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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化论文

政治生态化论文

政治生态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生态;当代建构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4―0121―06

文化生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斯图尔特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意在说明文化的进化就是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过程,具体的文化形式是与具体的生态环境相融合的结果。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生态也是与自然生态相比照而言的,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各个具体文化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就其本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一定的文化,作为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它在形成以后又会通过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承而反过来对于它的创造者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和渗透作用,发挥着对于人的“教化功能,即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塑造人”;而另一方面,从其本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活动,是特定“社会或社会集团用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里,“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即政治文化、伦理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载体。由此可见,无论从宏观的社会大背景,还是从微观的具体操作环境来看,作为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进行都不可能离开一定的文化生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文化是判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客体的参照系,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如何,取决于它所处的文化背景”。

一、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历史审视

就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而言,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40年代所确立起来的一系列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1956年召开的党的“”进而明晰了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谨慎地”批判继承“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的行动指南和重要特色。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局势,特别是中苏同盟关系的实际存在以及“苏联模式”对于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深刻影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建设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便逐渐被人们“学习苏联”的激情所淹没,以苏联文化为主体的共产主义道德文化进而成为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唯一文化语境。客观地说,当时的新中国之所以选择“苏联模式”也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在新中国诞生之时,苏联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辉煌成就,其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毫无疑问地对新生的共和国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因此,以俄为师,深入汲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举国上下的一致共识。其实,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志就曾经对苏联经验进行过肯定,他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结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在秘密访苏回国后,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向全党提出了学习苏联的要求,他指出:“要学习苏联,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技术上,在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要学习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以后,更是多次号召向苏联学习。其中,1950年2月,他在莫斯科演说中便强调:“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在等同志的倡议和推动之下,社会各阶层、国内各阶级迅速掀起了“学习苏联”的热潮,向“苏联模式”的“一边倒”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苏联模式对于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上。经过大规模的调整活动,我国基本上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前的高等教育重文轻理的状况,初步形成了科类、专业比较齐备而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然而,毋庸置疑,由于这种教育模式是以培养某一学科领域的专门人才为基本目标的,因此,一方面,在特定时期,它培养出了大批专业人才,满足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急迫需要;但另一方面,由于其在某种程度上摒弃了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基本素质为要旨的“通识教育”的基本原则,全盘否定甚至取消了被视为“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社会学、政治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等人文学科,因此给同一时期大学生的传统道德教育乃至民族精神的培育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对此,有学者就曾评论道:“50年代初期的教学改革中……一切照搬,造成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专业划分过多、过细和过窄……对发展文科不够重视”。其结果则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偏窄,广泛适应能力较差,文化道德素质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需要强调的是,在“学习苏联”的口号之下,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仅在院系设置、人才培养等具体环节上照搬苏联模式,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层面也是唯苏是瞻,照抄苏联思想教育的基本做法,进行简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我们知道,对全体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是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20世纪20、30年代,以克鲁普斯卡娅、马卡连科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家们关于培养有文化、有社会责任感、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思想观点,对苏联的青年一代曾经产生过显著的积极作用。然而,在进入斯大林时代之后,由于苏共高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等问题上理解的偏差,苏联模式日趋僵化,其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逐渐误入“左”倾教条主义的歧途,其表现就是忽视社会成员的个性差异,片面地用整齐划一的共产主义道德标准要求人们;违背人的思想转化规律,教育方法简单、粗暴,形式主义严重;面对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生活间的巨大落差所产生的人们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怀疑与抵触,不去引导和教育,而是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手段去解决,其结果是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道德困

惑,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甚至敌意,动摇了共产主义信念。苏联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模式”对于我国50至70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使这一时期的思想教育工作呈现出偏重于单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着眼于以社会为本位去阐明价值的意义,内容普遍空洞、抽象。其间,虽然国内思想政治教育界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对这种纯粹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模式”进行过反思和清算,但由于种种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的存在,其在我国的影响不仅没有被肃清,反而日益泛滥。在党的高层越来越严重的“左”的情绪的驱动下,不仅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展的旨在提高人民群众之思想觉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渐演变成阶级斗争性质的政治运动,而且连在60年代提出的以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为内容,以“高、大、全”和“假、虚、空”为特征的共产主义道德要求,也被“”期间培育“反传统的英雄”、“斗走资派的战士”、“反修防修的卫士”等口号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所取代。这样,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便不但背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规律,否定了建国初期所形成的正确的目标和观念,而且扭曲了人性、割断了传统,其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形成的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也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消极影响。

要之,新中国建立以来,虽然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能够坚持和发扬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并逐渐将其上升到党和国家文化教育基本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的高度,为促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丰富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建国初期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一边倒”的国内外政策却在某种程度上掣肘了这一原则的贯彻执行。20世纪50年代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使人文精神之传播在高等教育领域偃旗息鼓;简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又使“虚假”和“空洞”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代名词。而随后的60、70年代弥漫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左”的情绪的日益膨胀则更是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心理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极端政治化倾向使人们在思想教育过程中严重忽视了思想道德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不仅无法满足人的自身心理成长的基本需求,而且无从打造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行所需的道德根基,其结果便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异化,社会道德和风气的颓废。而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最终从这一梦魇中醒来的时候,人们对于既往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深刻反省与认真总结则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二、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现实反思

与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同时拉开的是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文化生态的全面建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踏上全方位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征程。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党和国家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了保障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及时而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口号,这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的重大突破。

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是同志,他在1979年的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首次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隔一月,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再次强调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从执政党的层面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针的肯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根据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新的发展形势,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又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我党历史上首次以中央决议的形式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于促进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党和国家领导层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在分歧以及认识上的局限性,《决议》的基本精神及其实施方案并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因此,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在总体上便仍然显得非常滞后和单薄,无法对改革开放时期所产生的种种社会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于商品经济建设中急速滋生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也没能做出及时而有力的价值回应,从而最终导致“全盘西化”思潮的泛滥和1989年的波及全国的的发生,在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痛定思痛之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发出努力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号召,并制定了加强国情教育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方案,以期推动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创建工作。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又明确地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党中央的这一定位在由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得到更为具体的体现。《决议》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事关我国发展全局和长远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肯定,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上明确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并强调只有“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的文化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愈益繁荣”,也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既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进一步丰富,同时也是对“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方针的具体落实。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分别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则是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快速推进的生动体现,同时也是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工程的新的标志。这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仅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做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的重要论断,而且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上升到党在新世纪之基本执政理念的高度,这就为我国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文化生态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尤为值得提出的是,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更是明确提出了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命题,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于21世纪新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刻认识以及有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工作的坚定决心。而2011年3月颁发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的要求则不仅是这种决心的体现,而且还为我们指明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总之,党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文化政策和方针,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最终建构起与改革开放时代经济成分多样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趋势相适应的多元化的、丰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文化生态夯实了基础。这种文化生态以凸显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民众文化等非主流文化的密切合作”为特征,既保证了党和国家政治文化话语系统的主导地位,又体现了不同阶层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从而为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营造出了较为适宜的文化语境。但是,客观地说,我国目前的文化生态在总体的适宜中还存在着显见的不足,在表面的和谐中还潜伏着深层的隐忧。这种不足和隐忧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主导文化(即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并未形成真正的‘三足鼎立’。其中,精英文化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处于明显的弱势……而……大众文化却异军突起……全方位地渗人大众的日常生活”。而且,对于那些“道德/价值观尚未成熟的广大学生、追求时尚的男女青年而言,大众文化更是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主流文化’,对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生活方式等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就其本质而言,作为一种“借助大众传媒传播、以获得商业利润为目的、服务于大众消费娱乐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其在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合理存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活跃民众的社会生活,排解市场经济时代激烈竞争带来的高度紧张和压抑的精神困扰更是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大众文化外在的娱乐消遣形式及其内在的追求利润的根本目的决定了它本身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对于非理性主义的狂热追捧,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很难有任何道德的坚守和对于崇高价值理想的不懈追求,更“不会去主动支持任何时代都不可缺失的人文理想”。这一点,我们从近几年影视娱乐界此起彼伏的“戏说”正统历史的风潮、喧嚣一时的“恶搞”红色经典的闹剧、层出不穷的违背社会道德的广告和光怪陆离的颠覆传统价值的“时尚”便可以看得出来。因此,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维度来说,我国当代大众文化话语霸权的客观存在及其对于主流文化的巨大冲击,已经给我们文化生态的平衡造成了显见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大众文化对于人们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广泛渗透,更为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敲响了警钟,凸显了我们进一步健全和优化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历史必要性和时代紧迫性。

三、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当代建构

我们知道,我国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系统中进行的,因此,我们能否促进这一文化生态的不断优化并最终使之走向完善,以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需要,将是关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败与得失的关键性问题。就我国目前所处的国内外情势而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具有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着我们必须将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坚持和对于古今中外优秀文化资源的批判继承和创造性运用结合起来,这不仅是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得以优化的必然路径,而且电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使命。

首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根本指南。这是由我国的基本性质和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为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同时也是我国当代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之所在。我们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从而确保我国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优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另外,从实践的层面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和强调,也是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法宝。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早期领导人同志就对认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进而指出,我们过去之所以“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同志继续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重要意义,认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而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同志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要求,从而将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提高到了崭新的水平,为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其次,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在构成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诸文化形式之中,从其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功能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优势无疑是最大的。这种优势一方面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了丰富的道德学说,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思想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传统道德教育文化,其对于“道德自觉和自身修养”的强调,对于“个体人格的完善和理想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优势还体现在其对于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孕育上。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程中所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凝聚了整个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而且在促进全民族的团结、融合、统一和发展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在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性格中,熔铸于我们将坚守美德与日新进取有机结合的文化自觉中,同时也彰显在家国一体、精忠报国的爱国意识中,渗透于炎黄子孙修齐治平、追求“大同”的崇高社会理想之中。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成功地塑

造了中华民族的特质,并形成了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可喜的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我们党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正式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一道作为我国当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加以明确,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赋予以民族精神为灵魂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主流文化的地位,这是我国当代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优化工作的重大举措,也是建构新时期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必然选择。

再次,坚持与古今中外文化相结合为形式,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基本思路。自人类进入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以交通、信息、通讯、传媒等为载体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在资讯空前丰富、人际交流日益便捷的新时代,任何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特别是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类文化的多元发展趋势日渐明朗的形势下,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工作也要在确保主流、凸显特色的前提下,以促进古今中外多种文化形态的和谐共生、互补互促为基本考量来展开工作。我们知道,新中国目前正在奔向现代化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奋力向前迈进,对于新时代的文化生态建设来说,一方面,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进程推动着文化生态的变革与重组;而另一方面,文化生态的积极变化又能够引导和保障我国的现代化大业健康而有序地顺利推进。从本质上说,文化生态作为一种具有现实影响力的文化系统,其在社会宏观领域即表现为一种文化国力,表征着国家的软实力;而在个体的微观方面则表现为一定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权利,展示着个人的精神风貌。因此,我们在文化生态的优化工作中,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从片面的、功利化的、单向度的视角出发来对文化生态环境进行孤立而静态地观照,而是应该意识到文化生态对于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普遍利益的影响和制约。对于我国来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推进,我们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在如此宏阔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我们自然应该以自身所拥有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为立足点,通过对于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形态的有机整合来逐渐走上多元化的文化发展之路,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思想营养。与此同时,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开放性的国内外环境,加之其本身所特有的多渠道的形成发展机制、竞争式的人才塑造模式和其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执著追求,也决定了我们必然会以多元文化发展道路作为建构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基本思路。

要而言之,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不仅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特色,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且还要坚持以历史的眼光、开放的视野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遵循批判继承、为我所用的原则,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一切能促进文化生态和谐发展的先进理念和方式,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点,在扬弃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从而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和人文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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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化论文范文第2篇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es on the ecological politics theory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including the definitions of conception, content and frame,theoretical value and effective ways. On the basic summariz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deepening researches.

关键词: 国内外;生态政治理论;研究述评

Key words: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ory of ecological politics; research review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8-0183-02

0引言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什么是生态政治、生态政治包含哪些内容、生态政治具有怎样的价值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政治,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1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涵研究

生态政治作为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国内外对其有不少定义。由于侧重点不同以及生态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国外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其一,罗依・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把生态政治解读为生态(绿色)思潮、生态(绿色)运动和绿党三个层面。其二,美国学者卡普拉(Capra)和斯普雷纳克(Spretnak)把生态政治一方面理解为一种生态运动,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绿色政治学。其三,丹尼尔・A・科尔曼将生态政治解释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

国内对生态政治内涵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包括:其一,《中国大百科全书》(1992)将生态政治扩展为政治生态,认为生态政治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其二,刘京希(1998)把生态政治理论解释为是研究政治体系及其机制的“内生态”以及政治体系在动作过程中与社会及自然环境间生态关系的理论。在内涵上他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把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层次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其三,吴海晶(2003)从综合角度指出生态政治既是观念、运动,又是力量和理想。作为观念,它反映了人类对其生存状况的关注和思考;作为运动,它表明了人们对无度生产、无度消费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的抗议和反对;作为力量,它显示了政府、公众、环保组织、国际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信心和勇气;作为理想,它寄托了人类对生态文明的希冀和期望。

2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容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绿党政治理论、环境安全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绿党政治理论是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中主题最为鲜明、结构最为系统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包括:一是生态学理念。绿党以生态学中生物同外部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生态优先原则。二是社会责任理念。绿党政治理论认为,社会责任感等同于社会正义。一个社会或社群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来谋求自身的环境安全,要坚持环境正义,实现社会正义。三是基层民主理念。绿党的民主目标是国家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民主化,使人们有权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他们生活条件的方式和选择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四是非暴力理念。绿党的政治目标是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粗暴关系变成一种平衡和尊重的关系。五是女权主义理念。“把男性和女性都解放出来”是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理念。它强调男女平等,反对压迫和剥削妇女。六是和平政治理念。绿党强调全球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坚持“胸怀全球,行于当地”。

环境安全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从安全的视角来认识和思考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1977年美国环境专家莱斯・R・布朗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从理论上首次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安全概念和国际政治范畴,提出应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范围。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将环境保护与“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以及“人类对安全稳定的自然环境的需求”联系起来。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绿色运动”中,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在于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它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其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其二,生态危机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并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三,主张立足当代现实,“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用“异化消费”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其四,要求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张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经济模式;其五,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其六,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从国内对生态政治理论内容的研究来看,由于我国学术界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较晚,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统一的理论体系。陈清硕(1995)认为生态政治学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探求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使社会生态与社会政治能够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肖显静(2000)认为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选择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以摆脱环境危机,其次是对市场体制的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第三是建立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张连国(2006)在系统介绍国内外生态政治学研究的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生态政治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观,它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

3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价值研究

绿党政治是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内容,突出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人类利益的新的政治运动。环境安全是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结合形成的一种新概念,它不同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所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构成了人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逐步增多。尽管目前对与环境安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它唤醒了人们的环境安全意识,并已为全世界各国所广泛接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及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进行了不同于其他生态政治理论的独特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蔡先凤(2003)认为生态政治的兴起堪称20世纪中后期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它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王治军(2008)指出生态政治理论在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将生态问题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将政治问题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环境。

4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建设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研究基本沿着“深绿”与“浅绿”两个方向展开。“深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只有用生态思维、生态智慧重新建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民主,以致于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的理解和建设才能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浅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自然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上,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包心鉴(2001)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政治与政策出路在于加强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意识与责任:一是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二是实行一种后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三是充分重视政治家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赛明明、孙发峰(2006)认为应该从政治和社会的深层角度、特别是从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出发,从制度和机制层面,从公众广泛的参与权力和途径等视角来思考和进行我国的生态政治建设。

5生态政治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学者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对我们在新形势下有效应对与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但从根本上说,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许多学者偏重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学理意味浓厚,缺乏具体的实证分析,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单一学科,缺乏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生态政治理论从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等视角进行探讨的成果较少;三是专门从马克思主义原著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的成果还比较薄弱。

因此,在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过程中,既要注重从宏观的整体层次上进行探讨,又要善于对微观层次加以分析和探讨,并注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与此同时,要在深入阅读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想,并结合我国生态政治的现状和借鉴国外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进行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的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1]Robyn Eckersley,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2](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M].石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3](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4]张友渔.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5]刘京希.生态政治论[J].学习与探索,1995(3).

[6]吴海晶.生态政治的内涵、作用及意义[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4).

[7]陈清硕.方兴未艾的生态政治学[J].社会科学,1995(4).

[8]肖显静.生态政治何以可能[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6).

[9]张连国.生态政治学研究述论[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10]蔡先凤.当代西方生态政治理论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11]王治军.生态政治理论的产生及影响[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1).

政治生态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型政府建设;多中心治理

党的十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赋予了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及文化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运用现代治理理论的精髓去指导生态型政府建设,成为新常态下我国公共管理面临的重要课题。多中心治理理论是治理理论中的重要流派,其多元分析的视角对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生态型政府建设的现实背景与内涵释义

1、生态型政府建设的现实背景

当前,大气污染、气候变暖、森林锐减、臭氧层破坏等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一系列国际性环保条约和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环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对于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环境的挑战更加严峻。一方面,依靠“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与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这种过度透支环境承载能力的经济拉动方式不仅使得政策、资本对经济的边际拉动效应持续减弱,还使得自然环境千疮百孔,居民生存环境趋于恶化;另一方面,2016年,我国GDP增速为6.7%,低于2015年的6.9%,经济的下滑使得就业的压力空前加大。新常态下,如何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成为横亘在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面前的一个难题。

2、生态型政府建设的内涵释义

从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百年历史来看,关于行政生态的相关理论并不太多,代表人物主要有约翰・高斯、弗雷德・里格斯等,他们都主张从环境和行政互动的角度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比较有限的理论研究中,公共管理对环境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忽视了生态环境对公共管理的外在影响和约束,这不能不说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一个缺失。结合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到行政生态学侧重研究自然环境与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它主张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必须把对环境的适应和互动纳入考量范围,这是生态型政府建设的理论渊源。国内学者黄爱宝曾提出,生态型政府实际上意味着一种追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并把该项职责纳入到基本的政府职能与公共管理目标之中的政府。

基于上文对生态型政府建设提出的现实背景与内涵的分析,结合一些专家的观点,本文认为生态型政府建设应该是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前提下,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基本的政府职能,在行政文化、行政体制、制度建设与公共政策中,全面贯彻生态文明的理念,实现生B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平衡。

二、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渊源与内涵

英国学者迈克尔・博兰尼首先提出了多中心的概念,他认为自发秩序有助于实现真正的自由,而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可以实现社会功能。哈耶克也曾对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进行过经典的论述,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则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对多中心理论做了实证的分析和研究,从制度理性选择学派的角度出发,使多中心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其实是人这个个体,从自由人的个体出发,衍生出组织的多中心;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形成的规则和惯例逐渐塑造了不同组织的价值和文化,由此建构了价值和文化的多中心格局;最终,在多中心的人、多中心的组织、多中心的价值与文化体系的共同作用下,诞生了多中心的制度安排和决策体系。许多国家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做出了很多制度创新、政策实验和管理创新,比如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财政制度中的分税制、自贸区建设,法国的边缘社区治理,美国的社团管理制度等,均深刻体现了多中心治理的理念和价值。

三、多中心治理与生态型政府建设的价值逻辑分析

1、科学价值

遵循科学价值,就是要发现规律、认识规律。张云飞教授指出,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必须要体现整体性,必须要坚持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这两种规律的统一性。生态型政府建设也要从这种统一性出发,综合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把握好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这两种规律。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基于对人、组织、公共资源管理的一种探索和创新,比如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就旨在探索在文化习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社群组织如何形成自发的秩序,从而对集体行动中机会主义形成遏制,促进公共利益的持续发展。

2、民主价值

民主是一种政治价值,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利益表达机制。由于不同地域在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民主在生态型政府建设中的价值就更为重要。生态型政府建设应当充分考虑不同区域、不同组织的现实条件,在不危害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根据外部性的大小,允许不同区域和组织根据客观环境的不同在生态治理领域实施不同程度的自治,有效赋权,提升生态治理水平。多中心治理理论主张多个中心自主治理,各个中心发挥利益相关方的信息优势、文化与传统优势,民主决策,自我管理,实现善治。

3、公平价值

公平包括多个层面的含义,从公平的主体来讲,公平包括横向公平、纵向公平以及代际公平;从公平的实现程度来讲,可以分为:形式公平、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生态型政府建设从建立生态文明,促进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运用专项基金支持、纵向和横向转移支付、市场交易等方式对生态环境予以保护,努力实现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这种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形式公平和程序公平;生态环境保护又是造福一方的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深刻体现了代际公平的内涵;通过生态型政府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绿色经济,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绿水蓝天的自然环境,使每个人都能在健康的自然环境中生活、发展,在生态环境的角度实现实质公平。多中心治理理论认同不同中心的个性化治理,这首先就体现了追求一种实质公平的精神;在不同中心的自治中,作为个体的人又会在一次次的妥协与交易中达成共识,这种共识会使得中心内人的行为准则由隐性转变为显性,而且体现了大多数人的意志,最大程度的实现了实质公平。

4、法治价值

法治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途上,依法治国是重要的制度保障,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的新内容,法治是生态型政府建设的必要条件,也是生态型政府建设的重大挑战。多中心的治理之所以能够产生,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正是基于契约精神的存在。多中心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则,成功的多中心治理都需要国家有着良好的法治意识和法治传统,全体成员尊重规则,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框架下进行交易,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促进公益的实现。法治精神(契约精神)是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因,也是生态型政府建设所需遵循的基本价值。

四、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生态型政府建设

1、基于多中心视角的生态型政府建设理论模型

从多中心的人这个逻辑起点出发,生态型政府建设在顶层设计时应当以多中心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承认企业、社会组织、家庭与政府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四者共同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多中心决策体系。生态型政府建设具体应从法制供给、宏观调控、生态服务及争议仲裁等四个方面予以构建,提供一种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多中心决策体系的制度设计。(详见图1)在生态型政府的引领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家庭各个中心能在各自边界内发挥作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内的善治。

2、多中心的生态型政府建设路径选择

从多中心的生态型政府建设理论模型出发,在明确了生态型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职能之后,我们需要从基本的政府生态文明建设职能出发,探索符合科学、民主、公平和法治价值的改革路径,切实推动多中心的生态型政府建设。

(1)法制供给。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入宪,修订和完善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规章,从宪法和法律的高度对生态权益予以确认,从产权角度为多中心治理模式提供依据,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形成提供重要的制度基础。通过法律制度的供给,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达成以下目标:从横向上看,树立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同时明确界定政府、市场、社会及家庭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主体地位和作用半径,各个主体可以在市场的规则下进行竞争、合作和交易(如不同企业污染权排放的交易);从纵向上看,厘清府际关系,列出各级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基于绿色GDP的政府政绩考核机制,建立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指标体系,实现政府系统内部的多中心联动治理。

(2)宏观调控。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综合运用行政、财政、税收、金融等各种政策激发不同治理主体的积极性。行政手段要发挥好两个作用,一是规划和引导,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环境压力,指导建立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和多样性的自然生态保护区;二是惩戒,对违反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或个人进行处罚;财政手段旨在通过各种横向、纵向财政补贴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增强不同治理主体在生态治理中的财力;税收手段从增加环境污染者成本的角度出发,通过税收使环境成本内在化;金融手段可以尝试利用银行贷款、资本运营甚至众筹等方式支持多个中心参与环境保护。

(3)生态服务。提高政府的生态服务水平,为多个中心的生态治理提供基础设施和生态产品,打破政府对于生态产品供给的单一模式,探索打造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家庭甚至个人的多中心的供给模式;加强生态环境动态监测系y建设,建立环境信息定期和预测机制,为各个治理主体提供环境信息基础服务;建立环境保护科技创新成果目录,加强对各个治理主体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指导;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信用体系建设,并将生态信用与政府信用、商业信用及社会信用挂钩,降低各个治理主体的交易成本,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约束机制。

(4)争议仲裁。在多中心的治理模式中,面对多个治理主体在生态保护方面的纠纷,生态型政府需要履行争议仲裁的职能,降低维权成本,简化处理流程,维护治理秩序。首先,由各级环保部门主导,建立生态治理争议仲裁委员会,配置环保部门专职人员任职,对内协调不同政府部门在生态治理领域的争议,对外处理企业、社会组织、家庭及个人等多个治理主体的矛盾纠纷;其次,指导同一地域的同一类治理主体间建立非正式的仲裁机构,通过自治的机制对争议进行仲裁,鼓励自发秩序的形成和建立,培养生态公民。

生态型政府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本文试图分析多中心治理理论和生态型政府建设的内在价值逻辑,构建基于多中心视角的生态型政府建设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多中心的生态型政府建设的路径选择进行初步探析。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本文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用现代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成果及研究方法分析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 黄爱宝.“生态型政府”初探[J].行政学研究,2006.1.

[3] 迈克尔・博兰尼.自由的逻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6] 张云飞.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学科建构[J].理论学刊,2009.12.

[7]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政治生态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生态文明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生态道德教育

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大学生是否具有生态文明理念与民族未来是息息相关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理应担当生态道德教育的重任,应把生态道德教育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之中。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加强生态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一)生态道德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意。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党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2012年党的十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由此可见,我国已经进入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时期。在这一新时期,必须通过生态道德教育帮助人们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培养生态道德情感,养成生态道德行为习惯。而加强生态道德教育,正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课题。

(二)生态道德教育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使命和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使大众形成与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纵观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其具体内容总会因时、因势而变,随着党的历史任务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会及时调整教育内容,为我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1]。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执行者。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优良传统,必将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和实践上。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一系列环境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除了人类对大自然的一己之私外,更本质的原因是人们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问题。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新形势和变化,自觉把生态道德教育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中,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一种积极回应,是贯彻执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具体体现。

(三)生态道德教育是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

生态道德作为一种新型道德,既反映着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又反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它不仅是人类道德进化的必然产物,而且是人类社会进一步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否具备良好的生态道德意识,是当代社会衡量一个人全面素质的重要标准。

大学生引领着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发展命运,是将来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他们将是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决策者、管理者和执行者,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的具体实行者。然而某些大学生并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和良好的环境素质,这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和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大学生需要接受良好的生态道德教育,并通过一系列系统有力的生态道德教育培养其良好的生态意识和生态道德,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高校是大学生进行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是贯彻执行国家相关教育政策,学习国家传达的时政文件的重要机构,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道德教育的主要阵地。高校应本着增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准则和使命对大学生进行环境道德教育,为大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育提供充足的条件和设施,把大学生生态道德教育真正付诸实践并对其教育成果进行检验。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开展生态道德教育的思路和措施

(一)以四门基础理论课为主渠道,强化生态文明理念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教育的特色。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2]。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时期,高校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知识、生态环保意识和生态行为能力的,以及符合新时期社会发展要求的大学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强化生态文明知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在这些课程体系中要根据时展要求,适时加入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及生态文明相关知识,使大学生掌握基本的生态环保知识,增强保护环境的意识,培养对自然的感知能力。但由于各门课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要各有侧重,互相渗透地加强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教育。

1.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讲授我国现有的环境保护法及实施环境保护法的现实意义,并在学生头脑中形成破坏自然环境要受到法律惩罚的概念。

2.要在“中国近代史纲要”中,恰当合理地补充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资料。这门课中的生态文明教育不能牵强附会,要根据各个章节的内容合理补充,力争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3.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中,加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教育。马克思以前瞻性眼光关注和研究环境问题,即唯物地阐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出人类发展与生态持续相统一的协调发展思想,而且还从生产和社会制度方面提供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途径[1]。这些思想为我们如今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思路,对生态文明建设有指导意义。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在授课中还要加强“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讲解,让学生深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环境问题与人的生态道德素质之间的关系,从而更直观地培养学生的生态道德素质。

4.要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学中,突出探讨、邓小平、、思想中有关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引导学生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本质和要求。另外,还要结合时政要点和十报告的最新精神,加强生态文明教育。

(二)优化教育教学方法,培养生态道德情感。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采取“灌输”的教学方式,因此会有重说教灌输轻情感激发的局限,高校某些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抱有消极甚至抵触心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生态道德教育,必须优化教育教学方法,采用学生比较欢迎的教育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生态道德情感。

1.创新生态道德教育方法。国外的环境教育起步较早,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美国的环境教育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把环境教育贯穿于游戏和活动之中。美国教育学家约瑟夫・克奈尔撰写的《与孩子共享自然》一书专门研究在游戏和活动中如何开展环境教育。每个游戏都会设置一个情景,通过角色扮演、活动体验等形式,让参与游戏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3]。另外,美国中小学环境教育还常常采取问题教学法、户外教学法和角色扮演法。因此,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生态道德教育时,要创新教育教学方法,通过教学情境的设计,让学生参与到角色扮演中,或在户外教学中让学生深入大自然,了解大自然、在一系列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热爱自然的生态道德情感。

2.充分发挥网络资源、网络教学的优势。网络的发展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为人们更好地了解世界提供了便利。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必须抓住网络上的资源。高校可以创立生态道德教育主题网站,设置生态文明栏目,按期更新相关知识,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我国及世界各国生态文明的现状,了解生态环境恶化、物种减少、气温上升、沙漠化、能源危机程度;了解工业文明造成的污染和危害及污染是怎样对人身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4]。还可以利用网络大量生态道德教育、环境教育的资源,观看生态影片或学习借鉴国外环境教育项目,培养学生的生态道德情感。

(三)以社会实践活动为支撑,养成生态道德行为习惯。

蔡元培说:“道德不是记熟几句格言就可以了事的。”而要注重实际行动,要“随时随地抱着实验的态度”。大学生生态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通常以社会实践活动为支撑。国外的环境教育更注重教学实践环节,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增强意识,养成生态行为习惯。德国的环境教育充分利用大自然和社会公共资源,广泛开展户外教学活动,贯彻实施地方独特或国外引进的环境教育项目,如“半半项目”、“零排放项目”等。英国的环境教育鼓励学生调查研究环境问题,在实际活动中增长对环境问题的认识[5]。

1.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要策划形式多样的校内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实践活动。通过举办生态文明知识讲座、研讨会、生态文明知识竞赛,增长生态文明知识。通过观看生态题材的影片,举办生态图片展、画展,通过这种更直观的形式,提高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情感。最后充分发挥学校社团作用,目前各大高校都设立“环保协会”等社团,这些社团大多以保护环境、爱护环境为目标,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可以亲近自然,培养生态道德行为习惯。

2.要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成果的实践评价指标。不能仅仅依靠一张试卷,而要对道德行为习惯做出规范并提出一定的社会实践要求。纵观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都没有对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做出规定。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高校应审时度势地制定大学生行为规范。如提出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铺张浪费、爱护公共设施、爱护环境的规范要求,用此类规范要求约束学生的行为,有利于大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某些高校规定学生必须修满素质拓展与创新学分规定项目的学分,这些规定项目包括、发明专利、参加学科竞赛及专业技能竞赛和参加学校指定的一些社团活动,而这些规定的项目中缺少某些生态文明建设项目,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对学生的实践活动提出具体的要求,如在一学期内参与一项绿色行动、回收废旧电池等活动,使学生通过参与这些实践活动,将平时学到的生态文明知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自己的生态文明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1]王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6).

[2]邱伟光,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张书磊.国外环境教育对我国开展生态德育的启示[J].思想理论教育,2010(16).

[4]于海荣.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10(29).

政治生态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马克思生态正义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生态正义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内在的关联。马克思生态正义观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提供了理论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是马克思生态正义观中国化的现实指向。

1、马克思生态正义观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之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在带给人们利润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自然界的承载能力。面对复杂的社会大环境,大学生思想多变且易受他人影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肩负着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生态责任意识、培养他们对自然生态的人文关怀以及良好的生态道德品质的重任。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价值规范、价值评价,用正义的价值理念去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的探讨生态正义的价值要求、制度保障等思想,给予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层面的启迪。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是马克思生态正义观中国化的现实指向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体系,马克思生态正义观对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马克思生态正义观中国化的现实指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是指把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理论教学依托于四门主干课程。结合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重点热点问题,用理论解释现实,把问题说透,并且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把生态文明理念相关问题论述清楚。

二、马克思生态正义观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生态正义观蕴含了丰富的思想,主要内容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生态正义的制度保障以及人民群众是实现生态正义的主体力量。

1、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

自然界为人类社会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前提,人类的吃穿住都离不开人对于自然的改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就会利用和开发自然,但一旦开发过度就会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为了摆脱人的异化状态,人类需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不能超过限度。人与自然关系的背后亦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践,具体的说是劳动,人类把自然资源改造成所需要的状态。这一过程体现了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它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但这并不等于人类可以无限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2、生态正义的制度保障

马克思对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主要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正义性。在此之下的社会制度显然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资本家凭借着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盲目地追求剩余价值,不仅造成劳动者过度地工作,损害健康,而且会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这也反映了资本家在无视生态责任的情况下做出的忽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行为,导致了生态非正义。生态非正义愈加严重就会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而生态正义的持续性发展需要制度保障,缺乏正义的制度只会使生态问题更加严重。只有体现自然?Y源分配正义、满足人们合理的生态利益等条件的制度支撑,才能给人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3、人民群众是实现生态正义的主体力量

马克思坚持群众史观,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财富的创造者。当一个社会的制度缺乏正义时,人民群众会起来推翻束缚的生产关系,建立正义的制度。当制度正义时,整个国家的发展才有了重要的保障。而且,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发挥能动性,对物质世界进行改造。这种改造活动并不具有盲目性,而是以生态正义为价值目标,为了满足人的生态需求,同时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前提。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生态正义条件下的以人为本,应当是满足人合理的生态需求,并以人的理性的生态利益为出发点。[1]

三、马克思生态正义观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启示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生态文明观念教育的主阵地,应当发挥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作用,在内容方面渗透有关的新知识、新理念。

1、丰富思想政治课理论教学的内容

课堂讲授是大学生接受生态文明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高校课程是否渗透生态文明理念,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水平。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主干课程的教材,没有单独的章节对生态文明相关的内容进行专门阐述,而是分布在多个章节之中。为了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生态伦理意识、生态责任意识,应当在教材的内容中加入生态正义的相关内容,并把我党最新的理论成果体现于教学内容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关注人与人之间或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

2、在理论教学中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做好理论阐释

大学生群体具有特殊性,他们思想活跃、易于接受新鲜事物,能够成为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传播者。促进大学生认同生态正义的理念,需要从学理上阐述清楚生态正义的内涵、提出、产生的过程、制度保障等理论问题。生态问题又是一个现实感很强的话题,这就需要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结合现实,展现理论魅力,采取丰富灵活的教学手段,对其进行积极的引导。比如采用案例分析法、情景教学法等在教学中渗透生态文明观念,引导大学生树立生态伦理意识、生态责任意识,并且积极践行生态文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