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校训是反映中国教育的一面很好的镜子。校训从无到有、从不成熟到逐步完备，其自身历史脉络的演变，反映了中国传统教育转型为现代教育的历程。校训句式和词语组合等形式的发展和变化，折射了中国教育由重传统文化到重政治口号再到重教育自身规律的转换过程。校训内容从以往的注重道德修养的伦理性内容到加大“智力型”、“实验型”等知识性内容比重再到注重弘扬现代教育理念，都反映了中国教育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轨的历程。

［关键词］校训；中国教育；变迁

蕴涵传统文化和体现时代精神的校训在其百年发展中变化较大，它的变化暗合了中国教育的变迁，折射了中国教育由传统走向近代进而步入现代的光辉历程。本文着重从校训的历史脉络、形式、内容三方面的变化反映中国教育的变迁。

一、校训的历史脉络折射中国教育的变迁

“校训”二字不像“家训”、“庭训”，在我国古籍中已独立成词。古籍中虽有“校训”二字，但并非词组“校训”本身，一经句读，即可看出“校”和“训”是各自成义的，且“训”多为动词。如《全唐文》提到：“……五校训齐……”，意为五组军队训练整体；《明史》卷十中说道：“其学校训导未教生徒”，意为学校就是来教育、训导那些未受过教育的学生。

我国古代虽没有独立的“校训”词组，但却存在校训的精神内核。《大学》“三纲领八条目”、《学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南宋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揭示》和岳麓书院“忠孝廉节”等，虽说并非我们所指的校训，但内容和形式却为校训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是校训效法的样板和取材的“总库”。

本文校训特指现代意义的校训。校训作为中国学校教育的手段之一，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校训伴随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而出现，而近代教育则是在西方文化的硬性渗透下被动走上缓慢的发展道路。教会大学作为西方文化渗透的桥梁和中介，是中国高等教育在近代化过程中模仿和学习西方大学的本土原型。随着教会大学的逐步建立，校训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种手段也相应出现。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先把校训引入中国，如徐以骅所说：“圣约翰在教育制度上系统地模仿西方学校……有的在中国尚属首次。其他如毕业典礼、校歌、校旗、校色（蓝与黑）、校训（光和真理），也是西方的舶来品。所有这些自本世纪以来在一所中国学校也是习以为常的，然而当它们被圣约翰等教会学校引进时，却开风气之先。”[1]1905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在美国哥伦比亚注册时正式更名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在更名的同时，也明确了“Light&Truth”(“光与真理”)为该校校训，但它以英文形式出现。

校训以中文形式出现则是在甲午战后，从日本引进了“日语的回归汉字借词”[2]——“校训”：“日本用音读汉字构成新词，表达日本自己创造的概念，如校训，来自日本‘校’，音kokun”[3]。

“校训”一词的引入使得教会大学英文校训实体有了明确的中文称谓——“校训”。此后，校训成为学校教育制度而为我国近代新式学校所普遍采用和接纳。李瑞清主持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赵天麟任北洋大学校长，制定“实事求是”的校训：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作讲演提到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

校训成为学校教育的一种手段，作为学校的一种标志而被提升为学校制度。校训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传统教育开始向现代教育迈进，是西方新式学校体制被我国接纳、采用和完善的表现。

校训自产生后就不断发展变化着，它的流变反映了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校训发展变化呈现出建国前传统文化为主体、建国后政治激励为主流、改革开放后多元理念为主导的流变趋势。

传统文化是构建校训并使之更具文化魅力的摇篮。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体现在校训的方方面面，如校训的内容反映我国传统的“德性”文化，强调道德养成，大多选用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词语，且大多引经据典，源出古语；校训的形式则采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单字、格言警句式等短语形式，还采用对偶、押韵等二字、四字或多字句式。建国前的校训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传统文化的反映。传统文化在该时期的主体地位固若金汤，对校训的浸润也是其它因素无法比拟的，尤其表现为体现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一言校训。该时期著名的校训有：北京市26中前身北京汇文中学校训“智、仁、勇”、北师大附中前身国立北京高师附中校训“诚、爱、勤、勇”、张謇师范附小新校校训“爱国爱群、爱亲爱己”、金陵大学校训“诚、真、勤、仁”、暨南大学校训“忠、信、笃、敬”等。

看中国教育的变迁建国后，我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需要集中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把我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于是，团结奋进、开拓创新、勇攀高峰就成为时代要求和倡导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教育上就是要求学生勤奋文明、刻苦团结，一时间以勤奋、严肃、团结等为内容的校训大量出现，同时“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种“二言八字”句式成为该时期制定校训的版本。虽然期间也零星出现一些有个性的校训，但是它们基本湮没于这种单一化的政治激励式、口号标语化的校训主流中。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再次发生深刻的变化。在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的鼓舞下，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也逐步深化，开始进行以学校自主办学为核心的改革。学校办学要办出特色，首要的前提是其办学理念富有特色，相应地体现办学理念的校训也要不同一般。这样，体现学校特有精神的校训大量出现，且形式和内容都呈现多元特点。首先，校训的表现形式多样：一言校训有三、四、五字句式，如上海市奉贤致远高中的“爱、实、创”校训、广州中元中学的“德、毅、博、健”校训、内蒙古凉城三中的“净、静、敬、竞、进”校训等；多言校训有二言校训，如中国政法大学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公”；四言校训如北京师大二附中校训“笃志博学，质朴方正”，还有一句话校训，如上海市南汇区三墩学校校训“明智、博爱、才华贡献社会”等。其次，校训内容也很丰富：有重新弘扬传统文化的，如上海市杨浦区打虎山路第一小学校训“礼、诚、勤、勇”；有张扬主体意识的，如北京市君谊中学星星学校（初中）校训“成功非我莫属，让困难向我低头”；有突显现念的，如陕西师大附小校训“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发展”；还有展示学科特点的，如“明法”、“致公”等政法院校校训和“救死扶伤”、“仁慈谨慎”等医科院校校训。

从校训的流变可以看出中国教育经历了依托传统文化、依赖政治和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过程。建国前校训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呈现出极大的繁荣景观，形式种类多样，内容异彩纷呈，对校训的影响巨大。建国后一段时间内，教育在政治所设定的种种框架中运作，教育政治化倾向比较明显，出现了大量政治激励式校训。改革开放后，基于对以往历史的深刻反思，人们的主体意识普遍觉醒。在文化日趋多元的时代背景下，教育要求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自由意志、理性精神和创造能力，以“开放性”为其总体特征，并按照自身规律发展。这样，校训作为学校教育的手段更强调人的主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二、校训的形式反映中国教育的变迁

不同时期校训的形式不同，首先表现为校训句式的变化。校训产生初期，以单字句式为主，表现为一言[注:这里的“言”用了诗歌里的“言”的称谓和意义。对于比较有规律的校训来说，以标点符号为分隔符，一个分隔符中有几个字即为几言。至于“字”的意思，就是校训总共包含几个汉字即为几字。如“勤奋、团结”，顿号前有二字，顿号后有二字，那么就叫做二言，总共有四个汉字，那么就称为四字，此校训的句式就叫做“二言四字”句式。以此类推。]校训相当普遍，如“勤”、“诚”、“朴”、“毅”、“勇”、“敬”、“严”、“公”等。笔者收集到的建国前156条校训中，一言校训有49条。一言句式校训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减少，二言、四言校训逐渐增加，建国前二言有52条，四言有50条。二、四言校训增加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一定关系。中国人习惯用单字来表达思想，到了近代单字无法确切地表达近代纷繁复杂的教育事务，所以迫切要求表义更加精准的双音或多音词的出现。文言文改白话文运动则顺应了这一要求。此后，中国的双音词、多音词盛行，并在词语中居主要地位。建国前的校训句式，种类也是五花八门，如一言有二字、三字、四字、六字，二言有二字、四字、六字、八字，还有四言、五言、六言等句式。建国后校训表现最为明显是“二言八字”校训占绝大多数，如“勤奋、团结、爱国、求实”。笔者共收集建国后校训389条，而“二言八字”校训就达292条。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在学校数量急剧增长的情况下，“二言八字”校训在数量上能独占鳌头，一言句式校训基本销声匿迹（共5条），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改革开放后校训除了囊括前两个时期的所有句式外，还出现了新句式，如三言、七言、八言、十言，甚至还有一句话的形式。该时期，校训种类更加丰富，达33种。

校训形式变化还表现在校训词语组合的不同。建国前，一言校训大多以“勤”、“朴”、“敬”、“诚”、“正”等词为主。其中有一字单独出现的句式，也有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等几字同时出现的句式。建国后，一言校训数目极少，用语也相对单调。改革开放后，一言校训出现了许多词语，如“竞”、“净”、“扎”、“远”等。一言句式的校训用词大多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变化趋势，大致成繁荣——沉寂——恢复的趋势。“勤”、“诚”二字是三个时期的一言校训的共同内容，说明它们是我国传统文化倡导的重点，也是我国学校教育永恒的主题。二言校训用语大多是“勤”、“诚”、“忠”、“敬”等词汇的派生词，如“勤奋”、“奋进”、“忠诚”、“爱国”、“笃敬”等。词语“勤奋”、“求实”、“团结”、“爱国”无论在哪个时期，都出现得最多，尤其集中于建国后改革开放前。由它们组合成的“二言八字”式单一化校训主导着建国后改革开放前校训的形式，同时也影响着改革开放后的校训形式。改革开放后的校训除了上述情况，更多是根据实际情况概括而成的，并且不再局限于“勤奋、团结、爱国、求实”式的“二言八字”校训，出现如“学理主行”、“爱满天下”、“不做假帐”、“博大精深”等“四言四字”句式校训。这些句式的校训基本没有固定的词语组合。

校训形式的变化也反映了中国教育由重传统文化到重政治口号再到重自身规律的转换过程。建国前校训形式注重从传统中吸收精华，采用传统文化中的单字、格言警句式等短语形式。而建国后校训大多是单一化的“二言八字”形式。改革开放后，校训又重新认识传统，寻找被遗弃的古典，同时更注重着眼于社会现实、学校特点、学生实际和教育自身特点，“人无我有，人有我特”，呈现了形式多样化局面。

三、校训的内容体现中国教育的变迁

中国自古就主张“以德选人”、“德才兼备”。《中庸》提出“尊德性而道问学”[4]，强调道德的先导、引领、统帅和调节作用。强调道德修养是我国教育的主题，也是我国校训内容的主体。而道德修养用语大多来源于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形成了诚信待人、勤劳节俭、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勤劳、诚实、朴实等反映传统美德的词语就构成了校训内容的主体。“勤”、“诚”、“朴”、“严”、“敏”、“勇”等词几乎成为一言校训的主要内容。“勤奋”、“团结”、“爱国”、“尚德”、“正直”、“和谐”、“崇真”等是二言校训内容的主体。四言句式校训如“蒙以养正”、“自强不息”、“敬业乐群”、“志存高远、自强不息”、“敦品励学、以品养慧”等，都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道德修养型校训在建国前的校训中居于主要位置。它首先表现为强调修身，如南京大学的“诚朴”、集美学校的“诚毅”等；其次，强调立志，可以说每一条校训都代表着该校的理想和志向。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南京大学的“诚朴雄伟、励学敦行”校训，非常明确地把形成高尚的人格典范作为受教育者高远宏大的志向，并期待他们将来能够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校训对如何立志也有深刻的阐释。南京大学老校训“嚼得菜根，做得大事”认为坚忍不拔的耐力和意志是成就大事的根本；再次，校训强调奋斗进取和创新精神的养成。厦门大学的“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要求奋发进取，广东惠阳市仲恺中学以革命家廖仲恺名言“人生最重要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为其校训，旨在提醒师生勿忘先贤，注重精神修养，并使之与时俱进。“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则是创新精神的最精致概括。

中国文化不讲或很少讲脱离伦理型学说的智慧，以重视道德伦理灌输为主旨，偏重于“道德型”的理想人格设计，疏于“智力型”、“实验型”人才的培养。中国古代所谓的“学问”，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而是如何安身立命与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信条和经世之学。有关宇宙论、认识论的探讨，都是从属于或落脚于道德问题的基点上。尤其建国前的校训对知识、学习重要性的认识反映不很明显，只出现了零星的“重学”、“学习”、“好学力行”等词。建国后，对学习的重要性有进一步的认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校训成为学校倡导学习的重要表现形式。改革开放后，随着时代背景和教育理念的转换，重新审视道德修养和学习知识的内在关系，认为二者并不相互排斥。一方面，知识的学习本身就包含相应的道德修养内容；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道德修养与学习知识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在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学时，能够充分发挥其内涵的道德教育功能，就能收到双倍的效果。同样，如果能够重视开发文化科学知识的道德教育功能，使受教育者懂得人生和做人的价值，就能有效地启发受教育者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掌握文化科学知识。这一时期，“勤学”、“博学”、“乐学”、“学无止境”、“学为人师”、“学习为本”等体现学习重要性的校训大量出现。

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还出现了建国前所没有的一些新校训。表现为：反映行为准则的校训，如上海市高安路第一小学的“遵守纪律、认真学习、热心服务、讲究卫生”等；体现现代意识和观念、突出个人主体性意识的校训：辽宁师大附属中学校训“做新世纪的主人”等；反映学科性质的校训，如“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反映了师范院校的师范性和示范性；展示学校教育特色的校训，如广州第109中“求真、立善、创美”校训。

百年校训折射百年教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学校校训自身历史经历从无到有、从稚嫩到成熟等历程；校训句式和词语组合等形式经历由注重传统文化形式到注重政治口号、标语再到注重彰显教育自身规律等阶段；校训内容经过从以往的注重道德修养的伦理性内容到加大“智力型”、“实验型”等知识性内容比重再到注重弘扬现代教育理念等变化。这一步一步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中国教育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渐进的转换过程。现代校训在进入新世纪后，将会以崭新的姿态更加发挥其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校文化名片和学校品牌。

［参考文献］

［1］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39.

［2］［意］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黄河道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269.

［3］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261.

［4］陈戌国.四书五经［M］.长沙：岳麓书社，20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