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溢出效应

1.引言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简称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必备生产要素，它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有目共睹。然而它们在不同经济体中的赋存状况却并非一致，这不仅与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关，还受到它们的历史背景、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和制度设置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资本在不同经济体中的使用状况也就千差万别。那么，是不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就与别的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全然无关呢？是否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仅局限于拥有它的个体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90年代以来，我国沿海地区的投资逐步向内地的推移、“孔雀东南飞”和高潮迭起的“民工潮”以及不同地区间在发展经验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相互交流等就是明证。显然，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区域之间相互作用宏观经济的过程。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简单地探讨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溢出效应。文章的后续部分如下安排：第二部分为资本区际溢出的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为资本区际溢出的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主要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2.资本区际溢出的理论分析

2.1资本区际溢出的主要渠道分析

2.1.1资本流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赋存状况具有差异性，从而它们的投资回报率在不同地区间也就各不相同，要素所有者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就会将生产要素从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的地区向相对较高的地区流动。就物质资本而言，它们由于受边际报酬递减的约束，会从存量相对丰裕的地区流向相对贫乏的地区，促进后者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则相反，它们具有边际报酬递增（起码是非递减）的特征，并且它们的投资回报一般是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从而它们更可能从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向相对较高的地区流动，这样无疑会障碍甚至是破坏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另外，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规模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效应以及“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性等也会促使资本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发生跨界流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流动都是从相对落后的地区向相对发达地区的集聚，最初的结果是障碍了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即“回波效应”；只有当流入地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可能导引致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回流，从而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即“扩散效应”。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并不充裕，这种情况下的资本流动显然会促进流入地的经济发展而障碍流出地的经济发展。显然，无论是基于何种原因的资本区际流动，都存在着区际溢出效应。

2.1.2技术扩散Romer（2001）认为，（技术）知识的类型多种多样，它的一个极端是高度抽象且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科学知识，另一个极端是特定的商品，而介于其间的是各种各样的思想。在这一框架下，技术具有如下特征：（1）技术具有部分公共物品的性质，即非竞争性和部分排它性；（2）某些技术可以被编码化（Codify），而某些技术则不能被编码化；（3）生产技术的R&D活动具有消费者剩余效应、商业偷盗效应和R&D效应。显然，从技术的上述三大特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推论：（1）由于技术具有部分排它性和R&D活动的消费者剩余效应，未参与技术知识创造的经济主体也可以从技术的应用中获得收益，从而技术的私人回报和社会回报也就经常表现为不一致。也就是说，技术知识的生产和使用具有溢出特性。（2）技术的部分可编码化的特征表明，我们既可以通过对商品和劳务的使用来获取物化的技术，也可以通过专家指导和示范等来获取那些非物化技术。显然，无论是哪种技术，其扩散程度理论上都受地理空间的影响。（3）R&D活动的消费者剩余效应、商业偷盗效应和R&D效应表明，净技术溢出既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显然，上述理论表明，技术的这种跨界传播可以产生出显著的溢出效应，相关的经验研究也表明这种溢出效应不仅显著存在而且为正，如Jaffe（1986）和Coe和Helpman(1995)等。资本作为新技术（或新思想）得以产生的投入要素，通过技术的区际扩散必然会影响到其它区域的经济发展，从而产生出它们的区际溢出效应。

2.1.3示范效应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经济体的发展历程各有异同，导致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绩效具有差异性，从而出现了相对发达区域和相对落后区域相并存的现象，如我国经济发展中梯度明显的东中西格局等。这样，相对发达区域就对相对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在这种示范效应的影响下，后者就可能会通过学习和模仿前者的成功历程来促进它们的经济发展，从而产生出外在于区域内部的经济外部性。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必备生产要素，它们在我国各区域经济体的赋存状况、使用方式和绩效发挥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它们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可能经由这种示范效应而产生出区际溢出效应。

总之，一个区域的资本通过它们的区际流动、技术的跨界传播和区域发展的示范效应等途径会对其它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资本具有区际溢出效应。当然，宏观经济它们仅是资本区际溢出的主要渠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可能有其它的渠道也会产生出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

2.2包含资本区际溢出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上面的分析表明，资本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具有溢出效应，为了更直观地来探讨这种溢出效应，下面通过构建一个包含资本区际溢出的经济增长模型来进行简单的讨论。首先假定各区域经济体通过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H）、劳动力（L）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A）来生产出它们的产出（Y），且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型，见式（1）。

如果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资本存量的增加对于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正影响的话，则溢出效应为正，反之则反是。根据前面的资本区际溢出渠道分析，在不同的渠道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并非一致。其中，物质资本在三种情况下基本上都会产生出正的区际溢出效应，因为如果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物质资本存量增多的话，它们就会溢出到区域i，从而促进后者的经济发展。其例外情况是规模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效应以及“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性等对物质资本跨界流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物质资本存量增多的话，区域i的物质资本就会流向它的邻近区域，从而对区域i的经济发展具有负影响。人力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的正负情况也并非唯一。在资本流动这一渠道中，它们的区际溢出效应为负，因为如果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多的话，会导致人力资本从区域i流出到它的邻近区域，从而障碍了前者的经济发展；在技术扩散和示范效应两种渠道下，它们的区际溢出效应为正，因为如果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多的话，它们就会通过技术溢出和示范效应等促进区域i的经济发展。因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的正负情况必须看各种溢出渠道中的哪（几）种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更重要来定。为了具体分析我国资本区际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正负情况，下文将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进行探讨。

3.实证分析

3.1数据的选取和处理根据式（3），为了通过计量分析来探讨我国资本区际溢出效应的存在情况，我们必须知道每个省市区（后文简称区域，指的是我国大陆中除重庆市外的30个行政区域，这里不包括重庆市的原因在于它的有些数据无法获得）的劳动生产率、劳均资本存量、劳均人力资本存量以及邻近区域的劳均资本存量和劳均人力资本存量数据，所有变量取值的时间跨度均为1990～2005年。然而，我国的官方数据并没有现成的数据可查，本文对它们的选取方法如下。

1.区域i在t年的劳动生产率yit（元/人）由各区域的年度GDPit和从业人员Lit得到，即，itititLy=GDP，它们均来自1991～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并用各区域的CPI指数进行平减。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从统计年鉴上得到的从业人员是年底的数据，一般来说它们大于全年平均数，这样就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低估，但由于其它几个变量也都同时运用了这一数据进行同样的处理，故这并不影响后文分析结论的得出。

2.区域i在t年的劳均物质资本存量kit（元/人）由相应年度的物质资本存量Kit和从业人员Lit得到，即，itititLk=K。在我国，由于各区域每年的物质资本存量数据在统计年鉴上并没有进行统计，一般都是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出，其计算方法见式（4）。目前，张军等（2004）对我国各区域自1952年以来的物质资本存量进行了较好的估算，本文沿用他们1990～2000年的计算结果，而2001～2005的数值由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得出。由于他们得出的省际物质资本存量数据是以1952年为基期的，而本文中所选用的GDP数据是以1990年为基期的，为了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将所引用的物质资本存量数据按照他们的计算方法折算成以1990年为基期的相应数值。

Kit=Kit-1（1-δit）+Iit（4）其中，Kit表示区域i在t年的物质资本存量；Kit-1表示区域i在t-1年的物质资本存量；δit表示区域i在t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他们通过采用代表几何效率递减的余额折旧法得出它的值为9.6%；Iit表示区域i在t年的投资，他们采用经过投资隐含平减指数平减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代替；另外，基年（1952年）的物质资本存量由当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10%得出。

3.区域i在t年的劳均人力资本存量hit（年/人）的计算。在相关研究中，人力资本存量用得较多的替代指标为受教育年限。陈钊等（2004）通过分别测算我国各区域的人均受教育水平得到了相应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年/人），并将它们作为相应的人力资本数据的替代。我们沿用他们测算的在1990～2001年的结果，并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出2002～2005年的相应数值，然后通过除以相应年份各区域的从业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来近似地得到它们的劳均人力资本存量。超级秘书网

4.区域i的邻近区域在t年的劳均物质资本存量ckit（元/人）和劳均人力资本存量chit（年/人）的计算。这里的邻近区域是指具有共同陆地边界的行政区域。我们知道，除海南省外，我国其它各区域的邻近区域不只一个，因此这里的ckit是加权值。国际上最为流行的相关权重选取的是反距离权重，即，Wij等于区域i和j的质心之间距离的平方的倒数，这样不仅可以探讨区际溢出的存在性，而且还可以探讨这种溢出的“地区化”特征。由于我们无法获得我国各区域质心之间的距离，所以必须考虑其它的权重选择。从前面的说明有，我们要测度的区际溢出已经被限定在邻近区域之间，因此我们重点考察的是这种溢出的存在性。另外我们认为，无论是邻近区域的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它们的区际溢出都与它们的劳均存量大小正相关。因此，我们对二者的权重选择分别如下：

当然，本文在进行计量分析的过程中，对邻近区域的资本存量也曾采用过它们的滞后值，但效果没有当期时的好，故未曾列出，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我国资本区际溢出效应不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

上面的分析结果表明，用于测度资本区际溢出效应的参数γ和δ均统计上显著不为0，也就是说，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均具有显著的区际溢出效应。其中，物质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为正，即，当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劳均物质资本存量提高1个百分点时，区域i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0.17个百分点；人力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为负，即，当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劳均人力资本存量提高1个百分点时，区域i的劳动生产率将降低0.15个百分点。另外，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i自身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对于区域i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对它们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26和0.69，均大于劳动生产率对邻近区域的资本投入的弹性，而且人力资本的投入对劳动生产率的拉动作用远大于物质资本。

物质资本的正的区际溢出效应表明，规模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效应以及“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性等对我国物质资本跨界流动的影响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显然有利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有助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减小。但是人力资本的负的区际溢出效应却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如果任其自然的话，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将会逐步流向相对发达地区，从而进一步拉大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我们认为，我国存在负的人力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的原因可能在于：（1）我国人力资本的跨界流动所带来的区际负溢出效应和它们通过技术扩散和示范效应等途径所引致的正溢出效应都显著存在，但是前者大于后者；（2）我国人力资本的跨界流动所带来的区际负溢出效应显著存在，但是它们通过技术扩散和（或）示范效应等途径所引致的正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显然，这对于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极强的政策含义，这将在下文进行简单探讨。

4.主要结论及其政策含义通过实证分析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

的体现，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凯恩斯的“革命”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缺陷。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核心，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来解释，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核心，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超级秘书网

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1）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5）庸俗的实用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参考文献：

[1]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史大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2]伊藤诚著。孙仲涛、宋颖、韩玲译。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大卫·哈维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新变化;发展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内涵和实质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曾对经济全球化下过这样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1]经济全球化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492年全球化起源到19世纪70年代;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并继续延续。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全球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分工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也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

然而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结果看,其实质又是共产主义的。因为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不仅意味着人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意味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广泛传播和高度发展,而且还预示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暴露、累积和激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最终的自我否定和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生产工具、分配和交换为私人所拥有,并为私人利益服务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迄今已有36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60年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亦即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第二阶段,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中在整个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又经历了从私人垄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到国家垄断(20世纪初至80年代)再到国际垄断(20世纪90年代至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以下新的变化:

(一)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

由于新技术革命的群体化、智能化、高速化,使工农业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工艺化和管理科学化,迅速地提高了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到2000年,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0万亿美元,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约占75%,美国约占27%。[3]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当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局部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继续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使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成为一种经常性、稳定性的内在机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采用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得国家同资本融为一体的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第二,国际资本有了迅速发展,集中表现为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大。第三,加强和完善社会福利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为了缓和阶级对抗和冲突,拿出剩余价值中的一小部分,除提高工人工资外,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即实行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包下来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开支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大。第四,实行“人民股东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化,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逐步实行“人民股东制”,即把股票作为奖金发给工人,或者把企业的股票较多地卖给工人,一些工人经常用工资节余购买股票,这种作法一方面为资本家筹集了资金,另一方面工人也可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并得到一定的股息红利,成为关心企业发展的主人。第五,实行“工人参与管理”制度。随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过程的加快,企业管理权转入经理人员手中,出现了职工参与管理的各种形式,有的国家还明文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使工人的利益和要求得以表达。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不断调整上层建筑,扩大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健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第一,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构成、权力结构中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和活动,官员的任免、提升、奖励和监督等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法律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国家在调节社会各阶层矛盾方面的作用越发突出。第三,不断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为“主权在民”原则的实施提供一个具体有效的途径,使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化解和缓和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维护了社会的政治稳定和良性发展。第四,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在进一步贯彻分权制衡原则的基础上,还设立一系列监督和协调机构,以调节各权力主体及其它方面的矛盾。此外,大众传媒作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力”,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作用越来越大。

(四)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升级,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大调整时期。由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许多新科技的发明和运用,已经形成了一批新的高精尖产业,如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等,导致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知识密集型产业代替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非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第三产业及服务业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第一、第二产业相应地在减少,第四产业(信息业)正在发展。

(五)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当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民主的扩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代资产阶级内部发生分化。1、工商、金融、科技和信息大垄断集团阶层,他们是操纵国计民生的大财团,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金融资本巨头,它左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2、经理资本家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高级经理阶层,即职业资本家阶层;3、非垄断资产阶级,包括一般中小企业主、农场主。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欺压和排斥,随时有被吞并的危险。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这种变化,把反对垄断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提到了十分重要的议程上来。

第二,当代无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增加;2、体力劳动者减少,脑力劳动者增加;3、随着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涌现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还出现了“金领工人”、“粉领工人”等等,就业层次多元化。

第三,新的“中间阶层”出现。中间阶层是指一些不拥有或少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日常控制权的人。主要包括科技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政府中的中上层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记者和大多数自由职业者等。中间阶层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他们收入较高,生活优裕,既向着两极分化,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甚至队伍还在不断地继续扩大,其中大部分成员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极少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分子。

三、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只是资产阶级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自我扬弃”,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但由于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随着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社会生产力的更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同时,也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其他矛盾。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性质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为缓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收买、投资、渗透、合营等方式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的表现,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的标志。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不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参与经济运行的国家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虽然形式上表现为是对私人垄断资本的否定,但这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它丝毫不会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二)“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并没有改变工人受剥削的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保护工人利益只是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正常进行的手段。西方社会福利政策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因为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依然存在,工人阶级还是处在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福利支出只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

(三)股份制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许多工人和职员也成了股票所有者,名义上成了股东。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人民股东制”、“资本的民主化”,说资本主义己经变成“人民的资本主义”了。其实,资本主义股权分散化的实质,只不过是把过去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私有财产转化成为相对分散的私有财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四)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政治领域,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使社会不满在平时有所发泄,不至于积攒到矛盾总爆发的程度,实际上起到了政治“减压阀”的作用,[4]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和资本仍高度集中在少数垄断资产者手中;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本性依然未变;周期性经济危机仍没有根除;各种社会腐朽现象层出不穷;劳动人民不满与反抗斗争始终存在等。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彻底根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

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马克思也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的全球化过程,是社会化大生产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放大、上升的过程,是更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而其性质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的驾驭能力。因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是一对永远不可能解决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肯定。共产主义的实现取决于两个最根本的条件,即物质生产力充分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着必需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和主体力量。

(一)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准备了必需的物质前提和条件,是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的最佳入口

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了部分质变,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新因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例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为未来社会提供了现实的组织形式;经济运行的有序化、企业管理的社会化、社会生活福利化等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全球化每前进一步,总是伴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物质财富的巨大发展,经济全球化在推动资本主义物质财富极度膨胀的同时,也在悄悄地积累着推翻资本主义的庞大物质力量。当资本主义不能再容纳其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时候,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会取代它。同时,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全球化这个平台与资本主义平等竞争,发展自己,为自己最终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准备条件。

(二)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化扩展,为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至全球,使得阶级关系逐渐超越国界。这样就给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实现新的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普通劳动者的国际联合。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他们团结起来,为进一步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2、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将联合起来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争取国际民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3、有利于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形成。国际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剥削世界人民,必然引起全世界人民的一致反抗。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孕育着一个全球剥削阶级即全球资产阶级,而全球资产阶级必然会造就一个与自己的对立阶级即全球无产阶级。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扩展,资本主义掘墓人的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由于各国无产阶级政治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和无产阶级的觉醒意识增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多种途径掌握国家政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超级秘书网

(三)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立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基础,而这些不能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立以后再确定,而需要在资本主义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借鉴其有益的经验,比如:当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可以予以借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化管理水平也越来越先进,各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越来越健全,这些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文明,社会主义可以大胆借鉴这些经验,发展自己的制度文明,建立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球两制”的关系

“一球两制”是对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状况的简要描述。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成为21世纪两者关系的主旋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两者之间的对立、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因素。能否在竞争中取胜,成为决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但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两制关系的实质,只是改变了它的内容和形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依次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但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不是直线性的。在整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长期并存,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矛盾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多变性的特点。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并存性仅仅是它们之间相继性的过程形式。这种并存性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及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6]

参考文献

[1]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经济全球化大潮与中国对策[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列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所与思想政治工作司.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8

[3]赵汇,吴涛.透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J].学术界,2005(6):157～163

[4]郭伟伟.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历史发展总趋势的研究述评[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2):42～47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外学者；《资本论》；批判性；科学性

如何看待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和如何看待及其思想一样，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如何选择我国未来的社会制度和道路的重大问题。苏东巨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曾一度陷入低潮，原先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纷纷加入了指责《资本论》的行列，加上国外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有意贬低，一时间给人一种国外学者全都认为《资本论》不是学术著作、已经过时，只有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才能解释现代经济问题的片面印象。本文试图对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看法作些客观概述，为人们全面了解国外学者的看法提供一些参考。

一、一部揭示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角度和方法很不相同的著作。西方主流经济学撇开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在财产、社会地位、特长等方面的差异，在一种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假设下，用一种把工人与物质生产要素相等同的办法，推论出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充满和谐公正的经济体制的结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资本论》是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由于《资本论》所论述的问题触犯了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获得收入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在它诞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国外的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给了它较高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它主要是采取用沉默来抵制、用批判来否定的态度。

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至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以后，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对《资本论》采取“研究”的态度，一些试图发展主流理论的经济学家甚至还对《资本论》做出了某种肯定。例如，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等就肯定了《资本论》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方面的学术成就。

罗宾逊认为，《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阶级冲突，与主流经济学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利益和谐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流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以存在无数财产相等的小业主组成的社会为假设前提的，《资本论》关于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论述却接触到了垄断竞争的现象，为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寡头垄断结构提供了刺激。

在工资理论中，主流经济学沉浸在田园诗般的幻想中，将工资说成是由附加一小时工作的“边际非效用”决定的，就像为自己种田的农夫拄着锄头，在傍晚决定再干一小时多生产的产品是不是能补偿自己多一分背痛一样。相反，《资本论》却看到了在真实的劳动力市场上，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是如何被无形的绳索捆绑在机器上的。

在主流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是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经济体制，尽管有时它也下意识地提到了它的某些不完善。对于《资本论》来说，对经济体制的评价，是不能用“好”或“坏”来概括的，资本主义必须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尽管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它仍是通向一个更好世界的过渡阶段。（参见Robinson,Joan,AnEssayonMarxianEconomics,London，1949.）

米尔达尔强调，主流经济学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回避了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论等学说，却揭示了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触到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生活的人的痛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两个理论会在经济学家当中引起那么多的争议的原因。（参见Myrdal,G.,ThePoliticalElementinEconomicDoctrine,London，1953.）

里昂惕夫等国外经济学家，还充分肯定了《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理论的实证性和科学性。里昂惕夫指出：“在试图做出任何解释以前，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和工资实际上是什么，那么，他从三卷《资本论》可以得到的信息，会比他在十期《美国统计普查》、一打有关当代经济制度的教科书，甚至我还敢说，再加上托斯丹?凡勃伦的所有论文集当中，可以找到的信息都更真实也更有用。”（Leontief,W.,“TheSignificanceofMarxianEconomicsforPresent-day-Theory”,AmericanEconomicReview,XXVIII,Mar.1938.）

苏东巨变以后，这些国家一些从原来社会主义政权得到好处、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投机分子人如鱼得水，摇身一变，面不改色地公然站到《资本论》的对立面，全面否定《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全盘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一切和谐的描述。但与此同时，另一些原来被原苏东政府视为异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些在原苏东国家因为对《资本论》的理解不同于官方教条受尽折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被称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四位思想家的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却仍然给《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以很高的评价。

他们认为，与马克思在世的时候相比，当今时代的确已经有了许多重大变化。有许多变化是马克思所未曾料到的。因而想在《资本论》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肯定是行不通的。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点并没有变，因此，《资本论》并没有过时，《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仍具有现实意义，《资本论》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仍有价值。在马克思所未曾料到的社会变化中，有许多变化本身是对《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做出反应的结果。由于《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论述的深度和广度，不管人们对《资本论》抱有何种态度，都必须对《资本论》揭示的这些矛盾和规律做出反应。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资本论》，就没有今天的世界。（参见陈学明、马拥军：《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苏东巨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走近马克思的启示》，载于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二、一部在国外经济学界始终引起争议的著作

在国外经济学界，《资本论》被公认为是一部引起争议最多的著作。尽管有人对它的评价很高，有人对它的评价较低，但几乎没有人否认它是一部学术著作。事实上，一些经济学家不接受《资本论》阐明的各种理论，常常并不是因为不接受这些理论的经济学论述，而是因为不接受这些理论的社会学的和政治学的含义。几乎所有国外的大经济学家，都没有忽略《资本论》的存在。

对《资本论》评价高的国外经济学家的代表是恩格斯和列宁，因为他们的评论人们都很熟悉，这里就不作重复了。在对《资本论》评价低的国外经济学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在写于1925年的《对俄国的简略观察》一文中谈到《资本论》时，说《资本论》是“一本陈旧的经济学教科书。在我看来，它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当代世界毫无益处或没有用处。”（Keynes,J.M.,1933,EssaysinPersuasion,London,1933,p.300.）但是，在十二年以后当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时，他在该书一开始却谦虚地注明“经典学派”一词是马克思创造的，自己对这个词的别种用法可能是犯了文法错误。对于劳动价值论则给予了肯定：“我同情经典学派以前的学说：其说以为一切皆由劳力产生，……我们最好把劳力（当然包括雇主及其助手之个人劳役而内）看作是唯一的生产元素，在一定的生产技术、天然资源、资本设备以及有效需求等环境之下工作。这可以部分解释除了货币单位及时间单位以外，我们可以用劳力单位，作为经济体系的唯一的物质单位。”在赞扬他所推崇的经济学家盖赛尔时，又把盖赛尔和马克思相提并论。（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9、180和300－302页。）可见，在凯恩斯的内心深处，对《资本论》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是有所承认的。

另一位对《资本论》评价低的国外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他曾说马克思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一个里昂惕夫循环依赖投入产出分析的并非令人毫不感兴趣的前辈”。但他同时又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卡尔?马克思著作冰山的一角。马克思大胆的经济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他的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他的黑格尔哲学演变理论，具有历史‘观念’的重要意义,这些远远超过了他的正规经济学。”（Samuelson,P.A.,CollectedScientificPapers,ed.J.E.Stiglitz,II,Cambridge,Mass.,1966,p.1510.）可见，萨缪尔森在评论《资本论》时，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不愿意承认《资本论》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面对《资本论》对很多经济现象具有解释力的事实，于是就采取了把《资本论》的理论排挤出他所设定的经济学范围的办法，间接地对《资本论》的学术价值做了某种承认。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资本论》全部理论的基石，这个理论能否成立关系到《资本论》整个理论体系能否成立，所以对这个理论的争议也就成为对《资本论》有不同评价的国外经济学家争论的一个最大的焦点。试图从否定劳动价值论入手进而贬低《资本论》的学术价值的当代国外代表人物，就是前面提到的萨缪尔森。他于1957年发表了《工资和利息：马克思经济模式的现代剖析》。该文利用投入产出法推断出劳动价值论是“复杂的迂回”的论点。根据这个论点，他在1970年发表了《马克思的“价值”向竞争“价格”的“转化”――放弃和替代的过程》的论文，用数学公式论证价值体系与价格体系是互不相容的。1971年，又发表了他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代表作《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和竞争价格之间的所谓转化问题的概观》，试图表明劳动价值论对于说明剥削问题也是多余的。

但是，萨缪尔森等人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在国外并不是人人赞成的，很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与萨缪尔森等人相反的观点，一方面指出了萨缪尔森等人利用自己设定的价值等于价格话语霸权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无效性，另一方面也从不同的方面论证了劳动价值论的有用性和在《资本论》中的地位。例如，德赛指出，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在于把隐藏在交换关系后面的生产关系变得清晰可见。萨缪尔森等人用转形问题否定劳动价值论，把劳动价值论看成和他们的价值理论一样，任务只是说明商品的相对价格及其数量，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有意误解。另一些人用斯拉法体系作为经济理论的基础，用实物和劳动共同决定价值的体系取代劳动价值论，阉割了劳动价值论有关劳动者特殊作用的论述，无助于提高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参见Desai,M.,MarxianEconomicTheory,London,1974.）

孟德尔指出，与萨缪尔森等人强加给劳动价值论的任务相反，《资本论》从来没有想用这个理论来说明市场上价格的短期波动（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价格短期波动问题是在《资本论》以后的某册书中才会去专门论述的）。劳动价值论力图发现的是隐蔽在价格波动后面的理解社会经济关系的钥匙，可说是分子中的原子。劳动价值论把整个经济分析推向了一个比西方主流经济学价格理论更高的抽象水平。它要说明的问题不是某人怎样跑（跑的时候腿和躯体做什么动作），而是什么促使他跑。

针对萨缪尔森等人认为研究有别于价格的价值是多余的议论，孟德尔还指出，那种否认经济学需要有力图发现经济表面现象之下的神秘力量的抽象理论的观点，是极不科学的。没有一个搞医学（且不说其他物理科学）的人，会因为害怕成为笑柄而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我们能够凑足症候做出诊断时，为什么要费神去寻找疾病的‘更深刻的原因’呢？”显而易见，如果人们不努力去发现藏在现象后面的东西，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济的发展。他举例说，市场上价格短期波动的规律不能说明，为什么一公斤黄金能购买的美国消费品的数量，在1974年比七十年前将近多一倍（平均消费价格指数与1904年相比增加了四倍多一点，而自由市场上的黄金价格上涨了八倍）。显然，在长期内的这种价格基本运动，同长时期内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在不同消费品工业中和金矿工业中的不同动态有关，就是说，同《资本论》所表达的价值规律有关。（参阅孟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中译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笔者认为，孟德尔等人对萨缪尔森等人的反驳是有力。萨缪尔森等人硬把自己关于价值和价格是一回事的定义强加给《资本论》，然后说《资本论》的价值定义和他们的不同就是多余，只是一种依靠自己的话语霸权不允许对价值有不同定义的做法。其实，他们定义的价值的局限性比《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大得多。例如，他们的效用价值论，没有包含对供给的研究，从而无法揭示社会财富扩大的源泉。他们的供求价值论虽然包含了对供给的研究，但在供给分析中却用生产费用价值论将人与物混为一谈，没有表明在财富的生产中劳动者是主动的因素，物是被动的因素、劳动者有权参与分配，物本身不参加分配的事实，放弃了对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无法说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根源。《资本论》的体系可以用劳动价值论揭示他们的理论没有揭示的东西，又可以用使用价值的概念把他们的效用分析包容进来，用价格的概念把他们的供求分析包容进来，所以是一种比他们的理论更高级、更有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值得庆幸的是，萨缪尔森等人硬把自己的定义强加于人，不允许有不同经济学范式存在的做法并没有成功，国外经济学界有关《资本论》的争议始终没有被他们的一面之词压制住。

三、一部既具批判性又具科学性的著作

《资本论》作为一部具有崭新经济理论体系的著作，确实包含着较多的对早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和为这种制度辩护的经济学说的批判，一些国外经济学家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试图将《资本论》说成是一种只有批判性没有科学性的著作。（Botta,F.(ed.),Sulcapitalemonopolistico(essays),collezione‘Dissensi’,no.36,Bari,1971，pp.135,137）不过，多数国外经济学家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学无疑是一种比较容易陷入只为某一利益群体愿望说话陷阱的学问，但同样正确地是，只为某个利益群体说话的经济学必然具有较大的片面性。不应该忘记，马克思本人是承认经济学中“非庸俗”的纯科学因素可能存在的，因为他曾说李嘉图不“庸俗”，换句话说，不只是一个辩护士。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是不可能被党派利益买到的，《资本论》作为一种代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其科学性远远大于批判性。

屈内等举例说，《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就具有这样的科学性。这个理论不是在主流经济学供求价格理论而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说明了超出投入的产出剩余的创造过程。劳动者可以创造产出剩余的事实，在封建社会是清晰可见的，但到了存在交换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变得神秘莫测。剩余价值理论揭穿了这种神秘面纱，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产出剩余仍然是劳动者创造的，不劳动者凭借财产所有权只是可以瓜分到这些剩余的事实。剩余价值理论所阐明的这种产出剩余总是由劳动者而不是由非劳动者创造的事实，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本质规律，它是不会因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改变的。（Kühne,K.,EconomicsandMarxism,Englishtranslation,MacmillanPressLtd1979）

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资本论》关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纯市场交换单一机制经济不能长久存在论述的科学性，更是已经被相当多的国外经济学家所承认。他们认为，按照《资本论》的危机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自由放任的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其内在机制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必然要产生萧条和大量失业，出现利润率下降，引起全球性需求不足和经济长期停滞，最后因内生致命疾病而死亡。这两个理论的科学性已被20世纪以来各发达国家的历史所证明了。例如，安托万指出，马克思对我们今天所说的有效需求原理知道得很清楚。按照这个原理，在宏观领域，收入和生产之间存在着循环关系。马克思早就看到了后来由凯恩斯详加阐述的投资在这个循环中的决定性杠杆作用，《资本论》关于投资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下会出现越来越大波动，不会像主流经济学描述的那样自动走向均衡的论述，是更符合实际的。（Antoine,J.C.,Introductionà?analysemacroèconomique,I,paris,1953）

海尔布隆纳则充分肯定了《资本论》有关制度分析的科学性。他说：“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什么的分析，我所持的态度是更多肯定的，不管这种分析在说明资本主义将变成什么方面有什么问题。这个从简单商品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分析，我认为是我们所曾见到过的最值得注意和最发人深省的敏锐思维之一，我常把它同柏拉图和佛罗伊德的学说相比，它是当之无愧的。这种分析的洞察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也许是最突出和最不朽的成就。它使我们对可能完全无法理解的社会能够有所理解，使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是什么，而这是认识到我们可能成为什么的必要的前提。”（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译本，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107-108页）

国外经济学家的这些看法表明，将《资本论》仅仅看成一部具有批判性的著作的观点是很不全面的。《资本论》对早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不存在多种利益集团平等协商和政府干预机制，只有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起作用的纯市场经济的抽象科学分析。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分析了这种单一机制经济的合理性，《资本论》则主要分析了这种单一机制经济的问题。如果人们没有认识到《资本论》所揭示的那些问题，当代实行市场经济的各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它们的经济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所以，以《资本论》只具有批判性为理由，认为对当代经济现象的分析只能使用国外主流经济学一种话语体系，或只能使用前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一种话语体系，否定《资本论》及其话语体系在当代特别是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将使我国的经济学说丧失极为重要的洞察力基础，不利于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体制建设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图分类号〕B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0）06—0011—04

有一种在国内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那里常见的看法，认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人本主义色彩较浓，后期（特别是《资本论》中）则陷入了普遍主义，取消了人（个人）的地位。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表面的。在我看来，马克思早期和后期没有根本的改变，一直是以人作为他研究的中心，马克思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人学，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他的早期手稿一样，是“经济学—哲学”著作（注：如《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就有人责备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109页。）。所以，正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都是哲学著作一样，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真正的哲学著作，《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存在与时间》。

当然，与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比，《手稿》是从整体上来把握人和人的历史，更容易看出鲜明的人学立场，谈到人的本质的异化时，更强调这种异化的根源和基础；《资本论》则倾向于实证的分析，运用“抽象力”作冷静的考察，基本上不考虑人（如个别资本家）的主观意图，致力于发现“铁的规律”，它更多地是研究异化的具体过程、细节。但有两点是很明显的：1）资本主义生产的“铁的规律”不具有永恒性、非历史性，而是在历史上产生出来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必然失效的暂时的规律（注：正如马克思非常赞赏地引用的一条评论所说的：“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参看同上书，第111页。）；2）马克思在分析和建构资本主义生产的法则时，其目的并不是要确立它的神圣性和不可动摇性，而是要从中寻找它否定自身的契机，展望在一定条件下推翻这种“铁的规律”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抨击这种规律的不人道和违反人性。在这里，科学分析和价值评价的人学立场是一致的。这就足见《资本论》的根本立场正是人学，资本的“铁的规律”恰好就是异化了的人的规律，这种异化正是人自己造成的。在这里，有两个基本的范畴是与这种人学的研究有本质关系的，这就是“存在”范畴和“时间”范畴。

一、马克思的时间观

早在马克思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他就特别关注过时间问题，并设一专章讨论“时间”。他认为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德谟克利特从原子的概念中排除了时间，伊壁鸠鲁则把时间看作“现象的绝对形式”，所以“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了（Verkoerperte）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自身之存在着的反映”，“由于那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觉是时间本身，这就不能超出时间的界限”（注：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8页。）。马克思由此把时间、感性和事物（世界、现象界）紧紧联系起来了：“事物的时间性和事物对感官的显现是被设定为本身同一的东西”，“所以人的感性就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就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并且点燃了现象界之光”（注：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9页。）。可见，时间的问题就是感性的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即个人（体现为伊壁鸠鲁的个别“原子”）的问题，强调感性就是强调个人，个人是“现象世界之光”。

无独有偶，在《资本论》中，一个极重要的核心范畴正是时间。但这里的时间和《博士论文》的时间已有了某种区别。马克思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其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但已不是感性的时间，而是“社会一般（平均）劳动时间”。时间与感性相脱离、相异化，变得非人化了。这种非人化不能归咎于马克思，而只能归咎于马克思所研究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机制。把时间还原到原初的、感性的时间，这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向马克思提出的一个理论任务，也是现代许多哲学家努力探讨的一个困难的问题。如海德格尔就把时间看作“此在”的基础结构，但他只是“看出”了现实生活的“沉沦”基于此在的时间性根源这一现象，却没有（也无意）去寻求在现实生活中返回到这一根源的道路；他只是指出了历史和历史性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但“在什么意义上存在自身的意义是受历史性影响的，这一点仍然是不清楚的”（注：J·科尔克曼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60页。）。《存在与时间》一书最后提出的几个问题都与这一问题有关：此在的时间为什么会异化为流俗的、科学的时间？如何才能从后者回复到前者？找不到回复之路，此在的时间就无法真正展示出整个存在的意义，时间就无法“公开自己即为存在的境域”（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第513页。），而永远只是与外在的世界和流俗的时间相对立的主观内在的情绪。反之，马克思则通过具体的经济学—哲学研究，说明了时间在人的历史进展中被“拉平”（nivellieren）的必然性，并找到了重新返回到感性此在的时间的道路：必须把感性的时间从强制性的、社会一般的抽象时间中解放出来。共产主义对人的解放说到底，无非是时间的解放，即自由时间的涌现，“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页。）。只有自由的时间才是感性的、个人的和有自身丰富意义的时间，也才是照亮“自然的种种过程”的现象界之光。

但在马克思看来，即使在异化中，时间本身也决不能完全脱离感性，它只不过是体现为一种敌视人的、否定性的感性而已（不幸意识、痛苦）。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不是他个人道德义愤的宣言，而是这种不幸意识即异化了的感性意识的自然流露和表达，是时间本身在异化中的呻吟。正是这一点，就注定了时间必然要向自己的感性回复。这样理解的时间，实际上就是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或“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实践，也就是历史和历史性（“历史感”）。“感性的”、“实践的”和“历史的”三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可以“互换的”（注：见拙文：“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载《江海学刊》，1996年，第3期。），都可以看作是完整意义上的（或海德格尔所谓“源始的”）时间的“形体化”。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马克思的存在观

马克思的存在观涉及到他的唯物主义的性质。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等说法，其实都是人学唯物主义的不同表达，因为作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基石的存在概念本身是建立在人的“此在（Dasein）”之上的。例如马克思说：“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立足于自身的时候，才被看作独立的，而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此在（Dasein）的时候，它才是立足于自身”（注：Marx/Engels:KleineoekonomischeSchriften.DietzVerlagGmbH.Berlin,1.Auflage,1955.S.138.参看刘丕坤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2—83页。），“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性的生命的占有，就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性的、也就是社会性的此在（Dasein）的复归”（注：参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搞》刘丕坤译，第74页，译文据德文本有改动。）。所以，当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时，他所指的“存在”决不是现存事物或任何自然物，而是人的此在，人的生命活动。“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这种“关系”有三个方面：人的生命活动“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其次是由这些需要的满足所引起的新的需要及由此导致的历史发展过程；再就是人本身的生产，即“生育”。这三个方面不能看作三个“阶段”，而是“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0页。）。这就是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外加给人的，而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身所固有的，相当于海德格尔作为“此在的基本机制”的“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或译“在世”）（注：“绝没有一个叫做‘此在’的存在者同另一个叫做‘世界’的存在者‘比肩并列’那样一回事。”“只有当存在者本来就具有‘在之中’这种存在方式，也就是说，只有当世界这样的东西由于这种存在者的‘在此’已经对它揭示出来了，这种存在者才可能接触现成存在在世界之内的东西。”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68页。）。所以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首先是物质生产”，他对此的解释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页。）。社会关系和历史关系都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环节，物质生产不是单个人对外在自然物的一种操作（这种操作能力从生理学上来看几十万年以来至今没有大的变化，它是非历史的），而是一个包含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在内的辩证系统，它本质上是社会性的。

由这种观点来看，所谓“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实是一回事。但要注意的是，首先，“历史”一词不能被曲解为外在的、平均化的抽象时间，而是感性的时间，能动的时间，即“感性活动”。这样，历史也好，感性也好，时间也好，都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这就是实践。其次，实践也不能被曲解为异化了的生产活动，即类似于动物性的筋肉活动、体力的支出，至少不能把异化劳动当作马克思本来意义上的实践活动。当然，实践离不开肌肉运动的操作，马克思把这称为“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8页。），但从这种简单的抽象真理是永远解释不了生产的社会性的。所以当时的国民经济学所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就在于把“只靠劳动，而且是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只是看作劳动者，因此，它才能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劳动者应当和牛马完全一样”，它“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劳动者，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第12页。）。对于这种劳动，马克思毫不含糊地提出要“消灭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1页。）。劳动的这种纯物质化或“物化”决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基点，正相反，它是与宗教幻境相当的“商品拜物教”的基点：“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8页。）。劳动及其社会性（社会关系）的物化特别体现在时间的抽象化、标准化上，这就是商品拜物教的秘密：“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这种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1页。）。在这方面，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时间（和空间）为绝对原则的皮亚杰（JeanPiaget）的发生认识论只能为古典的国民经济学提供注脚，是无法用来阐释马克思的实践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