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药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宝库中的一颗夺目的明珠。中医药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医学理论,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其成果在今日依然璀璨,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资料显示,中国针灸已传播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药出口到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外国医学机构和专家来到中国,与中方合作研究中医药治疗有效性的科学证明。本文通过对中医药在欧洲发展历程的阐述,进一步讨论如何才能使中医药更好的“走出去”,扩大中医药在世界的影响力。

一、中医药在欧洲的发展历程

中国药物至少在公元10世纪已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明末清初,中西医药交流颇为频繁,其中以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医药知识为多。但从雍正开始禁教后,传教士感到在华行医传教难以进行,他们便转而研究中医中药,并将这些知识介绍到欧洲。曾经入仕元朝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也记述了中国药材外运的史实。万历三年(1575)西班牙传教士拉达(Martinde Rade,1533-1578)受菲律宾殖民政府派遣,到福建沿海活动,购回大量有关中医药书籍。卜弥格(P.Michael Boym,1612-1659),波兰人,任过波兰王的首席御医,他在华期间留意中国药物学,用拉丁文写出《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实际是《本草纲目》的节选本,是目前所知向西方介绍中国本草学的最早文献,清顺治十三年(1656)在维也纳出版。1683年荷兰医生赖尼(William ten Rhyne)在伦敦出版了一本《论关节炎》,书内有一节为应用针刺治疗关节炎的内容,这是介绍中国针刺术到欧洲的最早期文献之一。

17世纪末,英国医生弗洛伊尔(John Floyer)将卜弥格关于中医脉学的译述转译成英文,连同自己的著述合为《医生诊脉表》一书,公元1707年在伦敦出版。18世纪以后欧洲人对针灸术认识渐多,出版介绍针灸的书约50种,德、法、英、瑞典、捷克等国均有介绍,爱尔兰出版了一本关于论述灸术的生理作用的专书。法国从1808年到1821年短短20年中,就出版专门论述灸术的书籍约8种。上世纪30年代,法国汉学家马伯乐(Maspero)就在《亚洲杂志》上著文向欧洲介绍中国气功中的胎气法、服气法、闭气法、六字诀等功夫。1850年马氏又根据中国古籍《黄庭经》,介绍中国气功的理论基础。

现代,中医药在德国、英国、法国均有了较快的发展速度以及较广阔的发展前景。德国的中医药学术组织已达48个,居欧洲国家第二位,高于英国(31个)。中医药在德国的地位逐渐提高,中德合办的医疗机构不断增多,医疗保险组织多已支付部分治疗费用,政界与公众的呼声日渐增高,德国、医学界也出现了有益的分化,德国“联邦医生同业协会”与我国中医界交往合作的形势看好,有些人积极学习中医,并认为应掌握与运用中医的医学原理和哲学思想指导临床实践。70%以上的人预计中医学在德国立法方面会受到更多重视。

目前,法国的中医药事业仍以针灸为主,针灸术已成为医疗竞争中的必备技能。1993年,法国已有针灸医生近万名,每年消耗中草药达35 000吨左右。1996年,在巴黎开设第一家中医医院,这所医院是在中法两国卫生部的倡议下,由欧洲共同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助下开设的。2007 年2 月14 日,法国教育和科研部长吉勒・德罗宾在巴黎第五大学宣布,法国政府将正式授权有关高校颁发中医针灸部级学位证书,以全面提升法国的中医针灸教学及治疗质量。

而英国政府对中医药一直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在整个西欧,中医药在英国的发展比较快,水平比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1995年底,当欧盟各国开始实施欧盟禁用草药工业制品的法令时,英国政府却接受了英国草药医和广大民众的要求,决定在英国暂缓执行欧盟上述禁令。其结果是不仅促进了英国中医药业的发展,同时使英国成为欧盟事实上的中医药中心。

二、中医药在欧洲的发展前景

20世纪以来,由于化学药品的毒副作用不断为人们所认知,欧洲民众乐于接受天然的各种疗法,例如,在法国中医被称为“软医学”或“柔和医学(Mild Medicine)”,意思是毒副反应较小,对人体有益的一种医学。由于中医中药在欧洲日益深入民众,对中医中药的保健知识需求也相应增长,多种多样的外文版中医、中药、针灸、气功书刊出现在欧洲人民的书架上。这不得不说是中医药走出国门以后取得的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中医药要想在国际上取得更长远的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因此,面对中医药传播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今后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中医药的立法:这也是中医药在国际上保持长久生命力重要因素。国外政府应该有管理中医药的专门机构,并给予相应的立法。中医药如果没有立法保障、政府的支持,要大力发展是不可能的。

2. 中医药的教育: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是决定该行业盛衰的重要因素。如果能由双方政府合作,在大学里开办高质量的中医院校、专业,或者与中国的中医药院校开展办学合作,也许会对提高欧洲的整体中医药水平起到重要作用。同时组织专家,结合欧洲的具体情况,编写适合西方国家的材,让所有的中医院校都用同样的教材,如此才能保证中医教育的质量,考试也有据可依。

3.中医药优势的发挥:中医的特长是“治未病”、“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我们的长处在养生方面,对慢性病、急性病康复期治疗有独到的地方,故临床应用尽量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

今日药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日本汉方；中医经方；经方研究

[中图分类号] R-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1）11（c）-113-02

The revelation on study of classic formulas of Zhang Zhongjing in Japan

LI Jun

China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Medical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Japanese Han prescription Medicine has always put emphasis on classic formulas of Zhang Zhongjing, which brings very important revelation to our development on Chinese classical formulas and ev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We should pay much more attention on classical formulas study, and enhance the using and research of it. During the process the practicability, normative and objectivity should be stressed. However, the tradition of classic formulas should not be ignored whe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lassic formulas is pushing on.

[Key words] Japanese Han prescription Medicine; Classic formulas of TCM; Classic formulas study

日本的汉方医学，又称和汉医学或东洋医学，发端于中国的中医学，并基于自身独特的文化特点、地理环境及医疗实践，逐步发展形成了学术特色鲜明的汉方医学体系。江户时代，随着日本版《仲景全书》（1659年）、《宋版伤寒论》（1668年）的首次刊行，汉方界研究《伤寒论》蔚然成风，由于《伤寒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强，十分符合日本的民族特点，遂渐形成崇尚经方、提倡方证相对的古方派，迄今仍占据日本汉方医学的重要地位。在理论上以《伤寒论》为基本框架，重视古方方证与“方证对应”，诊断上强调腹诊的重要性，汉方药则在其理论指导下应用。早在20世纪20年代，章太炎先生就颇为认可日本研究经方的思路，曾言：“令仲景而在，其必曰吾道东矣[1]。”目前，日本汉方在古方今用、方证研究、现代药理、文献研究、剂型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果，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尤其对中国的经方研究颇多启示。

1 加强经方应用与研究

日本的汉方医学素来重视古方、经方，在汉方医学最繁荣的江户时期，随着中医学的不断传入，一批古典医籍倍受重视，如吴昆的《医方考》、龚廷贤的《万病回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张仲景的《伤寒论》以及18世纪后期丹波元简等人校勘出版的《千金要方》、《医心方》、《伤寒论辑义》、《金匮要略辑义》、《素问识》、《灵枢识》等，其中以《伤寒论》最受推崇，重视经方研究的古方派名家辈出，对后世影响深远。日本汉方界迄今为止仍以使用经方为重要特征，经方已形成产业化发展，仲景方的许多制剂被纳入日本国民医疗保险，其临床及药理研究均深入细致，此外，日本汉方研究的主流仍是围绕着经方，每年有大量的经方研究论文及经方著作。显然，日本汉方很清醒地抓住了中医最精华、最实用的部分，加以充分地发掘利用，这与近年中国国内正盛行的“经方热”、“方证相应说”、“类方研究”等颇为相合，中国的经方临床家、经方研究学者在日本也非常受欢迎。

虽然中国历代医家均十分重视《伤寒论》的学习，但由于我国历史上医学流派众多，医经、经方并重，辨证论治作为中医的基本特点，中医的诊疗模式为理、法、方、药，注重对理论的分析，直至明清时期方才形成伤寒学派，其后经方家辈出，但在现代医学的巨大冲击下，经方研究极度萎缩，随着老一辈经方家的相继谢世，经方派传人日渐稀少，使得我国的经方医学传承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临床上擅用经方者凤毛麟角。尽管近年来国内经方研究有所升温，但也并未成为中医研究的主流，呈现出民间热、高校冷、网上热、临床冷、海外热、国内冷的态势[2]。邻国日本注重经方研究取得的成功经验提示我们，重视经方、加强经方应用与研究势在必行。

2 经方研究的实用性、规范性和客观性

日本对经方的研究，十分注重实用性。实用性首先体现在对经方方剂本身的重视，尽其所能地开发利用经方、古方，其中进入日本国民医保的汉方制剂多为经方，是汉方中的精华。其次，不去纠缠笼统浮泛的方义，而着力于明确规范的方证，这正是日本经方研究的求实之处，也是中国经方规范化研究应该学习的重点。此外，中医学强调证的易变性和个体差异性，由此体现在处方用药时强调辨证施治的重要性，辨证后要分析病机，然后才立法遣方用药；而汉方医强调方证相对，直接将证候与方药挂钩，跳过了中间难以把握的析理过程，注重辨识具体的临床证候，强调证的相对稳定性及证与治的统一性，提出方证相对的思维诊治原则，以定证、定方，证有规定，方无加减，实现汉方证治标准化。这一方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日本汉方在此方面已做出了成绩，中医证治标准化研究不妨可以学习、借鉴。

正如古方派代表吉益东洞所强调的“最优秀的古典医籍是《伤寒论》”一样, 在临证治疗上，古方派十分强调仲景方的运用,讲究以临床之证与方药相对应，坚持运用仲景原方以治疗各种相应疾病[3]。吉益东洞排斥遣方用药中的理论分析，尤为重视经方使用的规范性，认为理是看不见摸不到，很难把握的，而具体的方证才是真实的，方证相对才是仲景治法之大要，是需要和可以把握的。他在研究《伤寒论》的基础上，结合实践经验，提出按方类证、定证定方、多方合用等汉方医学的诊疗原则。其实，这些理念、方法与中国清代著名伤寒大家柯韵伯、徐灵胎的观点不谋而合，同样强调方证相应，并主张类方研究。

日本的经方研究还十分强调客观性，腹诊和体质是日本汉方最有魅力的部分，这也是在经方研究中应该重视和学习的。历代汉方医家均非常重视腹诊在诊断治疗疾病中的作用，并逐步发展成为日本汉方医学较为独特的一种诊疗手段[4]。森道伯的体质学说也以其极强的客观性，为临床医生所接受。许多日本汉方家从心理行为特征上对方证体质的鉴别，也很有临床意义。

3 推进经方产业化，保持经方传统

目前，日本汉方已经实现产业化，不少方面领先于我国。日本人善于挖掘利用他国的优势和长处，来为己所用，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经方是中国几千年的临床实践成果，是中医精华之所在。1972年，日本厚生省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中选出210个经典古方作为非处方药（OTC）批准使用。1976年，又以“业已经3 000年的人体临床检验[5]”为由，在未经通常的新药临床试验审批的情况下，破例将146个汉方药收录到国家药典，并纳入国家健康保险（NHI）作为医疗保健品使用。到目前为止，已有233种汉方制剂被纳入NHI中。仅此一点，就足令国人汗颜，作为中医药的发源地，历经更长时间、更多数量的人体临床检验，而被开发和利用的经方制剂却寥寥可数。不少中药企业一方面限于严格的新药审批要求，一方面为了追逐更高的经济利益，热衷于推出偏方、秘方，没有坚实的临床基础，盲目开发新药。中国的经方产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日本政府的胆识与魄力值得学习。

当然，在推行经方产业化的同时，还要保持经方使用的传统，对传统汤剂的传承和研究也不应忽视。经方产业化，并不是要取消传统的汤剂，临床上应相辅相成，优势互补，否则将会导致有方无药的弊端，这一点已经在日本汉方产业化发展后显现了。由于日本汉方推广成方颗粒制剂，很少有医生使用汤剂，由此限制了方剂药味、药量的加减，缺乏临证变通，久而久之，极易导致辨证论治的淡化，甚至导致中药西用等现象。

4 结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医药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曾经借鉴过不少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医药经验，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今天中医学的发展固然离不开本国中医学者的奋斗，更应实事求是地向其他国家学习，取长补短，共谋发展。

[参考文献]

[1] 陆渊雷.伤寒论今释・序[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2.

[2] 黄煌.经方医学的源流与现状分析[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9,43(1):6.

[3] 杨晶鑫.论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的崛起[J].医学与哲学,2010,31(3):67.

[4] 周琦,刘敏.从“腹诊”看日本汉方医学的没落[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12(6):152.

[5] 郭晓,郁洋.日本汉方药发展对我国中药产业的启示[J].亚太传统医药,2007,3(9):10.

（收稿日期：2011-06-30）

今日药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中医文化，是指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文化社会背景以及蕴含的人文价值和文化特征。它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文化，以其整体的治疗思想，多角度观察病理的方法，奇特的治疗技术，和谐有用药手段而著称于世，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学文化构成了中华中医文化的基础和主干。

有了人类，就有了医药的活动。中原地区是中华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早在伏羲、黄帝时期，就有了医药起源的美妙中华中医文化的源头。

河南是中医的源头，是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人们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逐渐发现了植物药，车渔猎生活中，逐发现了动物药；在冶矿生产实践中，逐渐发现了矿物药。与此同时，又发明了针法、炙法和外治法等。

战国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时期，其标志是《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医学经典相继同世，《黄帝内经 》大约是战国秦汉时期，为后世中医理论之源。《伤寒杂病论》系东汉南阳郡涅阳张仲景所著，该书的最大贡献原则，奠定了临床诊断理论的基础。《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的洛阳，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中药学理论。而这三部医药学原完成的，可以说中华医药理论的形成是在中原。

南北朝至隋唐进期，中医学得到了全面发展。

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曾长期在中原行医，著有《千金要方》、《千金》大成，对《黄帝内经》有大量征引和深入阐发。同时，他收录了张仲景著作有关伤寒病症的部分，从而医圣文化得以广泛。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的发达兴盛时期，其重心在中原。这一时期医学发展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政设施的进步，当时都城开封设立“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及其他保健或慈善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起来。同时还设立“御药局”、“医药惠民局”等专职药政机构，这一传统至今仍被沿用。

明清时期，由于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我国医学在南方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河南仍涌现出了众多著名医家。

宋代以前，河南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大地名医荟萃，是名医最多，献最大的地区之一。

中原地区在历史还形成了独特的药文化。产于怀庆府（今焦作市 ）的“四大怀药”，即怀山药、怀菊花、怀地黄、怀牛膝，距今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在众多的中草药中，独享有“华药”的美称，由此产生、发展成怀药文化、怀商文化。

中医学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母体滋养下发展成长的，从传统文化这一母体文化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积淀起深厚的医药文化，是中华医药文化的根基和主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以其高尚的职业道德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成为中医学的灵魂，对整个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转贴于

从《黄帝内经》开始，中医药文化的哲理就十分明晰，阴阳学说、五行相生相克、整体宇宙观等哲学思想基础已经奠定。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开创了辨证论治的先河。中原医家所创造的理论价值时至今日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其一，阴阳及平衡理论，提出了人体阴阳之气的平衡是生命健康的基本条件，“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和谐学中的和谐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二，五行及脏腑、经络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整体观念与联系的观念。其三，藏象及辨证理论，通过对小体外部现象的观察，得知人体的健康状况，体现了中国古代医学对本质和现象问题的独特理解。张仲景的辨证论的提出，反映出对差异性问题和分析的独特理解。此外，中医治病包括无病养生和有病调理两个方面，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整体观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总之，中原中医药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

中原医学文化以张仲景文化及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其高尚的职业道德、科学的辨证论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张仲景的医德观完全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仁爱”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形成以“仁”为核心；二，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诊疗方法，为中医临床医疗的通用模式，一直是中医诊疗疾病所遵循的基本法则，一直指导着中医；三，承前启后的医方文化。仲景所载方药，被尊称为“经方”、“祖剂”。时至今日，仍为广大医药工作者所喜用。医圣发展，已成为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对汉字文化圈，乃至世界的医学、人文等均有较大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作为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备的医学专著，成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之作，不仅是界人民的巨大财富。国人奠仲景为医圣，奉《伤寒杂病论》为医经，称之为“活人书”。其影响早已跨越国度。进而又形成“伤寒学”、“伤寒文化”。一些国外的医家还专神祠，将此称之为“归宗”。由此可见中原医学文化的魅力的影响。

中原医学文化以其独特性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要传承医学文化，发展中医药事业，就必须把握其本质特点：文化的内涵，使中医文化真正作为国粹不断发扬光大。

今日药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在近代社会西化的背景下，岭南中医界也提出各种革新主张，以适应时代要求。代表人物有提倡“中医科学化”的谭次仲、主张“建设中国本位医学”的伍律宁、持“中医改进论”的张二仲与林昨非、建议培养“新中医”的卢觉愚以及“中西医学比观”的张公让。他们的思想，既有废医存药的错误主张，也有坚持以中医为主体的中肯之见，体现了特定时代下的诉求，既有进步性也有局限性。

关键词：中医存废斗争；医学史，民国；谭次仲；伍律宁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推翻了封建帝制，这是中国历史上转折性的一页。伴随着政治的变革，稍后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又推动中国社会加速裂变，传统文化渐趋式微，西学日益普及。在医学方面，西医在中国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并对传统中医学形成冲击。尽管中医学并没有被西医所淹没，仍然显现着生命力，但在言必称“科学”的社会风气下，旧有的理论面临着极大的压力，甚至生存也受到威胁。新政府的医政大权掌握在留学归来的西医手中，以致1929年有余云岫提案“废止旧医”，酿成风潮。

“废医”当然不可能成功。但面对时代的进步，中医自身也产生了变革的要求，不少人提出了各种适应时代的革新主张。这些观点与旧的“中西医汇通”有所区别，称之为“中医革新派”或“中医革新思潮”比较恰当。

岭南是近代革命的前沿，近代广东中医界倡议或力行革新的医家亦不少，在国内有一定影响，有些观点和论述今天看来亦不无启迪。兹介绍其代表人物和观点如下。

1 谭次仲与“中医科学化”

谭次仲（1893-1955），字星缘，广东南海人。历任广西梧州中医学会会长、广东仁爱医院中医部主任、（香港）广东保元中医学校校长。著作有《医学革命论战》、《中医与科学首集―中药性类概说》、《中医与科学二集》等书。

谭次仲是近代“中医科学化”的倡导人之一，与当时上海的陆渊雷齐名。他认为中医的革新，需要“萃中西而共冶，合新旧于一炉”［1］。他评述社会上论“中医科学化”的许多论点，或“只有中医实则蔑弃科学，或只有科学实则蔑弃中医”，这都是不客观的，“揆其原因，非由于不认识中医，即由于不认识科学。”谭氏所言的“中医科学化”，认为中医应与现代自然科学结合。他说：“医学既无所谓中西也，特古略而今详，古疏而今密，唯此而已。……古人诊察疾病，仅恃人类自然之本能，今则几于完全建筑于科学生数理化之基础上。故必取法者也。”所以，“中医科学化”的目标是：“一方面固必切合中医获得事实上及文献上之确实证据，绝对不容虚构；一方面尤须准对科学，不容脱出生数理化之藩篱，存有玄学之丝毫色彩。其有为科学所未明者，则存其法以留待将来，务使中医观之谓之中医，科学医观之谓之科学。”［2］“科学化”的手段则是主张开展中医实验和中药药理研究，他对守旧人士晓之以理说：“吾固中医，吾爱护中医之忱，岂让诸君？……顾诸君出之以气化虚无之说，假之于天人缥渺之论，以此自固篱藩，难逃反对科学，策之至下者也。”［2］当然，谭次仲也注意到要保持中医学术特点，指出“药出于方，方出于法，故方法者，中药应用之准绳，中医经验之结晶也”［2］，认为中医理论对临床有指导意义，反对弃医存药的观点。

2 伍律宁及其“建设中国本位医学”

伍律宁，字子建，广东台山人，生卒不详。1927年伍律宁考入广东中医专门学校，1932年毕业。他的思想，早年也受中医科学化的影响，曾说：“夫中医之在今日，勿论为国家人民计，抑为中医自身计，中医药之必须科学化，万无因循观望之理。”主张“以科学为手段，中药为材料，即根据科学原理，尽量运用中药”［3］。民国18年，他在广州创办了广州医药月报，为中医科学化声张。1937年伍律宁出版了《中医起信论》一书。其书名中的“起信”来自佛教，意为通过说理使人相信。他认为在讲“科学”的时代，中医必须通过科学化，才能使人信服。

1939年伍律宁又出版了《中医起信论》二集，这次则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建设中国本位医学”的口号。该口号脱胎自“中国本位文化论”。1935年初，文化界10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倡“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即主张学习外来文化时应有中国本位意识。伍律宁借此提出应在中国本土医学基础上建设属于中国的“本位医学”。他认为中医有“绝大能力”、“绝大价值”，“足可超越‘天演淘汰’定律”，必然能够生存。对当时的各种论战，伍律宁颇有微词，认为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互攻其短，恶意批评。挂学术之名，争饭碗之实”［3］，他主张务实研究，从实验及临床着手。《中医起信论》两集研究了肠炎、疟疾、天花、肾炎、肺炎等十余种疾病，均是先列西说论病，继用中法辨证，后用中药分证治疗，力求在临床上、学术上沟通中西。

3 张二仲之“中医改进论”

张二仲，名熊飞，号访，广东西宁金滩乡人，生卒不详。他原在乡塾及学校任教，自学医学。“教学而外，稍有暇，无不肆力于中医之学术，更旁参西医之图籍。”［4］他多年读书临证，“由是发现中医之学理，真伪杂乱，非亟改善，巩不足以阐先法而式后人，遂矢改进中医之志。”曾创办郁南育元医学研究所，著作有《中医改进刍论》。

张二仲“自任改进中医之责”，拟著《药学新发明》、《证方新发明》、《脉学新发明》、《仲景全书新编注》、《内经新编注》等书，这本《中医改进刍论》就是他初步的规划与思想的反映。他认为要改进中医，有几步工作要做，分别是：“亟宜革新”、“宜先辨谬”、“宜先祛蔽”、“宜务实用”、“宜务专修”［4］。方法上反对尊经、守旧，反对玄理。例如他提出“发明四时循环之真理而辟五运六气循环之谬说”，即肯定中医注意四时变动，但反对五运六气之牵强附会。他还主张废《难经》，认为该书脏腑之说错谬百出，不符合解剖，而且说理也多玄空。

4 林昨非“改进中医”说

林昨非，字尧钦，广东新会人，生卒不详。林氏弱冠学医，壮岁悬壶，任新会仁安医院医席28年，设有“维新医学研究所”，招生授课。1933年著成《改进中医刍言》，由新会捷元斋书局发行，主要阐述其对中西医学的看法。

林昨非提倡“改进中医”，是“欲求医学与科学化，使医学有统一确实的见识，而扫除旧时藤葛”，他自信“言论翔实，并非杜撰。”林氏所处时代正值中央国医馆成立并开始运作之时，他对国医馆《章程》中“以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的目标满怀希望，因而提出个人见解。他认为中医“已精而不能益求其精，已密而不能益求其密……至今与欧西新医学日相背驰，而我旧医派，遂陷入淘汰环境，此可为太息而长叹者也。”中医学“尝百草，制医药，与作《内经》，均属破天荒之创举。当其时，实未尝有化学实验之设备，空诸依傍，所著言论，如五气、五运、阴阳等论调，间有宜于古不宜于今者，在所不免。”所以，“吾人研究医学，务宜本前人之发明而光大之，择其陈腐者删改之，认为不背于近代学理者保留之。取新医之长，补旧医之短，又能用旧医之长，补新医所不逮。新旧兼习，造成通材，实为今日肄习医学者的责任。”在方法上，林昨非西化的倾向比较明显，他说：“改进中医办法，以讲求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为第一要义。”提出“按照新学医理，配用中国药方”，并“将中药逐一化验，提取精液”，而“病理学必须根据正当科学的秩序，勿为三阴三阳及五运六气等臆说所搀杂，方能贯彻医学真理”，如此等等。他自觉这样做，可以“中西医学，一拍即合，何致为人取缔，哓哓争辨不休呢？”［5］实际上倾向于废医存药以迎合西医。 转贴于

5 卢觉愚倡导“新中医”

卢觉愚（1898-1981），广东省东莞县樟村人。十七岁学中医，1925年卢觉愚出任香港东华医院第一任中医长，此后历任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名誉董事、中华国医学会医报编辑主任、香港针灸学研究社名誉社长等职，主要在香港授课及开诊。卢觉愚精通英文，对西医了解较全面，在他的著作《觉庐医案新解》（1938年）中表达了他关于中医革新的见解。

卢觉愚客观分析了中西医的短长。他说“彼泰西医学，本科学实验之方法，客观唯物之现象，修习研究，有一定门径，复有声光电化等专门供其运使，分科细，辨析精，体用兼赅，论证详实”，但是“其治病也，循规蹈矩，守经执法……可以见理之真，不能得致用之妙。”而中医方面，虽有高明的理论，但是“门分别派，殊鲜会归，斗火冰盆，莫衷一是”，固然有高明的中医能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成绩时驾西医而上之”，然而普遍成才不易，流品太杂。所以卢觉愚希望“将中西医学融会而贯通之”，赞同中医学校要加授西医课程的做法，他说：“以其固有之特长，补充新学识，人材鼎盛，自必后来居上，如此者，可名曰新中医。”“所谓新中医，必以国学为经，西学为纬，择善而从，权操自我。”［6］可见他认为中医虽要革新，但仍应保持自身特色。这一思想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医案中。

卢觉愚的医案，“选方辨证，悉遵古法，而证以西说；论病释理，多采西学，而参以经验。”亦即采用中医辨证治疗，但以西医生理、病理等讲解，他说：“书中议论及释名，多采西说。非敢立异，以其病理定名，皆较严密考实故也。……如脚气，为末梢神经炎性病变；破伤风，为菌毒作祟。事实真确，为中说所不逮。……惟西说不能确指为何病者，则仍沿用旧说。”这种做法被誉为“体裁别创，风格独标，在国医出版界中，似未之前见”［6］，后来成为现代中医医案常见体例。

结合科学探讨中医治疗机理，卢觉愚的论点颇有见地，如他解释中医之治感染性疾病：“细菌原虫，虽为病原之一，而疾病之本体，却为体细胞之异常变化。故传染病之治愈机转，不在菌毒方面，而在体细胞能否复其正规生活为断。中医治法，正适合此条件，此其所以有特效也。”［6］

6 张公让与“中西医学比观”

张公让（1904-1981），原名其升，广东梅县人，出身中医世家，但其本人则毕业于西医院校，因此可谓中西兼通，在民国时期曾任两广考铨处中医考试委员会专科顾问。20世纪40年代，张公让陆续出版了《伤寒金匮评注》、《中西医典》、《中西药典》、《肺病自医记、吐血治验记》和《医案医话、治医杂记》，合成《中西医学比观》一、二集共7卷。1950年张移居香港，点注出版杨鹤龄的《儿科经验述要》及选评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创办《中国新医药》杂志和“中国新医药研究院”等，在社会上颇有声望。

张公让在医学上主张中西医学的合流，主要反映在《中西医学比观》中。他说：“我觉得二三十年来，中西医界划了一个很深的鸿沟，互相诋毁，不相为谋。中医骂西医太呆板，太机械，长于外科，绌于内科，过重局部，忽略全体；西医骂中医不合科学，理论荒诞，盲人瞎马，夜临深池。他们所骂的确也有他们的道理，但平心而论，西医上了科学的康庄大道，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了不少人体生理病理的秘密，治疗亦日有进步，中医则有数千年丰富的遗产，经验药物多可宝贵。西医好象年少气盛的青年，有时不免有点幼稚，中医好象饱经世故的老者，有时不免有点腐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若能冶二者于一炉，择长去短，则今日之医学，岂不更为完善？所以我希望西医不要气盛心粗，要留心字纸篓中有无宝贝，中医不要抱残守缺，要留心科学王座，有无真理。”张公让著《中西医学比观》，就是“想在这伟大而繁重的工作队伍中，做个摇旗呐喊的小卒”［7］。

不过在实践中，张氏偏于用西医的思维，求证中医的实效，他自称“偏重中医”，实际是指心目中“用纯粹科学解说的中医”。他“以科学为依归，病名采用西医”，“完全辟去五行岁露等谬说”，认为“中医说的‘肝’是指自律神经；‘心’多是指脑中枢神经；‘肾’兼指肾上腺皮质内分泌及性腺内分泌；肝阳旺是指交感神经兴奋、血压高……”［8］他还批评《伤寒论》“识症不识病”，虽然辨症极细，但“只能行对症治疗”，而西医则能针对病因治疗，发明特效药以杀灭病菌，比中医高明。张公让也肯定中药有一定长处，他说：“无论药物如何进化，中医之强壮剂、兴奋剂、健胃剂，仍有其极崇高之地位，……西医此时似无其匹，故我曰治疗急性热病，则中不及西；若治疗慢性病，及恢复元气者，则中或胜西。”否定中医理论，不能正确认识中医治热病的特色等，都反映出张公让以西医思维为主的立场。张氏还说：“今世之药物，西药日有发明，……其将来之发明尚无止境，似此则治疗之领域，西医将日扩，而中医将日促，吾人对此能不愧死？”［7］这正是他要改造中医的动因，其所担忧的虽然并非全为事实，但确实指出了可能的危机，值得后人思考。

民国时期岭南中医革新思潮表现不一，既有废医存药的错误主张，也有坚持以中医为主体的中肯之见，这些论点折射着当时社会纷繁复杂的思想情况。近代以来的医学史证明，只有保持临床疗效，发扬中医特色，中医才能继续发展，但是中医与现代科学的交叉研究也不容忽视。近代岭南中医革新医家的探索，有进步性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其经验和教训可供今人研究参考。

参考文献：

［1］伍律宁．中医起信论［M］．广州：广州人境医庐，民国二十六年（1937）．1．

［2］谭次仲．中医与科学二集［M］．雪兰莪：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国医学会，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8．

［3］伍律宁．中医起信论二集［M］．广州：广州人境医庐，民国二十八年（1939）．1．

［4］张二仲．中医改进刍论［M］．广州：广州开智书局，民国十三年（1924）．1

［5］林昨非．改进中医刍言［M］．新会：新会捷元斋书局，民国廿二年（1933）．1-5．

今日药学论文范文第5篇

4月22日，西安市中级法院对被告人药家鑫故意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药家鑫死刑，，并处民事赔偿45498．5元。法院认为，被告人药家鑫犯罪动机极其卑劣，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虽有自首情节，仍应依法严惩。药家鑫所在的西安音乐学院随即在其官方网站刊登文章《我院师生坚决拥护法院对药家鑫案的公正判决》。

案件起于2010年10月20日晚．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一名26岁打工妹张妙．因担心自己的车牌号被对方记下，药家鑫持水果刀朝对方连捅8刀，致其死亡。药家鑫自述杀人是“怕撞到农村的人，特别难缠”。药家鑫案其实并不复杂，却争议频起。据传，药家鑫为“军二代”，结合当事人背景的悬殊，以及衍生的可动用资源的巨大差异，再回头看弥漫在各个媒体和网络上的争议图景，就不会那么难以理解。

层层递进的“辩护”

药家鑫的辩护律师称“药家鑫是一念之差，属于激情杀人。他的成长道路没有污点，学习优秀、得过各种奖励，且有自首情节。希望法庭从宽量刑”，并向法庭提交3份材料，包括报纸对药家鑫主动递交悔过书的报道，上学期间的13份奖励，被告人校友、同学、邻居的4份请愿书，请求法庭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民事原告人张妙的丈夫当庭说“我不看那个，那都是垃圾！”

法院的角色也耐人寻味，其向旁听人员发放调查问卷，征求量刑意见的事，受害者家属事先并不知晓。在通过媒体报道知道此事后，受害者律师张显向西安中级法院提出，坚决反对在此案中“问卷调查作为量刑参考”。张显表示，有500人参加旁听，但其中400人都是大学生这一特定的群体，而受害者是农民，农民群体参加旁听的人很少，村民和受害人亲属只有区区25人。此外，在400名大学生中，参与问卷调查的有药家鑫所在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生，而该校学生的人数比其他学校的学生还多。

至于药家鑫在看守所唱歌，展示其音乐才华，无疑是试图博取民意对其艺术才能的认同，进而作为减刑的筹码。有网民在百度贴吧上质疑“当一个被罪犯撞倒意识完全清醒又毫无还手之力的弱女子在哀求声中又被连捅8刀时，她是多么地无助，多么地渴望生存。而无情剥夺了她生命的罪犯如今却在看守所里悠然自得地唱着歌，居然还有那么多人在为他鼓掌，药家鑫还恬不知耻地鞠躬‘感谢所有管教’，这真是荒谬之极！天理何在？”

专栏作家老愚则撰文称“药家鑫在落网那一刻，已经‘死’了。如此残忍，他已经丧失了作为人活下去的可能。奇怪的是，他竟然一直活着，尽管他由于恐惧死亡而不堪一击，但他的家庭背景表现出强悍的姿态：我们有能力让自己的后代活下去。”

舆论分野

网上“药家鑫必须死”“药家鑫非死不可”“我们为什么害怕药家鑫不死”之类的文章引发了众多共鸣。在药家鑫是否该死的问题上，民间声音出奇地一致，甚至更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根本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结果那些论证药家鑫该死的文章其实成了对于专家声音官媒辩护词的一种不得已的反击。因为，如此明显的刑事案件，辩护词刻意的痕迹又是如此明显，民间又不缺乏对于刑事案件分析和法律条款熟悉的“高手”及时“出手”，对于辩护词中的种种漏洞进行强有力地公开批驳，这不仅关乎法律理性，更关乎公平与正义。这类声音大多见于网络媒体，而与之相反的是许多主流媒体却在着力为药家鑫“说情”。舆论在不同的传媒载体中出现了明显分野。

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案件的审理过程，从开始到最新的进展都被网民剖析。而为药家鑫辩护的声音也层层递进，不断增加新的“事实”和“说辞”来增加新的辩护力度，而这又接着引发了民间一轮接一轮新的反辩护。民间舆论如此穷追不舍，映射的是民间权利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觉醒。受害者并非一个个体，在法律的天平上，她其实是“我们”一样的民众的代表。她的遭遇和判决结果并非孤立的个案，而直接反应当今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博弈规则与实力对比。

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到目前为止，药家鑫的父亲始终未有露面，这可能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李刚”的尴尬，不想成为新一轮民间舆论的靶子。然而药家鑫案发展到现在，从药家鑫“自首”到专家出面说“激情杀人”再到部分媒体对其学业成绩的赞美，这一系列的“高妙”布局只有对法律条文了解并有足够能量调动这些资源的人才能做到。而迄今为止，受害者家庭困境的声音却在主流媒体上少有表述，几乎没有多少信息去剖析受害者的生活，只是在微博里面，有人转载文章《药家鑫案受害人张妙的前世今生15岁辍学卖馒头水果》。奇怪的是，文章原文已被删除。

死刑存废之辩

其他舆论方面，早在4月6日西安音乐学院就在该校网站上对药家鑫案作出相关情况说明，表明校方态度。学校认为药家鑫交通肇事行凶杀人，“必将受到法律严惩”；同时对于网传药家鑫师妹李颖“我要是他我也捅”的言论，学校认为“目前学校里并无李颖此人，其言论极不负责，是非不分……代表不了西安音乐学院大学生的态度和观点……给全院师生抹了黑，也误导了社会舆论”。

4月17日，音乐人高晓松在自己微博上称：“人类全部的历史告诉我们，有法有天时人民奉公守法，无法无天时人民替天行道。至于有人能一手遮天，那纯属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