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制定司法解释法

在目前，司法解释活动大量存在，而且广泛作为司法活动的正式依据。在司法解释活动缺少“详细规则”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运用法律进行解释），实践中存在司法解释“侵蚀”立法解释权、“背离”法律价值取向、“创设”实体法律规范等倾向性问题，试举数例：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9月29日通过）

第95条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的，质权人可以继续留置质物，并以质物的全部行使权利。本条规定似说明因动产质押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未受清偿的，质权人对质物有留置权。而按《担保法》第71条第2款的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的，质权人有权以质物折价或将之拍卖、变卖后受偿，依《担保法》第84条第2款规定，因法律（非司法解释）规定可以留置的其他合同发生的债权未受清偿前，债权人方有留置权。司法解释的规定，明显不属于“解释”，而属于“创设”规定。这类情况，在司法解释中不在少数。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示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30号）

法释[1998]30号第9条与刑法第363条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司法解释一方面认为“刊号”、“版号”不同于“书号”，“淫秽书刊”不含“淫秽音像制品”，一方面又认为，对“为他人提供刊号，出版淫秽书刊的”；“为他人提供版号，出版淫秽音像制品的”，均以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罪定罪处罚，一方面认为“明知他人用于出版淫秽书刊而提供书号、刊号的”应以出版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一方面认为本罪状符合“以牟利为目的，出版淫秽物品”的罪状。从打击层面考虑，司法解释可谓周密严谨，较刑法规定科学许多。但从价值层面考虑，司法解释可谓“反动”、落后，带有明显的类推倾向。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他人提供刊号，出版淫秽书刊的”、“为他人提供版号，出版淫秽音像制品的”为犯罪行为，司法解释有什么道理认定其为犯罪行为？在废止类推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以最相类似的罪名定罪处罚？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3号）

第5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

本条系对刑法第25条、第31条的误解误用，其直接后果是，造成共同犯罪理论及立法实践与司法实务的冲突、混乱。由于共同过失犯罪的，不以共同犯罪论处，按各自所犯的罪定罪处罚。交通肇事罪作为过失犯罪，肇事者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乘车人指使肇事者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符合刑法第311条规定的“情节严重”，而不属于“事前通谋”（顶多属事后谋划），不应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而应各自成立交通肇事罪，包庇罪（结果加重犯）。

就如立法活动应遵循《立法法》一样，司法解释活动亦应遵循一定的规则。制定一部《司法解释法》，其目的就是要使司法解释活动“有法可依”、“依法行事”，维护法制的统一，规范司法活动的操作程式和自由裁量，确保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准确的解释、正确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