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信业管理条例
征信业管理条例范文第1篇
不良信息是指对信息主体信用状况构成负面影响的下列信息：信息主体在借贷、赊购、担保、租赁、保险、使用信用卡等活动中未按照合同履行義务的信息，对信息主体的行政处罚信息，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信息主体履行義务以及强制执行的信息以及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不良信息。
2013年3月15日，我国首部征信业法规《征信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从2003年开始酝酿到今年正式实施，该《条例》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不良信用改“有期”
随着信贷业务的发展，不良信用常常一不小心就“沾惹上身”。个人不良信用往往是因为个人大意引起的，比如，有的人在办理贷款和使用信用卡透支后，因为忘记还贷和还款的准确日期或因出差、出国无法按时归还，形成了逾期记录。还有被动原因产生的不良作用，比如，有的人将身份证明资料随意丢弃，或在一些需要个人证明材料的场合提供了个人证明资料后未及时收回，被他人盗用证明资料，办理信用卡，恶意透支。
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个人的不良信用记录不再是一辈子的污点，不良行为停止后，不良信用仅保留5年。
法律福音：《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超过5年的，应当予以删除。
在不良信息保存期限内，信息主体可以对不良信息作出说明，征信机构应当予以记载。
法眼观象：及时还“债”，莫留个人污点。
个人信用查询受追捧
办信用卡、贷款购房、购车，都要先过“信用关”。2013年3月15日，《征信业管理条例》实施当天，北京市不少市民主动前往相关机构查询自己的信用报告，有的查询者更是提前一周左右就打来电话要求预约。“我正准备买房，听说如果个人信用不好，房贷就有可能不被批准，我可不希望影响贷款。”张先生说。听说可以免费查询信用记录，他特意赶来查询。除了现场查询，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征信管理处（北京市征信分中心）还规定，持有中信银行网上银行u盾的客户可以通过网上银行查询本人的信用报告。
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个人每年可以免费查询两次自己的信用报告。
法律福音：《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信息主体可以向征信机构查询自身信息。个人信息主体有权每年两次免费获取本人的信用报告。
法眼观象：重视个人信用信息，方便通过“信用关”。
异议、申诉有路可走
2011年9月2日，身为法官的李先生一纸诉状将三家银行告上法庭，要求判令三被告消除他在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记录中的不良记录。这是江西省首例信用不良记录名誉权案。其实，早在2010年5月，李先生发现“不良记录”产生于2008年时，拿着自己身份证被冒用的证据多次找到三家银行，曾试图通过向银行说明情况以消除不良记录。然而，三家银行却以不知此事如何处理或此事不归他们管为由拒绝。因为“不良记录”严重影响李先生按揭贷款购车，无奈之下他起诉三家银行。
李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另一起被称为江苏省信用不良记录名誉侵权第一案的原告吴女士、四川省信用不良记录名誉权第一案的原告刘女士，也都发现并非自己所为的“不良记录”后，与银行交涉无果，不得已走上诉讼路。
法律福音：《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的，有权向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要求更正。
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收到异议，应当按照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对相关信息作出存在异议的标注，自收到异议之日起20日内进行核查和处理，并将结果书面答复异议人。
经核查，确认相关信息确有错误、遗漏的，信息提供者、征信机构应当予以更正；确认不存在错误、遗漏的，应当取消异议标注；经核查仍不能确认的，对核查情况和异议内容应当予以记载。
征信业管理条例范文第2篇
征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主要经营征信业务的机构。在性质上，征信机构是以营利为目的，经营征信业务的公司制企业。主要经营征信业务是指征信机构以经营征信业务为主业，但也可以经营或兼营其他非征信类业务，是否主要经营征信业务，可以从营业范围、业务总量和各部分业务的比例、营业收入、各业务从业人员的比例以及社会公众的认知等方面综合判断。《办法》中规定，设立个人征信机构应当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申请被批准的，领取个人征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个人征信机构凭个人征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并在登记机关准予登记之日起20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即“先证后照”制；企业征信机构应当先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登记，自登记机关准予登记之日起30日内向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办理备案，即“先照后证”。
根据《条例》和《办法》要求，征信机构应依法设立，即征信机构的设立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为了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和发展征信业，条例对于经营不同性质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采取了不同监管模式。在不同的监管模式下，征信机构设立和适用的法律依据也不相同。个人征信机构和企业征信机构设立的基础条件同为《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成立条件，个人征信机构设立的业务条件需符合《条例》第六条规定，并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完善的业务操作、信息安全管理、合规性管理等内控制度，个人信用信息系统符合国家信息安全保护等级二级或二级以上标准。个人征信机构拟合并或者分立，拟变更资本、主要股东，变更机构名称、营业场所、法定代表人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办法》对个人征信机构退出征信市场也进行了规范，个人征信机构拟终止征信业务的，应当提前向人民银行报告退出方案，按照规定处理信息数据库，终止后还要在指定的媒体上予以公告；企业征信机构备案事项发生变更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备案机构办理变更备案，企业征信机构因解散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等原因拟终止征信业务的，应当在终止前60日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退出方案，并依照《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处理信息数据库。
信息安全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实现信息安全不仅需要采用技术措施，还需要借助技术以外的其他手段，如规范安全标准和进行信息安全管理。《办法》中要求，个人征信机构和企业征信机构都要由具有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资质的机构出具测评报告；同时要求二级每两年测评一次，比公安部规定要高；三级的测评周期要求与公安部要求一致。
征信业管理条例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互联网征信；信息权益；行业自律；社会信用体系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动金融信用领域征信，所谓征信，即对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的信用信息和个人的信用信息进行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的活动[1]。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国的征信业务从线下传统金融领域向互联网领域延伸。有学者认为，互联网征信是以开放式的互联网为载体，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高科技，通过抓取、采集和整理个人以及企业在使用互联网时所留下的数据信息，同时辅以其他渠道获取的数据信息而进行信用评估与服务的活动[2]。随着2015年1月央行决定放开个人征信业务的通知，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腾讯征信有限公司等八家互联网征信公司获准开展个人征信业务，至此互联网征信正式纳入社会征信体系。
二、我国互联网征信行业的发展现状
（一）互联网征信蓬勃发展
为确保P2P融资平台信贷信息真实、保障投资者利益，上海资信有限公司首创网络金融征信系统，开互联网征信之先河。截至2016年2月29日，网络金融征信系统NFCS累计签约机构835家，累计报数机构345家。NFCS系统收录客户数共5270385人，有贷款记录的人数为1983342人，贷款账户累计总数为3323091笔，累计贷款金额1540亿元，累计成功入库数6644万条①。除央行和上海资信公司外，互联网个人征信市场也逐渐向民营征信机构开放。目前，芝麻信用管理公司已推出“芝麻信用”产品，依靠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互联网金融平台，收集用户的网络购物、转账理财、信用卡还款、社交关系等方面信息，与之匹配到信用历史、行为偏好、履约能力、身份特质、人脉关系五个维度，从而评价用户的信用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与芝麻信用签署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合作备忘录，第三方商业征信机构首次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官方授权，通过互联网联合惩戒失信者；拉卡拉集团依靠旗下“考拉征信”，利用其十年积累起来的便民、电商、金融及近亿级个人用户和百万线下商户日常经营的相关数据，形成相应信用报告。
（二）互联网征信发展中暗藏权利冲突
在互联网征信开展得如火如荼的背后，同时也隐藏着巨大风险。传统征信基于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和保障公共利益的目的，主要依靠公权力开展；而信息权的设立初衷则是保护个人权益，属于私人权属范围。由于信用信息与个人隐私存在重合，征信的开展必然导致公权力与个人信息权益的冲突；在信息交流更加频繁、监管体制不够完善的互联网征信领域，这种冲突将愈演愈烈，其本质在于公权力与私权利、不同利益、效率与自由之间的博弈，在互联网征信中的各个环节都有所体现。一方面，个人信息保密权与征信机构征集信息主体的信息并制作个人信用报告存在冲突；另一方面，个人信息支配权与征信机构对征信信息的使用之间存在冲突。可以说，个人征信是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两者的博弈中一路走来的。研究互联网征信中个人信息权益保护问题，即寻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个人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两者间的平衡与妥协。
三、互联网征信中存在的个人信息危机――以法律体系、系统运行、行业自律为视角
（一）法律体系不健全
针对传统征信领域我国虽出台了《征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征信机构管理办法》、《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规范文件，部分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地方性法规，但这些法规规章对个人信息权益的规定并不明确，司法实践各地存在诸多差异，应对互联网征信的配套措施也未能及时跟进。
首先，《条例》仅规定了征信业监督管理的框架，欠缺相关配套措施与具体规定。例如《条例》第十三条②规定了信息主体享有同意权，但对于信息主体的授权时间、授权方式均未明确规定，实践中信息主体相对于征信中心处于弱势地位，同意条款通常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呈现给信息主体，使得同意权形同虚设。再如《条例》第十五条③提及的信息主体的知情权，虽规定了信息提供者有报送不良信息时的告知义务，但对于告知的方式、内容和期限等均缺乏统一标准。
其次，传统征信领域司法实践存在较大差异[3]，主要体现在侵权认定、举证责任分配以及责任承担三大方面。就侵权认定方面，笔者查阅大量涉及个人征信侵权案件的判决文书后发现，因信息主体过错导致的不良信用记录，征信中心与金融机构一般不承担侵权责任，但非因信息主体过错导致的不良信用记录，金融机构是否侵权则在差异化判决。如在“周雅芳诉中国银行股份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名誉权纠纷案④”中，因被告上海分行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导致原告周雅芳被第三人冒名申办信用卡，后该第三人逾期还款造成原告不良信用记录，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侵犯名誉权的损害后果应当是降低周雅芳社会评价，同时认定相对封闭的征信系不会随意传播信用记录，因此无损害后果，原告败诉。而在另一案件“王春生诉张开峰、江苏省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侵权纠纷案⑤”中，原告被他人盗用、冒用自己姓名申办信用卡，他人透支消费后导致其产生不良信用纪录，最高法认为此种情形对当事人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具有重大不良影响，使当事人产生精神痛苦，妨碍其内心安宁，降低其社会评价，构成侵权，判决中金融机构也承担20%的责任。两案同为公报案例，但因没有统一的认定征信机构侵权的构成要件，对不良信用记录是否会造成损害结果认识不清，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
最后，民营机构通过互联网渠道开展个人征信，给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带来新的挑战。相对于传统征信机构，网络用户更容易被互联网征信机构的“格式条款”限制，且信息征集的范围也被扩大，几乎一切互联网行为记录都可能被征集。另外，开放互联网征信后，征信的数据安全、信息流通需要更高的技术保障，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机构信息安全规范》行业标准的通知，但对并未纳入从事互联网征信的民营征信机构，该行业标准是否适用尚待考证。
（二）征信体系不健全
健全的征信体系是信用发挥作用的基石，但我国征信体系仍存在诸多困境。
一是互联网征信行业混乱，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征信主体混乱。《条例》虽明确规定：“征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主要经营征信业务的机构。”但实际上互联网征信行业素质参差不齐，市场上从事互联网征信的机构呈现鱼龙混杂的现象；
二是信用评价方法不合理。互联网征信机构的信用评价方法还在不断完善的探寻过程中，尚未建成成熟完备的评价方法。互联网征信信息主体范围较小，影响有限，其覆盖范围仅局限于6.68亿网民的一部分。同时，互联网征信的后果也仅仅影响着互联网交易行为，而对线下行为影响有限。
三是互联网征信信息孤岛。一方面，行业间征信信息难以实现共享。征信信息作为赢利工具的大数据，主观上企业不愿意共享，客观上现有技术不足以支撑转移共享。另一方面，互联网征信机构与央行征信系统间难以实现共享。由于征信机构缺乏统一的征信模式和信息标准，信用信息呈现错综复杂、纷繁各异的特点，难以对接央行征信系统，征信体系仍处于封闭与分割的状态。
（三）征信监管不力
除了法律体系和征信系统不健全外，个人信息权益保护还面临征信监管不力的挑战。笔者认为，导致征信监管不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监管主体单一。根据《条例》，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征信业进行监督管理，我国实行单一主体监管体制。由此可见，征信管理部门既是征信系统建设的监管者，同时又是征信系统的建设者及被监管者，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必然导致监管不力[4]。二是监管水平落后于互联网征信发展水平。基于互联网个人征信固有特点，不同于传统征信，因此适用于传统征信的监管方式无法顺利运用到互联网征信中。三是征信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缺乏细致的办法、条例将监管职能具体化，仅就《条例》中的抽象性规定难以实现有效监管。由于征信是市场经济行为，征信问题的解决仅靠政府监管远远不够，也应当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四、互联网征信个人信息保护的建议
（一）健全互联网征信法律体系
结合我国互联网个人征信的特点，兼顾信息权保护的需要，综合学界现有理论，首先应确定知情同意、限制收集、限制使用[5]和信息安全等基本原则，意即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必须取得知情同意且以必要为限，对于征集的个人信息必须保障数据安全。现行的法律法规已基本确立上述原则，但还需加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将信息主体行使知情权、同意权的方式、内容具体化，将网络信息合理分类完善征集范围。其次，针对司法实践中的不同做法，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或公报案例，确定互联网征信侵权案件的案由和归责原则，将举证责任分配与责任承担方式合理化规范化。从完善法律体系角度，还应出台《社会信用法》，弥补相关缺漏，除详细列明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义务以及侵权责任外，还应规定征信机构及相关公权力机关信息公开，协调征信过程中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冲突，个人信息权在合理范围内让步于征信机构，征信机构也应更好保障信息安全。
（二）规范互联网征信系统运行
建立健全征信体系，主要从准入机制、技术层面、信息共享、人员管理几个方面入手。完善互联网征信机构的准入机制，在实操层面加强管理，规定从事互联网征信业务必须经行政部门审核批准，使互联网征信业在源头上得到严格管理，并积极借鉴国外先进技术，结合我国信用现状，提高信息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同时，统一信息评价标准，以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为目标，统筹协调各行业信用信息的共享，权衡征信机构与社会的利益，对于互联网征信，由于其仍处于不成熟的萌芽期，强行纳入央行征信系统不具有可行性，应在条件成熟时再考虑纳入央行征信系统[6]。对于征信人员，应严格遵守征信从业资格，保障征信人员整体的素质水平，加强专业培训与法律教育，按照“最小权限原则[7]”赋予征信人员接触数据的权限，最大程度上降低征信风险。另外，还应完善民营机构与司法机关的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芝麻信用与最高人民法院同步失信被执行人数据的完善，便于第三方征信机构能及时掌握最新的失信被执行人数据，当即对其进行联合惩戒。另外，促进惩戒机制具体化，如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申请贷款、融资、预定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在互联网的奢侈品交易等高消费行为，全面限制和压缩失信被执行人生存空间，促进社会信用水平的提升，发挥征信的真正作用。
（三）加强互联网征信行业自律
加强征信监管关键是完善监管主体，构建以征信监督管理部门的公共监管为主、以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社会监管为辅的监管体系。在现代法治国家，行业协会在社会监管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我国互联网征信业的监管应当更多依靠行业协会的力量。近期，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牵头组建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正式挂牌成立，其职能为指导、监督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规范化发展。只有完善的个人征信系统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发展，因此，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内部应当设立专门的征信监管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互联网征信行业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为会员提供行业指引、创设信息共享平台以及提供适当的争端解决机制。协会征信监管机构可以有效分享征信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权力，搭建一座政府与征信企业沟通的桥梁。（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该论文是重庆市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互联网金融领域个人征信制度法律问题研究》的部分科研成果。
注解：
① 数据来源于上海资信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网络金融征信系统NFCS动态》http：///s__biz=MzA3NzExMTEwNw==&mid=411692091&idx=1&sn=a86ae787191f75674fd615a67df1200d&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② 《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三条：“采集个人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未经本人同意不采集。但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信息除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履行职务相关的信息，不作为个人信息。”
③ 《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九条：“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采用格式合同条款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的，应当在合同中作出足以引起信息主体注意的提示，并按照信息主体的要求作出明确说明。”
④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9期（总第191期）。
⑤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10期（总第144期）。
参考文献：
[1] 王晓明.征信体系构建制度选择与发展路径[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006
[2] 李真.中国互联网征信发展与监管问题研究征信.[J].2015（7）：9.
[3] 张钱.个人征信侵权责任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分析[J].法学论坛，2014（03）：64.
[4] 张雅婷.我国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发展探析[J].征信.2015（03）：35-37.
[5] 侯富强.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个人信息危机与治理[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07）：41
征信业管理条例范文第4篇
【关键词】征信业发展 征信管理条例 监管 信息共享 人才培养
一、加快征信业发展的重大意义
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加快征信业发展能打击失信行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保护群众权益;加快征信业发展,有利于加强银行信贷监管,培育新的信用文化,维护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二、我国征信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征信业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主要从事信用报告、信用评分、信用评级、信用担保等征信业务。征信机构和征信业务不断扩大,征信市场已经初具规模,但征信业在发展中也遇到很多问题,如社会信用制度供给不足、信用立法处于短缺、信用机构竞争无序等,信用法律法规的缺失也制约了我国征信市场的发育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正常发展。目前征信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征信法律制度落后于征信业的发展,征信体系建设与法律制度不成体系。加强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必须有完备的信用法律体系作保证。对信用机构的设置、信用管理体制的模式、信用行为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征信业务的监管、公开信息的共享、信用产品有效需求的培育,对政府、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机构、商业银行以及其他社会主体在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地位、权利与义务以及失信行为的法律责任等都没有相应的法律,需要立法做出明确的规定。例如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尽管在《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了诚信守法的法律原则,在《刑法》中规定了对诈骗等犯罪行为的处罚,但都缺少与信用制度直接相关的立法。征信业涉及众多敏感信息,由于法律的缺失,当征信机构处理时,无法可依,制约了征信业的发展。
第二,对征信业缺乏有效监管。现有征信企业无完备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约束。市场竞争无序、征信服务不规范,评级机构数量多规模小,竞争激烈。为使效益最大化导致短期利益行为,以价定级,以价评分,影响征信业的公信,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无强有力的监管手段和惩罚方法。
第三,征信市场信息不能共享。在征信活动中,征信机构作为独立第三方,采集、整理和分析企业以及个人信用信息,并为信用交易的开展提供信用报告等信息服务,其中,信息采集是首要环节。在我国,信用信息分散在各个部门、行业和机构,各个行业间壁垒森严,信息采集成为征信机构的困难问题,征信体系建设的核心和基础就是要实现信用信息充分共享。然而,随着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不断推进,信用信息共享所面临的困难问题亟待改善。
第四,征信产品市场需求不足。目前征信产品市场需求方主要企业发债需要评估以及金融系统信贷需求,产品需求单一,缺少外部推力。
第五,征信机构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虽然目前征信机构数量众多,但普遍规模较小,发展不平衡,公司治理结构不尽合理。征信机构在内部管理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征信机构的发展需要人才的支持,而专业人才缺乏,投入不足,管理滞后,使征信机构没有国际竞争力。
三、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征信业发展
我国征信业规模和业务不断扩大,但征信业的发展,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显现出迫切要求政府加强对征信业的引导、扶持和管理,以规范和完善征信行业发展。
第一,借鉴国外的模式,建立适合我国现阶段发展特点的征信服务机构。国外有三种模式:一是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采取以中央银行建立的中央信贷登记为主体的企业征信制度。由政府出资,建立全国数据库,主要以服务金融系统、企业征信管理机构是非赢利性为目的,直接隶属于央行。征信企业登记的内容包括企业信贷信息登记和个人信贷信息登记等。二是美国以市场化的商业运行形式为主体的企业征信制度。市场化方式运作,以赢利为目的。征信行业完全是私有,还存在大量的民间信用管理机构,主要在于联系本行业的征信企业,为这些征信企业提供交流的机会和场所,替本行业争取利益。三是以日本为代表,是银行协会建立的会员制征信机构与商业性征信机构共同组成的企业征信制度。日本银行协会建立了非赢利的银行会员制机构――日本个人信用信息中心,负责对消费者个人或企业进行征信。该中心在收集信息时要付费,在提供信息服务时也要收费,以保持中心的发展但不以赢利为目的,会员银行可以共享其中的信息。与之并存发展的还有一些社会化的商业征信企业。发达国家的征信业发展和存在形式都有其历史背景,美国经济高度市场化,各种法律法规健全,每个人从出生就有其社会保险号伴随一生,各种机会都会拒接无信用的人。德国等欧洲国家是以制度管理人,对没有信用的人惩罚严厉,一般不会用失去信用做代价,国民信用意识比较强。我国国情决定我们不能照搬任何一种模式,只能建立适合我国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征信模式。
国务院法制办2009年10月13日出台的《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中国征信中心是由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设立的征信机构,负责全国统一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运行和管理。中国征信中心是独立的法人,依法对外提供有偿服务,不以赢利为目的。设立征信机构实行特许经营,对注册资本设最低限额限制,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五百万元人民币,征信机构从事信用报告业务的,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五千万元人民币。条例中也明确了公布后实施行业整改时限,这与行业现状有一定的差距,一般都规律小,对现有征信服务机构也是考验,若按条例实施前期准备没有做好,征信服务市场可能出现断层。
《条例》中有注册资本金限制,但出资人身份不被限制。中国征信中心作为征信监管部门设立的征信机构,对外提高有偿服务,不以赢利为目的,信息资源无偿获取,没有竞争,不利于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不利于为信息需求者提供及时高效的服务。
征信产品定义为公共产品属于政府服务的范围,征信机构应有政府出资,为社会提供咨询服务定义为商品;它应是一种特殊商品,对于提供征信产品的机构应该有严格限制,特别是对于当前我国信用体系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信用信息源大多在政府机关金融机构以及企业事业单位,征信服务机构作为中介采集信息没有任何公信力做支撑,只能凭各自的关系去获取,不利于公平竞争。《条例》中对设立征信机构注册资本设定限额、特许经营等要求是基础,前期政府应参入指导、扶持其发展,待征信市场法制法规健全,征信业框架已经形成,企业能健康可持续发展,再推入市场商业运作。
第二,信用体系健康发展,立法必须先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这样发达国家在征信业监管方面也暴露出了很多独立性不足、内控制度不严、市场垄断、权力滥用等问题,更加凸显了征信业在维护金融稳定,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我国征信行业而言,加快立法进程、加强对征信业的有效管理已成为确保征信业和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制定是我国信用行业发展的里程碑,填补了我国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空白,对我国征信业的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制度的建立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对政府、企业信息的披露,提高信息透明度、实现信息共享、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不受侵害等都需要法律法规完善,加强我国征信法制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第三,提高征信市场监管的力度和效率,征信业运营和监管分离。《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征信机构及其业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防止征信市场失灵要求政府干预,但政府干预过度反而又会使征信市场发展受限制。对征信市场的监管主要是防范金融风险、净化金融和社会信用环境。为了提高监管的力度和效率,对征信业的运营和监管应实行分开管理,对征信市场的监管应重点把好四道关口:对征信机构准入和退出审批关;对征信机构高管人员审定关;对征信机构违规惩戒关;对征信机构业务风险检查关。
第四,共享征信信息产品数据,以免浪费资源。建设征信体系,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信用信息的充分共享,只有这样,征信机构才能够采集到各类信用信息,并提供高效服务,从而推动信用交易的顺利进行。法律法规应明确地方政府、行政单位、行业组织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以及进行信用信息整合和共享的空间,在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基础上,征信系统之间、征信系统与其他信息系统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同时降低信息采集成本,共同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第五,政府引导信用市场需求,征信服务机构不断创新。征信业作为信用服务中介行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市场对信用产品有需求,目前我国对使用信用产品的领域还很少。前期市场发展不完善,政府应该给予指导和扶持,可以考虑在项目审批、特殊人才聘用、资质认证等工作中,推广使用专业征信机构出具的信用产品,扩大对信用产品的市场需求,征信机构不断创新满足市场对信用产品的多种需求。
第六,以征信为契机,多渠道培养信用管理专业人才,调动全社会力量,构建和谐守信社会。一个行业要发展,人才培训是基础。信用管理是跨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学科的一门应用型交叉学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信用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信用管理人员也是征信行业急需和企业经营管理不可或缺的人才。信用管理师已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列为新职业之一,适当放宽报名条件,但考试过关严格要求,实行“宽进严出”,普及全民信用知识,培养全民信用观念。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完善征信业的法律法规已迫在眉睫。征信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国家法律和政府监督的作用有机结合,保护守信者,惩罚失信者,规范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环境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以及政府各部门、监管单位、征信业的共同努力,在全社会范围里形成诚实守信的风气,构建和谐文明的社会。
【参考文献】
征信业管理条例范文第5篇
关键词：征信；信息；监管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1-0076-05
2009年10月12日，国务院了《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这表明我国的征信立法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与前几稿相比，《意见稿》在多方面进行了创新。
第一，坚持了征信活动市场化导向：
第二，吸取了美国次贷危机中信用评级失灵的教训，加强了对信用评级利益关联的法律治理：
第三，明确了人民银行对征信业监管职责，妥善处理了同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
第四，明确中国征信中心性质为公共征信机构；
第五，明确了各不同征信数据库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
最后，统一信用评级标准。
但是，该《意见稿》仍有诸多规定需要立法者从法律基本原理出发，抛弃部门利益的偏见加以完善。
一、《征信管理条例(意见稿)》的不足
(一)效力层次低
目前，该《意见稿》的名称为《征信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形式出台，效力明显偏低。效力低下的立法不足以有效地保护被征信人权利，不足以担负起促进交易安全的重担。
(二)征信机构定性缺位
尽管《意见稿》创新地将中国征信中心定位为公共性质的法人机构，但是对于其他的征信机构则未能准确定位。从征信机构的设立条件看，具有公司法上对设立公司的基本条件。这表明了征信机构属于公司法上的公司这一逻辑。然而，《意见稿》却未对《公司法》相关规定是否适用于征信机构做出明确说明。
征信机构是否具有诸如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共机构性质决定着征信机构在信用交易活动中的角色定位。如果定位为公共征信机构，那么有关该类机构的公共责任内容、实现方式和风险防范措施以及政府职责等规定的立足点显然不同于非公共机构。反之，如果将征信活动主体定位为非公共机构，其经营方式、责任承担，风险防范机制则与公共征信机构则应有很大不同。
(三)忽视了信用信息主体的复杂性，没有就信用信息采集协议作出明确规定
《意见稿》明确规定“信息采集同意原则”为一般要求。这具体体现在《意见稿》第三章“征信业务的一般规则”和第四十六条之规定中。。这表明《意见稿》起草者对信息人格属性上的人格权性质和对信息财产权利的所有权性质的认同。因此，在理论上解决相关权利和义务的配置合理性就成为《意见稿》起草者的首要问题。显然。征信活动中的相关权利义务的配置需要以“知情同意”理论。《意见稿》第三十七条规定：“金融机构对外提供信用信息的。应当告知信息主体该信息特定的提供对象和提供该信息所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并取得信息主体的书面同意。”而在我国的征信实践中，人民银行要求金融机构无偿地提供相关当事人的信用信息给人民银行征信系统，金融机构也从未征求信息主体的同意就直接向人民银行提供了相关信息。正是这一原因，《意见稿》第四十四条试图通过市场本身解决这一矛盾。该条规定一方面规定了金融机构向中国征信中心提供信用信息的法律义务，即“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规定，准确、完整、及时地向中国征信中心报送其客户的信用信息。”另一方面，该条则灵活地将皮球踢给了金融机构。其规定：“金融机构将信息主体的信息提供给中国征信中心。的，可以不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取得信息主体的书面同意，但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向其告知提供情况。”可见，该规定之目的在于使中国征信中心从信息的“准确”、“完整”和“及时”性义务要求中解脱出来。
《意见稿》没有完全处理好信息采集问题，在对待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上采取了两个逻辑和规则。一方面，在收集对象为金融机构方面，第四十四条规定了金融机构向中国征信机构提供信用信息的法定义务，而没有规定金融机构因该行为是否享有免费查询中国征信中心数据库中信息的权利。这样的权利义务配置显然是不平等的。另一方面，在收集信息对象为非金融机构方面，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国征信中心可以依法向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金融机构之外的企事业单位等收集个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相关信用信息。”可见，《意见稿》基于操作上的不可能没有将非金融机构提供信用信息作为一项强制义务。为了弥补这一不足，立法者试图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平衡中国征信中心与其他行政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意见稿》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向中国征信中心查询个人信息，可以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查询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信息。中国征信中心应当予以配合。”反观2007年人民银行代国务院起草的《征信管理条例》(草案)第三十六条，该条规定：“征信机构可以与信用信息提供人订立信用信息采集协议，信用信息提供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征信机构提供信用信息，并对其提供的信用信息的客观性和完整性负责。”该条明确了信用信息采集协议。这有利于节约信息采集成本，促进征信产业的发展。因此，《意见稿》应当保留信息采集集体协议的相关内容。
(四)有关征信机构资格终止后数据处理方式的原则要求与操作性具体规定不一致
《意见稿》规定了征信机构活动资格终止时数据处理的一般原则。其第十四条规定：“征信机构解散的，应当经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注销经营许可证，并按照规定妥善处理其收集的信用信息。征信机构依法破产的，应当注销经营许可证，并按照规定妥善处理其收集的信用信息。”同时，《意见稿》第五十四条规定：征信机构若发生解散、被撤销、破产等终止事项时，应当按照以下方式之一处理数据库：将其信用信息数据库移交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征信机构；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下按照商业原则转让给其他征信机构：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下销毁。然而，征信机构最重要的资产当属数据库资料，如果采取销毁措施，必然意味着该数据库的价值无法实现。如果在征信机构破产的情形下，对价值非常高的信用信息数据采取销毁的方式更不利于债权人权益的保护，实际上侵害了债权人的权益。同理，如果将信用信息数据库移交给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征信机构(移交给中国征信中心)，而其不支付相关费用，那么直接侵害了债权人的权益。显然，立法者应该采取通过设置义务的方式平衡相关方的利益诉求。可见，《意见稿》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与第十四条的妥善处理原则并不完全一致。
(五)需要公平合理配置征信活动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指导司法裁判
征信活动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这种利益的平衡是征信法律制度有效实施的前提。当前人民法院对受理的征信纠纷案件完全采取协调解决的办法，而非判决的方式，这表明了司法实践迫切要求法律对征信民事责任做出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然而，对于征信侵权责任的主观样态，《意见稿》采取了过错责任原则，必然产生法律逻辑上的矛盾。《意见稿》第五十七条规定：“征信机构在其业务活动中因过错给信息主体或信息主体以外的其他主体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按照该逻辑，在发生不属于征信机构的过错所导致的信用记录错误情形下征信机构可以不矫正错误信用信息。显然。这样的逻辑是错误的。
与人民银行2007年提交的草案相比，《意见稿》第五十七条更加原则化。前者第五十五条规定：“信用信息提供人或信用信息使用人恶意利用征信机构，制造、散布虚假信用信息，打击竞争对手，给对方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征信机构为此而承担了赔偿责任的，有权向信用信息提供人或信用信息使用人追索。”该条规定表明人民银行作为代起草人已经认识到信息提供人和征信机构出具错误信用报告之间责任的相互关系，确立了征信机构的代位责任制度。毫无疑问，确立代位责任制度对于征信纠纷的解决更具有操作指导意义。但是，《意见稿》取消了该代位规定，实质上降低了其对司法实践裁断的重要作用。
(六)规定征信机构出具信用报告仅具有参考性作用不利于对信用权益人的保护
《意见稿》同我国许多地方立法规定和政策有极大的相同之处。其第二十二条规定：“征信机构提供的信用报告、信用评分、信用评级等信用产品对信用信息使用人、投资者的交易判断和决策只具有参考作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规定使被征信主体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该条规定客观上免除了征信机构在过错情形下的责任义务，使本来配置不平衡的权利义务变得更不利于信用信息主体。
二、完善《征信管理条例(意见稿)》的建议
(一)将《征信管理条例》名称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征信管理法》
主要理由有两个方面：(1)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法律或法规专门规范征信活动，导致相关征信机构在信息采集、加工、处理、披露关键环节上无法可依。因此，为了保证征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同时实现信息共享，应该将目前的征信立法名称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征信管理法》，使该法律成为规范征信行业的基本性法律，获得征信通则的基本法地位。(2)由于法院、检察院等非政府行政部门掌握着大量重要的信用信息，如果仅起草条例，就无法对法院这类司法机关有足够的约束力。在形式上以“条例”方式由国务院颁布无论如何在效力上都与客观生活现实的需求不相适应。因此，将该建议稿名称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征信管理法》具有克服目前我国司法体制与数据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
(二)明确人民银行为主导，地方政府信息管理部门、其他金融监管部门为辅的监管权利分配格局
目前，有关信用信息的管理工作由全国市场整顿和改革领导小组领导(其办公室则设在商务部代管，简称为“整改办”)。而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和整改办都有一定的管理权限。实际上，自征信产业的重要性被国家及社会认可以来，关于征信监管权的争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国务院有关征信监督管理文件对同一问题的多次变化就是一个佐证。早在2003年国务院批准的人民银行“三定方案”中就明确了人民银行对征信活动的监督管理权利。但是，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却明确规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以信用制度为核心，以健全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建立全国范围信贷征信机构与社会征信机构并存、服务各具特色的征信机构体系。该文件表明了国务院持有信贷征信和非信贷征信分别立法的态度。其意味着人民银行只对信贷征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正是该文件的出台，人民银行2007年有关征信立法工作才从起草《征信条例》转变到起草《信贷征信条例》上来。然而，2008年8月，国务院的人民银行“新三定方案”以及《意见稿》却再次明确人民银行承担“管理征信业，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职责。显然，人民银行有关征信职责又戏剧性地回到了2003年人民银行“三定方案”中。
对于征信行业的监管，美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美国的信用管理法律框架体系可分为与银行相关和与非银行相关的两类法律。其中与银行相关的信用法律主要在于规范商业银行的授信业务，而非银行相关的信用法律主要在于规范信用管理行业。美国的主要执法机构也按照银行和非银行分为两类：银行系统的执法机构包括财政部货币监理局、联邦储备系统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非银行系统的执法机构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国家信用联盟管理办公室和储蓄监督办公室等，其中联邦贸易委员会是几个主要信用管理有关法案的提案单位和法律指定的执法机构，它管辖的范围包括全国的零售企业、提供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不动产经济商、汽车经售商和信用卡发行公司等等。美国有关征信立法经验和我国信用信息数据分散现状均表明：坚持人民银行为主导的多方监督管理机制是符合目前中国征信产业发展客观需要的。
(三)明确中国征信中心数据库与地方政府数据库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数据库之间的共享方式和渠道
目前征信机构所出具的信用报告在一定程度上所反映的信用信息是不完整的。据一项调查显示：“金融机构判断客户信用状况不仅依赖于银行信用信息，还需要参考非银行信用信息，目前个人信用报告只反映出了银行信用信息，因此有必要在个人征信系统中增加信息采集的广度，在信用报告中补充非银行信用方面的信息”。实际上，公安部早在1985年就开始建设全国人口信息系统，全国已经有22个省的200多个城市，实现了在公安系统内部网络上的信息相互间的查询服务目标。另外，质检局也已经实现了从中央到县级的全国性联网，并建立了一个大约有1200万个单位数据的中央数据库。该数据库被广泛应用于银行开户、税收、工商、车辆登记等。这些数据库有关个人或企业身份信息所具有的“普遍性、唯一性和永久性”特征对于人民银行征信系统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决定了中国征信中心也只有在协调解决了相关信息共享前提下，才有避免重复建设的可能性。
然而，长期存在的因各自部门利益博奕困境导致信息资源无法实现共享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征信产业的发展。针对这一问题，《湖北省行政机关归集和披露企业信用信息试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按照统一的规定和标准，采取电子或纸质文档等方式，及时、准确地向同级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提交真实、合法、完整的企业信用信息。金融、海关等中央在鄂机构应将其认为可以披露的企业信用信息传送给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可见，该规定力图实现金融、海关等中央单位信息与湖北数据库信息的共享问题。但是这种共享如
果没有统一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其只能是一梦想。
实现信用信息共享需要分清政府(包括公共机构)之间，商业机构之间信息共享以及政府机构与商业机构之间信用信息共享的目的及基本操作原理。目前，包括北京、四川等省在内的有关征信规定实际上是为了规范政府机构在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共享问题。这种信息共享机制是以便利政府自身内部相关职能机构之间行政职责的履行为目的而存在的。因此，强制性要求提供信用信息，并免费获得信用信息的基本原理逻辑上成为该类信用信息共享的基础。同样理由，国有商业银行乃至国家控股商业银行提供信息给中国征信中心并免费获得信用报告则也符合该类信息共享原理。但是，在商业征信机构因其经营目的、获得信息的方式与政府信息中心特别是与中国征信中心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因此他们之间信息共享则属于另外的情形。不过，无论是商业性征信机构，还是具有公共性质的征信机构活动，因活动性质是一样的，故都应该成为《意见稿》的规范对象。
(四)正确确定《征信管理法》在征信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立法目的决定法律法规的内容、逻辑体系和法律地位。《意见稿》的内容应根据其本身欲实现的立法目的确定。(1)《征信管理法》属于数据资料保护法体系内容之一。由于征信活动只不过是数据使用中的一种特殊且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故应当将征信法律制度放在数据保护法整个法律体系中考察。在这个意义上说，《征信管理法》不过是数据资料保护法基本法律中的一个下位法律。因此，在制定该法律的时候要考虑与今后要制订的相关法律相协调。不过，《征信管理法》专门针对征信活动中的数据保护问题进行规范。因此。这种规范的内部结构安排当然以征信活动作为立法重点。相关的章节的构建也应以征信活动发生的先后加以安排。(2)《征信管理法》属于征信法律体系基本法律。有关征信的法律体系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认识：一个是指各征信法律法规之间的体系性问题；二是指《征信管理法》本身的内部逻辑结构。首先，就征信法律之间的体系而言，美国立法最值得借鉴。目前，美国有效的信用管理相关法律共有16项s，分别为《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平等信用机会作业》、《公平信用结账法》、《诚实租借法》、《信用卡发行法》、《公平信用和贷记卡公开法》、《信用修复机构法》等。其中多数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建立的，经过不断完善从而形成目前较为完整的信用法律框架体系。在这些法规中，最核心的是公平信用报告法，它是信用服务业的基础法。在我国，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包括公安部、商务部乃至各行业协会、各个地区都在进行以办公自动化为核心的信息电子化工程。毫无疑问，这是征信产业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各自为政，在信息标准方面缺乏统一性，造成数据信息交换困难重重。需要从基层到中央采取标准统一的、永久性的数据电子化标准系统。因此，除了制订《征信管理法》外，还需要制订《征信行业标准条例》。其次，就《征信管理法》内部结构而言，应当以征信活动中信息传递环节为基础确定各章节的内容。
目前，我国相关征信立法体系主要有如下几种模式：第一，商务部模式。在该模式下，征信立法体系为：总则、信用信息的范围、信息的归集、信息的共享和应用、信息的公布和查询、责任制度及附则共七章。第二，上海模式。该体系章节安排为：总则、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个人信用信息的加工、个人信用信息的提供、异议信息的处理、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共八章。江苏、湖南皆采该立法模式。第三。海南模式。海南模式立法体系分为：总则，征信、信用评估、信用信息管理、披露与异议处理、鼓励与惩戒、附则等共七章。第四，人民银行模式。2007年人民银行代起草的的立法体系为：总则、征信管理、征信机构、征信业务、被征信人权益保护、法律责任、附则等共七章。本次《意见稿》的立法体系则为：总则、征信机构的设立、征信业务的一般规则、信用评级、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中国征信中心、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相比较而言，上海征信立法模式更具合理性。
(五)合理平衡被征信人权利保护目标和信息充分共享价值目标之间的矛盾
从信息收集到出具信用报告，每个环节都面l临着促进征信行业发展，减少交易成本以及对信用信息主体保护的双重任务。但是，由于不同环节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信息在这些环节所被利用的状态也不一样。因此，监管机构的监管重点也应有所区别。征信立法必然同时考虑这两个层面的内容。从促进征信产业发展角度看，根据信用信息流通路径，立法应该确定五大机制，即征信信息数据采集机制、数据加工机制、信息评价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信息机制。与此相对应，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还需要设置相应的四大制度，即信息保密制度、被征信人救济制度、责任承担制度、征信监管制度。与前五大机制不同之处在于，后四大保护制度是贯穿于各征信活动任一环节均需要的制度。例如在数据采集阶段，在设置数据采集机制时就需要考虑哪些数据是不能采集的，如何加强对越权采集或违法采集行为的监管，违法采集的法律责任如何承担，受到侵害的被征信人如何获得救济等多个问题。
(六)合理规定民事责任
目前，不同学者对征信机构是否应该承担民事责任的态度不一样。在民法学界，杨立新教授在其草拟的《中国侵权责任法》(草案)第四十四条“侵害信用权”中规定：以非法手段征集、使用他人信用信息，或者毁损他人信用，造成信用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征信机构依照法律征集、使用他人信用信息，不承担侵权责任。但超出必要范围，造成他人信用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显然，《中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过失样态下征信机构承担民事责任的可能性。还有学者认为，“如果征信机构没有故意或者过失的情形，信用报告中的错误是由信息提供者的原因造成的，征信机构就可以以向受害人披露信息提供者为条件得到免责……。总之，征信机构为错误的信用报告向信息用户承担严格责任显然是不现实的”。然而，如果将信息提供人提供错误信息后征信机构必须承担对该错误信息修正视同为义务，或者说将修正错误信息，收回错误的信用报告也算是承担责任的方式之一，那么征信活动实行严格责任原则就很有必要。
(七)合理界定征信报告的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