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新近家庭教育地方立法

(以熊本县为例)除了国家层面的立法外，日本各地也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立法工作。近年来，熊本县也出现了“少子化”和“核心家庭化”的倾向，加之受区域沟通联系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家庭教育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大背景下，2013年，熊本县制定了日本第一部家庭教育地方性法规———《熊本家庭教育支援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制定的主要依据是2006年12月新修订的《教育基本法》第十条。具体的立法目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全面推进支援家庭教育的政策措施;二是督促监护人更好地学习和成长;三是督促儿童学习做父母的知识。《条例》确立了支援家庭教育的基本理念，明确监护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政府及相关部门、社会团体、企业和其他公民的职责和义务，同时规定了一系列支援家庭教育的政策措施。《条例》中，“监护人”除父母外，还包括执行监护权的人、未成年人的保护人以及养父母等;“儿童”为“年龄未满18岁的人”，相当于我国法律中的未成年人;“学校”不仅涵盖了幼儿园、中小学校、中等教育学校、特别支援学校以及高等专科学校，还包括保育园以及认定儿童园(指同时对保育园和幼儿园中的学龄前儿童提供保育、教育及对监护人育儿实施支援的机构)，但不包括大学。此外，《条例》还将“地区活动团体”作为推进家庭教育的重要参与者，具体包括社会教育相关团体、基于地缘关系产生的团体以及其他进行区域性共同活动的团体。《条例》不仅调整“父母的学习”，也调整“成为父母的学习”，这是《条例》的一大特色。所谓“父母的学习”是指监护人根据儿童发展阶段的不同，学习相应的家庭教育及育儿知识等，以便更好地胜任父母的角色;而“成为父母的学习”是指儿童学习家庭的责任以及育儿的意义等有关将来成为父母的知识。《条例》提出了支援家庭教育的基本原则，阐明了实施支援家庭教育的政策措施的基本理念。即在实施支援家庭教育政策措施时，一方面强调监护人对其子女的教育负有首要责任，另一方面强调尊重家庭教育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各个领域和全体社会成员的作用，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共同完成家庭教育工作。《条例》强调监护人对其子女的教育负有首要责任，应当帮助子女养成必需的生活习惯，培养自立能力，实现身心和谐发展。可以说，这三项要求既是家庭教育的基本内容，也是家庭教育的基本功能。同时，《条例》从培养父母的观点出发，强调监护人自身的成长也很重要，要求监护人努力实现自身的成长与进步。《条例》明确了熊本县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职责以及县与基层的市町村进行合作的义务。其中，县的职责主要包括完善以支援家庭教育为目的的体制;在教育、福利等诸多方面全方位地制定支援家庭教育的政策措施并切实执行。同时，由于市町村、学校、地区、企业等在普及家庭教育知识、推进支援家庭教育的相关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条例》要求县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措施时，应当加强与市町村、监护人、学校、社会公众、社会团体和企业等的合作。《条例》特别规定，在市町村制定或实施支援家庭教育的各项政策措施时，县应当向市町村提供相关信息、建议等其他必要的支援。此外，为确保各项政策得到落实，《条例》还要求县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财政措施，同时规定，知事应当汇总每一年度支援家庭教育的政策措施，向议会报告并向社会公示。如前所述，《条例》将“养成必需的生活习惯，培养自立能力，实现身心和谐发展”确定为家庭教育的基本功能。在此基础上，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加强与家庭、社会公众和社会团体的合作，努力实现上述基本功能，并配合县以及市町村实施有关支援家庭教育的政策措施。

《条例》规定了“地区居民”和“地区活动团体”的职责与义务，即社会公众和社会团体的职责与义务。要求社会公众齐心协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家庭教育的良好社会环境，同时通过宣传当地的历史、传统、文化及举办各种活动帮助儿童健康成长。鉴于社会团体在普及家庭教育知识、推进支援家庭教育工作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条例》规定，社会团体应加强与家庭、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合作，积极参与支援家庭教育的各项工作，努力配合县以及市町村实施有关支援家庭教育的政策措施。为了从外部保障监护人能在家庭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条例》规定，企业(相当于我国法律上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所在的单位”)应努力改善其雇员的劳动条件，帮助雇员实现事业生活的平衡和谐，使其事业与家庭两不误，配合县以及市町村实施有关支援家庭教育的政策措施。《条例》还规定了六条支援家庭教育的政策措施。一是向父母提供学习家庭教育知识的机会。二是推进“成为父母的学习”，由县总务部从推进私立学校教育改革事业费中对进行保育体验的私立中学予以相应的补助。三是培养支援家庭教育的人才。四是促进家庭、学校、社会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合作。五是建立充实、完备的家庭教育咨询体系。为落实这一规定，熊本县教育委员会开设了健康育儿电话咨询窗口，并开展现场咨询。六是宣传、指导以及启发家庭教育。熊本县教育委员会制定、普及“家庭教育十条”，举办“熊本育儿谈话会”和家庭教育报告会，开展“用爱与教养培养孩子”的宣传活动，表彰支援家庭教育的个人和团体;县健康福利部对有关家庭教育的数据进行调查，及时提供相关的育儿信息。

二、日本家庭教育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一)逐步建立多层次的家庭教育法律体系

日本从普及家庭教育的理念出发，重视顶层设计，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在《教育基本法》中不断提升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家庭教育法律体系。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可先修订《教育法》，在总则中单列一条，明确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性质和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进行专门的家庭教育立法。规定家庭教育的概念，基本原则，各方的权利、职责与义务，家庭教育的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等问题。同时，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参差不齐，家庭教育事业的成熟程度也各不相同，可考虑先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家庭教育地方性法规。

(二)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形成多元化的家庭教育指导和服务网络日本家庭教育立法体现了对家庭内部教育事务的干预以及对家长作为“教育者”的服务和指导。基于这一理念，日本家庭教育立法经历了以行政为中心到向行政与社会并重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政府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是家庭教育管理的主要推进者。这种模式有利于健全家庭教育相关体系，有利于保持家庭教育相关政策的连续性和执行力，值得我国借鉴。

(三)通过立法

健全家庭教育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目前我国大陆在家庭教育的组织管理、人员投入、政策保障等方面都较难令人满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庭教育工作缺乏相应的经费保障。日本家庭教育工作之所以能有效推进，除了实施全面的扶持政策外，通过立法建立稳定而持续的经费保障机制也是其关键所在。在日本，一方面，法律明确规定，政府及相关部门应不断加大对家庭教育工作的财政投入力度;另一方面，积极拓宽民间筹资渠道，定期或不定期地接受社会力量的赞助或捐赠，使家庭教育工作获得较充裕的资金保障。在当前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整体不足的情况下，也应以立法确保政府对家庭教育事业的财政投入，并出台相应的奖励措施，用足用好社会资助渠道，促进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

(四)坚持一般家庭与特殊家庭教育支援并重

日本家庭教育立法注重满足各类家庭教育需要，特别关注对弱势群体家庭教育活动的支援。如《熊本家庭教育支援条例》就针对残疾儿童家庭、单亲家庭等需要特殊照顾的家庭或监护人作了专门规定。该《条例》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县在制定和执行支援家庭教育的政策措施时，须充分考虑监护人及儿童是否存在身体障碍，考虑监护人的经济状况以及其他家庭情况。我国可借鉴这一分类指导的原则，在规定普适性的家庭教育扶持政策的同时，结合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实际，重点针对特殊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特殊群体制定相应的家庭教育扶持政策。

(五)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的地方立法

除国家层面的立法外，日本各地也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立法工作。与日本相似，近年来，我国家庭教育立法也呈现出上下联动、自下而上、逐步推进的特点，一些省(区、市)已经具备了先行制定家庭教育地方性法规的理论基础和社会条件，有些地方还进行了实质性的探索。2014年初，重庆市在全国率先将《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纳入地方立法规划，上海、湖南、深圳等地也在积极推动此举。当然，构建我国家庭教育法律体系须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对于日本家庭教育立法的相关经验，我们应有选择地借鉴，而不能直接移植。

作者：刘兰兰单位：山东女子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