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贸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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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贸易论文范文第1篇
1.1参考Chai[8]的研究成果，出口贸易引起的碳排放可以用公式表示为。式（2）中带撇的变量表示该变量在研究时序内的变化量，等式左边表示由出口引起的碳排放变化量，右边的第一项表示我国出口贸易的结构效应，即在总出口额和部门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由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碳排放量变化；第二项为技术效应，即在出口总额与出口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由各部门碳排放强度变化引起的碳排放量变化；第三项表示规模效应，即在出口结构和部门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由出口总额变化带来的碳排放量变化。
1.2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中的工业分行业增加值、分行业能源消耗量以及出口贸易总额数据均来源于2005年、2009年和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分行业出口贸易额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分行业出口贸易额选取的是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出口贸易额。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分别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出口贸易额和工业增加值数据。鉴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借鉴前人文献的分类方法，将中国主要工业分类归并调整为14个行业，具体如表1所示。
1.3行业碳排放量测算为计算各主要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强度数据，进而计算出口贸易影响碳排放的技术效应，有必要经测算获得各工业行业的行业碳排放量数据。本文将采用方程（3）所示的计算公式，通过一次能源消耗量及其碳排放系数来估算各主要工业行业一次能源消费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C为行业碳排放量，E表示一次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的行业消费量，F为一次能源的碳排放系数。通过搜集不同机构研究确定的能源碳排放系数，取其平均值，确定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能源的碳排放系数F分别为0.728，0.549，0.416。
2出口贸易对碳排放量影响的因素分解分析
2.1结构效应根据模型（2）的计算方法，将2008年相对2004年、2012年相对2008年各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份额变化量，分别与2004年和2008年该行业的碳排放量相乘，加总后即得到出口规模和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在2004～2008年和2008～2012两个计算期内，主要工业行业由于出口结构变动而引起的碳排放量变化，计算结果如图1、图2和图3所示。由图1、图2和图3可以看出，在第一个计算期内，我国工业行业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出口份额下降较多的行业有服装鞋帽制造业和纺织业，由此带来的碳减排量分别为142.002万吨和1536.27万吨。值得注意的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出口份额的减少量虽然不是最多的，但其对我国工业碳排放量的增加发挥了最大的抑制作用，减排量为299.28万吨，此外，一些加工制造业出口份额的小幅降低也为碳减排起到了积极作用。出口份额增长较快的行业包括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其中，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种行业的能源利用率高且碳排放量低，即使出口份额增长很快，带来的碳排放量占总量的比重并不大。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是加工制造行业，由该行业出口份额变动带来的碳排放增量最多，多达21006.23万吨。总的来看，在2003～2007年这一计算期内，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使碳排放量增加了20140.03万吨，结构效应为正。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工业行业的出口贸易结构处于从轻纺制品行业向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品行业转变的过渡阶段，出口商品结构已经在朝着清洁化的方向发展。从图4、图5和图6可以看出，在第二个计算期内，出口份额增长较快的行业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在这些年里逐步发展了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品的出口，由此带来的碳排放增量分别为819.425万吨、154.5555万吨和274.29万吨。由于这些行业本身属于技术密集型的低碳行业，所以由此引起的碳排放增量并没有对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出口份额减少的行业包括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和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其中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口份额的调整对降低碳排放做出了巨大贡献，碳排放量减少了17810.1万吨。2007～2011年处于“十一五”规划期间，总的来看，在这一计算期内，工业行业出口结构不断向低碳低能耗转变，工业行业的碳减排起到了成效，减排量为167.81万吨，结构效应为负。由此可以说明，此计算期内，我国始终坚持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的出口结构，把减少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作为优化出口产业结构的主要方向。结合这两个计算期来看，在第一个计算期内，我国初步确立了工业碳减排意识，但减排成效尚不明显。在第二个计算期内，各主要工业行业已基本实现了向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结构转变，并取得了较显著的碳减排成效。
2.2技术效应碳排放强度也称碳强度，是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该指标主要是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同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下降，那么说明该国就实现了一个低碳的发展模式。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各主要工业行业，因此这里的碳强度是指单位工业增加值中包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模型（2）的计算方法，结合两个计算期各主要工业行业的行业出口额与碳排放强度变化量，二者相乘再加总便可得出主要工业行业出口对碳排放影响的技术效应，计算结果如图7、图8和图9所示。由图7、图8和图9中的碳强度数据可知，2004～2008年和2008～2012年两个计算期内，碳排放强度都较大的行业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其制品和造纸印刷及文体用品制造业，这些高碳排放行业以资源密集型和加工制造行业为主，其生产效率和排污处理水平较低，伴随着能源消耗而产生的碳排放量也较大。碳强度维持在较低水平的清洁型工业行业主要包括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服装鞋帽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总的来看，各主要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资源密集型和重度污染行业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化学原料及其制品和医药制造业表现尤为显著。具体而言，第一个计算期内碳强度下降最多的行业依次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其制品和医药制造业，由此带来的碳排放量分别减少了191.1万吨，215.83万吨，34.01万吨，295.23万吨和327.04万吨。在第二个计算期内，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仍保持着碳排放强度的大幅减少并跃居减幅量首位，给工业行业碳减排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到第二个计算期结束，14个主要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的碳强度水平已经降低到每亿元1万吨以下，表明我国在节能技术上的进步，使得工业行业获得了良好的减排效果，一些行业如各类机械、设备和器材制造行业的碳排放强度已经接近每万吨0万吨。综上所述，由于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在第一个计算期内碳排放量减少了1233.08万吨，技术效应为负，在第二个计算期内碳排放量减少了1809.81万吨，技术效应为负。这说明在过去这两个计算期内，我国工业生产的环境保护意识明显增强了，工业生产的节能减排技术得到了大力的发展与应用，对国家的碳减排和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2.3规模效应根据模型（2）的计算方法，将2008年相对2004年、2012年相对2008年各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与2004年和2008年该行业的碳排放量相乘，加总后即得到出口结构和碳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在2004～2008年和2008～2012两个计算期内，主要工业行业由于出口规模变动而引起的碳排放量变化，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在第一个计算期内，除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外，其余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规模都大幅增加，其中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出口增长率均超过了100%，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更是高达730.01%。因而在该计算期内，由于出口规模的变动而带来的碳排放增量大大超过减排量，总计2230144.01万吨，规模效应为正，但一些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品行业的出口行业的出口规模显示出大幅度的增加。在2007～2011年也即第二个计算期间，各主要工业行业的出口规模均大幅缩小，其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金属制品业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其出口增长率分别下降至-60.02%、-64.07%、-1.80%和-18.51%，由此带来的碳排放减量分别为792701.55万吨、37204.81万吨、352.78万吨和339860.07万吨，为工业碳减排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计算期内，主要工业行业碳排放减少了204136.20万吨，规模效应为负，说明“十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坚持走信息化道路，扩展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品行业的出口，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加强了排污控制，工业碳减排取得了显著成效。3.4总效应综合来看，主要工业行业出口贸易的碳排放量变化是出口结构、生产技术和出口规模共同作用的结果。由表3可知，在第一个计算期内，主要工业行业出口对碳排放影响的总效应为正，其中出口规模的扩大是导致碳排放量上升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给碳减排带来了积极作用，结构效应虽为正，但结合上述分析可知出口结构已经处于向低能耗、低碳排放的清洁化方向转型的过程中。在第二个计算期内，总效应为负，其中出口规模的减小是导致碳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而技术进步是减少碳排放的关键因素，出口结构的变化给碳减排起到了积极作用。
3结论与建议
出口贸易论文范文第2篇
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按商品和劳务流向不同可分为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过境贸易。不同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结合国内外的客观环境条件，对国际贸易的发展目标和实现手段，特别是对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或鼓励或抑制的不同政策，都制订有各自的战略规划，以作为本国对外贸易总的指导思想，即称对外贸易的总体战略。
西方经济学家和一些国际组织，把近几十年来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对外贸易总体战略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进口替代型战略。最早实施这种战略的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该战略主要是高筑贸易壁垒，限制进口，通过建立和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替代工业制品的进口，减少对国外经济的依赖，保护和扶植民族的幼稚工业。为了解决本国工业发展进口机械设备所需外汇，也出口一定数量的资源型产品和初级产品。
二是出口导向型战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实施的是这种战略。该战略与进口替代型正好相反，主张大力发展外向型的加工业，扩大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这些国家把国际市场作为本国经济的活动中心，把制成品出口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其主要措施是鼓励出口贸易的同时，也大量引进外资、技术、进口原料，以弥补内资金和原材料的严重不足。
三是混合型战略。该战略是上述两种战略的结合，把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不过分限制进口，也不过分鼓励出口。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采取过这种战略。
以上三种战略的共同地方是都包含有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进口替代型把保护、限制进口作为战略重点，出口导向型把鼓励出口作为战略核心，混合型二者兼顾，视为同等重要。
我国过去几十年实行的究竟是何种对外贸易战略，从来没有过统一的认识和非常明确的定位。改革开放前谈不上贸易战略这个概念，当时按实际做法是在过分强调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导下，基本上采取了闭关锁国及几乎封闭式的进口替代型。至于市场的选择，更是反复多变、忽而是“东方”，忽而是“西方”，忽而又四面撒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国际间的经贸联系日益加强，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但外贸战略仍然摇摆不定。大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类似进口替代型与出口导向型相结合的混合战略；1994年以后，由外经贸部提出了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商品、资金、劳务合作与交流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协调发展的“大经贸”战略。这实际是一种内容复杂、实施困难、含糊不清的战略。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但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总体战略。最后在争论无果的情况下，又提出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选择可持续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比较自由的，配以适当保护的综合战略”和有管理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这更是一种没有具体战略的战略。
2外贸总体战略中出口贸易的战略地位
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在过去甚至今后的战略选择问题，总是没有形成过完全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是大家都无可争辩的，这就是出口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中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关键所在，更关系到我国对外开放的前途问题。实践证明，正是这些年我国坚持了以出口贸易为先导，才以此带动了进口贸易，推动了对外开放，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
（1）从外贸依存度方面，出口依存度始终高于进口依存度。从1990～2005年的16年间，出口贸易依存度有15个年份高于进口依存度，16年中出口依存度平均为20%以上，最高年超过30%，也就是说我国每年GDP的20％以上来自出口贸易。
（2）从外贸贡献度方面，出口贸易是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根据林毅夫等学者的测算，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外贸出口每增10.0％，基本上能拉动GDP增长1.0％。而进口贸易，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国内市场一直处于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贡献，而且体现为漏损，二者呈负相关，进口每增长10.0％GDP增长为负0.56％。由此可知，我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出口贸易的大幅增长功不可没。出口贸易已成为与投资，消费一起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尤其在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出口这驾马车显得更有活力。出口的增长还会刺激消费增加和投资扩大，对后两驾马车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3）出口贸易是我国换取外汇的重要来源。从1978～2005年我国年出口贸易额由97.5亿美元增长到7620亿美元，增长了78倍；1991～2005年的15年间，除1993年贸易呈逆差外，有14年都是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其中2005年顺差超千亿美元。多年的贸易顺差为我国换取了大量的外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同时也带动了进口的增长。进口额由1978年的108.8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6601.2亿美元，增长了约61倍。
出口贸易能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重点，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出如此重要的作用，是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及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首先，出口贸易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实行对外开放，就要大力发展外经贸事业，就要大规模地引进技术设备、利用外资、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以及多边、双边经济合作等，所有这一些都需要出口贸易换取的外汇提供资金保证。其次是我国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一方面因为发展出口贸易必须积极发展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这对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贸易也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所需资金创造条件。第三，我国具有发展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本优势，稀有金属、煤炭等的矿产资源优势，机电等制成品的工业基础、生产规模和成熟的国际市场优势，新开发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优势等都比较明显。
3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的战略选择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的物质商品结构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发生了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出口商品是以食品、土特产品、矿物燃料产品等为主，工业制成品不占主要地位。到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5年初级产品的出口仅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9％，工业制成品已占到92.1％。二是工业制成品中由粗加工型为主向精加工型为主的转变。过去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多属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年来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产品逐渐增多。目前我国出口的几大类产品中，高科技产品仅次于机电、轻纺排在第三位，而且还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但是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总体上讲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轻纺产品中的绝大部分和机电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上不去，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我国国内原材料价格、劳动工资的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也正在减弱。二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较少，市场竞争力不强。贴牌产品虽然市场看好，但我国付出的成本代价太高。
鉴于目前的现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笔者认为应根据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向，坚持走以轻纺类产品为基础，以机电类产品为重点，以高新科技产品为发展目标的出口战略，其内容如下：
3.1以轻纺产品为基础
轻纺产品是我国的传统出口商品，轻纺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是我国发展出口贸易的根本所在，特别是纺织服装、儿童玩具，国内有庞大的生产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出口大国的地位不易被撼动，是我国出口战略的基础。但是由于我国轻纺产品一般档次较低、质量较差、名牌较少，竞争力不强，轻纺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国多为欧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日趋升温，对从我国进口的纺织品等歧视性限制逐渐增加，再加上国内成本优势正在减弱，因此出口形势依然严峻。今后要坚守轻纺产品出口这一根基不被动摇，就必须采取以质取胜、提高质量、提高档次、创立品牌。
3.2以机电产品为重点
把机电产品作为我国出口贸易战略的重点，不仅这是我国目前出口的第一大类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出口的45%以上，还在于：一是机电产品中的一些产品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发展机电产品出口，可以改变长期以来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状况，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二是机电产品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生产规模较大，与国民经济其他许多部门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加机电产业的发展，也可为其他部门提供更多先进的技术设备，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三是发达国家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国内机电产业出现萎缩，所需机电产品多为进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对机电产品，尤其是对成套设备的需求也明显增加。因此，机电产品的世界市场容量很大，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50%，出口贸易的空间较大。
3.3以高新科技产品为发展目标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计算机等电子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新的产业，代表着世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这些新的高科技产业不仅本身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同时还通过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可以普遍提高其他产业的技术含量，增加其附加值，从而增强同类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因此下大力气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其产品的出口，不仅是我国出口贸易追求的战略目标和新的增长点，更可极大改变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
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速，2005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接近30%。虽然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但今后发展潜力巨大，前景良好。因此大力发展新技术产品出口，培育一批在国际市场上有影响的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作为我国出口贸易的战略目标，是符合我国情况和千变万化的国际市场需求，是保持我国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和驱动力。
4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
我国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曾明确提出实行“多元化的市场战略”，其内容包括：继续开拓欧（盟）、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稳定巩固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亚洲市场，加快发展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市场，积极开发非洲、拉丁美洲市场。但不同时期，多元化市场战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今后这一战略如何实施，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加入WTO后国际经贸环境的新变化及国内“十一五”规划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应当在坚持创汇增收、出口与进口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出口产品适销对路、发展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等原则下，把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分为三大不同类型，区别对待。三大类型是：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目标的市场，以促进进口、服务于进口贸易为主要目标的市场，以销售中低档次产品和发展国家友好关系为主要目标的市场。
（1）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包括我国港、澳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市场，当属于以创汇为主要目标的市场。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容量大、消费水平高、需求稳定，我国产品在这里享有一定信誉。因此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年出口额一般要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5%左右，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外汇收入的摇钱树，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主要来源地。对于这些地区要在坚决巩固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向纵深发展。
（2）以促进进口，服务进口为主要目标的出口市场。这类市场包括俄罗斯、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西亚的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北非的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西非的尼日利亚、拉美的委内瑞拉、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我国不仅是出口大国，同样也是进口大国，不仅要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还要进口我国储备有限但需求量很大的资源性产品，如被称为我国发展瓶颈的石油、天然气，以及铁矿石、化肥、铜矿等，上述地区正是这些资源储量、生产、出口的重要地，同时又不受发达国家所控制，因而是我国的重要进口基地，巩固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关系对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是十分必要的。维持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关系，一是要尽量保持贸易平衡，用扩大出口解决进口所需外汇；二是为建立可靠稳定的进口基地，应以提供设备技术、直接投资、劳务输出等方式与对方建立多种经济合作关系。总之，把这些地区作为我国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不应以换取外汇为目标，而是满足进口需要。
(3)亚、非、拉其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起步比较晚，工业制成品比较短缺，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购买力不高，我国出口的中低档为主的轻纺类产品，价格低廉，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消费需求；我国的机械设备、操作技术要求不高，价格合理，与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生产力水平相配套。因此这些地区理所当然的应是我国，特别是众多中小企业产品的出口市场。此外，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与我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在许多国际活动中是我国的忠实朋友与合作伙伴，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进一步开拓出口市场既可落实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又可以巩固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应坚持以出口为主导的战略方向，在出口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坚持创汇增收，同时通过技术设备引进及自我发展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在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实施上，根据不同的目的，市场的选择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国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荣林.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转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2曲如晓.中国对外贸易概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3赵玉阁.中国对外贸易教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出口贸易论文范文第3篇
（一）茶叶出口总体增速放缓
中国茶叶出口量，2008－2011年平均年增长率为2．8％左右。2012年，因受绿色壁垒限制，欧盟与日本市场份额萎缩，导致茶叶出口总量下降，打破了历年来递增的趋势。2013年1－11月，茶叶出口量29．4万吨，同比有所回升，增长率3．0％。中国茶叶出口额一直逐年增长，2008年6．8亿美元，2012年10．4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11．3％。其间，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是2008－2009年，茶叶出口额仅增长3．3％，增长率为近几年的最低。危机过后茶叶出口额增长放缓，2013年1－11月，茶叶出口额11．1亿美元，同比仅增长6．1％，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总之，后危机时期中国茶叶出口呈现总量回落，而总额依旧缓升的态势。这与国际市场上茶叶单价震荡上涨的背景不无关系，2013年1－11月，中国茶叶出口平均单价涨幅14．8％。
（二）茶叶出口结构不合理
1．国别结构
从商务部统计报告来看，中国茶叶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非洲、亚洲和欧洲，其中非洲是中国最主要的茶叶出口市场，出口额占比一直维持在45％以上。2013年1－11月，中国出口非洲的茶叶15．4万吨，5．39亿美元，占中国茶叶出口总额的48．6％。中国茶叶出口国家或地区的数量达120个以上，在所有出口国家或地区中，摩洛哥、日本、中国香港、美国和阿尔及利亚近年来基本占据出口额的前五名，其中摩洛哥是中国茶叶最大出口国。2013年1－11月，共进口中国茶叶19160．7万美元，占中国茶叶出口17．3％的比例。中东国家占中国茶叶出口比例较小，这跟这些国家大多信仰伊斯兰教、习惯消费红茶有关。后危机时期，中国茶叶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增量减小，这主要体现在出口到欧洲、北美洲等地区的比重降低。中国茶叶出口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占比有限，主要源于欧盟对中国茶叶出口设置高标准，形成中国茶叶出口的最厚壁垒，2005年8月1日起，欧盟将硫丹在茶叶中的残留限量从30mg／kg调整为0．01mg／kg，检测标准严格了3000倍；另外，发达国家有着较高的生活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更倾向于名牌茶叶且顾客忠诚度较高，而中国茶叶产品整体上较为低端，因此中国并未占据发达国家的广大市场。相反是一些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对农药残余等技术标准不那么严苛的国家，如东盟、非洲的一些国家对中国茶叶有较大的进口需求，出口到这些国家的中国茶叶总额年年增长。
2．产品类型
在中国出口的茶叶种类中，绿茶是最大出口茶类，占比遥遥领先。2013年1－11月绿茶出口量占茶叶总出口的81％，出口额占茶叶出口总额的74．8％，近年来的趋势基本如此。红茶和特种茶在茶叶出口中的比重紧随其后，不管是金额还是数量都占比相当。国际市场中，中国当属第一大绿茶出口国。但是由于东西方茶文化的差异，中国红茶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而相比于茶的种类，外国消费者更关注茶叶的质量是否符合相应的技术标准，哪怕是乌龙茶、普洱等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中国茶叶品种，出口消费更多的仍为人数较少的海外华人群体，国际市场极为有限。中国出口的茶叶大多属于初级产品，附加值低，多是充当外国品牌的原料形成外国的自有品牌。因此茶叶出口单价总体水平较低，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斯里兰卡、肯尼亚等比中国更不发达的国家。
二、绿色壁垒对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影响
（一）绿色壁垒的内涵
上世纪80年代，绿色壁垒被某些国家用于国际贸易政策中，到90年代开始在全世界兴起。随着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各国更加关注进口产品的质量问题。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由，制定严苛的技术标准，限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国外产品的进口。这些国家一般具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标志等非关税壁垒，对外国商品实行进口准入限制。目前绿色壁垒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运用最频繁的贸易壁垒，作为贸易竞争中有利的限制措施，绿色壁垒实际上已成为发达国家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的有利手段。作为技术性贸易壁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壁垒是我国学者提出的概念，在国际中基本等同于“环境壁垒”。在实践中，绿色壁垒主要包括绿色包装与标签要求、国别环保法规和标准、国际或区域性的环保公约、生产和加工方法或环境成本内在化要求等众多类型。
（二）绿色壁垒对中国茶叶出口的消极影响
1．降低茶叶出口增长
发达国家对外设置的绿色壁垒对中国茶叶出口最直接的负面影响为茶叶出口受阻，这不仅表现为中国茶叶出口增量下降，也表现为中国茶叶出口到高标准的发达国家的总量减少，这影响了中国茶叶对全球的出口总量，也影响了中国茶叶出口的国别结构，出口更集中于绿色壁垒不那么严苛的非洲等低端市场。中国在日益严格的外国市场环境中，竞争力明显下降。进入欧盟的中国茶叶可被任意抽检，只要超过限量标准都会被全部退回或者销毁。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近年来也纷纷效仿欧盟，提高了茶叶进口标准，中国面临的茶叶出口环境日益严峻。
2．增加贸易成本
美国曾经对绿色壁垒的施行所造成的贸易成本进行测算，结果发现由于绿色壁垒在产品检验等方面的严苛要求，相关的贸易成本会增加15％左右。为达到相关国家对中国茶叶所规定的卫生检验检疫标准或者其他环保标准，中国企业需探索改进生产方式或工艺的手段，创新更高效率的生产方法，这需要资金和人员的加大投入，进而增加了茶叶生产成本；另外，企业也要投入成本于茶叶产品的质量检验检测，这无疑提高了产品出口的价格，削弱茶叶的国际竞争力，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3．促使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设立绿色壁垒的发达国家都声称出自于保护自身国民健康和环境保护的目的，看似公平公正，但其实这种壁垒有着严重的歧视性。发达国家往往具备更高的技术水平，更容易达到绿色壁垒的高要求，国家之间对绿色壁垒的要求有贸易利益的冲突，实践中容易发生贸易摩擦，不排除有些国家用这样的理由制定高标准，限制其他国家茶叶的出口，引发国际贸易保护。在国际争端中，包括绿色壁垒在内的技术性壁垒时有发生，且呈现年年增加态势。
（三）绿色壁垒对中国茶叶出口的积极影响
1．健全我国茶叶行业标准
过去中国的茶叶标准与国际上其他进口国家有较大差距。有些在欧盟或者日本禁用的农药而中国农业部并没有禁用，卫生部制定的部分茶叶卫生指标高于外国标准，这些随时都会成为外国实行贸易壁垒的借口。这些年中国茶叶行业标准的制定尽量做到和国际接轨，消除二级市场对中国茶叶出口的不利影响；另外，面对国际上日益严峻的绿色壁垒的出口限制，为扩大中国茶叶的出口，实现出口创汇和保证社会就业水平，各级政府也正抓紧时间制定符合国外高技术标准的行业准则，以提高中国茶叶的产品质量。各单位也在思考、探索和执行茶叶生产环节中的各项质量控制体系，在保证生态环境得到保护的同时促进茶叶的出口和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提高我国茶叶产品出口质量
随着各国纷纷加入WTO，国家贸易间的关税壁垒逐渐被消除，紧接着是诸如绿色壁垒之类的无形的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保护浪潮中不断涌现。但不管进口国是为维护本国国民的生命健康还是环境保护，执行严格的绿色壁垒实际上也能使国际竞争中的中国企业加大对茶叶生产环节中茶叶质量的控制，提高出口茶叶的质量水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茶叶质量水平的提高刻不容缓，国人也更加青睐绿色茶叶、有机茶叶，壁垒的设置给了我国提高茶叶质量的压力和动力。广泛成立的茶叶研发中心为有机茶的生产提供质量认证，尽量减少或防止人为大量使用人工合成农药、化肥等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为促进茶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3．促进科技进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绿色壁垒的设置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茶叶生产的技术要求，是全球技术进步所需的必然过程。面对这些无形的贸易壁垒，我国除了引进外国先进的生产加工方式或设备外，更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加强自主研发，创造适合茶叶生产的更高技术，提高我国茶叶生产效率，实现茶叶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精细化的技术标准的施行，对出口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压力，迫使企业加大资金和人员投入，对原有产品的生产流程进行改进，革新生产工艺和方法，促进茶叶产品的升级换代，优化产品出口结构。
三、面对绿色壁垒，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面对后危机时期中国茶叶出口的现状和绿色壁垒对中国茶叶出口的影响，为促进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发展，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应该齐力合作，探索并实施促进中国茶叶出口对策。
（一）政府方面
1．构建我国绿色壁垒的法律体系
中国是茶叶出口大国，特别是绿茶的出口，基本年年占据世界绿茶总出口额的首位，如此大的贸易量，行业标准却掌握在他人手里，着实吃亏。中国在面对绿色壁垒时，不仅要设法规避，还需尽可能制定本国的环境与贸易准则，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保障我国的茶叶贸易。即为尽量减少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绿色壁垒上的冲突，需要加快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以提高我国环保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中国还应加强与发达国家在茶行业标准的制定上的交流合作，一方面可借鉴他们在立法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可通过积极参与，影响其他国家制定出适合我国茶叶出口的标准。
2．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高农药残留检测
政府应该加大对茶叶农药残留检测的投入力度，保证从源头上减少茶叶中农药残留量。加大对科研院所等的资金、设备和人才投入，大力研制生物农药。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保护环境以及促进出口，生物农药的研制十分关键。但不管是生物农药的研发还是提高农药残留检测水平，资金、人力的投入都是相当大的，政府的扶持力度显得非常关键。
3．加强对茶叶产业的补贴和茶农的培训力度
一方面，政府应该提高茶叶生产方面的农业补贴水平，包括“绿箱补贴”和“黄箱补贴”，以降低企业和农户生产成本。“绿箱补贴”是不要求各成员方作削减承诺的补贴，而“黄箱补贴”则相反。发达国家都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规则对本国茶叶生产进行“绿箱补贴”，而中国的补贴则远远不够；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开通各种可能渠道对茶农进行免费培训，指导茶农科学用药，帮助企业从生产的第一步便控制农药残留。
4．建立绿色预警机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毒性大、农药残留程度高的茶叶必将被市场淘汰。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也使得农残指标变化迅速，特别是欧盟等发达国家。中国商务部在绿色预警机制的建立上日益完善，未来应更全面而及时地通报茶叶出口国家绿色壁垒的监控、评估信息，让出口企业在第一时间可进行生产和出口调整，以规避绿色壁垒。
（二）企业方面
1．鼓励有机茶的开发和规模化生产
有机茶的开发生产，是从根本上解决农药超标问题、突破绿色壁垒的良好途径。每年的有机茶市场世界总销量达6000吨左右，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是主要市场。由于其科技含量高，价格高，市场认同度高，目前其生产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市场潜力巨大。要寻求茶叶种植的可持续发展，应建立有机茶“公司＋基地＋茶农”的生产模式，加强产茶区农药的使用管理，引导茶农使用有机肥等环保农药，控制茶叶中的农药残留。
2．加强生产加工过程管理，提高茶叶质量和附加值
企业为成功突破绿色壁垒，需要在生产加工环节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在农药采购、管理上慎重选择来源，做到对施药时间有记录，掌握茶叶安全间隔期，保证茶叶生产环节安全环保。生产企业也应该积极整合优势资源，增加科技、人才投入，尽量对茶叶进行深加工，提高茶叶出厂时的附加值。这可提高茶叶出口价格，提高出口效益。
3．努力创建茶叶国际品牌
目前来看，中国茶叶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非洲等一些欠发达国家和与中国有着相似茶文化的亚洲地区，要扩大中国茶叶的出口市场，需要中国企业在创建茶叶品牌上倾注更多努力。目前中国几乎没有国际公认的品牌茶，中国茶叶出口更多为原材料出口，深加工环节基本被国外大企业垄断。中国企业应在包装、茶产品加工、茶保健品等领域进行创新，从精神、文化和情感上充分挖掘茶文化的内涵，规范企业生产制度，利用现代营销手段，创立国际市场大品牌。
（三）行业协会方面
目前，中国茶叶生产的集约程度较低，散户、私企进行茶叶种植的比重较大。在行业协会的作用下，几个茶叶出口大国在茶叶生产加工的集约化程度较高，如印度的60个茶叶种植场便占了全部茶叶产量的60％；日本的茶叶种植在农协的组织下统一购置农业机械，连防治病虫害、加工等环节也进行了统一，尽管其茶叶种植以农户经营为主，但农协的存在有力地把资源的配置优化了。中国的茶叶协会或商会应充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联手茶叶生产知名公司、集团公司或龙头企业进行茶产业战略布局，减少茶企之间的恶性竞争，为增强茶叶生产质量、提高茶叶出口经济效益提供推动作用，制定茶叶出口行业标识，向外国客商推荐获得行业标识的出口企业。此外，茶叶协会还可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搭建沟通桥梁，做到生产、销售、市场预警信息的及时沟通，帮助企业在成功突破绿色壁垒的同时扩大茶叶出口。
四、结语
出口贸易论文范文第4篇
生存分析的统计工具可以将贸易持续时间模型化为一系列条件概率，即给定贸易关系已经生存了t期的条件下，贸易关系在t期后仍然持续的概率。生存分析（SurvivalAnalysis）是将事件的结果（终点事件）和出现这一结果所经历的时间结合起来分析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生物学、医学、保险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主要分连续时间生存分析模型（COX比例风险模型）和离散时间生存分析模型（LogitProbit和Cloglog模型），同时可以采用生存函数（K－M法乘积极限法）和危险函数估计来描述研究对象的生存时间。它区别于其它多因素分析的主要不同点在于生存分析考虑了每个观测出现某一结局的时间长短，主要可用于探索和了解影响生存时间长短的因素。基于此将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危机函数hazardfunction）定义为某一贸易关系已经持续了t期，而在t期以后不再持续的概率。其正式的表示形式如下，假设T为一个非负的随机变量表示某一事件在时刻t失败，则关于T的生存函数可以表示为。本文的数据来自于BACI数据库，是由CEPII提供的HS6分位产品层面的全球贸易数据库，包括世界各国双边贸易商品的价值量数量和单位价UNCOMTRADE数据库是其唯一的数据来源，BACI数据库是由UNCOMTRADE数据库的初始数据经调整后得到的，它弥补了UNCOMTRADE数据库的缺陷：（1）BACI数据库提供的进出口贸易是一致的金额和数量，便于国际间的比较以及保证数据的完整性。而在UNCOMTRADE数据库中，出口商一般提供的是FOB价，而进口商提供的则是CIF价，双边贸易商在价格申报上并不统一；（2）BACI数据库提供了可供比较的贸易数量和单位价值。鉴于UNCOMTRADE数据库提供的贸易数据单位和数量不尽相同，因此BACI数据库通过转换系数将贸易单位统一转换成吨，便于产品贸易数量与价格的国际比较，因此BACI数据库相较于UNCOMTRADE数据库在高度细分的国际贸易研究中更为适用。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需要注意：（1）根据Lall（2000）的分类方式识别出属于制造业的HS6分位产品，但由于Lall（2000）的分类方式是基于SITC2编码的商品分类，因此本文通过SITC2与HS6的对应方式，筛选出属于制造业的HS6分位产品。（2）多持续时间段问题。一个贸易关系在样本研究期间可能存在一个以上的持续时间，即一国向某一特定国家出口某种产品，持续一段时间后停止了对该市场的出口，之后又对该市场出口同一种产品本文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多持续时间段（Multi-pleSpells）。BesedeandPrusa（2006b）认为，无论同一贸易关系经历了多个持续时间段均将第一个持续时间段视为唯一一个持续时间段的处理方法，与将多个持续段视为相互独立的若干持续时间段的情形下，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段长度的分布基本相同，也就是说，多个持续时间段的存在不会对样本观测值持续时间长度的分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本文假定贸易关系的多持续时间段是相互独立的，从而得到出口持续时间段的全样本数据，同时将第一个持续时间段作为最终的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3）数据删失问题。删失，是指某些随机因素使得变量的观测值缺失，需要注意的是，当采用标准的方法进行分析时，造成删失的原因必须与所关心的事件相互独立。本文利用1998-2010年的数据对贸易持续时间进行研究，无法预测2010年以后的出口持续时间，因此存在数据删失问题，为了得到无偏估计量，本文将无法预测的2010年以后情况都定义为右删失。本文采用非参数的K-M估计方法，参考联合国的《世界各国制造业竞争力排名》，选取其中排名前10的国家，分别对其制造业出口的持续时间总体分布进行估计，这些国家是：中国、德国、美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加拿大、新加坡、韩国以及日本。首先，本文给出了总观测数量与第一个持续时间段的个数，同时也给出了各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生存时间的三个四分位数，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中生存时间的三个四分位数据结果来看，中国已经与德国、美国、日本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强国在维持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上处于同一位置，例如上述四个国家制造业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第三个分位数都是13，也就是说与样本的时间跨度完全一致，这说明从粗略的分布情况来看，中、美、德、日4个国家相当部分的制造业出口能够维持长久的贸易关系，尤其是德国优势更加明显。制造业竞争力较强的其余6国中韩国制造业出口的稳定性略好，而巴西、印度以及墨西哥在维持制造业出口的持久性方面也与处于发达国家阵营的加拿大、新加坡等国相差无几，体现出这3个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出口的后发优势。为了更好地刻画出上述制造业最具优势诸国在出口持续时间上的细节，仅仅通过分位数进行统计描述是远远不够的。基于此，本文采用非参数的K-M估计方法进一步估计出各个可能的时间区间内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的生存率及其他相应的统计指标。如表2所示。当完全刻画出各个样本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生存率的时候，可以发现仅仅用生存时间的四个分位数来刻画各国制造业出口持续时间的特征是远远不够的。以中国为例，从生存时间的四个分位数来看，中国俨然与德国、美国以及日本等制造业强国平起平坐，然而从各个时间区间生存率的累积大小来看，情况就不容乐观了。就本文选择的世界制造业竞争力排名前10的国家来看，中国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下降幅度很大，从0.7039下降为0.2751，下降幅度达到60.9%；而德国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仅从0.7162下降为0.4352，下降幅度为39.2%；美国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6816下降为0.3641下降幅度为46.5%；日本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6012下降为0.2804，下降幅度为53.3%。这说明相比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还是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这一不稳定性将是我国未来制造业出口贸易存在的隐患。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提升，人口红利释放殆尽，如何提升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将是中国出口贸易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他样本国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情况如下，韩国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5646下降为0.1933下降幅度为65.7%；加拿大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4463下降为0.1193下降幅度为73.2%；新加坡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5032下降为0.1627下降幅度为67.6%；印度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5198下降为0.1532下降幅度为70.5%；巴西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5154下降为0.1412下降幅度为72.6%；墨西哥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5024下降为0.1329下降幅度为73.5%。由此发现，以中国为分水岭，在制造业竞争力排名前10的国家中，传统的制造业强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制造业出口贸易体现了较强的持久性与稳定性，而中国的制造业出口贸易在持久性上已经达到贸易强国的水平，但是从稳定性上看还有较大差距。其余的样本国家，从目前看在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持久性方面都不及中国。接下来为了更直观地体现生存率的变化情况，本文基于K-M估计，进一步绘制了各样本国生存函数图见图1。生存函数图可以直观地看出各样本国生存率变化与生存时间的关系。从图中可以发现：总体而言，样本国随着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增加，生存率都呈下降趋势，但是下降的幅度明显趋缓，这说明一个维持了更长时间的贸易关系再多维持一年相比一个处在贸易关系确立初期的贸易关系再多维持一年而遭遇失败的风险要小一些。从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德国与美国的生存函数相比其他国家更加平缓，这意味着德国与美国制造业出口稳定性更好风险更小。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制造业出口生存函数在整个时间内的倾斜程度变化不大，在某个阈值之后趋缓的形态不明显，而其他国家制造业出口生存函数往往在贸易关系确立时间较短的区间内比较陡峭，而在某一阈值以后就逐渐变得平缓。这一特征说明，虽然从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持续时间在全球制造业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中处于有利的位置，但是其稳定性不好，即使是那些已经确立较长时间的制造业贸易关系，相比其他国家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失败风险。而从图中还可以发现，巴西、印度以及墨西哥在维持制造业出口的持久性方面也基本与处于发达国家阵营的加拿大、新加坡等国相差无几，体现出这三个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出口的后发优势。加拿大、新加坡以及韩国这三个国家，虽然其制造业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分布情况并不理想，但是一旦确立了长期的贸易关系则这种贸易关系相比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所建立的贸易关系更加稳定。
二、影响因素分析与跨国比较
对于生存问题影响因素分析的经验模型选择，一直存在争议。本文根据Be-sedeandPrusa（2006b）、BesedeandNair-Reichert（2009）、BesedeandBlyde（2010）等的选择，认为Cox比例风险模型适合用于对贸易持续时间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其理由是其他模型大都需要假设待估计参数与危机率（PHmodel）或者生存时间（AFTmodel）的特殊函数关系，从而存在需要指定危机函数的形式的弱点。而Cox比例风险模型采用局部极大似然估计使得既可以从PHmodel中估计出斜率参数又不限制危机函数的具体形式。具体而言对于CoxPHmodel考虑如下的一般化函数形式：h(t,x,θ)=h0(t)exp(xθ)其中x为包含解释变量的向量，θ是待估计的参数，基准危机h0(t)体现了生存函数怎样随时间变化的特征。CoxPHmodel的优势即在于就感兴趣的θ而言，并不需要特别指定h0(t)的函数形式，因此CoxPHmodel也可以被归为一种半参数估计。本文中x包含解释变量有：
（一）出口目的国或地区的特征变量在出口目标国国家特征变量中，大量文献（BesedeandPrusa，2006b；Obashi，2009）将经典的引力变量反映经济规模的目的国GDP总量纳入估计，进口国的GDP总量反映了进口国的需求规模，其数值越大也意味着需求规模或进口潜力越大，因此将使得出口到该国的产品退出市场的危机越小。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GDP表示。同时本文进一步纳入了出口目标国的人均GDP估计，大量文献（Nitsch，2009；HessandPersson，2010b）认为，一国的人均GDP反映了一国的需求结构，若假设一国的消费者需求偏好为位似函数的话，将与GDP总量一起从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共同刻画一国的需求情况。与反映需求规模的GDP总量不同，反映需求结构的人均GDP变量越大，表示该国需求层次越高，从而对进口产品的要求也越高，因此其符号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解释。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GDPPER表示。再者，与出口国的距离可以刻画运输成本的高低，也是经典的引力变量，因此本文也将之纳入估计，可以预计出口国与目标国的距离越远，其运输风险也越大，维持长久贸易关系的概率越低，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distwces表示。与此同时本文还纳入三个反映进出口国关系的虚拟变量，分别是两国是否有至少9%以上的人口使用同种语言，两国是否接壤以及两国是否曾经存在殖民关系。这三者都反映了两国贸易伙伴国之间历史、文化以及地理方面的紧密程度，对于维持贸易关系降低退出风险都有明显的影响。本文分别用comlang（comlang=1表示两贸易伙伴国至少有9%以上的人口使用同种语言，comlang=0则表示不具有这一特征）、contig（contig=1表示两贸易伙伴国在地理上是接壤的，contig=0则表示非接壤）和colony（colony=1表示两贸易伙伴国曾经有过殖民关系，colony=0则表示不存在殖民关系）表示。
（二）出口的制造业产品的特征变量首先本文考虑每年出口到各个目标国制造业产品的种类数，有研究认为，每年出口到各个目标国制造业产品的种类越多从产品大类来看其维持长久贸易关系的概率越高或者说退出危机越低，然而从细分产品的视角来看，也表示该产品在出口目标国面对的竞争越激烈，从而退出风险反而会增加，因此其符号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解释。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pronum表示。其次本文还考虑了每年各种制造业产品出口目标国的数量。出口目标国的数量越多，一方面表示该产品受认可的程度越高，因此其维持长久贸易关系的概率越高或者说退出危机越低；另一方面从全球贸易网络的视角来看，出口目标国的数量越多该产品嵌入贸易网络的程度也越深，这同样意味着其维持长久贸易关系的概率越高或者说退出危机越低。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counum表示。本文还考虑了出口制造业产品的单位价值，产品单位价值越高表示该产品复杂度越高质量越好，因此意味着其维持长久贸易关系的概率越高或者说退出危机越低。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UV表示。最后本文还将单一制造业产品的初始贸易值纳入其中，前文的理论研究表明初始贸易值越小贸易关系相对不稳定，因此预计其符号为负，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inivalue表示。本文参考联合国的《世界各国制造业竞争力排名》，选取其中排名前10的国家，分别对其制造业出口的危机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这些国家是：中国、德国、美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加拿大、新加坡、韩国以及日本。从表3和表4中发现，在出口目标国的特征变量中，反映经济规模或者说总需求的GDP每提高一倍，则会使得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下降36.8%，这说明中国与世界上那些经济总量较大的国家在制造业上维持了更好的贸易关系。反映出口目标国收入水平或者说需求结构的人均GDP每提高一倍反而将使得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上升2.71%，这说明当需求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对那些人均收入更高的国家吸引力有限，可能的原因是目标国需求层次越高，从而对进口产品的要求也越高，而中国制造业在满足目标国高层次需求的方面还有待加强。反映运输成本的两国距离变量每增加一倍，将使得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上升15.33%，所以运输成本也是导致贸易关系难以维系的一大重要因素。从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中国与那些使用汉语人数更多的目标国家（至少9%的人口）相比使用汉语人数更少的国家维持的贸易关系更稳定，其制造业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下降66.2%。中国与地理上接壤的贸易伙伴国相比非接壤的贸易伙伴国，制造业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上升15.57%，这说明中国与周边的国家制造业贸易关系并不理想，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接壤的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制造业出口上与中国有一定的相似性，产品在同一市场上竞争激烈，因此出现了这一现象。从出口的制造业产品的特征变量来看，每年出口到各个目标国制造业产品的种类数越多，贸易关系反而更不稳定，对此可能的原因本文认为是出口产品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因为从细分产品数据来看，出口产品的种类数越多也意味着目标国可选择的余地越大，同时产品也面临同质竞争的风险。每年各制造业产品出口目标国的数量越多，则中国与目标国制造业贸易关系越稳定，这与本文预期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一方面表示该产品受认可的程度越高；另一方面从全球贸易网络的视角来看，出口目标国的数量越多该产品嵌入贸易网络的程度也越深。出口制造业产品的单位价值越高，则中国与目标国制造业贸易关系越稳定，这说明产品质量或者说复杂度是维系贸易关系的重要因素。最后出口产品初始贸易额越大则中国与目标国制造业的贸易伙伴关系越稳定，这也与本文预期一致，较大的初始贸易额说明建立贸易关系的双方信息更充分，这一信息可能包括双方的偏好，对贸易标的的认可程度以及与支付相应的财务状况等方面，无需通过小额的试探性贸易行为。再者，较大的初始贸易也可能反映了双方前期在贸易中介和渠道建设上更多的沉没成本投入，需要双方维系更久的贸易关系来分摊成本，享有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分析其他制造业极具竞争力的国家制造业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首先，本文将排名前10的其他9个国家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的代表为德国和美国，第二类是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加拿大，第三类是墨西哥、印度以及巴西。首先作为第一类的代表，德国和美国，作为全球高端制造业出口的典范，相比其他样本国家，其制造业贸易关系持续性更好。从影响因素来看主要体现在：反映出口目标国收入水平或者说需求结构的人均GDP每提高一倍，德国和美国制造业出口关系失败的概率分别下降6.5%和3.7%，这说明进口国人均收入水平或者说需求结构层次越高就愈发青睐德国和美国的制造业产品，这是德国和美国作为全球制造业金字塔最顶端的国家的显著特征，同时这也是其他样本国，包括日本这一传统的制造业贸易大国都不具备的特征。其次是作为第二类制造业代表的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加拿大，这些国家是传统的发达国家，高收入的OECD成员国，从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的维系情况来看，与其他的具有竞争力的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已经没有太多特殊的优势。但需要指出的是，和德国、美国一样，这些国家有一个特征，即每年出口到各个目标国制造业产品的种类数越多贸易关系越稳定是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并不普遍具备的特征，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本文认为从细分产品来看这些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出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个别规模极大的跨国公司，这些大型的跨国公司都是典型的多产品出口公司，由于被同一跨国集团控制，所以在细分产品层面上可以有效地避免产品出现同质竞争的情况。出口产品种类数越多，也反映了该国的某些大型跨国公司国际影响力越强，因此贸易关系越稳定。最后是墨西哥、印度以及巴西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从前文的分析可知，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在出口持续时间的维系方面已经与第二类中的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仅在稳定性上略有不及，而从各因素的影响来看方向上这些国家表现出与中国更多的相似性，仅在程度上与中国略有差异，不难理解，同样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在国内经济特征和制造业出口产品特征上具有某些共性，在此不再详细分析。
三、政策建议
出口贸易论文范文第5篇
汇率水平是影响进出口贸易的一个重大因素。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本币升值，意味着其它国家的货币贬值，在进行出口贸易的时候，同样的货物进口国需要拿出更多的本国货币，因此进口国可能转而求其它国的商品，不利于本国的出口。而本币贬值，意味这他国的货币升值，进口同样的货品需要更多的本币，不利于他国出口。
汇率变动会影响进出口贸易以及贸易收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汇率变动引起收入变化，影响进出口贸易
汇率变动的最直接体现就是本币的升值或贬值。货币升值会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下降，而出口商品价格上升，虽然不利于出口，但是可以改善国际收支，货币贬值则可以达到相反的效果。但是实际上，货币的贬值对收入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贬值会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从而使得贸易条件恶化。与此同时，在同样名义收入水平下，消费者只能购买较少的商品，也就是导致实际收入的下降，这必然导致该国支出的下降，从而改善贸易收支。另外，如该国存在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则贬值可以刺激国内外居民对本国该种产品的需求。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的原理，民众的经济支出会通过凯恩斯乘数而数倍提高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提高又会提高国内支出，达到良性循环的结果。
2.汇率变动引起价格传递，影响进出口贸易
前面说到，汇率变动的最直接体现是货币的相对价格上升或下降，这首先在进出口贸易中体现出来。但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最终也会影响国内市场的一般价格。因此汇率的变动会引起国内一般价格水平，从而影响进出口商的贸易额和国家的贸易收支，这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首先，货币的升值是以本币表示的进口商品价格下跌，如原料或半成品，然后通过价格传递，影响最终商品成本的下跌和价格的下跌。其次，汇率变动会使得贸易收支发生变化，如货币贬值后会出现贸易收支顺差，然后使得外汇储备增加，而外汇储备的增加，又使得央行必须通过购买外汇而在国内市场上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显然，更多的基础货币会导致通货膨胀。近两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的增长，尽管不是人民币贬值的结果，但是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国际经济的变化，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较高就是很好的说明。当通货膨胀出现的时候，其实是鼓励人们消费，因为在名义货币不变的情况下，公众更有意愿将货币转化成有形的资产，客观上又会推动物价上升。
二、应对汇率变化的一般对策
应对汇率变化的一般对策主要从进出口贸易中多样化的进口来源，结算货币的选择，以及利用各种金融工具。
1.选择多样化的进口来源
如同一国货币紧盯着另一国货币有很大风险一样，进口来源的单一很容易使得出口商转移汇率风险，甚至操纵价格。因为如果进口来源过于单一，反映了该国的某种资源对其贸易对象国或者地区的高度依赖。2007年底和2008年7月发生的两次大的石油涨价行为可以说明这一切，因为全球的石油资源过渡依赖一些产油国或地区。某些资源过于依赖单一国家或地区，必然导致企业的经营严重受制于该国的货币汇率的波动，该国进而将汇率的风险转嫁到进口商。这种单独的依赖本来就是不明智的选择，再加上当前全球经济的不明朗，进口商的经营风险进一步放大。因此，必须适当地扩大进出口业务的地域分布，在国际范围内分散原料来源和销售地点，在多个资金市场上以多种货币筹措资金，按照汇率走势和国际贸易形势，建立一定的货币组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外汇风险。
2.进出口贸易中选择合理或多种交易币种
进出口贸易中的出口，特别是出口商要选择合理的货币作为结算和付款的币种，当然这一般是进出口商双方博弈的结果。因此，在有关对外贸易和借贷等经济交易中，签订合同时选择何种币种，作为计价结算的货币或计值清偿的货币，直接关系到交易双方是否将承担汇率风险。一般而言，出口贸易采取硬币计价，以防汇率贬值给自己带来损失，而进口商会选择软币，以避免升值造成的汇兑损失。如当前的国际贸易中，欧元和人民币有升值的压力，而美元贬值已经成为现实，因此出口商更多意愿是以欧元和人民币作为结算和付款的币种，而进口上则更愿意选择美元结算。当然在实际进出口贸易中，双方博弈的结果一般是约定采用一部分硬币和一部分软币，甚至多种货币计价和付款。其结果是进出口商共同承担汇率的风险，增大了谈判的成功率。在长期合同中，还可以使用货币保值的方式，即选择某种与合同货币不一致的、价值稳定的货币，将合同金额转换成用所选的货币来表示，在结算或清偿时，按所选货币表示的金额以合同货币来完成支付。还有一种降低汇率风险的办法是，出口时虽然选择了软币，但可以适当提高价格以防货币贬值风险，进口时选择了硬币，则可以适当压低价格以防范升值损失。
3.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工具低于汇率风险
金融工具的出现本身就是因为汇率风险转嫁的必然结果，而通过一定的金融工具，进出口商也共同承担了汇率风险，或者向后推迟了承担汇率风险的必然结果。对于金融业发达的国家而言，积极地利用金融工具已经司空见惯，因此发展中国家对金融工具的利用显得更为迫切。这些国家一方面要加快国家的外汇市场建设，推出各类外汇业务，一方面企业则需要积极利用外汇市场及其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外汇风险。企业可以运用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权交易、出口押汇、出口商业发票贴现、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业务、外汇借款等多种方式转嫁汇率风险。
三、结束语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非常不明朗，国际金融中心华尔街被拯救，石油价格风险较高，日本经济长期的疲软以及世界经济经近几年高速发展之后也出现减缓的迹象，即使保持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也因为内外因素出现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当前国际经济已经融为一体，休戚相关，因此国家之间的货币比值变得比以往更加敏感。近日，美欧等六国的中央银行集体宣布降息以促进经济发展足以表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非常之高。但是对于进出口商而言，汇率变化的巨大风险不能仅仅靠国家的财政政策来进行规避，他们需要选择更多进口来源，需要更灵活的结算货币，以及选择更多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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