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讲席，域外汉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汉学开始了其学院式、专业化的历程。继法国之后，俄、英、美、德等国的大学也先后设立汉学教席，美国虽然在专业汉学的教席设立上晚于欧洲学界，但美国汉学的兴起却有其独特的国际政治背景，即二战之后的全球战略视野，从而突破了西方汉学单纯从语言、历史、思想文化出发的学院研究模式，将汉学概念拓宽而成为了“中国研究”。作为域外汉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域外中国文学研究，多从翻译中国文学入手。就其选择的对象而言，从古代到当代都有。就古代文学作品而言，诗歌和小说的翻译最多。就古代诗歌而言，早为西方读者熟知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不断有重译，如法译本《唐宋时令诗》(巴黎，1998)，英译本《唐宋抒情诗》(新加坡，1996)。近年来，一些较为冷僻诗歌类型也不断被译介，如《玉台新咏》（再版本，伦敦，1995）、《中国古写作景诗》（法汉对照本，巴黎，1996）、《中国古诗选》（法汉对照本，巴黎，1997）、《中国古代爱情诗歌百首》（阿尔勒，1997）。而孟郊、鱼玄机、郑板桥、袁枚等人也有了新的选集或全集。就古代小说而言，唐宋传奇小说、《三言》《二拍》以及蒲松龄《聊斋志异》等都有译本。蒲松龄《聊斋志异》近年来有英、法、德、匈等语种的选译本，如《聊斋志异》（阿尔勒，1996），《雌狐之爱》（德文本，苏黎世，1995）。再如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亚洲系的康达维（D.R.Knechtges）教授的《昭明文选》英译。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倪豪士（WilliamH.Nienhauser,Jr）.的《史记》和《搜神记》的英译，其中《史记》翻译正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出版第1、2、5、7、8、9册（包括原书卷次的卷一至十二，三十一至四十，六十一至一百十二）。诗歌小说之外，其它类型的古代文学作品译著较少。域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小说最多，现代作家如鲁迅、老舍、丁玲、巴金、萧军等，当代作家如王蒙、刘心武、蒋子龙、张承志、张贤亮、王安忆、贾平凹、池莉、莫言等的作品较受重视，传播也很广。

除了作家的单部作品，也有一些域外中国文学翻译尝试选集形式，如刘绍铭和葛浩文（H.Goldblatt）所编《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纽约，1990）按小说、诗歌和散文分类，再以“现代”“、建国后”“、新时期”为序，依次选介代表作，多半是一人一篇，至多四五篇。又如杜博妮（B.S.McDougall）和雷金庆（KamLouie）所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伦敦，1997），分三编，每编前有导言，题作“走向新文化”“、回归传统”和“崇尚现代性”，分别介绍诗歌、小说和戏剧创作，所录涉及160多位作家的作品。域外中国文学研究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同时，许多汉学家也对中国文学进行了视角独特的深入考察，如华盛顿大学亚洲系的康达维（D.R.Knechtges）教授的《昭明文选》研究，就十分注重其中语汇、名物等有细致的考证与诠释。康达维（D.R.Knechtges）教授除中文外，也精通德语、法语、日语等多国语言，这使其研究能够吸纳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其《昭明文选》研究成就卓著。

域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特征

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学术氛围亦不同，域外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国内本土学者的研究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他们以西方学术研究理论来观照中国文学，并袭用西方流行的理论、方法、概念和术语，从而使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自具特色。张泉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有论述。他总结出了十大特点：第一，研究方法呈现多元状态；第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第三，重视鲁迅研究；第四，开始召开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题学术讨论会；第五，注意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第六，密切注意各国的研究成果；第七，国外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范围在逐步扩大；第八，研究专著后一般都列有长长的参考书目索引，有的还附术语表；第九，重视中国学书目的编辑和出版；第十，国外的中国文学研究出现国际一体化的趋势[2]。许多其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种区别，并有总结和述评[3]。与国内本土中国文学研究相比，总体而言，域外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一）宏观重大问题的讨论与微观细节的考察并重

对中国文学发展及文化的研究一直是域外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心之一，这种研究往往从文学作品的讨论扩展开来，进而涉及文学与文化的重大问题，如改革时代的现代主义、现代性与文化政治学、关于“五四”运动的新阐释等。如俄罗斯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就往往将文学放在历史和文化背景上加以审视，并热衷于将对释道儒三教的论述、气功介绍和中国古代社会的探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KW•戈雷金娜的近著《太极：中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宇宙模式》(莫斯科，1995)便是一个范例。全书共分六章，依次为“典仪历法———文学中的萨满经”、“文学中的历史意识———历史对人的发现”、“3-6世纪的神话故事———文化语码和基本叙事结构的形成”、“叙事散文的产生———7-9世纪的传奇”、“10-16世纪的叙事散文”和“10-13世纪宇宙观探索中的世界和人的形象”。在新儒学哲学和美学体系形成过程的讨论中，展示了中国小说发展的广阔前景。再如日本松本肇、川合康三编辑《中唐文学的视角》(创文社，1998)，将文学、思想、历史打通，从更广泛的视野来审视文学整体。在宏观审视中国文学某些重大问题的同时，域外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也重视个案的细致考索。如由赤松纪彦、井上泰山、金文京、小松谦、高桥繁树和高桥文治编著《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研究》(汲古书院，1998)一书，全书分解说与本文两部分，不仅综述迄今的研究成果，而且细致翻译与注释，为后来的研究准备了必读之书。又如杜德桥（G.Dudbridge）的《唐代的宗教体验和世俗社会》（剑桥，1995）是研究戴孚《广异记》的专著，不仅辑录了三百余篇《广异记》的现存故事，而且据此深入探讨了唐代社会在信仰和体制上的变化。安妮•麦克拉伦(AnneE.Mclaren)的《中国通俗文化和明代说唱文学》（莱顿，1998），对在嘉定发现的几篇“说唱词话”以及出版阅读情况和艺人的表演技巧进行了研究，也基于细致的考证。

（二）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自觉运用

比如，西方女性主义思潮自20世纪以来方兴未艾，女性主义视角在域外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中亦多有体现，如温迪•拉森WendyLarSom)的《现代中国的妇女和写作》(斯坦福，1998)，拉森的著作讨论“妇女、写作和民族主义话语”、“妇女、德操和文学文本”、“身体和文本”、“新女性和新文学”以及“女性写作和社会约束”等诸多问题，涉及冰心、丁玲、庐隐和凌叔华。再如，在叙事学理论的影响下，也出现了对中国文学的母题研究，如布劳特（B.B1auth）的《古代中国的鬼狐故事》(法兰克福，1996)，就是对《太平广记》有关卷册的翻译和研究，也附有《太平广记》中狐狸故事的类型和母题分析。而西方新的文本观也给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带来新视角，如坎帕尼(R.F.Campany)的《中国中世纪早期的述奇志怪之作》(纽约，1996)中，对六朝志怪文体就做了多角度的透视，归纳出描述型、叙事型、论说型以及元志怪型等几种类型并作了详细辨析。

（三）研究范式的独特新颖

中国国内本土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而域外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其研究范式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独特新颖。徐志啸针对美国学者高友工及梅祖麟的唐诗研究说：“一般来说，我们评价一个诗人或解析一首诗歌，往往从文学的角度入手，结合诗人或写作这首诗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条件，以及诗人本人的身世经历、思想感情等，对诗人及其作品，作解说和评价，或者用文学欣赏的眼光对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所展示的艺术表现手法作具体的分析解剖，很少或几乎不会从文学以外的角度去看问题———这大概已成了我们的传统习惯。但是，美国学者高友工和梅祖麟合作的论文，其观察点和解剖方法却与我们的传统习惯不一，他们打破了人们习惯的文学批评方法，从语言结构的批评角度来解析唐代杜甫的诗，令人耳目一新，可谓开了唐诗批评和研究的新生面。”[4]徐志啸的这一说法揭示了域外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所具有的独特范式，对域外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而言具有普遍性。如余国藩的《重读石头》（普林斯顿，1997），分为“读法”、“愿望”、“石头”、“文学”和“悲剧”五题，讨论了古今“红学”、历史与小说的异同、“情”说、天性与性情的辩证关系、释家的虚无与梦幻观念、小说本身所含的文学观、林黛玉的悲剧性等问题，而且常以中西比较，进行多方论证。与国内的《红楼梦》研究相比，大异其趣，视角新颖。又如康达维（D.R.Knechtges）教授的《中国中古文人的山岳游观———以谢灵运〈山居赋〉为主的讨论》（台北，2009），从梳理中国古典文献中的游、观与游观入手，讨论了中国文学中的山岳游观与巡游，进而深入解析谢灵运的《山居赋》中的游观观念，并进而指出这种山岳游观观念与宗教特别是佛教的关系。视角与结论都十分独特。随着域外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日益兴盛，中国国内学术界对域外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关注也日益增长。自民国时期起，王国维、陈寅俗、胡适、陈垣等一代的中国学者，就开始给海外汉学投以巨大的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关注日益成为一种学术自觉。自90年代以来，各种以国际汉学为主题的杂志、丛书、丛刊、译著更是相继问世。新世纪以来，加强对域外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关注的呼声越来越高。2003年，邓绍基先生在西安举行的“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就以“加强对国外中国文学研究之研究”为题，对整个中国学术界发出了呼吁。他说“：我想在这单谈一个求取‘他山之石’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种建议，我建议我们古代文学研究界加强对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的系统研究，也就是‘研究之研究’。”他认为加强对域外中国文学研究之研究对我们国内学术界是大有裨益的：“系统地研究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也正是吸取外国先进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这种系统研究，还可以使我们了解国外的学者，他们的研究工作中坚持了什么，又发展了什么；他们的研究工作与我们的研究工作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之间呈现的同与不同。通过这种系统研究，看到国外同行取得的许多成绩，也可以反过来鞭策我们，加深我们的责任感，使我们更加重视和加强我们的研究工作。”并总结说：“总之，我们在回顾和展望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求得历史经验，取得新的成绩这一过程中，如果加进系统研究国外学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工作的历史和现状这样一个方面的内容，那将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十分重要的。”[5]

建构中国文学研究世界话语权语境中的域外中国文学研究

如坎帕尼(R.F.Campany)的《中国中世纪早期的述奇志怪之作》(纽约，1996)对六朝志怪文体的研究，对于我们考察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演进的轨迹无疑很有益处，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无容置疑，域外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已是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中国文学研究现状与成就，域外中国文学研究成果是不能回避与忽视的。不仅如此，在建构中国文学研究世界话语权的语境下，域外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不仅经济上要走出去，中国文学与文化也要走出去，建构起中国文学的世界话语权。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域外中国文学研究及整个汉学研究。所谓建构中国文学的世界话语权，正如古风所言：“只是在争取一种平等的言说权和参与权，而绝非要谋求什么世界霸权。我们要争取‘中国话语权’，就是希望在世界文坛上开中国文学之花、发中国文论之声，从而参与到世界文学和文论的‘大合唱’中去。”[6]建构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界话语权，需要做许多脚踏实地的工作，比如，重构中国文论的现代体系。中国的文学理论特别是传统文学理论，与西方相比，话语体系较为独特，如诗学批评的“诗话”形式、词学批评的“词话”形式、小说批评的评点形式等，在与西方的对话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隔膜。所以，在建构中国文学的世界话语权过程中，重构中国文论的现代体系是必要的。古风先生在文学理论前沿问题的讨论中就提出了构建中国文论体系的想法，他说：“所谓‘构’，就是立足本土，放眼世界，重构中国文论的话语和体系，使中国文论跻身国际文论界而毫不逊色，从根本上争取中国文论的‘话语权’。只有这样，我们才有东西可‘送’，外国学者也才有东西可‘拿’。”[7]在重构中国文论体系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发掘并强化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与西方文学理论相一致的理论原则与内涵，即古风先生所谓的“释”：“就是挖掘和提炼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做好‘以中释西’、‘以中释外’的示范工作，使外国读者充分认识中国文论的有效性和普适性，激发和引导他们来拿、来用。”[7]如史忠义先生将《文心雕龙》置于世界诗学的视野中，对“原道”、“征圣”、“宗经”等原则“普遍性”的发现与阐释，就是成功例子。关于“原道”，他认为“西方诗学其实也是讲原道的，自荷马时代起，基本的文艺观念是‘摹仿说’，这一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古希腊先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在当时主要表现为上帝造物说、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说’和柏拉图的理念论。后来又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先验形而上学思想，如康德的先验哲学、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犹太文化、印度文化以及穆斯林文化也与古希腊罗马传统相似。而关于“征圣”“、宗经”，他认为这是世界“文学共性”。[8]对中国传统文论中与世界相同的“文学共性”的发掘、阐释和强调，有助于中国文论的传播和接受，当然也有助于中国文学世界话语权的形成。而要发现中国传统文论与世界文学理论的“文学共性”，域外中国文学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同时，在重构中国文论体系的过程中，对“他者的眼光”的借鉴也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这一问题上，域外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则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如前所言，域外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有着不同于国内学术界的独特范式，徐志啸在总结美国学者高友工及梅祖麟的唐诗研究时将其称为“他者的眼光”。他说“：海外学者确有其不同于我们国内学者的眼光，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分析中国古诗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有其独到之处，值得我们参考借鉴。”[4]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并利用这种“他者的眼光”，推进我们自身文论话语体系的完善与国际化，形成更多的“共同语言”，并用这种“共同语言”发声。而寻找与提炼这种“共同语言”，域外中国文学研究也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着力点。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域外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之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对域外中国文学研究之研究，标志着中国学术界已经开始将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研究置于全球视野中展开，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学术观念上的重大提升。我们认为，对域外中国文学研究之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与细化，从而获得对域外中国文学研究范式的切实了解与掌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文学研究新局面。显然，域外中国文学研究不仅在重构中国文论的现代体系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在建构中国文学研究世界话语权的过程中，域外中国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域外汉学研究，也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我们应对其加以充分利用。

作者：熊明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