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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战略思考

金融危机战略思考

中国虽然是最先从危机中走出来的国家,但是,不能说中国目前就没有风险。当前,以希腊债务危机为标志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来犯,以贸易顺差为借口逼迫并制造人民币升值预期、利益集团垄断、房地产泡沫、人口老龄化等都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风险,将有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最终拖垮中国经济。

无论是国家债务危机还是人民币汇率问题都是今年G20峰会或中国战略与经济对话中重点被讨论的话题,但不管讨论的过程怎样,中国都要坚持自己的底线一中国金融的核心利益,警惕这一利益被损害。

中国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第二次国际金融危机

以2009年底迪拜债务危机为先导,2010年春季希腊危机为标志;从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欧洲国家债务危机,欧盟和北约的过度扩张,金融投机高杠杆、高福利、高消费,人口老化,已造成社会严重的腐朽和停滞。可以预见,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将会继续扩散,影响到英国和美国。

国际金融危机已发生过多次,至今中国没有被卷入,其基本原因是中国金融体系开放程度较低,货币没有完全自由兑换。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得益于提前进行“软着陆”,坚决打击北海房地产泡沫,控制通货膨胀,经济已提前达到平衡,因此有能力保持人民币稳定。1998年在投机资本集中冲击香港联系汇率,我国断然在香港实行强硬干预手段,切断投机资本自由进出。后来,索罗斯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是“没有想到中国政府不守规矩”。

1998年以后,国际资本认识到中国的稳定能力,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大举进入中国,换取人民币进入股票房地产市场,购买国企产权,至今已有11年,进入的国际资本估计有数万亿美元,超过中国国家外汇储备。这样的一个国际收支结构,反映的基本格局是:

第一,国际私人资本,包括直接投资和货币资本流入,中国的国家资本流出,对于中国而言,总资本是净流出的,这与储蓄大于投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是一致的。

第二,国内资本和国际投机资本对流,国内腐败资本流出“洗钱”,然后再作为国际资本流回。在国家资本项目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大部分国内腐败资本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洗干净。只要放弃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就意味着公开放纵腐败资本出境洗钱。

第三,长期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以静态比较利益理论为指导,实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依赖发达国家市场,把产业链定位在国际低端,延误了科技发展与产业升级。

第四,人口年轻和教育成功,造成货币财富大爆炸,自2000年以来连续11年经济高速增长,平均速度超过10%。在市场经济利润导向下,过剩资本难以流向实体经济,而是进入股市房地产,造成资产泡沫化。

从当前的状况来看,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危险性要比1998年大得多。

首先,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与美国联手抵御的,而2007年是美国爆发危机并且向世界转嫁,其压力对中国而言要比1998年大得多,中国无力独自抵御危机。

其次,美国向中国转嫁危机不仅是收缩国内市场打击中国出口,更加严重的是,迫使中国把自己的国家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国国库券。美国政府借新债还旧债等于不还,中国并不能无限制地在国库券市场上抛售。如果外资集中撤资,中国无法抽回这笔巨额债。

第三,中国经济的繁荣与开放程度比13年前要高得多,国内经济已丧失均衡,通货膨胀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的危险性相当高。

第四,启动内部需求所必须的国内利益格局调整,国内政治与社会改革,市场经济的完善,由于国内利益集团的阻挠,难以真正启动。

第五,“精英层”包括决策层、理论界、媒体界等,所受到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也要比13年前要大得多,他们把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报道控制在技术层面,拒绝反思。不排斥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与国际投机资本相配合,利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失衡,制造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将随着人口老龄化而逐步降温。金融的“超前过度反映”将会在某个时点出现,这就是说,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一系列调整势在必行,自身就孕育着金融危机的因素,而一场金融危机的爆发,往往是宏观与结构失衡难以主动调整,最后被迫强制调整的一种形式。金融危机强制性地将经济增长打断,迫使社会进行利益结构的调整,如再不成功,中国就难免走上长期衰退的道路。

汇率之争的实质不是贸易顺差,而是制造人民币升值预期

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公开理由是中国贸易顺差太大,贸易顺差不是中国压低币值造成的,而是30年来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如果依靠升值来平衡中美贸易顺差,就是升到1:4,也还是解决不了。

随着中国进口结构的调整,人民币不用升值,贸易顺差也会减少。去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下降了4个百分点,未来,还会下降直至消失,只要国内经济继续高速度增长,这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喧嚣一时的“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问题似乎因欧洲危机的爆发而告一段落,但实质不然,因为美国的政客与经济学家们都明白,贸易顺差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目的已达到,即制造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升值预期诱发、利益集团垄断、房地产泡沫是中国最大危险。

不可不防的是,那些专门以“新自由主义”药方搞垮他人的政客和理论家们,制造“汇率操纵国”的目的,不在于纠正贸易顺差和转移国内危机,而是蓄意强化人民币升值预期,逼中国走当年日本的泡沫经济之路。

一场泡沫过去,日本经济停滞20年,人口平均寿命达到83岁,就难以恢复。其实中国人口老化速度极快,现在已经开始,我们还有10年宝贵的时间。目前爆发的货币财富有两条出路,一是纳入国家战略发展实体经济,二是以“市场导向”,实际是利益集团垄断和投机资本误导下造成经济泡沫,在崩溃中烟消云散。

在当前经济未完全复苏的情况下,由于担心出口滑坡,今年初中国政府未让人民币升值,但其实真正的危险不在于人民币小幅度升值,而在于美国已经成功地制造了升值预期,越不升值,升值预期越强,而升值预期是引起房地产泡沫的重要经济根源。

货币升值预期可直接引起资产泡沫,并不一定需要国际资本进出和套利套汇。这就必须深入理解实际汇率理论。

名义上汇率扣掉货币因素,称为实际汇率。人民币中期升值趋势是非货币因素决定的,就是实际汇率20年以来升值大约40%。

实际汇率,又表示为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之比。可贸易品即可以移动并参加国际贸易的商品,其价格不断下降,非贸易品即房地产、旅游、医疗等不可移动的商品与服务,其价格不断上升。决定价格涨跌的非货币因素,称为“生产率比工资弹性”。在可贸易品部门,由于引进外国先进设备,生产率提高速度非常快,而工资基本不涨,所以可贸易品价格年年下降。在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难以提高,但工资却在提高,非贸易品价格年年上升。这样,用可贸易品价格去除以非贸易品价格,分子越来越小,分母越来越大,实际汇率的值就越来越小;人民币是采用直接标价的,1美圆所兑换的人民币越来越少,就说明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在升值。

具体地说,在可贸易品价格中间,出口品价格不断降低数量扩张,进口品价格不断提高数量萎缩,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贸易顺差增加,就要求名义汇率升值。

名义汇率如果不跟随实际汇率升值,称为“汇率错位”,就会产生升值预期,引导国际投机资本进入,国家被迫收购外汇使外汇储备剧增,造成人民币基础货币过度发行,再使用货币政策予以冲销,这就是1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实际情况。

根据“金融超调”规律,如果政府不控制,人民币名义汇率会超额升值,以后升值预期变为贬值预期。如果政府控制名义汇率,就长期存在升值预期。

就是说,实际汇率升值引起名义汇率升值预期,长期存在的名义汇率升值预期引起股市房地产价格的升值预期,并且在“超前过度调整”规律的作用下,加速上升,即使严格控制外部资金流入也不能避免。只要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国家追求经济高速增长,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有充足的货币供给,政府又不控制资金流向,资产泡沫就会发生。

有专家总结日本的历史教训,泡沫经济发生的深层次根源,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惯性阻碍了经济转型。在外部压力下宣布日圆升值,即产生严重的升值预期,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涌入,促使日圆升值过快,造成两个弊端:盲目投资海外造成严重亏损,国内资产泡沫形成。此时政府仍追求经济高速增长,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使资产泡沫更加严重。最终,在“日本买下美国,日本第一”的喝彩声中轰然塌陷,萧条长达30年。

有人说中国不会走日本的老路,因为我们有国内需求。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潜力不等于现实。启动内需,特别是提高人民群众消费,需要社会与政治改革。必然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抗,如不能进行有效的利益格局调整,过剩资本会流向房地产和国外,而不会启动内部需求。

要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维护中国的核心金融利益

维护国家核心金融利益主要包括:

第一,全面认识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危害性。人民币不升值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不能升值过快。

第二,人民币不能公开宣布自由兑换,也不能私下里放弃对于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

第三,限制外资控制我国战略产业的股份,如已经被控制的,国家应以外汇的形式回购回来。

第四,金融机构与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必须在国家战略指导下进行,主要是控制资源,收购竞争对手,切不可进入房地产和金融投机。

第五,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坚决打击房地产泡沫。目前政策力度不够,应该宣布对不动产征税。税率不能高,其关键作用,是实行不动产实名制,暴露并清查腐败性房地产投资。所担心的,这样的政策很难推行,恐将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反对,但是一般的经济政策又难以奏效,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断言的那样,房价小降大升,最终在中国酿成大患。

第六,严防国际投机资本兴风作浪。索罗斯对于投资理论有重要发展,他认为,均衡市场虽然到处存在,但对于投资者来说没有意义,因为他只能得到平均利润,只有非均衡的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才可能带来超额利润。他坚信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性质,就是垄断和预期能够改变供求关系,从而使股票房地产暴涨暴跌。他的投资理念是寻找宏观经济的不均衡。进一步讲,如果资金量足够大,就可以在不均衡的经济中进一步制造新的不均衡,利用经济的不均衡赚大钱。这不是阴谋论,而是市场经济规律基础上的资本运作,而美国国家政策和主流经济理论,又往往与投机资本形成巧妙的配合。

我们必须警惕,国际投机资本利用经济不均衡,在中国制造金融危机。其方法可能是制造和利用人民币升值预期,鼓励房地产泡沫,也可能在适当时机,转而制造人民币贬值预期,使已经出现严重泡沫的房地产崩盘。这样的事件,如果在人民币宣布自由兑换,或者中国政府在实际上放弃了资本项目外汇管制,同时某个国际著名投资银行发表报告:中国人口老化,经济高速增长即将终结,或者说房地产泡沫过大等等,此时如果美国宣布加息,等于一个动员令,号召投机资本和腐败资本外逃。金融危机的发生,关键就是预期的改变,而预期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人为操纵的。

如果某些重要的预期改变,外资集中撤资可能引起国内居民挤兑人民币而兑换外汇,连带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裂。一次泡沫经济破裂,只要耽误我们10年时间,中国就成为世界上人口最老化的国家。

我们要警惕中国金融的核心利益被损害,要把货币财富引向实体经济,包括基础设施,技术升级,国防与环保,和谐社会建设上来,不能放纵其到处炒作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