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论文
演化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区域发展创新演化经济学
一、引言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企业和区域应该按照它们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例如，一个有丰富森林资源的地区应该专业化于木材生产。但是，随着木材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失业率上升。除非能够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在这里，一个首要问题是能否创造出与当地丰富的资源禀赋相关的新的就业机会。
在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制定政策过程中，在新古典理论、熊彼特的研究及投入－产出分析之间的交叉地带，出现了以资源为基础的增长和发展理论。对于这一被广泛运用于诸如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而言，它对政策制定并没有很大帮助，相反，在研究地区和国家中以资源为基础的增长问题时产生了当的混乱。
本文概括了上述主要理论，并且试图在演化经济学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基于资源的增长和发展理论。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促进增长和发展的资源是知识而非任何自然资源。但是一种自然资源可以作为建立一套复杂的增长能力的起点。这一结论和其它结论可以为制定政策提供新方法。
二、马歇尔的区域发展理论
马歇尔指出：“当一个产业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地点，它很可能长期待在那儿”。（马歇尔，1949，225）对于这一点，他发展了一个“产业区位”理论。这一理论应当被看作整个增长和发展理论的一个特例。根据这一理论，虽然资源可能是一个产业长期区域化的最初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企业，作为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应当是技巧、相互依赖的企业网络和支持制度的集合。
区域发展理论最重要的部分是，长期竞争力以技巧和能力的演进为基础。对技巧的持续的市场需求刺激了训练的努力。市场也存在对知识进步的需求。在产业区域内，“机器、生产过程和一般商业组织等方面的发明和改进有着被即时讨论的优点。”因此，创新能够迅速传播：“如果一个人开始尝试一个新想法，这个想法会被其他人吸收并且与自己的想法结合起来；并且因此成为更进一步的新思想的来源。”（马歇尔，1949，225）
虽然马歇尔强调在产业区域内辅助产业的出现，但他并没有进一步研究这一主题的细节。区域中企业间复杂的分工模式可以从两方面来研究。首先，可以在给定的劳动分工条件下集中分析系统的功能，这个分析可以通过标准的投入产出分析来做。其次，可以研究这个复杂系统如何生成。这方面研究必须强调企业专业化决策及创新活动的顺序。但是企业的某些专业化和创新会从根本上扰乱企业静态的投入产出过程。这两个方面显示了研究静态结构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企业家创新（或打破旧结构）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分裂。但是只专注于静态或动态特征可能妨害对区域发展的真实过程的理解。
三、演化经济学
上述讨论强调了在研究区域化增长和发展的演化过程时，目前的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新演化经济学的两位先驱，尼尔森和温特（尼尔森，温特，1982，19）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它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经济演化的文字表达似乎可以自然地转化为一种Markov过程虽然它可能处于一个相当复杂的状态空间。”在某一个时间点t，一个产业演化过程的状态用资本存量和每个企业的行为规则来描述。这种状态被用来决定产业的短期行为及在时间t+1时新的资本存量和每个企业新的行为规则。它是企业行为规则的变动，这种变动表明了一个静态Markov过程的全部演化特征。
典型的尼尔森－温特模型处理生产同质产品的产业中生产技术和行为规则的演化。这个模型描述了在给定当前阶段的产业状态（资本存量和生产能力）时，这个状态在下一阶段会如何演变。首先，当前状态被用于定义在已知市场份额、价格和企业利润的产业中短期内经济演化过程。其次，投资决策被看作是企业扩张其收益能力。第三，企业的创新和模仿过程。企业持续地寻找新的生产技术，或复制其它寡头竞争者的技术。如果他们成功，就会增强竞争力。创新也可以由产业外部引入。如果创新成为主流，就会不断提高集中度，即使模仿和大企业的垄断会抑制集中的速度。
四、演化经济学和区域发展
很明显，需要特别设计一个演化经济学模型以研究区域中企业间的劳动分工问题。为了建立这个模型，我们以尼尔森和温特的企业理论开始。根据这个理论（尼尔森，温特，1982，chs．4-5），每个企业都是以大量互相依赖的惯例和由职工执行的任务为基础。在熊彼特竞争的尼尔森－温特模型中，所有这些组织内的多样性被简化为一个单独演化的生产技术和一组固定的决策参数。但是他们关于企业内部复杂性的文字叙述实际上可以被用来对企业创造市场进行研究，这里的企业被特别看作演化过程的结果。
在企业层次上模型的动态过程可以用一个简化的案例来描述。一个企业拥有一片森林，产品是木料。起初，企业只能雇用全能的工人，但是逐渐，它发展起了越来越复杂的劳动分工，包括伐木工，运输工人，苗圃工人，制造特殊用途的工具，等等。可以说，它的劳动分工的发展象一棵越来越多分枝的树。如果该区域中其它企业也发展同样的劳动分工，很明显有一个正在扩展的市场，推动企业的专业化，以一种更低廉的方式供给产品或者供给产品比森林所有者能够提供的产品质量更高。当企业建立以后，它们可能要寻找区域以外的市场以实现扩张。
通过这个案例，可以充分描述演化模型的运行方式。这个模型说明了一个产业部门经济“迂回”的变动程度，即在不同类型中间产品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劳动的垂直分工。虽然这个模型是在尼尔森和温特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引入“奥地利经济学”的迂回概念极大扩展了研究议题，包括生产结构创新，中间产品市场的出现及功能，应对上游产品市场的不稳定性的方法，一个上游产业创新效果的传播，迂回程度和整体生产能力的测定。
现在，问题是企业的劳动分工为什么及如何出现。从模型的逻辑和后熊彼特学派的观点两方面，可以认为主要的推动力量是涉及特有产品和生产性活动的创新。因此，一次专业化的原因可能是一种方法的创新（涉及一种中间产品生产的劳动生产力的改进），产品创新（一种特定产品质量的改进）和结构创新。
中间产品市场的创造，发展和消亡过程表明生产的迂回过程的演化并不是一个直线向前的过程。一个已经完成一个重要产品或过程的创新的企业家要判断在一种有重大创新作用的中间产品的生产上专业化是否可行。如果一种专业化相当有利可图，则潜在的购买者被要求给出一个最高价格和所需数量。如果总需求量足够利用企业家的能力并且最终购买者的价格也是合意，那么专业化就会出现，并且产品将以最低价出售。此后，企业家的专业化就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其它企业可能会进入它的“产业”。企业家（及其伙伴）只能进入次级树。
这里提出的模型只是研究产业动态过程的起点，它完全不同于尼尔森和温特的标准模型。在标准模型中，企业在完全相同的小环境中竞争。但是为了理解完全不同类型的经济行为的长期共存，我们必须突破这种演化模型限制。在我们的模型中，通过引入大量能够被单独创新的不同的生产任务，创造了一个多空间竞争系统，这个系统允许大量行为变量存在。企业能够专业化的原因在于：当一个企业针对它的一个任务进行创新时，它要决定是否在完成这个任务方面专业化。如果它决定专业化，就会以较大规模开发创新。然而企业创新任务的结果作为中间产品，还面临为之创造市场的问题。
五、结论
基于区域资源的增长和发展理论作为对新古典理论的补充已经发挥重要作用。对于许多地区中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就业率迅速下降问题，这一理论有助于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考虑是否及如何改进这一问题。马歇尔一派的理论特别强调发展首先是以知识为基础，其次才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他的理论也有助于将研究聚焦于区域化的劳动市场和企业网络。后熊彼特学派的增长极理论和发展锁定理论有助于促进对企业间的联结进行贴近的观察，这种联结可能在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最近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强调在不同产业中决定创新过程的不同的技术范式的作用，它也聚焦于在促进创新方面产品的供给者和使用者之间联结的作用。
参考文献
演化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经济演化；拉马克主义；意向性；学习与模仿
中图分类号：F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3010406
一、导 言
19世纪中后期以来，许多学者认识到，社会经济的动态过程呈现出了与生物演化(进化)相似的特征\[1\](P65)\[2\](P115-116)\[3\](P3)，他们因此也称社会经济的动态过程为社会经济演化，还提出了构建社会经济演化理论的任务\[4\]（P373-397）\[5\](P18-19)，并提出了累积因果循环说\[4\]（P373-397）、创新推动的非均衡演进说\[6\](P73-74)、遗传结构主义的制度变迁说\[7\](P15,99)\[8\](P7-8)\[9\](P46)、演化理性的自发秩序说\[10\]（P211-221）\[11\](P44-63)、基于关联反馈的路径依赖说\[12\]（P331-337）\[13\]（P116-131）等社会经济演化学说，但直至当前，规范化的、具有理论说服力和解释力的社会经济演化理论尚未构建出来\[14\](P8)。
演化广泛地存在于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命现象、经济与社会现象之中，但科学研究至今仍未构建出一般演化理论，为诸领域中的演化分析提供理论指导。生物演化研究由于可获得大量的古生物化石作实证，加之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揭示了生物遗传的微观实现机制，因此，率先构建起了相对系统与完善的学科层级的演化理论——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和孟德尔遗传学说的新达尔文主义，这一理论也成为了相关演化研究借鉴与比较的对象。社会经济学者如哈耶克、诺斯、纳尔逊和温特等，生物学者如赫胥黎、梅达沃、多布然斯基等，以及哲学家如波普尔等，均对生物演化与社会经济演化作了比较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总体上得出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间存在广泛而深刻的机制差异的结论。例如，赫胥黎认为文化演化是一个和生物演化极为不同的过程，有自己的规律、机制和模式，不能单纯从生物学基础上加以解释\[15\](转引自\[18\](P23))。波普尔也认为“文化演化通过另一些方式继续着遗传演化的过程”\[16\](P48)。哈耶克、诺斯、纳尔逊和温特则明确地断言，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的\[17\](P15)\[18\](P24-25)、意向性支配着经济演化\[9\](前言)、经济演化难于贴切类比生物演化中基因突变和性别重组机制\[9\](P61)。的确，社会经济演化是由有意识的人参与的，而长久以来我们总试图把“人”置于一种宇宙殊的地位上，这当然会潜在地指引学者们刻意地找寻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的差异，以及将一些细节层面的差异放大到机制层面。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指出，人类认知的发展已使我们认识到，人，包括人类的意识，并不是游离于自然规律之外的特殊事物①。这启示我们，生物演化与由有意识的人参与的社会经济演化的同一性应是相当广泛的②。而且，在认知逻辑上，生物演化与社会经济演化作为在现象特征上呈现出了广泛同一性的两种子类演化现象，应能在本质上作同一性的理解。虽然以上两点尚不足以推断出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审视那些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严格区隔开来的诸观点还是必要的。特别是，那些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严格区隔开来的观点多由一些著名学者提出、宣扬及反复强调，它们已为社会经济演化研究设定了。但如果这些观点存有差误，就会成为社会经济演化研究发展的沉重理论包袱，阻碍我们对社会经济演化机制的深入理解。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5月第12卷第3期 雷国雄：社会经济演化研究中三大共识的再审视 二、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吗?
生物演化学说中有拉马克主义③(Lamarckism)和达尔文主义(Darwinism)两大理论传统。拉马克主义认为生物具有很大的可塑性，环境发生变化时生物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异，以适应新的环境条件，并且获得的性状能够通过生殖细胞直接传递给后代。达尔文主义则认为生物会发生自然的变异，在生存竞争中，有利的变异将较多地保存下来，有害的变异则被淘汰。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期，生物演化学说一直围绕生物演化到底是拉马克主义式的还是达尔文主义式的展开争论。直到奥古斯特?魏斯曼明确地证明了拉马克主义的“获得性遗传”不可能成立，以及结合达尔文主义与孟德尔遗传学说，并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新达尔文主义提出后，相关的争论才趋于平息④。达尔文主义胜利的结果之一就是强化了对生物特性之先天与后天的区分：能够经由生物性机制遗传的生物特性是先天的，反之则是后天的。这随即就导出了一条判定拉马克主义的延伸标准：凡是探讨那些在达尔文主义看来的后天性生物特性的遗传问题的学说，就是拉马克主义的。
哈耶克在这一判定标准上作出了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判断。他说：“生物进化论现在已排除了后天获得特征的遗传，但是所有的文化发展都是建立在这种遗传上，即那些以指导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为表现形式的特征，它们并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在学习中掌握的。按现在的生物学讨论所采用的说法，文化进化是在模拟拉马克主义。”\[18\](P48)纳尔逊和温特宣称他们是毫无羞愧的拉马克主义者时也说，他们所构建的经济演化理论“考虑了获得特性的‘遗传’”\[17\](P15)。
但哈耶克等人并未意识到，将生物演化研究中的拉马克主义延伸判定标准沿用到非生物演化研究领域已在逻辑上犯了忽略前提的错误，这一错误在完整的命题表述形式下即可呈现出来：社会经济演化中传递的均是在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学说看来的后天性事物。具体地说，在我们研究社会经济演化如制度的演化时，我们并不能断然地说制度对制度的演化而言是后天的，因为在逻辑上，在我们所构建的制度演化学说中，应该另有一个先天与后天的区分，而不是援引其他理论中的区分。
并且，更有可能的是，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对社会经济演化而言，是不完全的。在社会经济演化中，文化、习俗与制度接受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选择，进而经由学习与模仿在社会中向后传递，是社会经济演化中的先天性事象；而隐默性知识却不能通过学习与模仿在社会中传递，是后天性事象。除此之外，还存在着那些基于人的生物性的知识，即固化在基因中的知识，它们在生物演化理论看来是先天的，但在社会经济演化惯常的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视域上可以认为既没有新元素加入进来，也没有元素被淘汰出局，是给定的。比照生物演化学说中作出先天与后天区分的思维，应称为先先天(Antenature)的。
哈耶克认为，一切演化，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都是对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18\](P24)。按照这一理念，我们应能构建起人的知识演化模型，其中的人以其生物性知识、社会性知识和个人知识不断地适应着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的确，在高效地适应自然环境，如温度、湿度、气压、光照、营养供给等方面，人类还主导性地依靠着那些固化在基因中的知识。例如，我国地区的居民有一种调节体内红细胞数量的基因，因此适应于该地区稀薄的空气。现代人类也常用技术手段来应对这些问题，如安装供氧设备、使用空调、药物等，但这些手段的效率根本不能与那些生物性机制的效率相比拟。而在机敏地适应社会经济环境方面，人类则主导性地依靠着手口相传的文化、习俗与制度⑤。在这样的人的知识演化模型中将只有区间：经由人的生物性传承的知识区间、经由人的社会性传承的知识区间和仅在个体内部传承的知识区间，而无需作出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当然，在逻辑上我们并不能在该人类知识演化模型基础上断言，由于经由人的生物性传承的知识区间是达尔文主义演化的，同一模型中经由人的社会性传承的知识区间也应是达尔文主义演化的，但我们可断言，研究者并不能根据社会经济演化所分析的是在生物演化理论看来的后天性事物，就确定无疑地宣称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
三、意向性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吗？
彭罗斯指出，协商行为和计算行为是人的行动在经济领域的特征，意向性是不能在经济理论中排除掉的\[19\]（P804-819）。这一无可辩驳的观点当然潜在地支配了学者们对于社会经济演化的研究。赫什莱佛提出，人能有意识地进行优化——或者我们常常认为人是这样的——而对除了少数高等生物的其他生物，选择与战略仅仅是隐喻的，这是要构建的经济演化理论与社会生物学的一个明显差异\[20\](P1-52)。阿尔奇安构建了一个依赖于机遇而不是最大化理性的经济变迁模型，但他却在同一模型中自相矛盾地提出，人类的适应——模仿与试错搜索——是有意识地进行的\[10\](P211-221)。诺斯认为，经济演化中的选择机制不同于生物演化论中的优胜劣汰，是由人们对最终结果的信念支配的，参与者的意向性是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9\](前言)。纳尔逊和温特则提出，经济变迁中存在两种选择：一是对企业的选择，是达尔文意义上的被动选择；二是适应性学习，是一种反映企业意图的选择，是意向性的主动选择\[17\](P14-15)。社会经济动态自然是由具有意向性的人类活动推动的，模拟这一动态过程的社会经济演化理论当然不能排除人的意向性，但这并不足以使我们如诺斯那样断言，“参与者的意向性是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
在理论上，动态过程可以分为数种类别，演化只是其中的一种。社会经济处于动态过程之中，我们识别出这一动态过程具有显著的演化特征，并将其称为社会经济演化，但我们并不能断言，这一动态过程是纯粹的演化过程。社会经济动态中也存在着大量非演化的变化，它应是一种由非演化与演化杂合成的复杂现象。同样，人类的行为也是杂合性的，兼有理与非理。因此，我们在逻辑上就不能断言，由具有意向性的人类活动推动的社会经济动态中的演化过程是由意向性支配的，因为存在着如下的逻辑可能：人类的意向推动形成社会经济的非演化性动态变化，而人的非意向推动形成社会经济的演化。
事实上，意向并不能将一般生物与人区别开来。生物也有意向：蜜蜂会循着花香采蜜，雏鸟会喳喳鸣叫争取食物，狗会摇尾巴招惹人的喜爱。但生物却不能意向性地影响生物的演化，它们根本没有这一方面的意向。人类好像有一种强烈的按照自己的意向左右社会经济演化的冲动，并且人类也总是在意向性地规划与设计着未来的社会经济模式。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这种意向，而在于这种意向是否能够达成。门格尔指出，社会现象的起源与自然有机体的起源具有类似性，大量的社会制度对于整体的某种令人惊异的明显的功用，并不是刻意追求此一目的的那种意图的产物，也不是社会成员协定或实证立法的结果，而是自然的结果\[2\](P116)。哈耶克也明确指出，演化着的社会经济秩序，如文化、制度等，是一种自发秩序，是福格森所谓的“人类行为的结果但却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21\](P458-468)。人类根本不能按意向性来设计社会的文化、制度，那样的意向性都是“致命的自负”\[18\]（P73）。
社会经济演化研究虽然尚未阐明演化的机制内涵，但不少学者已认识到，演化是不确定性变化下的一种适应性过程\[9\]（P17）\[10\](P211-221)\[18\]（P24），这在逻辑上也是明确的：不论社会经济是由理性的行为者还是由非理性的行为者的行为构成的，如果其运行在确定性之下，就必然会陷入静止状态(包括熊彼特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描述的“循环流转”状态)，而不会呈现出演化的那种持续缓慢的变化特征。意向性对作为不确定性变化下的适应性过程的演化显然不可能有意义，因为“不知道的也是不能计划的”\[18\](P96)。可见，社会经济中的演化事象并不是人们可以按他们的意向塑造的。
在纳尔逊和温特、诺斯等学者看来，人类意向性地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还表现在，当人们对当前的制度、技术、惯例的绩效不再感到满意时，就会在压力下创造出新的制度、技术与惯例\[8\]（P14-15）\[17\]（P157-176）。林毅夫甚至认为，激励着意向性创新(在实验室中作的系统性的试错搜索)的制度的缺失是中国在元明以来落后于世界(即李约瑟之谜)的主要原因\[22\](P244-291)。这种主动性的机制在生物演化中显然是不存在的，因为生物演化中的基因突变(即创新)基本上以固定的频率发生着。即使社会经济中存有这种主动性机制，它也不能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区别开来，因为在事实与逻辑上，我们并不能基于人类具有这种推动社会经济演化向前的冲动就断言其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首先，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之一，门格尔称之为闲散的好奇心，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熊彼特称之为企业家精神。事实上，大多数人总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着创新尝试，只不过那些仅产生了较小的绩效提升的创新尝试以及那些数量更多的失败了的创新尝试往往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把它们记录下来而已。也就是说，创新可能是社会经济演化中常态性的人类行为，学者们称道的意向性推动的创新只是选择性观察与记忆的结果，是幻象。其次，社会经济演化中的诸多创新，特别是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往往是偶然间得到的，并非意向性创新尝试的结果。例如，伦琴发现X射线，弗莱明发现青霉素，洛伦兹发现混沌现象等，获得的均是他们意向性研究目的之外的成果。其三，人类意向性创新特别是一些在事后看来的重大创新受到创新能力的约束，这种约束与生物演化受到基因突变发生频率的约束相同。例如，福特一直想找到提高汽车装配工作效率的方法，但长久以来都想不出好的方案，只是由于偶然参观邮购公司的传送带，灵感突现才创新出了汽车生产流水线。凯库勒构思苯的结构、门捷耶夫探寻元素周期律、汉密尔顿构思四元数的运算法则等都经历了反复的猜想与验证，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都受到了灵感的“扶助”。创新依赖于灵感的本质是创新依赖于时间，这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创新中更为明显。人类社会产生新宗教形式、新道德规范、新流派艺术作品的频率是非常低的，并且可以大致认为是以固定的频率“生产”出来的，激励对此往往无效。这样看来，在由创新活动推动的社会经济演化中，即使人类具有强烈的实现创新突破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也不是社会经济演化的决定因素。自然地，我们也不能根据人类具有强烈的实现创新突破的意向性就断言社会经济的演化是由意向性支配的。
四、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的
传承机制不同吗？ 在代际传承形式上，生物演化与社会经济演化表现出了诸多差异。例如，生物以有性繁殖(包括细菌繁殖中的基因片断交换)的形式延续，DNA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机制作用，社会经济则以学习与模仿的形式延续，并且不存在类似于DNA的有形事物；生物演化仅通过生理上的双亲传递信息，社会经济演化特别是其中的文化演化则往往通过无数个“祖先”向后传递信息，并因此使得文化演化较之生物演化进展得更快\[9\]（P61）\[18\]（P24）。不少学者因此认为，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在传承机制上是不同的。那么，这些传承形式上的差异是否足以支撑我们作出社会经济演化在传承机制上异于生物演化的论断？
生物有性的代际遗传机制是如下展开的。在一般生物体的正常细胞中，有两套由DNA记载着的遗传密码，一套来自父本，另一套来自母本。例如，人类的一套遗传密码由23条染色体(DNA长链)组成，因此每个正常的人体细胞中有2套共46条染色体，或者说23对染色体，其中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母亲。代际遗传的第一步从生殖细胞的减数分裂开始，每个生殖细胞减数分裂后生成两个细胞，称为配子，其过程包括两个组合。一是两条分别来自父本和母本的相同序号的染色体相互靠近，在一定的点位链接，再分开为两条染色体。在这一链接与分开的过程中，将发生基因片段的交换，如图1中三个连续的放大框所示，由abcde基因片段组成的一条父本
图1 生物有性遗传机制示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生物学表述绘制。
染色体与同序号的由a′b′c′d′e′组成的母本染色体经过链接与分开过程形成了两条新染色体ab′cd′e和a′bc′de′(也可能在某些链接点不发生交换，形成如ab′c′d′e和a′bcde′的新染色体)。二是基因片段组合形成的各染色体按序号分别进入一个配子细胞，即将各同序号的两体染色体分别送入两个配子细胞，组配成两套遗传密码，如图1中“过程二”箭头指向的变化所示。经过这两个组合过程后，两个配子中各含有一套遗传密码，并且这两套遗传密码与分裂前的生殖细胞中的两套分别来自父本与母本的遗传密码均不相同。当其中的一个配子经由受精过程与来自另一减数分裂形成的配子融合为一个正常细胞并发育成新生物体后，新生物体表现出来的特征将既不同于其祖父(母)，也不同于其外祖父(母)，而是一个全新的个体。提及生物遗传物质DNA，研究者就会联想到其可纵向拆开的双链结构，并因此萌生出将与DNA相关的机制均归之于这一奇特结构的想法。但值得强调的是，在生物代际遗传的核心过程中，DNA的双链在纵向上并不拆开，而只是在横向上断开后再接上，这种在横向上可断开再接上的性质提供的对遗传信息的组合创新机制才是生物代际遗传机制的本质，这一点早在18世纪初即已被法国遗传学家莫佩蒂乌猜想到，并在DNA被发现的近100年前由孟德尔通过严谨的实验数据分析提出。可纵向拆开的DNA双链可实现对其自身的精确复制(其间可能发生差错，即突变)，也在生物代际传承中发挥着通过复制形成多个后代的重要作用，但这一机制并不是生物代际传承机制的核心。
社会经济演化通过学习与模仿传承的本质也是组合创新。哈耶克指出，学习在本质上是组合性的，它使得不同天赋的个体通过吸收不同的传统形成了社会经济的无限多样性，而如果学习是对同伴的完全复制，社会经济中广泛存在着的学习将减少其多样性而不是如现实中的那样保持或增加着多样性\[18\](P146)。阿尔奇安指出，模仿均是非完全的，模仿者所模仿的只是某些看起来有助成功的独特因素，是对他者与己者因素的组合\[10\](P211-221)。例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学习与模仿欧美，就不是一种完全的搬抄，而是结合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组合创新出了特色性的“神政的、家长式立宪主义”，既延续了日本传统上的封建性因素，又引入了反映民主政治要求的立宪主义因素。
当然，学习与模仿并不是如有性繁殖那样两两封闭的，个体在构思一种新方法时往往汲取着众多他者的新奇因素，但这可能只是我们仅注意到了那些成功组合的构成而忽略了各具体组合过程产生的误解。应该承认，人的关注能力是相当有限的，他们在每一时点上往往只能关注一个人，甚至只能关注到一个人行为的某一个方面(类似于DNA上的基因的单元)，他们在如此关注时，就在将其关注到的他者行为的新奇元素与己者的元素相组合，这个过程显然是一种两两封闭的组合，甚至只是一种简单到只变更一个单元的两两封闭组合。而且，人类还具有理性，他们能在信念知识的支撑下基本正确地判断出诸多(但不可能是全部的)新组合方案的绩效水平，这样，不少绩效水平较低的方案不经由显性的执行过程就被排除了，而那些被我们注意到了的组合方案，则主要是理性不能确知其绩效水平因而需通过显性的尝试来确定的方案，以及那些通过显性与隐性试错选择出的绩效水平相对最高并因此被反复执行着的方案。这些方案从构成元素来看有多个“祖先”，但若追溯其形成过程，仍是多轮两两组合的结果。
而且，即使每一轮次的学习与模仿均发生在多名个体之间，也不足以使我们将其与两两封闭的有性繁殖式组合区隔开来。两两组合的组配成本当然低于多个体间的组配成本，但当个体之间差异较小时，两个体间的组合将只能生成大量相同的个体，而多个体间的组合却能保证组合出的新个体基本上是不同的。例如，如果DNA链仅由三个基因组成(或只有三个基因位上的基因不同)，两个体间的组合则最多只能生成8种新的个体类型，这样，当繁殖倍率大于8时(现实中的繁殖倍率往往是一个相当大的数)，两两封闭的组合模式就会产生出大量的重复个体，也就是说，其不能高效率地实现生产数量较多的差异性个体的机制功能。而在此情境下，多个体间的组合却由于具有更大的组合空间，可保证新繁殖出的个体基本上是不同的，其支付较高的组配成本因而是值得的。在这一意义上，生物演化中的两性传承模式与社会经济演化中开放的学习与模仿模式，就只是在不同情境下为有效率地达成产生出数量众多的差异性个体的机制功能而选择的不同形式而已，它们在机制层面上是相同的。
五、结论与启示
按照许多学者的观点，社会经济演化研究已走过理论丛林阶段，系统总结有关社会经济演化研究的学派理论、基本观点、一般认识等，构建包容多方面社会经济演化现象的统一性理论，突破性地完成马歇尔与凡勃伦提出的理论研究任务的时机已经成熟\[23\]（P1-6）。在这一理论发展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那些有关社会经济演化本质与机制的诸观点作深入的再审视，去伪存真，破除教条，为实现社会经济演化理论研究的突破奠定基础。
诚如本文研究揭示出的那样，社会经济演化研究领域中的三大“共识”所依存的推断逻辑均存在着差误或漏洞，并不是确然成立的，其中，“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论断的推演逻辑犯了忽略前提的错误，“意向性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论断的推演中存在未予考虑到的逻辑分支，“社会经济演化以不同于生物演化的遗传机制传承”则属认识狭窄，将细节层面的差异扩大到了机制层面。两百余年的社会经济演化研究产出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也累积起了诸多的教条，只有以严密的逻辑分析为工具，不畏权威，敢于批判，才能揭示并破解这些教条，勘正社会经济演化研究的方向，推动社会经济演化理论的发展与成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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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A?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6\]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M\].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7\] Ayres,C.E.Theory of Economic Process:A Study in the Fundamenta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
\[8\] \[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9\] \[美\]道格拉斯?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钟正生，邢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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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英\]F?A?哈耶克.自由\[M\].杨玉生，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2\]David,P.A.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2).
\[13\]Arthur,peting technologies,inereasing returns,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J\].Economic Journal,1989,99.
\[14\]宋胜洲.基于知识的演化经济学：对基于理性的主流经济学的挑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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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Popper,K.R.,J.C.Eccels.The self and its brain:An argument for interactionism\[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7.
\[17\]\[美\]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胡世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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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Hirshleifer,J.Economics from a biological viewpoint\[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7,(1).
\[21\]\[英\]F?A?哈耶克.哈耶克文选\[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2\]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A\].林毅夫.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三联出版社，1993.
\[23\]贾根良.演化经济学译丛总序\[A\].\[美\]霍奇逊.贾根良，等，译.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注释：
① 西蒙在《管理决策新科学》一书中指出，“关于人的独一无二性的定义，一直是人的宇宙和伦理系统的核心。有了哥白尼和伽利略，人，他不再是处于由太阳和星星围绕着的宇宙的中心位置的人。有了达尔文，人，他不再是由上帝创造并特殊赋予灵魂与理智的人。有了弗洛伊德，人，他不再是其行为——潜在地——受理性精神支配的人。当我们开始生产能进行思维和学习的机器时，人即不再是唯一能对环境进行复杂地和有理智地操纵控制的人了。”
② 罗斯比就指出，拒绝生物学类比是愚蠢的，因为人类本身就是生物系统,见Selection Processes in Economics(2001)。
③ 霍奇逊和柯纳森近来也撰文指出，将社会经济演化视为拉马克主义式的是误导性的，见Dismantling Lamarckism:Why Descriptions of Socioeconomic Evolution as Lamarckian Are Misleading(2006)。但他们论证的逻辑并不简洁，且未揭示出这一观点所依存的逻辑中最关键的错误。
④ 但即使这样，拉马克主义并未完全败北。寇普就提出，生殖细胞具有对生长力过去工作效应的记录，就像和记忆相类似的情况，因此，某一器官如果在一新环境中变得更加有用，那么它的生长在每个世代中将会被促进，从而能更好地适应环境,见Edward Drinker Cope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1977)。但在笔者看来，即使这一机制存在，其在生物演化中可能仅是次要的，而且这种记忆性机制也应是经由自然选择留存下来的。
⑤ 不少学者认为，诸多生物性特征使得人类可以更好地进行社会交往，如低平的颧骨、暗红的嘴唇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依靠这些生物性特征，人类就能高效地应对复杂万变的人类社会。
（责任编辑 朱 蓓）第12卷第3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演化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范式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人文地理学的“关系思考”(relationalthinking)的倡导下[6]，伴随着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研究深化，经济地理学中有关“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是如何塑造经济景观”的文献越来越多[7-9]。学者将“交织于多种地理尺度上的经济变化过程中的行为者的社会空间关系”作为研究核心。这种视角成为21世纪西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被称作“关系范式”、“关系转向”或“关系经济地理学”[10]。关系范式的分析框架包括3个方面内容：关系资产、关系根植性和关系尺度。①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关系资产：尝试将地方和区域的发展解释为区域经济复苏的空间结果，采用诸如“制度厚度[11]”、“非贸易相互依赖[12]”、“学习型区域[13]”等多种相互作用的概念给予解释，常使用地方规则、反思性知识(re-flexiveknowledge)、惯习和情境(context)等多种非经济因素剖析企业区位的集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的结果。②处于社会行动者网络、企业网络和组织网络等各种网络中的关系根植性：强调网络及其内部权力关系有助于经济地理“对企业的再发现”的研究。③关系的尺度：在理解当前“全球化”的地理现象时尝试解释和阐明尺度地理重叠和地域单元重构的作用[14]。关系范式的研究还出现了多个学派，例如：将经济主体创建空间的力量以及区位机会视作其研究焦点的“加利福利亚学派”[15-17]，强调国际相互作用中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嵌入性的“英国曼切斯特学派”[18-19]，以及强调在空间视角下对行动的关系概念体系进行研究的“德国关系学派”[20]。这些学派总体上看都是以经济行为者为中心的，强调制度在分析经济关系中的核心位置，关注全球化对经济组织的影响以及随后发生的全球—地方张力，对社会和经济过程的理解有明显超越空间描述的趋势[21]。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演化范式
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内部出现了一种基于“生物学”类比的“演化经济学”，得到快速发展并能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抗衡[22]。受演化经济学的启发，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尤其是欧洲)对演化分析方法日益重视，并于20世纪末提出发展一门演化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学家重视分析产业创新和技术变化不同，更加注重寻求空间演化的本质[23]。进入21世纪后演化经济地理成为经济地理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当前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前沿[24-28]。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企业的竞争是基于它们的知识、惯例和能力，而这些东西是在过去并在特定的地方环境中形成的，因而是其他企业难于模仿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并非是基于企业和消费者的理性区位决策，而是地方化知识历史累积的结果；学习、路径依赖和惯例的演化是理解技术创新和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非常关注企业学习(知识生产)和知识转移扩散的动态过程以及制度、地理集聚在其中的作用。在探讨经济活动在空间中的不均衡分配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要点，不同于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所认为的财富在地域间的不均衡分配主要关系到地域制度的差别，也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地理学将经济行为的不均衡分配视为移动性生产因素驱动下一般性集聚过程的结果，它将经济行为看作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展现的演化过程，强调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路径依赖动力(path-dependentdynamics)，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理解路径随时间的空间分布，它对分析空间中新路径的创造和扩散以及合适路径扩散的发生机制特别感兴趣[29]。在核心概念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将“新奇”视为演化的根本动力[30]，认为“惯例”是演化的轨道，重视技术与制度、企业发展与企业环境、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特征[31]，运用“路径依赖”概念理解和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演化[32-33]。演化经济地理学能够在企业的区位行为及惯例演化、产业的空间演化、网络结构与网络的空间演化、城市与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系统演化等多个层面上为空间中经济演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29]。
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范式与演化范式的比较
两种范式在反对新古典主义范式上具有相似的核心假设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西方经济地理学范式的产生也是基于对新出现经济行为现象的解答。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的出现，是与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的后福特式的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相一致的。这一时期，外包、专业化生产、网络连接和对市场需求的弹性适应扮演主要角色[34]。同时，在经济地理中出现了诸如知识的创新、企业能力、暂时性工作组织和企业的社会文化嵌入性等新的研究对象。而经济地理学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将企业概念化成黑箱，忽略其内部过程，认为经济行为是非社会化的，并且忽略企业行为过程和动力机制以帮助其形成所谓的统一结构，来解释空间中的经济行为[35]；这种假设不能应对新的研究挑战。西方经济地理学所出现的两种范式在分析经济景观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似乎可以取代先前出现的经济地理学的新古典主义范式[31,35]。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在挑战新古典主义范式方面具有以下共同点：①两种范式都研究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关系是构成地方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两种范式都拒绝新古典主义将经济行为者视作处于社会之外的原子式个体，都承认在特定社会结构和制度关系背景下的经济行动的嵌入性；都十分强调周围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都不同程度上是源自于先前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turn)的理论讨论。③两种范式在所期望塑造的经济景观的研究目标上具有一致性。新古典主义范式集中在诸如某一时间特定地点的技术标准或基础建构此类的显在结构条件；而演化和关系范式考虑的是企业的社会关系及其历史或发展路径，认为空间是一个由社会建构的实体，所谓的空间或区域特点既不是预先给出的也不是持久的。演化和关系方法都会假设空间结构是由运行于空间中的社会过程建构的，都对一个固定的制度化地域持批评态度[19,29]。经济行为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或创造他们自己的区域环境，同时也受制于不同空间层次的制度框架。这种特别强调过程倾向的概念是与新古典主义视角将空间等同于充满规定特征的容器进而决定经济景观的观点背道而驰的。可以看出，相比较新古典主义方法，演化和关系视角在分析核心、经济行为和空间概念3个方面都具有类似的核心假设[36]。两种范式在解释经济地理核心问题上存在互补当前经济地理学有3个层面的核心问题，分别是：①微观层面企业的区位选择与行为决策制定；②中观层面产业部门的新兴空间、空间扩张与衰退，以及企业、技术与地域制度的相互作用；③宏观层面空间系统的集聚与扩散，例如区域系统。这3个层面代表了当代经济地理关于不同空间尺度和行为者集聚的研究范围。西方经济地学的关系与演化范式在解释以上3个层次经济地理学核心问题方面有相似之处，也有细微差别，总体上是互相补充地推进3个问题的解释。关于企业区位选择的假设为了理解企业区位选择的激发和限制因素，应该对企业决策的基本假设进行充分考虑。不管是关系范式还是演化范式都承认经济行为者在社会相互作用结构中的嵌入性。具体地说，关系视角的嵌入性是以经济行为者的节点连接关系和网络结构关系为特征，其中网络关系更加受到重视[37]。演化视角也是如此，经济行为者的复杂相互关系被认为是经济行为的某种空间秩序的重要原因[38]。两种视角都反对经济行动者的完全理性，反对经济行为被利润控制或者是纯粹的利益最大化，都承认行为者的有限理性和对市场信息获取的不对称性。演化视角认为，经济决策主要依赖组织路径，这个组织路径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基于经验和默许知识所进行的内部行为。关系视角则运用Yeung的多重逻辑(multiplelogics)[39]解释企业经济行为，涉及到企业内部以及同供应商、客户和机构之间的多重关系。社会关系显然能够促进和限制企业的区位选择，然而两种范式在制度作为影响空间结果的因素方面存在细微差别。演化范式认为，尽管经济行为受到制度限制，但企业决策不会自动地将其作为因果法则；而且，制度被解释为一系列的机会或条件。
例如，引用演化经济学的多样性概念，强调在相同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经济结果；或者像Boschma和Frenken所说制度是与组织路径不相关的(orthogonal)[40]；这都说明了演化范式对制度的理解。而关系范式方面，其“权变性(contingen-cy)”的准则认为“对人的行为而言，在任何时间和地方，同一的前提条件不必然具有相同的结果”；因此，认为“企业在特定地点的决定既不能被预测也不能通过其他企业的区位行为推测，而是应追溯其特定制度影响下的关系特征”。可见，关系范式对制度的重视程度大大强于演化范式。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演化的和关系的范式都引用“区位机会窗口(WLO：windowsoflocationalopportunity)”[41]概念解释新产业部门的出现。区位机会窗口可以用来描述新出现的产业借助于不确定性、创造力和偶然性形成新的空间格局；认为在新产业出现时，区位机会窗口会打开，同时为先进和后进区域的产业发展提供机遇[42]。两种范式都对这个概念进行扩展。演化范式认为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可以比作中性空间(neutralspace)向真实地方(realplaces)的转变，是以部门特定的地点、网络、路径和制度为特征的。由于企业被认为是可以建构自身环境的，因此产业部门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新产业部门的地方化需求与区域生产结构的不匹配，也增强了产业部门空间演化中企业区位选择的自由度。但是区位条件如何对企业区位选择及区位行为产生影响呢？Boschma和Lambooy提出了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一般参数(genericparameters)”概念[24]，涉及到普通知识、技术或服务等一般化因素，特别是可以产生部门灵活性优势的城市化经济。一般参数概念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地方出现新的产业而另一些地方没有(缺乏一般条件)，但这个概念仍不能充分的解释新产业为什么会在不同区域出现。Boschma又提出机会(或自由事件)和人的创造行为对部门产生的最初阶段产生影响[42]。由于集体学习推动了创新过程，使得一般因素依次转变成特定资产培育地方化经济，并增加回报。对机会和创造性(或交互学习)的强调可以为具有相同一般因素的特定区域的繁荣和其他地方的衰败提供好的答案。演化范式用创造和集体学习的概念解释新产业部门的出现，特别强调组织路径的角色；然而却认为制度是一般条件，仅仅对新产业的空间演化起到边缘性的影响。关系经济地理也将区位机会窗口模式作为分析的起始点。Bathelt和Gluckler用莱比锡Leipzig的传媒集群案例，表明新产业空间的出现是不依赖产业传统和历史现象的，而是受自发产生的突然行为驱动[19]。与演化范式将新产业出现归结于机会或自由事件的论述不一样，Bathelt强调关键行为者(keyagents)的角色，认为关键行为者能够在激发相关产业的集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43]。在创造区域竞争优势和促进区域增长方面，关系范式强调在地方资源、技能、共享的信任、标准、路径和其他地方制度结构中的特定社会经济嵌入性。在解释新产业的空间演化方面，关系范式采用地方化能力的概念，强调制度结构的重要性，如高等教育和培训计划、孵化组织和制度厚度的建立。在关系范式看来，演化范式所强调的路径和创新性仅仅是驱动区域和部门增长的很多个要素中的一个而已。事实上，两种观点都在努力解答新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但都很难预测新的产业到底会在哪里出现。两种范式都对区位机会窗口的概念进行了补充性认识：演化观点认为制度环境不是未来新部门发展的必然因素；而关系观点认为制度结构会成为地方化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主要讨论的是引致区域增长或衰退的结构变化过程和机制。演化的和关系的视角都将集体学习视作激发区域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都赞同将知识创新作为区域参与市场竞争的主要驱动力。演化范式偏好于用“路径”概念对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进行解释。一方面，运用“最适路径(op-timalpath)”解释空间系统的集聚。演化观点认为知识集聚的过程发生在企业内部，企业以试错的方式进行行业知识的累积；而市场竞争表现为一种选择过程，使得精明适用的路径得到扩散，愚笨不适用的路径逐渐消失[29]；结果，最精明合适的路径(即最适路径)被沿袭，使企业更有竞争力而且会可持续地增长。另一方面，运用“路径锁定”解释空间系统的衰退和扩散。演化观点认为由于路径依赖的持续，已经建立的空间类型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当拥有特定资源、能力和制度结构的专业化产业区不能与变化的市场需求相匹配时，就会出现路径锁定状态；产业的学习与创新能力受到限制，先前的组织路径不能再适应新的状态，固化路径在解决新的问题时会趋向失败，进而导致了产业的衰退或扩散[24]。关系范式常采用“交互学习(interactivelearn-ing)”的概念来解释区域发展[44]。交互学习不仅仅涉及到建立技术和组织的创新，而且涉及到建立广泛的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牵涉到多种形式的流通资本，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文化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多种形式，所以区域发展路径实际上是在一个更为宽泛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更为重要的是，产业区的发展依赖交互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调整和改造能力。由于原有关系的断裂，一些新、小产业的能力也可能会被重新整合成新的发展路径[44]。关系视角不赞同演化范式提出的持续路径依赖轨迹，而是倾向于采用整合的政治的(或部门的)危机和断裂(crisesandruptures)概念以便能够与更加复杂的现实相匹配。相对演化经济地理，关系经济地理在解释宏观层面区域发展中的集聚与扩散方面的观点相对较少。两种范式在一些核心概念上存在细微差别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在批判新古典主义范式方面具有相同的核心要素，在解释经济地理核心问题过程中也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为了更加透彻的了解这两个范式，还需要放大这两个范式的概念差异，以便进行比较。从时间的概念上看，相比较演化方法，关系视角较少关注历史；尽管关系范式也会讨论演化和路径依赖，但在其方法上更多是静态的。从分析的层次上看，关系范式主要是关系和网络；而演化范式常使用企业(区位选择)、产业(空间演化)和区域系统(演化)作为主要的分析层次。从对经济景观的解释上看，关系范式集中在关系和流上，常采用社会相互作用和网络等概念；而演化范式强调以个人和组织知识及技能为特征的组织路径的角色，将企业个体作为解释经济景观3个层面(企业、部门和区域)的空间结果。从对制度的理解上看，关系视角非常有力地把制度整合到分析框架中，认为在任何条件下分析区域发展，制度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演化范式把市场作为选择机制中的重要因素。从方法论上看，关系范式主要是以定性的案例研究为主；而演化范式有比较广泛的研究方法，从模型构建和定量分析到定性案例研究都可以用到。为什么这两个范式会出现这些细微的差别呢？可以从他们的来源或根基上进行解释。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地理学远离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吸收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科学转向一个更加多学科的方法。关系经济地理与社会学有很强的联系；而演化经济地理学源自于演化经济学的思想；这正是两个范式存在差别的重要原因。两种范式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存在相互影响和互相包容经济地理的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被认为是在当前经济地理研究潮流中占有优势地位的，而且是更具包容性的，一种方法可以整合进另一种方法并成为其重要建构特征。一方面，根据Bathelt和Gluckler[19]以及Emirbayer[45]的观点，关系范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理论框架或分析模式，集成了演化方法的核心问题(如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就像演化经济地理强调引致或阻碍经济景观适应性的过程和机制一样[25]，也受到了关系视角的影响；取代企业、个体和区域等被定义了的实体，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历史过程被认为是造成经济变化的重要原因。而且，关系方法被看作是同演化经济地理的核心挑战相一致的，都将区域、集群和网络的增长、结构变化和转型升级的解释作为重要内容。
演化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战略演化；战略过程；演化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2-0017-05
战略过程研究(strategic process research)一直是战略管理领域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战略过程研究主要侧重于从过程来回答“为什么面对外界环境同样的变化，不同的企业却采取不同的应对战略及其发展轨迹”这一重要命题。迄今为止，关于战略过程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理论和学派已数十之多。然而，以往研究对组织战略过程机理的理解仍然存在较大争议。在这一背景之下，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企业与生物体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相似性，这一假设使得企业成长内在机理类似于生物体进化过程，决不是“企业生命周期”提法那样简单。生物学演化观为战略过程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尤其在Nelson和Winter研究经济过程的演化变迁以来，“战略本质上是一种被引导的演化”开始被学者们所认同，基于基因类比的“变异－选择－保留VSR”的演化范式成为理解战略过程的新思想方法和研究范式而备受关注”，演化(evolution)不仅作为二种战略思想开始被学者们所认同，而且成为新的思想方法和研究范式的焦点，并形成了“战略演化(strategic evolution)”这一重要的前沿研究议题。当然，战略演化思想的研究发展不完全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本文将从跨学科基础和自身发展积累来系统梳理战略演化研究的主要脉络及其重要进展。
一、战略演化思想溯源――跨学科领域的演化研究
企业战略过程的演化分析着重探寻经济现象、战略行为演变和管理规律，并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战略管理的运行和发展。从目前研究现状看，战略演化研究思想溯源是以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演化研究成果为基础，借鉴了跨学科演化研究成果。因此，战略演化机制研究进展从跨学科基础和自身发展积累来看，呈现以下主要脉络：
1 生物学领域演化研究
演化思想最早在生物学研究领域得到了证实和长足发展。人们常把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的著作《物种起源》与“生物进化论”的诞生联系在一起。但在此之前，已有人提出过进化论的思想。达尔文的贡献并不是创造了“进化”的概念，而是以大量的资料证明了“进化”的事实，并提出进化发生的机制即自然选择。La－marck提出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理论”也对演化思想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现在生物学演化理论更加丰富，生物竞争理论、集合种群动态、生态系统等诸多思想融入其中，展现了演化理论多元性趋势。同时，演化思想在物理结构、化学结构、生物结构、社会结构以及人文结构等多领域内得到应用和不断渗透，逐渐形成“一般进化论”思想。
2 社会文化领域的演化研究
受生物学发展的启发，很多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发现了人类社会与生物社会存在较大相似性，人类知识文化的发生、传播、扩展变迁与生物基因非常相似，因而，这些学者对演化理论在人类文化和社会变迁过程的应用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将演化思想在社会科学中进行了深化发展。例如，Camp－bell从哲学层面上提出了演化认识论(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Wilson、Hayek、Boyd等学者将演化理论应用于人类行为、文化和社会演化过程的分析中。另外，Menger和Hayek试图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解释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自然进化结果是社会最优状态，讨论了文化传播对人类行为和社会进化的影响。
3 经济演化研究进展
生物进化学的演化理论在经济学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应用和发展，并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学科――演化经济学。Nelson和Winter对经济变迁的演化研究是演化经济学形成的重要标志，在借鉴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他们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进行了批判，延伸和继承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西蒙的行为理论，把创新(多样化、变异)作为知识载体的企业(遗传)和市场选择融入演化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出了惯例、非最大化行为、企业个体、市场作为选择过程的关键作用，“奠定了经济学演化理论的框架性基础”。自Nelson和Winter以后，大量经济学家(Langlois、Foss、Dosi、Teece、Hodg-son等)致力于演化经济理论的研究。目前，演化经济学家们开始试图利用经济演化的思想建立系统的微宏观理论，而其它学科也开始利用与演化经济学的交叉融合弥补完善自己的理论。战略管理的演化思想也从中借鉴颇多。
二、战略管理领域的演化研究进展
在演化思想与战略研究领域融合发展趋势下，战略管理研究学界开始探讨战略演化机制以及基于演化下的战略管理模式设计等方面问题。但是从目前已有的战略研究文献来看，战略演化研究即使在国外也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表述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而且多是一些“萌芽”式的描述性思想，概念启发多而思路框架少，主要见于“类似”战略演化机制的基本单元、动力源、层次、选择或筛选机制、战略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启发研究，尚未形成整体性的、系统性的分析框架。
1 战略演化核心分析框架的内容研究
大多数学者认为战略演化机制的分析应同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一样，通过生物进化论的核心内容进行延伸，即基因类比物、变异(突变)、筛选或淘汰机制。基因类比物表示遗传性，变异或突变说明多样性，而筛选或淘汰机制与自然选择的意义一致，这也是生物学中新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思主义的综合。这种演化分析框架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透视战略管理的微观过程和宏观层面之间互动的合适的分析框架。就核心内容而言，Moore认为企业演化框架缺少生态系统关注，他指出企业不应把自己看做是单个的企业或扩展的企业，而应把自己当作一个企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的成员，其合作演化大致经历开拓(pioneering)、扩展(expansion)、权威(authority)、重振或死亡(renewal ordeath)四个阶段。还有学者提出应将生物进化中的代际概念、集合种群等有益内容纳入企业或战略演化的分析框架中。由此可见，现有战略演化机制仅是模仿生物学的概念性框架，不仅框架不系统，而且具体内容也极不完善，没有体现战略演化内在特性。
2 战略演化机制的基本分析单元研究
分析演化的基本单元是什么?也就是战略演化机制中的基因类比物是什么?对此现有文献存在较大分歧。Nelson和Winter视“惯例”(routines)为演化单元，认为每个企业的惯例可以被看成是企业知识和经验的载体，这些惯例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构成企业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强调经济演化过程是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惯例”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知识，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Lumsden和Wilson等把文化看成是直接决定人类行为及效率的因素。Hamel和Prahalad提出的企业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和Teeceetal提出的动态能力(dynamic capacity)突破了现代企业理论和传统战略管理理论的“企业黑箱”的局限，强调“能力”是企业演化研究起点。以资源为基础的战略理论将企业所拥有的独特资源视为基本的分析单元。Salva-to提出基于核心微观战略的战略演化模型，描述战略过程是核心的微观战略能动地连续性重新组合。另外，持有企业知识观的学者(Pen－rose，1959；Nonaka和Takeuchi，1995；Argrris和Schon，1978等)则认为知识是企业的最基本单元，他们从企业内生成长及其知识积累的角度考察了企业的本质和行为，特别强调企业所固有的能够逐渐拓展其生产可能的知识积累倾向，甚至把企业的本质理解为在知识积累过程中不断扩展其生产领域的机制，同时认为，组织学习是企业演化的必须过程。
3 战略演化的层次侧重及关系研究
为了探寻战略演化真实的内在机理，就必须弄清在战略演化的包括个体、群体、组织、企业、产业、社会等各层次关系和作用机制，战略演化研究到底应着眼于哪一层次，这也是传统战略管理理论存在争议最多的地方。然而，Nelson和Winter等将研究置于企业和个体两层次间，倾向于人口动力学，倾向于将人口水平和成员异质观念作为推动演化过程的力量。Si－mon把组织层次纳入其中，把组织层次的学习动力和进化理论联系起来，认为研究和发现过程可以用生物多样性和自然选择来定义。以Mi-chael Porter为代表的产业组织学派的学者强调产业选择的重要性，将产业、企业和组织联系得较为紧密。而Hamel和Prahalad及Teeoe等学者主要立足企业和组织间关系来探讨能力构建。此外，Sehumpeter从企业间关系提出基于集群创新的突变过程的演化机制，Hayek更加注重社会层面与个体层面之间互动的影响，认为自然演化结果对社会来说最优。
4 战略演化机制的变异动力和路径研究
在对经济的演化分析中，企业被假定起初是同质的，但随着不断成长和变异逐渐走向异质。如果将战略也假定起初同质，学者们就比较关注战略演化的变异或动力过程。Quinn、Mint-zberg和Waters等强调环境变化是战略的变异根基，战略仅是对环境变化所采取的应急对策的总结。Sehumpeter、Teece、Barney等认为创新是推动战略演化的根本力量。以Coase、Davis、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则坚持导致企业演化的原因既有学习效应、路径依赖，也有那些减少交易费用的包括产权制度、组织结构等在内的制度创新。Hambrick和Mason认为高层管理层或团队的认可与合作是战略性变更的根源。
5 战略演化机制下的战略管理模式研究
大量相关文献研究结果表明，理解战略过程也是为有效构建和实施战略管理而服务的。在战略演化机制下探讨战略管理模式就成为学者们关注的最高目标。Nonaka与Takeuehi提出了知识创新学习的战略管理，通过社会化、外在化、内在化和结合等方式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互螺旋式地综合，最终达到知识战略管理。Burgelman在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与演化观最为贴近，他提出“内部共同冒险战略决策过程模式”，明确认为战略发动(strategic initia-tives)不仅扎根于管理层级制，同时要寻求中层管理者的拥护和推动；在管理战略上，Burgelman提出“战略转折点”管理理论，将管理者对“战略转折点”的战略认知(strategicrecognition)与战略转型联系起来，构建适应性学习型组织，刻画出以战略矛盾、战略转折点、战略认知为基础的概念性分析框架。这些过程观点和管理范式明显具有演化思想，标志着动态环境下战略形成的理论深化和战略管理动态化的新发展。
三、战略演化研究的局限和改进方向
上述各学科演化研究成果，无疑为深入研究企业战略演化机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国外对演化机制的研究大都局限在某些特定范围和特定领域，或者更多的研究是以演化的思想提出新的战略概念和发展趋势，即使在战略管理领域内也大多只是借鉴思想，演化思想在战略管理领域中的系统发展，在文献记载中却寥寥无几，战略的演化理论还是零散的、非系统的。对大部分战略文献来说，演化是被简要地借用于广泛的修辞目的，仅散落在片枝末节的描述之中。
真正将战略演化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基于演化观下系统地研究战略演进的过程、动力、特征和机理，探讨其内在动态规律、行为对策及内在选择机制，并以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来推动有效战略管理的发展及其互动性的设计，目前还处于萌芽阶段。而且，现在对战略演化研究还有以下不足，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一，需要构建完善组织层面战略演化机制的分析框架。目前战略演化机制分析框架仅是模仿生物学的，框架缺乏系统性，具体内容也极不完善，没有体现战略内在特性。战略过程和管理的演化机制中的“演化”，不仅比“发展”、“变化”、“演进”复杂，更要包含循环、退化等含义，而且不同于一般生物学意义上的“演化”或进化(evolution)。后者是指生物个体或种群适应环境而成长的过程，其基本思想是“适者生存”。而在战略管理中，演化是一种高于生物进化的动态过程，不但在基因类比物、突变和选择上有所不同，而且同时涉及环境复杂性、战略主体复杂性以及和组织的互动关系复杂性作用，其中还需重点考虑到战略主体(管理者、企业家等)的创新性和引导性，因此，战略管理中的演化机制更多地体现的是复杂适应性。这需要深化战略的演化内涵，探索演化在融合环境适应性和战略创造性方面的优势，同时还要形成完整系统的战略演化机制的分析框架。
第二，缺乏兼具静态和动态融合的系统研究。从研究现状来看，文献多集中于内容观点或状态描述，而且这些内容观点多采用静态视角方法，缺乏动态眼光，忽视战略产生、选择和实施的过程和环境；而以往过程分析也常陷入现象描述中，对互动和协同作用重视不够。要使战略演化成为整合两种不同方法而拓展的一种更具整体性和动态化的方法，就要实现战略复杂现实情形的状态描述和过程描述不断相互融合、相互转化。因此，应从基于知识库的内容观点和基于成长机会的过程观点出发不断寻求战略演化机制的解释。
演化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眼关键词？演 家庭农场经济；社交网络；综述
？眼作者简介？演孙 捷（1975―），男，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与社交网络管理；（江西南昌 330063）李永安（1977―），男，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生。（江西南昌 330013）
本文系CCF―腾讯犀牛鸟科研基金项目（编号：AGR20130119）和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共生式社区经营模式研究”（编号：10YJ103）研究成果。
一、引言
农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眼1？演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赖于农业迅速稳定的增长。温铁军认为，中国农村是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基础条件，60%-70%的有地农民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眼2？演。从现实来看，中国农民依然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解决农业发展问题不管是对于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中央一贯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方针，如农业税费改革到免除农业税，如新农村建设。近年来，为推进“两型”农业生产经营社会化发展，又提出大力发展家庭农场经济。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在论述适度规模经营时，明确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2013年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了横向的社会服务整合机制创新要求，即“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与外界的多元化、多形式、多层次的社会服务多种主体有效对接。2013年一号文件虽然明确了要采取多种政策，推动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但如何有效实现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规模、实践结构和资源投放的适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决非一蹴而就的。当前它面临以下问题：
首先，如何解决农户为主体的家庭农场特色生产、经营和整个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产品标准化的矛盾，使得包括相关药品使用在内的、涉及食品安全的因素能得到切实有效的管理。
其次，如何在家庭农场和金融结合过程中，真正发挥农户的主体作用。目前，政府推动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已不自觉演变为主要依靠工商外力而排斥农村社区主体的结构性失衡，控制农业风险的乡土社会生态系统受到制度制约使农民主体地位难保？眼3？演。
第三，如何解决农户为主体的家庭农场生产经营，因规模、结构选择和采购、生产、加工、经销等环节在同一时间、空间上并存，而不是继起，所带来的生产流程控制与市场需求响应对接失效问题。由于家庭农场是一体化的组织方式，其生产工序架构不仅取决于便利性和土地的有用性，而更主要受互连性与带宽程度的制约，即生产工序越来越强调在同一时空与多个外部供应、消费等社会资源网络的并行联系。作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靠大量的资金投入，控制终端――这一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难以获得产品的溢价收益。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没有将生产流程控制与基于同一时间点上多层次复杂社交网络结合起来？熏并未从中把握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交织的内在关系，从而难以获取真正的经济利益。该问题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动力问题。
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为有效实现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规模、实践结构和资源投放的适度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它克服了单纯政府向农业输送物质资源导致的经济弊端，又有效的避免了市场完全主导产生的失灵状态，有利于充分配置城乡社会资源，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为此，近来有学者探索将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运用于解决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规模、实践结构和资源投放的适度问题，为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业转型升级找到了新的动力。
二、社交网络的研究
（一）社交网络概念
早期，布尔迪厄从社会学视角看社交网络，他把社交网络看做一种资源或者是资本，因而，在他的话语体系中，社交网络被称作“社会资本”？眼4？演。他强调社会资本不仅是资源，更是一种权利，行动者凭借这种权利占据场域中的某种位置，进而可以支配场域中的资源。布尔迪厄是从工具性的角度给社交网络定义的，关注的是个人通过不断参加团体活动来增加收益以及为了创造这种资源而对社会能力的精心构建。他对社交网络所持的观点是一种权利义务论。
科尔曼对社交网络有较系统阐述。科尔曼认为，该网络是一种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同为三种资本形态。社会资本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的资本财产。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眼5？演。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范式。林南进一步将其表述为“在社交关系中投资，在市场中获得预期回报”？眼6？演，然而，无论科尔曼还是林南关于社会资本的承载主体的论述是不明确的，其理论并未涉及线性关系与复杂关系的区别，换言之，社会资本究竟是指对时间上呈线性的人际网络的运用，还是指对同一时间点上复杂人际网络所内蕴的社会资本的期权运作，社会学学者们并未给出详细解答。
新世纪初，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电子商务的发展，在线社会网络日益成为现实人际间关系网络之一部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基于互联网上的社会网络开展了大量跨学科的研究和实证，从不同学科视角给出了各自的定义。首先是社会网络的定义，它的英文名称有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和Social Networking Sites两种，简称SNS。关于这一社会网络的概念也有不同的表述形式。如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将这一社会网络的词条普遍定义为“社交网络服务”。百度百科的定义是社交网络服务或社交网络，源自英文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的翻译，中文直译为社会性网络服务或社会化网络服务，意译为“社交网络服务”。社会网络含义包括硬件、软件、服务及应用，由于四字构成的词组更符合中国人的构词习惯，因此人们习惯上用社交网络来代指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
维基百科则将其定义为，社会性网络或社交网络，是由许多节点构成的一种社会结构，节点通常是指个人或组织，社会网络代表各种社会关系，经由这些社会关系，把从偶然相识的泛泛之交到紧密结合的家庭关系的各种人们或组织串连起来？眼7？演。
不少学者在对基于互联网上的社会网络进行研究的时候，一般将该社会网络理解为网络上发展比较迅速的新型社交平台，也有部分研究者将博客、邮箱、论坛等看作社交网络的不同发展阶段，从而，将网络的其他几种主要交流形式也归入社交网络一类。
近年来，由于电子商务的深入发展，实务界发现，消费者需求可以通过互联网方式在时空上并起多个社会网络来更高效的获得、聚合；基于互联网上和网下的社交网络正在重塑生产流程。理论界则提前开始多角度重新探讨社会网络定义。如Hildreth从隐性知识分享角度，提出社交网络是一群人在信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结构，本质是实践社团，立足于社会学、金融学和计算科学相互结合，不少学者开始尝试引入其他学科的分析视角讨论复杂社交与风险控制的关系？眼8？演。周洛华在其关于禹州农民板蓝根生产经营的研究中，对期权研究框架进行了论述。他强调要从时间的预期收益和风险的选择权买卖上把握农民的关系网络及其与风险控制的联系？眼9？演。尽管他没有明确界定、讨论社交网络，但他把风险、信息、时间统一在关系的期权概念中，这为深化社交网络的认识及研究打开了新的路径。基于此，我们可以转换视角来看待社交网络，将其视为映射与控制经济活动风险的多层次、非线性、有边界的互联网线上和线下关系结构。
（二）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基础
1.六度分割理论
所谓六度分割理论是Stanley Milgram在1967年通过连锁信实验证实的。该理论指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熏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
社交网络的结构思路遵循了“六度分割”理论的原理。它视每个人都是整个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每个节点都可以以自身为中心向其它节点辐射，这些辐射出去的人际关系网相互交织在一起，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社交网络中各个节点相互连接的关键点在于信息的真实性。
2.强连接与弱连接理论
社交网络的另一个理论支撑是“弱连接”理论。该理论指出，在传统社会，每个人接触最频繁的是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同事等，这是一种十分稳定的传播关系，这是一种“强连接”，另外社会还存在一种“弱连接”关系，弱连接关系不如强连接的关系稳定，但它的范围比较广，而且具有比较高的传播效率，维护弱连接的成本也比较低？眼10？演。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际接触范围的扩大，弱关系理论推广到广义的信息扩散和传播上，用来分析更广泛的网络人际交往关系。人们借助“弱关系”这座桥梁，可以形成一张大的个人社交网，这样就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弱连接”理论为研究社交网络的广度、强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3.结构洞理论
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于1992年发表《Structural Holes》一文，他在文中首次明确指出，关系强弱与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多寡没有必然的联系。无论主体是个人还是组织，其社会网络均表现为两种关系：一是网络中的任何主体与其他每一主体都发生联系，不存在关系间断现象，从整个网络来看就是“无洞”结构。这种形式只有在小群体中才会存在；二是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与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无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来看好象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因而称作“结构洞”。例如在ABC网络中，如果AB之间有关系， BC之间有关系，而AC之间没关系，则AC是一个结构洞？眼11？演。AC如果要发生联系，必须通过B。格兰诺维特认为， B与A、C的联系必然是弱关系。对博特来说， B与A、C的关系可能强，也可能弱，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假如A、B、C处于资源竞争的状态， AC结构洞的存在为B提供了保持信息和控制信息的两大优势？眼12？演。借助结构洞理论，博特在微观层次上解释了市场中社交网络是如何运用而成为一种资源的，说明了私人关系是经济行动的前提。
4.关系信息排名理论
所谓关系信息排名，是指类似于遵循中枢和权威更新规则的网页推荐排序算法？眼13？演：设每项事件（信息）的中枢值和权威值为1；选择一个运行次数，K；执行K次中枢―权威更新操作，每次更新过程如下：首先，执行权威更新规则，即对每项事件，以所有指向该事件的中枢值之和更新这个事件的权威值；其次，执行中枢更新规则，即对每项事件，以所有指向该事件的权威值之和更新这个事件的中枢值。最后可做归一化也可不做归一化，视参与者多少而定。可将其称之为信息推荐排序机制。
（三）社交网络的研究进展
国内对社交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一是微观个体层面，研究焦点在于风险控制的个人线性社交网络，主要侧重于测量、分析个体用于风险控制所有可用的社会关系，个体与关系人连带的强与弱以及关系人所拥有的资源的多与寡。在这方面自林南？眼14？演始，有诸多学者？眼15？演？眼16？演？眼17？演针对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亲、熟、信一体的个体义务交换关系，开展了本土化研究。
第二是中观群体层面，研究焦点集中在非线性复杂社交网络的群体信任机制上，主要由计算科学学者们推进。如鲍捷、程久军以一种群体信任算法，根据社交网络中群体的特点，将交互的两个群体抽象为两个群体节点，将复杂的多种信任关系转化为一对一之间的信任关系，从而对群体间的信任关系进行描述和度量？眼18？演。乔秀全等人通过借鉴社会心理学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产生原理，提出了社交网络中基于用户上下文的信任度计算方法。该方法将社交网络中用户之间的信任度分为熟悉性产生的信任度和相似性产生的信任度；同时又根据所起作用的重要程度不同，把相似性划分为内部相似性和外部相似性，并给出了信任度计算的具体方法？眼19？演。
第三是宏观社会层面，国内学者主要侧重于对复杂社交网络与信息传播以及网络安全问题的研究，其代表者是周涛等人。如他们研究了社会网络的结构与演化特性对于评估与控制传染病爆发这类突发事件，以及监测预防伴随突发事件而生的谣言和恐慌情绪的蔓延的重要意义？眼20？演。
三、家庭农场经济及其相关理论研究进展
（一）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
家庭农场的概念，早在民国时期就出现了，一般是指采购、生产、加工、经销等环节在时间点呈并存态势，有一定土地规模和经营效率的农户。有学者，如曹幸穗研究了家庭农场的规模效应，表明家庭农场的土地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都随规模的增大而升高，呈现明显的正效应。主张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应当创造一个维持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环境，防止“均田式”的经营化规模小型化倾向，并详细论述了家庭农场规模与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眼21？演。黄宗智通过对华北不同类型家庭农场劳动生产率的对比等，论证了家庭式农场的牢固性？眼22？演。并以“过密化”视角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明初至1950年的小农经济，指出农民家庭经营实际上是没有发展的增长？眼23？演。
（二）家庭农场经济的研究内核
发展家庭农场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然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就是有效实现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规模、实践结构和资源投放的适度，这也是家庭农场经济的研究内核。传统主要是将“经济人”模型作为其理论基础，片面将它视为家庭农场经济发展的重点，并据此探讨规模的适度、经营结构的大小和绩效的高低。而当前的家庭农场经济理论站在传统的理论基础上，伸展出了新的内容。计算机科学的图论成为其新的理论基础之一。传统关于规模、结构与资源投放“适度”的研究方法是单纯“市场行为分析”，但这并未解决因生产工序在同一时空与多个外部供应、消费等社会资源网络的并行联系，导致的家庭农场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问题，只是使问题在空间和时间上发生转移，治标不治本。当前家庭农场经济的研究方法是关于家庭农场主经济行为和群体的关系互动方式分析。这将家庭农场经济发展的外部资源输入模式转变为社交主体的内生动力聚合模式，家庭农场主“人”的价值空前凸显，生态、环境、人文、历史等社交关系中内蕴的社会资本价值作为资源，成为产业规模、经营结构是否“适度”的风险评判尺度，整个农业体系形成多种资源、规模循环流动的嵌套系统。从而在家庭农场生产经营下，环境变得更友好，资源变得更节约。
（三）家庭农场经济的研究趋势及展望
我国家庭农场的普遍出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对此作了相应介绍。如颜志武的《浅析家庭农场的发展》以浙江地区为例，指出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东南部地区就已出现了家庭农场形式的农户适度规模经营。黎东升等人在《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与对策》中指出，家庭农场早在80 年代就在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它是伴随着家庭承包经营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生事物，是农户家庭组织的一种高级形式。
目前，家庭农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正向三个层面发展开来。第一个层面为微观层面，研究对象为家庭农场及其与其他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眼24？演？眼25？演？眼26？演？眼27？演。研究焦点集中于家庭农场的组织及其通过共同管理环境事宜和经济事宜来获得更大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比单个农户通过个体行为的优化所能获得的效益之和大的多。该层面的研究在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应用就是“公司+家庭农场”。张乐柱等认为，农业龙头企业在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在于，应对高昂的信息成本、技术风险，降低专用性资产投资不足，提高合作剩余。他们对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案例研究后，提出“公司+农户”模式实质还是农户经济，但以外部组织的规模收益相对有效地克服了小农经营规模不经济的弊端。并认为“公司+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模式化解了“公司+农户”下的利益分配难题，实现了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更紧密的联结机制，创新了现代农业经营方式？眼28？演。现实中，广东的温氏集团与家庭农场合作，承担养殖技术的研发与新品种引进。新希望集团扩展“公司 +合作组织 +农场主 +农户”模式，变成农业服务员，一是为农业组织服务，帮助农民组建更多的农业合作社，二是努力成为提供技术、金融、加工生产和市场等各种农业服务的综合服务商。
然而，“公司+家庭农场”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般地，由于存在要素所有权的非同一性，从而生产流程中不同要素主体权益对立，生产过程中的组织成本和交易费用难以降低。其次，与农村村社之间多是经济线往，难以充分利用农村村社的信任和共享信息。第三，工序结构难以协调与外部多个社会资源网络的外向联系。这也是家庭农场经济研究开始突破固有规模生产界限向更广阔范围的领域展开的原因之所在。
第二个层面为中观层面，研究对象为村社、地区甚至更广阔范围的区域社会资源生态网络。其研究焦点集中于区域范围内的不同社会资源生态体系、家庭农场之间如何通过有效集成、协调、管理来优化资源的使用，改善生产流程控制，提升整体经营绩效，最大可能地推进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眼29？演？眼30？演。袁月兴等意识到了家庭农场发展的困境的实质，他们以社会资本理论为依据，对蒲韩乡村社区与台湾农会的组织历程做案例比较研究后，认为资本化社会人际资源网络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他们提出，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大多数的农村贫困社区，资源禀赋差、人力资本存量少，资源空洞化的情况更为严重，难以单靠农业生产来获得稳定的收益。从蒲韩乡村社区与台湾地区农会的经验，以及本土诸多乡村共同体重新建构的试验比较来看，只有发展集金融合作、供销合作、专业合作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组织，把规模运作的金融机构与分散小农户之间过大的交易成本，通过高度组织化的农民组织内部化机制予以消化，才能够缓解三农的资金瓶颈？眼31？演。袁氏意识到了社会关系网络对适度规模扩张和生产流程控制的重要性，但其只是根据对比得到的经验认知，面对在线社会网络日益成为现实人际间关系网络之一部分的事实，并没有针对家庭农场主间基于互联网上和网下的社交展开相关理论分析和实证，从而缺乏系统性和说服力。
研究的第三个层面为宏观层面，研究对象为家庭农场经济制度、政策。其研究焦点集中在传统农业转型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比较上。如有学者视市场经济下的农民家庭经营就是“农业企业”的“家庭农场，既可以规模经营，也可以是小微企业”？眼32？演，郑有贵主张通过农地赋权改革“促进农民家庭经济组织向现代家庭农场发展”？眼33？演。如黄新建等人以江西水稻种植为例，提出要促进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经营，需新型城镇化建设、农民承包权流转服务、财政补贴对农业保险的支持等政策扶助？眼34？演。还有学者提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户家庭农业，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融合科技、信息、农业机械、金融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现代经营理念，实行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和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微观经济组织。”？眼35？演
国内在家庭农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家庭农场经济的概念、特点、原则和模式的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讨论了家庭农场主间的一些社会交往性活动与生产经营关系的问题，但对家庭农场经济理论与实践过程中所涉及的如何运作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有效实现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规模适度问题研究还比较少。
立足于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探讨如何有效实现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规模适度问题是家庭农场经济研究的新趋势。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和实践对家庭农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它提倡以时间密度的观点看待农业生产与家庭农场主社交网络循环，强调研究家庭农场主和社交网络中群体关系的信息互动机制，探讨家庭农场主如何以社交网络运作识别风险、控制风险，甚至进行风险的期权互换交易，从而支持生产经营规模扩张、组织合作实践活动，即生产对接大市场。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思想对家庭农场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是一个有力的支撑。当前，少有文献研究家庭农场主如何运用、通过基于互联网上和网下的社交网络聚合影响经营规模的风险信息；二是，少见用社会计算的方式计算家庭农场主如何参与复杂社交网络，通过社交网络中与群体的关系互动，识别风险，牵引生产经营规模的适度选择；三是，尽管运用复杂社交网络及其动力学理论指导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已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如温铁军，提到要引入社区支持发展农业？眼36？演，也有学者开始尝试，如程存旺、石嫣尝试分析“小毛驴市民农园”社区支持农业的运作规律？眼37？演？眼38？演；如孙捷尝试以广西两村庄的生态农业试验为例，分析农户如何运作复杂社交网络中与其他群体的互动关系，实现风险的期权交易？眼39？演，但是都没有利用网络与社会计算的工具进行家庭农场主复杂社交网络的测量分析，回答如何解决适度规模的内生动力与生产经营、市场风险交易对接问题，更多只是定性的研究，这局限了其学术价值。而利用网络与社会计算的方法，通过测量家庭农场主（映射与控制经济活动风险的多层次、非线性、有边界的）社交网络结构，与生产流程中各类要素投放的关系，可明晰家庭农场经济的发展、优化。因此，把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引入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
？眼参考文献？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