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保护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著作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困境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75-03

一、保护价值

（一）保护文化多样性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发展的失衡局面愈发严峻，而作为上层建筑，各国文化发展与传播也开始呈现不平衡的趋势：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独占鳌头，其文化也开始向发展中国家逐渐渗透……外来文化的内侵在不断同化着本土文化，使文化的多样性面临危险，因此必须要重视各国本土文化的发展，使其能与外来者齐头并进[1]。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一定的长处和缺陷，有先进的成分，也有腐朽的方面，而文化的多样性恰好使得各文化之间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完善。假使不同文化之间趋于一同，那么人们就会在文化缺陷前感到迷失，无法补正，最终趋于消灭。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各类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蕴含着多样化的表达方式、文化内涵、独特的审美价值等等，正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对其的保护实质就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二）利益平衡

1.经济利益的平衡

随着经济蓬勃发展，许多民间文学艺术都拨开了古老神秘的面纱，从传统利用过渡到市场交易和商业利用之中。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份报告表明，土著人手工市场每年的交易额约为2亿澳元左右[2]。美国Disney公司于1998年出品的《花木兰》，全球票房累计超过五亿美元。这部依托中国民俗故事制作的电影，在经济上获得了不菲的收益。同时问题也显现出来：作为“花木兰”素材的来源群体，无论是中国，还是“花木兰”故事的发源地群体，都没有获取报酬。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利益是巨大的损害。

2.精神利益的平衡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一方面给文化传播提供了方便快捷的途径，可以在更宽广的平台上展示我们的优秀文化成果，但同时，大范围、低门槛、快速度的文化传播也使得许多民间文学艺术产品被非法使用，甚至对作品加以歪曲和滥用。创作群体除了要遭受到前文所述不菲的经济损失，同时也要承受精神上的打击。使用者们在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时，不仅无偿取材，且大多都不会注明出处，这对群体创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们要知道，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有价值，正是依托于创作群体或种族的生命力，丰富多彩的群体生活为创作提供灵感和素材，生活在群体之中的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喜爱和自豪则是推动创作的直接动力。假使这种生命力遭到损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源头也就会日渐干涸，最终导致其没落和消逝。

二、我国历史上的探索与尝试

新中国历史上，该类作品在法律层面上的首次“登场”是《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1984年，由文化部颁布。《条例》第10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整理者享有整理本的版权，主要素材提供者享有支付报酬权。据此规定我们不难看出，该条例保护的仅是作品整理人和素材贡献者的权利，但对于真正创造、发展、继承、保存该类作品的群体、种族或民族却只字未提。

地方为该类特殊作品的保护也做了诸多努力，例如：《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民族文化大省云南为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而出台的地方性法规；《淮南市保护和发展花鼓灯艺术条例》――旨在促进当地花鼓灯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为了加强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等。但这些地方性法规更多的还是通过行政手段来管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以达到保护的目的，与此相比，私法领域的法律保护就显得较为空白。

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通过，其中第六条将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体保护办法的制定工作交予国务院。依据该规定，国务院授权国家版权局和文化部共同制定《中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因种种理由，这一条例并未进入立法程序。2001年修订版《著作权法》出台，原第六条未作更改。但至今，仍没有相关的具体办法出台，《著作权法》第六条仍然是形同虚设。

三、传统著作权理论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领域应用困境分析

2014年国家版权局通知，向公众访求有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意见。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尽管当前并没有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明确立法保护，但从司法实践以及我国的政策倾向来看，将该类作品纳入著作权保护的范围已是不争之事实。但是，如果仅仅只是机械地将传统著作权保护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展至这类特殊作品领域，法律保护将会进入困境。而这些争议，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正是该类作品的法律保护迟迟不见踪影的原因。

（一）客体范围

“民间文学艺术”并非我国原生词汇，而是从英文单词翻译而来。Folklore的创造者是英国学者W.J.汤姆森：民间（folk）是指具有某一相同特征的种族、民族或者群体；传说（lore）是指与戒律、习惯风俗和教条道义有关的事实或信仰本身[3]。但是，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语种、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理论间的差异，当前国际上对于如何界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存在着较大争议的，各类国际条约和法律文件也都是各执一词：

在《突尼斯样板版权法》中，产生于一国领土范围内，并可以证明作者是该国的的族群或者国民群体，世代传承并且组成该国文化体系的科学作品与文学艺术即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4]。

在《保护民间文学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它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中，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厘定为以传统文化元素为组成基础，由某地区、某国家的某个人或一个群体创作并加以传承和保存，可以折射创作群的整体艺术取向的文学艺术成果。

非洲《班吉协定》则将民间艺术作品划定为由非洲的住民群体创作的，成为非洲文化遗产的基础部分，并且世代传承的艺术、文学、宗教、科学等方面的一切传统表现形式[5]。

以上论述，尽管可以为我们理解提供参考，但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在含义和外在延伸仍然难以厘清。对此，笔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类型复杂多样，与其划定明确客体范围，不如仅在法条中述清法律层面上该类作品的一般涵义和特点即可[6]。笔者总结后认为，这类作品特征大致如下：创作者的群体性；地域性；创作过程的延续和继承；作品的不可转移性等等。

（二）权利主体

知识产权的原始取得是以创造者的身份资格为基础的[7]，这是确定著作权归属之一般规则。而既然著作权制度要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归入其羽翼之下，那么该类作品的权利归属问题自然也就要遵循这一规则，从而我们推导可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者就应是该类作品著作权人。但是，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作品的作者往往是确定的，此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性就与该规定产生了矛盾。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同于一般文学艺术作品，他的创作过程和创作主体往往具有群体性，即是在群体的共同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的，并世世代代的在群体中继承、流传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体现的是创作群体的集体愿景和价值取向，以人们共同生活的内容为基础，以群体的共同社会实践为温床，是群体智慧的结晶。所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者呈现出群体特点，没有人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

但如果不能确定权利归属，那么与著作权有关的各类权利行使将无从下手，遑论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对此笔者认为，要保护该类作品的作者权益，必须要跨过“第一道门槛”：群体可不可以成为知识产权主体[8]？只有认证了创作群体的主体地位，著作权才能对这类特殊作品进行真正合理有效的保护。当然，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民事行为能力上的某些瑕疵，决定了其在行使权利时的诸多不便。对此，笔者认为较具有可行性的措施是建立起创作群体的代表机构，从而代表群体行使权利，具体的制度细则与本文主旨无关，在此处不做论述。

（三）独创性

从《著作权法》内容来看，其一般客体，也就是作品的构成包括独创性和可复制性两个实质要件[9]。其中独创性是指作者在作品创作过程中不依附、不隶属，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完成；作品有一定程度创造空间，当然，著作权意义上对于“新颖性”的理解不同于专利法，对创作高度的门槛放的比较低。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是集体、渐进的，在创作中溶入了大众智慧，因此违背了“独立”创作的要求。

对此，笔者并不赞同。笔者认为，虽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并非来源于特定“人”的独立创作，但确是来源于特定“群体”的独立创作。群体之所以能被称之为群体，是因为这一群人在固定的区域共同生产生活，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经历，使得这一群人有了大体上趋于一致的生活愿景、审美观念、价值取向，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就在这样的“群体”生活中逐渐演化产生，带着一抹独特的群体色彩。例如，苗族的蜡染，其独特的纹路、颜色等审美价值与苗族人民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这种集体的智力成果明显不是对现有的民间优秀文学艺术的复制、抄袭、模仿甚至剽窃，其独创性是无需置疑的。在这里，我们不能继续将著作权法上的独创性狭隘地理解个人创造，而是指独特群体特征[10]。

（四）权利保护期限

根据《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限是作者终身加上其逝世后的五十年时间。超过该期限后，著作权不在受到法律保护，作品进入公共领域，任何人都可以不征得原著作权人的同意，无偿取用。

假使我们在讨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时仍参照该规定，将会产生两个矛盾：第一，该类作品创作呈现群体特点，因而难以确认创作的起始时间，更无法确认创作者死亡时间，因此无法直接计算出作品的保护期限。第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同于一般作品，其创造往往没有具体的起止时间，往往是在不停止的延续和继承中逐渐趋于成熟的，某些作品的创造甚至需要经历千百年的浮沉。这就决定了任意带有时间限制的保护办法都不利于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对此，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可以参照《突尼斯著作权样板法》，对该类作品保护不做时间上的限制。

三、结论

民间文学艺术是一个国家在文化软实力上的重要砝码，随着文化产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迅速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不再仅仅代表着精神利益，其背后巨大的经济潜能也不可小觑。中华民族，千百年间盘踞东方，所造就的优秀民间文学艺术是为世界所瞩目的。但是目前，我国法律，尤其是私法领域对于该类作品的保护几近空白，这也间接导致了近年来，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侵权案件时有发生。因此，建立起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制度已经是急如星火。但是，要将传统著作权理论应用于该类特殊作品保护还存在着诸多困境和障碍。因此，本文对这些障碍进行了分析，并且笔者认为这些障碍是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来克服的，笔者也期待看到灿烂的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法律的坚实保护，为中华文化的繁荣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梁芳.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法保护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0.

〔2〕卡迈尔・普里文.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的保存与维护（高凌翰译）[J].版权公报（中文版），1998（4）：7.

〔3〕严永和.传统知识的国际保护[A].吴汉东.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研究[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582.

〔4〕吴瑶琼.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分析[D].厦门：厦门大学，2009.

〔5〕郑成思.版权法（修订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25.

〔6〕胡永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9.

〔7〕〔9〕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第六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0，47.

著作权保护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教案，知识产权，著作权法

一、问题的提出

2002年5月30日，重庆市语文教师高丽娅将自己所在的小学告上法庭。原告诉称：根据被告要求，在1990年至2002年期间，原告先后交给被告48本教案，被告在收取、检查教案后没有及时归还给原告。在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下，被告仅退还了4本，其余44本已被被告销毁或卖给废品站。原告认为，教案是个人智力和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学校检查之后应该退还原告，被告的上述行为侵犯了教师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通则》、《教师法》、《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诉请法院判令被告返还44本教案；赔偿损失8800元以及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但被告认为，编写教案是教师的本职工作，而教案本是教学中使用的物品，就象上课时使用的粉笔一样，学校拥有教案的所有权和处理权。在检查完教案后，可以不退还给教师，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1]该案已经历了法院驳回，原告上诉。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艰难历程，目前仍在进一步的审理过程之中。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案一经媒体批露，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由于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都没有明确的、直接的涉及教案的规定，本案引发了法律界和教育界的很多思考：教案是否具有知识产权；教案到底应归属教师还是归属学校；学校侵犯的是教案本的物权，还是附载在教案本上的智力成果权益。

二、教案的属性

1、教案的概念。教案是教师备课中以课时为单位设计的教学方案与计划。教案直接关系到上课的质量，其规格、式样、详略等均没有统一标准，可根据具体实际情况确定。教案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1）课程的基本信息。包括：教师姓名、班级、学科名称、课程主题、课程类型、上课时间等。（2）教学目标。目标所表达是预想的教学结果，通常以教学结束之后学生能够做到什么的方式进行表达。（3）教学资源准备和利用。课时计划应列出所需教学资源，包括：教科书、参考书、学习材料、视听设备、具体模型等。（4）教学进程。教学进程是指一堂课的教学内容的详细安排，其重点考虑教学中使用的教学形式和方法，是采用全班教学、小组教学还是个别教学，是用讲课、演示法、说明，还是运用讨论、游戏、提问等方法。采用何种形式与方法主要视具体情况加以综合利用。教学进程是教案的最核心部分。（5）评价学习效果的设想。评价学生是否实现了每节课的目标，是教师的一项重要工作。（6）其他可能部分。包括：教学意义、教学重点与难点、布置作业、特殊说明等。

2、教案是一项知识产品，应享有著作权。（1）《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二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一词包括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成果，不论其表现形式或方式如何，诸如书籍、小册子和其他文字作品等”，显然，教案作为教师备课中以课时为单位设计的方案与计划，付出了教师极大的时间、精力、智力与劳动，凝结了教师丰富的教学积累和深刻的思考规划，其本身又不延及思想、过程、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因而无论教案是否发表，应属一项智力成果、知识产品。（2）教案享有著作权。我国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由于教案完全可以通过书写、复印、印刷、录制等丰富各异的手段和方法予以复制，享有著作权保护的“可复制性”的要件，因此，判断教案是否享有著作权的关键在于教案是否具有独创性。所谓独创性，是指作品是由独立构思而成的属性，作品不是或基本不是与他人已发表的作品相同，即作品不是抄袭、剽窃或篡改他人的作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此也曾作出解释：独创性是指作品是由作者自己的创作，完全不是或基本不是从另一作品抄袭而来。作品的独创性是法律保护作品表达方式的客观依据，是区别不同作品的重要标志，也是作品取得著作权的最主要条件。[2]教案是教师根据各项具体情况独自选择、取舍、安排、设计、综合的结果，既不是依已有的形式复制而来，也不是依既定的程序演推而来，而是教师运用系统方法、以具体学生为出发点进行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案和结晶，更重要的是，教案真实地记载着教师各阶段的教学水平、教学经验积累的过程。作品的独创性在教案的第四部分教学进程和第五部分评价学习效果的设想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因此，笔者认为：教案具备了独创性与可复制性的特征条件，享有著作权应无争议。

三、教案是一般的职务作品，著作权归教师个人享有

1、著作权法的一般规定。我国的《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可见，一般的创作作品归作者个人享有，只有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下，代表单位意志进行的创作，其著作权才归单位所有。

2、职务作品的权属规定。我国的《著作权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一）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根据法律规定，一般作品的著作权归作者个人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作者使用外）。此外，由法律规定的某些特殊的职务作品，指主要利用单位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计算机软件、地图等职务作品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享有的职务作品，对于这种情况，作者只享有署名权，而其他权利则属于单位。[3]

3、教案是一般的职务作品，著作权归教师个人享有。结合本案可以分析得出：首先教案的写作是教师为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而编写的，完成教案是教师的一项本职工作，学校是通过收取、检查教案的方式对教师的教学进行监督；其次，根据《教师法》第八条之二的规定，教师应当履行“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的义务，可见，教师编写教案既是教师的权利，也是教师完成教学的重要义务，因此，教案具备了职务作品的特征要件，应属职务作品；再次，在一般的学校与教师签定的聘用劳动合同中，都会有“在聘用其间内，教师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服从学校的工作安排，努力完成所承担的教学工作以及其他任务”的条款，可见，编写教案就是教学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在目前学校与教师签定的聘用劳动合同中一般都没有关于教案权属的具体条款；最后，教师编写的教案，既没有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也不属于由单位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计算机软件等作品，更不是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著作权由单位享有的作品，而是教师根据各项具体实际情况独自选择、取舍、安排、设计、综合的结果，因而，根据法律规定，笔者认为：教案是教师的职务作品，属于一般的职务作品范畴，其著作权归属自然不言而喻，归教师个人享有，学校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

四、学校侵犯的是教案本的物权

1、作品与作品载体。作品是指以语言文字、符号等形式所反映出的智力创造成果。作品在借助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往往要附于某一物品上，该物品即作为作品载体，如载有小说的图书，以及载有教案智力成果的教案本等。作品与作品载体存在显著的区别。作品载体是载有作品的物质实体，属于物权保护的范围。而作品作为著作权的客体，具有无形性、永久性的特征，属于著作权保护的范围。[4]

2、著作权与物权的区别。（1）权利的客体不同。著作权的客体是知识产品，具有无形性特征，物权的客体则是实实在在的有形物。（2）权能的可分性。著作权的同一权能可以处分多次，而物权的各项权能却只能处分一次。（3）权利的保护期不同。著作权的保护期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保护期届满即丧失著作财产权。物权则没有期限，只要原物存在，物权即存在。（4）当著作权与物权发生冲突时，著作权通常让位给物权。比如一幅绘画，当物权转让给他人时，著作权通常还在原权利人手中，如果著作权人行使权利，要以使用作品原件为前提，这势必发生冲突。当二者不能达成一致时，著作权将让位物权而无法实现。[5]（5）权利的限制不同。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合理使用、强制许可等措施，物权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6）侵权形式的不同。著作权的侵害主要表现为抄袭、剽窃或篡改他人的作品，与作品物化载体无关。物权侵害的主要行为，往往直接作用于物本身，表现为侵占、妨害或毁损等。

3、学校侵犯的是教案本的物权。在本案中，被丢失的44本教案是原告教师独自选择、设计、综合、撰写以及多年积累的结果，教案本则是载有教案的物质实体，所以，综合上述分析，教案的著作权与教案本的物权理应均由原告享有，学校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而学校将44本教案本销毁或卖给废品站，其侵权行为表现为对教案本的物权的妨害或毁损，侵犯了教师的合法权利，但并没有实施抄袭、剽窃或篡改原告教案的事实与故意，因此，学校侵犯的仅仅是教案本的物权，而非教案的知识产权，应采用民法的原则和规定进行调整，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十七条“侵占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应当折价赔偿。”的规定，学校理应赔偿遗失原告教师44本教案本的损失。

结语：透视本案事实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其实主要反映了我国著作权法中职务作品的著作权权属以及相关保护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深入，由法律殚精竭虑规定职务作品的著作权权属明显多此一举，不合时宜，现实的实践早已经突破了法律原先设定的原则与框架，而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在这个问题上仍沿用原法、进展不大，笔者在此认为：职务作品的权属不妨由劳动者与单位通过劳动合同或其他方式约定，采取这样的方式将有助于避免纠纷、提高效率，符合当事者意思自制的原则与法制的人文精神。

参考资料：

[1]参见王少冗：《教案的所有权到底归谁》，载《中国知识产权报》2003年7月31日，第2版

[2]参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3]参见郑成思著：《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9页

著作权保护论文范文第3篇

近几年来，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了不少涉及计算机网络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其中以著作权纠纷案件居多，且审判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也较为突出。一些问题不但在学术界和司法界引发讨论，在社会生活中也常常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由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立法较早，实难适应对近几年涉及飞速发展的网络业著作权保护的实际要求，一些网络传输权等重大法律问题缺乏规范与定位，而且也缺乏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法律规定。这种状况对人民法院依法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十分不利。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出于审判工作的需要，社会和界出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积极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弥补相关法律的不足，以应适用法律的急需，并为全国人大网络立法积累经验。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际交流中，如何因应网络技术发展，为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提供切实有力的司法保护，也成为重要的交流内容和共同的研究课题。 这些情况，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自1999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开始重点调查北京等地法院审判涉及网络的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情况，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在总结地方人民法院审判经验，参考借鉴国外网络著作权司法保护实际作法，广泛听取知识产权界专家、学者、行政执法、立法机关以及地方法院法官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起草了审理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稿。后又经多次研究推敲，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0年11月讨论通过。 本司法解释以民法通则、著作权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为依据，对涉及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审判中需要解决又有把握解决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以解决审判实践的急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司法解释的内容，涉及了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管辖、作品数字化和网络传播后的著作权归属、侵权行为的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以及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等。现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就正确审理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谈几个问题，也算是对该司法解释的一些主要内容作一说明。 一、关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诉讼管辖问题 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仍然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2条、第29条的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实施网络侵权行为必须通过计算机设备的特点，司法解释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 侵权行为地的界定是确定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难点，以往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涉及网络的侵权案件的地域管辖问题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网络服务与对网络的使用具有无国界性等特点，使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侵权行为地的界定非常复杂。不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已经多次遇到了这一问题。例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审理瑞得（集团）公司诉宜宾市翠屏区东方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过程中，被告以北京市海淀区并非侵权行为地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一、二审法院以被告实施侵权行为必须接触原告所在地的服务器为由，认定北京市海淀区是侵权行为地，驳回了被告的管辖权异议。对此信息产业界和知识产权界意见纷纷。 本司法解释第一条结合网络的特点对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管辖作出了规定。首先，此类案件的管辖，仍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2条、第29条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这是确定管辖的一般原则，任何类型的案件都不宜突破；其次，根据实施网络侵权行为必须依靠计算机硬件的特点，对侵权行为地作出规定，即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此外，鉴于网络本身的特点，在网络上经常会遇到难以找到侵权行为人，或行为人的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地均在国外等情况，如仅规定上述两点，对保护著作权不利，因此进 一步规定：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 二、关于作品的数字化及著作权归属问题 传统作品被数字化，实际是将该作品以数字代码形式固定在磁盘或光盘等有形载体上，改变的只是作品的表现和固定形式，对作品的“独创性”和“可复制性”不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作品的表现形式应当理解为包括数字代码形式。虽然现行法律并未把数字化作品排除在著作权客体之外，但由于数字化问题是网络应用给司法实践带来的重要问题之一，法律又未作出明文、具体的规定，可能会引起理解上的困难和不一致，因而本司法解释第二条对此予以明确。 此外，该条还对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问题作出解释。作品数字化的过程并不产生新作品，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仍归作品的作者享有；数字化作品与传统作品作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也并无区别，故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的著作权的各项权利内容，同样适用于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 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对网络传输行为的定性问题。在网络环境下，数字化作品被使用的方式主要体现为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的网络传播方式。为此，1996年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增加了向公众传播权（Right of Communicationto the Public）的规定，即指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的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的专有权利。这两个国际条约的规定，基本代表了国际上对解决该问题的主导意见和办法。国内各界经过一段时间的探讨和争论，目前也已基本趋向于认同网络传播理解为作品的一种使用方式，著作权人享有以该种方式使用、许可他人使用，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王蒙等六作家状告世纪五联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就是适用上述条款认定被告构成侵犯六作家著作权的。本司法解释对这些司法实践予以了肯定。 三、关于网络环境下的转载、摘编问题 著作权法第32条第款关于报刊转载的规定，能否扩大适用于网络环境下，是知识产权法学界曾讨论的热点之一。 一种观点认为，在法律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之前，将著作权法第32条的规定适用于网络环境下，不失为目前情况下一种可行的应急措施，但在适用时，应当明确两点：一是网络上允许转载、摘编作品的范围不得超过著作权法第32条规定的作品范围（录音、录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被排除在外）；二是应当注明作品的出处。理由主要是：首先，目前报刊、网站上的作品被相互转载、摘编的情况普遍存在，著作权人的使用权和获酬权均无法实现，在此情况下应当分阶段地逐步规范网上使用作品的行为，如果简单地绝对禁止，不但社会各界、当事人一时不好适应，面对急剧增加的侵权案件数量，法院也难以承受，实际上并不能有效保障著作权人权利的行使。其次，网络的特点就在于广泛传播信息，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是信息来源的重要渠道，但在网络上 转载、摘编他人作品前确实存在着难以找到著作权人以取得许可的现实情况。第三，还应当考虑促进网络产业发展和平衡社会公众和著作权人利益等因素。司法实践部门的同志多数主张采纳此种意见。 另一种观点认为，著作权法第32条是针对报刊转载、摘编所作的规定，不宜将其简单地扩大于网络环境下。理由主要有四点：首先，上述条款关于报刊转载的规定本身就与伯尔尼公约、TRIPS等国际公约、条约相悖。其次，报刊与网络作为信息传播媒体是有区别的。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6条对发行权所作的新规定，发行必须具备作品原件或复制件所有权的转移这一要件，在网络上这一要件无法实现，故在发行问题上，报刊和网络是不同。再次，著作权法第32条 在实践中的执行情况并不好，例如许多报社以报刊转载之名义分期刊登小说作品，扰乱了文学艺术作品的正常传播秩序，所以该条款几乎成为报社、杂志社等规避法律的武器。第四，不能因为著作权人取得授权存在困难而忽略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保护，这种实际困难完全可以通过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办法解决。版权行政部门的同志等持该种观点。 经过综合考虑目前在网络上使用作品的现状以及平衡社会公众利益等方面的因素，本司法解释采纳了上述第一种意见。该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范围的，如对录音、录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进行转载，应当认定为侵权。这是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对目前在网络上使用作品现状和平衡涉及网络各方当事人权益以及社会公众利益等方面因素综合考虑的一种选择。将来著作权法如果对此有新的规定应当依照新的法律规定执行。应当指出，所谓已在报刊登载、网络上传播的作品，是指报刊、网络合法使用的作品，原来就是抄袭剽窃、违法使用的作品，当然不在被准许的转载、摘编作品的范围内。 四、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问题 该司法解释第4条至第8条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作出了规定。其主导思想是：尽量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著作权侵权的过错责任，不使其轻易承担过重的责任，以保护和促进新兴的网络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对其行为作出约束，明确其在何种情况下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以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 第一，提供连线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因其对网络信息不具备编辑控制能力，对网络信息的合法性没有监控义务，因此对他人在网络上实施的侵权行为没有主观过错，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的规定，不必承担法律责任，侵权的法律责任应由行为人本人承担。由于上述观点在国内外均无争议，故在本司法解释中未再作规定。 第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通过网络参与实施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或通过网络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属于共同侵权，应当与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由于对网络信息具有一定的编辑控制能力，因此在明知侵权发生或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后，负有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停止侵权内容继续传播的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违反上述义务的，主观上负有过错，客观上实施了不作为的侵权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与行为人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著作权人要求其提供侵权人网络注册资料的情况下，负有提供该注册资料的协助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违反了上述义务，主观上负有过错，客观上实施了不作为的侵权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第五，著作权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警告或索要注册资料请求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必须提供三类资料：一是著作权人的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法人执照、营业执照等有效身份证件；二是著作权权属证明，包括有关著作权登记证书、创作手稿等；三是侵权情况证明，包括被控侵权信息的内容、所在位置等。只要符合上述形式要件，就应当视为著作权人已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或索要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反之，如果不符合上述形式要件，则视为未提出警告或索要请求。这样规定，一方面可以方便网络服务提供者做出判断，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网络服务提供者陷入过多的侵权诉讼中。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著作权人提出上述资料后仍不采取措施的，著作权人在提起诉讼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先行裁定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人民法院应当从切实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出发，对申请人的申请予以准许。 第六，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著作权人的要求采取移除等措施制止侵权行为，是维 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合法行为，不应为此向被控侵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著作权人指控的侵权不成立，而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措施给被控侵权人造成损失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必为此承担赔偿责任，该责任应由提出不当警告的著作权人承担。 五、关于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邻接权的法律责任问题 对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仍然应当适用民法通则、著作权法等法律关于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根据著作权法第45条、第46条的规定，结合网络上可能发生的侵权形态，该司法解释第九条明确规定侵犯网络传播权、网络著作邻接权以及对明知会导致侵权后果而故意去除或改变著作权管理信息等行为，都应依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民事责任的形式，包括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停止侵权以及损害赔偿等。 对上述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追究法律责任所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款，该司法解释也作出了规定： 首先，在审理涉及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须追究行为人侵权责任时，适用著作权法第45条第（1）至（6）项关于侵害人身权、财产权的有关规定，其中著作权法第45条第（5）项中的“等方式”，应当理解为涵盖了网络传播这种使用作品方式； 其次，在审理涉及网络著作邻接权侵权纠纷案件以及在认定明知会导致侵权后果而故意去除或改变著作权管理信息等其他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须追究行为人责任时，适用著作权法第45条第（8）项的规定；认定剽窃、抄袭他人作品的，适用著作权法第46条第（1）项的规定。 六、民事赔偿责任形式如何适用问题 使用网络作品所应当支付的报酬和侵权赔偿数额标准的确定，都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但由于现行法律尚无明确的规定，为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和保证执法统一，防止滥用诉权的过高赔偿额，最高人民法院该司法解释第十条专门对此作出了规定。 同其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一样，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赔偿数额的确定和计算方法，同样也应当允许权利人作出选择，一般权利人可以选择三种方式：一是权利人因侵权行为所受实际损失，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预期应得利益的损失；二是侵权人因侵权行为 所得利益；三是定额赔偿。在前两种情况下，权利人的举证责任有所不同。如果权利人选择了前者，则其必须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如果选择了后者，由于权利人举证证明侵权人的实际侵权获利确实存在着困难，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转移的有关规定，权利人在证明了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得收入即可，对证明侵权人的成本或必要费用的举证责任，应当转移给侵权人。因此本司法解释规定：如果侵权人不能证明其成本或必要费用的，其因侵权行为所得收入，即为所得利益。 对于定额赔偿的幅度，考虑到网络著作权侵权的实际情况，本司法解释对《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所写明的5000元至30万元的幅度作了适当调整。首先，鉴于许多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所涉作品篇幅较小，故将下限调整为500元；其次，一般情况下，上限仍控制在30万元，但对故意侵权且情节特别严重的，由于网络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等特点，会对权利人造成严重的侵权后果，故上限可达50万元。 总之，人民法院在确定侵权赔偿数额时，可以根据被侵权人的请求，按照其因侵权行为所受直接经济损失和所失逾期应得利益计算；也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得利益计算赔偿数额。侵权人不能证明其成本或者必要费用的，其因侵权行为所得收入，即为所得利益。 对于被侵权人损失额不能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定额赔偿方法。定额赔偿的幅度可以根据侵害情节在人民币5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对故意侵权且情节特别严重的，故可以超过30万元赔偿，但最多不得超过人民币50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将对人民法院在审判网络著作权纠纷中如何更准确地适用民法通则、著作权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提供依据。这无疑对保障各级人民法院的执法统一，为著作权人提供更全面充分的司法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著作权保护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境外影视作品；二元保护模式；版权

一、境外影视作品的概念和内容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人们每天接触大量影视作品。影视作品可以让人们更直观的感受到作者表达的思想，具有直接性、复杂性和特殊性。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影视作品为“摄制在某种媒介上,由多项画面组成,并通过相关设施进行播放的作品”。境外影视作品是指在境外首次公开的影视作品，与作者国籍无关。引进和传播境外影视作品，需要通过相关部门审查。以是否通过审查为标准，可以分为两类：引进版影视作品和原版影视作品。前者性质与境内影视作品无异，享有和境内影视作品同样的法律保护。后者因具有违禁性，不享有同样的法律保护。境外影视作品具有与境内影视作品一样的版权权利，主要包括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两方面。精神权利的保护即使作品忠实于作者的真实意志，保持作品的完整性。经济权利的保护即作者利用其作品获取利益的权利。

二、境外影视作品著作权保护模式

（一）一元保护模式的内涵与弊端

一元保护模式，即仅承认和保护合法作品著作权的模式，符合原《著作权法》的立法理念。未通过相关部门审核的作品的著作权在一元保护模式下得不到承认，具有违禁性质。《著作权法》颁布后，一元保护模式引起很大争议。关于“违禁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权，学界存在两种学说，包括无权说和有权说。部分支持无权说的学者认为，“违禁作品”具有违法性，没有通过审核，其著作权不应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部分支持有权说的学者认为，无论是否为“违禁作品”，都应当享有著作权。其中无权说成为主流。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案值得我们进行深刻反思。在一元保护模式之下，法律不承认未通过审核作品的著作权，侵害了作者的利益，不符合国际法规定，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一元保护模式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我国应推行对境外影视作品的“二元承认与保护理论”，并对该理论进行完善。

（二）二元保护模式产生的背景及内涵

2007年，美国政府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出就我国相关知识产权规定进行磋商的请求。主要理由为: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违反了TRIPS协议以及《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在该法条规定下，未经过事先审查的境外作品的著作权得不到我国法律的承认和保护，这与《伯尔尼公约》第5(1)条存在冲突。最终,专家组对美方的请求给予了支持。对此，我国立法机关将《著作权法》第4条改为“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和管理。”《著作权法》第4条的修改表明对境外原版影视作品版权的二元保护理论得到了法律上的确认。二元保护理论是指在版权自动取得原则的基础上，境外原版影视作品自动享有著作权。该理论的核心即对境外原版影视作品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予以区别保护。在精神权利方面，虽然境外原版影视作品未经过审核，不能通过国内平台进行传播，但作者的著作人身权依然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当作者的人身权受到侵害时，可以依法行使民事赔偿请求权。在经济权利方面，因为作品本身不得在中国境内传播，所以因财产权受到损失而提起的赔偿请求权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在二元保护理论下，境外原版影视作品在我国依然具有“违禁性”的属性，在国内的流通仍受到我国法律的限制。二元保护理论不是实质上的保护，而仅是形式上的保护，即虽承认其享有著作权，但不能在国内传播，获得的经济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因此，境外原版影视作品的作者所享有的著作人身权中的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权利被法律完全保护；发表权由于同时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属性，应受到法律的限制；著作财产权中的复制权和传播权只能以消极的方式行使，只有当权利被他人侵害时才能要求公力救济。

三、境外影视作品著作权保护完善

（一）对法律做出进一步完善

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4条建立了二元保护理论体制，然而，在具体监督和管理方面依然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之所以国家对境外原版影视作品的传播进行限制，原因在于这些未经过审核的作品可能含有不合法或者不道德的内容，带来不好的影响，违背公序良俗。但其著作权应当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对此应当以法律形式做出明确规定。有的学者认为，第4条应当修改为“权利人行使著作权时不得违反法律和政策以及公序良俗。依法禁止出版或传播作品的著作权人不得擅自进行传播行为。也有学者主张修改为“: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其署名权等人身权利受本法保护，其发表权等经济权利不受本法保护。”上述建议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实行三审合一程序

境外影视作品著作权侵权案件往往会同时发生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审判机关在处理这三类纠纷时适用的程序和标准并不统一，各自均具有独立性。独立审判模式不利于案件审理的正常衔接。针对这类案件，我们可以尝试刑事、行政、民事审判庭合一的“三审合一”新型审判模式。这种模式在国际上已有先例，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减少了审判机关的重复劳动，提高了司法效率，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得到推广。“三审合一”的新型审判模式打破了原有的审判思维定势，实现了司法效益最大化，更好地推动境外影视作品版权二元保护的实现，值得借鉴和试用推广。

四、结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化消费的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著作权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学者们重视。只有找到符合现实状况的理论来指导我国著作权立法和司法实践，才能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切实保护权利人的权益，将我国著作权保护水平推向更高的层次。

参考文献：

[1]李冬梅，丛胜男.论境外影视作品版权的二元保护[J].行政与法，2012（4）

[2]陈雪平，于文阁.对我国《著作权法》第四条的再认识及修改建议[J].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1)

著作权保护论文范文第5篇

    科学论文、技术说明、设计图、示意图等科技作品既受著作权法所保护，又为专利法、合同法等法律所保护，但这些法对其调整的侧面有所不同。著作权法保护的是科技作品的形式，将论文、技术说明、设计图、示意图印刷出版，应为著作权保护。而专利法、合同法等法律保护的则是科技作品的内容，科学论文、技术说明、设计图、示意图等科技作品所反映的科技成果，受科技成果权保护。

    与著作权只保护作品的表达形式而不保护思想内容相反，科技成果权所保护的恰是科技作品的内容。将受著作权保护的科技作品开发为实用技术，按照科学论文、技术说明、设计图、示意图制造产品，进行生产，这由科技成果权保护。科技作品的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阻碍该作品涉及的科技成果权的行使。例如，一个科学家有权禁止他人翻印自己的专著，但无权阻止别人运用他在科学专著中阐述的原理开发实用技术。一个工程师可以对他绘制的设计图享有著作权，但不能妨碍他人根据该设计图制作机器。

    著作权人行使科技作品的著作权，有时会与该作品涉及的科技成果权的行使相交叉。例如对设计图的改编，按照著作权法需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但设计图作为科技成果又为合同法等法律所调整，在生产领域任由使用人改编，均不属剽窃、抄袭。在这种情况下，科技作品的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能对抗该作品涉及的科技成果权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