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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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MarcelProust,Alarecherchédutempsperdu）

语言交换--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建立于编码与解码的基础之上，在一定规则或创造力的辅助下的一种交流关系--也是一种经济交换。它形成于生产者与消费者（或者市场）之间一种特定的象征性权力关系中，其中生产者被赋予了一定的语言资本，而消费者，则有能力获得一定的物质的或象征性的利润。换句话说，言说并不仅仅是需要被理解和破译的符号（除了在特别的情形中）；他们还是财富的符号（signsofwealth），意欲被评价和赞美；也是权威的符号（signsofauthority），意欲被相信和遵从。与文学（尤其是诗歌）中语言的运用大相径庭，在日常生活中语言很少被作为单纯的交流工具。对于信息最大效率的追求仅仅是语言生产的另一个突出目标，并且它所暗示的这种对语言的工具性使用，往往与对象征性利润的下意识追求相冲突。因为除了明确表达出的信息之外，不可避免地，语言实践还在交流着关于交往态度或曰表达风格（expressivestyle）的信息，而这种表达风格，被参照理论的或实践的竞争风格来看待和欣赏，则具有着社会价值和象征的有效性。

资本、市场与价格

言说只有在与市场的关系中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及其意义，而这一市场则以特殊的价格形成规律为其特征。言说的价值取决于言说者语言能力之间所固有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既可以理解为他们生成性的能力，也可以理解为他们获取认可和赞赏的能力；换句话说，言说的价值取决于交换关系中所涉及的各不同主体是否具有将最有利于自己的欣赏准则强加于其他主体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仅仅取决于语言本身。显然，语言能力（作为被社会界定了的生产能力，它形成了由社会界定的各语言生产集团的特征；而作为获取认可和赞赏的能力，它界定了其自身带有社会烙印的市场）之间的关系，帮助确定了特殊的交换行为中价格的形成规律。但是语言的权力关系并非完全是由占主流地位的语言力量所单独决定的；它还与所讲语言自身的特点、使用这种语言的言说者、各不同集团对该语言的相应掌握水平有关，整个社会结构在此（因而也在言说话语的过程中）相互作用。这正是被相互作用主义者的眼光所忽视了的一点。相互作用主义者把相互作用看成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忘记了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事--是在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还是在殖民时期的讲法语者与讲阿拉伯语者之间，或者是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发生在前殖民国家的两个成员之间，譬如说一个讲阿拉伯语者和一个讲法语者之间。相互作用主义者的这种看法，从相应的语言或用法，以及讲这些语言的集团之间的客观关系中，推导出了言说的具体形式。对于要回到事物本身，并取得对"事实"更为确切的把握的关注（这一关注常引起对微观社会学项目的研究兴趣），只能使人纯粹而简单地错过"事实"，因为事实常常存在于结构之中，并且这种结构超越了其所揭示的相互作用，因而并不会为直接的直觉让步。于此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由屈尊策略（strategiesofcondescension）所提供的了。一份贝亚恩省(Béarn，法国西南部的一个省)发行的报纸如此写道，波市（Pau）的市长，在一次纪念贝亚恩语诗人的庆典上，对与会的群众用贝亚恩语发表了讲话，"听众被这种细心的举动深深地打动了"。要使母语为贝亚恩语的听众感觉市长用贝亚恩语发表讲话是一种细心的举动，大家必须默认，法语是正式场合发表正式讲话的唯一可接受语言。屈尊策略正是从每个人在实践当中所面对的（甚至或尤其是当法语空缺时）客观存在的语言权力关系中，通过象征性地放弃这一权力关系（指语言之间的等级制度与讲这些语言的人们之间的等级制度）而获得利润（profit）。只要在场的人们之间明显的地位差异（或者说是他们社会属性之间的差异）已经为所有人(尤其是参与这一过程的人们，包括参与者与旁观者)充分理解和认同，那么象征性地放弃这种等级制度（例如通过使用"能打动一般人的本领"），就能使言说者获得一种来源于未被解除的等级关系以及来源于明确地象征性地放弃这一等级关系的双重利润--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利润是通过加强等级关系获得的，尽管利用这种等级关系与社会认同是相一致的。事实上，贝亚恩人的市长能够取得这种屈尊的效果仅仅是因为，作为一个大城市的市长，除了他所表现出的从容自信之外，他还具有所需的头衔（他是一位称职的教授）以确保他是理所当然的"高级"语言的"高级"使用者[没有人，尤其不会有省报的记者，会想到要像称赞市长的贝亚恩语一样称赞他的法语；因为依据职权（exofficio），他被认定就应当是一个合格的、被获准的能够讲一口"标准流利"的法语的人]。被称赞为"标准流利的贝亚恩语"，必须是来自合法语言的合法言说者；否则就会被认为完全是毫无价值的--并且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在正式场合里这是不可能的--譬如从一个农民口中说出，譬如他为了解释为什么尽管他获得了较大份额的选票，但他并不曾梦想成为村里的村长，说（用法语）他"不懂得如何讲话（指法语）"。这就揭示出对于语言能力的定义完全是社会性的。由此还可以看出，在语言场域，要现存的等级制度（在文化场域也是这样），也（also）与屈尊策略相类似，是那些对自己在现存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充分自信的人的专利，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否定这种等级制度同时又不会显得无知或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假如贝亚恩语[或者其他如克里奥尔语（Creole）]有一天可以在正式场合讲，那么这也是由于讲支配性语言者的功劳；他们对于语言的合法性有充足的理由（至少在他们的谈话者眼里是这样的），能够避免被怀疑为退回到落后的语言或者缺少更好的东西（fautedemieux）。

由于某些能动者不能够将最有利于自己的准则施加于由他们自己或由别人所提供的语言产品之上，所以这一事实就显现并且被确认了下来，即：在语言市场上所取得的权力关系，其变化决定了同样的话语在不同的市场上可以获得的价格的变化。这种强加的合法性的影响越大--市场法则就越是有利于由最大语言能力的拥有者所提供的产品--当合法语言的使用更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当场合更加正规时（也就是当情况对那些或多或少有正式发言权的人更有利时），消费者也就对合法语言和合法语言能力给予更加完全的确认（这一确认与其对这种语言的知识相对无关）。换句话说，市场越是正规，其准则在实践上也就越是与合法语言的标准相等同，支配者或曰合法语言能力的所有者，有权发表讲话的权威者，也就越发处于支配性地位。语言能力并不仅仅是技术能力，并且只要它是依靠法定属性[贵人行为理应高尚，（noblesseoblige）]的影响，靠强加法定能力而获得的，那它就是经常与技术能力相伴随的一种法定的能力，而非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技术能力是法定能力的基础。合法的语言能力是一个获得了授权的人所具有的获得了法律认可的能力--即一个"权威"在正式场合中使用合法的（或曰正式的）语言的能力。经过授权的、权威性的语言，是为官方所认可的话语，是值得相信的，用一句话来说，是操作性的（performative），是宣称为（并且具有最大的成功可能性）有效的。上述所界定的合法语言能力揭示了操作的有效性，让人可以理解，在社会心理学确定言说有效性的具体实验中，言说的说服力依赖于言说者讲话时的发音（pronunciation）（其次是用词）；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对法定能力的特殊的、可靠的衡量尺度，言说的说服力依赖于言说者的权威性。对于决定了相关市场中通行的价格评估准则的象征性权力关系的估价，仅在它们表达了言说他们的那些人的社会权威和社会能力的范围内，考虑到了话语特殊的语言属性。它们发挥作用的方法与其他非语言的属性--例如声音的特点（鼻音或者喉音）--相同，发音器官的恒久倾向是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标志之一，而所有更为外在的社会品质，如贵族或者学术头衔；服饰，尤其是制服和正式服装；某些制度的特征，例如神父的讲坛、教授的讲台、演讲者的演讲坛和麦克风，所有这些都把合法言说者置于一个突出重要的位置，并且通过这种预设的空间结构形成了整体结构的相互作用，并最终建构成一个整体，而语言交换正是在这一整体中发生的。

因此，越是在正规的情况下，支配性语言能力就越是有可能在特定市场中发挥其作为语言资本，强行将最有利于自己产品的价格形成规律施加于市场，并且确保自身获得相应的象征性利润的作用。因为情况越是正规，他也就越发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强加对支配性表达方式的合法性的认同，把作为其特征的可选的诸形式（至少在发音的层次上），转变为不可更改的规则，转变为"礼仪上必要的（derigueur）"（就像正式宴会中的黑领带），从而使这些语言产品的接受者，即使在正规情况的限制之外，也倾向于知晓并且承认这种表达方式的合法性。换句话说，这些不同的条件越是趋同，这种情况在市场上发生的程度也就越高，在实践当中赋予市场上彼此冲突的语言产品的价值与其在理论上所具有的价值--也即，在假设的统一市场中，它们与其在整个语言风格系统中的位置相对应所具有的价值--也就越是接近。另一方面，随着交换环境正式程度的减弱，以及交换被具有高度权威的人所支配的程度的减弱，价格形成规律对于被支配性语言惯习的产品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也就趋向于减弱。

确实，象征性权力关系，作为市场的重要构成要素，其定义可以通过谈判（negotiation）磋商，而且在一定限度内，市场可以被关于话语使用条件的元话语（metadiscourse）所操纵。这包括，例如，用于引入或解释过于随便或者令人吃惊的表达（"您如果允许的话"，"假如我可以这样说"，"您如果原谅我这种说法"，"带着所有的尊敬"，等等）或者是那些强调性的，通过非常明确的语言表达，在特殊市场上被欣赏的坦率（"私下说"，"仅限于我们之间"等等）。但有一点是无须说的，就如在屈尊策略中所表现的那样，一个人拥有的资本越多，他就越有能力操纵市场。还有一点也是确定的，即无论市场多么统一完整，都无法阻止被支配个人在私人生活的空间里，在朋友中间，找到一个使正式市场中通行的价格形成规律无法发挥作用的市场。在这些同类伙伴之间的私人交换中，"非法"的语言产品是按照这类标准--即按照他们自己的生产准则调整过的标准--来加以判定的：也就是把他们从必须的、相对的区隔逻辑和价值逻辑中解放出来。尽管如此，正式的规则，只是暂时失灵而非真的被违背了，它仍然是有效的，并且一旦被支配个人离开这些可以畅所欲言的场域（他们有可能在这里度过终生），正式规则就会重新强加到他们身上，就如其在正式场合控制发言人的语言生产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因此，要在这片自由绿洲的语言使用中，找到一种"真正的"通俗语言，将是相当错误的。因为在这里人们有许可(license，一个典型的词典词)，处于朋友之中，不必"管好自己"。这一点也是确实的，即当面对正式的市场，例如由语言测试或者科研调查所形成的市场时，通俗语言的能力往往被摧毁了。语言合法性的事实正在于此：即使被支配个人像韦伯所描述的贼那样，在正式规则所触及不到的地方度过终生，但他们仍旧总是处于正式规则的潜在判决（potentialjurisdiction）之下，所以当一旦被置于正式环境中时，他们就只能像语言调查中所记录的那样，只有沉默或者结结巴巴的话语。

这意味着，相同语言惯习的生产随着市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并且所有对语言的观察都记录了一种话语，而这种话语是语言能力与语言调查所形成的特殊市场的联合产物。由于在语言调查所形成的特殊市场中，价格形成规律与学术市场的价格形成规律紧密相关，因此，在这一市场中紧张程度是非常之高的。要把所有可以解释记录中的这些差异的变量都详细地确定下来的所有努力，都有忽视调查环境本身的风险，而作为一个隐藏的变量，它无疑是不同变量所具有的不同权重的根源(ahiddenvariablewhichisdoubtlessthesourceofthedifferentialweightofdifferentvariables)。那些希望打破语言的抽象性，试图建立对语言能力的社会因素进行考察的统计指标（用这种或那种发音学的、用词学的或者是语法学的指数）的尝试，只是走了一半路：他们事实上忘记了这一点，即在特殊市场环境中所衡量的不同因素--由询问本身所造成的--在不同的环境里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相对权重，因此重要的是确定决定能力的各不同因素--即那些决定了能力的解释权重是如何随着市场情况的不同而变化的因素--（这要求要发展适宜的实验项目）。

象征性资本：一种被认同的权力

如果我们把操作性言说看成是象征性支配--在所有语言交换中都会发生的--的影响的一个特例，那么关于操作性言说的问题将会显得更加清楚。语言的权力关系绝不能仅凭现存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予以界定。不同能动者的重要性还依赖于他们的象征性资本--即他们从集团中所获得的象征性资本--或曰依赖于认同（recognition），无论这种认同是否已经制度化了。象征性强制--这种巫术般的有效性既是命令又是通行密码，而且是要求得以实施的仪式话语或简单的命令，或者甚至是恐吓或侮辱--只有同社会条件相吻合时才能发挥作用，而社会条件与话语的严格语言逻辑是大相迥异的。哲学家的语言，若要获得它所宣称的重要性，就必须与社会条件相吻合，以确保他人对之（指哲学语言赋予自己的重要性）给予相应的认同；同等的，仪式交换的设立，就如同众多事物中的弥撒，以下面所述为前提条件：即所有社会条件都已经确立好，而这些社会条件正是为了确保已经在彼此内部取得一致的、合适的发出者与合适的接收者的语言生产获得应有的效果所必需的。理所当然，当能够确保这种认同关系再生产的机制，也就是作为权威基础的机制，停止运作时，宗教语言的象征有效性就将受到威胁。这一点在任何象征性强制的关系中都是正确的，即使在使用要求被听从、被相信并且被遵守的合法语言时，也是如此，只有在上面分析的所有保证了支配性语言及其合法性认同的顺利再生产的机制都有效时，它才能发挥其特殊的有效性。人们或者可以顺便注意到，任何由使用合法语言所获得的独特性利润的源泉，都取自社会世界的整体，以及赋予其结构的支配关系，尽管这一利润的最重要要素之一似乎单单基于该人的个人品质。

奥斯汀关于操作性言说的记述并非仅仅局限于语言的范围。这些制度行为（actsofinstitution）的巫术般的有效性，是与制度的存在分不开的，而正是这种制度，界定了巫术话语发挥效力所必需的条件（关于参与者、时间或地点等等）。正如奥斯汀所分析的案例中所表明的，这些"恰当性条件"是社会条件，当某人希望恰当地(felicitously)进行为船舶命名或为人洗礼的仪式时，他必须是有资格（entitled）这样做的，这与命令时必须具有为命令接受者所认同的权威是相同的。确实，语言学家已经纷纷在奥斯汀对操作性的断断续续的定义中，发现了一个驳回奥斯汀所提问题的借口，并且以此试图忽视市场效果而回到狭义的语言学定义上来。他们正是通过在明确的操作性--即其自身就表征了某个动作的完成，因而是自我检验的表达--与含义更广泛地、意味着一个动作被完成所需要的陈述、而不仅仅是为了说些什么的操作性之间做出区分，或者更简单点说，在严格的语言行为（例如宣布一个会议开始了）与超语言行为（通过宣布会议开始来开始这一会议）之间做出区分来做到这一点的。通过这一方法，他们认为，自己反对任何分析操作性言说得以运作的社会条件的行为是正确的。因为奥斯汀所讨论的恰当条件只涉及超语言行为；只有为了有效地开始一个会议，才需要被授权这样做，而任何人都可以宣布会议开始，即使他的宣布是完全无效的。

花费这么多的精力，只为了去发现我所做的必须是我所说的，是否有必要？但是通过把语言与超语言之间区隔的推论推进到一个极限--语用学正是意欲以这一极限作为其自治的基础（与社会学相关时更是如此）--语用学通过归谬法（reductioadabsurdum）证明，像奥斯汀所描绘的那种非语言风格行为（illocutionaryact），如果其背后不具有某种社会秩序，那它就只能是无法获得认可的制度行为。"很显然，鉴于一个人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开始会议，但并非处于较高职位才能下达命令，因此一个战士可以对他的长官下达命令，尽管他的命令几乎没有被遵从的可能"。或者还有："要有效地召开一场会议，并非所有人，而只有一个人是必须由相应的制度所授权的；但是每个人都有权说完一句类似于命令的话，因此所有人都有权完成这样的语言动作。"这种由明确的操作性所表征的"纯"操作性的建构，具有能够通过对立推理（acontrario）带出关于普通操作性表达的前提条件的优点，而这则暗示着与其成功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的关联。从严格的语言学角度看，任何人都可以说任何话，一个列兵可以命令他的上尉去"清扫厕所"，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事实上这正是奥斯汀考察恰当条件的问题时所采用的角度），很明显并非任何人可以宣布任何事，或者只能冒着风险宣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公共场所高叫，"我命令全民总动员"，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权威，这不能成其为"行动"，这样一种言说仅仅是言语而已；它将自身降格为无用的吵闹，孩子气，或者疯狂。将语言行为与其实现条件分离开的逻辑实验，通过这一抽象行为所引发的荒唐，显示出，操作性言说作为一种制度行为,从社会学角度看，不能脱离给予其存在的理由或目的（raisond’être）的制度而独立存在；假如它不顾一切地产生了，那么它将失去任何社会意义。由于一项命令或者甚至仅仅是一个通行口令，都只能在事物的一定秩序的情况下发挥功效，因此，其成功取决于所有构成社会秩序的各种规则的关系。如他们所说，一个人如果在不具备恰当条件的情况下梦想命令，将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对恰当条件的预期，通过仔细考虑并感受言说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将有助于确定言说。只有一个无望的战士（或者一个"纯的""语言者"）才会想象到要给他的长官下达命令。操作性言说暗示着对拥有这种或那种权力的公开要求，一种或多或少被认同因此也或多或少为社会所批准的要求。这一要求，通过词语而作用于社会世界，即巫术一般地，其或多或少的疯狂或者合理取决于它有多少社会客观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对比两种巫术般的命名行为，这两种行为具有完全不等的社会保证性：缺乏授权的侮辱（"你只不过是一个教授"），冒着被反击的危险；与官方命名或曰"任命"（"我任命你为教授"），带着由集团所赋予的所有强有力的权威，并且能够授予被命名者以一个合法的、也即被广泛认同的身份。

关于操作性言说的限制的例子，是法律行为--当它按照规定，为有相应权力的人说出，也即由代表整个群体的能动者所说出时--能够以语言代替行动，如他们所说，是具有效力的：法官只需要说"我认定你有罪"，因为有一系列的人和制度去保证判决的实施。对于话语中"非语言风格力量"背后的具体语言规则的研究，此时就要让步于对何等条件下个人及其言语才能具有这样的权力的明显社会学研究。操作性言说具有如此魔力的真实源泉，就在于职责的秘密，或曰由于委任的特点使一个人--国王、教士或发言人--获得了代替一个集团讲话并且行动的授权，因此，魔力就在他身上得以建构并且由他来建构了。更准确地说，它存在于职责制度（institution）的社会条件之中；而正是这种职责制度，通过授命人作为集团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媒介，把合法的代表建构成了能够通过言语作用于社会世界的能动者；并且它是通过以特殊的符号和徽章来表明这一事实--即他并非以自己的名义和以自己的权威的名义在行动--而做到这一点的。

所有的象征性权力都来自于对权力的象征。象征性特征--在权杖（skeptron）的例证以及在对非法穿着制服者的制裁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是一种公开的表现，并且是委任和约的一种官方化：标志着法官职位和贵族身份的貂皮长袍和医生的大褂，表明了法官或医生是被认为具有正当理由（在集体的认同之下）宣称自己是法官或医生的，他的冒名顶替--从他外表表现出来的装扮来看--是合法的。能力，尤其是语言能力--医生们所讲的拉丁语或者是发言人的雄辩--从有权讲话并且通过讲话而行使权力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能力的表现。权威语言的各个方面，包括它的修辞、句法、词汇甚至是发音，都仅仅是为了强调其作者的权威以及他所要求获得的信任的。在这一方面，风格只是机制（mechanism）的一个元素，从帕斯卡式的（Pascalian）意义上来说，语言通过这一机制，达到了生产和强加其自身重要性的表征的目标，并且达到了帮助确保其可信性的目标。权威话语的象征有效性总是部分地依赖于言说者的语言能力的。当然，如果讲话者的权威没有被明确的授权，那么这一点就将更为正确。依此类推，象征性权力的实施与对话语形式（form）的注重是相伴的，在古代社会中诗人的例子已经充分证明，对话语形式的注重具有展现言说者的掌握能力，并且为其获取集团的认同的目标。[这一逻辑在流行的挖苦技巧中也可以见到，它通过夸张的言谈和对仪式程序的有规则扭曲，产生了一种表达效果，即允许人"让人们同他一起嘲笑"]

这样，正如在陈述性的例子中与市场的关系界定了被接受的可能性，并且由此界定了话语的形式，在操作性言说的例子中，与可能性--由特定市场所提供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恰当性的条件。我们必须因此而断言，与所有明显的语言秩序的自治形式相反，所有的言语都是由市场生产也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并且正是市场决定了言语的存在及其最为具体的属性。利润预期

既然话语只能在其存在的形式中存在，只要它不单单是语法上正确的，并且最重要的，还具有社会可接受性，即能够被听到、被相信，并且在既定的生产和流通关系的状态中是有效的，那么依此类推，对于话语的科学分析，就必须要考虑到作为相关市场之特征的价格形成规律，或者换句话说，要考虑到界定了话语可接受性的社会条件（包括具体语言学的语法规则）。在现实中，所面对的接受条件是生产条件的一部分，而对市场裁决的预期，则有助于决定话语的生产。这一预期，与有意识地计算毫无相似之处，是语言惯习的一个方面，作为与特定市场规律延长的、初始关系的产物，它倾向于作为对可接受性的实践感觉和对自身语言生产的可能价值的实践感觉，以及其他语言生产在不同市场上的可能价值的实践感觉，而发挥作用。正是这种对可接受性的感觉，而非其他形式的源自对象征性利润最大化的理智计算，鼓励人们在生产话语的过程中，把话语的可能价值考虑在内，从而决定了修正和其他形式的自我审查制度--个人通过接受使自己在社会中被接受这一事实，而对社会世界所做的让步。

由于语言符号也是商品，也注定了要被能够提供信用的权力（随其所在市场的不同规律而不同）给定一个价格，因此，语言生产不可避免地要受对市场裁决的预期的影响：所有动作性的表达--无论是朋友之间的言语交换，官方授权发言人的言辞或者是科学论文的学术话语--都以可接受条件为标志，并且其属性的一部分（即使从语法层次讲）要依存于这一事实，即，在对相关市场规律的预期的基础上，其作者经常不明智地、无意识地这样做，试图将其从实践--而实践，不可分割地，是为了交流而定位的，并且需要被估价--中可获得的象征性利润最大化。这意味着市场决定了语言产品的价格和性质，因此也决定了它的客观价值；而对这一价格的实践性预期也有助于此；并且这还意味着与市场的实践关系（从容，羞怯，紧张，尴尬，沉默，等等）有助于确定市场裁决，因此也为部分地促使这种关系产生的裁决提供了一个明显合理的理由。

在象征性生产的例子中，由市场通过对可能利润的预期所施加的限制很自然地采取了对审查制度(censorship)的预期的形式，这种预期是一种自我审查制度，它不仅决定了说话的方式，即语言的选择--在双语情况下的"符码转换"--或者语言的"水平"，而且决定了哪些东西是可以说的，哪些东西是不可以说的。

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中，所有事件的发生好像都是这样的，即语言规范（价格形成规律）是由最接近合法语言能力的能力拥有者所施加的，或曰，是由相互作用中的支配性言说者所施加的，并且正规程度（在公共场合，正式场合，等等）越高，情况就越是如此。看来似乎是这样的：当不同种类资本之间的差距越大时，即使所有的其他情况都不变，施加于被支配言说者身上的审查制度对他的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采取合法表达方式[在讲方言土语（patois）的言说者的例子中即法语]的必要性，也将更强大--然而这种限制在相同的象征性资本和语言资本的所有者之间，例如在农民之间，是不存在的。从特殊语言资本和其他种类资本的分布结构的角度来看，使用两种语言的情况，能够使人准实验性地观察到，语言的使用是如何随着言说者之间的关系和他们所掌握的表达工具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样，在1963年贝亚恩省的一个城镇中观察到的一系列相互作用中，同一个人（住在附近村庄的一位老妇人）先是在城里用一种"方言土语的法语"同一位年轻的商店女老板讲话，这位女老板来自贝亚恩省另外一个较大的城市（并且，作为一个更加的"城市人"，她或许听不懂贝亚恩语，或者会装作听不懂）。然后，她用贝亚恩语同一位居住在城里，年纪与她差不多，但来自农村的老妇人讲话；然后她用认真"修正过的"法语同一位城市小官员讲话；最后，她用贝亚恩语同一位来自农村、年纪与她相仿的城市修路工讲话。非常明显，调查者，作为一位"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只能遇到认真修正的法语或者沉默；假如他自己使用贝亚恩语，这或许会缓和交换中的紧张，但是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都会如屈尊策略一样，可能造成一种不亚于最初关系的虚假局面。

对于市场所固有的规律以及体现市场规律的裁决的认识和认同，决定了对话语的策略性调整，决定了在合法发音的代表在场时，他们是否注重"修正"自己的低级发音，并且更为普遍的，决定了所有的修正--即通过更为准确地使用可利用资源，以倾向于维持自己语言产品的修正--或者，决定了一种相反的趋势，即为了生产适应特殊市场需求的产品，退而使用较为简单的句法以及短语的趋势。社会心理学家在成年人对孩子说话时经常观察到这种趋势。对于"讲好"和"讲话得体"的关注，总是使话语从一定程度上更加接近于委婉语（euphemisms）；它们是妥协的形式compromiseformations)，是表达利益（所说的内容）与特定语言的生产关系中（不管是语言相互作用的结构还是特殊场域的结构）所固有的审查制度--即一种强加于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能力的言说者或者写作者之上的审查制度，或曰，一种存在于这些象征性权力关系之上的具有或多或少重要性的象征性权力--相互交易的结果。

话语形式（form）的区别，更准确地说是其在形式上[正式性的（formal）]被控制主宰和推敲提炼的程度，因此一方面就取决于市场的客观紧张程度（objectivetension），即环境的正式程度，以及在相互作用的情形中，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社会差距的程度（在语言及其他种类资本的分布结构上）或者是他们各自所属的相应集团之间社会差距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言说者对这种紧张程度及其所暗示的审查制度的"敏感性"，同时还在于言说者对高度紧张做出高度控制的、由此也是非常委婉的表达反应的紧密相关的自然倾向。换句话说，话语的形式和内容取决于惯习（它本身也是具有一定水平紧张度的市场裁决的产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一市场由或多或少被强化了的一定水平的紧张度所界定，由此也是由它对那些对"正确性"和正式用法所要求的"形式的强加"未给予充分重视者所施加的惩罚的严厉程度所界定的。

因此，我们还无法弄清，一个人除了从市场紧张程度的变化的角度之外，还能够如何理解风格的变化(stylisticvariations)呢？于此，巴利(Bally)用一系列都可引致同样的实践结果，因而看似是可以互相替换的表达方式，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用相近的英语同义词来表示）："来！"，"一定来！"，"你不愿意来吗？"，"你会来的，不是吗？"，"说你一定会来"，"如果你来了呢？"，"你应该来"，"来这儿"，"这儿"--对此还可以再加上"你来吗？"，"你会来的"，"你来多好啊"，"你肯赏光来吗？"，"是哥们儿就来"，"请光临！"，"来吧，我求你"，"我希望你会来"，"我盼望你……"诸如此类数不清的（adinfinitum）例子。虽然这些措辞从理论上来说是等同的，但是在实践中却并不等同。其中任何一个，当被恰当地运用时，都能通过对可利用资源最大限度的使用，取得表达意图--在这一例子中，坚持要求冒着看来似乎是无理侵犯或者不被接受的压力的风险--与多少有些不对等的社会关系中所固有的审查制度之间妥协的最适度形式，无论它们是否已经像礼貌措辞一样被客观化和程式化了，或者仍然以事实上的状态存在。这里坚持的程度与个人"允许自己"所使用的程度相一致，只要遵奉了"形式"。在"您如果赏脸光临"比较合适的场合，"你必须来"就完全不合适，因为太简慢；而"你来吗？"则明显"粗鲁"了。在社会形式主义中，与在巫术的形式主义中一样，在每个实例中只有一种惯用语"有效"。如果一个人对市场情况具有完全的把握，那么所有为了尽可能地达到完美的惯用语句的礼貌努力都将立即不言而喻。

形式以及与之相伴的信息，浓缩并且象征了整个社会关系的结构，而且它们正是在此得以存在并且获得其有效性（即著名的"非语言风格的力量"）的。所谓的策略或者技巧，就在于考虑到发出者与接收者在不同种类资本的等级制度中的相对位置，以及性别和年龄，还有这种关系中所固有的限制，并且当有必要时，通过委婉的手法仪式性地超越它们。命令口吻的缓和，在"这儿"，"来"，或"来这儿"中降低为零，而在"如果您能赏光从这边儿来"中则非常明显。通常用来中和"不礼貌"的形式可以是一个简单疑问句（"你来吗？"），或者是考虑到了被拒绝的可能性的倍加微妙的否定问句（"你不愿意来吗？"），这或许已经成为坚持的一种程式了，通过宣称被拒绝的可能性和妥协的价值而装做不坚持。在这一例子中，采取一种口语的形式，可能在同龄者中较为合适（"赏脸来"），一种"呆板做作"的形式（"你能赏脸来吗"），甚至是一种谄媚奉承的形式（"如果你赏光来"）；或者还可以是对问句本身的合法性提出疑问的玄妙语言学的形式（"我可以请求你来吗？"）。

预期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1.1个体功能

学习化社会理论所具有的个体功能主要表现为能够促进学习者的个性化和社会化发展,提高适应社会发展的谋生能力。学习化社会提倡学习者的自由发展和个性化的实现,个性化的核心是学习者在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独特性的形成。学习化社会能够促进学习者自由、个性和全面的发展,个体的社会化是学习者个性和全面发展的体现。个体的社会化主要体现在学习者的价值观、行为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生存所必要的生存技能等方面。学习化社会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学习者的谋生能力和生命品质。高校通过促进学习者的社会化发展,学习社会生存的规则和行为方式,强化其社会角色,通过在高校期间的学习来提高社会生存的技能和手段,提高在未来社会生活中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提高学习者的生命品质。学习化社会理论能够引导学习者树立科学的生命观念,改变其生活方式和人生的发展方式,能够帮助学习者满足其精神上的需求。

1.2社会功能

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随着学校教育的结束也就意味着学习者的学习进程也已结束。但是,学习化社会理论则认为,随着社会知识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在其短暂的学校期间的学习是不可能获取人类所有知识的,即使是某一专业领域内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也是不可能全学完的。学校的教育具有相对的滞后性,这就决定了学校教育不可能使学习者获得可以享用一生的知识和技能。所以,这就决定了学习者在结束学校教育之后,要不断的接受该专业领域的持续学习,将学校、工作和日常生活相融合进行终身学习,不断的促进学习者实现其社会化。

2对体育教育专业发展的启示

2.1实现有效教学

体育教育应该注重多元化的教育与创新,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发挥教育资源的最大化,有效提高体育教育专业的教学质量。这是体育教育专业发展的根本目标也是发展的动力坐在。只有提高了教学质量才能够实现体育教育专业发展的突破。首先,这要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教师水平的高低对教学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体育教育专业而言,需要教师言传身授,没有高水平的理论知识和标准的动作指导很难达到有效教学的目的。其次,要提高教学的资金投入。对体育教育专业而言,不仅需要专业的训练场所,更要在教育软件方面的投资。例如,现场观看职业球员的训练、录像教学等等,这些软件方面的投入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着重要的帮助。

2.2强化学习者的主动学习

传统的体育教育学习最突出的方式是填鸭式教学,教师通过言传身授让学生学会最基本的专业技术和理论。在这种教育观念下教师居于主导地位,学生只能被动的接受学习,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不高,学习效果不佳,技能考试甚至成为了一个过场。学习化社会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赫钦斯认为:“教育不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责任[2]”。这就意味着体育教育专业需要以人为本,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育方式,教师由原先的主导者变为引导者。教师通过“问题—构建”的教学方式,针对教学目标结合录像观察等方式提出学习中的重点与难点,引导学生去联系。其次,还要针对不同学生的身体素质来训练和指导学生,并帮助学生自我分析所存在的问题,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实现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这些都有助于学习者由被动的学习转变成为积极主动的学习。

2.3注重培养与完善学生的人性教育

培养人性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教育的最高理想。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在不断的提高与发展,大学生更加注重个性的发展与张杨。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表现的更为明显,这就需要更多的关注学生的主体要求,挖掘学生的潜质,培养其健康完全的人格和品质。不仅要教授知识与技能,更要通过细节观察来发现学生的心理需求,并及时的给予引导与疏导,帮助学生健康成长。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学习观、价值观,在日常生活学习中通过素质拓展、知识竞赛等形式来传播正确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促进学生人性的发展与完善。

预期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一、多元智能理论

多元智能理论（MultipleIntelligencesTheory）由美国哈佛大学发展心理学家、教育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教授于1983年在《智能的结构》一文中提出后，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教育的“革命性”变革。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引进多元智能理论，国内有专家认为，多元智能理论无疑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推崇的“素质教育的最好全释”；还有人指出：多元智能理论与建构主义理论一道，构成了我国新课程改革的强大理论支撑。多元智能理论指出人类内涵的能力至少有八种：包括语文智能；音乐智能；逻辑—数学智能；空间智能；肢体—运作智能；人际智能；自省智能；自然观察智能。加德纳认为，相对于过去的一元智力理论，多元智能理论能够更全面地描绘和评价人类的智力能力。加德纳还指出，人类智能还包含有次级智能和多种次级构成要素。

二、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汽车英语课程设计

（一）汽车英语课程设计的基本条件

Posner（1994）认为，课程设计的基本条件包括：了解学生的需求、兴趣、能力、知识水平等例如：学生需要什么、需要的原因、已有的能力、待补的能力、已有的基础或条件，缺乏什么等等。熟悉课程情况例如，有能力识别和解释该课程的基本概念和技能，全面和细致的有关知识，目前这个课程的开设情况等。擅长听说读写译五项必备能力，具有丰富教学经验，而不是简单的拼凑、复制、模仿依据以上课程设计的基本条件，做好高职英语课程设计就要求教师进行问卷调查或访谈学生已经完成的课程标准或已经具备的语言知识，要求通过参考有关著作、论文、同类课程、教材等，与同行交流，收集积累案例或经验等等。

（二）汽车英语课程设计的标准

根据Furey提出的标准，高职英语课程设计必须把握下列标准：

1.是否有足够的理论依据英语课程设计必须基于什么样的科学理论基础，是否遵照其本身的科学性和社会性？

2.是否适合学生目标在从事高职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因材施教。不但熟悉、掌握学生的自身学习情况、学习兴趣，也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效果性。

3.是否具有成功实施的可能性和效果的可评性在从事高职英语教学中，教师要不断自评课程设计的真实效果。

（三）汽车英语课程设计的内容

汽车英语课程设计的内容取决于授课的理念。针对英语语言，如果认为语言是符号系统，课程设计就由语音、词汇、语法、句型构成，强调语言形式的正确性；如果视语言为交际工具，课程设计要考虑的是交际的人，交际发生的条件、交际的目的等。英语课程设计关注的不仅是语言形式的正确性，还有社交的适当性。在教学研究过程中，在多元智能理论的指导下，根据调研结果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逐步更新，教材从最初的纯英文阅读形式的到单独开发学生的专业英语阅读能力，从听、说、读、写等能力的平行拓展，汽车专业英语校本教材内容新颖，图文并茂，根据主题确定教学内容、重点及难点，融专业英语听、说、读、写训练于一体，重点突出，实用性强，有利于开发学生的多元英语语言智能，改善课堂教学氛围，提高教学效果。

三、多元智能理论下汽车英语课程设计需注意的问题

首先，汽车英语以提高口语交际能力为本位，突出应用性本课程在对汽车企业英语应用能力需求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按确定工作任务模块、同时突出语言技能的要求制订教学大纲和授课计划，明确了教学应达到的知识标准和技能标准。其次，课程体系整合突出全面性、逻辑性、典型性和实用性本课程以国际汽车行业最新的知识体系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将传统汽车英语课程的以训练专业英语阅读能力为主体的教学内容，整合成为汽车构成的4大部分分别为发动机、底盘、车身、电气设备以及发动机的两大机构五大系统和底盘的传动系统、行驶系统、转向系统和制动系统等各个任务模块以系统的知识主题构成课程内容体系。最后，教学手段优化，突出多元英语智能培养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将互动教学、角色扮演、案例教学、多媒体听力、课件加视频等教学手段相结合，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用英语分析和理解专业知识的能力和用英语进行专业领域的交际能力，并结合具体课程内容指导学生进行延伸性思考，以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全面促进学生多元智能的发展。

总结

预期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一）国内劳动关系评价指标研究

尽管国内在劳动关系评价指标方面的研究较西方还有较大差距，然而随着我国企业中劳资矛盾问题的凸显，相关研究近年来进展很快，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詹婧（2006）构建了包括对工资的满意程度、对领导层的评价、对职位的评价、对工会的评价以及民主参与状况等指标的劳动关系评价体系，并以此来全面评估企业的劳动关系状况。赵海霞（2007）通过实证研究设计了一套包含三级指标的劳动关系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有四个一级指标，分别是民主参与管理等权利的分配情况、劳动关系确立与变更的情况、劳资双方的合作与对抗情况和企业劳动关系的其他影响因素（如员工对公司价值观的认同度等）。周恋（2013）等在心理契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设计了一套包含五个一级指标的劳动关系评价体系，推动了该理论在改善劳动关系等方面的应用。其评价体系包含员工行为合格情况、员工行为优秀情况、员工基本权益保障情况、工作及生活环境情况、发展前景及受尊重情况等指标。孙波（2014）基于我国劳动关系的现状，构建了包括管理行为和管理结果两个一级指标的劳动关系评价体系。该指标体系包含46个具体指标，能够较为全面地评估企业劳动关系现状。

（二）研究启示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学者们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非常繁杂，不同学者间的研究指标存在较大差异，选择的指标大部分也都是基于主观因素。并且构建的指标涉及面非常广，缺少一致的标准指标，实证研究也很少。此外，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大多是社会整体劳动关系，少有专门针对某一行业或地区的细化研究。因此，针对同一行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实施抽样调查来构建微观层面的劳动关系评价指标，则更具实践意义。通过回顾以往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企业劳动关系评价指标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劳资双方确立的一些契约关系指标，如劳动合同期限、工作时间、办公条件、员工薪酬等，这些指标类似于赫茨伯格双因素理论中的保健因素，企业在这些指标方面做的比较完善能有效地消除员工的消极与不满情绪，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因此借鉴双因素理论中的保健因素，将这类能消除员工不满的指标总结为契约型劳动关系评价指标。如同双因素理论中所提及的那样，这些契约型指标的改善虽然能消除员工的不满，但却往往不能给员工带来满足感和激励感。真正能够给员工带来积极情绪转变的是企业的晋升机制、企业的授权程度、企业对员工的职业生涯管理、企业的民主管理水平等因素。这些指标类似于双因素理论中的激励因素，是能满足员工较高等级需要的评价指标，这些指标的改善能有效提高员工的满足感，激励员工更好地工作，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有力保障。因此，借鉴双因素理论中的激励因素，将这些能激励员工、给员工带来满足感的指标总结为发展型劳动关系评价指标。本文基于上述分类来设计劳动关系评价问卷，并依此来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体系评估各劳动关系指标对企业现实劳动关系状况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本研究所选用的评价指标来自于劳方和资方，即员工和企业两个方面，由于员工在劳资关系中往往处于劣势，故本研究的评价指标大多来源于普通员工，以使评价指标更加准确合理。同时为保证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本研究在指标体系的设计过程中综合运用了文献检索、访谈调查、问卷调查等多种方法。首先进行文献的检索，获得相关的调查问卷，如劳动关系调查问卷、员工满意度调查问卷等，总结归纳出劳动关系评价指标的原始题项。其次，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和基层员工分别进行走访调查。在研究过程中先对来自南京、苏州、扬州等地9家制造企业中的9名人力资源管理者和36名企业基层员工进行访谈研究。访谈内容主要是关于员工所在企业的劳动合同履行情况、薪资状况等劳动关系影响因素的现状以及员工对这些影响因素的看法，同时让员工提出改进劳动关系的建议。随后依据文献检索和访谈调查的结果，编制出劳动关系影响因素的初始调查问卷。然后根据初始调查问卷，随机抽取来自不同制造业企业不同职位的普通员工进行预测试。最后根据回收的问卷，对初始问卷中的一些条目进行删减和修正，最终形成了本文所用的调查问卷，共包含22个题项。

（二）样本选择

近年来江苏省制造业企业扩张迅速，但这些企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企业的劳动关系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故本文选取江苏省机械加工、电器制造、纺织等制造业企业为调研对象。问卷在各企业人力部门的帮助下进行发放，调研对象为各企业随机抽取的普通员工，涉及生产、营销、研发等部门。本次调研总共发放270份问卷，回收258份，去掉漏填较多以及填答有明显错误的问卷后，本次调查共收集到235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7.04%。

三、实证分析

（一）问卷信度分析

运用SPSS16.0对本文所使用的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整体问卷由契约型劳动关系问卷和发展型劳动关系问卷组成，采用Cronbach''''sα值分别对整体问卷和两个分问卷进行信度检验。分析结果表明整体问卷Cronbach''''sα值为0.863，发展型劳动关系和契约型劳动关系问卷的Cronbach''''sα值分别为0.790和0.722，都超过了0.7的研究标准，结果表明通过此问卷收集的数据具有较好的信度。

（二）因子分析

1.评价指标萃取和效度检验

利用SPSS16.0进行数据处理，得到契约型劳动关系部分KMO值为0.759，发展型劳动关系部分KMO值为0.789，同时，两者的Bartlett球度检验统计量的值都在p<0.001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本文使用的调查问卷适宜做因子分析。首先利用SPSS16.0对契约型劳动关系问卷实施主成分分析，通过极大方差法旋转后，该部分问卷共提取出3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2.43%，并且所有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5，说明此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将因子一命名为“薪酬福利”，其由薪资发放状况、保险缴纳情况、薪资分配水平、员工津贴补助等指标构成，各指标的因子载荷依次是：0.80、0.73、0.77、0.70，基本体现了员工所在公司的薪酬福利状况。因子二命名为“工作环境”，其由工作场所的工作条件、工作强度、劳动安全保障状况等指标构成，各指标的因子载荷依次是：0.82、0.85、0.68，大致体现了企业办公场所的硬件条件、企业对员工休息休假权利的保障情况以及企业对员工健康和安全的保障程度。因子三命名为“合同管理”，其由劳动合同期限的合理性状况、合同履行情况、合同条款的合法合规情况等指标构成，各指标的因子载荷依次是：0.85、0.75、0.72，体现了公司的合同管理状况与水平。同理，利用SPSS16.0对发展型劳动关系问卷实施主成分分析，通过极大方差法旋转后，该部分问卷共提取出3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2.66%，且所有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也都大于0.5，说明此问卷也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将因子四命名为“职业成长”，其由技能提升、工作指导与帮助、职业生涯管理、培训计划体系等指标构成，各指标的因子载荷依次是：0.80、0.71、0.73、0.67，体现了公司对员工职业成长的帮助情况以及公司对员工的职业生涯管理状况。因子五命名为“民主参与”，其由员工参与公司相关政策的制定、员工得到授权、企业与员工就工作目标进行协商、公司为员工的创新性工作提供帮助等指标构成，各指标的因子载荷依次是：0.61、0.61、0.77、0.54，体现了公司的民主管理状况与水平。因子六命名为“企业文化”，其由公司对员工的尊重和关心、公司的沟通机制、公司的人性化制度、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度等指标构成，各指标的因子载荷依次是：0.81、0.68、0.58、0.54，主要体现了公司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的情况。

2.因子分析确定指标权重

对于各劳动关系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本文选取因子分析法对相关的指标实施客观赋权。对于6个一级指标权重的确定，选用特征值作为定权的依据。通过运用SPSS16.0进行因子分析得到6个因子，即6个一级指标各自的特征值，分别以各一级指标相应的特征值占全部6个一级指标特征值总和的比值来计算得出各个因子的权重值，即将6个一级指标各自的特征值实施归一化处理，再计算出各个指标的特征值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此比例值就是各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对于二级指标权重的确定，选用共同度作为定权的依据。共同度是指某个指标在其公因子上的因子载荷量的平方和。具体方法是对某个公因子下的各个二级指标的共同度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出各个二级指标的共同度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此比例值就是相应的二级指标的权重。

（三）相关分析

为探究上述一级评价指标和企业现实劳动关系状况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对二者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契约型劳动关系的3个影响因素，即薪酬福利、工作环境和合同管理与企业现实劳动关系状况感知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65、0.48、0.46；发展型劳动关系的3个影响因素，即职业成长、民主参与和企业文化与企业现实劳动关系状况感知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55、0.54、0.65，并且6个相关系数的p值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该劳动关系评价指标与企业现实劳动关系状况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四）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6个一级评价指标与企业现实劳动关系状况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二者进行了层级回归，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4所示。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薪酬福利、合同管理、工作环境、民主参与、职业成长、企业文化这6个一级指标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30、0.13、0.17、0.09、0.23、0.28，且这6个回归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回归方程总体的F值为89.91，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进一步验证了上述6个劳动关系评价指标对企业现实劳动关系状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江苏省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借鉴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将影响企业劳动关系状况的因素分为契约型劳动关系影响因素和发展型劳动关系影响因素两种类型，并依此设计了一套较为系统和全面的企业劳动关系评价指标体系，包括6个一级指标以及22个二级指标。实证研究表明契约型劳动关系的三个评价指标（薪酬福利、工作环境、合同管理）及发展型劳动关系的三个评价指标（职业成长、民主参与、企业文化）都与企业现实劳动关系状况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0.4<r<0.7），且6个一级指标均对企业现实劳动关系状况的感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从各个劳动关系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来看，“薪酬福利”指标在整个评价体系中所占的比重是最高的，且其对企业现实劳动关系状况的影响力也是最大的。

（二）管理启示

江苏省制造企业在当前经济转型时期面临诸多劳资矛盾和冲突，企业劳动关系质量普遍不高。为改善企业劳动关系，依据本文构建的劳动关系评价体系，企业可以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从而提高劳动者的忠诚度和归属感，进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

1.提高员工的薪酬福利水平。

“薪酬福利”指标作为权重系数最高的评价指标，其对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起着关键作用。然而江苏省制造业企业普遍存在员工工资偏低、福利水平不高、社会保险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先期的走访调查也表明有超过50%的制造业企业员工对自己的薪资待遇感到不满。因此企业应通过提高员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给员工缴纳足额的社会保险等措施来满足员工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为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奠定基础。

2.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

访谈调查的结果表明，江苏很多制造业企业工作强度较大、加班加点问题突出、劳动保护措施不得当，其中民营企业尤其突出。这使得企业与员工之间关系比较紧张，员工抵触情绪较大，极易诱发。因此，为缓解劳资矛盾，企业应严格遵守法定工作时间制度，保证员工应有的休息和休假的权利。同时企业应提高劳动保护措施，保障员工的健康和安全。

3.健全合同管理制度。

笔者通过研究发现，江苏省制造业企业的合同管理相对比较规范，但仍有超过六成的员工对合同期限感到不满，短期合同现象较为普遍，同时半数以上员工对企业的合同执行状况表示不满。因此为提高劳动关系质量，企业应提高合同管理水平，进一步规范合同管理制度。企业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后，要严格履行合同中的相关条款。当劳动合同中的条款存在争议时，要积极与员工进行沟通和协商，保障员工的基本权利。

4.完善员工职业生涯管理。

“职业成长”指标的权重系数仅次于“薪酬福利”指标，并且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其对企业现实劳动关系状况的影响也仅次于“薪酬福利”和“企业文化”。但笔者在走访中发现，制造业企业的员工职业成长空间普遍不足，具体表现为企业给员工的工作指导较少、企业培训过于简单，培训流于形式、企业没有给员工制定清晰的职业生涯规划等，这导致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不强、劳动关系不稳定等问题。因此，为改善劳动关系的现状和水平，企业应给予员工相应的工作指导、加大培训的力度、提供更多学习的机会，同时企业应为员工制定清晰的职业生涯规划，建立明确的人才晋升机制，从而多方面多渠道的保障员工的职业成长。

5.强化民主参与意识。

相关研究发现很多江苏制造企业存在工会制度缺失、职工代表制度不健全、企业管理者集权思想严重等问题，民营企业表现尤为突出。并且很多一线员工的工作缺乏自主性，机械劳动现象突出。企业民主意识不足、员工参与意识薄弱使得双方很难建立高质量的劳动关系，员工怠工现象较为严重，甚至罢工事件也时有发生。因此，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应给与员工一定的工作自，鼓励员工民主参与。同时企业应加强工会制度建设、强化职代会职能，让员工参与工作目标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从而增强员工的民主参与意识。

6.加快和谐企业文化建设。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员工在“企业文化”指标上的评分普遍很低，说明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存在问题，这符合当前江苏省制造业企业的现状。因为这类企业一般重生产管理轻文化建设，看重效益和效率，而对于员工的管理则缺乏人性化，甚至有的企业形成了独特的“打骂”文化。并且员工之间因缺乏必要的沟通，导致制造企业员工关系普遍比较冷漠。员工在遇到问题时，申辩渠道往往也不畅通。因此，为改变当前现状，依据本文的研究结果，企业应坚持以员工为本的基本理念，努力营造一种尊重、共融的和谐企业文化氛围。企业应设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来加强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从而增强彼此间的情感和信任。同时企业应以人性化的管理制度来取代简单粗暴的管理模式，为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奠基铺路。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预期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随着预算重要性的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都能意识到对预算编制的意义。但是却对其实际执行不甚重视。“重编制、轻执行”是目前我国制造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中的一项主要问题。预算一旦编制完毕，执行便成了“走过场”。即使重视预算执行的制造企业，也多是将执行安排财务部门进行审核、管控。而财务部门往往具有一定的工作局限性，无法对全部支出审查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只能简单依照预算额度进行批示。不仅准确性难以保证，还影响了企业的管理效率。

二、缺乏有效的全面预算管理绩效考核体系

预算考核作为一种“事后控制”，能够通过对比分析，明确预算与实际的差异，并为日后工作指明方向。然而目前，我国很多制造企业在全面预算管理中普遍缺乏考核体系，或者考核作用不明显。使员工无法充分认识到工作完成与奖惩之间的关系，从而无法真正实现全面预算管理的激励作用。考核体系的缺乏原因有两点，第一，在企业整个考核机制中，预算管理所占分值过小，达不到激励效果；第二，用于考核的计算方法不甚合适。很多企业并非运用预算数与实际数进行对比，而是将本年数与往年数进行比对。此外，在考核中，企业过分关注财务指标的分析，而忽略了对非财务指标的考评。

三、制造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关键环节分析

(一)全面预算的编制、执行、考评等均应围绕企业的战略目标

无论何种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具有不同的战略目标。因此，制造企业在全面预算管理中，应充分围绕企业的战略目标。对于制造企业而言，战略目标的定位主要有以下几种，详见下表。从上表可知，制造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应充分围绕企业在不同发展时期的战略目标。预算目标与战略目标应协调一致、相辅相成，唯有如此，方能在战略层面为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进行准确定位。

(二)应进一步完善制造企业全面预算的编制内容

通常，企业的全面预算可分为三大版块，即投资与筹资预算、业务预算、财务预算。对制造企业而言，这三大版块又可进一步细化。首先，业务预算编制内容主要涉及采购预算、生产预算、成本预算、销售预算、期间费用、制造费用预算、税收预算等；其次，作为全面预算的总预算，财务预算是全面预算的归宿。财务预算主要包含四个方面，即预计资产负债表预算、利润表预算、现金流量表预算、合并财务报表预算。再者，投资、筹资预算主要涉及筹资预算、固定资产投资预算、权益性投资预算等。反映企业对资产的购置、改造、扩建等资本运作情况。前文已述，企业在全面预算管理中，其预算目标应围绕企业的战略导向。在预算编制内容方面则应体现企业的自身特点。倘若制造企业的产品已相对成熟，市场地位也相对稳定，则在预算三大内容中，由于产品与市场的成熟，收入数据较可靠，使收入预算成为企业全面预算编制的依赖基础。而且，可靠的收入数据也保证了财务预算的可靠性。此外，这种状态下的制造企业净现金流较大，使企业具有足够的负债融资实力。因此，该时期的制造企业可实施较“激进”的融资预算，甚至利用财务运作，上市募股。

(三)制造企业应进一步加强对全面预算的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