而成功地做出调整，有效地化解产业转型成本。经济增长过程必须有效地克服产业转型成本，这些成本包括：

一是预付进入新产业所需要的设备、要素组织和协调、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而发生的前置成本，以及消化停留在原产业中无法在新产业中发挥作用的设备、技术等沉淀成本。如果沉淀成本转化为前置成本的比例越高，那么产业转型就越顺利。二是产业转型的机会成本，在特定经济增长模式主导下，进入一个产业就意味着蒙受未进入另一种产业的机会成本，但是在大国经济模式中，由于大国扩大某类产品的供应，往往会降低这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从而陷入“报酬递减的诅咒”(decliningreturn''''scurse)，因而大国产业布局往往呈现出均一特点，不同区域的产业也可能惊人地雷同。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产业选择和进入的机会成本就会转变成为产业转型的沉淀成本。三是产业转型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涉及到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偏好以及信任等因素，由于产业转型必定造成一定范围的裁员，从而导致社会生活水平和货币工资水平的变化，以及在职人员需要承担一定的学习成本。降低社会成本对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其必要条件是增加政府补贴，但是，充分条件却是一定时期整个社会必须具有“长痛不如短痛”的社会价值观念，以抵消唱衰经济增长和转型的社会压力和怨言。

发包—接包关系可以有效地重塑接包方企业的组织结构，使得企业消化因为产业转型所承担的沉淀成本，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培训本地的劳动者技能，将自身纳入国际性生产网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开拓本地市场。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加工贸易不同的是，发包—接包关系并不影响双方各自的定位，无法改变发包方的最终产出，双方也不形成产业组织类型中的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关系，更不存在相互之间的股权关系，它不是产业间的分工，而是基于产品的分工。鉴于服务本身的特殊性，特别是服务的有形性和无形性、服务供给与消费的不可分离性以及服务的不可库存性和产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缺乏标准化等方面的特性，使得服务消费与服务供给之间具有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性，服务外包相比于制造外包而言，更需要借助于中介机构的参与，从而使产业转型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学习成本等，可以通过发包方和接包方共同承担，实现双方共赢。

依据国际收支账户和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服务贸易的定义，卢锋(2007)认为，一国企业与具有非居民身份的外国企业发生外包交易属于国际服务外包，外商直接投资建立企业作为东道国(thehostcountry)居民与外国非居民企业发生外包交易属于国际服务外包，某些具有同一国家居民身份企业之间的FATS(ForeignAffiliatesTradeinServices)活动也具有国际服务外包性质。考虑到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商业存在以及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区分，国际服务外包显然超越了产品分工，而导致了区域经济分工的效果。这一效果增强了不同地区之间要素的互补性，可以实现不同区域之间比较优势的组合，有助于消化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型社会成本，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看，它可以使得一个地区具有内生的“秋千效应”(seesaweffect)。

二、发展国际服务外包，应对“人口红利”衰减

不同国家的人力资本禀赋存在差异，人力成本套利是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的基本动因。人力成本是服务过程的主要投入，由于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人力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相对供给存在差异，对于发包方而言，将服务过程细分并将其不同环节外包到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不同国家中完成，能够赚取比较优势效益。这就是实践中发包方大多是相对工资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而接包方则大多是相对工资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原因。例如，在美国，呼叫中心的普通岗位每小时工资20美元，而在印度每小时才1美元，美国将呼叫中心外包到印度，能够极大地降低服务成本。同时，接包国从事服务外包的岗位属于本国典型的高收入工作，劳动者素质中包含较高人力资本，能够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国际服务外包带来的工作岗位转移和流动，影响着全球劳动力市场，引发就业格局的全球性调整。尽管表面上，国际服务外包导致发包国就业岗位的流失，但是实证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Hanson、Mataloni和Slaughter(2003)对美国的实证检验发现，国际服务外包中发包国和接包国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劳动力替代关系。Amiti和Wei(2005a)对英国的实证检验发现，部门水平上的就业增长并非与国际服务外包呈负相关。Amiti和Wei(2005b)对美国的实证检验发现，国际服务外包对发包国就业的消极影响是非常小的。Mankiw和Swagel(2006)也发现，国际服务业外包对失业的影响非常小。但是，对于接包国而言，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可以快速地带来就业机会。江小涓(2006)认为，由于国际服务外包合约是人力资本市场合约与劳务活动企业市场合约的统一，这种合约形式为接包国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相比制造外包而言，服务外包就业吸纳弹性更大，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此外，由于服务外包具有信息通信技术承载度高、附加值大等特点，吸纳高素质劳动力的能力更强，这对于缓解当前中国面临的大学生就业压力的意义重大。

有专家指出，“服务是人力资本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没有静态性质，不可能脱离其主体即人力资本而存在，因此不存在所有权的交易，服务只是让渡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国际服务外包为人力资本提供了“边干边学”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人力资本实现了增值。Markusen和Rutherford(2004)论证了，接包国劳动力和国外专家一起工作是不同于教育学习的另一种获取技术(技能)的方式。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但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未得到有效开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偏低，而人力资本水平却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重要因素。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就成为促进劳动技能提升、人力资本增值的有效载体。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创造了一个新的劳动环境，那些学习能力强的技能型劳动力更容易受到雇佣，他们的被雇佣产生外部性，劳动力开始注重能力积累，当技术和知识被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所掌握时，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就会得到全面的提升长期以来，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对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逐步降低，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高投入促进经济增长显得越来越不现实。当前，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环境管制的加强以及高工资和劳动力的短缺，基于资源消耗和廉价劳动力的供给，粗放性经济增长面临着日益加大的“资源诅咒”的压力。同时，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加深、世界经济衰退、能源价格不确定性、国际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等，导致对中国资产价格重估等因素的影响，国际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存在着跌入“悲惨性增长”陷阱的可能。2007年中国服务业占GDP份额仅为39.1％，与消费性服务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加速发展国际服务外包恰逢其时。当然，发展国际服务外包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为了单纯地追求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其长期目标应是为打通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有效连接奠定有效的途径。

三、促进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建议

20世纪90年代，中国密切关注软件服务外包现象，并在产业政策和企业实践的层面开展探索。进入21世纪之后，决策层、学术界和企业界逐步意识到国际服务外包问题的重要性，并从政策、理论和实践等方面研究制定了发展国际服务外包的政策措施。2007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明确提出将扩大服务业开放、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作为加快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随后，各行业、各区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部署。

但是，面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肆虐、外部需求受到严重冲击以及要求人民币升值等压力，发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有所加剧。从整个国际服务外包的格局来看，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使得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不断萎缩，国际外包服务笼罩在萧条的气氛中，然而，经济全球化以及基于国际服务外包的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并不会逆转。为了提前做好应对下一轮国际外包服务增长和发展的准备，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放松关键性基础设施管制。国际服务外包建立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基础之上，对通信、运输、金融和能源等相关领域的基础设施依赖性较强。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的形势下，由于受制于技术经济条件、市场需求等外部约束，关键性基础设施行业从管制走向放松管制仍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提高产业运行效率，再通过放松管制或者重新设定管制规范，校正市场失灵，这对于创造良好的国际服务外包环境至关重要。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为中心在诸如电信、运输、金融、能源等许多产业领域实行放松管制，实践证明放松管制的措施确实有利于效率的改善。

第二，调整产业政策的功效。国际服务外包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基于地区、产业和产品的分工扩展过程，与以往相比，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产业政策的国际性、技术性全面增强，不仅需要考虑国际市场容量和技术变革进程，而且需要考虑区域性因素以及当地的制度、文化、技术以及人力资本状况。产业政策的功效必须转向为企业家挖掘创新租金和技术进步租金提供政策导向，以便让企业家发现更多的投资和盈利机会。国际服务外包并不适宜制定统一的规划和产业政策，而更适宜企业家与政府之间展开充分的对话，在时间接续性好、产业互补性强、人力资源对等匹配的一些特定的产业集聚区和产品等方面，可考虑建立企业家理事会，由企业家理事会定期向境内外发表产业发展评估、商业制度环境以及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咨询报告。

第三，引导成熟的商业实践和规范。成功和趋于成熟的商业实践和规范是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转型的制度基础。有学者指出，“只要那些正式的规则约束与非正式的规则是相似的或者是相等的时候，才能够实现轻松的强制，因为正式的规则强制是需要花费高昂成本的，而非正式的规则是自我实施的，只有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交集才能成为可以信赖的制度基础。这些交集部分正是商业实践所需要的土壤，也是孕育成熟的商业规范的温床。”国际服务外包所信赖的基础是商业伙伴之间的诚信、合同的可扩展性以及相关的信贷追索和利润分享等因素，政府应加快创造履行良好诚信的商业文化以及有助于化解利益冲突、减低风险的制度环境。

第四，着力加速企业的模块化改造(Modulafityreconstruction)。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Wintel制已经成为与福特制并行不悖的现代生产方式，并开辟了产品、生产方式、产业组织结构的模块化。模块化使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渗透到产品或服务的全生命周期，彻底改造了价值链不同环节的收益分配。模块化使原料供应商、制造者、合伙人、投资者和顾客形成可扩展的、可持续的分工网络。“现有的事实已证明，在所有的产业中，模块化都会提高国际竞争力。”对于企业而言，模块化改造是根据原有生产过程及产品形态，再结合新的市场需求的理性选择。在向模块化组织转型时，要结合行业特征和供应链特征，准确定位，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创新并通过全球网络整合资源，提升国际竞争力。当前，中国企业制度的转变已经开始越发显露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趋势，但是，真正的关键在于：是否真正掌握内置在这些林林总总模块中的知识?即使在能够娴熟运用这些被编码化知识的前提下，能否将其与企业制度变革和本土创新结合起来?无论是产品模块化、生产模块化，还是组织模块化，重要的是如何不断增强产品专业化(product-specific)能力的学习。正如钱德勒所说，“这些产品专业化的能力是学习得到的，并且内植于一个组织安排之中。……大型企业是内植于组织知识的产品专业化的创造者和储存器。”

第五，开发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是内生的，也是新增长理论的核心。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能够改进和提高其他资源配置的效率。开发人力资源可以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发展、就业结构变革、劳动者技能提高等相得益彰。互联网的普及和其所带来的知识传输和扩散体系的广泛性，已经使得人力资本的形成机制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接入和应用，不仅使得优质的教育培训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带来了全新的学习环境，而且也使得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传递不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丰富了人们创业和发现职业的机会。大型跨国公司所设立的“虚拟校园”和职业资格认证培训，已经在利用互联网开发人力资源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效借鉴他们的经验，可以为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发、增强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等找到切实可行的途径，形成适应国际服务外包发展所需要的就业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