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一般说它是指商品、劳务、技术、货币、资本在全球大量流动，使各国经济紧密联系，日益互相依赖的经济现象。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推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商品的世界市场才得以形成;生产力发展使资本积累空前剧增，那些拥有相对过剩资本的国家便可以向全球资本短缺的国家输出资本;生产力发展使得运输成本降低，那些具有经济和技术巨大优势的国家，便可以充分利用外国的资源优势、国际分工优势，大规模地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或全球销售。当然，经济全球化决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力的概念。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内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必然也表现为各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从局部经济全球化到全面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演进过程。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商业资本首先实现了全球化，从而开始了局部经济全球化。当时发达国家的“产品不仅供应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应世界各地消费”，闭关自守被“互相依赖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外国债券为主的借贷资本也实现了全球化。20世纪初，英、法、美、德四国的金融资本占全球金融资本的80%。世界上其他各国，差不多都成为这四国的“债务人和进贡者了”，“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确实是布满了全世界”。

各帝国主义国家形成经济垄断同盟，瓜分殖民地和经济领土。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不均衡性，才触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跨国公司崛起，并奔向全球，到处投资，从而实现了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贸易的主力军，进一步加深了商业资本全球化。产业资本全球化必然产生全球融资需求，于是跨国银行兴起，完全新兴的全球借贷市场——欧洲货币市场和欧洲债券市场——也应运而生。于是，一个完备的、全面的经济全球化出现了。

(注：全面的经济全球化是各种资本形态都实现了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史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及其二重作用。国内外有关经济全球化的起始年代的争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区分局部经济全球化和全面经济全球化。 不少论者把经济全球化等同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是不确切的。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地区集团一体化虽然具有排他性，但也同时具有对外开放性，参加国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全球化本身既包含各国经济紧密联系的普遍性，也包含部分国家经济更加密切联系的特殊性。经济一体化必有共同遵守的协定，参加国受一体化规则的制约，享有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其他国家并不受某种特定协定的限制，当然也不能享受一体化中的排他性权利。欧共体及其部分成员国的货币联盟是高度一体化的地区集团，而其他国家不参与该种一体化并不等于不参加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也有不同层次的区别。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国家联盟、安第斯集团自由贸易区等等仅拟在预定期限内实现关税和贸易一体化。这些地区集团一体化还远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就全球而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协定，由于全球140多个国家参加，使国际贸易实现了一体化。至于国际投资、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等等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决不会实现全球一体化。经合组织29个成员国于1995年发起的“多边投资协定谈判”迄今未达成协议。除8个接受外资倾向较大的国家外，广大发展中国家都不参加这一谈判。当今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仍以双边协定为主，而间接投资更受到资本流动管制的严格限制。1993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5 5个成员国中，有119个国家保持着某种资本流动限制。

其中，67个国家对资本流入流出实行广泛限制，107个国家对直接投资有某种限制，61个国家对证券投资(间接投资)实行限制，78个国家对金融交易实行限制，83个国家对非居民存款实行限制，78个国家对其他资本转移实行限制。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资本自由流动的一定程度的限制是为了保护民族利益，防止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投资冲垮民族经济，发生社会动荡。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并不等于它们不参加经济全球化。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我们需要把对经济全球化的现象表述进一步深入，以揭示其实质。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起，直到当代和可预见的将来，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居于全球统治地位，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这一论点基于以下几点理由：(1)商品、货币、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没有脱离生产关系的纯粹物质流动和物质生产。我们需要把握物的背后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国际经济关系。(2)当代世界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居统治地位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数量少，经济实力不够强大，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力甚小。所以，全球经济基本上按照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运行。(3)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不仅剥削本国劳动人民，也剥削全球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是不争的事实。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是迄今的经济全球化的固有内容之一。 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但它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然而生产力只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取代生产关系，直接说明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生产力可因分工程度、科技进步程度而有高低水平的区别，人们不能说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电子、原子、信息、纳米技术的普遍化。生产力不能直接说明国际经济关系，不能说明经济全球化中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种种弊端，例如，不能直接用生产力说明当代日益严重的全球两极分化。把生产力的发展当做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会掩盖经济全球化中的各种矛盾，并把经济全球化看做同日出日落一样的纯属自然现象。 关于经济全球化及其实质的主要争论是新自由主义者为一方，与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激进派人士以及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民族主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争论。

新自由主义的杰作是美国的“华盛顿共识”(注：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同在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共同形式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政策。)，其中心内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扫除一切民族障碍，扫除一切国家干预，使商品、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不包括劳动力)在全球完全自由流动，实施非调控的市场化，扫除一切国有经济，实现私有化。显然，“华盛顿共识”最符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它们具有经济和技术的绝对优势。全球经济愈是自由化，它们就愈加方便地征服全球，实现它们的利益最大化。它们牢牢记住自由放任主义鼻祖亚当·斯密的教诲：“贫国不能和富国竞争”。关于商品和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马克思早有科学的评论。他说：“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P227)又说：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P276)马克思的论断完全适合于揭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意图，这就是用“华盛顿共识”创造出一个符合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全球化。美国激进派学者诺姆·乔姆斯基说：“华盛顿共识……是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制定”，“意欲筹划如何运用这一强国地位及影响去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体系”。

美国另两位激进派学者阿·伍德和阿·洛赫写道：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普遍化，它的 社会关系、它的运动法则、它的矛盾普遍性——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少民族主义者也极其尖锐地揭示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科特迪瓦前总统贝迪埃说：“西方国家关于全球化的观点远没有被其他国家接受。在这场实行垄断的全球游戏中，非洲不是参加者”。2000年4月中旬在哈瓦那召开的首届南方首脑会议上，一些国家领导人指出：“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独断专行，横行霸道，它们的资金成了富国征服穷国的大炮。由于国际社会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国际金融和贸易关系上有决定权”。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我们也不妨引述著名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的观点。

他说：“全球经济实际上应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体系比作一个帝国……它也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分。中心地区往往以边缘地区的牺牲为代价来获取利益。更重要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具有扩张主义倾向。它一味追求征服，决不是寻找一个均衡状态。只要还存在着没有被纳入该体系的市场和资源，它的扩张就不会停下来”。“中心地区是资本的供给者;边缘地区是资本的使用者。中心地区也是领导者、创造者和信息交换中心，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不仅控制着自己的经济政策，同时还掌握着边缘地区的经济命脉”。[11] 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一贯以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允许外国大型跨国公司收购本民族支柱企业和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等为条件，给予发展中国家贷款。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不仅进一步依附化，而且经济形势更加动荡不定。有鉴于此，一些多少正直的西方经济学家也对新自由主义提出异议。著名美国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于1998年1月首次提出“后华盛顿共识”(即超越“华盛顿共识”)，用其他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他说：“往好里说，它(华盛顿共识)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已经造成灾难性后果，例如近期的阿根廷经济危机)。

其实，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其他学派对它多有异议。更甚者，在西方国家内，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国家调控和政府干预，从来也没有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然而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它们历来推行新自由主义(世界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全球化最能使它们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三、对我国学术界关于经济全球化一些论点的看法 有的论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不是资本主义化。尽管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但不能据此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发达国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工具。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不乏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各国商品如果按照国际价值交换当然不存在剥削问题。因此经济全球化并非是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化。然而由于发达国家主宰全球经济，我们只能从主体、主导方面观察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事物的性质只能由矛盾的主导方面规定。而发达国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是不争的事实。要利用外资就决不能拒绝合法剥削，但是我们利用外资无需说外资没有剥削。

有的论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化，也就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达到“以最有利的条件生产，在最有利的市场销售”这一世界经济的最优状态。对于这一观点，笔者持以下看法：苏东国家和中国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确实扩大了经济全球化的空间，但是，经济全球化早已存在，从来不以这些事件为转移;商品、货币、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只能通过市场来进行，说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化，这是同义反复，不能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即使在发达国家内，按照西方经济学标准，资源 配置的最优化(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从来也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至于所称的全球经济的帕累托最优更是空谈;不能把经济全球化仅仅看做商品、资本等的物质流动或纯粹的自然现象。这种观点拒绝从生产关系、从国际经济关系方面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然而资源配置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是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我们绝对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去观察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以最有利的条件生产，在最有利的市场销售”确实是西方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但是这种西方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优资源配置”，一旦达到控制发展中国家支柱产业、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决不是“最优资源配置”。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的巨额国际投资在全球流动，进行它们的“最优资源配置”，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结果是金融市场动荡，甚至引发金融危机，从而可能成为最劣的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就等于说经济全球化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惜，客观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赞成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作用的观点。 有的论者认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选择又具有国际的外部约束，要求各国不顾自己的条件，选择一种普遍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段话的意思是，中国不必顾及自己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要选择全球普遍实行的私有制经济制度，这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有人更公开主张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像发达国家那样，只保留公共产品、自然垄断和国防几个部门。还有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惟一出路是私有化”。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正符合“华盛顿共识”的要求。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并不需要放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道路绝非强国富民的道路。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民族独立还是否应当存在?有人认为：“今天的世界，与其说是主权国家的总和，不如说是跨国公司的总和”。有人说：“股票在全球发行，零部件在全球采购，生产在全球进行，跨国公司已无国籍”。另一些人认为：“不管中国资本、外国资本，只要在中国领土的公司，就是中国的公司，其产品就是本民族产品”。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其理由如下：这些观点赋予国际垄断资本一种神秘的隐身术，它是无国籍的，属于全球的，或者赋予民族领土一种黑洞般的吸引力，外资只要掉入这个黑洞，一下子就变成“本民族的”。于是民族独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竟然成为多余的话题。我们当然应当拒绝这种观点。

一向强调产权清晰的某些论者，为什么此时此刻故意模糊产权呢?须知，跨国公司虽然在全球发行股票，在全球采购零部件，在全球利用各种资源，但是资本所有权 、关键技术所有权、专利、品牌都主要掌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股东们的手中。例如，在巴西领土生产的汽车绝大部分是属于美国汽车公司的，而不是属于巴西的。所有权决定分配权，跨国公司所获全球利润大部分流回母国，流入大股东们的银行账户。跨国公司无国籍论，在本土的跨国公司等同民族公司论可以休矣!这种观点的政策含义是，敞开国门，吸收外资多多益善，无需顾及本民族支柱产业被控制，市场被操纵，因为据说，外企一到某国领土，其产品也就是某国本民族的。显然，这种迎合“华盛顿共识”的资本流动自由的观点，我们是决不能苟同的。当然，笔者必须马上说明一点，在维护本民族经济独立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外资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合理利用外资与依附于外资会产生两种天壤之别的结局。参加经济全球化是为了本民族经济更好地自主发展，而不是被外资操纵和控制。这里我想引述一位美国学者的有益观点，以供比较和思考。

在2001年1月我国举行的第二届全球化论坛会议上，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赛奇说：“全球化和加入WTO……更不能代替一个国家国内有效的发展战略。……政府首先应该考虑的还是国内的需求，融入世界经济必须视为国内经济发展的一步，其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我们不提倡国际经济一体化在国内政策的制定中起主要的作用。”[12] 四、经济全球化的二重作用 经 济全球化具有二重作用还是单一正作用，以及利弊孰大孰小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二重性是利弊互见，正效应与负效应共存。笔者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决不低估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在历史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摧毁了封建经济和自然经济。资本主义较之封建主义当然是一种历史进步;国际贸易使交换双方获得国际分工的比较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政策都不能脱离世界市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缺少经济增长所必须的资本和外汇。适度接受外国资本，可以弥补资本和外汇缺口(钱纳里和斯特劳特的“两缺口”理论说明发展中国家参加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性);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科技落后状态，购买外国技术或接受外国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参加经济全球化可以增加财富、增加就业、增加税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还可以学习外国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管理经验。正因为以上这些积极作用，发展中国家都纷纷主动参加经济全球化。实践证明，适度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而闭关锁国政策是完全错误的。闭关锁国必然带来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我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利益是有条件的、有代价的。经济全球化又必然具有消极作用。其根本原因是，国际垄断组织经常在损害别国利益的条件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史、掠夺史，是当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与技术的强大优势，依然使众多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地位;垂直分工体系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平等地位;跨国公司操纵和控制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柱产业和市场，抑制了民族工业的自主发展;对西方国家的巨额债务(1988年为1.2万亿美元，2000年初为2.5万亿美元)支付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经常引发经济与社会动乱;西方国家的大量游资不时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甚至引发金融危机，造成如同战争般的破坏;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汇率、利率的变动传导给发展中国家，使它们的经济经常出现不利波动，难以同时取得内部与外部的均衡;国际经济组织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操纵，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来制定。发展中国家很难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

作为上述各种原因的综合反应，在经济全球化中，南北贫富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世界银行于2000年4月13日发表的《世界发展指数》承认：“经济全球化的某些因素已使最贫穷国家受到损害，使富国和穷国之间巨大差距的扩大面临着更大的风险……

在一个不能打破贫国周期且愈来愈不平等的世界中，集中于工业化国家占世界人口1/6的人垄断了全球近80%的收入。与此同时，居住在63个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60%的人，仅得到世界收入的6%，人均每天不足2美元”。以上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消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利大还是弊大的讨论不可以抽象进行，需要根据一定条件，做出具体分析。首先要明确两个问题：其一，对什么类型国家利大于弊，或者弊大于利;其二，在什么条件下利可以大于弊。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肯定利大于弊，因为“贫国无法和富国竞争”。当然，它们也得付出一点代价，这就是，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引起工厂外迁，从而加剧了国内失业。

在当今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失业工人是积极参加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一般来说是互利的，不至于产生控制与被控制的问题，因为它们的发展水平、竞争能力相近。同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一般来说也是互利的，也不至于产生控制与被控制的问题。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能力控制另一个发展中国家，更不能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控制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来说，发展中国家所得的利并不必然大于弊。所谓经济全球化“有百利而无一害”，或者利无条件地大于弊的说法并未得到事实的证明。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在一切 场合下弊必定大于利。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为寻善于趋利避害，可以使利大于弊，否则弊必然大于利。至此，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涉及利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利的标准从原则上来说应当是既要经济发展，又要民族经济的自主独立(不被外国操纵或控制)，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一国仅着眼于经济发展，置经济自主独立于不顾，那么这种发展只不过是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式的发展，非常不利于该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相反，一国如果仅着眼于经济自主独立，闭关锁国，或者保护过度，不能积极地利用商品和资本的世界市场去促进自身的发展，那么，这种经济自主与独立终会因国力孱弱，不能长久保持。新自由主义者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只不过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永久处于依附地位，而我们所采取的利大于弊是上述二者的兼得，同时又付出一些次要代价。

如何使利大于弊是一个很大的论题。根据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我国的经验教训，以下各点是至关重要的。

1.务必要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不可抗拒。要积极参加国际贸易，积极而又适度地利用外资，积极学习和利用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开展有益的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南南经济合作。

2.适度保护，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条件地参加经济全球化。一国“从弱小转变到强大”，重要的是“长期生存保障”。[13]自保和当前的生存是竞争、发展和全胜的前提。具体说，国际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可以过大，发展经济务求以内需为主;外资比重适度，外资不可控制一国的经济命脉和支柱产业;借外债要适度，不被外债锁链套住，外债要保持在公认的国际警戒线之内;在条件不成熟时不贸然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兑换，以防国际游资冲击，等等。

热点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一、 从政治试题看考核思想和方向

从今年广东省的政治试题来看,最大的特点就是与时俱进的特色。试题的主旨思想仍是以现实问题立意,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特定材料和情境的设计,引导学生关注当今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关注我国社会发展与国情,具体表现在:

1 考查近期时政热点的“外壳”:突出引导考生将知识重组、整合,构成有机的社会科学知识。这类题型主要在选择题中。

2 社会热点问题,尤其是具有长久价值的热点问题(长效热点)的考查,这可以从对经济理论的考查中获知,试题选取我们身边的经济学现象作为命题背景或切入点来考查学生对时政热点知识和所学学科知识的理解,以及根据题意对知识进行整理、重组、运用的综合能力。这种题型主要在非选择题中。

3 试题以能力立意,考察学生对教材基础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

命题多选取生变得经济生活实例,注重考查学生解决实际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

二、 相比往年高考,今年政治试题新变化

1 试题中出现新教材中的观点,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今年政治试题经济部分注重了综合素质能力的考查,尤其是主观题中:41题,材料一考查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材料二考查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材料三综合材料一、二考查我国今年扩大内需的主要途径和政策,实现了政治学科内的综合,也实现了热点问题经济化分析解决的综合考查。

2 高考试题贴近新课程

今年的试题涉及不少新教材的内容和课程,如35题(1)、(2)问,考查国际分工合作中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等问题,还涉及经济学家的思想理论和分析,以及效率和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知识。

3 试题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注重主干知识联系重点时政

广东省高考题选择题基本上我们看到34道选择题覆盖了34个重点和热点。其中:时政热点7道题:包括单项选择前7题,第8、9、10、11题是经济常识题,12-26题则依次为政治和哲学常识题。35、28题通过国际贸易中的分工与合作,考查我们经济(全球化)常识和政治(国际关系)常识。紧扣热点,27题开始,通过市场的无形调节,考查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知识。31题,从“超级女声”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看文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和经济对文化的反作用力,这就属于一个关于文化的热点问题,从传媒界到经济学界的热点,从现象到本质的升级,需要学生在平时多积累,对电视选秀活动要深入剖析,上升到文化产业的高度,进而发掘其经济潜力和规律。

三、 学生在答题中应如何把握复习要点

1 学生在答题中的失误

(1) 失误一:知识准备不足

表现在一是知识的全面把握不够,二是对知识的理解不够,因此,答题时只能就是论事,就题目所给的材料“论”材料,缺少理论分析,缺少知识理解。如第41题(3),以“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角度为扩大内需提出你的建议”,此题的得分率也只在40%左右。失误在于,或者之论述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或者片面的列举一些扩大内需的事例,毫无针对性。凡此种种答案,都说明考生对经济学基础知识掌握不够。

(2) 失误二:理论不会联系实际

近年高考政治试题都是选取生活中的热点进行剖析,并联系实际,找出解决的办法。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想政治课的生命,缺少对实际生活的理解,理论既学不好,也没有价值。很多考生答题失误,关键还在于对理论不理解,即平时学习时就没有理论联系实际(只会背概念、记忆原理是不够的),平时对理论的内涵就没有深刻理解,只当作“口号”来记忆,答题时空话连篇就是必然的了。

2 从答题失误中总结高考政治备战的能力和素质:首先,要做好充分的试前准备,这是至关重要的,每一场考试都应该做到这点,要从经济学基础常识扩展到边缘知识,熟练运用哲学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从政治学的深度去剖析生活中经济现象的本质;对发散性思维问题,仔细揣摩题干内容,大胆想象,更重要的是答题的技巧和条理,条理清楚,有利于考生在阅卷时得到加分,也有助考生当场发挥系统化、条理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作答时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不用于指导实践,就是空的理论,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联系实际,才能体现考题的必要性。

四、 教师在政治教学上应采取新措施

从教学看,仍然需要注意基础知识的教学,同时训练思维能力,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热点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范式;逻辑起点;核心概念

【作 者】王建红,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08博士,北京,100000

【中图分类】 F0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146-005

The Thinking of the “Cold” and “Hot” Points in Ethnoeconomic Research

WangJianhong

Abstract: Through the historical review of ethno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the “cold” and “hot” points in its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difficulties in development of ethnoeconomics root in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reasons. However, the essential reasons are those that there are no research model, no widely accepted distinctiv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re concepts. Therefore, the basic approach of developing ethnoeconomics lies in th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re concepts, and then the form of its own research model.

Key words: ethnoeconomics; research model; logical starting point; core concepts

自1979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学规划会议把“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列为当时经济科学的第27个分支学科算起,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已逾三十年。从最早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一门学科构想的提出到现在,学科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较大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早就指出的,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缺陷(王文长,1999)。有人甚至担心地指出,如果不能完成系统的理论架构,不能在宏观上把握现实世界,在微观上又无所作为,那么,这门学科离消逝的时间也就不远了(李忠斌,2004)。回顾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审视民族经济学中的“冷”与“热”,将有助于我们认清民族经济学的发展现状,理清思路。

一、民族经济学发展史中的“冷”与“热”

1979年9月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召开的庆祝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施正一先生正式建议创立“民族经济学”新学科,并在会后组织班子编写了这门学科的第一本教材,即《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从那时开始,民族经济学就开始了其艰难的成长历程。施琳把民族经济学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截止2002年):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0年,是初步探索和快速发展时期;第二个阶段从1991年起至2002年,是向广义发展和理论深化时期(施琳,2002)。也有人把类似的时期,以五年为期划分为四个阶段(王燕祥,1998;古玲,2001)。但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历史不长的学科而言,过细的历史阶段划分不但没必要,而且其阶段特征注定是不明显的。因此,承接施琳的阶段划分,我们把2002年至今的民族经济学的历史称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民族经济学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思路,并且一批新研究思路主导下的民族经济学新著陆续出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龙远蔚著《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李忠斌著《民族经济学发展新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王文长著《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以及刘永佶主编的《民族经济学大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华民族经济发展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

相对于一些成熟的学科,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时间不长,并且一直处于成长时期,严格来说并没有明显的“冷”、“热”时期。但是,梳理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些变化的,这些变化在民族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有人认为,在80年代的中期民族经济研究掀起了一个小高潮,这一高潮主要是因为初期的探索引起的兴奋导致的(王文长,1999)。初期的以调查资料整理研究为主要内容的高潮之后是一个理论酝酿期,也是民族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小低潮。之后,伴随着国家对西部开发的重视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1999年底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在社科院系统,在高校主要是民族高校系统和民委系统,“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和教学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周兴维,2005)。在既有的理论体系受到质疑时,民族经济学又进入了一个研究思路的反思期,反思过后,便会有学者开始依据新的思路展开新一轮的大量研究。目前的民族经济学应该说尚处于新研究思路的探索过程中,虽然有些新思路探索的成果已经出版,但是尚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只有当某一个新思路得到多数人认同后,广大民族经济学研究者才有可能集聚在同一思路下,迎来民族经济学发展的新高潮。

二、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中的“冷”与“热”

正如上文所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新学科被最初提出时,是列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的,但几年后,在另一次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却将这一新学科调整为民族学的分支学科。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在现行研究生教育学科分类中,民族学作为法学类一级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民族学的二级学科。如果说,这种学科划分让人费解的话,更让人费解的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竟然没有自己的本科教育。虽然,从1982年起,中央民族大学即开始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硕士生招生和培养工作,并于1994年开始进行博士生的招生与培养工作,但是至今也仍旧没有自己的本科生教育。教育部1998年7月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就根本没有设“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在硕士、博士教育中,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也有自己的困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1997年6月联署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被归属为“法学”门类下“民族学”一级学科之下,最后授予的是“法学学位”。这种安排使得以经济学为学习目标和主要内容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面临着极其尴尬的境地:在就业中,要求法学背景的工作不承认你的法学文凭,要求经济学背景的工作也不承认你的经济学学历。

基于上述原因,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出现了明显的“冷”、“热”不均的现象。冷的是,本科教育中竟没有相应的专业招生,缺少学科发展基础和后劲;热的是,由于现实对少数民族高级经济管理人才的需求,少数民族经济学的硕士生、博士生招生在民族相关专业中出现了较“热”的现象。初步统计,目前开设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博士生教育的大学和机构有5家,而开设相应硕士生教育的多达23家。同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面对西部民族地区紧迫的实际经济问题表现出热切的学习热情时,却要面对就业时的冷遇。

虽然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有着天然的“可民族学,可经济学”的归属问题,但是,在民族经济学发展多年以来,很多专家学者都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乃至民族经济学归为经济学实属应当(沈道权,2004;黄健英,2005;孙秀君,2006),但是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归为民族学的现状目前看来似乎没有丝毫改动的迹象。有人认为,之所以如此与以下两点有关:一是掌握着规制权的官方管理层并不认为有一个“民族经济学”;二是控制着话语权的主流经济学也不承认有一个“民族经济学”(周兴维,2005)。不过,令人高兴的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第四版)中,已把“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济学分支学科专门设置了类目。表明民族经济学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后,已经作为一门拥有大量著述与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可以建立自身独立图书类目的学科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将民族经济学从民族学中分离出来,纳入经济学范围之内将是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

三、民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冷”与“热”

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应用性、对策性研究是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主流,其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占多数(龙远蔚,1998)。王文长在总结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时认为,民族经济学研究的路径基本上循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学科基础性研究。二是专题性研究。他进一步指出,与学科基础性研究相比,专题性研究更加活跃和广泛,并且认为,专题性研究基本上构成了民族经济学前20年研究的主导地位,所取得的成果也较基础性研究更为显著(王文长,1999)。邓艾和李辉在统计了1994至2002年国内主要学术期刊发表的民族经济方面的论文情况后发现,在总共6200多篇相关论文中,应用性研究成果占论文总数80%以上,而主要探讨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问题的论文仅有50篇,占论文总数的比例不足1%,而且应用性研究与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之间几乎不存在紧密的理论联系(邓艾,李辉,2005)。这些分析说明,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基础性研究较“冷”,应用性研究较“热”。虽然说“一门学科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龙远蔚,1998)是对的,但基础理论的缺乏不能不说是民族经济学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共同根源,是民族经济学始终遭人诟病的根源。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直接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方面,受我国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求的刺激,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参与到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自然与此有关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会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民族经济学的初创性和交叉性,使得学科研究队伍具有严重的复杂性。很多研究者都是从经济学、民族学、社会学甚至法学等领域转战而来,很多高校的民族经济学教学、研究机构大多是嫁接在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等“大树”上(周兴维,2005),因此,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来源往往是来自于经济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的应用,从而忽视了本学科的理论基础的研究;此外,民族经济学创设的初衷――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服务,就决定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更侧重于应用性研究,而且推动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相关专门机构出于工作需要,也经常就少数民族经济的某些方面开展专题研究(龙远蔚,1998)。

但是上述原因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民族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占主导不是错误,这是其学科发展的根基,错误在于其研究者不应该在重视应用性研究的同时,忽略掉基础理论的研究。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伴随着民族经济学的创立,一些研究者一直在坚持不懈地研究和探讨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从早期施正一的《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出版社,1987)、《民族经济学导论》(民族出版社,1993)到龙远蔚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王文长的《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以及刘永佶的《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这些论著都提出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结构,都对民族经济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正如王文长指出的,民族经济学迄今流传未广,甚或质疑之声不断,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未能找到得当的分析框架和工具(王文长,2008),也即没有完善的学科理论所致。换句话说,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缺乏根本原因在于其基础理论没有找到根本的突破口。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找到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突破口?有人认为当务之急是找出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周兴维,2005),或者说,民族经济学也必须以一个基本出发点为依据(庄万禄,陈敏,马秀琴,2005);也有人认为,成熟的学科 “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和主干的,其中要有一个核心概念”(刘永佶,2008)。换个角度看,也就是说,整个民族经济学理论目前最大的不足就是缺少其应有的核心概念,从而不能形成以核心概念为基础的概念体系和概念运动。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找到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有助于我们找到民族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对核心概念的研究也有助于探索正确的逻辑起点。只要找到民族经学的正确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才会有一个根本的突破。

四、民族经济学体系建构中的“冷”与“热”

正如上一节已经提到的,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会涉及到民族经济学体系的构建,但二者还不完全就是一回事。基础理论的研究可以是就某一理论点的研究,而体系的构建则是对某一学科理论的系统研究。体系的构建对于新生的民族经济学而言是很重要的,正如李忠斌所说:“体系对于学科而言犹如大厦之骨,没有骨架则大厦难立,没有体系则学科不存,……建立起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是民族经济学较长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李忠斌,2004)也许正因为如此,民族经济学从其诞生不久就开始了其体系的构建。前面已经提到,施正一先生在建议创立“民族经济学”不久即组织班子编写了这门学科的第一本体系性教材――《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随后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多是围绕民族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展开的,这就使得民族经济学的体系构建从一开始就主要侧重了体系的完整性。此后的《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经济学导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民族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等理论著作应该说都构筑了自己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形成了一股完整体系的构建“热”潮。

然而,从人类理论研究发展的历史来看,现已存在的各学科的理论在没有做出清晰的分野的之前,人们一直注重的是对具体问题的理论研究,并不是因为考虑到为创建一门学科而研究,因此往往在一开始并不注重所谓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只是当关于某一领域的主要理论问题得到了系统解决的时候,就会出现对此领域研究成果的总结性的综合研究,这时就往往产生出一门系统的理论著作,从而标志某一学科理论体系的诞生。经济学从最早的重商主义、重农学派等的分散研究,最终到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即是如此。据此我们认为,民族经济学虽然从其现实状况来说,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是不争的事实(黄健英,2005),但这并不能说是建立在了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上的,因为,正如前一节所述,民族经济学的很多基础理论在研究上没有突破,离其作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瓜熟蒂落”的时机还很远。但是,现在很多理论体系的构建者似乎在热衷于理论框架的构建之时,却“冷”落了促使体系成熟的基本理论的研究。

以各种版本的民族经济学的教材为主要代表,现有的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绝不是“瓜熟蒂落”的结果,他们所采取的体系构建方法主要就是演绎法。这里的演绎法并不是指在理论上的演绎。这里的演绎法主要是指,我们为了构建民族经济学的体系而从其它学科和一般学科通用的理论体系中,抽出其理论框架,设定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各影响要素、各要素的特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等,依次设定章节目,将研究内容拓展开来,构成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民族经济学来看,具体而言,往往是把已经存在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体系直接,或拼接之后稍作修改再套用过来构建自己的体系。而具体的理论内容往往就是经济学和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嫁接。如此一来的结果是,一些学术界的人们认为民族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存在着大面积的交叉,没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实质是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学或者是仅仅加上了“民族”字眼的经济学,“给人的印象就是经济学理论加民族地区数据资料”(李忠斌,2004),从而对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地位持某种程度的否定态度。

当然,对于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我们应该采取一个正确的态度,“过多的苛求并不是爱护的态度”(王文长,1999),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基础理论和体系不完善是民族经济学面临的现实问题,但并不是说学科创立和发展的历史短,就应该如此”(黄健英,2005)。解决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中的问题的根本思路和上一节的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是要加强对民族经济学的正确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的研究。可喜的是,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了这种思路下的研究成果,龙远蔚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和王文长的《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都注意了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注意了对逻辑起点的探讨,只是对其核心概念的关注和研究有待加强。

结语

通过对民族经济学发展的简略回顾和其中的诸多“冷”、“热”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基本勾画出目前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困境了。纵观这些分析,简单来说,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困境的成因,既有发展历史短和外部的客观条件的制约,更有内部的研究者主观方面的不足。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者,我们在无力改变客观事实的情况下,应该主动“自我否定自我退出……冷静、客观地面对‘民族经济学’遭遇的尴尬”(周兴维,2005),加强对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对其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的探索。有了自己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民族经济学也就能够比较容易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了。

参考文献:

[1] 王文长.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民族研究, 1999.4: 50-52

[2] 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宏观思考[J].思想战线,2004 ,3: 50-52

[3] 施琳.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经济学之比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析学社会科学版),2002 ,3: 95-101

[4] 王燕祥.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3: 81-86

[5] 古玲.《中国图书分类法》(第四版)增设民族经济学类目及思考[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5:228-232

[6] 龙远蔚.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7] 李忠斌.民族经济学发展新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8] 王文长.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9] 刘永佶.民族经济学大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10] 刘永佶.民族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11] 刘永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12] 刘永佶.中华民族经济发展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13] 周兴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难题二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5: 13-14

[14] 沈道权.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探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3: 53-55

[15] 黄健英.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6: 33-39

[16] 孙秀君.民族经济学性质和学科分类初探[J].前沿,2006 ,8: 181-183

[17] 龙远蔚.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民族研究,1998 ,5: 28-36

[18] 邓艾,李辉. 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2: 18-26

[19] 施正一.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热点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统计学；热点问题；发展阶段

一、我国经济统计学发展的基本阶段

我国的经济统计学有六十年的发展史，特别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是经济统计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学术以及实际应用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国经济统计学的发展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一样飞速前进，数理统计学与经济统计学两个分支分别或得了良好的发展，并且出现了两者对立发展的局面。我国经济统计学发展的基本阶段一般概括为四部分：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的经济统计学发展相对来说比较滞缓，涉及领域范围较小，集中在国民收入和国民所得的统计与计算分析。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是我国现代经济统计学发展的起步阶段。该阶段的研究核心问题是统计学的基本原理以及经济统计分析两大部分。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这一阶段是我国经济统计学的高速发展期，掀起了学术界和实际部门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热潮，经济统计的核心内容有了明确的界定，为推动我国经济统计学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四个阶段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全球一体化发展阶段，这是我国经济统计学的完善阶段，也是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系统以及经济统计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二、经济统计学的热点分析及应用

1.统计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应用，应用为统计学的发展赋予活力

“十五”期间异方差性时间序列问题研究、离散多元统计分析研究、数据挖掘理论研究、异常数据诊断的研究、非参数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抽样与非抽样误差理论的研究等将是统计理论研究的热点。知识经济、新经济对统计理论与方法提出更高要求，如何适应电子商务时代统计数据的收集，空间遥感技术的运用等都为统计理论提出新挑战，统计工作者必须创新出适合各种复杂类型数据的统计方法才能适应实践的需求。

2.国家经济安全与金融、保险领域

国家的经济安全及其金融危机的防范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的研究是与统计学方法紧密联系的研究热点，投资项目的风险管理研究也将依赖统计学者去研究解决。保险产品的精算理论与实践在“九五”期间得到一定的进展，为这一领域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何将发达国家保险精算的理论与中国保险业实际相结合值得深入研究，尤其是保险精算方法向社会保障领域延伸的研究是中国国情赋予给这个领域的迫切任务。

3.统计学在社会、人口、教育、环境等领域

社会的发展、人口的控制、教育结构的调整与发展、环境的保护等领域存在着大量急待研究的问题，统计学方法是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有力工具。统计学方法在这些领域将会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三、经济统计学的重大事件分析

1.对经济统计学学科性质的讨论

对经济统计学界定的讨论交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将经济统计学当作是数理统计学应用于经济生活领域的产物，另一个则是将经济统计学当作是社会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两种解释分别将经济统计学的性质定义为数理统计学和社会学科，两者在应用领域、存在形式以及发展前沿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也就是说将经济统计学划归到两个领域，都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

2.对经济统计学学科改革的讨论

统计改革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统计学学科建设预计统计理论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新的界定，统一了研究方向。在统计改革的推动下，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统计学体系基本建立，建立了现代化的统计调查体制与研究方法。而对学科改革的讨论主要是对学科发展前景的讨论，从另一方面来说，经济统计学的发展需要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中国统计体制的改革需要的不仅仅是统计理论的支持，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创新研究，这也为进一步扩展我国的经济统计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3.对经济统计学学科建设机制的讨论

国家统计局主导建立的学科建设机制将对以后的学科建设产生重大的促进作用。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以及国家的相关鼓励支持政策将会为学术自由发展提供良好的氛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环境下，专家学者对于统计学理论与实际应用的研究热情会进一步提升。对经济统计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学科交叉问题上，因为经济统计学涉及到的领域相对较广，而且各部分之间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统计学、概率、高等数学以及经济学常识，这些都是经济统计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学科建设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学科交叉的现象。

经济统计学自产生出现到快速的发展再到成熟完善，靠的不是单方面的努力，需要社会各界、政府以及相关学术研究机构的大力支持与配合。相关研究人员更加应该积极探索、开拓思路，深化经济统计改革，完善理论实践研究。

参考文献：

[1]邱 东 宋旭光 肖红叶：《中国经济统计学60年》纪念中国统计学会成立三十周年暨第十五次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文集，2010（112-132）.

热点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目前的教学现状而言，该课程的教学定位是理论课，在教学中强调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严谨性，以数学课的讲授方式为模板，且课程国内教材过分偏重于数学和数理统计学理论的推导，逻辑性强，内容紧凑，数学公式多，并且教材内容与经济学理论的结合不紧密。再加上农林院校学生的数学基础相对薄弱，学习起来更为困难，导致很多学生对这门课缺乏热情。如何激发学生学习计量经济学的热情、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以及定量分析方法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已成为“计量经济学”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很多学校增设了“计量经济学”实践教学环节，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但实践教学内容选择是否得当、教学安排是否合理、操作过程是否切实得到实施，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目前传统的计量经济学的实践教学模式主要是以验证式实践教学模式为主，通常采用先讲授后实验与边讲授边实验两种教学方式。对于前者这种教学方式致使学生的理论和实践脱节，无法及时消化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后一种方式，尽管能够使学生将理论联系实践，但也是一种“填鸭式”的向学生展示软件如何操作，验证书本内容，从而使学生被动地接受相应内容，亦步亦趋地模范教师所展示的内容。并且学生的实验作业大多是教师结合典型案例或者书本中的例题和习题，而这些案例难免有些过于陈旧，不符合当下的实际情况，缺乏经济热点。这些显然都不符合计量经济学这门应用性极强的教学要求。完整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一般步骤：（1）模型理论设计—确定模型所包含的变量和模型的数学形式；（2）样本数据的收集；（3）模型参数的估计；（4）模型的检验—统计检验、经济意义的检验和预测检验。但目前实践教学中实践内容都是典型案例或书本的例题和习题，因此实践中只需要进行模型参数的估计、模型检验和估计方法的操作，忽略了变量的选取，数据的整理和理论模型的构建，这使得学生不能全面掌握计量经济学建模的步骤，更不能将所学的计量模型准确的用于实际生活案例，从而导致了学生学习兴趣不大，动手能力不强。

2提高“计量经济学”实践教学的几点建议

2.1提前让学生做好软件学习准备工作

包括安装Eviews、阅读Eviews软件中英文操作手册和相关参考书。在授课的前半学期，每2周采取一次“1节理论课+1节软件操作课”的教学模式，通过“即学即用”的方式，巩固和强化理论知识，对理论方法能进行基本的实践操作。

2.2计量经济学课程引入案例教学，并建立案例库

目前，国内教材的案例过于陈旧，样本数据偏少，模型解释变量个数偏少，使用这样的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使用软件处理数据分析数据的潜力；作为计量经济学的主讲教师，需要建立一套适合本校学生情况的案例库。案例素材可以从本科生的优秀论文、教师的学术成果、专业期刊的学术论文中挑选从而建立有特色的案例库，并注重选取与农林经济研究密切相关的案例素材。案例教学是教师根据教学目的，指导学生对案例调查、阅读、分析、讲解和讨论，传授分析、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加强学生对基本原理和概念的理解，培养应用能力。并且通过案例教学，让学生切身感受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之间的关系，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索的兴趣。

2.3推行课程论文

主讲教师可以结合当前经济热点给出课程论文的题目，也可以是学生结合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自主的拟定论文题目。通过推行课程论文，学生根据研究内容来确定变量，整理变量，确定模型的数学形式，并进行估计和检验，最终撰写规范课程论文，完整了建立了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激发学生做定量分析的兴趣，积累了建模的检验，提高了综合应用能力，并对今后的专业研究有一定的启发。

3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