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贴对联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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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贴对联才正确范文第1篇
文化上，韩国是与中国最相近的国家。
韩国曾是汉字文化圈的一员,前韩国的重要历史文化典籍基本上是用汉语记载的。直至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前，朝鲜半岛南北方的报刊、政府文书都是韩、汉字混用，并且大约一半是方块汉字。
但在朝鲜半岛光复后的数十年里,韩国自动脱离了汉字文化圈，并且为了强化韩文,中断甚至废止了对汉字的使用。尽管在现实中，有些官方文书尤其是法律法规离开了汉字无法理解，只得另加汉语附件或括号里加注汉字。但事实是，在新一代韩国人中，懂汉字者已经寥寥无几。
中韩建交后，恢复汉字教育是韩国各界的普遍呼声。这可以从纵向历史和横向现实两方面来分析其必要性：从纵向考虑,如不恢复汉字教育和使用，韩国人读不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典籍，谈不上对韩国文化历史的传承。
从横向现实来看，恢复汉字使用更有迫切性。中国目前是韩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双边贸易额由1992年的53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千亿美元以上,这样快的增长速度在世界经贸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中国还是韩国最大的投资对象国,目前韩国在中国有几万家投资企业,最近3年，韩国是中国吸引外资的最大来源国之一。恢复汉字使用，回归汉字文化圈显然是韩国政府现实的考虑。
1999年，金大中颁布总统令，宣布在必要时要在韩文中并书汉字，以确保公务文书能够准确表达。在交通标志等领域，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汉字和汉字标志，让通晓汉字者一目了然。另外更重要的措施是在中学推行“1800个常用汉字必修教育”。尽管这以后的几年，在韩国国内始终存在汉字“存”还是“废”的激烈争论，但汉字汉语的使用却是越来越普遍了,并形成了一股汉语热。韩国已经走上了汉字广泛使用的新时期。
外语教学：汉语争座次席
2002年4月,以时任教育部长为首的共13位历届教育部长通过了《向总统提出实施小学汉字教育的建议书》,并敦促道，“为解决目前严重的文化危机,恢复国语生活的正常化,希望从小学开始实施汉字教育”。时下在韩国,儿童学习汉字的热情最高涨,不只小学，就是学龄前儿童的数目也不断增加。2002年韩国语文学会组织的“汉字能力考试”，有40万人参加,一半是小学生。到2004年，同样的考试，参加人数飚升为104万，其中有71万名（68％）是小学以下的儿童。可见汉字热的源头是小学。韩国人认为，学汉字不仅有助于读书,对学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课程也有很好的效果。
而在韩国高中外语教学中,英语仍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外语。但在第二外语学习中，汉语有紧追日语之势。2004年，韩国教育部对全国3100多所高中进行调查，2002至2004三年选日语作第二外语的学校数分别是1397、1599、1715所。而学习汉语的学校数分别是351、523、 631所。据报道,近两年将汉语作为第二外语的高中数目增加更快。而传统的高人气第二外语语种德语和法语却江河日下，变成了“非人气专业”。2005年初,韩国最具影响力的《朝鲜日报》有篇报道,题目为《汉语教师炙手可热，德语法语教师备受冷落》，说不少德、法语中学教师不得不半路出家，到中国进修，恶补汉语后，回到韩国改教汉语。
大学里中文系的受欢迎程度在近几年也在不断增长。至于韩国开设中文专业的两年制专科学院就更多了。难怪韩国驻华大使有一次反问中国记者，在中国开设韩语系的大学远远少于开设中文系的韩国大学，你说“韩流”猛还是“汉风”劲？
近年来,韩国最著名的首尔大学,其外国语学院中文系的招生人数、录取分数都超过了该院的英语系。在目前韩国大学生失业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毕业于中文系的学生找工作相对容易些。
而将来充当向韩国传输汉语知识的主力军应该是在中国留学的“海归们”。中韩建交后，来中国学习汉语或其他专业的韩国人日益增加。2005年，中国共有外国留学生11万人,其中韩国留学生人数最多，5万多人，占40%。每年参加中国主办的“外国人汉语能力考试”（HSK）也以韩国人居多，2005年全世界共有88000人参加考试，其中有55000人（62%）是韩国考生。
随着掀起学汉字，学习刊物、参考书市场也热起来了。近三四年出版额每年增长20%。相关业界估计要学汉字的人在2005年约有130万,市场规模可超过4000亿韩元（约4亿美元）。如今，韩国在仁川设立了经济自由贸易区,该区计划建一个“汉语村”,占地约27万平方米。村内不仅将建造语言教育设施，还将建有集展览、体验和生活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设施，营造学习汉语氛围。“汉语村”将于2008年竣工。
汉字热推手：韩国经济界
2001年，韩国财阀们的组织“全国经济人联合会”曾组织了“中国经济考察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他们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极为震撼,认识到，扩大与中国的经济交往将“攸关韩国的生死”,必须要更多更快地了解中国,培养“中国通”,并首先要从认识汉字,通晓中起。
国际化程度高的大企业推广汉字、倡导中文的活动措施十分得力。这些大企业的掌门人多在五六十岁，甚至七十多岁，幼时都学过汉字，对汉字有种亲切感。排名在前十位以内的锦湖集团、SK集团在90年代初的中韩建交后，即开始在录用新职员时，引进了汉字考试。并且规定，如果汉字达不到一定水平，就不能升职。响应的大企业不断增多，三星、现代汽车、现代重工、大宇综合机器等韩国主要大企业从2004年起都陆续引入了汉字考试。
如韩国企业的大哥大三星集团规定，对具有汉字能力三级证书的应聘者加20分！三星总裁李健熙先生对学习汉字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无以复加。他说：“如果想了解中国，首先应了解‘汉字’,并且自己身体力行使用汉字。”在他每年新春向集团职员的致辞中,汉字占了全部文稿的30％。三星旗下所属的公司如三星电子、三星信用卡和三星生命保险等集团所有子公司编制的报告中，汉字都占大部分。三星集团还专门编了一本厚达421页的集团内部用《商业汉字》，职员人手一册。并从2004年起，对新、老职员增加每月两小时的汉字课程。
一位企业界权威人士说：“汉字是将东北亚三国带入共同文化圈的唯一交流手段。汉字水平也是确保韩国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另一位财阀话说得更重：“如果连贸易伙伴的名片都看不懂,怎么成为商业家”。这对于一个曾中断了汉字教育达20多年之久的韩国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应该说,韩国经济界特别是大企业对职员汉字水平、汉语能力的强调,是韩国社会各界尤其是年轻人重视汉字汉语学习最重要的动力。
（《凤凰周刊》2006年第36期，作者为该刊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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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还影响着哪些国家？
越南：汉字与历史联系在一起
越南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共同的渊源，汉字是其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以前，越南一直使用汉字。越南许多史学、文学著作均是用汉字写成的。16世纪初，西方传教士陆续到越南传教。由于学习汉字十分困难，于是他们开始试图用各自的母语来记录越南语的读音。直到20世纪40年代，拉丁化文字才开始在越南普及，成为正式的越南文字。越语拉丁文字是一种注音文字，读写基本一致，因此极易普及。上个世纪50年代，越南曾经仅用3个月时间就在全北方范围内完成了扫除文盲的任务。
越南文字由汉字过渡到拉丁拼音文字可以说是完全彻底的，现代越语文字中全部为拉丁字母，不再使用任何汉字。然而，汉字在越南当代社会和民俗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在越南全国范围内，人们在婚礼上离不开大大的、红色的双“喜”字。迎亲车队、婚礼告示牌和婚宴大厅正面的墙上都贴着双“喜”字，它已经成为越南婚庆活动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标志。越南民间与中国一样使用农历，春节是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有贴汉字对联的习俗。随便走进越南的任何一座寺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些书写飘逸的汉字对联，当然这是从过去流传下来的。然而即使修建新的庙宇，对联仍然是不可缺的，而且依然使用汉字书写。现在的越南人对寺庙中的汉字对联早已司空见惯，但是能够认识并懂得欣赏汉字对联的越南人就寥寥无几了。
近十几年来，在越南掀起的学汉语热一直经久不衰，汉语已经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热门外语，报考大学中文系的考生年年爆满，社会上汉语补习班到处都是。对于初学汉语的越南人来说，听与说并不难，最难的是汉字的书写和记忆。当地人往往对与越文文字特征完全一致的汉语拼音情有独钟。据专家确认，现代越语语音中至少有60%～80％为古汉语语音，越语中称之为”汉越音词汇”。实际上“汉越音词汇”就是汉字在现代越南语中的一种“隐形”，成为现代越南语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汉语热”的形成既有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有市场需求的原因。越南实行革新开放后，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日益频繁的经贸合作为汉语热打下了基础。在南方的胡志明市，由于居住着几十万华人，汉字更是随处可见。
日本：不少人想保住汉字
汉字对于日本人来说并不陌生。日本人不仅喜欢读汉诗还喜欢写汉字。虽然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人们“提笔忘字”的现象比较严重，但是汉字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还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使用计算机的人，要想正确输入汉字，就必须认识汉字。为了推广汉字，日本设有专门的“汉字能力检定协会”，每年这个协会都要通过民众投票，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汉字。据“汉字能力检定协会”公布，2005年有240万人接受了汉字检定考试，而且这一数字还有上升之势。通过了汉字检定，不仅对考大学有利，对考高中等也有一定的好处。在日本，将汉字能力当作录取依据的大学和高中越来越多。
怎么贴对联才正确范文第2篇
在2012年12月18日，位于上海的黄浦龙美术馆（Long Museum）开幕，让很多艺术界的资深人士感到了震撼。这家外形含蓄的美术馆，藏有王羲之的草书《平安帖》、宋徽宗真迹《写生珍禽图》等珍贵的中国传统艺术品，以及数量庞大、能完整反映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现当代艺术精品。
“实在太牛了。”上海某著名画廊创始人说，由于藏品画册太多，美术馆直接给到场的嘉宾每人发了一个装满画册的行李箱。
这家美术馆的主人是上海人刘益谦、王薇夫妇。2012年6月，两人入选了美国权威艺术杂志《ARTnews》公布的全球200位顶级收藏家榜单，这是中国藏家首次入选该榜单。在他们20年的收藏生涯中，陆续将各个历史时期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品收入囊中，并形成中国传统艺术、“红色经典”艺术和现当代艺术三条主要收藏脉络。
尽管拥有国宝级的藏品，刘益谦在收藏界始终被归为投资、投机之流，而非收藏家。2011年5月嘉德春拍上《松柏高立图》以4.255亿元成交，成为这几年收藏热潮中的标志性事件。2005年，刘益谦以500多万元价格拍得了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2010年，刘益谦以1200多万元拍得了这幅画原有的对联。2011年，“合璧”之后的完整作品创造出了天价奇迹，刘益谦在6年时间里净赚3.5亿元。这样巨大的财富效应，在这一轮艺术品热潮中登峰造极。刘益谦也因此被认为是投机之流的代表人物，因为真正的收藏家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卖掉自己的藏品。
他承认自己对艺术品不是太懂，但也多次提到“在所有的投资中，艺术品的利润最高”。他的财富之路和他的收藏一样，充满传奇。
最有争议的收藏家
刘益谦是拍卖场里的常客，重要的拍品他会到现场亲自指挥。“我跟他们（拍卖方）说，别人加一口我也加一口。”这种志在必得的拍品，他常常委托拍卖方自动加价，他自己到拍卖现场之外抽烟。在很多人看来，他这种故作不经心的举动是更大的一种炫耀。
“他就是喜欢那种横刀夺爱的感觉。”一位接近刘益谦的人说。港台的很多大收藏家，都非常低调。他们一般坐在很隐秘的包厢，如果泄露他们参加竞拍的信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这样会导致别人抬价。而祖国大陆的买家不但不在乎，而且是越张扬越好。
2009年保利春拍，刘益谦1.69亿元拍得《十八应真图卷》，直接把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带进“亿元”时代。高品质的收藏彻底地成为财富金字塔顶上的人才玩得起的游戏。就像刘益谦制造的一个又一个亿元天价一样，他注定会成为这个行业最有标志性、最具争议的人物。2011年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让刘益谦成为艺术品投资的代表人物。“所有的人都只关注我卖出，不关注我还在买进。”刘益谦说。就在卖出两天之后，他花费8000多万元拍到陈逸飞的代表作《踱步》，此后又花费1亿元买入宋代的一副书法作品。刘益谦的解释是“今后的收藏会更倾向于古代和当代的作品”。
“到今天为止，我都很难判断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刘益谦说，“我的血液里面有投机的因子，投机本身是我的强项。但从收藏角度来说，也搞了20年了，我对艺术品市场有自己的判断，知道什么东西是值得我珍藏的。你说我是真的投机吗？要是这样我就不会去建美术馆了。”现在很难用一个简单的东西，来衡量刘益谦到底是投资、投机还是收藏。
刘益谦承认自己不懂艺术品。“要是我把这些画都弄懂了，我感觉就不是自己了。”刘益谦最珍爱的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没有放在仓库（他有7个放藏品的仓库），而是放在家里。“我不经常看它。我不懂，看它感觉对它不尊重。如果它有灵气，我看它还会生气。你都不懂还来看我？”另一方面，刘益谦也承认“花的钱多了，自然就懂了”。他有自己喜欢的画家，一口气买过六七百张画，“凡是他的画看见就买”，但是最后只留下了一百多张，剩下的全卖掉了。“看多了自然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些该留哪些不该留。”
自从1994年参加了嘉德的第一次拍卖之后，刘益谦就和艺术品市场结下了不解之缘。仅在2009和2010年，他在艺术品投资市场就砸下了20亿元的资金：2009年投入资金近13亿元，拍品囊括了拍卖成交额前10大艺术品中的4件，包括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卷》等珍贵的艺术品；2010年，在拍场投入近7亿元，其中以3.08亿元拍得王羲之的草书《平安帖》。“除了故宫、上海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之外，我的古代书画是其他博物馆没法比的。”刘益谦说。刘益谦的夫人王薇是油画市场最大的买家之一，曾有人戏称“一旦王薇停止购买，价格立刻就会下降”。
1997年，30多年未在艺术品市场露面的宋徽宗真迹《写生珍禽图》，被尤伦斯夫妇以两千多万元的价格拍走。2009年，刘益谦在北京保利春拍上以6171万元拿下。一位故宫博物院的老专家对刘益谦说，尤伦斯夫妇曾经跟他炫耀过宋徽宗在他们手上，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些东西我是永远都不愿意出手的，除非是别人出的价格完全是我不能拒绝的。因为它是你生活的一段记忆。”
“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成功的商人，留下的有几个人呢？一百年以后人家怎么评说我？有可能人家会把我所有做过的东西都忘掉的，就记住了当年宋徽宗的画在我手上。”刘益谦说。
财富版《上海滩》
如果要找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刘益谦一定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个财富版《上海滩》的故事——1980年，出生在上海“下支角”（即贫民窟）的少年刘益谦，初二辍学闯社会，做皮包、开出租、炒国库券。1990年，100股豫园股票改变了刘益谦的命运，他在凶险莫测、遍地蛮荒的股市找到了乐园，而“法人股大王”的身份则让他跻身中国顶级富豪。2009年以来，刘益谦以过亿的天价拍下宋徽宗的《写真生禽图》、王羲之《平安帖》、吴彬《十八应真图卷》之后，这个艺术品市场的“大鳄”浮出水面。
仅仅刘益谦在股票市场的业绩，就称得上传奇。最早参与股市的那批股民，在股市早期的一次又一次“黑幕”中被洗刷殆尽。但从买国债、买认股证、买内部职工股、买法人股，到后来参与定向增发，刘益谦没有失过一次手。相反，他最大限度地捕捉到了其中近乎完整的暴利空间。现在的刘益谦是多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业务涉及化工、新能源等，他还是两家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此外还有规模不小的房地产投资。“我从来不把自己局限于只能做什么事。”
有人把刘益谦称为中国的“巴菲特”。“巴菲特在我这个年纪还不如我呢！”草根出身的刘益谦，身上有股很特别的豪气。
做收藏最讲究机缘。刘益谦与收藏的机缘在于，他这个最初一张画也看不懂的人，竟然敢参与这个深不见底的市场。“这是我感觉自己最牛逼的地方。”
1994年，嘉德成立之后的第一次拍卖，刘益谦仅仅凭着在拍卖现场的察言观色、聆听现场竞价的情况，就买下了他仅知道的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一个作品如果不断地被举牌，说明它可能就是真的。”辨别什么样的人是“托儿”，也不难，“你举一下他举一下，可能是托儿；你举他不举了，那就不是托儿。”刘益谦没有多少知识，但是懂得很多常识，“人犯错常常是因为常识不够”。这些常识，来自于刘益谦早年在社会底层创业的经历，“最难做的生意是小生意”，刘益谦说，“10个人中，我知道9个人是怎么想的。”
一些收藏界人士嘲讽刘益谦是没有文化的暴发户，是暴殄天物的资本家。“（听到这样的话）感觉耳朵边像飞过一只苍蝇。”刘益谦说，他已经过了介意别人评价的阶段了，“否则也不会做这么大。”
“没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没有文化。做收藏首先要战胜自我。像买艺术品，首先会碰到的问题是，你如果不够自信的话想都不要想。书都没读几天，去买艺术品？你自己会很恐惧。第二，在买的过程中，你会面临一个更恐惧的东西，不懂真伪。很多有钱人都想做收藏，但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敢进来？他还是战胜不了自己。”
刘益谦性格叛逆，喜欢挑战现有的一些东西，做艺术品投资也一样，“我就非要颠覆它们。”从16岁辍学开始，刘益谦一直在用一种与主流价值逆反的心态来证明自己的强大。
刘益谦从小在学校是出名的顽劣少年，但这不代表他不聪明。他有很强的好胜心，“一般不上课，一上课就像要争什么一样。”初二那年他下决心好好读书，结果是校长让他给同年级的800多个学生讲述学好的经验。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读书，是因为觉得“像那样学好了也没有用”。到现在，他依然不后悔：“中国的教育太失败了。知识给你的都是确定性的东西，但人要学会的是怎样面对不确定性。”
刘益谦比较粗陋的一面很容易被发现。“我们的优势就是有钱。”在2009年的一次艺术品论坛上，刘益谦这样总结。他并不是在炫富，而是在表白怎样在这个复杂的市场扬长避短，“买贵的没有错”。而在标榜高尚的艺术圈里，这就是最形象的暴发户了。
“横刀夺爱总体上是正确的。关键你夺来的是不是值得爱？一件不好的东西乱抢，抢了半天有什么用呢？”刘益谦说。在描述哪件宝贝是从谁手中“抢”来的，他总是兴致勃勃。“宋徽宗那张画，半夜两点多，有个人跟我斗智斗勇，举了45分钟牌。中间我出去抽了三支烟，我跟那个拍卖师说他加一口你给我加一口，最后拍下来6000多万元。”
某些时候，刘益谦已经失去了说出自己所掌握的真理的能力，他没有办法描摹为什么那样做就是正确的。他认定“贵的艺术品会越来越贵”，就像巴菲特认定所谓的“价值投资理论”一样，听上去非常简单，但是把它变成实践哲学的却没有几个人。他不加掩饰的语言常常授人以柄，但是事实总是证明他是正确的。“1997年，我从香港200万元买了一幅画回来，人家都说我是疯子，一百年也解放不了。但是现在，价格已经翻了几十倍。除非是价格我无法拒绝，否则这件东西我永远不会出手。”
异类
草根，上海人，初中肄业，“法人股大王”，“定向增发大王”，艺术品拍卖市场最大的“大鳄”——同时生活在这几个语境之中的刘益谦，常常会不自觉地陷入到某种矛盾之中。在描述自己在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豪掷千金时，他喜欢用“抢”、“夺”和“横刀夺爱”这样裸的字眼。但和传说中的“暴发户”形象相比，刘益谦的爽直、朴素，他对人生、社会的理解，又出乎我们的意料。
“我的成功都是建立在拜金的基础上的。如果离开拜金的角度，你说我做成什么了？”刘益谦说，“但我生活在一个拜金的时代，我没有选择。虽然我做成了这么多事，也会有成就感，但是内心深处不是这样的—我感觉自己一事无成。”
如果只把刘益谦理解为一个肤浅的拜金主义者，显然是肤浅的。从草根到巨富的成功历程，让他在精神上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他不随波逐流，也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做收藏）我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做的。至于我能做成什么样？我努力做了就行。”刘益谦没有打算把谁作为榜样，“那样很俗，也不符合我的个性。”在他的理解里，一个成功的人首先“内心要很健康”，他希望来生可以做一个“两袖清风”的学者，“不要误人子弟”。他对自己的四个孩子很满意，他们都“善良、朴实，没有富二代的习气”。他的身上还保存着底层人民那种特有的、丰富的同情心。他每年都会向一些慈善组织捐款。“郭美美事件”之后，刘益谦开始捐款给一些他信得过的民间慈善组织。他不愿意在媒体上讲述行善的经历，“这个社会捐钱都像陈光标一样那就不要捐了”。
他对自己的评价常常是矛盾的。在鱼龙混杂的艺术品市场，刘益谦“感觉自己进退自如”。做收藏能够给他带来成就感，但是他内心深处还是感觉“自己一事无成”。那些偏低的自我评价，隐隐透露出16岁辍学、长期与主流价值对抗的刘益谦潜意识中的“弃儿”心态。这些年虽然认可他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他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的认可都是因为钱。”
对于金钱，年届知天命的刘益谦已经“比二三十岁时淡泊了很多”。他已经体会到了“被财富绑架”的滋味：他无法和女儿一起去南极度假，因为需要22天的时间，“不知道需要做多少决策”。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会频繁出差，到处“捞钱”。“很多企业家，包括我，都不知道逐利的目的是什么。”
出生在1963年的刘益谦，是他那一代人中的异类。那个年代集体主义的主流意识，似乎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他极端地依靠自己、相信自己，肆意生长、野蛮生长，从来没有经由过“组织”把自己的能量最大化。即便现在百亿的身家，他位于黄埔江畔的新理益办公室也只有20多人，2000年成立时只有4个人。他和夫人庞大的收藏，也仅仅是两个人自己打理。他也是上海人中的异类，喜欢吃辣椒，性情爽直，但他是“上海人精中的人精”。刘益谦承认自己的双重性格，“我有天马行空的一面，也有八面玲珑的一面，我是针对事情采取不同的方式，但骨子里我不是这样的。”
2012年，对刘益谦来说最大的一件事情，是浦东“龙美术馆”的落成开放。2013年，浦西的另一个美术馆也即将开放。“我不跟太太一样为了理想做这个美术馆。她现在很发烧，我已经过了理想化的阶段。”刘益谦说，他只是想把东西集中起来展示，也没有花很大力气。“我没有吃什么亏，美术馆的房子是我买的，现在不涨迟早还会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