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开展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意义，对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理论基础、基本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对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开展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做了分析。

性别教育，对女生个体、对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在我国中学和大学教育阶段，生理性别教育特别是女性生理教育已经建立了初步的学科体系，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社会性别教育却较被忽视。因此，高校应在进行女大学生生理性别教育的同时，推进社会性别教育，将社会性别教育纳入公共课程，使女大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前，对社会性别的相关内容有一个理性而明晰的认识。

就目前的人类社会状况来看，性别分层仍然是人类主要的分化形式之一。[1]在绝大部分社会和文化中，两性在价值、地位、等级上处于不平等的状况，男权始终处于支配地位。性别是“作为一种等级差异而存在”[2]。社会性别矛盾“固然不是一种剧烈冲突的、但却是一种持久的社会矛盾，它往往比任何种族隔离更加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加森严，更加普遍，当然也更为持久”[3]。女性较之男性，始终更突出地面临着社会性别这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我国当前女性发展状况和妇女权力在世界上处于较前的位置[4]，但是我国社会漫长的父权传统和目前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当下的社会转型时期，使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别问题更加复杂。此外，社会性别问题在许多方面往往是隐蔽性的存在，同时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规范往往通过社会化直接作用于个体意识，如果不加提示，个体往往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以课程的形式进行社会性别教育，否则，绝大多数女生对社会性别问题将终身停留在社会经验感知阶段，从而对社会性别问题缺乏相应的分析能力。

一、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不合理的社会性别文化与社会性别规范的培养，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存在着偏差，使得女性在社会规则、文化习俗和自己内在人格的多重束缚下，人生策略、价值取向和发展潜能受到极大束缚，失去了本来可能的更大的自由度、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更自主的幸福。

作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即将走上社会就业的女大学生，在面临社会角色、社会地位转化和社会化、再社会化之前，系统地认识社会性别的显性和隐性不平等状况及其产生的机制和文化根源，将有助于女大学生建立起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明确适合自己性别的发展方向，获得必要的发展帮助与生活帮助。不仅如此，性别教育的影响还将与女性的社会性别一样伴随女大学生终身。

社会性别教育，是要让所有女性都了解并获得自己的权利、发展机会与尊严，认识自我，包括自我的特征及社会的角色;认识社会，对社会性别规范与社会环境有一个理性而明晰的了解;适应转型与再社会化。要让女生了解，不合理的社会性别状况，不仅是对女性的、也是对男性的限制，女性不仅是为自身的发展，也是为社会的发展与和谐而努力。[5]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不仅对女生个体，对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男女平等的事业在中国尤其重要，原因在于我国曾经是一个最传统、最典型、发展时间最长、发展程度最高的男权制(父权制)国家。中国女性的解放因此在世界上备受瞩目。因为我们的进步不仅具有改善我们自身外境的意义，而且对全世界的女性具有榜样的意义。”[6]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国各阶层的共识，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两个性别之间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二、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理论基础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性别社会学与女性主义快速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它们从社会性别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将社会性别作为不同于生理性别的视角来考查人类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致力于消除、减缓因社会性别而造成的社会分化与矛盾，运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通过丰富的社会事实论证，形成了系统的观点与理论体系。社会性别学与女性主义的日益成熟，使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首先，提供了基本概念术语。除了“社会性别”这一核心概念之外，性别、社会性别体制、性别规范、性征、女性气质、性别角色、性别社会化、性别认同、性别期望、性权力、性观念、生育制度、性别分工、性别化消费、性别发展、父权制、显性性别不平等、隐性性别不平等、男性偏好、男性利益优先原则、性别歧视、职业性别隔离、性消费、家庭暴力、性暴力、话语暴力(所列概念参考了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一书各章末所列的“关键概念”)等等，这些概念在性别社会学中都具有较完善的定义，它们和人生哲学中的理想、人生价值、自由、幸福及励志话语中的人生定位、适应、素质、成功等概念，一起构成了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的概念体系。

其次，提供了基本理论支撑。社会学的文化、社会结构、社会化、社会分化、社会秩序、经济与劳动，社会性别研究中的建构主义理论、性别角色理论、性别差异理论(参见苏红《多重视角下的社会性别观》第三章“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女性主义范畴的激进女权主义、自由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参见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第3章第2节“女性主义理论流派”)等理论为课程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支撑与现成命题。

再次，提供了学科构架。“社会形成(文化)—社会元素(个体与群体)—社会制度(规范)—社会运作与个人发展”的社会学的一般构架和“气质—身体—社会文化—劳动、经济—政治—发展与进步”的社会性别研究思路，为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结构提供了参考。社会性别视角下以女性为主体的社会、历史研究成果，集中于女性史及各类女性社会调查之中，将之纳入课程的内容范围之内，可使课程展现出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与理论空间。社会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的理论成果，均基于大量的社会事实与具体案例，这为课程提供了大量素材。

三、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基本内容

社会性别教育中，首先应该明确男女两性不平等，社会性别机制不合理。这种状况“严重损害了个体的权利和发展，对女性尤其如此”[7]。这种不平等状态是“非自然的，即并不是建立在生理上的，而是由社会构建的”[8]，因而是可以改变的。在此大前提下，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大致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阐明至今为止的社会性别文化和社会性别规范。两性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几乎贯穿至今为止的文明社会，而两性的社会性差异则将贯穿整个人类历史。通过对共时性的两性自然差异与历时性的社会差异的讲解，呈现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两性不平等状况，并寻找这种差异的历史性成因及男权的形成机制，可帮助女生理解性别社会及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的文化与制度基础。

展示并分析当下社会的显性与隐性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这种不平等既体现在就业、收入、政治权力、教育、生育、健康、性、婚姻、家庭、暴力等显而易见的方面，也体现在语言、文学艺术、民俗、时尚文化、消费方式等隐性的方面;体现在我们社会的诸多“常识”之中，甚至还体现在学科理论之中;体现于外在社会，也体现于女性内心的自我认知与自我歧视。

具体列举目前的种种社会性别规范，并指出这种性别规范与男性的关系、与社会运行秩序及社会道德风俗的关系，从而理解规范的相对合理性。学习国家公共政策与法规对女性权益保护的具体内容，并学习利用这些政策、法规对女性权益进行保护的必要程序与手段。适当介绍世界妇女运动的发展状况与我国男女平等事业取得的成就。

说明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对个人就业及人生发展的诸多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为个体外部的社会性障碍，也体现为个体内部的个性、思想性障碍。从女性性别的角度，指导女生就业与生活，帮助女生设计人生策略、调适社会行为，培养女生独立性、个性全面发展的人格，指明实践自身价值与女性价值的关系。

四、开展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几个问题

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帮助女生建立起社会性别意识。作为公共教育内容，我们应放弃较为激进的女性性别意识观点，选择较温和与平衡的观点。相应地，作为社会适应指导与人生关怀性质的课程，宜强调策略性与调适性，而不鼓励以激进的姿态与普通男权及社会性制度习俗对抗。同时，也不应在课程中放弃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及文化可改造的思想。

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也不是女性主义概论。它是大学生思想教育、人生教育与就业培训相结合的励志型课程。性别社会学与女性主义的相关内容只是为该课程提供了理论帮助与案例支撑。课程的目的最终在于培养女生的社会性别意识，使女生获得合理的自我认识和清醒的社会认识，强调女性的知性、尊严与力量，为女生的发展提供关怀与帮助。对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的各种理论要进行“有用性”的选择，有用性、实践性、励志性是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别于“性别社会学概论”的地方。

性别社会学与女性主义兴起的时间较短，仍处于成长阶段，特别是女性主义，大部份成果都是基于西方社会现实与西方文化观念而形成的，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内容复杂。女生社会性别教育是为了帮助女生适应社会与发展自我，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构建中国特色的性别和谐社会，故而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深入分析性别社会学及女性主义的成果，审慎选择其中的内容，并采取稳妥的表述策略。

参考文献

[1][美]格伦斯基.社会分层[M].华夏出版社，2005.

[2][8]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3.

[3][6]李银河.两性关系[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6，29.

[4][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3.

性别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刘亚楼 马王储 王显志 河北联合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浑沌学视域下和谐语言生活构建-性别语言研究》部分成果 项目批准号：

HB10PYY073。

男性和女性在心理和生理方面存在差异这一观点早就成为

共识，性别差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也已广泛的为人类

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关注，但在语言学方面关于两性语

言特点和差异的研究却起步很晚。直至 20 世纪初，语言和性别

问题才真正引起了语言学学者的关注（王烈琴，2003）。性别语

言研究的发展与西方女性主义三次浪潮的发生密不可分： 20 世纪

20 年代初，第一次女性主义兴起期间，Jespersen 首先开启了语言

学对性别差异的研究。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中后期，西方女

权运动的第二次大发展，社会语言学作为语言学和社会学、心理

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在相互关联渗透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崭新

的科学在美国首先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并开始运用语言学的观

点 和 理 论 探 讨 女 性 语 言 的 特 点 。 Lakoff 、 Labov 、 Trudgil 、

Zimmerman&West、Holmes 和 Cameron 等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逐

渐重视性别语言的社会性。到了 90 年代第三次女性主义思潮发

展期间，语言学家们对于性别语言的研究开始主要集中在形式差

异上。社会语言学界根据这三次浪潮普遍将性别语言的研究划分

为“早期语言性别研究”、“现代性别差异研究”和“后现代性

别建构研究”（薛玉萍，2011）三大阶段。

一、早期语言性别研究

20 世纪 20 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以自由主义

的女性主义为主要特征，主要强调男女两性的共性和平等，反对

性别歧视，要求对男女同样对待，强调女性应该享有与男性同样

的地位”（李金凤，2004：49）。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西方语言

学家们提出了生理决定论 （Biological Determinant Theory），该

理论认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显著差异是生理决定的。在这种理论

下，丹麦语言学家 Otto Jespersen（1922）最先开始从语言学角度

对性别语言差异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了两性语言存在词汇和言语

风格方面的差异，并用一定篇幅讨论了女性语言的特点。同时期

的另一位研究者 Maulhener 考察和分析了社会阶层人员之间的交

际。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从两性不同的社会地位来考察语言和

性别的关系（曹湘洪， 2007）。 在此之后，语言学家 Bloomfield

（1933），Mary Haas（1944），Douglas Taylor（1951），Parsons

和 Bales （1955）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性别研究的内涵。但是二十

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这段时间里，语言学家们对性别语言的研

究都只是源于个人对某种与性别有关的语言现象的观察和分析，

带有很深的“印象”和“假定”的特征，并未成为科学的系统。

二、现代性别差异研究

上世纪 60 年代，社会语言学研究开始蓬勃发展，第二次女

权运动热潮的兴起，语言与性别开始成了语言学中一门独立的分

支。语言学家们在女性主义和性别角色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社

会性别”（gender）这一理论意义，把性别研究从生物学领域转

向社会文化领域，宣告了生理决定论的终结。这时期的理论研究

成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缺陷论（Deficiency Theory）。英国语言学者 R.Lakoff 这是一

理论的代表，Lakoff 在 1973 年提出了“女性语言”和“女性地位”

的理论，她认为如果社会不平等一直存在，那么性别语言的不平

等是不可能消弭的。两性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反映出男性和女性

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更具有语言权势，

女性本身就是一种缺陷（deficiency）。Lakoff 的缺陷论对性别语

言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支配论（Dominance Theory，也译做主控论）盛行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至 80 年代后期。。英国语言学家 Cheris Kramer 从俗

语言学出发，认为“权力是理解语言模式与交际的关键”

（ Weatherall ， 2002 ： 3 ） 。 持 支 配 论 观 点 的 学 者 有 主 要 有

D.Zimmerman、C.West、Spender 和 P.Trudgil 等，她们认为，女性

处于无权低劣的社会地位中，在两性语言交际中处于被动，受男

性支配，不同性别的社会权势导致了言语行为的差异。Zimmerman

和 West（1975）的实验结果发现：男性经常打断女性谈话，而女

性被打断后则选择沉默而非夺回话语主动权，根据她们的观点，

男性对女性的打断就是利用权力控制女性的一种方式。P.Trudgil

提出社会阶级越高的人对语言的“正确性”和“准确性”要求越

高，因为女性更关注自身形象和社会地位等因素，所以女性更多

使用标准的语言形式。

差 异 论 （ Difference Theory/Sub-culture Model/Cross-culture

Model），也称二元文化论，该理论着眼于不同亚文化背景的性别

研究，主要代表有 Deborah Tannen 和 D• H • Goodwin 等人。早

在 1980 年，Goodwin 就对费城两个不同的儿童群体进行了研究，

通过研究他发现男孩群体中阶级较高的男孩对阶级较低的男孩

多使用祈使句；女孩群体的平等性在语言使用上的特点则表现为

女孩对其他人更多使用表建议的句型。其后受 Gumperz 有关跨文

化交际理论的启发，Tannen 提到 “男女两性思想的不同便是文

化的差异，也就是说，在不同文化环境下产生的男女两性，他们

对自身，对将来的期望，以及对谈话的功能将会有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成长文化促成了两性话语的不同风格特征，因此在跨性别

交际中会产生很多误解。

礼貌论（Courtesy Theory），该理论多被划分为差异论的一部

分，其代表为新西兰语言学者 Holmes。Holmes（1995）继承并发

展了 Brown 和 Levinson（2001：298）提出的礼貌论，她发现男性

在两性交际中掌握着更多的主动权，话量更多，通常会提出更多

的问题并更多地打断对方；而女性为了保证交流的顺畅进行，则

会更多给予对方鼓励性的反馈。Holmes 认为这是一种礼貌行为，

反应出女性比男性更注意表达共同的交流目的。

以上四种观点都为语言和性别间关系的分析提供了早期模

式，并分别从地位、权力，文化和礼貌四种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语

言性别差异现象，但它们都过分强调“女性”和“男性”这一二

元对立体，也就导致了过于强调性别语言差异并且忽视其他变量

对差异造成的影响的问题。

三、后现代性别建构研究

90 年代，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后现代性语言研究应运而生。

言性别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动态化、微观化和本上化的发展

趋势。在这种发展趋势下，以 Cameron（1995）为代表的一些语

言学者竭力反对传统的两元对立论，对支配论和差异论等观点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更多地关注对性别本身的理论研究，而非

单纯的着眼于语言，这一趋势标志着社会语言性别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t Gender Theory）逐步形成。这一理论主要包括两种

理论：社团实践论（the Community Practice Theory）和表演论

（Performance Theory）。

社团实践论（the Community Practice Theory），又称行为集团

论，是由社会学家 Lave Wegner 在 1991 年创立的一种社会学习理

论 （Holmes & Meyerhoff，1999：174），并由 Eckert & McConell-Ginet

首次将其引入了语言性别研究领域。这一理论的学者认为，行为

集团的形成并不以某一地域或某个群体的言语行为为标准，它以

个人行为为标尺，凡是具有共同的行为模式的个体都可以形成行

为集团，言语行为是集团共同的行为方式之一，而不是行为集团

的核心标准。团体实践论更多关注的是人的社会性别（gender），

而非生理性别（sex），也就是说，“人们从事的活动决定了他们

的社会性别，并使他们表现出相应的行为特征；语言和性别之间

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们通过不同的行为模式相互作用”。社团实

践这一概念对语言性别领域的研究将性别语言的研究提高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

表演论 （Performance Theory）是由美国后现代女性学家 Judith

Butler（1990）在她的批判性著作 Gender Trouble 中引入的概念，

她没有受到社会性别二元论的定势的束缚，提出性别不是预定

的，性别角色和性别特征是靠表演（performance）决定的。男性

和女性在交际过程中表演着自己的社会性别，性别身份在表演过

程中不断变化，永远没有终结。表演论强调不同语境下性别角色

的多样性，即：男女两性不仅仅在不同的言语社区或亚文化下表

演着自己的性别，他们还在一个群体内部或单个人身上进行系列

的性别风格化的表演。

总之，回顾性别语言研究的发展历程，性别语言从早期零散

的语言现象研究到性别二元对立理论再到社会性别建构论，经历

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期间遭到种种质疑，并不断得到发展

和取得突破，相信在今后的研究中，性别语言研究理论会更加丰

满充实，取得更多的研究硕果。语言的影响作用，这使研究范围

拓展扩大。

参考文献：

[1]曹贤文.语言与性别研究的新进展：从性别本质主义理论到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第四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曹湘洪.关于语言和性别研究的再思考[J].新疆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3]李金凤.语言性别理论发展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J].妇女研

究论丛，2004年11月.

[4]李经伟.西方语言与性别研究述评[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

报，2011年7月.

[5]林雯萍.西方性别与语言风格研究的新视角.福建省外国语

文学会，2012.

[6]孙汝建.性别语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云梦学刊，1996.

[7]薛玉萍.国外性别语言研究理论擅变[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9月.

[8]杨永林.现代英语性别差异研究综述[J].山东外语教学，

1991.

性别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　认知妇女社会地位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理论观点

（一）基本概念

多学科的研究表明，人具有五种性别：以性染色体为载体的基因性别，以激素为载体的生物性别，以性生理特征为载体的生理性别，以某种心理认同或否定为载体的心理性别，以对不同性别的理解、规范和认可为载体的社会性别。前三种性别可归为生理性别，或性(sex)；而后两种性别是指性别的社会和心理特征，它是在社会文化中那些关于男女所应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等等意识和行为的影响下形成的，这种性别称为“社会性别”(gender)。

社会性别理论将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分开，强调性别的社会建构性。它认为社会性别不只是代表一种个人的性别身份，还是一种反映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的符号。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哈丁将社会性别的含义概括为三种[3]（17-18页）。一是个体或个人性别。这是性别身份认同(gender-identification)的核心。人们认识到自己是男性或女性，并将其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联系起来进行性别认同。这种性别化的自我意识的建构始于童年时代，对终身产生影响。二是称为“结构性别”的社会性别。它用以表示两性关系分野下的社会结构，即作为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中体现出的性别差异。劳动的性别分工、职业的性别分隔是这种制度性的性别差异的反映，教育、司法、医疗等几乎所有国家体系的构造都体现了性别关系。三是文化或符号性别。它是指在特有的社会文化情境中，作为男性女性的规范性含义。或者说是通过社会学习得到的，与两种生物性别相关的一套规范的期望和行为，这是男女在日常生活中根据约定俗成的惯例进行交往而取得的。例如，“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所谓“两分领域”的二元划分理论使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合法化。“男子汉”和“贤妻良母”的说法规范的是婚姻生活中暗含的一种权力关系。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在人类社会中，除了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还有“性—社会性别制度”，后者组织人类的性的活动，是把人规范为男性、女性的种种社会文化机制。正如在社会中存在种族和民族不平等的特征一样，它同样具有性别不平等的特点。性别上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和原因，因为男人和女人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角色受到了不平等的评价和对待。于是，男人和女人获得社会报酬的机会就不平等了。性别的角色差异反映了男性统治的社会现实。因此，在大多数的文化中，社会性别制度表现为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女性主义学者及其妇女史研究者力图揭示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中具体的社会性别制度及其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如何作用于社会中的男男女女。也就是研究男女间的关系，研究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中所起的作用。

（二）理论和方法

围绕妇女不平等地位的根源，西方学者芭芭拉·泰勒、萨利·亚历山大和希拉·罗波桑姆等人展开了讨论。她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剩余价值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并由此有了阶级的概念和相关理论。“性阶级”这样的术语意味着与经济制度相连的、与性别不平等的问题相关。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私有制取消了，男女不平等依然存在。很显然，对性别问题的研究不能依靠纯经验的理论，还需要在经济制度之外来考察。所以，泰勒和亚历山大强调以父权制概念为理论解释的基础[1]（366页）[4]（1-4页）。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朱蒂·本妮特也认为，研究妇女史必须研究父权制的形成和发展[5]（254-267页）。罗波桑姆则认为，如果仅仅采用父权制的理论，不足以解释妇女从属地位和阶级之间差异的问题，甚至会以妇女从属于男性的关系取代男女两性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但事实上，阶级或种族的团结有时候是强于两性间冲突的。因此，罗波桑姆主张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妇女史进行研究。在罗波桑姆看来，妇女的角色是双重的——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动者。因为妇女们在寻找赖以生存的策略时，其反抗斗争对父权制的巩固或削弱都起到了能动的作用[6]（30页）。这正如凯瑟琳·霍尔所说，男性的支配地位极少以他们的支配方式（形式）呈现，而是在从属者的从属地位上反映出来[7]（12页），这使男尊女卑的社会认知内在化了。

性别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女性人类学就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同时，女性人类学不局限于对女性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是也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性别研究、性别关系研究，力图建立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本文简明介绍了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及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对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1-0032-05

女性人类学(Feminism Anthropology)就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同时，女性人类学不局限于对女性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是也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性别研究、性别关系研究。

女性人类学在西方已渐趋成熟。然而在国内人类学界，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本人拟简明介绍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及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对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进行探讨。

一、妇女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Women)与女性人类学

传统的人类学从一开始就有对妇女的研究，只是散见于对亲属关系、婚姻、礼仪的研究之中及各民族的民族志中，女性作为非主流文化群体，只是研究者用以说明其他问题的构件与材料。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女性主义影响下人类学对自身进行反思。人类学家对以往民族志反思，开始了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本体的研究。首先引起部分人类学家注意的是民族志中所表现出来的男性意识偏见。大多数西方人类学家在遥远的民族中做田野调查时，仍然本民族中男性文化带着主导的意念，认为他文化中也是男性掌握最主要的知识。因此，男性调查对象提供的情况便代表了全社区、全文化，而妇女的存在以及她们的观点和经历常常被置之不顾，其结果是所谓“真实地”再现文化的民族志每每只表述男性的活动和世界观。

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开展以女性为调查对象的田野工作。这一时期，开始了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本体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于妇女身上，研究和描述妇女真正的所作所为，记录和分析她们本人的陈述与态度。一批描写各种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女性生活的民族志问世了。就此产生了与以往传统人类学不同的妇女人类学。在把女性带回人类学研究视野中，妇女人类学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只注重对女性的研究，明确地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女性”及“女性的观点”而与男性生活的研究相分离，会造成与主流相隔离而被边缘化。

亨瑞塔・摩尔认为：“妇女人类学中大量描写妇女生活的民族志，成功地把女性带回到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个画面里来，是女性人类学的前奏。而女性人类学不仅仅研究妇女，更侧重研究性别，研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女性人类学力图建立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因此，它既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它力图通过对女性生存格局的综合考察和哲学反思来描述“完整的女性”，进而描述“完整的人类”。

1974年出版的美国人类学会年会和斯坦福大学“跨文化观点看女性”研讨会论文集《女性、文化与社会》、1975年出版的密西根大学人类学系关于妇女研究的讨论会论文集《迈向妇女人类学》两本书的问世，标志着女性人类学的成熟。

二、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女性人类学家即开始了关于性别特性的研究，米德(Margaret Mead)的一系列有关文化如何塑造性别特征的著述，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关于文化与人格的分析，都表达了文化对性别人格形成的作用，她们的研究开创了人类学女性研究的先河。

米德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中，以她对原始部落的研究表明：某种性格特质被认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是因文化而各异的，是人为的，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自然秩序”。米德的研究给予了生物决定论有力的质疑。

在生物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之间进行激烈的学术交锋后，文化决定论最终为大多数学者赞同，构成人类学女性研究最基本的理论。基于性别文化决定论的共识，提出了不同于生物性别的概念“社会性别”。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性别”是文化建构成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并成为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最核心概念。而熟练地运用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去观察我们周围早已熟悉的日常生活的各种现象则是人类学入门的标志之一，“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也使原有的以妇女为关注点的理论，转移成以社会性别为关注点。至9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社会性别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Gender)”的概念，强调社会性别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分析劳动大军中的社会性别分化、社会性别关系以及社会性别与民族主义、妇女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已从社会性别差异研究过渡到对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

三、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与多元的视角

自人类学开创以来，基于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 Strauss)结构功能理论的二元分析，一直作为有效的分析框架和工具，用来探究社会结构的功能，发现文化的深层结构以总结人类社会文化的规律等。

奥特娜(Sherry Ortner)从自然与文化二元结构入手思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探讨不平等的文化象征意义及其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分析了社会性别关系的建构与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直接联系。她将男女两性关系比作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认为由于男性从事的生产劳动创造了超自然的文化，即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工具，所以创造文化的男性比与自然联系的女性价值高。罗萨多(Michelle Rosaldo)则从政治权力的角度，运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来解释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原因。

她们都采用结构人类学二元对立的方法和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概念，对性别不平等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我们对性别不平等有了深刻的认识。

然而，在人类学家运用二元对立结构分析范式研究了许多非西方文化后，发现二元对立结构存在两方面的缺陷：许多非西方文化中要么并不存在上述二元对立结构，要么呈现出与西方(上述)模式不同的二元结构。二元对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

20世纪后期，二元论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把二元对立作为唯一的分析框架，存在着男性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女性人类学开始抛弃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转而接受后结构

主义的理论，步入后结构女性人类学阶段。

后结构女性人类学首先对“女性”范畴进行解构，认为“女性”视角其实隐含着一个“同一性”。在对待其他种族的女性时，“女性”视角意味着性别优先于种族、阶级、民族、宗教等其他因素。而事实上不同种族、阶级、民族、宗教的女性有不同的文化、利益观念，性别的生理基础并不具优先性。因此“女性”的含义也必须放到具体的情境中加以考查，这一阶段对女性身份的多重与差异性研究，构成了女性人类学的多种声音。

女性人类学的发展趋势提倡差异、强调多元，反对普遍性。后结构女性人类学的目标，不是为全球女性寻找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统一模式，而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中寻找多样性的解决方式，即“在差异中寻找平等”。

四、女性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及研究方法

同人类学的其他分支不同，女性人类学并不侧重对女性作纯粹的实证性考察，而侧重于对女性进行哲学上的抽象研究和探索，对女性之迷做出解答。

1．女性人类学的特点

(1)女性人类学以“人”的存在作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和回归点。认为对女性存在之谜的解答，有赖于对人类存在之谜的解答，因为女性是作为人的女性，女性存在是作为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具有无限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种现实状态，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女性人类学首先立足于从哲学意义上论证人的存在的基本构成，即人的存在的结构、人存在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

(2)女性人类学以“女性”作为自己思考的聚焦点，既注重女性存在与人的存在的同一性，也着力于探讨女性存在的特殊性，力图在女性存在的现实及历史的考察中，揭示出女性存在作为一种特殊存在的生成过程及其特殊规律，描述女性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而奋斗的历程。

(3)女性人类学以“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人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是由具体的男性和女性组成。女性存在和人的存在的相互关系，就是女性存在和男性存在的相互关系。因此，女性人类学始终把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

2．女性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践，深入实地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调查研究。田野工作要求观察的准确性，研究者需要与其研究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学讲他们的语言，亲自观察他们的习俗。通常要求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家在所研究的民族或地区生活1年(或1年以上)的时间，用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来获取充分、翔实的民族志资料。

一大批女人类学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实践，借鉴人类学传统的田野调查、主位与客位研究相结合、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提出以往人类学仅仅是“男人学”的观点，倡导撰写“女性主义民族志”。丽拉・艾布―庐古德(Lila Abu-Lughod)在《存在女性主义民族志吗?》一文中认为，“只有逐渐认识到在相同中存在差异，自我身份可能包含有多种认同，而他者身份也可能是自我身份的一部分，我们才可能超脱僵死的本者身份与他者身份、主观与客观的约束”。卡麻拉・维斯卫斯瓦朗(KamalaVisweswaran)是目前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中最有成果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之一，在其代表作《虚构的女性主义民族志》中，不是从正面讨论怎样建构女性主义民族志，而是首先否定主体性的基础，认为不可能建立单一的女性主体，如果女性主义民族志只表现单一的女性主体就是一种失败。她结合自己的研究，讨论了怎样写超越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民族志。

女性人类学发展运用了人类学传统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对妇女在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权力的掌握等方面同男性差异的分析中，以及揭示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条件下妇女生活意义的研究。如在妇女生育研究中，对现时的育龄妇女和历史上某一年代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比较：有关妇女地位的研究中，对同时间内男女地位的差异的比较等。

女性人类学借用哲学人类学中“思辨”方法，对“社会性别”、“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及“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过程中的作用”都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哲学探索。

五、中国女性人类学的理论建构

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刚刚起步，处于初创阶段。禹燕的《女性人类学》，是国内学者所著的第一部系统地介绍女性人类学的著作。作者力图在各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女性进行“哲学抽象”。全书环绕着“女性存在与人的存在”、“女性历史与人的历史”、“女性解放与人的解放”三方面展开，试图说明：“无论是女性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都是一种文化存在；无论是女性存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女性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在不同文化时序中的不同形态：而女性解放从其实质来讲，也是女性从文化中的解放，是女性对自身的文化现实的不断否定和不断超越。因此，女性人类学实际上始终是在描述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女性存在，是在描述女性存在的文化格局与文化时态”。这种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探求女性文化的研究，实际上也正是女性人类学的着眼点和重要的研究内容。

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的女性研究文集《主流与边缘》，其中收入的论文既包括历史民俗、女性心理研究，也包括对当代影视、传媒、文学中性别文化的探讨，特别是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阐述多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而行文，为读者展示了中国多元文化的色彩及少数民族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学研究的独特价值。从该书的序言中可以了解到，编辑者的初衷是希望出版一本人类学女性问题研究专辑，“期待着来自田野的气息、来自生活的朴实信息”。但结果与其预期目标之间仍有距离：“想做的是人类学方面的专题，却无奈于我们目前人类学研究仍然滞后。专门的人类学稿件很难拿到，囿于专门的人类学家眼下十分有限。遵照人类学的要求，即使有了专门人才，能够去做性别上的专门研究，也必须有一年的时间‘在田野上’作业。根据这样的国情，我们不得不‘顺手牵羊’，在已经‘做着’相关研究的学者中寻觅，在他们各不相同的专业中寻找与性别有关的角度，取所谓‘田野’一域‘边缘’，因此有了我们手中的这本集子”。编辑者的“无奈”真实地道出了目前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的困境。与西方女性人类学发展的现状相比，中国的研究处于初始阶段，需要借鉴西方女性人类学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研究。

1997年，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妇女：漫长的革命》一书出版。和前一部著作均由中国学者评述西方理论不同，此书完全是从西方当代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学者最具代表性、最为深刻、影响最大的论述中精选出来的。在中国女性学研究走向世界之际，无论是以西方研究经验为借鉴，创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妇女学研究体系，还是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

的妇女学为动力，开创自己的道路，研究西方的经验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妇女口述史方面的代表作是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可谓开创之作。2002年又出版了“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共三部。

六、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

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中国有56个民族，若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历史动态发展中去研究妇女，展示文化是如何限制和塑造妇女而妇女又是如何创造文化的双向运动过程，不仅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多元性有重要价值，而且也将为世界妇女人类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经正规训练的女性民族学家王同惠深入到广西瑶族山区调查家庭和亲属制度，建国之后训练的一批女性民族学家并没有以性别为自己的研究中心，而是重点研究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模式并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文献。不同的专家和学者在中国各民族地区进行深入实际的田野调查也留下了宝贵的社会调查报告，如陈乃文教授反映藏族和门巴族的报告：何青教授所撰写的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研究报告：龚佩华教授所撰写的景颇族调查报告；黄淑娉教授所撰写的广东地区不同族群的报告和人类学理论书籍。

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对少数民族妇女问题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1994出版的论文集《华南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为从事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学者深入华南地区田野调查之作。书中着重探讨了“不落夫家”婚俗的名称及类型，从不同历史背景出发阐释了该婚俗的成因及其文化上的差异性。此外，一些作者还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对香港、闽南侨乡、湖南及广东地区的当代婚俗进行了论述。

李泳集的《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一书运用宏观和微观、点与面结合的分析方法，对粤东客家村落进行调查，探讨了客家文化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和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变化以及各种变化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最可贵的是作者提出：“客家妇女地位的低下并不能从她们所从事的劳动进行解释，而应该从制约她们地位的文化的深层意义去研究”，探究了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在不同族群的变异，此类研究是重建中国女性人类学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在摩梭人中发现的“母系家庭”和“走访制”(以前国内研究者通称“阿注婚”)一直吸引国内外人类学家关注，并展开了调查和理论探讨。早期进行民族学人类学探索的有王承权的母系家庭和严汝娴的摩梭母系制写作，后有和钟华的专著《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都是基于长期田野调查对云南纳西族摩梭人的探讨。还有翁乃群的文章《女源男流：从象征意义论川滇边境纳西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结构体系》等举不胜举的篇章从不同角度在探讨摩梭人的婚姻和家庭。

1997年，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蔡华博士的《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2001年纽约ZoneBooks出版社出版了该书英文版。该书详细描述了纳人社会独特的母系制度，归纳了该社会的建构原则和运行机制，并得出结论：一个社会在没有婚姻制度和家庭组织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存在，而且和其他社会一样运行正常。2002年法国科学院授予蔡华教授2002年度“法语国家大奖”金奖，以表彰他在人类学领域做出的贡献。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的长篇书评《走访》(Visit)对蔡华教授的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项研究成果证伪了二战以来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关于社会结构的两种基本理论：即“单系继嗣理论”和“集团联姻理论”，并说蔡华关于纳人的精确细致的著述将会被人们记住。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蔡华著作的荐言中称“蔡华博士对西方人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纳人由此在人类学文献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由于人类学研究范围的广泛性，所以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的角度也应该是多方面的，既可以论析文化多变性与社会因素对性别行为和观念的影响，也可以从需要出发，研究一些人类学与女性有关的传统课题，如从亲属制度和婚姻家庭人手了解女性与各种由于生育和婚姻而发生关系的亲属关系，从中研究妇女的社会地位，进而探讨妇女作为一种性别与其他性别的关系。在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百花园中，各民族在生育观念、家庭居住模式、对待男女后代的态度不尽相同，如果从应用人类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对于解决部分地区的人口问题或许会有所帮助。随着整个社会对女性问题的重视，女性理论研究的崛起，以及人类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女性人类学将成为学术理论界和妇女界普遍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在人类学的研究队伍中，将逐渐凝聚一支侧重于研究女性问题的力量，把过去分散的、没有系统的涉及女性问题的人类学研究，从整体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女性人类学。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即在女性学的研究队伍中，除目前已有的妇女理论研究、妇女史研究和妇女现实问题研究外，将出现从人类学角度探讨妇女史和妇女理论的势头，并从人类自身发展的长河中，摄取女性特有的种种问题加以专题研究。在中国女性人类学的研究刚刚开始，亟需学科的规范和本土化的实践：中国正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交接碰撞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女性人类学发展的空间极其广阔，时代赋予学者的使命，不仅在理论上做新的探索，也要做应用性研究，参与实际工作，协助政府解决现实问题。

中国女性民族学人类学学会于2006年11月成立，2008年将于云南昆明召开的第16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富有前景的机遇。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必将为整个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不可或缺的贡献。

性别社会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性别角色; 测量工具;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B84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31（2011）04-0104-03

1性别角色的概念演变

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上，性别一直是决定个人身份及其与他人交往关系的主要因素。角色一词英文中作“role”，原来是一个戏剧专门名词。20世纪30年代，西方社会学者开始将其引入社会学领域［1］。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谱诺认为角色就是对群体或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待，并明确指出一个人占有的是地位，而扮演的是角色［2］。

性别角色一直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对性别差异，尤其是近些年来对性角色（Sex role）或者说性别角色（Gender role）做了相当广泛的研究。但是，对于性别角色这一概念的界定，却一直没有公认的定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西方学者对性别角色概念的界定大体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起初，性别角色被定义为“ Sex Role”，即男女的性别角色分工是由性的差异决定的……把两性的角色分工归结为男女两性生理构造和生理功能决定的［3］。Constantinople曾对20世纪70年代前的性别角色研究作了一个里程碑式的综述，并试图对它进行了理论性定义，他的结论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似乎是心理学家的词汇中最含混不清的概念……那些被M-F测验的编制者所使用的最概括的定义看起来是认为，性别角色特征多多少少是根植于解剖学、生理学和早期经历之中，并在外貌、态度及行为上将两性分别开来的那些相对稳定的特质［4］”。这一定义不仅过于宽泛，而且饱含着浓郁的两性生理含义的“Sex”一词，遭到了其他研究者的反对，并开始使用“Gender”这一原本表示词汇属性的词来取代“Sex”，成为“Gender Roles”。主要有两类不同看法，一类是注重个体的人格特质。如Spence认为性别角色是社会认定为适合男性和女性的性格、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5］。Hampson认为，性别角色是指一性别的个体参与的活动，包括人格特质和行为。另一类是注重社会性和社会文化的作用［6］。如Lerner与Shea认为性别角色就是社会一群既定性别之人所界定的一套行为规范［7］。Gilbert认为性别角色是指存在于特定历史或文化情境中的对两性分工的规范性期望，和社会互动中与性别相关的规则［8］。看起来，前后概念的差异，不仅是词汇选择的变化，其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调的是性别差异决定角色，而后者则强调文化和社会期望对角色的影响和塑造。当下对性别角色的定义一般既注重个体生理差异、人格特征，也重视社会文化的影响，如2000年出版的《心理学百科全书》中这样定义性别角色：性别角色是由一定的文化所认定的适合于男性和女性的行为系统，同时还包括那些被看作是构成男性和女性的基本的态度和情感［9］。

我国学者对性别角色一词的定义也像国外一样经历了两个阶段。刘达临认为所谓性别角色，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由于性别不同而造成的角色差异［10］。直至1995年第四届妇女大会后“Gender”一词传入我国，性别角色也被重新定义。著名学者张春兴认为“性别角色即是指在某一社会文化传统中，众所公认男性或女性应有的行为。因此性别角色乃是经由行为组型来界定，而行为组型包括内在的态度、观念、以及外向的言行服装等” ［11］。时蓉华认为性别角色是指属于特定性别的个体在一定的社会和团体中占有的适当位置，及其被社会和团体规定了的行为模式，是由于人们的性别不同而产生的符合于一定社会期望的品质特征，包括了男女两性所持有的不同态度、人格特质和社会行为模式［12］。罗慧兰认为性别角色是指社会所赋予某一性别的一套稳定的行为模式［13］。赵东玉认为性别角色是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围绕着男女生理性别的差异，而逐步形成的一系列行为态度、动机、礼仪规范和行为举止以及社会的期待和愿望等两性之间的种种差异和区别的模式［14］。

2性别角色测量工具的研究现状

自从1936年Terman与Miles发表了第一个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测验（masculinity-femininity test,简称M-F测验）以来，在《心理学摘要》中，以关键词“性别角色”、“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和（自1981年以来）“双性气质”为题目的文献引用数目，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从1927-1960年的62次，1961-1971的215次，1972-1980的447次，直至1981-1986的760次 ［15］,可见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性别角色的这一研究课题的重视。

20世纪70年代以前，各种有关性别角色的测验就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之上，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相对立的两极，这两种特征在个人身上有必然相反的关系。这种单一维度的测验设计，常被称为M-F量表，它仅将受测者评定为属于两极之一，即具有男性或女性气质，而分数在这两极之间者，被认为是具有一定程度的M和F的混合体。并在这一假设的成立的前提下，认为个体具有适当的性别特征，即性别典型化（sex-typed），有益于心理的健康与适应。所以有男性气质的男人和有女性气质的女人被认为在心理上优越于他们那些具有较少性别特征的同类［16］。

在20世纪70年代，来自三个方面的影响引发了性别角色研究领域里的一场革命。首先是有的学者假设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相互独立的，认为已有的M-F测验人为地把这两个概念置入一种相互对立的关系中，如Constantinople引用了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M-F量表人为地约束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的关系［17］。其次，各种文献中的实证数据已构成对性别典型化有利于心理健康这一观点的挑战［18］，Bem随后提出了男女双性化理论。在这理论中，Bem首先反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同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极，认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相对独立的特质，个体的心理行为特征可以是双性化的，即可以同时具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适应最好的人是同时具备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人，即双性化。双性化理论模式假定，男性化和女性化是两个独立维度，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可以用不同的分量表来测量，并按照测量所得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水平，可将其归为不同性别角色的类型：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双性化气质、未分化气质。Bem在1974年，以社会期许量表为基础，制定出了“Bem性别角色调查量表”（ Bem Sex Role Inventory,简称为BSRI）使之成为第一个用来测量相互独立的性别角色的测验［19］。该量表包括男性气质分量表、女性气质分量表和中性掩饰量表。BSRI的计分方法可以有几种方法，如平衡式分类法、中位数分类法和t 比值法。目前，最常用的一个方法是用中位数分类法。一般来说，研究中使用的样本数最好取自具体的研究样本本身。利用中位数分类可将受测者归入不同的性别角色组，即男性化类型、女性化类型、双性化类型和未分化类型。男性化类型的人格特质表现为支配、进取、自立、操纵的，女性化类型的人格特质表现为人际敏感、热情、顺从、害羞、有女人味的。双性化是希腊语Androgyny 的词根andro（男）和gyny（女）的结合，这一类个体往往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心理特征，如独立、进取、热情、忠诚等。Bem曾报告在1975年，以Stanford大学的375名男生和290名女生为样本的研究中，由中位数分类法所得的具有女性气质者、未分化者、双性气质者和男性气质者的百分比，在男性中为16%、27%、21%、37%，在女性中分别为34%、20%、29%、和16%［20］。在测验中，BSRI均被报告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Bem在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别图式理论,认为性别角色典型化的个体在进行信息加工时，对与性别图式内容一致的信息加工最快，对与之不一致的信息加工最慢，对无关信息加工速度介于两者之间［21］。因为性别图示化了的性别典型化者与没有性别图示化的双性化者相比，前者在组织加工信息上利用了更多的性别信息。Bem认为个体在使用性别图式理解和评价他人并指导知己行为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具有强烈性别图示的人认为每个性别的个体（包括他们自己）而言，只有很窄范围的活动是可以接受的。如，与不把数学看做是性别相关的同学相比，认为数学是男性领域的女大学生是不可能去选修高等数学课程的。

最后是Spence，Helmreich & Stapp以两性间的社会刻板印象为基础制定了“性别角色刻板印象问卷”，即PAQ。由于意在使PAQ只测量性别角色刻板印象方面，Spence及其同事明确指出，PAQ测量的不是一般性的男性气质，而是自我坚持――工具性特质；不是一般性的女性气质，而是人际――情感性气质［22］。他们采用中位数法分割法来做性别角色的分类。Bem的BSRI与Spence的PAQ几乎同一时间设计，但两者是独立编制的。Bem的性别图式理论在当时有广泛的影响，众多的研究者纷纷利用来进行性别角色领域的研究，继而提出了对这一理论的一些批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Spence及其同事的观点。他们基于以下两个原因，认为BSRI和PAQ不宜用于性别图式理论的验证研究，一是在评鉴个人性别图式化程度（或与此相关的性别典型化程度）这种单维概念时，使用BSRI或PAQ这类双维测量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二是BSRI、PAQ主要测量的是工具性和情感性特质，因此它涉及的范围很有限，无法测量性别图式这样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23］。并且Spence使用PAQ测量，得出与Bem性别图式理论预言相反的结论。Spence提出了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性别角色的研究表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性别角色概念的复杂化，二是测量工具多样化，三是跨文化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性别角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存在争议，如:(1)有关单维、双维及多维性别角色的观点和双性化气质为理想性格的讨论及批评，可参见Spence,1985［24］；（2）对于现有的各种性别角色测验是否充分掌握了“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基本内涵的讨论，可参见Jackson,1985［25］。（3）有些关于性别角色与自尊、心理健康状态相关性研究，表明，与女性气质和双性气质相比，男性气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更密切，Bem的双性化类型个体适应性和心理健康程度最佳的假设并没有得到证实，可参见Bassoff与Glass,1982［26］。

与西方的大量研究相比，我国的性别角色研究处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对性别角色测验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参照Bem的研究方法，李美枝编制了一个性别角色量表［27］。卢勤、苏彦捷则对Bem性别角色量表进行考察和修订［28］。崔红、王登峰对中国人性别角色形容词评定量表进行了建构［29］。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是钱铭怡编制的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CSRI）,该量表综合Bem和Spence的方法，以社会赞许性和社会刻板印象为基础，制定适合中国大学生的性别角色量表。对380名大学生的测试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和未分化四种类型大学生所占比例分别为27.9%，23.5%，22.4%和26.2%［30］。

3 性别角色发展的的影响及相关因素研究概述

性别角色的发展是儿童从刚出生时的混沌不清，男女不分的状态，在先天因素、社会文化、家庭教养和认知因素等方面的影响下逐步学会扮演其所生活的社会期望性别角色的过程。首先，生物遗传素质是性别角色形成的自然基础，性染色体决定着男女差异的遗传基因，Yong认为性染色体决定着男女性腺的形成和性激素的分泌，性激素的差异则影响性别之间或同一性别内部的社会行为差异。弗洛伊德也提出了性心理发展阶段理论，他的基本理论的轴心是无意识和本能过程， 或者说是由于男女两性所具有的不同的生理解剖结构而决定的心理成熟过程。这一理论在后来的实验研究包括对双胞胎人格特质遗传性方面的研究中收到严峻的挑战［31］。其次，社会文化是影响性别角色发展的重要因素。人类学家和跨文化研究的心理学家们的研究表明，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性别角色的形成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集群社会化理论也为性别角色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32］。此外，家庭教养方式也是影响性别角色发展另一个重要因素。父母在抚养教育子女时，对子女的性别期待和性别偏爱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 ［33］ ［34］。性别角色发展的认知理论在几个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首先，儿童对性别角色类型的不断了解 以及认同具有评价和促进的意义。例如，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知识和行为是有关联的，特别在精心设计的实验研究和相关性研究中。其次，儿童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会表现出发展性变化。最后，性别角色类型的知识在幼年的发展初期可以被找到， 并且在许多性别角色定型的行为出现之前就很清晰了［35］。但是关于性别角色的认知发展仍然有很多的基本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比如性别角色认同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性别角色认同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意义、与青少年心理社会适应、成就动机等的关系如何等研究问题，近年来仍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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