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作技术论文范文第1篇

一.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有人归纳为两点，有人归纳为三点或五点，等等。[59a.29a.58.42a.64.50b]不管具体表述如何歧异，人们的分析一般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两方面着眼的；最近亦有人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业及其相互关系考察我国传统农业。对我国传统农业与水利的关系则有不同认识。

生产技术的特点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这是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但对精耕细作内涵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对它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则存在较大分歧。

董恺忱考证了“精耕细作”一词的来源，指出古代文献中虽屡有“深耕疾耘”等证，但“精耕细作”一词始见于五十年代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它实际上是近人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的一种概括[59c]。这一观点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至于这一技术体系的内容，开始时人们偏重从耕作栽培技术上去理解它，并以南北不同的土壤耕作体系的形成作为农史分期的重要标志。外国人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中世纪“休闲农业”相对称者，也是着重在土壤耕作体系的区别[69]。与此同时，人们又纷纷强调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高（较早由休闲制进入连和制和复种制）这一特点，而与精耕细作并列。随着人们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认识的深化，人们对精耕细作内涵的理解也大大拓宽了。1989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稿》“结束语”在论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时，就把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的技术措施（如育种.种子处理保藏.对农业生物之间互养或互抑关系的利用等）和改善农业生物环境条件的技术措施（如土壤耕作.施肥.灌溉等）提到同等重要地位。上述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一方面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另一方面以“三才”理论为指导，这三方面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也可以用“精耕细作”来概括。文中又指出，精耕细作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原则也被应用于广义农业生产的其它领域中[49]。已有人试图用这种认识具体阐述中国传统的农学体系。[29b]

精耕细作属集约经营的范畴。我国传统农业基本上属劳动集约类型。精耕细作与多劳集约关系密切，以至有论者往往把二者等同或混淆起来。最近有人指出精耕细作不一定和多劳集约相联系，并以汉代的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例，说明可以有产量和效率并重型精耕细作和多劳集约型精耕细作，只是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小农分散经营越来越占优势，精耕细作也就越来越被限制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运行了[29e]。

至于精耕细作传统形成的原因，或强调人口多耕地少格局的影响[8a.11]，不过这种格局的形成相参对晚后，难以成为精耕细作形成的主因。更多学者从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予以解释，本综述下篇还将具体论及。席海鹰的思路与众不同，他强调自然条件形成的压力，认为精耕细作是在中国人民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抵御频繁的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建立并得到发展的。他不是用封建地主制解释精耕细作的形成，相反，是用精耕细作来解释封建地主制的形成，把精耕细作视为联结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的中轴。[48]从某些精耕细作技术在封建地主制形成以前即已出现看，[29a]这种说法有其一定道理。农史界的学者则多倾向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即：精耕细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不利的自然条件的斗争中所创造的巧妙的农艺，它的形成和发展既与封建制下农民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有关，亦与逐步形成的由局部到全国性的人多地少的格局有关，同时，它又是各民族农业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结果。[49.29a]

生产结构的特点 农业生产结构指农业生产中各个生产部门或生产项目之间的结合形式和比例关系。它的中心是农牧关系。中国古代农牧关系有着与西欧中世纪不同的特点。在广大的农区，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种植业中又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畜牧业只占次要地位。故古人有“辟土殖谷为农”（《汉书·食货志》）之说。对这种历史现象，论者鲜有不承认的，而认识则大相径庭。

国外学者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无畜农业”或“跛足农业”的。五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学史》认为我国自春秋以来形成“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影响颇大。[7a]。宁可基本上承袭了这一观点，认为“从汉代开始，除饲养军马及西北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地带外，在农业地区中，与农业相结合的大规模畜牧业就没有得到发展”。其原因则是：个体生产，不宜大规模畜牧业，精耕细作，连种复种，无法普遍开辟牧场；农业生产率偏低，无法广种饲料。[11a]唐启宇分别以“主谷式”农业（先农后牧）和“谷草式”农业（农牧并重）来概括东亚和西欧的传统农业。[51]曹隆恭也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偏重粮食，不是农牧结合，而是农牧分区。[58]有些研究世界史的同志也从中外比较的角度谈到中西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同特点。例如吴于廑认为无论东方西方，封建社会的经济都是农本经济，以足衣足食为根本目的，耕织结合，但对牧养牲畜的需要各不相同。中国养畜主要为农耕提供动力，牛耕发展缓慢，纺织原料不靠畜产品。南欧中亚土质粘重，很早就使用重犁，要用二牛.四牛以至八牛拉犁，养牛较多；纺织原料主要是羊毛，养羊业比较普遍；加之很早就有食肉.饮乳酪的习惯，故畜牧业在农本经济中的比重较大。[28]马克思垚也有类似的论述，但他认为中国牧轻农重特点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对西欧中世纪畜牧业比重也不宜高估。[1]

以上论断，如局限在农区个体农户经营的畜牧业的范围内，无疑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所以说是部分正确，是因为如“跛足农业”一类提法虽然形象，但欠全面，容易引起误解（台湾学者许倬云就曾指出，中国农业自成体系，但是中跛足的[64]）。中国传统农业不是农牧结合的提法亦未必符合实际。有些同志更由此走向极端。陈平认为西欧一直是半农半牧，以牛为主，中国则自井田制崩溃以来，就形成以粮为主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34a]。

这种观点引起一些同志的批评。他们指出：“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是不科学的。因为这里的“经济结构”实际上只是指生产结构，不应与小农经济混为一谈，小农经济一般同时经营多种生产项目，其生产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我国春秋以后畜牧业并没有走向衰落，而是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至中唐以来才逐步产生农牧关系畸轻畸重的现象，但也不能笼统称之为“单一经济”。我国农区生产结构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耕桑并举，农牧结合的综合经济。就农牧关系而言，虽然畜牧业只是农区农业经济中的副业，但一方面利用农副产品牧养牲畜，另一方面利用畜粪肥田和畜力耕作，也是农牧结合.互养互促的一种形式。除农家小型养畜业外，地主和国家往往经营较大规模的畜牧业，而广大牧区又有比较发达的游牧经济。我国古代农牧关系可概括为“两个并存”，即：农耕民族占统治地位的，种植业为主的地区和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同时并存；在以农为主的地区内，则是以养马业为基干.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规模较大的国营牧业和以牧养猪.牛.羊和家禽为主，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规模较小的民营（农民和地主经营）牧业同时并存。[29b.c.d.2]

关于“多元交汇”

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农业类型，不能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模式。由于各种原因，以前的农史研究偏重于汉族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欠全面。在编纂《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曾提出要反映各民族对农业科技的历史贡献，不能写成单一的汉族农业科技发展史。这方面的工作已陆续取得一些成绩。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有人提出中国传统农业是“多元交汇”的体系的命题，指出中国农业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辐射，而是在广阔的地域内的若干地点同时或先后发生的，各地区各民族基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渐形成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中向前发展的。精耕细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构成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并成为其巨大生命力的源泉。论者谓这一观点能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农业发展的面貌与机制。它与费孝通提出而为民族学.考古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相互衔接，而又有所区别。[29e]

关于“水利农业”

十七.八世纪以来，西方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有完善的农田灌溉系统，是集约化农业的组成部分。近世言“亚细亚生产方式”者，或把水利灌溉.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专制主义作为其主要特征，而中国亦被归入其中。主要根据之一是马克思说过人工灌溉设施是东方农业的基础。这种观点颇有影响。最近的例子是孟庆琳.王朗玲的文章，认为“我国封建农业是主要的特征是水利农业”，水利灌溉在任何地方都是农业生产的支柱，黄土地区在适当灌溉条件下的“自行肥效”是中国农业具有持久性的主要奥秘。而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宗法制度，以及封闭性都是水利农业的产物[43]。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并没有获得响应。因为很明显，像我国最早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反映的那种旱作农业技术体系，是很难划入“水利农业”范畴的。已故王毓瑚先生曾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指出十七.八世纪以来欧洲人传说的中国古代农田灌溉制度是出于想象和误解，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不包括中国在内。农田水利建设兴起的战国时代，也正是土地私有制实行之时。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类似灌溉网的广泛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和集权政治没有必然联系，分裂时期的某些割据政权，反而往往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做出成绩[4]。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既不象西欧那样完全依赖天然降雨，也不象马克思所说的古代东方完全依赖人工灌溉，各地区是在很不相同的条件下以不同方式解决水的问题，不存在遍及全国的灌溉网。他的观点基本上继承自王毓瑚，但并不否定井田沟洫体系的存在，只不过认为它的作用在排水洗碱。沟洫农业是垄作形成的旱作农业，而非灌溉农业。[29f]最近史学界批判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关于“治水社会”理论时，也指出它背离了中国历史实际。[12]

二.对中国传统农业评价中的肯定论和否定论

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是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紧密相连的。七十年代末，我国曾从美国引起成套的农业机械化设备，一时间在部分同志中引起近乎天真的乐观情绪，似乎只要照搬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被认为是小农经济手工操作的产物，甚至不再值得一提。在生产结构方面，有人也主张学西方，走“以牧为主”的道路，改变我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食物结构。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对解放后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评价问题。生产结构不大合理，生态环境恶化是三十年农业遗留的突出问题之一，有些同志对此估计较重，认为是执行“以粮为纲”方针所致；“以粮为纲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与历史上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结构一脉相承。这样，他们就从对三十年的否定进而为对传统农业的否定。这股思潮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动乱.贫困.闭关自守的病根》等一系列文章。在作者看来，单一经济.精耕细作.小农经营是三位一体的。它破坏自然生态，引起劳动生产率递减（如说“精耕细作，复种套种，加上灌溉，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盐碱化日益严重”等），造成人口问题和周期性土地危机；阻碍分工，抑制交流，使资本主义不能顺利产生（作者称之为“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超稳定结构”），等等，总之是坏到了极点。《病根》一文在《学习与探索》发表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全文或摘要转载，一时造成颇大影响。[34]”

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引起了几乎一致的反对。较早提出不同意见的，如杨直民.董恺忱指出，从农业历史看，集约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传统农业以劳动集约为特点，技术上表现为精耕细作；西方农业现代化，也是提高农业集约度的过程，技术上表现为机械化的精耕细作。因此，不应把机械化和精耕细作对立起来。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吸收精耕细作传统中合理的.有用的因素[33]。郝盛琦等人批评了把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归罪于“单一小农经济结构”的观点，反对全盘否定我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艺。指出“精耕细作的传统，虽然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却是我国农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不便许多技术经验足资今天借鉴，而且就通过精细管理提高单产这一发展方向而言，也仍然符合我国今天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决不能简单地贬之为‘老路’。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但我国传统农业建立在手工劳动.部分使用畜力和直观经验基上，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状况也一定要改变”。“农业机械化必须有利于精耕细作和促进单产的提高，否则，就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失去生命力”[46]。更多的同志是从正面对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和它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给予肯定的评价。尤其是原农业副部长刘瑞龙《正确对待我国农业历史遗产》和《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等文，影响较大。作者指出：“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是放弃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相反，必须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把精耕细作和现代化结合起来，这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是加快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基本的依据。”由于这些文章曾广泛征求和汲取农史界的意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农史界的共识。[19]

肯定论者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证的。

1．总结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肯定它在世界农业史中的崇高地位。这方面文章发表得很多，尤其集中在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史》（季刊）.《农业考古》（半年刊）和《农史研究》（不定期论文集）上，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专著和小册子也以很大篇幅阐述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只举两例予以说明。董恺忱在《从世界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一文中，广泛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评论，指出：一.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二.中国框形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它的特点是具有曲面壁和摆动性。西方近代犁吸收了中国犁的特点，成为近代农业革命的契机。三.我国是世界上有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和南欧中世纪长期实行休闲制不同，中国很早就实行连种制和复种制。四.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几个仅有国家之一，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农民善于利用生产.生活上的废弃物给土地施肥。五.我国传统农业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精耕细作农艺和较高的单产上。西欧中世纪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59b]。原江西省博物馆陈文华等主办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则以具体事实说明我古代许多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比西欧领先一两千年。

2．揭示我国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强大生命力，肯定它在我国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如方原反对脱离我国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完全按西方模式改造我国农业，他指出，我国解放后的三十年间，农业发展速度和粮食单产均居世界前列，并非什么都是落后的。这期间粮食总产增加近三倍，以不到世界总耕地7%的耕地，养活全世界1/4的十亿人口，主要依靠以现代科技初步强化了的精耕细作传统；这一事实集中表现了这一传统的强大生命力。他主要走强化和发展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路[8b]。为什以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与精耕细作的传统相结合？一些同志强调了农业科学技术的继承性，认为在农业生关系统中环境条件和生物特性变化较慢，不少传统技术是基于对这些条件的深切认识，故能长久适用，不会过时。还有人从系统论角度对此作了阐述[39.5]。这些论述解释了农业科技的一般性，但还没有揭示中国农业科技的特殊性。就特殊性而言，精耕细作是以增加单产.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主攻方向的，正如许多同志指出，这可以用较少土地养活较多人口，非常符合我国人口众多.耕地紧缺的基本国情。同时，精耕细作是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天”“地”）.农业生物（“稼”）和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人”，视为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农业生物与环境条件之间，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比较正确地处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因而也就比较符合农业的本质，这也是这种农业技术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49.29]

耕作技术论文范文第2篇

夏、商、西周、春秋是精耕细作的萌芽期,是中国农业从粗放农业向精耕细作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此间伴随着铁质工具的广泛应用。

隋、唐、宋、辽、金、元是精耕细作的发展期,主要分为北方旱作农耕的定型时期(公元前221～公元581年)和南方水田农业的繁荣时期(公元581～1368年)。前一个时期,铁农具的普及使精耕细作技术的发展获得新的坚实的基础。同时,牛耕的推广也引起生产力的飞跃,犁、耙、耱、耧车、石转磨、翻车、扬车等新式农具纷纷出现,黄河流域获得全面开发,大型农田灌溉工程相继兴建。此外,连种制逐步取代了休闲制,并在这基础上形成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方式。以防旱保墒为中心,形成了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旱地耕作体系。后一时期在技术上的表现,则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成熟。它拥有比华北地区更高的土地利用率,不但创造了多种充分利用水土资源的形式(涂田、圩田、梯田、架田等),而且多熟种植出现较早,发展较快,并由此带动了一系列技术的进步(如土壤耕作、育秧移栽、水浆管理、施肥、育种等)。

明清是精耕细作深入发展并逐渐成熟期,主要特点是适应人口激增、耕地吃紧的情况,土地利用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是精耕细作的基础。扩大农用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农用地的产量(即土地生产率)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两条途径。随着人口的增加,中国历代都在扩大耕地面积和农用地范围,并创造了圩田、架田、涂田、砂田等多种土地利用方式,这些新型的土地利用方式也是在“精耕细作”的生产观下,以生产技术的进步为依托而产生的。

圩田,即在江河滩涂或湖泊淤地上筑堤挡水所形成的农田。所谓架田,就是先在水中架设木筏,再在木筏上铺上泥土,如此以来,肥沃的田地便巧夺天工地生成于水面之上。架田是一种人造耕地,充分体现了精耕细作观念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涂田是开发海岸滩涂所形成的一种农田。但海涂往往含盐分很高,因而涂田开发初期一般不种庄稼,而是先要经历一个脱盐的过程,具体方法是“初种水稗”。所谓砂田,就是用砂石覆盖土壤,减少干旱地区农田中的水分蒸发,以利作物生长,所以有人又称为石子田,此种土地利用方式主要出现在西北干旱地区。

在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人们也在考虑如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把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放在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上。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集约经营、少种多收比之粗放经营、广种薄收更高效。所以,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夏、商、西周,休闲制代替了原始农业的撂荒制,出现了畎亩结合的土地利用方式。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连种制取代了休闲制,并创造了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和间作套种方式;隋唐宋元,水稻与麦类等水旱轮作一年两熟的复种有了初步的发展。明清时期,除了多熟种植和间作套种继续发展以外,又出现了建立在综合利用水土资源基础上的立体农业的雏形。

上述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次进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各个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攻方向,也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基础和总目标。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与精耕细作是互为表里的。

我国古代把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概括为“天”和“地”两个方面。古人的所谓“天”,尤其是农业生产中的所谓“天”主要是指气候,由于气候变化表现为一定的时序,所以又称为“天时”或“时”。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长、发育、成熟、繁衍都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主要处于北温带,四季分明,这种情形就更为明显。不过中国古代对农时的掌握不是采取单一的手段,而是综合考虑物候、天象、气象、节气等多种因素,形成一个指时体系;其中尤以二十四节气与物候的结合相互补充最具特色。

耕作技术论文范文第3篇

一、汉代中原诸郡的农业地理环境

汉时，中原腹地分属弘农郡、河内郡、河南郡、东郡、魏郡、南阳郡、陈留郡、颍川郡、汝南郡、梁国、淮阳国以及陈国等郡国。其地被山带水，地势西北—东南倾斜。西有太行、崤山、伏牛、熊耳、外方等山地与丘陵，中间夹有许多河谷、盆地，又有大面积黄河冲积平原。其南桐柏山—大别山西端与伏牛山之间为南阳盆地。东据华北—黄淮平原，自黄河沿岸达淮水，低缓倾斜，广阔坦荡。显见其地地理差异明显。欲对此地农耕技术选择的倾向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当从此地理环境入手。虽处一地之域，土质亦可见多样，经过长期农业开发，形成了多种耕层。西部黄土丘陵多为垆土、塥土，伊洛河流域遍地壤土，黄河沿岸以赤壤、沙土常见，下游更多“甚咸以苦”之桀土。淮水流域，河网之间，富有壤土、殖土，为主要农业土壤；更有沙土布于汝颍等沿岸，亦有凫土分散于各地低洼之处。于丘陵平原之间，则可见肥力较好的坟延，宜于种植。南部丘陵之间剽土、土不少。土壤性状不同，所需技术自有差异。“弱土强之，强土弱之”，各有土壤改良技术，黑垆土仅需磨平，而弱土则在耕后必须镇压。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农夫如此养地，自是要提高土地的出产率，说明了土地的集约化使用逐渐被接受。

关于汉代北方地区气候状况及其变化早己备受关注，也众说不一。3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认为：“到了秦朝和前汉气候继续温和”，“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但东汉冷期时间不长。”近年来，关于汉代气候变迁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4和满志敏的《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5对两汉时期的气候状况提出了异于竺论的看法。满志敏等人的研究运用诸多农业物候资料来说明气候的波动，对我们比较有意义。稻、麦以及豆类等作物的种植比例在这一时段逐渐被调整，冬小麦在两汉得以在黄河流域广泛推广。豆类作物在黄河流域的种植在西汉也曾有过变化，但是在东汉时期洛阳周围对大豆的种植却重新重视起来。《四民月令》所记载的物候月令几乎每月都有和“豆”相关的内容，洛阳汉墓的出土资料对此亦有印证。较能说明问题的还有《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农事活动的变化。《氾胜之书》中说“：立春后，土块散，……此时二十日之后，和气去，即土刚。”以土壤解冻作为耕作的起始日期有利于保墒抗旱，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这一日期远晚于现代。《四民月令》所载洛阳附近麦收时间也早于前汉的夏至前后，而中耕除草的时间多在雨水前后。诸多资料可以表明，两汉气候确实曾经发生相当显著的变迁，大致在两汉之际，经历了由暖而寒的波动。西汉中原诸郡的气温较温暖，但已经出现降温趋势并有波动；东汉以降气候开始转冷，起伏明显。气候的冷暖变化可以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降水水平，从而影响农业技术的内容、类型及其实现方式。反之，一定的农耕技术总是适应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两汉之际，北方地区以抗旱保墒为核心的“耕—摩—蔺”技术体系与水利的发展，说明这一时期干旱成为农业发展的矛盾之一。

中原诸郡河流众多，有发展水利技术的自然条件。“当时豫西河流数量众多，枝蔓稠密，是为水资源较为丰富，水系发育良好之证。”1烛水、伊洛、濝水、济水、沁水、汜水、淇水注于黄河。各支流又有分支注入，泫水入沁，沾水入淇；谷水、涧水、瀍水“东入于洛”，鄤水入汜。梁宋之域有蒗荡渠、鲁渠水、睢水、阴沟水、汳水（汴渠）、涡水等贯穿其间。颍汝之间，潠水、洧水“折入于颍”；黄水、滍水、昆水、澧水、瀙水入于汝。南阳盆地西有均水、丹水，中有育水（淯水），东有比水。中原诸郡不仅河道密布，且湖泽众多。班固《两都赋》曰“:顺流泉而为沼。”据史念海的研究，数千年前由太行山东到淮河以北，到处都有湖泊，大小相杂，数以千计，黄河下游稍不逊于现在的长江下游。黄河以南、嵩山、汝颍以东，泗水以西，直到长淮，较大的湖泊有140多个，数量众多。河南郡境内，有荥阳荥泽、中牟圃田泽。较小的湖泽还有郏城陂（今荥阳县南）、萑苻泽（今中牟东）等。东部湖泽更多，《尔雅•释地》曰“宋有孟诸”，《水经注》“明都泽，在梁郡睢阳县东北。”逢泽（今开封市东南）、牧泽（今开封市北）、白羊陂（今杞县东）、大荠陂（今民权县境）、乌巢泽（今封丘县境）、蒙泽（今商丘东）、空泽（今虞城东北）等中小湖泊，多不胜数。

中原诸郡的地理环境复杂多样，不仅区域之间差异明显，亦见于区域内部。两汉虽有发达之农耕技术，然而“影响一个地区技术选择的诸种因素中，起更大作用的往往不是关于某种技术的知识是否存在，而是他是否合乎这个地区的环境条件。”2这就决定了中原诸郡各地必因之有多样的农业技术组合。

二、汉代中原诸郡农业水利的区域差异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壤耕作技术，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防旱保墒这个中心来进行的。解决农田的干旱问题，有两条途径：一是灌溉，二是保墒。中原诸郡地理条件良好，历来水多宜农，较早既有发达的水利。不过各地之水资源与地形差异较大，水利技术的区域差异明显。

两河之地战国旧有水利，两汉仍多有效用。如魏文侯二十五年（前422年）引漳十二渠，梁惠王十年（前360年）引黄入圃田泽以溉田种稻，3秦代始建沁水枋口堰。东汉时期，两河及其附近地区水利灌溉事业有所发展。永元二年（90）鲁丕于东郡“为人修通灌溉”。4河内诸郡“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5“洛阳附近伊洛两水的下游还是比较肥沃的”，6光武时大司空张纯“穿阳渠，引洛水为漕，民得其利”。7梁宋之地极富沟渠，交通灌溉，自先秦有之，汉时更兴。如汉初梁孝王东徙睢阳，开汴河修筑蓼堤。颍汝之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水道通者不可胜言也。”8西汉时期汝南郡较大的水利工程是鸿郤陂引水灌溉工程，东汉建武十三年复修，灌溉水田达数千顷，“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起塘四百里。”1筑堤开渠连通附近的焦陂、上慎陂、中慎陂、慎陂，形成一片调水灌溉的稻作农业区。和帝时“又修理鮦阳旧渠”，2“垦田增三万余顷”。3灵帝建宁三年（170年）“修复清陂”。4建武年间，邓晨“兴鸿郤陂数千顷田”。5兴平年间，鲍昱于汝南复旧有陂塘“，作方梁石洫”。6足见其地陂塘堤堰历时已久，新修再造皆有。

“南阳地区地处汉水上游，两汉唐白河的灌溉己经较为发达”。7元帝建昭中，召信臣“视郡中水渠，开通沟渎，起水门堤阅凡数十处，以广灌溉，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8以建昭五年（前34年）修建六门堨为最。《水经注》载六门堨“下结二十九陂”，构成陂渠串连的水利灌溉网。东汉建武七年（31），杜诗“修治陂池，广拓上田”。9《水经注》载水上有樊氏陂、东陂、西陂、豫章大陂等灌溉工程；湍水（今湍河）上，有楚、安众港、邓氏陂等灌溉系统；比水（今唐河）上有马仁陂、大湖、赵渠等陂渠。南阳地区水利工程多是沟渠陂塘相连，因地制宜。井灌则用于小型灌溉，以洛阳为盛，各地皆有。洛阳汉墓出土了约二百余件陶水井模型，居住遗址的砖砌水井遗存发现三处，深可8米有余。井栏、井架、水斗、水槽的设置，显见与灌溉有关。1981年淮阳大连乡西汉院落模型，有水渠水井相连于院中田圃。泌阳等地发现了用于农田灌溉的水井群。10永城汉墓也曾发现陶井2件。汉代河南诸郡水利，有着明显的时空特点。“汉代乡间的灌溉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借助于大型水渠、陂塘的灌溉；一类是农家小型陂塘的灌溉；还有一类是利用水井汲取地下水灌溉。”11大型水利多集中于农业与经济发达之地，小型陂塘在水源条件好的乡间较为流行。历来北方地区水利以沟渠为主，起源较早。经历战国至武帝时期的兵灾人祸，多有毁败。武帝致力边事，重于京畿；后又接新莽变乱，加之黄河水患，中原诸郡水利开发受到影响，农耕生产或有荒废。直到东汉初年，中原北部诸郡多“修理旧渠”，复用其利。南部淮汉之间，却在此时得以发展。西汉水利向以大型综合灌溉网为特色，南阳灌区和汝南灌区诚可鉴之。东汉时，陂塘水利的发展借助豪族势力得以普及。

水利权属问题与普遍的技术选择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水利兴修耗资靡费，绝非一般农民家庭所能承担，大型水利则多属于政府或是地主豪强。因此，所谓民用其利也多指地主豪强。《史记•武安侯列传》载灌夫“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南阳亦有此例。《史记•酷吏列传》载“（宁成）贳贷买陂田千馀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汉代已有大量的自耕农存在，中原诸郡亦不例外。自战国以来，政府多致力于劝民务农，汉立国之初就比较注意“假民公田”，后又多次授田于民以实现农民“普遍化”。随着土地的集中和豪强势力的发展，个体的自耕农少有水利利用，也就限制了其技术选择。因此，汉代中原诸郡水利的修筑并不能完全反映广泛的技术选择，实为其一部分。

三、汉代中原诸郡的种植结构与农作制

农作制度是土地利用的表现形式，其与作物种植结构有直接关系。汉代中原诸郡“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与战国以前大体一致，但各种作物所占的比重却发生了很大变化”。1考古发现证明，两汉时期中原诸郡范围内有粟、黍、麦、稻、豆、粱、麻等大田作物分布。

粟、麦、豆在中原北部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粟的分布较为广泛。济源市桐花沟西汉中期墓M63号墓主骨架上下各有一层谷粒；伊洛地区出土的西汉成帝时的陶仓有“小米百石”铭文；河内粟的产量亦是不少，（汲）黯曾“发河内仓粟以赈贫民”；2陈留等中心城市也“多积粟”。3自春秋战国以来麦子在此地的种植逐渐增加，皆因气候之故。《战国策》曾记载，洛阳一带因为缺水，“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类”。两汉时期小麦在中原诸郡继续得到推广，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劝（关东）有水灾郡种宿麦（冬小麦）”“，麦子的种植在这一时期仅次于粟”。4西汉黄河下游麦作继续发展，梁宋地区较好的农耕条件使得小麦在这一区域迅速得到普及。足见冬小麦在黄河中下游的推广与气候有关。此地气候以夏秋降水为多，黍稷等作物的种植适逢其间，而冬小麦生长期则可避开夏秋多雨季节，使北方地区在冬春两季有作物覆盖而减少风蚀和土壤水分的散失。大豆在中原诸郡的广泛种植已被考古资料所证实，河南烧沟西汉墓中出土过大豆。5“仅仅就粟、麦、豆这三种主要农作物而言，汉代中国北方的农民在发展多种作物的轮作制时，就有相当好的选择。”6汉代中原诸郡的农业技术水平已经比较精细，广泛建立了复种连作制。这是就总体技术水平而言，不同区域尚不能一概而论。

气候优势使得战国时期已在中原诸郡占有一定地位的水稻进一步推广。不仅“黄河以南的中原诸郡是汉代北方著名的水稻产区”，7黄河以北也有极高的稻作技术。从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看，洛阳西郊、辉县城北、洛阳烧沟等地都有稻谷出土，出产颗粒肥大的无芒水稻，8证明曾存在大面积的稻作农业区。“五十年代在洛阳烧沟汉代出土的稻米，颗粒肥大，很可能就是本地所产。洛阳西南的新城县（今伊川西南）也以盛产稻米著称。”9《四民月令》中有关于稻作的农事安排。河内稻作技术亦不在其下，“今河南省黄河以北沁丹河流域水利条件优越，很早就发展为水利区。……这里生产的水稻质量可与新城秔稻比美。……清淇水流域的汲县一带泉流丰富，陂塘众多，是理想的水稻种植区。”10何晏称“河内好稻”，11汉顺帝时崔瑗又开拓稻田数百顷“，薄卤之地更为沃壌,民赖其利”。12故有“河内青稻,新城白粳”13之说。足见黄河两岸皆有良稻。梁宋之地稻作亦为可观。徐州奎山西汉墓葬曾出土有稻粒，至东汉，梁宋地区粮食作物虽仍以黍、稷、麦、菽、稻为主，而水稻种植规模更加扩大。汝南郡“汝水以东，颍、涡、睢、汴等河之间的水稻生产，也是东汉开始勃兴的”，1“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2成为东汉新兴农业经济区。建安初，曹操屯田许下，引颍水灌溉植稻。夏侯惇亦在襄邑一带作陂植稻，邵陵“兼开稻田。”3此地水稻的种植面积最大，其次是小麦。南阳久为经济都会之地，农业发达，作物繁盛。张衡《南都赋》极赞其地草木之兴，旱稻兼具而品种多样，有粳稻、糯稻和黄稻多个品种。“汉代水稻在南阳已成为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稻田面积亦很可观。”4此外，稻麦轮作，年有二熟，“冬稌夏穱，随时代熟”。

就作物结构的时空特征而言，中原诸郡旱稻皆备，惟是作物种类之比例有较大差异。北部黄河流域旱作体系历来完备，两汉之际结构进一步调整，形成以旱作为主兼有稻作的种植结构；东部稻作经济区在西汉得以勃兴，东汉时成为新兴的稻作农业区；南阳盆地稻作与旱作皆备，技术类型更是多样。不同的作物类型必然有不同的种植技术，这样的技术选择与环境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其发展趋向与水利事业兴衰之间的应和也绝非偶然。

四、汉代中原诸郡的耕作法与农具

前文以作物结构和水利等农业资源为中心对中原诸郡耕作技术选择的整体趋向做了初浅考察，但是我们知道，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技术选择即使是在一个小范围内也会是相当复杂的。整体的技术趋向并不能反映一地区技术选择的全貌，更需对其技术细节作出讨论。

两汉北方土壤耕作技术多样，包括垄作法、平作翻耕法、局耕法、免耕法等。垄作法适应性较强，是适应干旱趋势的耕作方法，在旱作农业区较常见。始创于汉的平作翻耕法、局耕法、免耕法，也是抗旱保墒的整地技术，并形成了耕—摩—蔺三位一体的旱地耕作技术体系。汉时对整地的要求较严格，除了深耕还要细锄，深耕细锄成为汉代农业生产的技术要求。适应这一变化，中耕农具由先秦的钱和鎛，转而出现了新型的锄和铲。河南南阳七里园乡出土了一幅中耕除草的画像石，图中铁锄上肩狭窄。这种器身较窄的板状锄，在耕锄较密的株垄时，不易碰伤禾苗。这说明汉代中耕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中耕也成为精耕农业的核心技术。

对于两汉稻作技术的情况，以往诸家所论皆言南方之发展。北方稻作之法在《氾胜之书》中已有所载，后汉《四民月令》对洛阳周边的稻作种植技术亦有记载。其曰：“三月可种粳稻。……五月可别稻及蓝，尽夏至后二十日止。”移栽有利于田间管理和除草，又有利于土地的复耕。可见，至少在后汉，洛阳地区的稻作技术已经较为先进，并可能有了稻田中耕技术。前文已述，南阳灌区和颍汝之间东汉成为新的稻作农业区，技术已有很大发展，但因缺少详载而难于知晓其技术细节。

这其中最为显著的是赵过代田法和氾胜之区田法，传统观点一般认为其属于汉代最为先进的农业技术。这两种用地技术的技术细节，史有明载，亦为众方家所论，自不赘言。后世对于代田似推崇有加，皆因史载其“用力少而得谷多”，“岁可获数十钟”。5近年却多有争论。卜风贤《重评西汉时期代田区田的用地技术》6一文对汉代的代田区田提出了新的看法。卜文认为，这两项技术并不能代表汉代农业技术的最高水平，也不能作为汉代农业精耕细作体系的主要部分。其原因在于代田开沟起垄，是一种农田治理技术而不是耕地作业，其核心是整地而不是精耕细作；区田于山地、丘陵、高崖、坡地等小块土地做区耕种，“便荒地为之”，于区内深耕细作，疏于耕地整地，缺乏精耕关键技术，绝非精耕细作。其文进一步认为区田法多推行于灌溉农业区之外的山地丘陵，山地农业与区田的不耕而作相符合。卜文依《氾胜之书》“禾收，区种（麦）”之记载认为这两项技术包含了轮作倒茬的复种连作种植法。

代田区田当是多个技术环节的组合，其目的确为抗旱保墒，尤其适宜于北方旱作。代田法开沟起垄，是为垄作之法；其圳垄“岁代处”，也有休闲遗孑。代田虽重整地，却不是没有中耕。值“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隤其土以附”。1有耕有耘，皆有巧便农器。代田法推广的时空范围比较有限，主要用于增加畿辅周边之耕地，“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2代田法以牛耕为条件，这非汉代一般农人所能做到，所以“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3

区田是在甽种法和代田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为集约的耕作方法，适应了汉代农业拓展和小面积耕作的需要。区田之法“不先治地，便荒地为之”4并非疏于耕地“，不耕旁地”并非不耕区旁之地，而是要在整治耕地基础上，集中小区作业，“庶尽地力”。中耕锄草亦有其法“：区中草生茇之，区间草以划划之，若以锄锄。苗长不能耘之者，以匐镰比地刈其草矣。”言“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区田”，而“非必须良田”，并非说只可施于荒地，平地熟田亦可为之，此处意在强调其技术的适应性。可见其既有耕有耘，中耕锄草，又有粪溉土壤改造。至于复种之说，与其说区种包含复种连作制度，倒不如说是区种和复种制度的结合使用。由于其对人力与技术要求高，难以在很大范围内普遍推广。因此说，代田和区种更像是技术组合，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其有什么样的环节与实现方式要依据其环境特点决定。

中原诸郡的技术选择难以一言蔽之。一方面“，影响一个地区技术选择的诸种因素中，起更大作用的往往不是关于某种技术的知识是否存在，而是它是否合乎这个地区的环境条件。”5我们不能确定像代田区田这样的技术在中原诸郡的推行的确实情况。另一方面，可以肯定这里必然会有多种技术选择存在，这一点可以从其地之农具得以考证。

汉代时期铁器的推行促进了各地农业技术的发展。“约在公元前90年引进的新农业技术可能已与铁质工具的扩大使用结合起来，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粮食产量。”6中原诸郡的铁农具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进，“战国晚期，铁农具的种类，已由原来的、铲、镰三种发展到了（大、中、小）、铲、镰、锄（六角形、平圆形）、铧、锸（一字型、凹字形）、锛（斧）等七种，若细分那就是十余种之多。……到了经济再度发展的汉代，促使铁农具向多样化和专业化发展。……但就耕作农具这一项，已在西汉之际成套完善起来。”7

这些农具多见于各地考古出土。河南郡“有铁官”，古荥河一与巩义市铁生沟河三遗址均有大量铁农具出土。铁生沟河三遗址出土生产工具105件，有铁、双齿、铁铲、锄、犁等农具92件，其中起土用双齿耙（报告称双齿）8件、中耕弧刃锄12件、V形铁犁23件。郑州古荣镇冶铁遗址出土铁器达318件，农具206件，占总数的65%，有犁、犁铧、铲、锄、凹形锸、锸、、双齿等。中牟亦曾发现汉代犁壁。1鹤壁轱辘集、古县鹿楼村等的作坊遗址出土大量铸铁农具以及铸模、铸范，有、锛、斧、锸、锄、铲、犁铧、镰等数十件。从考古资料看，梁宋地区发现的西汉铁器数量较多。汉代砀县城出土的农具有锸、镢、锄、镰等；永城保安山二号墓出土有铁锄、铁斧，2河南杞县许村岗一号汉墓出土有铁刀、铁锄等。3颍汝之间面积广大，出土铁农具更是丰富多样。临汝夏店、鲁山南关等地都出土大量铁农具及其铸模、铸范，4包括：犁、、双齿、锛、小锛、铲、加刃铁锄、锸等，其中临汝夏店西汉冶铁遗址发现大小铁300余件。5铁制的犁、铲、、锸、镰、锄、锛等成为人们日常用的农具。6南阳铁器向负盛名。仅瓦房店出土的铁农具就有镢、耒、锸、犁、犁铧、犁镜、耧铧、锄、镰等，其中西汉时期48件，东汉时期972件。7另有、斧、锛、铲多件。南阳瓦房庄遗址还发现有铸造、犁铧、耧铧、锸等农具用的泥范，在南阳的宛城出土有西汉的主要改进农具耦犁和耧车。“一些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首先得以应用和推广”。8

汉代中原诸郡铁农具种类繁多，分布广泛，促进了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其中以牛耕铁犁与中耕器具为主要。“有的学者依据各地出土零散实物，撰《汉代耕犁之构造》，说犁架有了犁床、犁辕、犁箭、犁铧、犁锵（镜），以畜力牵引，且用肩扼，以牛髻、牛环导牛。”9“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中耕技术进一步发展和广泛推广的重要时期……中耕的主要工具———锄得到较大的改进”，10在中原诸郡出现了多种形式的鹤颈锄、弧刃锄和直板锄。就农业生产工具来说，不仅出现了新式农具，原有的铁制农具也大为改进。

但若以此作汉代农具水平之全貌，则失于偏颇。梁家勉先生认为“：秦汉时代铁犁牛耕虽获得很大程度的推广，但并不能完全取代其他铁质翻土农具，尤其是和锸；这一时代可说是犁、、锸并用时代。”11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一文认为，对于汉代铁农具的普及程度要有客观认识，秦汉时期仍为由锄耕向犁耕过渡时期。12西汉牛耕尚不普遍,仍以锸锄耕为多。对于文献中所载之农业技术的普及程度，杨文亦持保留态度，并不认为其普遍存在。其时亦有粗放休耕农业存在，即《氾胜之书》载“二岁不起稼，则一岁休之”。以上诸说，是对汉代农业全局性的考察。且诸家之说，多囿于农史研究纵向动态过程，而忽视了技术类型及其实现方式的多样性，对技术的横向多元关系疏于考察。

两汉之际是中原诸郡牛耕与铁农具不断普及的时期，耒耜与牛耕并存，在这一过程中精耕与粗放总是因地而异。前汉早期，铁农具与牛耕之利用鲜见于古之文献记载。如前文所述，考古资料证明，中期以后，铁农具方渐与技术结合。不过，“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13诚如侯文所论，这期间北方民众有多种谋生方式。这一点不仅表现在生存方式的选取上，亦可见于农业技术之选择。直到东汉时期，此地仍有耒耜耕作存在。灵宝县东汉墓葬中曾出土执耒陶俑，即《盐铁论》所谓“秉耒抱臿”。此外，锸、铲、等都是当时用于起土耕地的工具，也出现了多种形制。中原诸郡环境多样，经济与技术发展难以平衡，存在多样的技术实属必然。

耕作技术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玉米 ；种植；技术

中图分类号：S5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133102

1 玉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概述

1.1 玉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概念

保护性耕作技术在国际上是较先进的农业技术，节本增效，可持续发展是农业的发展方向，而保护性耕作技术是对农田实行免耕、少耕，尽可能减少土壤耕作，并用作物秸秆、残茬覆盖地表，减少土壤风蚀、水蚀，提高土壤肥力和抗旱能力的一项先进农业耕作技术。

1.2 玉米保护性耕作技术与传统耕作的区别

与传统的耕作相比保护性耕作在农作物收获之后，根茎大部分留在田里，保证农田的土壤肥力，抵御风蚀水蚀等侵害土壤，还能通过免耕、少耕等来减少耕地次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作物产量，通过喷洒化学试剂或者机械除草来提高劳动效率，取消铧式犁耕翻，实行免耕或少耕，通过节本增效的方式逐渐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3 玉米保护性耕作技术优势

提高劳动率，增加农作物产量。保护性耕地使得土壤中的营养丰富，有充足的肥力，土壤的各项指标达到最佳标准，这种情况下可以使农作物的产量提升几个百分点，保护性耕地技术可以使得相同品种，相同土地，相同施肥量的耕作增产。

减少生产成本和投入。保护性耕作在农作物收获之后，根茎大部分留在田里，这样减少了整理土地秸秆的时间，提高了肥力，减少农肥的投入，节约了资金，少耕、免耕方法减少了整地、打垄、中耕等作业环节。

有效抗旱。这种耕作方法容易储存土壤水分，在伏旱季节能够较少水分的蒸发，有明显的抗旱性。

2 吉林省玉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发展

玉米在东北是主要的农业作物，尤其是吉林省玉米产业是该省的产业支柱，吉林中部玉米种植比较广泛，吉林省年种植玉米面积高达230万hm2左右，因此研究玉米的耕种技术对于吉林省有重要的意义。

2015年吉林省的区域化种植和机械化种植不断推进，吉林省农业委员会对从事玉米种植的农户示范区讲解了保护性耕种的技术，还统一组织编写了玉米保护性耕作技术规程及相关的培训资料，免费发给各地区。到现在为止，基本已经形成规模，并且应用机械化生产。下面来看看吉林省玉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具体发展。

2.1 制定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发展策略

针对吉林省的土地状况，耕种技术，播种时间，生产收获时用的技术方法，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技术推广方法，在资金上给予农民补贴，慢慢的改变他们的耕作习惯，认可该项技术。

2.2 加强技术宣传和实际培训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各种新媒体的应用，为玉米保护性耕种技术的推广奠定了基础，有效的推广能够使人们深刻的认识到这项技术的重要性，让人们从思想上认识到保护耕地的重要性，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集合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的宣传。技术的实际培训是很重要的，培训和实践可以使得农户真正的掌握技术的核心，以及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并将这种方法主动的推荐给其他的人。

2.3 农机和农业技术的结合

玉米的保护性耕作技术中要与工程技术、生物技术等结合，加强对各项指标的监管和研究，在农机方面现代化的机械技术有助于提高劳作效率，进一步推广保o性耕种技术，针对不同地质条件找出合适的发展之路，在完善农机和农艺的结合，推进我国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4 加强政策扶持

吉林省政府根据国际出台的保护性耕作项目的政策，通过土地的流转，合作社的建立，农户的融资为主的多元化融资渠道，用政策来带动保护农业耕地，这项技术也是保护耕地政策的一种。

3 结束语

通过对玉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分析和认识，吉林省对于玉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还存在很多的问题，通过玉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认识和学习，逐步制定了相应的推广措施，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所以，吉林省对于玉米保护性耕作技术要加强宣传力度，在全省逐步推广玉米保护性耕作技术，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开辟全新的途径。

参考文献

[1]王丽双，王春平，孙占祥.基于农户认知的保护性耕作模式适宜性评价[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5（1）.

耕作技术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精耕细作；天人关系；地主制经济；农业现代化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之一，这是学界所公认的；探讨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离不开精耕细作这个话题。精耕细作不但是中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特点和主流，而且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要素，对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发展变化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基因”。这个观点并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许倬云先生在《汉代农业》等论著中对“精耕细作”多所论述，指出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三原色之一。也有的学者称“精耕细作是联结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的中轴，也是中国社会发展一切有异于西欧特点的最终归宿”[1]。其实，它不但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我想强调的是，精耕细作之所以能够影响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它比较正确地处理天（自然）与人的关系。我们应该从天人关系的高度来认识精耕细作的成因、内涵和价值。

 

 

一、从天人关系看“精耕细作”形成的原因

 

对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产生的原因，学界有不同看法，最常见的是用地主制经济下的小农制或人多地少格局下的“人口压力”来解释。的确，在封建地主制下个体小农（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比之西欧中世纪的农奴，有较多的人身自由，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甚至可以私有土地，而经营规模狭小，经济力量薄弱，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不稳定，这就使得他们有必要、有可能、而且愿意通过多投放活劳动，精细耕作管理，争取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以解决一家数口的生计。精耕细作传统的形成发展无疑与此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精耕细作的产生，的确需要以一定的人口为其必要的前提。最明显的是，精耕细作首先产生在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由于地旷人稀，长期实行“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制度，只是在东汉末年以来大量中原人口的南移以后，才启动了了江南地区新的大规模开发的长期过程，并最终导致唐宋时代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不过，上述两种因素对精耕细作的形成和发展虽然起过重要作用，但并不可能构成精耕细作产生的初始原因或基本原因。因为在人多地少的格局和地主制经济尚未形成的时候，精耕细作已经出现了。

中国虞夏之际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传统农业大体经历以下发展阶段：虞、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农业以黄河流域的沟洫农业为标识，虽然保留了它所由脱胎的原始农业的若干痕迹，但精耕细作农艺已经萌芽于其中。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是精耕细作农艺的成型期，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臻于成熟，并获得系统的总结。隋、唐、宋、辽、金、元是精耕细作农艺扩展时期，我国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并逐步臻于成熟。明、清是精耕细作农艺继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时期。宋以后出现的人口长期趋势的增长达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人口激增导致原有耕地的紧缺，人们致力于增加复种指数和扩大耕地，土地利用率达到了传统农业的最高水平。

说精耕细作技术出现在战国以前而不是以后，根据是什么呢？在战国以前的沟洫农业中，有三项相互关联的重要技术，这就是垄作、条播和中耕。沟洫体系所形成的畎亩农田实际上就是一种实行垄作的农田，它为条播和中耕提供了基础。我国中耕技术出现很早，商周时中耕就备受重视，当时出现了专用的青铜中耕农具——“钱”和“镈”，它们由于广泛使用甚至发展为最早的金属铸币。是否实行中耕是中西传统农业重要的区别之一；日本学者称中国的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的“休闲农业”相区别。中耕是以实行条播为前提的，而条播和中耕都是在垄作的形式下发展起来的。正是沟洫体系下所普遍形成的畎亩农田，为垄作、条播和中耕提供了基础。垄作、条播和中耕技术的结合，加上适当的密植，就可以形成行列整齐、通风透光作物群体结构，使作物的生长由无序变为有序，这成为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最初表现形态。这套技术虽然是在《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中才获得系统的总结，但它的产生却不晩于西周春秋时期[2]。此外，据《国语·周语上》所载，我国传统土壤学中最有特色的“土脉论”在西周末年即已出现。春秋时代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天时”观念，以二十四节气为核心的传统指时体系也在形成和完善之中。春秋时代的郑子产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农功是作为农业主体的人的行为，它要求有缜密的思考和计划，其中包含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这正是精耕细作精神的体现。

既然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早在西周春秋时代即已出现，而这时人多地少的格局和地主制经济均未形成，它们当然不可能成为精耕细作产生的初始原因或基本原因。因为在因果关系的链条上是不可能逆时序的。

那么，精耕细作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从有关记载看，上面所说的这套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是在改造黄河流域低洼盐碱地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上古时代的黄河流域从总体上看是半干旱的草原，但在河流两岸比较低洼的地区有较多的沮洳薮泽，形成气候相对温湿、植被相对丰富的局部生态环境。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起，农业向低平地区扩展，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干旱的威胁，却面临着如何排水洗碱、把低洼地改造成良田的突出问题，中国古代人民用建立沟洫体系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形成了畎亩农田和垄作、条播、中耕配套的技术。因此，可以说，精耕细作农业技术首先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农业实践中因应自然条件而产生的。其实，这不独畎亩技术为然。形成并成熟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我国北方旱地“耕—耙—耢—压—锄”防旱保墒耕作体系，是当地先民为了缓解黄河流域春旱多风的威胁而创造的。唐宋以来成为全国粮仓的长江下游精耕细作农业区，在《禹贡》所反映的时代是“厥土惟凃泥，厥田惟下下”的，劳动人民为了克服低洼易涝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危害，经过长期摸索，建立了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塘埔圩田系统，发展了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才使这一地区的面貌彻底改变的。我国农民改造利用盐碱地、干旱地、山区低产田等，有许多独特的创造，反映了我国人民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勇气和智慧。我国自然条件有有利于农业生产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农业生产的相当严峻的一面，精耕细作正是我国古代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条件中有利的一面，克服其不利的一面而创造的巧妙的农艺。

不仅如此，我国古代农业不是象其他文明古国那样发生在自然条件单一的一隅之地，而是发生在十分宽广的地域内，它跨越寒温热三带，在辽阔的平原盆地，连绵的高山丘陵，众多的河流湖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形成大大小小有相对独立性的地理单元。活动于不同地理单元的各民族，基于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而形成的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这些文化在经常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构成多元交汇、博大恢宏的体系。在这样一个农业体系中，中国古代人民的农业实践，无论广度和深度，在古代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丰富的农业实践，他们之间农业文化的交流和融汇，为精耕细作优良传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和南方水田精耕细作体系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交流融汇的结果。也正是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融汇，使精耕细作体系不断扩充它的地盘，不断丰富它的内容，使之成为覆盖宽广、影响深远，延续不断的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精耕细作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

总之，应该从天人关系（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的高度来理解精耕细作的产生。我们不能昧于“人”而不见“天”，也不能昧于“天”而不见“人”。从天人互动关系来考察，精耕细作形成的真正基础是中国人“应对”既定自然环境的实践。这里说的“应对”，是适应与改造的结合。“应对”观既区别于消极适应自然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也区别于无视自然环境的唯人类中心论，比较好地反映了正确的天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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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席海鹰：《论精耕细作和封建地主制经济》，载《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

[2] 《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农业技术方面的内容取材于《后稷》农书，它所反映的主要不是战国时代、而是战国以前尤其是春秋时代的情况。参见拙著：《试论<吕氏春秋·上农>诸篇的时代性》，载《农史研究》第9辑，农业出版社，1989年。

二、从天人关系看精耕细作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精耕细作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今试举其荦荦大者如下：

 

    （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精耕细作”是近人对中国传统农艺精华的一种概括，它指的是以土地的集约利用方式为基础的一个综合的技术体系，这个体系的指导思想是“三才”理论。“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天”（主要是农业环境中的气候因素）、“地” （主要是农业环境中的土地因素）、“人”（农业的主体）、“稼”（农业生物）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在“三才”理论的指导下，人们不但重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因素之间（农业生物之间、农业环境之间、农业生物与农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物质循环，而且摆正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天地并列，既不是以自然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这样，人和自然就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正确对待自然，才能正确处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遵循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天人相参和天人相协是精耕细作的灵魂。“三才”理论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它是长期农业实践经验的升华。人们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地地道道的农业语言和农业智慧。我在《“天人合一”和“三才”理论》一文中，论述了从农业实践中产生的“三才”理论，如何反过来成为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并被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渗透到各种学派的学说中，以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斑烂的色谱中的一种“原色”。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传统农业影响到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而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深层特点的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它也打下了以精耕细作为重要特点的传统农业的深刻烙印。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这大概没有比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中表现得更多典型的了。以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塑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面貌。

 

（二）支撑了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发展

    由于精耕细作以“三才”理论为指导，正确处理天人关系，因此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巳故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曾经指出：中国古代农业尽管遇到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但从来没有由于技术指导的错误引起重大的失败。我国传统农业犹如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砍断了一个大枝，很快又长出新的大枝来代替，不但依然绿荫满地，而且比以前更加繁茂了。这是非常正确的论断。事实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挫折，精耕细作传统始终没有中断过，而且，正是它成为农业生产和整个社会经济在困难中复苏的重要契机。北魏时，在长期阶级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的黄河流域农业亟待恢复，这时出现了《齐民要术》；元统一后，又一次面临振兴因游牧人蹂躏而残破的农业经济的任务，这时出现了《农桑辑要》和王桢《农书》，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它一方面说明精耕细作传统延綿不断，另一方面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发扬精耕细作传统作为克服困难、振兴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古代世界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具有的强大生命力的发达的传统农业，为它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根基。而中国传统农业强大生命力的来源之一，正是因为它具有一个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体系。

 

（三）促进了地主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前面说过，作为精耕细作指导思想的“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农业对象（“稼”）、农业环境（“天”和“地”）和作为农业主体的“人”相互联系的动的整体，它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的“三宜”原则，不但要求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及其变化来确定不同的种植制度和生产内容，而且把精细的管理贯彻到从耕种到收获、保藏全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与西欧中世纪比较呆板的种植制度和比较粗放的管理迥然不同。具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和较高的生产主动性的劳动者，成为精耕细作农业的内在要求；精耕细作需要有一种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小农经济经营方式与之相适应。现在看来，正是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使西周以来实行的“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的公田劳役制变得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因而走上了衰亡之路，最终导致了战国初年井田制的瓦解和独立自耕农的普遍出现。战国时期新兴的封建地主制就是在井田制瓦解小农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兴地主阶级也面临着使用奴隶、雇工，还是使用佃农来经营土地的选择，在战国以后的一个时期，奴隶制的成分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发展，雇佣劳动一度也比较普遍，但它们都没有发展为主导的生产关系。租佃制的实行开始时尽管并不显山露水，但却是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到了西汉中期以后，已经明显地占了优势。这是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是使用奴隶和雇工都难以适应精耕细作农业的要求。在精耕细作已经出现的条件下，农业上使用奴隶，生产效率低，监督费用高，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主人的皮鞭下劳动的奴隶是不可能精耕细作的。驱使雇工种地，监督也有困难，且不容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只有采取分租的形式，使农业劳动者有独立经济，有一定的生产自主权，才适应精耕细作农业的要求。精耕细作对劳动者耕作意愿和主动精神的要求，是租佃关系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获得发展，并最终战胜其他方式取得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实行实物地租的租佃制，正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特点。中国封建地主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私属性的租佃制到契约性租佃制，从分成租制到定额租制，佃农的经济独立性逐步加强，其社会地位逐步改善；而这一切都是与精耕细作农业的逐步发展相联系的。我们知道，战国以来长期实行封建地主制是中国传统经济政治制度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最重要的特点，也是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欧的原因所在。精耕细作对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制度的重大影响，莫过于促进了地主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四）为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动力和基础

    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增长比西欧中世纪快得多，这也是与中国实行精耕细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第一，在主要利用人畜力耕作的条件下，精耕细作一般要求投入较多的劳动力，因此，在作为精耕细作指导思想的“三才”理论中，“人力”被放在突出的地位；这样，就产生了增殖人口的内在动力，历代统治者一般都注重人口的增殖。第二，精耕细作提高了土地的生产能力，使单位面积土地可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就为人口较快的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的三个台阶，与精耕细作农业发展的阶段性时大致吻合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增长较快的时期是在精耕细作形成以后的战国秦汉时代，在籍人口最多时达五千多万。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南方水田精耕细作体系形成；到了宋代，我国人口进入又一个增长较快的、而且是长期趋势增长的时期，人口超过了一亿。清代，中国人口长期趋势的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鸦片战争前夕人口巳突破四亿；这当然有赖于国家统一、社会长期稳定等条件，但其基础仍然是农业的发展，尤其是明代以来精耕细作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今天，我们能够以世界上1/7的土地，养活世界1/4的人口，仍然是与实行精耕细作分不开的。

三、从天人关系看精耕细作与农业现代化

 

中国传统农业虽然曾经创造过历史的辉煌，但在近世逐步落伍了。这是一个隐蔽发生的过程。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茶叶和生丝的出口受到严重的挫折，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二十世纪末，许多朝野有识之士发出必须振兴农业的痛切呼吁，纷纷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从此开始了中国农业现代化步履维艰的过程。直到现在，我们仍然面临继续完成农业现代化的任务。

中国传统农业的落伍，既有农业科技外部的原因（封建地主制下小农分散孤立经营，封建剥削的苛重等），也有农业科技内部的原因（重综合轻分析，重定性轻定量，重应用轻机理，注意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外部特征及相互关系的观察和利用，而忽视对其自身要素和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缺乏精确的数据和精确的概念体系等）。由于不属于本文论题，于此从略。

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无疑应该努力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但这并不等于要抛弃传统农业中的一切。我们要抛弃的是传统农业中落后的成分，但对其中合理的成分应当继承和发扬。从根本上说（而不是就所有的技术细节说），精耕细作是传统农业中合理的、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成分。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继承发扬精耕细作传统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上文谈到，精耕细作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应对”既定自然条件的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包含了对我国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深刻理解，这些认识的正确性是不会由于社会制度的更替而过时的。比起古代，我国自然条件没有根本性变化，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情况有增无减，依靠精耕细作，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仍然是发展农业生产唯一正确的选择。扩大一点说，世界人口总是不断增加，而耕地却不可能无限的开垦，所以从总体看，世界农业必然是要走集约经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的道路的。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上重新认识精耕细作的意义。我们知道，西方式的现代化在物质文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甚至威胁人类未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因而，实现经济与环境、资源、社会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而迫切的课题。今天，我们再也不能离开可持续发展来谈农业现代化。而农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协调天人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继承和发扬以天人相参和天人相协为灵魂的精耕细作传统，就不单是如何协调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关系到农业现代化走什么道路的根本问题。

从物质再生产过程看，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区别在于，传统农业主要使用人畜力、比较简陋的农具和农家肥，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是一种内循环，农产品的加工是很初步的；现代农业大量使用机械、电力、化肥、农药，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是一种外循环，农产品的加工非常深入。归结到一点，就是现代农业有外源的能量（石油）的投入，传统农业则除太阳能利用以外，没有外源能投入。正是由于大量外源能的投入，现代农业才能大幅度提高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使大量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去从事其他产业，支持了其他生产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但现代农业和现代生活方式过分依赖外源能。有资料说，美国家庭每消耗1卡食物能，要消耗9.8卡石油能，约1比10，相应的熵值为6300千卡，无效耗散系数高达90%。美国的人口只占全世界人口的6%，它的总能耗却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人夏季三个月消耗的空调电能，等于中国一年的总用电量。石油能是地球三十亿年以前的森林所固定的太阳能，经地质变化埋入地下而形成的储藏能，是不可再生的，好比没有后续的存款，用一点就少一点。如果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加改变地持续下去，就难免有能源枯竭、地球因超负载而崩溃的一天。由于过分依靠外源能，把农业工业化，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抗性增加、“投入—产出比”下降等一系列弊端已日益暴露。这些情况，引起西方学者的反思，纷纷寻找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传统农学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价值和生命力因而再次显露出来了。

以“天人相参、精耕细作”为特点的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和综合利用，比较注意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比较符合农业生产的本性，与现在提倡的可持续农业的原理是相通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业发展的方向。现在各地广泛开展的生态农业、立体农业、可持续农业的试验和推广，在某种意义都可视为传统农业中优良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但是，可持续农业并非完全排斥外源能的使用的封闭的系统。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外源能的投入，不改造传统农业的物质基础，农业要有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在我国农业发展的现阶段，拒绝使用化肥、农药、机械是行不通的。现在应该在强调太阳能循环利用的同时，把石油能的投入和使用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并尽量恢复使用有机肥料。同时，作为未雨绸缪的措施，应该积极开展开发利用太阳能的新途径和可以替代石油的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实行精耕细作要和现代科学相结合，使之适应现代的生产条件，取得精确的表现形式。现代科学技术与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结合，应该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

现在，有些地方的农业现代化仍在照搬西方过时的模式，把我们传统中的好东西丢得差不多了，这是令人忧虑的事情。因此，强调精耕细作的传统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intensive cultivation,human-nature rel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bstract  intensive cultivation is not only the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griculture, but also the "gene"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y. the cause of formation of intensive cultivation and its meaning and value should be analyzed by studying human-nature relation. intensive cultivation is based on the unparalleled agricultural practice, in which people of ancient china dealed with the vested natural conditions. intensive cultivation represent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upporte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acilitat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eudalist landownership, and therefore provided impetus and foundation for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ese history. the spirit of intensive cultivation represent, to some exten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griculture, and should b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