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我军解放南阳范文第1篇

一、中共南满分局

中共南满分局(以下简称“南满分局”)是南满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关。它的成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一)辽东省委时期

在东北局下设的五个分局中，冀察热辽分局源自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东区委、冀热辽区委，资历最老。其余四个分局中，南满分局的前身是辽东省委，因其下辖两个分省委，应该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根据地最早成立的二级领导机关。早在1945年9月中旬，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就在沈阳主持成立了沈阳市委;彭真、陈云到达沈阳，东北局正式成立后，随即成立了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陶铸，副书记白坚，时在1945年9月下旬。10月初，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到沈阳向东北局报到，被任命为安东省工委书记、东满人民自治军司令员兼政委，随后到沈阳的江华被任命为省工委副书记，主持省工委工作。至此，南满地区两个省委机关均已成立。当时东北局在东北中心城市沈阳办公，指导各地以“省”为单位的党政军建设，中共中央的战略计划是全面控制东北，因此还没有将整个东北划分为几大区域，更没有急于在各地省委(工委)之上成立分局。1945年底，军队占领锦州后，形势陡变，驻东北的苏联红军强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撤出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以便把东北移交给政府。在此情形下，中共中央原来“独占东北”的战略不得不进行调整，东北局、中共辽宁省委在撤离沈阳之后，转移至本溪。不久，军队进至辽中地区，开始分割中共在东北的控制区。为便于日后与的斗争，中共中央、东北局乃决定:在远离指挥中心(即东北局、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的地区设立分局，代表东北局全面领导当地工作。东北局、自治军总部留在南满，就地领导当地的根据地建设。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1945年底和次年初，东北根据地陆续成立了辽东省委和北满、西满和东满三个分局。为更好地协调南满地区的根据地建设，1945年12月底，东北局决定，将原来的辽宁省委和安东省工委合并为中共辽东省委，统一领导南满地区的党政军各项工作。辽东省委书记是肖华，副书记是(或称第二书记)江华，委员有程世才(辽东军区司令员)、白坚(兼辽宁省分委书记)、张学思(辽宁省政府主席)、刘澜波(兼东省分委副书记、省政府副主席)、罗舜初(辽东军区参谋长)等。省委之下，辖辽宁、安东两个省分委。与其他地区的各分局相比较，当时的辽东省委级别略低些，其他各分局的书记都是政治局委员(如北满的高岗)或中央委员兼东北局成员(如西满的李富春、东满的林枫)，而辽东省委的组成人员中，连候补中央委员都没有。但是，省委之下设省分委，其作用却是与其他分局相同的。因此，许多资料上都把这时的辽东省委也叫做“南满分局”。1946年4月以前，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一直留在南满，其间还在抚顺召开了著名的“抚顺会议”(1946年3月6～8日)。直到4月下旬，东北局由梅河口迁至长春，民主联军总部进抵四平前线，全力进行四平保卫战，辽东省委才开始独立领导南满根据地的各项工作。1946年6月，为更好地坚持南满斗争，东北局又决定成立辽南省分委，归辽东省委领导，书记林一山。

(二)南满分局时期

1947年4月以后，东北局下设四个分局:西满分局、东满分局、南满分局和冀热辽分局(北满分局于1946年6月与东北局合并)。这四大分局中，南满分局正式组建的时间较晚，但领导力量却相当强。1946年下半年，东北军制订了“南攻北守”战略，妄图首先歼灭或驱逐南满我军主力，解除后顾之忧，然后大举进攻我北满根据地，占领整个东北。为坚定南满根据地军民的信心，加强对当地的组织领导，东北局于10月31日决定成立南满分局，任命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的陈云出任南满分局书记兼南满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萧劲光出任南满分局副书记兼南满军区(亦称辽东军区)司令员。对原南满根据地的领导人做如下安排:辽东省委书记、南满军区政治委员萧华改任分局副书记、军区副政治委员;辽东省委第二书记、军区第二政委江华改任分局成员、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原军区领导人程世才、曾克林、唐凯、莫文骅等为分局成员。其中，原南满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改任副司令员。分局机关暂设在临江县城，领导辽宁、安东、辽南三个省委及旅大地委。从此，南满根据地的三个分省委全部改称省委。陈云、萧劲光等绕道朝鲜，于同年11月27日到达临江，正式宣布了南满分局的成立。从此，南满根据地加强了党的领导，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1948年1月，由于工作需要，陈云奉调经平壤返回哈尔滨，主持东北根据地的财经工作。4月，南满分局正式撤销，辽宁、安东、辽南三个省委及旅大地委由东北局直接领导。

二、辽宁省委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辽宁省委，于1945年10月在沈阳成立，书记陶铸，副书记白坚(兼组织部长)，秘书长吴子牧。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等工作机构。由于我党我军刚到东北，干部奇缺，省委机关非常精干，工作效率极高。1945年11月25日，由于苏联红军强烈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党政机关不得不撤离沈阳。中共辽宁省委撤出沈阳时，人员一分为二:陶铸率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组成辽西省委，去法库组建新的省委机关;白坚率一部分人员组成辽东分省委，随东北局机关迁往本溪。这是辽宁省委的第二次组建。此后，陶铸就成为西满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白坚则是后来辽宁省委的负责人之一。1946年1月11日，东北局作出《关于组织中共辽东省委的》决定，将辽宁(正式称呼应该是辽东分省委)与安东省工委合并，组成辽东省委，下辖安东及辽宁两个分省委。这是辽宁省委(当时叫分省委)的第三次组建。当时决定以辽东省委兼辽宁分省委，省委委员白坚分管辽宁分省委的工作。不久，东北局又于2月6日决定，将原属吉林省工委领导的通化地委与辽宁分省委合并，成立通化分省委，任命吴溉之为书记，王铮为副书记。2月10日，辽宁分省委正式并入通化分省委。从此，通化地区从行政建制上划入南满根据地。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将辽宁省并入通化省，毕竟不妥。所以，1946年5月5日，东北局又作出了《关于成立辽宁省分委及干部配备的决定》，以辽北、通化地区及清原、兴京两县、抚顺县一部和铁岭一带，合组为辽宁地区，成立分省委。新成立的分省委由11名委员组成:白坚、张学思、刘汉生、刘惠农、解沛然(解方)、万毅、周赤萍、王铮、刘东元、柏连生、杜者蘅。书记白坚，副书记刘汉生。这是辽宁省委的第四次组建。委员分工中，张学思任省政府主席。与此同时，将原通化省委改为通化地委，原分省委委员为地委委员，书记王铮。当时因军已占领沈阳、抚顺等地，本溪成为作战前线，辽宁省分省委和省政府都暂驻通化。后因军大举进攻，1946年11月，分省委和省政府随辽东省委、安东省分省委、省政府一道，迁往临江。同年6月23日，东北局决定，大连地委划归辽宁分省委领导。1946年6月至10月，东北战场处于休战状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根据地进入初步巩固时期。7月11日，东北局再次决定取消辽宁分省委，将其辖区划分给安东省委和辽吉省委，省委机关与辽吉省委合并。为执行这一决定，辽宁分省委将原辖区划分为四个地委:临江、抚松、长白、靖宇四县为第一地委，书记郭维仁;东丰、西丰、西安(今辽源)、开原、梨东五县为第二地委，书记李砥平;以新宾、清原、抚顺、沈阳、铁岭五县为第三地委，书记王一伦;以海龙、辉南、柳河三县为第四地委，书记焦若愚。但因时局变动，这次取消辽宁分省委的决定并未真正执行，不过四个地委的划分却对日后南满战场的战事起到了重大作用。“四保临江”战事开始后，南满孤悬敌后，原辽宁省委辖区与辽吉省委被彻底分割。为加强南满根据地对敌斗争的领导，1946年12月6日，中共南满(辽东)分局决定重建中共辽宁省委:以白坚、张学思、刘汉生、解沛然、刘惠农、王铮、杜者蘅、连柏生、王子文等为省委委员，白坚任书记，辽宁省辖区不变。省委决定以刘汉生为组织部长，王铮为民运部长兼宣传部长，李剑白为宣传部副部长。这是辽宁省委的第五次组建。这次调整之后，辽宁省党的领导机关正式称做“中共辽宁省委”，并且以后再无大的变动，直到东北全部解放。1947年6月，夏季攻势结束后，南满根据地大部收复，辽宁省委与省政府一道，由临江回迁至梅河口;1948年7月，东北决战在即，东北局决定将辽宁省委与辽南省委合并，仍称辽宁省委，与省政府一道设在瓦房店。原辽南省委书记林一山改任辽宁省委副书记。

三、安东省委

安东省建制来源于洲国时所设的“安东省”。光复以后，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重划东北行政建制时，沿用了这个省份。这里是我军较早解放的省份之一。东北局在1945年10月，决定成立中共安东省工作委员会(简称安东省工委)，任命刚刚到达东北的肖华为书记，江华、林一山为副书记。当时的分工，肖华主抓军事，江华主管省工委工作。同年11月，江华抵达安东，省工委工作开始运行。1946年1月，东北局决定将安东省工委与辽东省分委(辽宁省分省委)合并，组成辽东省委，下辖安东、辽宁两个分省委。至此，中共安东省委领导机关正式组成。安东省分省委书记由辽东省委副书记江华兼任，刘澜波为副书记，主管分省委工作。当时的分省委机关驻安东市，辖区包括15个县和安东、营口、旅顺、大连等4个市。1946年4月，东北局曾将安东分省委机关与辽东省委合并，取消了安东分省委。江华任辽东省委第二书记，林一山任省委宣传部长。不久，东北局又决定恢复安东分省委，组成人员没有大的变动。5月上旬南满主力撤离本溪后，辽东省委、辽东军区、辽宁分省委、辽宁省政府等机关一度汇集于安东，这里成为南满根据地的总后方。6月，中共大连地委从安东分省委辖下划归辽宁分省委领导。同月，辽南分委组成，林一山改任辽南分委书记。1946年10月，为粉碎军对南满根据地的进攻，东北民主联军撤离安东，安东分省委与辽东省委、辽宁分省委以及其他机关一道，迁往临江。南满分局组成后，分省委改称省委。1947年3月，东北局和南满分局调整安东省委班子，江华专任辽东省委工作，以刘澜波为安东省委书记。6月，我军收复安东，安东省委不久迁回安东市。从此，安东市作为安东省的省会，一直是省政府和省委机关的所在地。1948年4月，南满分局撤消后，江华改任安东省委书记。7月5日，东北局作出调整安东省委的决定:由江华、刘澜波、黄凯、程世才、刘子载、高扬、吕东、沙星澜、罗其南、吕其恩、孙已泰、王一伦、李涛、赵正洪、吴仲廉、伍晋南等11人组成中共安东省委，书记江华、副书记刘澜波(省政府主席)。四、辽南省分委辽南省分委成立较晚，其辖区原分属辽宁省和安东省。1946年3月以前，东北局在辽宁省委和安东省委之下，分设了若干地委，领导当地的根据地建设。军占领了沈阳、辽阳、抚顺、鞍山等主要城市后，4月4日，辽东省委决定将原辽宁第一、第二地委合并，组成辽南第一地委，第一书记陈一凡，第二书记高扬，辖辽阳、鞍山、营口(当时从海城、盖平各划出一部分地区，成立营口县)、海城、青城、岫岩等县和辽台盘地区(不久陈、高二位书记调走，杨春茂任书记);将原辽宁第五地委改称辽南第五地委，书记李辉，副书记张逢时，辖庄河、新金、复县、盖平、万福等县(不久李、张二位书记调走，焦若愚任书记)。这就是“辽南”这一地域概念的由来。6月22日，中共辽东省委作出《关于成立辽南省分委的决定》，将辽南第一、第五地委合并，组成辽南省分委。以林一山(原安东省委副书记)、吕其恩、周纯全、陈祖謇、吴瑞林、李辉、陈一帆、郑自兴、张逢时为省分委委员，林一山为省分委书记，吕其恩为第二书记，辖区设辽南行署。原地委领导不变，在省分委的领导下坚持本地斗争。我南满主力进行鞍海战役时，辽南省分委率领各级党政干部发动当地群众踊跃支前。在敌占区，各地、县都组织武工队与敌开展游击战争。1946年9月20日，辽南省分委在岫岩召开了地级以上干部会议，辽东省委书记萧华到会讲话，省分委书记林一山作报告。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在大举进攻我辽东根据地时，如何坚持辽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不久南满分局成立，将辽南省分委改称辽南省委。从军第一次进攻临江起，辽南省委就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敌后游击战，这是我东北根据地省级党组织中唯一坚持敌后斗争者。1947年4月3日，辽南省委发出通知:周纯全任省委副书记、辽南行署主任。

1948年初东北我军冬季攻势结束后，南满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军被压缩在沈阳及其附近的辽阳、鞍山、本溪等几个城市里被动挨打，辽南省委正式结束了敌后生活，进入全面领导根据地建设、支援大军解放全东北的火热斗争。1948年7月1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下令将辽宁省与辽南行署合并为辽宁省。至此，辽南行政建制取消，辽南省委机关并入辽宁省委。五、沈阳、大连市委概况沈阳、大连两市是南满地区的主要城市，这两个城市的中共市委机关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一)沈阳市委

沈阳市是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是中共中央决定出兵东北时拟定的主要控制地点。早在1927年，中共中央就派遣得力干部在沈阳建立了我党在东北最早的组织———中共满洲省委，负责领导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彭真、陈云等于1945年9月15日到达沈阳，组成中共中央东北局后，即着手组建中共沈阳市委。同年10月，沈阳市委正式成立，书记孔原，李明哲任城市工作部部长。11月，沈阳市委一分为二，分别组成沈南市委和沈北市委。孔原任沈北市委书记。不久，我党政机关和部队撤离沈阳，市委机关实际上停止了工作，由金人、李正风、王从善、李明哲等留在市内领导沈阳地下党工作。从此，中国共产党在沈阳市的工作主要由地下工作的方式进行，统归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领导。至1948年5月，东北解放战争已进入决战阶段，沈阳解放在即，东北局决定成立“中共沈阳市工作委员会”(简称“沈阳市工委”)，书记宋黎，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高铁，组织部长李正风，民运部长程序，另有工委委员戴昊、倪学源等。市工委机关设在梅河口，受东北局城工部(部长李立三)和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白坚)的双重领导。新组成的沈阳市工委，初步理顺了对沈阳地区的地下组织和地下工作，组建了7个工作系统:

1、沈铁抚联合县系统:书记戴昊，副书记程序，城工委主任苏华，主要领导群众工作，并进行情报工作、统战宣传及敌军工作。

2、辽南城工部系统:部长宋新怀，副部长彭官华，主要领导工人与学生运动，并进行敌军工作。

3、辽北城工部系统:部长王放，副部长倪学源，主要领导学生运动，并进行敌军工作。

4、铁路、军工系统:负责人刘光亚，主要领导铁路、军工工人运动和教师、学生工作，并进行敌军工作。

5、公、教人员系统:负责人边兆祥，主要领导公、教人员开展对敌斗争。

6、青年、文化系统:负责人张超、王蔚绪，主要领导青年运动，并进行文化、新闻及教师工作。

7、青年、学校系统:负责人华锋、刘忠俊，主要领导学生运动，并进行公、教人员及军警工作。

以上7个系统之间，既互相配合，又尽量避免发生横向关系，以保证地下工作的安全。据1948年12月(沈阳解放后)统计，在沈阳市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共有1200余人，其中中共党员178人。在三年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沈阳市党组织领导沈阳地区的人民群众，对反动统治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市民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在沈阳解放前夕，各重要工矿企业的工人阶级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护厂护矿护路、反对拆迁破坏的斗争，以鲜血和生命粉碎了反动派的破坏企图，将沈阳尽可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使这个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城市为解放全中国和建设新中国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大连市委

早在1898年，旅大地区就被清政府租借给沙皇俄国;1905年日俄战争后，这里又被日本占领。按照《雅尔塔协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和《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的规定，苏联红军在解放中国东北后，要对大连市和旅顺口军港实行军事占领。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地区，开始对当地实行军事占领。当时明定由苏联实行军事占领的地区包括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旅顺和金县，大体上相当于“九?一八”事变前的“关东州”。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党在旅大地区的地方组织屡遭破坏，工作基础比较薄弱。东北光复后，曾经任命过大连市长，但怵于当地的苏联驻军，一直没有敢公开进入大连地区。中共中央东北局抓住这个机遇，及时与苏军取得联系和互谅，使我党较早进入并在实际上控制了大连地区，使之成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的可靠后方。1945年10月初，韩光受东北局派遣，首次到大连与苏军当局交涉，请他们对经海路来东北的我军给予必要的方便。苏军首长当即允诺，并提出要我党尽快派遣得力干部到大连建党建政。根据韩光的汇报，东北局当即决定，任命韩光为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带一批干部赶往大连。同年11月，中共大连市委正式成立，随后又相继成立了市政府、市公安总局、市总工会以及市妇联、市青联等群众组织。区级党政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此后的三年里，大连市委先受中共安东省委领导，改称旅大地委后，转隶中共辽宁省委。1947年7月以后，由欧阳钦接任地委书记。先后在大连工作过的主要领导同志还有刘顺元、柳运光、李一氓、郭述申等。

中共大连市委在三年东北解放战争中，主要担负着支援东北、华北和华东三个战场解放战争的任务。当时苏联虽然对我党在大连的工作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默许，但受其与南京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便于公开帮助我党我军。为了不给苏方在外交上引起麻烦，我党在大连的工作也尽量采取秘密或半公开的形式。所以，从1945年底起，大连作为我党在东北的“隐蔽后方”，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巨大的贡献，却很久无法公开宣传。总体上说，大连市委领导的大连地区，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输送兵员和枪支弹药:1945年至1948年间，大连地区为我主力部队输送兵员达30000余人，另有近万人的武装警察部队随时准备参军参战;大量枪支弹药乃至汽车等军用物资被直接送往东北或华东前线，单是1948年就有长短枪两千多支。

2、提供被服、鞋袜、医药器材和医疗人员:1946年至1949年上半年，大连地区共制作单、棉军装30万套，军鞋近300万双，以及大量急需药品。医疗队、手术队分期分批赶往前线，许多医务人员就地参军。辽沈战役期间，旅大地区派出5个医疗队，参与了整个战役过程。东北、华东两大解放区的许多高级领导人，如、徐海东、张爱萍等，都曾经在旅大地委创建的干部疗养院疗养过。

3、直接支援南满根据地的斗争:在“四保临江”战役期间，大连地区不仅向南满根据地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而且成为辽南省委、辽南军区的直接后方和休整基地。

中原我军解放南阳范文第2篇

两淮战役前华中我军的态势

解放战争第一阶段，是以1946年6月军集中20万兵力大举进攻新四军五师所在中原地区的湖北宣化店开始，约6万新四军指战员中原突围成功。军同时进攻的还有晋冀鲁豫、晋察冀、华中、东北等解放区。两淮保卫战，就发生在这个阶段的1946年9月。

1945年10月29日，共产党在淮阴成立了苏皖边区政府，辖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辖区跨江苏、安徽、河南三省73个县市，面积10.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0余万。曾打算国共成立联合政府后，把中共首都设在这里。

两淮，指的是抗日战争胜利时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首府淮阴（清江市）和距淮阴仅17公里的淮安。淮安县古名山阳县，是古淮安府所在。

这时的两淮，虽为华中解放区首府，但兵力实在不足。

1945年9月23日，华中地区兵强马壮的新四军三师3.5万人，在黄克诚率领下开赴东北。

1945年9月，华中地区的新四军主力淮南、淮北根据地的第二师和第四师，分别由罗炳辉和韦国清率领入鲁，编为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同时皖江新四军第七师也开赴山东，编入山野；原新四军苏浙军区的两个纵队和苏中军区教导旅也由叶飞率领开赴山东，编为山野第一纵队。则率领原山东领导机构和主力开赴东北。

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任命为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10月20日，中共中央任命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军部也迁往临沂，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

同时，华中地区成立中央中央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邓子恢任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治委员，张鼎丞为华中军区司令员，粟裕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华中野战军下辖第六（后为六师）、第七、第八（后为一师）、第九、第十共5个纵队，每个纵队5个团，共4万人左右。这是华中我军仅有的主力。1946年7至8月，苏中部队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取得苏中七战七捷，歼灭军李默庵部6个整旅5.3万余人后，8月30日，又开始包围海安（离淮阴约250公里）。

1946年7月，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带入淮北的兵力为山野第二纵队、第七、第八师约5万人马，执行中央军委“截断津浦南段、陇海徐西段，造成山东、太行主力在淮北会师并准备渡淮作战”的计划。的想法是，以外线出击，对抗的全面进攻，把战火引往蒋管区，减轻解放区的压力。

薛岳率军声北击南攻两淮

华中这么少的兵力，却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军陆军上将、徐州绥靖区主任薛岳。

薛岳绰号“老虎仔”，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人，保定军校出身，当过孙中山警卫团营长，北伐时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他参加了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他任前敌总指挥，不但拼命围堵红军，而且趁机为在西南各省扩充了中央军的势力。由此受器重，升为中将。抗日战争中，薛岳率第十九路军驻安亭，在战线左翼苦战不退。后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在万家岭歼日寇三个联队计万余人；后升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连续组织了四次长沙保卫战，前三役成功，歼日军9万以上。但第四次失利，长沙失守。之后，衡阳再失守。日本投降后，薛岳任南浔线受降司令官，9月14日，在南昌举行受降仪式。

1946年5月，薛岳到徐州上任。这时，他眼睛盯上了中共华中根据地首府淮阴（清江市）及淮安县。

他第一步是调集兵力造成优势。他调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由南京浦口到徐州东北大庙集，将桂系第七军第一七一师开到与淮阴近邻的皖北泗县，整编第二十六师第四十一旅由淮南调至淮阴近邻的双沟、古城集一带。加上原有的整编第二十八师、整编第五十七师、整编第五十九师、整编第七十七师、整编第五十一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军在两淮战役开始前，集结了7个整编师和1个旅加一个快速纵队的兵力。

为执行于1946年6月22日设想的外线出击的作战计划，率山东野战军指挥部及山野第二纵队、第八师、第七师和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共20余个主力团，来到淮北地区。首战朝阳集，歼灭军5000余人。接着转攻泗县，当时泗县守军为军桂系第七军第一七二师。放出了“小老虎”第八师，但时逢暴雨，利守不利攻，山野未能攻下泗县。

山野撤兵至泗阳县东休整（原属江苏淮阴市，现属江苏宿迁市）。

山野的兵力加上华野的兵力约10万人。

面对华中地区共产党军也算不弱的兵力，要攻下中共华中首府淮阴，薛岳是狠动了一番脑筋的。

他第二步是制订了声北击南的策略。

他兵分两路，右翼兵团为主攻淮阴的兵团，由第七军、整编第六十九师及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组成。第七军由泗县进攻，限于9月1日攻占宿迁（现江苏省宿迁市，原属淮阴市，在淮阴西北方100公里）；整编第六十九师由双沟跟进至宿迁一带。整编第七十四师则悄悄跟进到皂河镇（现属宿迁市）。

左翼兵团担任牵制、阻援，限其整编第二十八师加整编第五十七师一个旅于8月22日攻占碾庄圩（现属江苏省邳州市）；整编第五十九师及整编第七十七师进攻台儿庄地区（现属山东省枣庄市）；整编第五十一师掩护左翼兵团左侧及后背安全，第一快速纵队留徐州作为战役总预备队。

军的计划是：先攻占宿迁、睢宁、洋河镇等地，这就同时打开了通往淮阴（向南）和沭阳（向东）两地门户。薛岳说，这时，要着重摆出一副进攻沭阳的架势。沭阳是中共苏中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联系的必经之地（沭阳现为宿迁市一个县，位于宿迁东55公里，距山东临沂140公里），共军不能不争。待共军将主力部署于沭阳一带，淮阴防御空虚，军以右翼兵团主力出洋河镇（今属宿迁市，离宿迁30公里，离淮阴85公里），攻击淮阴，一举攻克之。左翼兵团则负责保障攻淮部队侧翼安全。

第三步，挖心战术。薛岳将奔袭淮阴城的任务交给了。一是因为整编第七十四师机械化程度高，奔袭和攻击能力强；二是因为少年气盛，堪当此重任；三是是嫡系中的嫡系，把这个桃子给摘，也是给一个很大的面子。薛岳是惯于军事、政治两手一起抓的。

由此，8月21日起，军右翼兵团开始齐头并进，华野第九纵队则节节抵抗，为大兵团寻找战机而苦苦坚守。但未寻找到战机，只得率主力退出睢宁（属徐州）、宿迁地区。9月1日，军占领宿迁并攻击洋河镇。军左翼兵团也同时攻击台儿庄等地，将我军山东战场与华中战场分割开来。

9月，薛岳调整编第七十四师由宿迁至洋河镇（今属宿迁市泗阳县），藏于第七军之中。第七军与整编第六十九师则大张旗鼓，在泗河架桥，摆出进攻沭阳的架势。此举让做出了仅留华野第九纵队守泗阳县及众兴镇（泗阳县城，离淮阴约40公里），主力在泗阳、沭阳、宿迁三县中间地带隐蔽，准备抗击军对沭阳的进攻。这样我军主力华野第九纵队摆在泗阳，山野第七师到了大兴集（位于宿迁东20公里，离沭阳35公里，在沭阳西面），第二纵队到了新集（现沭阳一个镇，位于沭阳西北），第八师到了渔沟（在淮安市淮阴区西北16公里处，在沭阳南面约80公里）。这样，摆出沭阳保卫战的战阵。这个方案，中共最高领导是同意的。

两淮之战我军失利

9月6日，薛岳下达攻击淮阴令：第七军于9月11日起攻击泗阳县及众兴镇，占据后再佯攻来安镇（现属泗阳县）和渔沟镇（现属淮安市淮阴区）。以此掩护整编第七十四师的侧后安全。

同日，整编第七十四师先随第七军推进，开进到淮阴附近的胡大庄、大兴庄后，超越第七军进攻淮阴城与淮安城。要求于9月16日攻占淮阴城，17日攻占淮安城。整编第二十八师调到洋河镇作战役预备队，各工兵团负责架桥布线。

此时，华野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等判断薛岳的目标是淮阴，并立即电告中共中央与，请求山野南下，保卫淮阴与门户泗阳。但坚持自己的判断与布阵，也同意的意见。

9月10日，薛岳急令第七军提前一天进攻。第七军当日即攻占了泗阳县的仓集镇。华野第九纵队司令员张震急报。这时大家才明白薛岳不是东进沭阳，而是要南攻淮阴了。

然而面临两难：不增援泗阳，华野第九纵队肯定顶不住第七军的攻击。泗阳县城一丢，淮阴就危险了。但增援泗阳保淮阴，万一宿迁的军再向沭阳进攻，山野则会腹背受敌，局面也不可收拾。

想出一计，下达命令，让山野主力移兵六塘河北，绕道军背后，进攻双沟、睢宁一线，以期在军到达淮阴城前，威胁其侧后，来个“围魏救赵”。不料华野第九纵队第一防线在11日就被军第七军突破，只好让已在六塘河北的主力再回兵向南增援众兴集、渔沟防线。中共中央军委也在当日急令粟裕派兵增援淮阴城。到了12日下午，华野第九纵队二线阵地失守，泗阳县城被第七军占领。

这时中共方面仍被薛岳迷惑：战斗中只发现第七军的番号，没有发现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影子，以为当面只有第七军一个部队。中共中央军委便提出了围歼第七军的设想。

双方战到9月13日，第七军越过泗阳县占领来安镇后，整编第七十四师开始出现。该师直接越过泗阳第七军前沿，向南攻入淮阴的李口、五里一线。这时彻底明白了薛岳的意图――这是要打淮阴及淮安呀。

下达命令：由华野政委谭震林统一指挥华中现有各部保卫两淮。同时，山东野战军则准备消灭进犯来安镇的第七军。

谭震林急令华野第九纵队在淮阴城西南13公里张福河构筑阵地，军特务团防守淮阴城西北的王营、西坝，淮南军区第六旅第十八团防守正西方杨庄至南新集（现宿迁市泗阳县新袁乡）一线。三支部队迅速组成了保卫淮阴城西南到西北的屏障。同时，谭震林急调淮南军区第五旅、中原突围而来的皮定钧第十三旅及淮宝各地方部队驰援两淮。

不料14日黄昏，整编第七十四师突破第十八团防线，第九纵队副司令员饶子健率第七十五团反击未果，只能退守码头与杨庄一线（现均属淮阴区，离淮阴城12公里），与刚刚增援来的第十三旅在大运河东岸构成防线。但在整编第七十四师强大炮火下难以坚守，被敌抢占了滩头。谭震林动用中原突围来的第十三旅反击，皮定钧令三个团各拿出两个营，攻击9次，牺牲600余人，却没能把敌人赶下河去。

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建议改聚歼第七军于来安的计划为拖住第七军，主力南下参加淮阴保卫战。但对整编第七十四师估计不足，认为凭苏中军区的兵力应当能与整编第七十四师不相上下。他决心按原计划行动，至少击溃第七军，收复泗阳，切断整编第七十四师后路，然后与华野部队一同合围整编第七十四师。他电告谭震林，可退守淮阴、淮安城中，坚持到粟裕带苏中主力赶来，到时局面会一下改观。

15日，谭震林率部转入淮阴城里。16日第十三旅扒开运河大堤放水，让城西、城南成了水乡。然而整编第七十四师于17日晨攻占武墩（淮阴城南），虽遭到刚赶来的第五旅伏击，第十三旅也组织了三次反击，但至18日拂晓，整编第七十四师一部偷袭得手，突破第五旅阵地。双方混战在一起，伤亡均很惨重。

17日晨，第七军第一七一师也向渔沟进攻，以牵制的山野主力。立即命令包围该师。不料该师知道山野的厉害，乘包围圈还不牢固，回头突围而去。至此，在来安镇一线围歼第七军计划没法实现，他于18日凌晨命令山野第二纵队率两个旅，轻装奔袭，务必要在当晚赶到淮阴。与此同时，华野第六师第十八旅也已接近淮阴。谭震林得知有三个旅的主力要来，马上布置反攻，调动一支部队向整编第七十四师身后运动，预计19日晚，等山野第二纵队和华野第六师一到，即向整编第七十四师发起攻击。

9月19日，是形势最为诡秘的一天。当天一早，先是第七军第一七一师再次发动对渔沟的进攻。这样，山野第二纵队停止南下，再次协同山野第七、第八师准备围歼第一七一师。第一七一师达到目的后，即原地构筑工事固守。双方僵持在渔沟一线。之后军再度突围向来安镇退守。围歼第一七一师的计划二次落空，他再命第十九旅第五十六团向淮阴驰援。

然而18日夜，整编第七十四师俘获一名我守军的下级干部，经审讯得知山野第二纵队正赶来增援。此俘虏还供出了淮阴城南防御部署及当夜口令。整编第七十四师当即派出两个连（一说一个加强营）换上山野部队服装，冒充山野第二纵队，趁第五旅第十四团一个营由高兴桥调往淮安城南门阵地之时产生的间隙，由高兴桥东偷偷越过了华野第九纵队与第五旅结合部，骗过了城门岗哨，混入淮阴城南门。19日拂晓前，混入城中的军突然动手，夺取了南门，并用迫击炮向城内纵深炮击，造成城内巨大混乱。第五旅第十三、第十五两个团从东、西两门退入城中与敌巷战。第五旅旅长成钧得知南门失守，便率第十四团向东南方的板闸撤退。由此，整编第七十四师攻入淮阴城内，两军在城内展开巷战。粟裕这时赶到，感到打下去不可能取胜，与谭震林商量后下令放弃淮阴城，华野第九纵队撤至淮阴以东钦工镇，第十三旅撤至东北方向的涟水县，华中军区特务团和第十九旅第五十六团撤至王营镇，第十八旅留两淮间板闸镇待命。至19日晚，第五旅最后一支掩护部队撤出阵地，淮阴城被整编第七十四师占领。整编第七十四师追击至王营就收了兵。

闻讯也率山野主力向王营、西坝转移，第七军遂占领渔沟。

21日拂晓，整编第七十四师再向淮安城进攻。苏中军区部队节节抵抗，伤亡很大。22日上午，苏中军区部队退往涟水，淮安城也告失守。两淮之战结束。

山野、华野合力扭转战局

对党中央绝对忠诚，但绝对忠诚并不是军事指挥正确的同义语。这一时期的军事部署和指挥让三位部下十分不满，尽管他们与的个人感情十分亲密。

这三位就是张鼎丞、邓子恢、曾山，他们分别是华中军区司令员、华中分局书记和政治部主任。在两淮失守后的10月4日，他们联名直接向中央发去了“告状”电报。自6月率山东野战军南下鲁南、两淮以来，四个多月里指挥失当，重大决策失误不断。电文称“对陈（毅）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认为两淮失守“完全是由于陈对用兵开玩笑所致”，“与陈之英雄主义思想亦非无关系”。三人建议“陈、粟、谭应会合一起，不宜分开，使粟能助陈下决心，并便统一山野指挥”。电文最后要求：“此我们三个人几个月来观察所识，本知无不言之义，直告中央。是否妥当，请中央决定，但望勿告陈。”

接电报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张鼎丞、邓子恢，并告粟裕、谭震林：“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于2至3个月内务歼薛岳7至10个旅，就一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之后，华野、山野合力作战。同年12月，取得了宿北战役大捷，一举全歼整编第六十九师共2.3万人，在开国大期间给当局一个极大的难堪。此战，也扭转了华东战场我军被动的局面。1947年1月，我军再获鲁南战役也称峄枣战役胜利，歼灭军2个整编师师部、4个旅又1个快速纵队共5.3万余人。1947年3月8日再发起莱芜战役，又歼军绥靖区前方指挥所及两个军部7个师5.6万人。5月13日，再打孟良崮战役，“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语），全歼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并击毙师长。这一系列的战役，让我军的军史熠熠生辉。

中原我军解放南阳范文第3篇

但历史上真实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近日，当年“郭建光”原型之一夏光曾经的秘书、省党史学会副会长张衡的《忠义救国军浮沉录》在南京出版社出版，张衡向记者披露了《沙家浜》中真实的历史人物。

“郭建光”得名于位新四军将领

故事发生在常熟东南，1939年新四军一支队第六团团长叶飞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义率部来到阳澄湖畔，开辟苏常抗日游击区，这支队伍简称“江抗”。那年秋天，江抗奉命转移，在瑚荡一带留下了伤病员治病养伤，同时发展抗日队伍。解放后，以这段革命斗争历史为素材而创作的京剧《沙家浜》在全国上演，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不管爱看不爱看，作为样板戏之一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人们恐怕都不会陌生，特别是剧中的“高大全”郭建光，那么郭建光的原型到底是谁呢？张衡透露，其实郭建光的原型有三个，是分别取这三个原型名中的一个字而成，而最重要的则是已经去世的新四军老战士夏光。

“京剧《沙家浜》的故事就取材于常熟阳澄湖畔芦苇荡中，36名伤病员英勇抗敌的真实历史。这36名受伤战士的指挥员正是夏光。”张衡表示，当时夏光任新四军第五路军参谋长，由于连续作战，经常彻夜不眠，眩晕症犯了，于是部队领导便让他到常熟阳澄湖畔芦苇荡中休养，这才有了《沙家浜》故事，故事里郭建光的“光”字，就来自夏光。

夏光曾经是在阳澄湖后方医院里治病的伤病员之一。夏光作为伤病员中职务较高的指挥员，带领伤病员依靠阳澄湖人民跟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据记载，在新“江抗”成立后的一年时间，夏光率部经历大小战斗共计47次，击毙日军147名，伪军357名。《世纪风采》中的一段文字描述：夏光，湖南省武冈县人，1926年刚满17岁，就在家乡参加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1927年进入同志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他在湖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因被捕，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抗战爆发后，夏光随叶飞率领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进到苏常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巧妙周旋，开展游击战。1939年9月，“江抗”西撤后，在阳澄湖一带留下了一批革命火种，即后来人们熟知的“三十六个伤病员”，夏光就是其中的一位。同年11月，夏光根据上级指示，以这批伤病员为骨干，组建了“‘江抗’东路司令部”（新“江抗”），并任司令，也就是新四军六师十八旅的前身，重新燃起了东路武装抗日斗争的火焰。

“江抗”的旗帜一竖起来，常熟人民奔走相告，人民自卫队也纷纷要求与其合并，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发展成了一支500多人的队伍。经过几次战斗，“江抗”不断壮大，打得日伪军缩进沪宁沿线的大据点里不敢出来。1940年4月，谭震林来到常熟后，夏光改任江抗纵队司令、十八旅参谋等职，后又任新四军苏中军区一分区参谋处长、教导旅参谋长、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参谋长等职务。谭震林在1940年11月6日新江抗部队诞生一周年之际，撰写纪念文章《东路一年》，高度评价了夏光在江抗发展壮大过程中的殊勋。他说：“我们能够获得这样的成绩，当然有着许多的原因。然而如果没有夏光同志独当一面的斗争精神，和机智灵活应付当时的环境，那么就不能够有今天这样顺利的发展。我们东路的全体同志，应该学习夏光同志这种斗争精神，这种斗争决心。”解放战争时期，夏光又任华中、华东军区参谋处长，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重要战役，战功卓著，智谋过人，成为了我军一位德才兼备的优秀将领。夏老戎马一生，出生入死于枪林弹雨，但却没有伤到过一次，真是神了！夏老念念不忘曾与他们生死与共的“沙奶奶”、“阿庆嫂”，经常去看望他们。那小船、芦苇荡、老菱，还有那“待到那云开日出，家家都把那红旗挂”的高亢激昂的旋律，又让夏老回到了70多年前的革命岁月。近百岁高龄的夏老曾多次对家人说：“百年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安葬在阳澄湖畔，让我陪伴逝去的战友，一起沐浴阳澄湖上的缕缕朝霞。”

那么其他两个原型是谁呢？张衡告诉记者，这两位都是夏光组建的新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将领、一个叫郭曦晨，一个叫李建横，分别取他们名字中的“郭”和“建”，加上夏光的“光”，最终形成了英雄“郭建光”。

“胡传魁”本名叫胡肇汉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在《沙家浜》中，作为反面人物的忠义救国军“胡司令”胡传奎也深入人心。当地群众只要一提起“胡肇汉”三字，便会不寒而栗，谈虎色变。张衡告诉记者，其实历史上真有胡传魁这个人物，但他的真名叫“胡肇汉”。

胡肇汉生于1906年，湖南岳阳人，念过两年私塾，20岁起就混迹于警界。当过班长、警长。1937年上海失守后，他投奔太湖程万军部任副官。当时阳澄湖一带有一支由当地士绅陈味之组织的抗日游击队，胡肇汉受命到这支队伍中帮助陈味之组建部队。此时胡肇汉的地位倒有点儿像刁德一式的参谋长。胡肇汉在队伍中结帮营私，竟然发动兵变，把陈味之杀害在阳澄湖中，自己当上了这支队伍的“司令”。“江抗”东进时许多地方武装都被“江抗”收编，与“江抗”为敌者多被击溃、肃清。胡肇汉看到大势所趋，也一度加入“江抗”，被收编为独立一支队，仍任司令。“江抗”西移时，胡肇汉借口“请病假”开了小差，收集他的剩余旧部四五十人，又组织了一支队伍。

淞沪会战后，胡肇汉扯起“民众自卫队”旗号，率众摧毁吴县黄棣镇日伪警察所，从此在阳澄湖立足。1950年胡肇汉在上海被抓，同年年底在苏州公审并执行死刑，“胡司令”最终消失。

虽然胡肇汉在《沙家浜》里是反面形象，但据张衡研究发现，胡肇汉其实还曾经两次参加过新四军的抗日武装“江抗”，胡肇汉部队被收编为江抗四路独立第一大队一支队，仍由他任司令。后来“江抗”挥师西移，胡肇汉“请病假”重又回到阳澄湖地区。而第二次加入“新江抗”正是夏光的功劳。一天黄昏，夏光和杨浩庐在湖边堵住了胡肇汉。一席长谈后，第二天一大早，胡肇汉就表示，愿意归顺“新江抗”。

“郭建光”曾谢“胡司令”给伤病员的援助

1949年后，夏光任华东海军学校校长，第2、第5海军学校校长，南京化工学院副院长，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直到去世时在南京一共生活了62年，张衡担任过他的联络员和秘书。在一次出差中，夏光还向张衡透露了他与“胡司令”的一次交往。

张衡告诉记者，当时任新四军第六团作战参谋兼“江抗五路”参谋长的夏光到阳澄湖后不久，出于统战工作的考虑，就给胡肇汉写了一封问候信。接到夏光来信后，胡肇汉便差人送来十担大米和一件皮袄，还约夏光见面。在镇上的春来茶馆，夏光和胡肇汉见了面。一番寒暄之后，竟然乡音融融。原来，两人是湖南老乡。夏光是邵阳人，胡肇汉是岳阳人。夏光感谢胡肇汉在江抗伤病员困难时给予援助，并将皮袄还给他。

中原我军解放南阳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解放战争 围城打援 战术发展

围城打援，是以一部分兵力围困或进攻敌人的城市或重要据点，诱使邻近之敌前来增援，集中主力歼灭援敌于运动之中的一种战法。其要旨是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解放战争时期，围城打援战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已经有了一定的攻坚能力，可对敌占大中城市构成一定威胁；同时，随着战斗力的逐步提高，军轻易不脱离阵地和城市，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就可以围攻敌占城市为诱饵，诱敌援兵出动，于运动中消灭敌人。此外，这一时期，我军适时创新了围城打援战法，如提出了攻城打援、弃城打援等，在济南战役中，我军更是将这些战法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一、其塔木战斗中的围点打援

其塔木战斗发生在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中的“一下江南”作战中。1947年1月5日，东北民主联军为了策应南满战场的作战，集中12个师的兵力另配属3个炮兵团出敌不意地跨越冰封的松花江，南下出击。东北民主联军首先以第一纵队第三师奔袭敌重要据点其塔木，其余部队部署在九台、德惠至其塔木的公路要隘，伏击援军。战役发起后，军果然分3路由九台、德惠、吉林向其塔木增援，3路援军均被我打援部队歼灭，其塔木也被我攻克。

其塔木战斗规模虽小，歼敌数目也不多，但其围点打援的战法却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因此，当接到战报后，立即看到了它的价值。他在1月11日发给等的电报中，高度评价了此次战斗中的围点打援战法：“包围其塔木一点引起九台吉林德惠三处之敌无计划的增援，均被我歼灭或击溃。这一经验指出，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重要方法之一。利用结冰时期有计划地发动进攻，普遍寻找敌之薄弱据点，采用围城打援方法，大量歼敌，转变敌我形势，甚为必要。”［1］p612此后，这一战法很快推广到各解放区。

二、清风店战役中的围城打援

如果说其塔木战斗中打援的目的似乎还不是很明确，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围城打援便发生在华北战场的清风店战役中。

1947年9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为寻机歼敌并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晋察冀野战军首长遵照中央军委指示，集中第二、三、四纵队，炮兵旅和冀中军区第七旅等部，出保北开辟战场，并决心首先围攻徐水，相机歼灭来援之敌。为解徐水之围，急调5个师的兵力，自霸县、涿州地区沿固城、容城南下增援。晋察冀野战军以一部继续围攻徐水，主力与援敌激战于徐水东北地区。15日，石家庄之敌第三军北上增援。晋察冀野战军立即以主力隐蔽南下，于19日将该敌包围于清风店地区，激战54小时，于22日全歼第三军军部、第七师及第六十六团，俘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击落、击伤敌机各1架。清风店战役是一个典型的围城打援战例。

从围点打援到围城打援，折射出敌我力量彼消我长的变化，从围点到围城也反映出我军已经有能力与敌争夺小城市了。

三、洛阳战役中的攻城阻援

为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并掩护刘邓野战军休整，中央军委于1948年3月7日同意陈唐集团的第三、八纵队和陈谢集团的第四、九纵队及太岳军区第五军分区部队共28个团的兵力，以夺取洛阳为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为目的发起洛阳战役。此时，由于西北野战军在宜川地区取得了歼敌2个整编师又5个旅的重大胜利，胡宗南急调驻守潼关、洛阳间的裴昌会兵团星夜驰援。这样，郑州至潼关间敌守备空虚。同日，军委又对洛阳战役做出部署，指出：“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顾祝同决不会不增援。……重点放在打援上面。”［2］p417此时，敌孙元良兵团主力逐渐向郑州集中；胡琏兵团主力向许昌集结。而孙元良一向以保存自己力量为主，在胡琏兵团未靠拢之前，他是不会单独增援洛阳的，而胡琏兵团要直到洛阳前线尚需时日。这就为我军夺取洛阳提供了有利战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当面敌情，陈唐、陈谢决心速战速决，争取在援敌赶到之前夺取洛阳，尔后再酌情歼灭援敌一部。于是，战役决心改为以夺取洛阳为主，以打援为辅。9日晚，洛阳战役打响，激战至14日，洛阳战役胜利结束。

洛阳战役之所以取得胜利，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指挥员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适时将围城打援改为攻城阻援。也充分肯定了这一点。敌不真援，我就真攻城；敌若来援，我就打援，主动权完全在我。不是死守着一种战法不放，而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法，这就使围城打援战法运用得更加灵活多样。

四、豫东战役中的弃城打援

豫东战役则是先攻城多路阻援，然后集中力量打援。

1948年6月至7月，在鲁西南集结了9至11个整编师的兵力，欲与我决战，且队形密集，不易分割围歼。6月16日，华东野战军第三、八纵队到达通许、睢县、杞县之间，距开封只有一日行程，鲁西南的邱清泉兵团等已缩据定陶、城武，难以分割围歼，如迁延日久，援敌猬集，将陷我于被动。粟裕根据上述情况决定以三、八纵队出敌不意地攻打开封，调动邱清泉兵团等部增援；然后集中主力于运动中歼灭援敌。为保证攻城作战胜利，以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楔入郑州、开封之间，阻击郑州可能东援之敌；以第一、四、六纵队楔入定陶、曹县、民权、考城地区，以运动防御手段阻击可能西援的邱兵团，并以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自巨野地区南下侧击该敌。17日，华东野战军发起开封战役。至20日，占领城厢大部，22日晨，全歼守敌，并击落敌机两架。

与此同时，由城武、曹县西援之敌邱清泉兵团被华野第一、四、六纵队阻于兰封（今兰考）以东地区；由郑州东援之敌孙元良兵团被中野第九纵队和豫皖苏军区部队阻于中牟地区，胡琏兵团被中野第一、三纵队和华野第十纵队阻于上蔡地区。

我军占领开封后，为稳定军心，严令邱清泉兵团和新组成的区寿年兵团等部进击开封，企图重占开封，寻求我军决战。为保持战场主动权，华野首长认为不宜寻歼战斗力较强的邱清泉兵团，而宜选择较弱之敌予以歼灭。因此，经军委批准，决心放弃开封，以第三、八纵队向通许转移，吸引邱清泉兵团向南尾追，然后集中主力围歼区寿年兵团于杞县以东、以南地区。6月26日，区寿年兵团徘徊于睢县、杞县地区，邱、区两兵团之间出现了40公里的间隙，我华野第一、四、六纵队和中野第十一纵队组成的突击集团于6月27日晚发起进攻，至29日晨，将敌区兵团包围，战至7月2日凌晨，我军取得全胜。在我突击集团围攻区兵团时，由华野第三、八、两广纵队和正在归建的第十纵队组成的阻援兵团将西线援敌邱兵团阻击于杞县东南，保证了我突击集团作战的顺利进行。

豫东战役的特点是目标明确，即攻取开封，而阻援则是攻取开封的重要保证，这是战役的第一阶段。战役的第二阶段将阻援变为打援，且打的是比较弱的援，可以总结为弃城打援。从攻城阻援到弃城打援反映了我军的围城打援战术已日趋成熟。

五、济南战役中的攻城慑援

我军灵活机动的战术令头痛不已，我军围城攻城，其救也不是，不救也不是，所以采用人海战术，即在加强大中城市守备力量的同时，增加援兵的规模，企图使我军攻城“啃不动”，打援“吃不掉”。这就给我军出了两个难题：一是敢不敢攻取军重点守备的大城市；二是敢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围歼军两到三个兵团规模的援兵。济南战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起的。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华东野战军根据军委的指示和敌情，曾于8月10日提出三个作战方案，概括起来，一是打援为主，二是攻城为主，三是两者并重，并认为第三个方案为好。8月12日，军委复电同意实行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并预计了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你们所说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五军等部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并指出，“对于济南既不真打，而集中十一个纵队打援，则援敌势必谨慎集结缓缓推进，并不真援。……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方法。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电报进而指出：“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2］p566―567在8月27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粟裕请示可否执行先围城打援再真攻城阻援的两个阶段的方针，并报告说“当尽一切努力以迅速夺取济南为唯一目的”，战役的重点已移至济南城。在28日的复电中指出：“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故我们于十二日十二时电要你们只用东兵团攻城，至多再加个别的师或一个纵队，而用其余全力阻援及打援，二十六日三时电则要你们不但在阻援打援方面留出强大后备兵力，就在攻城方面亦须如此，以便在必要时机集中全力先歼援敌，因不真攻济南，则援敌必不来。攻城使用兵力太大，则打援又无力量。”［2］p579―580在这里，要求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如援敌进得慢，而其他条件又利于攻城，则先攻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得快，则应以全力先打援，后攻城。整个攻济打援战役以总兵力的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以总兵力的56%约18万人组成打援、阻援集团。我军于9月16日发起济南战役，至24日攻克济南，仅用了8天时间。由徐州北援之敌，因察知我打援兵团严阵以待，惧怕被歼，因而行动缓慢，至我军攻克济南时，始终未靠近我既设打援阵地。

可以说，济南战役中，我军已经把围城打援这一战法运用到了至高境界，攻城阻援、攻城打援等战法信手拈来、运用自如，甚至在战役第二阶段达到了攻城慑援的效果。

参考文献：

中原我军解放南阳范文第5篇

    上诉人（原审被告） 段保敏，男，1961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干部，住址同上。

    上列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人 孙书阁，南阳宛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 赵振军，男，1969年3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南阳市卧龙区彭营村。

    委托人 冯国丽，女，1962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南阳市卧龙区彭营村，系赵振军之妻。

    委托人 丁武，男，1977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南阳市卧龙区人民路131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 王世文，男，195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南阳市环城乡东关村。

    委托人 王源泉，女，1980年1月17日出生，汉族，南阳市卧龙区三里桥东巷5号。

    上诉人赵振军因与被上诉人张丽、段保敏、王世文交通肇事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南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赵振军的委托人冯国丽、丁武，张丽、段保敏的委托人孙书阁，王世文的委托人王源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理查明：2001年元月11日，赵振军乘坐由王世文所雇司机秦义栓驾驶豫R-06960号解放牌货车沿G311公路由北向南行驶时，与同方向行使的方城县独树镇代尚村居民窦建中驾驶的豫D-16083号东方红带挂（4032）货车尾部相撞，造成秦义栓及乘坐人员吴金朝、赵振军受伤，该起交通事故经叶县公安局交警队责任认定，秦义栓应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窦建中负次要责任，并于2001年3月12日下发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原审另查明，该肇事车辆系王世文购卖，车主为王世文，车牌号为豫R-06960号，赵振军曾受雇装卸货物跟过此车。另，赵振军在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被送往平顶山解放军第一五二医院诊断治疗，经诊断为：（1）腰锥体压缩性粉碎性骨折，并骨髓损伤；（2）截瘫。赵振军在一五二医院住院治疗2001年元月11日至2001年4月6日，共住院86天，花治疗费12953.60元。后为了方便离家近便于照顾治疗，转入南阳市中医外科医院治疗，2001年4月25日入院至2001年4月28日共住院4天，花去治疗费796.50元，在平顶山住院时外购药32.30元，赵振军在南阳市医药公司购药2099.5元。诉讼中，赵振军向原审法院申请伤残鉴定，经该院（2001）宛法医鉴字第34号法医技术鉴定书鉴定赵振军的伤残等级为I级。赵振军系菜农，误工费时间从2001年元月11日至定残之日2001年5月14日止共计123天。按河南省豫公（通）[2000]25号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新数据的通知，农村劳动力年均纯收入为3082.23元，误工费1039.35元，赵振军受伤后需二人护理，其弟杨瑞护理86天，南阳市崔庄建安公司证明杨瑞月工资750元，计2150元，赵振军之妻冯国丽护理按123天计1039.35元，赵振军住院伙食补助费按国家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86天，共计860天，营养费每天按6元计算，86天共计516元，赵振军残疾生活补助费20年，按豫公（通）[2000]259号通知平均生活费每年3497.53元，共计69950.6元，按90%计算62955.54元。赵振军没受伤致残前抚养大女儿赵甜甜，生于1988年10月3日，婚生儿子赵崇林，生于2001年元月5日，二人合计24年，按河南省公安厅豫公（通）[2000]25号通知平均生活费每年3497.53元。24年共计83940.72元的一半41970.36元，赵振军抚养其母亲韩金兰，生于1936年11月11日，其有两女一男三个子女按十年平均生活费计算抚养费共计34975.30元，应为三分之一计11658.43元，鉴于赵振军已受伤残，将给其本人家庭今后的生活带来不便，又将给其精神上造成一定痛苦，结合本案及当地实际情况，赔偿赵振军精神抚慰金40000元为宜。赵振军请求的今后的护理费、治疗费因无有鉴定结论及相关的证据证实。赵振军受伤后，王世文共付给赵振军治疗费等费用13954元。

    原审法院认为：王世文购买解放货车豫R-06960号搞营运，赵振军曾被雇跟此车装卸押运。2001年元月11日，赵振军乘坐该车发生交通事故被撞伤致残。赵振军是乘坐王世文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应有王世文负赔偿责任。赵振军共花费医疗费15881.90元，误工费1039.35元，二人护理费3189.35元，伙食补助费860元，住院营养费516元，残疾、生活补助费62955.54元，被抚养人赵甜甜、赵崇林抚养费41970.36元，赵振军赡养其母的赡养费11658.43元，精神抚慰金40000元，共计178070.93元。王世文所雇的司机秦义栓在该事故中负主要责任，该责任应有王世文负担，王世文应负赔偿总额178070.93元的60%，即106854.55元。扣除王世文已付赵振军13954元，王世文应赔偿赵振军92888.55元，另40%，王世文不应负该40%的赔偿责任，赵振军可向另一方车主窦建中主张权利。赵振军请求今后的护理费、治疗费因无实际发生，不予支持，张丽、段保敏不是该事故车辆的所有人，又不是该车辆的所有权人，但应负连带赔偿责任。赵振军诉请的部分理由成立，应予以支持。据此，该院判决：一、王世文赔偿赵振军医疗费、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护理费、被抚养人的抚养费、赡养人的赡养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92888.55元（已扣除王世文已付赵振军的13954元），自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执行完毕。二、张丽、段保敏应对王世文赔偿赵振军的损失负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赵振军的其它诉讼请求。诉讼费10010元，由王世文承担6010元，赵振军负担4000元。

    张丽、段保敏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张丽、段保敏不是发生该事故车辆的所有人，不是该事故的肇事者，和赵振军之间也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应当承担本案的连带赔偿责任。2，原审认定的赔偿数额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赵振军答辩称：该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人系张丽，我是为张丽押运货物的，给我造成的损失，张丽应予以赔偿。

    王世文答辩称：原审判决定性准确，本案为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王世文与赵振军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赵振军是搭乘我的车去郑州办事的，另，该车辆是我出资购买的，由我独自经营，不存在与他人合伙、联运、租赁等情况。

    本院经审理另查明：王世文所持有的机动车行驶证载明其车牌号为豫R-06960，与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的车牌号一致，王世文在二审审理期间答辩状中陈述赵振军乘坐该车系经王世文同意的，其它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赵振军乘坐的车牌号为R-06960的解放牌大货车，该车的车主是王世文，有其持有的机动车行驶证为证，且赵振军乘坐该车是经过王世文同意的，因该车发生的交通事故给赵振军造成的伤害，作为车主王世文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认定赵振军系乘坐王世文的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应有王世文负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王世文承担责任部分，本院予以维持。因张丽、段保敏不是该发生事故车辆的所有人，赵振军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该发生事故的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是张丽，其提供的一些证人证言，都是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所提供的，且证人证言的效力不能对抗王世文机动车行驶证书证的效力。所以，原审认定张丽、段保敏不是该事故车辆的所有人，但应负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改判。赵振军抗辩其是为张丽押运货物的过程中造成的伤害，张丽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上述事实，赵振军未提供相关的证据，对此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张丽、段保敏上诉称不是该发生事故车辆的所有人，与赵振军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对赵振军所造成的损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赔偿数额的问题，赵振军在平顶山住院期间外购药32.30元及在南阳市医药公司所购药，经审查，都是和治疗其本身疾病有关的，且数额不多，该项费用应予支持。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用，原审系按照省公安厅豫公（通）（2000）25号通知公布的年平均生活费用每年3497.53元认定的。张丽、段保敏上诉称该费用应按当地居民生活困难补助标准计算，因其在本案审理中并未提供当地统计部门出具的当地居民上年度生活费用的相关证据，原审认定的该项赔偿数额是有依据的，张丽、段保敏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张丽、段保敏上诉称本案既支持残疾者生活费，又支持精神抚慰金，显属不当，该残疾生活补助费从性质上来讲就是外伤者的精神抚慰，精神慰抚系指非财产上损害，指不具有财产价值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残疾者生活补助系因正常人遭受意外伤害而丧失劳动能力，由致害人赔偿给一定数额的今后生活的费用，精神损害和残疾者生活补助系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害。原审判令支付精神慰抚金又支付残疾者生活补助费并无不妥，张丽、段保敏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南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