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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当代社会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3)-12-0036-01

随着人类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整个社会对文化发展这种软实力的提升空前的重视,无论是是从执政党的领导权还是从社会基本制度的精神支柱来说,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地位都是不可置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对自身的反思和对外部世界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的两大特质,它们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创新的动力,也是应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挑战的有效方法,更是符合当代社会对意识形态的需求。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精神

批判,即是破旧立新,以新物质代替旧的物质,是实践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哲学就是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对人与人类现实世界的关系作出评价。要改变世界,就必须对旧的现存世界持批判的态度,在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中确立作为高于现实世界形态的理想,再通过不断的实践把理想转变为新的现实。即不断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现实世界,辩证法意义上的批判并不是一般消极的否定,而是通过实践来体现其意义。批判性哲学的魅力所在。马克思与以往的哲学家不同,他所关注的不仅是哲学的批判,而且是对整个观念领域的批判,不仅是观念领域的批判,而且是现实领域的批判",是"对社会各个实践领域全面总体性批判"。批判是改变旧事物和发展新事物的动力,彻底的批判精神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和科学性的具体表现,也是马克思哲学久存不衰的重要原因。

二、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本质体现

1、批判性使马克思哲学具有自我超越性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主要体现在对不合理的理论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尤其是对那些歪曲现实的资产阶级理论及意识形态,是区别其与其他哲学派别的鲜明依据。因此,只有通过自我批判,克服自身的缺陷,不断变革自身,才能更好地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始终贯穿了自我批判精神,也正是通过自我批判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从而与时俱进,永葆自身的理论青春与历史魅力。

2、在现实的批判中实现哲学的旨趣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唯物主义的精髓就在于实践的批判,它的哲学旨趣就在于把现实的批判诉诸实践,它是在批判一个旧世界中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对人类社会所采取的辩证否定观点,决定了它对"现代性"的批判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的现实意义

作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大、恒久的生命力,主要在于它超越狭隘阶级利益与思想意识而获得的彻底批判性。尤其是在我国当今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依靠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同时其批判性的内在要求需要我们要积极地在理论和实践中开展双重批判与双重建构,切实地将理论用于实践。理论的批判就是通过人的实践而实现的祛除意识形态之蔽的过程,就是在我国现代化实践进程中,要理论、科学地批判传统的关于人的发展、关于社会主义的以及哲学的使命的错误观念和认识,实现哲学理论自身的超越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封闭系统”,像基督教思想一样,会自发地排斥与之相异的观点。首先,如果我们提出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个论据,马克思主义者总能在其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求某种方式,来消除这种不利影响。其次,如果我们提出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来分析批判者的动机,以此回应批判。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声称,那些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可能正是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获利的人,他们被他们持有的“虚假意识”所蒙蔽。

既然这样,理性地、客观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讨论,就像本文尝试做的事情,是否还有可能?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封闭系统”,那么批判者如何攻击相信者,相信者如何说服批判者?在这种无奈下,怀疑主义、犬儒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就十分吸引人:根据这些思想,没有一种理论或者意识形态能够比其他对立的理论或意识形态,获得更合乎理性的论证。比如德国“怀疑主义大师”尼采,他总是时刻准备着攻击你所提出的理论,指明你所谓的“真理”背后隐藏的、未被你本人注意到的意识形态、信仰或是心理诉求。如果是这样,似乎我们所做的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论,似乎都是无谓的、“立于此而不见彼”的偏见。那么,本文的意图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没有好的结果。

这种绝望也许太早了。首先,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确立无疑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人们不太可能以一种封闭的思想方式去捍卫它。再者,即便马克思主义被许多人当作一种封闭的体系加以坚持,某种程度上的理性评价仍然是可能的。当我们面对某个的言论的时候,我们总能把其情绪成分和理智成分区分开我们不应当过多地关注说话者的人格和社会背景以搞清说话者的动机,而真正应当关注的是说话者所讲述事情的真伪。我在这里,可能以十分高尚的动机说了一大堆错误的言论;同样地,某人可能怀揣着十分狭隘的动机,却说出了大部分正确的真理。可见,鉴别并且评价对立的观点,必须运用理性去分析。批判不可能因为对批判者的厌恶而被驳倒;有趣的是,最恼人的批判者恰恰是那些正确的人。

结束语:事实上,批判功能和辩护功能是密不可分的,关键在为谁批判为谁辩护。当我们弘扬革命传统、努力认同还在实践中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时,无疑是对现在一些流行时尚的勇敢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是一种科学的超越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实践精神,既非否定一切的"虚无",亦非束缚于一己私利中的"务实"。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从自己的想象中超越现存不难,听任自发性的摆布认同现实更不难,难的是真正地超越现存和现实。唯物主义和理想主义、科学精神和批判精神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精髓,也是马克思所开辟的、唯一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伟大的开创性事业的每一步都需要开创性的工作,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

参考文献: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生存论;哲学观

[中图分类号]B506;B5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5-0006-03

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内涵及其分析

1.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内涵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对批判理论加以界定。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默认为,马克思哲学就是批判理论,因为“马克思本人著作的主线是批判,其证据就是马克思把他的许多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都命名为‘批判’,如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等等,所以,他(霍克海默)把马克思主义、也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批判理论’”。[1]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是一种批判现实的活动,“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2]批判理论不在于对现实进行简单地否定或批判,而是要形成人类发展的内在批判意识。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都主张要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批判。

其次,国内外的学者也大多是从批判理论的角度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加以界定。加拿大的本・阿格尔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留给我们的是对以虚假需求、工具理性和日益衰落的个人等概念为基础的支配的批判。”[3]国内学者孙正聿指出:“霍克海默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哲学观,对包括宗教、科学、政治、文化、社会、家庭在内的诸多现象进行理论的分析与反思,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纲领,并影响到该派成员对社会――文化的批判考察。”[4]衣俊卿在《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一书中,把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理解为一种文化批判观。张一兵、胡大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的一面镜子。从30年代开始,作为批判理论的最重要代表,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一种社会批判理论。”[5]

综上可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它继承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体现了哲学的反思批判本性;它对人的现实存在状态进行关注,对资本主义中人的异化状态进行批判;它是一种社会批判,即不仅仅停留于理论上的反思批判,更多地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批判。

2.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意义及其限度

把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定位为批判理论有其合理之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抓住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髓,他们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又对资本主义的科技、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从一个侧面正确地解读了马克思哲学。

把法兰克福学派哲学理解为批判理论把握了哲学的社会功能,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批判理论的批判常常成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否定一切的批判。如阿多尔诺说:“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6]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7]因而它是一种以辩证否定为基本方法的建设性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表层,我们发现其更多地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是对人的异化状态的批判,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而绝不仅仅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这才是法兰克福学派哲学的主旨,它既内蕴了生存论的指向,也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关注的理论精神。

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生存论视域的敞开

1.生存论的内涵

生存哲学(即生存论)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哲学家弗利茨・海纳曼在1929年出版的《哲学的新路》一书中提出来的,而详尽论述生存哲学内涵的却是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在1937年出版的《生存哲学》一书中指出,生存哲学的宗旨就是要人们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即“从本原上去观察现实,并且通过我在思维中对待我自己的办法,亦即通过内心行为去把握现实”。[8]

现代意义上的生存论一般认为是始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他们都批判理性主义哲学,认为理性主义哲学使人失去了自主性和独立性,失去了个性与自由,从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而真正完成了传统哲学向生存论哲学转向的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认为,必须通过“在者”的研究才能达到对于“存在”的研究,因为“存在又总是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9]只有通过“此在”的研究才能最终达到“存在”,而“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10]因此,哲学本体论首先就是对此在的生存论解读。

通过对生存论历史发展演变的简要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生存论的基本内涵:它规定人的本真存在状态,对于异化沉沦状态的人的非本真状态的批判并不是生存论的目的而只是手段;它关注人的现实存在状态,因为只要人活着他就无法躲避生存;它对当下人的非本真状态进行批判,并以澄清人的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为己任。

2.从生存论出发阐释法兰克福学派哲学观的必要性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哲学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实现了对现实中人的异化生存状态的批判,从而为在现实中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状态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如果过分强调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内质,而忽视其生存论的内涵,则会使理论失去其内在的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如果忽视了生存论视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哲学观就会回归到旧哲学,也会失去对人生存状态的把握。生存论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人的世界,而不应该是与人的历史性无涉的世界的本体、本原或普遍规律。

第二,如果忽视了生存论视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哲学观就无法实现对理性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理性主义哲学是以某种超验的、终极的实体作为追求目标,而生存论哲学是以一种未完成的、不断生成的思维方式来把握人的未完成的本质。

第三,如果忽视了生存论视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哲学观就无法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理解。生存论以动态的开放的思维来考察人,认为人怎样生存,他就是怎样的人。正如尼采所说“人类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非目的;人类之所以可爱,正在于他是一个跨越的过程与完成”。[11]

总之,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哲学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如果忽视了其内含的生存论视域,容易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陷入一种纯粹的理论思辨,而最终走向虚无主义。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生存论的角度来解读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观。

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生存论内涵

1.人的自由和解放: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生存论旨趣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对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的关注。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人的现实生存状态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展开的,这其中既包括物质生产,也包括人自身的生产,而更为重要的是人必须要在这些生产活动中获得自身精神需要的满足。也就是说,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对大多数人的现实的状态进行分析,认为人在进行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也在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并期望在日常活动中不断确证自己的生命本质和生存意义。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对人的本真存在的规定。在批判了人的非本真存在状况――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基础上,批判理论家指出要改变人的异化状态,重新回到人的本真状态,实现全面丰富多样的人的本质,并主张使人成为能够自由地表现和发挥其创造力的人,使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和谐发展的状态之中。

综上,法兰克福学派哲学深切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把对异化压抑的人的非本真存在状态的批判、寻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其追求的目标。

2.人的异化的生存境遇: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生存论观照

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人陷入严重的生存悖论之中,即人在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之中陷入主客体的错位、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失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背离等一系列矛盾之中,人的个性受到压抑,自由受到威胁。而这些现象都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关注,其批判背后蕴含的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永恒关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对意识形态异化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扮演着维护统治的职能。阿多尔诺曾断言意识形态就是不真实――虚假意识,谎言。因此,“客观上处于受压抑的地位,同主观上是不是意识到这种压抑,并不是一回事,人们没有感到这种压抑,不等于这种压抑不存在,这恰恰表明压抑到了更加严重程度,压抑已深入到人的本能结构之中。”[12]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完全成了扼杀人的个性的工具,导致自由思想的沦丧、创造性的消失和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哈贝马斯也对科学技术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他说,“毫无疑问,无论是新的意识形态,还是旧的意识形态,都是用来阻挠人们议论社会基本问题的。”[13]他认为科学技术是以合法性为名义的一种新的政治统治。

(2)对技术理性异化的批判。技术理性本应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在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达的今天,却逐渐走向其反面,成为限制人类生存发展的工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指出:在完全被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不但人与自然相异化,而且还导致了人的自我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异化。哈贝马斯也指出,技术理性的全面统治,使人们成为一种被动的客体,丧失了否定的、超越的维度。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侧重于从文化、生存层面对西方理性化进程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进行批判,它指出了理性在现代社会中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进步力量,而且成为一种阻碍人的自由得以实现的消极力量。

(3)对大众文化异化的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现象,而且成为经济控制现象、政治统治现象。法兰克福学派严厉批判文化的经济化、商品化、反对文化与政治统治的同一关系、坚决否定和批判大众文化对人的异化。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批判理论》和《启蒙辩证法》中,从大众文化的娱乐消遣功能、电影的欺骗功能,以及广告的现实实用主义功能等不同的视角分析和批判了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控性和统治性等特征。法兰克福学派所进行的大众文化批判核心是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对人精神的摧残和异化,目的是为了凸显人的生存本质、生命意义。

(4)对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异化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异化的存在状态已经深入到人的心灵之中。弗洛姆等人认为异化是一种心理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个人与自身也日渐疏远,人主要是作为一种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被动地接收外部世界。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生物本能或者说物质需求,成为人的唯一需求并且内化到人的生存方式与性格结构之中。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人首先是社会的人,个人无论是健全的还是病态的,都是由社会塑造和决定的,所以当全社会的人都处于病态的情况时,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个社会本身是不健全的。可见,心理机制与性格结构批判也直接描述和关注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3.总体性的生成: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生存论路径

法兰克福学派从生存论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进行阐释,指出在20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异化的社会,这种异化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兰克福学派从生存论出发,针对现实人的生存困境提出了很多创见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将这一异化的社会现实归因于文化和意识问题。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就指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主题的创新”,即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而“自始至终地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14]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主张通过总体的革命,实现人类自由自觉的本质。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对资本主义全方位的批判为总体性的人的生成创造了条件。社会的病根在于人的本能心理结构遭到了破坏,因此需要总体的人的生成。同时,法兰克福学派还注意到社会对个体产生的影响,他们理论的最终目的即要为人的理想的、完善的存在状态找到一条解放的道路,也就是要寻找生成“健全的人格”或者说“总体的人”的道路,从而最终消灭异化的生存状态。

四、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生存论解读的当代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一,进一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种解读超越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恢复和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重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对于生存问题的关注,使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视野不再仅仅局限于政治和经济领域,而是更多地转向了艺术、文化和心理层面。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更加自觉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问题,这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现实把握的哲学精神相契合。

第二,突出了法兰克福学派在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现代西方哲学一般只是对生命个体的生存状态进行关注,因而不能够真正地把握人的本质。而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在关注个人生存状态的同时,还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表达了强烈的兴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人的异化状态,关注人现实的存在状态,并以完整的理论揭示了人的生存状况,探讨了人生存的意义,主张以总体性的革命等方式实现人的本真生存状态。这些都体现了对西方生存哲学的超越。

2.现实意义

第一,确证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是人的现实生存状态,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法兰克福学派从具体的时代环境出发,吸收马克思的合理思想,对现实进行批判,创造了自己的哲学观。它通过对现实资本主义异化状态的批判和揭露,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危机,而这又与马克思关注人的生存、追寻人的自由自觉状态相一致。

第二,对现实中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了理论观照。近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达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对于人的生存意义的忽略,人处于一种缺失“精神家园”的状态,人不知道应该如何生存。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突出强调经济效益,而忽视人的生存状态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法兰克福学派针对现实生活中人的异化状态所进行的批判,对于我们人类如何解决面临的困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生存内涵解读从文化、心理等层面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意义,在促进自身理论自觉和实现哲学的文化价值的同时,凸显了人的自由自觉本性,那就是人并不是为了生存而生存,人生存的意义在于通过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来不断地确证自己、反思自己,不断地彰显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使人真正成为全面的人。

参考文献:

[1]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M].天津:天津出版社,1982:315.

[2]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50.

[3]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237.

[4]孙正聿.简明哲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0.

[5]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15.

[6]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3.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17.

[8]熊伟.存在主义资料选辑(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押538.

[9][10]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8,15,49.

[11]尼采.尼采生存哲学[M].杨恒达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押274.

[12]衣俊卿.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98.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范文第3篇

一、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界定

对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进行研究,自然离不开对它的涵义的理解。涵义理解的不同,必然导致理论本身的差异。因此,涵义理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综合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要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首先要把握社会的自我意识。而社会的自我意识,又分为社会的自我肯定意识和社会的自我否定意识。社会自我意识的肯定方面要解决的是如何维持现状的问题,而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否定方面则要解决如何超越现状的问题。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属于社会的自我否定意识,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实现对资本主义存在合理性的追问。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批判理论是反思性的历史认识、评价活动。哲学的反思以间接性为特点,但它是对理论性间接反思的二重否定,它不仅通过事物的内部矛盾使事物的本质显现出来,而且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社会批判理论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反思社会的,是对社会进行的最一般、最抽象的哲学批判活动。因此社会批判的首要条件应当是社会必须处于将自己最丰富的具体展现出来的时期,即社会的成熟时期。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就是从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两个前提是:1.人类趋向于变革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实现自己的进一步发展;2.人类社会生活趋向于普遍的丰富性、多样化。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是以这两个理论假设为依托,建立在对社会现实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对某一具体事物向人类普遍进步方向发展的现实可能性进行揭示。具体地说,就是指从某一事物本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出发,考察并揭示这一事物在以上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意义方面纳入事物一般运作规律的可能性。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批判来说,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在以上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意义方面被纳入到人类社会历史运行规律——即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规律——一般的现实可能性。

我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不是针对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的理论,而是统摄全局的一个思想主旨。批判不只是单纯的否定,而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不是指社会的单方面发展,而是指社会发展与理论发展的统一。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理论与现实的相互监督、相互批判,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实现社会的发展、理论的完善,在互动中实现双赢。因此,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界定应坚持全面、辩证、发展的原则,把对社会的批判和对理论自身的批判结合起来,揭示贯穿于马克思理论总体中的批判精神。

二、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容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博大精深,如何从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勾勒出社会批判理论的框架与内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角度,因而也必然有不同的观点与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过程的自我批判,即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对其否定的理解,把任何一个特定的阶段当作过程去理解;二是理论上的自我批判,从认识论角度探讨马克思是如何超越同时代人的思想,其本身如何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过程;三是从主体角度对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的批判。

第二,认为可以把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归纳为“四阶段五假设批判模式”。首先是社会批判理论前提的确立(即A阶段)。在这一阶段上,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物质存在决定精神意识(a)。其次是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锻造阶段(即B阶段)。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从基始性唯物主义到方法论唯物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这里有两个基本的理论假设,事物处于不断生成与灭亡的过程中(b);事物处于系统联系之中(c)。这两个理论假设是方法论唯物主义作为分析方法得以成立的一般性理论假设,它们分别是“历史的”与“具体的”这两个规定性的理论依据。再次是具体的现实性分析阶段(即C阶段)。这同时包括对事物本身特殊规律和对事物所属的一般过程的规律性分析。最后是批判阶段(即D阶段),这一阶段是哲学批判的历时性、暂时性完成。它也隐含有两个理论假设:人类趋向于变革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实现自己的进一步发展(d)和人类社会生活趋向于普遍的丰富性、多样化(e)。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四个阶段五个假设是最少思辨、又最接近现实的,这正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魅力之所在。

第三,认为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识是马克思学说的灵魂。回顾马克思毕生的理论活动或浏览一下他的全部著作,可以看出,他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开的。例如: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对物化和异化的批判、对蒲鲁东的批判、对拉萨尔的批判、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对形形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批判、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等等。可以断言,马克思通过毕生的批判活动完全实践了他早年为自己规定的历史使命: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第四,认为马克思通过对其早期文本思想的批判与超越,完成了一系列内在的逻辑转换,进而建构起了科学的社会批判学说。具体表现在:在哲学上,马克思扬弃了人本学的异化逻辑,从黑格尔关于社会关系矛盾分析的历史辩证法中,生发出现实的批判张力;在经济学上,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非历史性思维方式,引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并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与批判。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融科学实证分析与价值理想追求于一体的社会历史学说,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开的,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识构成了他的学说的灵魂。正如他本人指出的那样: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事物,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批判理论构成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对于这一点来说,学界是无疑义的。问题的分歧在于探讨社会批判理论的方法,从哪个角度更能恰如其分地概括马克思的思想,理清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我认为问题的切入点还应以“实践”为基础,以“批判”为灵魂,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解剖,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把握。马克思的学说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正是在“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进程中,在对理论自身不断批判、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的学说不断走向成熟。社会与理论的互动构成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形成的全过程,批判精神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始终。因此,在实践中把握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我们把握马克思思想真谛的现实途径。三、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

以怀疑与反思为本质特征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理论所独具的思想魅力。然而囿于马克思著作之丰,内容之巨,人们对其社会批判理论特征的把握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活动基本上经历着两步回溯或还原过程:第一,从表面现象向深层本质的回溯或还原。马克思习惯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区分出现象与本质、表层存在与深层存在、上层建筑与基础等等,然后从本质、深层存在和基础出发去对现象、表层存在或上层建筑作出价值学判断,说明后者存在的理由和根据,揭示其局限性和消极方面,指出其被超越与扬弃的历史必然性。第二,由一般本质向人的活动的回溯或还原。他在做了第一步回溯或还原之后,没有停留于此,没有把这些深层的和本质的存在或基础当作给定的和终极的实在,而是进一步揭示这些存在或基础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从而把它们回溯或还原到人的基本活动,即劳动或实践的层面上。从人的劳动或实践活动出发,扬弃各种社会历史存在的给定性和自在性,这是马克思全部批判意识的基点。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有两个主要特点:1.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所谓科学批判,是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科学的批判;所谓价值批判,是指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以实证事实为根据,揭示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不合理性。科学批判与价值批判是有机统一的。2.批判与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要从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得出其否定性的理解。从社会发展角度分析,就是揭示事物自身内在矛盾的发展,从对现存事物的内在矛盾中找到自我否定的力量。所以,这种发展本身也是一种自我超越,因而也是一种批判。马克思是批判中包含着自我发展,发展中又体现着批判,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总之,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既是科学的,又是彻底的。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性论辩的特点在方法论上为我们的这一研究提供了重要启迪。这些特点有:1.坚持实践是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与源泉;2.坚持哲学前提和现实前提双重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3.坚持多学科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4.坚持不断扬弃和反复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总之,批判性视角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一个重要视角。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不同于其他非理论、非专门化的批判活动,这些批判往往具有自发性、随意性,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则具有系统性和结构性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是建立在实践性、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些特点构筑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使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独具特色。

四、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与其他批判理论的区别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他对社会的一种深刻反思,是他探索人类命运的一种不懈尝试。但西方学者在赞同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同时,对其进行了片面的阐发,使马克思哲学中固有的丰富性与完整性日益走向片面与狭隘。因此,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

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早期社会批判理论把“批判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认为只有抓住马克思的批判方法,才能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批判”不仅意味着对现存学说在理论上的变革,而且还要批判地分析现存社会以导致社会的变革。但是这种理论不是把自己置身于社会专门化劳动过程之中,而是置身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之外。它的目的不是要维护现存社会的秩序,而是要破坏一切既定的东西,以证明它的不合理性和不真实性。而且这种社会批判理论把人看作全部历史生活的生产者,所运用的方法仍然是主体性原则和抽象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区别在于:1.两种批判理论由于对社会动力结构的不同认识,使批判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不是通过分析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说明社会的发展,而是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归结为日益发展的文化、科学技术对人的本性的压抑。因此他们以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等来取代马克思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两种批判理论选择了不同的革命主体。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批判家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现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改变了马克思所处时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从而使革命的主体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们认为,革命的主体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工人阶级,而是知识分子。3.这两种批判理论采取了不同的革命策略。马克思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下,主要采取了暴力夺取政权的措施,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时期,则采取了文化心理革命的方式。

持批判精神学说的还有“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这种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列斐弗尔,他力图把马克思的学说改造成一种以现代人的异化为出发点的日常生活批判。在他看来,日常生活批判就是向人们揭示:控制消费的官僚机器已经广泛地渗透到每个人的经验深处,消除异化的设想必须从自我改造入手,使人们克服社会制度的网络影响,去掉国家机器的物化和神秘性的外罩,认识到国家机器作为人类行为方式的真正起源,以此削弱现代官僚生活的普遍性和合理性。日常生活批判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分析它,就是要揭穿日常生活的虚假性,撩开异化现实的面纱。

乍看起来,西方的社会批判理论似乎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精神,但实际上它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与批判精神割裂开来,片面地弘扬了批判的一面,而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本性。它们以对个人的重视压倒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以主体性的研究取代科学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它们把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变成了一种不加区别的总体性价值人本学批判,最终无法逃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窠臼。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片面的曲解并不能切中当代资本主义的要害,从而使它们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离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内涵越来越远,而成为一种从根本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

五、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现实性

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进行研究,不仅对于进一步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揭示蕴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深刻内涵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更深刻地了解资本主义,认识处于科技困境之中的西方工业社会,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铺路搭桥,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服务于现代社会,学界有如下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现实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人类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在人的活动之外寻找终极的和绝对的实体来作为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据,如自然、逻各斯、上帝、理性、技术、绝对理念等等。而在近现代的历史演进中,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上帝、理性、技术等支柱相继坍塌或动摇。因此,以怀疑和反思为本质特征的批判意识必然增强。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高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出日益膨胀的政治机构、失控和自律发展的技术等异化的社会力量。处在深刻变化危机中的人类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和行为本身进行批判性的检讨和反思。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现代意义在于:它克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片面解读,实现了对实证科学与人本主义的内在整合与超越,并在新的基点上实现了科学认识方法与价值认识方法的辩证统一,这一新的基点就是社会实践。这种从社会生活中生发出的社会批判力是其他学者所不能达到的,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

一种观点认为,批判意识的发扬无论是对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新危机,还是对处在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均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哲学既应有超然于尘世的冷静,又要有立足于生活的现实;用批判的眼光,指出现实的弊端,刺痛时下一些日渐麻木、沉溺于物质追求与感官享乐的神经,使人们不致在吵吵嚷嚷的日常生活中迷失方向,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安顿;为促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帮助人们去实现公正、合理、人道的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具有重大意义。

蕴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那种深刻的批判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思想资源。正如凯尔纳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发展现时代的一种批判理论的源泉。深刻挖掘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根源,发现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精神实质,对于我们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理解马克思,用马克思思想的精神来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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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范文第4篇

长期以来,流俗见解对于《资本论》一书中辩证法的理解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即只是将《资本论》的辩证法看作从抽象到具体、分析与综合、对立统一等思维“技术”的应用,而不是将之看作新世界观本身;只是从辩证法的批判“功能”层面来看待《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而不是从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层面来看待《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古典哲学乃至一切旧世界观理论形式的扬弃。因此,我们的分析就从《资本论》辩证法的真实意义辨析开始。《资本论》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因为它围绕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也就是关于现实存在的世界观批判而展开,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达到了内在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方式,既不是《反杜林论》的对应论战结构(分别批判杜林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理论),也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的线性演绎结构(其根本目的是为苏共执政作自然客观性的形而上学论证),而是由辩证法的彻底批判性出发,从哲学批判走向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必然逻辑。关于这种统一逻辑,《资本论》跋语给出了总的说明:“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其要义在于,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的批判锋芒不只针对哲学理性,而是针对“任何东西”“现存事物”——整个旧世界及与之相应的旧世界观。所以,辩证法“按其本质”就必须指向对旧世界的思想堡垒(哲学、经济学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全部批判。显然,这是与对辩证法的“思维技术式”定位大不相同的。“思维技术式”理解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将辩证法看作“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直观方法论。例如有这样的说法:辩证法在革命战争年代应该重斗争,轻和谐;在和平年代应该重和谐,轻斗争,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我们毫不讳言对这种见解的批评,因为它是对辩证法的严重曲解,把辩证法降低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常有理”,其实践后果就是让人民群众摸不着头脑,形成讽刺意义上的“不怕唯物论,就怕辩证法”。这种庸俗辩证法自以为是超越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但其思维水平与黑格尔相距万里。当黑格尔说“现实的即是合理的,合理的即是现实的”[4]时,他的主旨是要表达一种历史不可遏制地向前运动的世界观,而不是所谓的可以脱离具体内容而盲目运行的“对立统一规律”。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隐含着冲破旧世界的革命怒火,但这种怒火囿于纯粹的哲学概念批判而遭到窒息,它不过是在与现实的影子作战。马克思从黑格尔主义出发而最终超越黑格尔主义的真正意义正在于此: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世界观批判性质而扬弃黑格尔辩证法的纯批判性质,铸成一种以否定性为根本武器、以现实世界为真实对象的新辩证法。没有这种辩证法作为整体世界观,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无一能够自立。葛兰西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洞察。他写道:“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这三种活动领域是同一个世界观的必要组成要素,按照它们的理论原则,一种要素可以变为其他两种要素。”[5]我们认为,葛氏所谓“一种要素可以变为其他两种要素”,实质说的就是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成为贯穿三大批判的灵魂、红线;葛氏所谓“同一个世界观的必要组成要素”,则指出了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与合理形态辩证法的一致性。从原则上看,马克思的合理形态辩证法与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同一理念。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不能在辩证法以外剥离出历史唯物主义,或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以外剥离出辩证法;辩证法作为能动的、否定性的方法,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自我展开。当然,如果从思想演进角度看,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又有着复杂微妙的相互生成关系。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理解这一关系的钥匙。该《序言》回顾了马克思从哲学研究走向经济学研究的经过:“1842—1843年间……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6]表面看来,马克思从哲学到经济学的“转行”似乎是由“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一偶然因素导致,但如果深入理论内部,就会发现这一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马克思从纯粹哲学研究走向经济学研究,在根本上是由现实世界的客观结构(而非思想家的主观偏好)所决定的。马克思初因研究物质利益的直接需要而进入黑格尔法哲学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却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人们迄今对现实世界结构的理解是颠倒的、是反客为主的。在真实的世界结构中,法的关系不能从它本身或从人类精神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就意味着,黑格尔辩证法作为世界观,是一种颠倒了的神秘形式;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则应当是从现实副本(以法哲学—意识形态为理论载体)批判到现实本身(以经济学—史科学为理论载体)批判的革命性跃迁。进一步看,现实世界不是由宗教、哲学、政治、自然等罗列组成的总和,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社会有机体。《资本论》手稿对此写道:“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7]显然,资本就是现实世界的“普照光”,是支配一切的权力。这种哲学“之外”的发现,却成为变革哲学的杠杆,因为它揭示了传统哲学一直想揭示但始终未能彻底揭示的“存在”之谜。谜底既不是康德的物自体,也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是掩藏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资本及其所造成的人类异化。换言之,传统哲学所要追问的存在等问题,在其颠倒的世界观框架内是无法得以破解的。要真正解开哲学谜题,必须由哲学走向研究世俗物质生活的政治经济学。在这种转向里,纯粹的哲学批判被扬弃在经济学批判当中,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承载起了新世界观的使命[8]。这种转向的重大意义,在费尔巴哈、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等“纯哲学家”那里甚至是没有自觉的;蒲鲁东和拉萨尔也试图借鉴黑格尔的辩证法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但他们的招数只是用“正反合”的僵化公式去硬套经济原理而已,结果是使政治经济学变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9],一步也未超出旧世界观的地基。总之,马克思认为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只能是对全部旧世界的总体批判,而由于全部旧世界的统御逻辑是资本逻辑,因此必须最终诉之于对资本逻辑及其理论形态——古典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点,同样在于揭示国民经济学从世界观到具体范畴的永恒性质,在于揭示国民经济学承认前资本主义社会有发展而资本主义社会已然终结历史的“半截子”辩证法——“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3]。如果抽掉剧变、冷战结束这些具体史实而只看基本原则,福山在20世纪炮制的“历史终结论”算不上什么新见解,它一直就存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典型代表如巴斯夏的学说[10])的本性之中。如果说上文所引的葛兰西语,是从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间的要素转化角度来揭示这一点,那么卢卡奇则直接从三大组成部分的重心(经济学)出发而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马克思不把他的著作命名为经济学,而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这一批判中同时还含有对任何一种事实、对任何一种关系、对任何一种具有规定性联系的,这里所强调的是内在本体论的批判”[11]。贯穿马克思理论活动的辩证法乃是批判“任何一种事实”的思想武器,即世界观批判武器。由于空想社会主义是批判现存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既有理论形态,因此马克思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又必然延伸到其批判之中。

二、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看马克思走向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必然性

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走向经济学批判的根本理论动因,在于纯粹哲学批判当中辩证法的不彻底性、非批判性(其典型形式有黑格尔、费尔巴哈、鲍威尔兄弟、大卫•施特劳斯、施蒂纳的哲学);同样,空想社会主义者(以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为代表)用以批判现实世界的辩证法亦不够彻底、不够合理,这就构成了马克思必然要走向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根本理论动因。柏格森曾断言,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一生只思考一个问题;我国学者赵汀阳对于哲学家的研究对象还有一个非常醒目的概括叫“一个与所有问题”。借用他们的提法,我们可以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或辩证法的彻底批判,称为马克思全部思想活动中的“一个与所有问题”。且回到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关系的经典论述。恩格斯在阐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时指出:“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剩余价值学说则使“困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是社会主义者”的“劳动价值论与资本剥削的相容性问题”获得解决,二者使“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真相大白”,所以,“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1]。在这里,恩格斯是从理论意义的角度来揭示三大组成部分的关系的;如果从理论逻辑的角度来看,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持辩证法的非批判性(批判的不彻底性)则构成了马克思从哲学、经济学研究而走向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建构的内在动因。下文的分析将表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知识建构意义,是奠基在辩证法的彻底批判性这一灵魂、主线之中的。首先来分析空想社会主义者辩证法思想的不彻底性、非批判性,这构成了马克思走向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问题牵引。恩格斯指出:“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1]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辩证法思想,既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活动的重大理论资源,又是主要针对目标:在其否定性地看待现实世界方面构成重大理论资源,在其抽象性地对待现实世界方面构成主要针对目标。空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良知基础上的抽象人道主义,存在着道德批判尖锐性与实践变革软弱性的双重特点。就前者而言,空想社会主义者率先揭开了资产阶级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面纱,因此充满着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例如,傅立叶紧紧抓住资产阶级的天堂许诺来反讽,以血淋淋的现实反衬“理性世界”的食人本质。傅立叶写道,资本主义所谓的“文明制度”带来了野蛮,它“不能保证给予人民劳动和面包”;“在文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12]。这里闪烁的辩证法思想被恩格斯所深深赞叹。但是,傅立叶只是在浅层触及了私有制、生产过剩等问题,总体上看,他是以(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为辩证法形式,这种辩证法形式有如弃妇骂街,极尽历数陈世美恶劣品行之能事,对于改变真实命运而言乃是自暴自弃。圣西门也是如此,他开出的药方也是所谓的善良意志,“道德感的力量将会促成变革”以及“博爱之心将迫使贵族和神学家服从这个原则引导出来的结论”[13]。这种乞讨式变革,这种对资本家苦口婆心的道德劝诫、向试验工厂劳动者所进行的良知教化等,更多地只是提供了反面教材,它不仅无法改变工人的奴隶命运,而且容易滑向消极接受现实的歧路。事实证明,无论欧文的“新和谐城”、傅立叶的“法郎吉”抑或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尽管取得了重要的实践探索经验,但均不能真正改变无产阶级的苦难命运。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等人从反对资本主义的出发点,走向了维护资本主义的落脚点。这就牵引出对空想社会主义者辩证法形态的超越任务。空想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工人阶级发展状况的产物,随着工人力量的增强,无产阶级向自己的理论家提出了扬弃空想社会主义的要求。马克思正是这一使命的承担者,他揭示了傅立叶等人辩证法思想的非批判性,即停留于抽象理性批判,而躲避物质现实批判的根本弊病。与这种空洞的辩证法形式相反的,就是马克思的“合理形态”辩证法。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以批判社会存在的方式展开活动,从而揭示奴役工人的真正根源,寻找获得解放的真正途径。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这种合理形态,因为它把历史猜测为一个“有规律”但“无人身”的发展过程,因此是神秘形态的辩证法;傅立叶的辩证法也不是这种合理形态,因为它没有把否定性力量规定为实践着的无产阶级,因此是空洞形态的辩证法。相反,马克思从生产力这个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中找到了最现实的批判力量,以历史实践的辩证法取代了抽象理性的辩证法。在这一基点之上,他才有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形态、改良主体、实施道路等方面的系统批判。在历史观上,圣西门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动因在于人的天性,资本主义前景道路在于实验示范,资本主义解放主体在于作为天才的慈善家。一言以蔽之,理性的辩证法乃是救世的根本。所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与旧哲学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立场实质相同,同属唯心史观——非批判形态辩证法的思想阵营,从而才成为被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一网打尽的批判对象。与空想社会主义者针锋相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动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资本主义前景道路在于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解放主体在于无产阶级本身。历史的辩证法才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真实武器。总之,随着阶级条件的成熟,马克思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从上面”怜悯工人阶级、诉诸天才人物“理性”的辩证法,而是“从下面”唤醒工人阶级、诉诸奴隶自己的抗争。因此,说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才是贯穿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灵魂,这不仅不与恩格斯的经典论述相冲突,反而是真正深入到了人类解放总体学说的内在逻辑。可见,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统一性逻辑,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所要扬弃的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三大理论形态的统一性逻辑之中,而并非存在于从普适世界观(哲学)到具体科学域(政治经济学)再到实践政策域(科学社会主义)的线性演绎之中。马克思主义的特质在于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于以破为立,而不在于模仿传统形而上学假定一套终极原理并以之诠释具体实在。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的同一性——辩证法的非批判性(即:唯心主义哲学与影子作战的概念辩证法;古典经济学只承认前资本主义社会有历史发展而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终结人类历史的半截子辩证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用理性来谴责和拯救现实的软弱的辩证法),是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整合逻辑的根本前提。

三、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反思滞后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时空倒错现象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英国文化研究 实用主义 马克思主义

美国本土传播批判研究审视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提及美国的传播研究,国内学者大都定性为经验研究或行政研究,好像在美国传播研究中,批判的声音不存在。与此相反,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美国本土学者在传播批判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芝加哥学派以社会批评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将传播与媒介纳入其研究视野,关注语言、符号和交流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作用,倡导社群与共享的观念。杜威认为:“在一切事务中,交流是最美妙的。”①在此语境下,他们反对原子论的个体观念,批判美国资本操纵媒介的现象。杜威认为,一切倾向于生产资料分配的集中化的经济条件、生产和分配的集中化都影响公共报业,无论个人是否喜欢。需要大公司大资本去经营现代企业的原因自然会影响出版业。②此后,美国新一代社会批评家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与“刻板印象”概念,拷问了美国政治对媒介的影响,质疑了美国新闻业的客观公正性。

遵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拉扎斯菲尔德虽然也具有社会批判意识,但其已远离芝加哥学派的“历史/文化解释”的批判路径,他更关注一种基于社会科学解释的批判理念,期望批判理论将事实与价值分开,以调和媒介批评与商业媒介之间的关系。哈特认为,拉扎斯菲尔德的批判立场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权威的承认和对权力的妥协;二是在主导范式下寻求变革,主张现有理论视角或实际视角的融会。③可见,拉氏的媒介批判思想是妥协性的,而杜威恰恰对与商业和政治保持暧昧关系的媒体保持着警觉与批判。

无论怎样,杜威、拉扎斯菲尔德、李普曼及其他美国学者,他们媒介批判的哲学思想多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寄希望于媒介与传播改革来维护美国的民主机制。这种批判思想具有注重当下性和功利性,缺乏历史性的反思和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理论观照。由此,他们所寄予厚望的经验共享、平等参与的传播理念在随后的传媒实践中陷入困境。杜威期望实用主义应包含对民主的构想,其基础是传播赋予人的力量以及专家和公众的互动机制。但现实情况是,媒介技术被用做政治工具,个人表达被公共意识的媒介表达取代了,个人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转换为代表形式问题。在此情形下,杜威的实用主义理想破灭了,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传统日渐式微。反观拉氏等人的传播研究,在思维方式上属于工具理性,在受众研究上脱离不了“刺激―反应”模式,在媒介研究上忽视了媒介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在此语境下,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美国传播研究亟须革新。

传播研究的两种批判路径比较

在批判范式之下的美国传播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前期代表人物如阿多诺等人的观点与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观点,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如霍尔等人的观点与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如凯利的观点获得了关注与争论。本文更为关注这两组观点间的差异,进而理解二者之于美国传播批判研究的张力关系。

移居美国的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等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审视美国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美国大众文化已经沦为文化工业链条上的可复制和标准的商品,其内含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已经将受众异化――变成了“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通过大众文化制造的虚假认同来维护其不合理的政治与经济秩序。可见,法兰克福前期代表人物批判的靶子主要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其社会关怀是反思法西斯极权主义操纵下的传播对受众与社会的危害,透视资本主义传播制度下的弊端,使媒介与传播起到解放人的潜能和满足人们全面发展的作用。与阿多诺等人相对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不同,法兰克福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借鉴了胡塞尔现象学观点,如“生活世界”和“主体间性”,并吸收了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思想,从交往理性的视角来反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现象,他对大众传媒促成“公共领域”的形成寄予厚望,但随着20世纪资本主义媒介商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理性化的公共领域已经消亡。他主张用主体言语的功能来建构其“交往行动”理论,以此来诊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弊端。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间的矛盾,美国本土多数学者对其表现出了天然的怀疑与拒斥心理。这从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在传播研究上的分歧可见一斑。对法兰克福学派使用的“批判”二字,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的印象是:“‘批判’一词与其说是描绘一种立场,不如说是一件用于掩护的外衣,马克思主义处在被敌视的流亡时期用得上这样的外衣。”④这表明,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进行传播研究在美国的尴尬处境。哈贝马斯的理论虽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症候,但由于其理论的复杂与思辨性,不可能引起讲究实用主义的美国本土传播学者的兴趣。因为美国学界认为,哈贝马斯试图提供元叙事的努力甚至人的解放的元叙事的努力是在帮倒忙,是偏离杜威所谓的“日常细节的意义”⑤。

英国文化研究关注传播在文化语境中的社会意义。该学派学者如威廉斯、霍尔、费斯克等人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思想,对英国社会出现以及引进的通俗文化进行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将文化纳入意识形态范畴进行审视不同,英国文化研究是将意识形态纳入文化的范畴进行观照,以揭示文化文本中蕴涵的意识形态与压制因素,并发掘受众对文本的对抗性解读力量。这种研究的方法论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法兰克福学派以意识形态解读大众文化与受众关系的机械模式,颠覆了大众社会理论主张的被动受众观主张,在美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正如哈特所言,英国文化研究在美国至少受到两种兴趣的欢迎:第一种兴趣是学术追求的兴趣,其思想是把文化当做解释传播和媒介的恰当场所;第二种是对社会进行社会政治批评的兴趣,其重点是社会传播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权力和支配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积极受众的观念和抵抗的观念都是主要的吸引力。⑥

美国以文化研究路径进行传播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凯利。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其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⑦该观点认为,传播是建构一种文化或信仰的认同。与霍尔等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事文化研究不同,凯利传播研究的文化路径根植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并深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他重视社群与共享观念,主张以一种对话的视角来考察传播的过程。由此,凯利提出的文化研究理论与霍尔提出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正如哈特所说,美国传播研究的文化研究视角与美国文化研究接近的感觉是虚幻的,因为凯利所指的思想传统难以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思考。⑧

传播批判研究的张力格局原因

由上述可知,美国传播研究的批判路径主要遵从两种哲学思想: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传播研究的实用主义批判路径占有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可谓举步维艰。正如哈特所言:总体上看,美国传播学走的是美国社会科学的路子,在媒介与社会问题上,它拒不接受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以上经验来看,根据传播学领域的社会批评史和激进批评史分析,文化研究仅仅是一种短暂的现象。⑨不仅如此,即使主张以符号、异化和新弗洛伊德分析法来进行文化研究路径的美国本土学者,如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修・邓肯(Hugh Dalziel Duncan)、赖特・米尔斯,他们虽发表了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但其声音在美国传播研究圈内也是微乎其微。因此,以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取向的传播批判研究在美国学界中存在一种张力关系。本文认为,这种“张力格局”的出现,除源自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种哲学批判传统的分野外,还有下述三点原因:

首先是历史与文化语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处于剧变时期。大规模的外来移民、工业化与都市化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交通工具对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大众媒介(报纸、广播、杂志)对知识与经验的普及愈来愈重要。在这种语境下,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芝加哥学派关注传播在社会中的影响,包括传播对美国社会的稳定与改良、对维护美国民主机制、对共享社群文化与形成公共舆论等方面的作用。虽然拉扎斯菲尔德的传播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识,但其研究属社会科学传统,具有浓厚的结构功能主义取向。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研究的语境主要源于三个因素:欧洲哲学批判思维传统,对法西斯主义宣传策略的反思,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的兴起。英国文化研究由于学界寻求对社会的其他解释和变革的情绪、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思考以及对美国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批判而展开。

其次是学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秉持实用主义精神的芝加哥学派学者,他们以社会改良视角来观照传播的作用,目的是维护与完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对媒介与传播的作用持有乐观主义信仰。对此,哈特认为:“美国社会史表明,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未能激励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传播与媒介学者,因为合作与社群的观念维持着当代文化标志的力量。”“事实上,‘崇美主义’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替代物,始终是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⑩反观法兰克福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他们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卢卡奇的“物化”、葛兰西的“文化霸权”、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等理论为认知模式,并运用法国结构主义的媒介符号与话语分析,关注传播与媒介对实践民主的可能及其对人潜能的解放。

再次是学科旨趣差异。实用主义主张从历史与文化的语境来研究传播,他们重视实证主义,但也不忽视其他研究方法。他们关注伦理但又重视科学。所以,实用主义路径的传播批判研究,多借助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而法兰克福批判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多依托人文学科,如哲学、符号学、文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更多关注传播的规律性东西,而人文学科更多关注传播的意义问题。

注释:

①Dewey,John .Experience and Nature . Chicgo:Open Cour Publishing Co.1925:166

②Dewey,John.Freedom and Culture.New York:Capricorn Books.1939:149

③⑥⑧⑨⑩哈特[美]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162页,165页,196页,190页。

④Carey,James W.“The Mass Media and Critical Theory:An American View”,in Michael Burgoon,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6.Beverly Hills,CA:Sage.1982:22

⑤Rorty,Richard.“Haberm as and Lyotard on Postmodemity”,in Richard J.Bernstein,ed.Habermas and Modernity.Cambridge,MA:Polity Press.1985:175

⑦詹姆斯・凯瑞[美]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