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范文第1篇
五谷
古代所指的五种谷物。“五谷”，古代有多种不同说法，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指稻、黍、稷、麦、菽；另一种指麻、黍、稷、麦、菽。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有稻无麻，后者有麻无稻。古代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稻的主要产地在南方，而北方种稻有限，所以“五谷”中最初无稻。
五牲
五种动物，具体所指说法不一：一种指牛、羊、猪、犬、鸡；一种指麋、鹿、磨、狼、兔；还有一种指磨、鹿、熊、狼、野猪。第一种说法流传较广。
六畜
指六种家畜：马、牛、羊、猪、狗、鸡。
八珍
指古代八种珍贵的食品。其具体所指随时代和地域而不同。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云：“所谓八珍，则醍醐、麝沆、野驼蹄、鹿唇、驼乳麋、天鹅炙、紫玉浆、玄玉浆也。”后世以龙肝、凤髓、豹胎、鲤尾、鴞炙、猩唇、熊掌、酥酪蝉为八珍。
（雅敏）
245200安徽歙县二中 鲍亚民
古代食器举隅
簋(gui)，形似大碗，人们从甗(yan)中盛出食物放在簋中再食用。
簠(fu)，是一种长方形的盛装食物的器具，用途与簋相同，故有“簠簋对举”的说法。
豆，像高脚盘，本用来盛黍稷，供祭祀用，后渐渐用来盛肉酱与肉羹了。
皿，盛饭食的用具，两边有耳。
盂，盛饮之器，敞口，深腹，有耳，下有圆形之足。盆盂，均为盛物之器。
案，又称食案，是进食用的托盘，形体不大，有四足或三足，足很矮，古人进食时常“举案齐眉”，以示敬意。古人食肉常用匕把鼎中肉取出，置于俎上，然后用刀割着吃。匕，是长柄汤匙；俎，是长方形砧板，两端有足支地。古人常以刀匕、刀俎并举，并以“俎上肉”比喻受人欺凌、任人宰割的境遇。《鸿门宴》中有这么一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说的就是这种境遇。
箸，夹食的用具，与“住”谐音，含有停步之意，因避讳故取反义为“快”，又因以竹制成，故加个“竹”字头为“筷”，沿用至今。（雅敏）
245200安徽歙县二中 鲍亚民
古代炊具举隅
鼎，最早是陶制的，殷周以后开始用青铜制作。鼎腹一般呈圆形，下有三足，故有“三足鼎立”之说；鼎的上沿有两耳，可穿进棍棒抬举。可在鼎腹下面烧烤。鼎的大小因用途不同而差别较大。古代常将整个动物放在鼎中烹煮，可见其容积较大。
镬是无足的鼎，与现在的大锅相仿，主要用来烹煮鱼肉之类的食物；后来它又发展成对犯人施行酷刑的工具，即将人投入镬中活活煮死。
甑，是蒸饭的用具，与今之蒸笼、笼屉相似，最早用陶制成，后用青铜制作，其形直口立耳，底部有许多孔眼，置于鬲或釜上，甑里装上要蒸的食物，水煮开后，蒸气透过孔眼将食物蒸熟。
鬲与鼎相近，但足空，且与腹相通，这是为了更大范围地接受传热，使食物尽快烂熟。鬲与甑合成一套使用称为“甗”。鬲只用作炊具，故体积比鼎小。（雅敏）
245200安徽歙县二中 鲍亚民
古代酒器举隅
尊，是古代酒器的通称，作为专名是一种盛酒器，敞口，高颈，圈足。尊上常饰有动物形象。
壶，是一种长颈、大腹、圆足的盛酒器，不仅装酒，还能装水，故后代用“箪食壶浆”指犒劳军旅。
角，口呈两尖角形的饮酒器，作为专名是用来温酒的，下有三足，可升火温酒。
觥(gong)，是一种盛酒、饮酒兼用的器具，像一只横放的牛角，长方圈足，有盖，多作兽形，觥常被用作罚酒，欧阳修《醉翁亭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射者中，奕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
杯，椭圆形，是用来盛羹汤、酒、水的器物。杯的质料有玉、铜、银、瓷器，小杯为盏、盅。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范文第2篇
初到台湾，见推车小贩卖鱼丸，现煮现卖，热腾腾的。一碗两颗，相当大。一口咬下去，不大对劲，相当结实。丸与汤的颜色是混浊的，微呈灰色，但是滋味不错。
我母亲是杭州人，善做南方口味的菜，但不肯轻易下厨，若是偶然操动刀俎，也是在里面小跨院露天升起小火炉自设锅灶。每逢我父亲一时高兴从东单菜市买来一条欢蹦乱跳的活鱼，必定亲手交给母亲，说：“特烦处理一下。”就好像是绅商特烦名角上演似的。母亲一看是条一尺开外的大活鱼，眉头一皱，只好勉为其难，因为杀鱼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母亲说，这鱼太活了，宜于做鱼丸，但是不忍心下手宰它。我二姊说：“我来杀。”从屋里拿出一根门闩。鱼在石几上躺着，一杠子打下去未中要害，鱼是滑的，打了一个挺，跃起一丈多高，落在房檐上了。于是大家笑成一团，搬梯子，上房，捉到鱼便从房上直摔下来，摔了个半死，这才从容开膛清洗。幼时这一幕闹剧印象太深，一提起鱼丸就回忆起来。
做鱼丸的鱼必须是活鱼，选肉厚而刺少的鱼。像花鲢就很好，我母亲叫它做厚鱼，又叫它做纹鱼，不知这是不是方言。剖鱼为两片，先取一片钉其头部于木墩之上，用刀徐徐斜着刃刮其肉，肉乃成泥状，不时地从刀刃上抹下来置碗中。两片都刮完，差不多有一碗鱼肉泥。加少许盐，少许水，挤姜汁于其中，用几根竹筷打，打得越久越好，打成糊状。不需要加蛋白，鱼不活才加蛋白。下一步骤是煮一锅开水，移锅止沸，急速用羹匙舀鱼泥，用手一抹，入水成丸，丸不会成圆球形，因为无法搓得圆。连成数丸，移锅使沸，俟鱼丸变色即是八九分熟，捞出置碗内。再继续制作。手法要快，沸水要控制得宜，否则鱼泥有入水涣散不可收拾之虞。煮鱼丸的汤本身即很鲜美，不需高汤。将做好的鱼丸倾入汤内煮沸，洒上一些葱花或嫩豆苗，即可盛在大碗内上桌。当然鱼丸也可红烧，究不如清汤本色，这样做出的鱼丸嫩得像豆腐。
湖北是鱼产丰饶的地方。抗战时我在汉口停留过一阵，听说有个鱼大王，能做鱼全席，我不曾见识。不过他家的鱼面吃过一碗，确属不凡。十几年前，友人高鸿缙先生，他是湖北人，以其夫人亲制鱼丸见贻，连鱼丸带汤带锅，滚烫滚烫的，喷香喷香的，我连吃了三天，齿颊留芬。如今高先生早已作古，空余旧事萦绕心头！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范文第3篇
孕育于长江中游的武汉饮食文化，几千年来深受长江流域荆楚文化的影响，并凭借“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成为历史上中国饮食文化融合和创新之地。南来北往的客商，不仅为武汉带来了“南辣北咸”、“冬甜西酸”的各式口味，同时也引入巴蜀、吴越，乃至中原、粤桂等地饮食文化的精华，形成武汉地区水产为本，鱼菜为主，口鲜味醇，南北皆宜的风味特色。虽然这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早已融入荆楚饮食风俗之中，鲜有专门的记载，但我们仍能从见证魏晋时期武汉饮食风俗的出土文物中寻找到一些传承的脉络。
一先秦时期，凝结楚文化精粹的《楚辞》记录有大量的饮食资料，特别是在《楚辞•招魂》、《楚辞•大招》中对楚人的饮食结构和菜肴品种做过具体而集中的记载，其中肉食就达三十多种，除常见的六畜（马、牛、羊、鸡、犬、豕）外，还有鲤、鲻（鲫鱼）、鳖、凫（野鸭）、豺、鹌鹑、鹄（天鹅）、鸿（大雁）等，这些水产飞禽都是北方菜肴中所罕见的1。同时，《楚辞》对膳肴的描述中还涉及了五味调和的问题、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南北风味差异等，为我们研究鄂菜系起源提供了最早的文字资料2。由此可见，原料丰富、味道多样、融汇南北的鄂菜在先秦时期已初具雏形。魏晋以后，随着南方门阀士族地主阶层的出现，玄学兴起，贵族士人从思想观念上对儒家礼教有了一定程度的摆脱，掀起了一股放浪形骸、奢侈享乐之风，并由此形成了魏晋时期，乃至中国古代饮食文化追求美味佳肴、精工细作的风气3。“求新求异、备极珍奇”是这时期饮食文化的重要特征，从九省通衢的武汉出土有大量魏晋时期明器动物俑中也可得到佐证。如武汉市黄陂区三国吴墓出土有一批青瓷穿山甲、青瓷猪，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晋墓出土有青瓷狗、青瓷猴俑等珍贵文物，尽管比实物小了许多，但个性鲜明，造型生动。特别是青瓷穿山甲（图一），三角眼，耳前竖，嘴大张，长舌外伸，四肢呈爬行状，尾巴下垂，嘴角刻划有长须，背部刻划有块状鳞甲4。通体施釉，釉色青中泛黄，釉面有细小开片，在同期墓葬中实属罕见，自出土以来便引来众多关注。“荆有云梦，犀兕麋鹿盈之，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战国策•宋卫策》）直到汉代，江汉流域仍是林深草茂，和现在的大、小兴安岭一样，许多珍禽野兽出没其间。随着人口的增加，大面积的农业开发，自然生态逐渐失去平衡。尤其是近千年来，野生兽类如犀牛、大象、猿猴等，就一直从中原向南方退却，直至近几个世纪，长江以南的大片地区，上述野兽大都早已绝迹，或濒临绝迹5。天然食库的迅速萎缩，使自古嗜好野味佳肴的武汉老饕们，如今只能在粤菜中大快朵颐了。（粤菜以鲜活的野味为上馔，最推崇娃娃鱼、穿山甲、果子狸、龟、蛇等。其中穿山甲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属濒危物种。）这些研究价值极高的动物明器，尤其是青瓷穿山甲，不仅从侧面反映魏晋时期武汉地区动物汇聚、物产丰富的生态环境，更显示了动物与人类的密切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类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动物作为肉食资源的“食物链”关系），并为动物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入居中原，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给人们的饮食生活注入了新的内容。当时，养羊业发展迅速，羊肉供应量居六畜之首。养猪业因气候转冷，由野外牧养转向围栏圈养，在人工喂养下，猪的品种和质量有所提高。养牛业发展亦较迅速，虽然历代统治者均有禁令，不准滥杀耕牛，但权贵之家不受制约，依然“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牛肉成为当时仅次于羊肉、猪肉的肉食品种。魏晋以前，狗的主要产区在北方，关于北方屠狗食肉之风在文献记载中比比皆是。魏晋以后，屠狗食肉之风从中原扩展至长江流域，并由此带动了南方养狗业的发展6，今天的湖北，在当时就是南方养狗屠狗的主要地区之一（《三国志•吴书》）。还是以武汉地区出土文物为例。如武汉市江夏区三国吴墓出土的青瓷坞堡、青瓷谷仓，青瓷碓房（粮食加工作坊）、成群奴仆、部曲、仪仗俑和车、牛、马、狗、羊等青瓷模型明器，其中一间青瓷羊舍，为长方形屋舍，舍前开一门，舍内养有两只羊。一架青瓷牛车，由车厢、车轴、车轮组成，配有两头挽车的青瓷黄牛，一头膘肥体壮，一头略显瘦小，两牛犄角向前，牛尾下垂，四足粗壮（图二）。一组骑马俑，只见武士头戴高冠帽，身着铠甲衣，跨在膘肥体壮的骏马上，一手似持缰绳，一手似扬鞭催马7。这一系列青瓷模型明器，个性鲜明，工艺精湛，不仅曲折反映了东吴庄园经济兴旺发达的史实，也为我们生动再现了当时士族门阀、豪强地主以稻米为主食，以羊、牛、狗等家畜为副食的饮食结构。
二武汉是全国闻名的“鱼米之乡”，农副产品、山珍野味、尤其是淡水鱼鲜，其品种之多（武汉拥有鱼类170多种，常用的就有50多种)，产量之大、食用之广为其他任何菜系所不及。如此丰富的食物原料，为武汉饮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武汉市武昌区吴墓出土有一件青瓷庖厨俑：只见厨师头戴圆帽，身着长袍，神态自若，手法娴熟，左手将一条鲜鱼按在长条形案俎上，右手握着锋利的菜刀细剖下去……庖厨手中的鱼呈菱形，“头小而体高，面扁而背厚”，为著名的武昌鱼。据《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记载，东吴孙皓欲迁都武昌，但吴国大官僚、地主、百姓不愿远离他乡，因此传唱歌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段史实，从侧面反映了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不仅武昌鱼始有其名，而且其珍馐美味已经被人们赞赏。此外，唐宋诗人岑参、苏轼、王安石等，都留有赞美武昌鱼的诗句。至近代，“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更使得武昌鱼名扬天下9。武汉民间素有“无鱼不成席”之说，可见鱼在武汉人的餐桌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武汉人不仅爱吃鱼，而且会吃鱼。据近人初步统计，仅鱼的烹调方法就不下30余种，而鱼类菜肴更是多达1000多种以上，尤其是产于长江中游的武昌鱼，为南方著名的淡水鱼种，古代民间就有蒸、煮、炙三种烹饪方法。尤其是“清蒸武昌鱼”，是特别讲究火候的菜肴，不及则生，过之则烂，没有丰富的经验是难以掌握的。由此反映了汉厨对火候的考究10。除此之外，古老的冷烹技法“脍”，在魏晋时期显现出新的特点。中国有句成语叫“脍炙人口”，所谓“脍”，即将细切的肉蘸上调料生吃。晋人张协在《七命赋》中形容脍鱼片如“秋蝉之翼”，由此可见刀工是检验厨师作脍水平的标志，必须是切得极薄极细才符合要求。先秦以来，就有脍法，如《论语》中记载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汉魏以后，随着养鱼业的发展，食脍之风更是广为盛行，鱼肉成为厨师做脍的主要原料，淡水鱼、海鱼等众多鱼种都被人们用来做脍11。武昌出土的这组东吴庖厨俑，据有的专家推测，表现的当是晋潘岳《西征赋》中描绘的“饔人缕切，鸾刀若飞。应仞落俎，霍霍霏霏”的厨师脍鱼之法12。由上述一系列古老的烹鱼技法，不难看出，魏晋时期武汉地区鱼菜的烹饪风格，既有热烹的楚乡传统，更有冷烹的时代特色，真可谓是继承传统，不断创新。
三从“求新求异、备极珍奇”的烹饪原料，到“继承传统，不断创新”的烹饪风格，魏晋时期的汉味饮食文化，在继承楚菜的基础上，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求新求变”“、融汇贯通”的特色。今天，当武汉人还在为鄂菜知名度不高，是否应该改名为“楚菜”争论不休时，上述这些凝聚千年前武汉饮食文化特色的青瓷器，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范文第4篇
今天我放学之后就直接到了学校附近的一条街的店铺里面吃饭，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今天中午没有空给我煮饭吃，他们有一些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只能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外面吃饭了。
于是我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家叫做多元的店铺，进了这家店铺以后，我向老板点了一份黑椒鸡排饭，然后老板又问我需要什么样的配菜，我看了看小黑板上面写的配菜，然后就和老板说我要一份干锅花菜和炒青菜这两样简简单单的配菜。然后我就坐到了凳子上在一旁等待着老板上菜了。
等了没有五分钟，老板就把这套餐饭给端了上来，就在我吃着饭的时候，突然一群人冲了进来，纷纷开始找座位要在这里吃饭，可是很多座位都已经被人给预订了，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就没有位置可以坐了，我只好快快的吃饭，不然他们围在我得旁边等座位，搞得我就像动物园里被围观的小动物一样，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范文第5篇
帝既崩，鞑虏因破关，朝入京师则夕屯江北，旦济长江则暮至扬州，何移之速也！然王师火铳炮石不备，兵甲粮饷不充，闻风则而三军溃，望旗则六师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唯史可法兴兵以拒。然旦出师则夕陨身！鞑虏羞恼，遂迁恕于黎民苍生：“扬州十日，三屠嘉定！”遗民泪尽，南望王师不归，北望夷狄横秋，唯有延颈待戮，哭号之声震山谷。
比至江阴，戍卒守将皆亡，然贼为刀俎，我为鱼肉，焉可让城束手以待戮？遂人尽为义军，成六万五千众！无旗鼓则揭竿为旗，无甲兵则削木为殳，无火铳则聚石以击，乃为必死之心，任夷甲遮天蔽野，任铁骑围之三重，义军自岿然不动！父死以子继，夫终以妇及，鏖战七日，折鞑虏七万五千兵，斩清军三王十八将！气动山河，威震鞑虏！
呜呼！奈何明室气衰，奈何我寡敌众，纵姜尚再世，也难使乾坤倒转，江河西去。城破之日，江河呜咽，浮云缟素，天地恸哭。倾城余残弱五十八口，赤胆忠心，皇天可鉴，厚土为证。
百年后，复回首，涉猎汗青，往事千年，念苏武牧羊，寇准拒辽，岳王北讨，天祥赴死，忠臣伟烈不胜枚举。然倾城死节以报君者，实古今之未有！故常怀江阴，涕零不知所言。谨著此文，上祭英魂，下醒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