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管效率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税收收入；税收征管效率；税收增长；GDP增长；技术效率

中图分类号：F812.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8-0020-06

一、引言

自1997年以来，我国税收一直呈现高速增长态势，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往往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税收超GDP增长也成为学术界近年来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其中，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是否伴随着税收征管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如何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进行定量测量?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是主要源于征管技术的变化，还是源于管理水平的变化?这些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研究者围绕征管效率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杨得前(2008)利用1994-2005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定量测算。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效率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为28.11％。税收征管效率的提升是税收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德祥、李建军(2009)以随机前沿函数为基础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参数方法主要是通过数据拟合求得模型中各参数，从而计算效率值。其主要局限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如果设定的税收产出函数与实际相差甚远，则必然导致最终测算结果出现较大误差。二是设定的模型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从而使参数方法无法使用。

与参数方法相比，非参数方法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无需对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进行设定。它主要包括DEA和自由处置壳(FDH)等方法，其中又以DEA应用最为广泛。如孙静(2008)基于传统DEA方法对湖北省若干市的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测算。传统的DEA方法的局限在于：一是无法对DEA有效点与弱有效点进行准确区分；二是无法对效率提高的程度进行准确计量。

此外，一些研究者对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这类研究虽针对性较强，但在理论上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为更进一步揭示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及其成因，本文以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生产效率指数法对我国税收征管动态

于1，则表明它是生产率提高的根源；如果小于1，则表明它是生产率下降的根源。

(二)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

征税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投入一产出过程，征税过程中的投入主要包括税源数量、税源质量、税务机关投入的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物力及财力，其产出主要是税收收入、纳税服务等。合理地定义投入与产出，是正确利用Malmquist指数计量征管效率的一个关键问题。借鉴杨得前(2008)、王德祥和李建军(2009)选择的指标，本文中选取的投入指标有：

1　税源数量。税源可以从宏观、微观等不同的层面来理解。从宏观层面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只能来源于对GDP的分割。所以，GDP是能够较好地代表宏观层面的一个税源指标。但由于我国目前第一产业提供的税收较少，因此，采用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来反映税源数量更为合适。

2　税源质量。税收不仅受税源数量的影响，而且也受税源质量的影响。在税源数量相同的情况下，税源质量越好，最终的税收产出越多。营业盈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因此，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能够近似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效益水平。本研究用其表示税源质量的高低，其比重越大，说明税源质量越好。

3　人力资本数量。任何税法在实施过程中都会产生管理费用。它主要是税务机关为保证税法的顺利实施而付出的各种费用。如税官的薪酬、津贴、办公经费、差旅费等。征税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活动，税务人员数量的多少会对最终的税收产出及管理成本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税务人员数量作为一个投入指标。

4　人力资本质量。在税收征管过程中，人员素质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税收征管的质量与效率，而受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本研究用各地税务人员中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所占比重作为人员素质高低的替代变量。

由于各省税务机关的办公经费没有较准确的统计数据，因此，本文没有将其列为投入指标。税务机关的产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税收收入，二是纳税服务。但是，由于在对纳税服务的定量测量上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因此，本文没有将纳税服务作为一个产出指标，而是仅将税收收入作为税务机关的产出指标。

三、数据与实证

本文使用1997-2007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其税收征管效率及其提高进行

测算，在研究中没有将作为样本，其原因在于税务统计年鉴中没有地方税务机关人员构成的相关数据。其中，税务部门征收的税收收入、税务机构人员数、教育程度数据取自于1998-2008年《中国税务年鉴》；各地区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取自于1998-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1997-2007年各地税务机关的投入产出数据，而仅列出了分析结果。采用DEAP 2.1软件对1997-2007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情况进行计算，并将Malmquist指数分解为技术变化指数(TECH)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FF)，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PECH)和规模效率指数(sECH)。结果报告在表1、表2和图1中，从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判断。

1　从总体来看，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其具体表现是，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年平均提高3.6％，技术变化指数平均提高8.4％(此为所有指数中变动最为显著的一个指数)，综合效率指数平均下降4.4％，纯技术效率指数下降3.6％，规模效率指数下降0.9％。在分地区方面，从税收征管效率指数来看，1997-2007年，除河北、安徽、湖北和湖南外，其他地区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来看，除上海外，其他地区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从技术变化指数来看，所有省(市、自治区)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

2　经济发展水平对征管效率有显著影响。从表1可以看出，1997―2007年，税收征管效率提高幅度排名前6位的依次为：江苏、上海、北京、山东、天津、广东。征管效率提高较快的多为经济发达省份，这表明征管效率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发达省份的税务机关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税收信息化建设中，从而有效提高税源管理与监控能力；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税源数量较充足，税源质量较好，纳税大户多，这些都有利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

3　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税收征管中新技术的采用。从表2和图1中可以看出，1997-2007年，在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下降和技术变化指数上升的同时，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所以，技术变化指数的上升是引起征管效率提高的最重要原因。另外，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的下降表明了组织管理水平在1997-2007年间呈下降趋势，技术变化指数的上升则表明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至此，可以得出结论，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税收征管中新技术的采用，而不是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

4　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的下降。从表2可以看出，1997-2007年纯技术效率指数平均下降3.6％，而规模效率指数变化不大，平均下降0.9％。由于纯技术效率指数反映了生产中现有技术利用的有效程度，因此，纯技术效率指数的下降说明新技术在税收征管中的有效利用程度在下降。另外，组织管理水平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税收管理中现有技术利用有效程度的下降，而不是规模效率的下降。

四、对征管效率提升原因的进一步讨论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平均每年提高3.5％，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是我国税收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税收征管中新技术的采用，而不是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税务机关开始把计算机技术引入税收管理的各个环节，使税收管理实现了由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向现代化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1998年后，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了“科技加管理”、“信息化加专业化”的总体改革思路。1998年初启动的“金税工程”二期、2003年10月开始的“金税工程”三期都显著地提高了税收管理的信息化、网络化水平，有效提高了税务机关监控税源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税务机关税源管理的效率，降低了税源管理的成本。从表2可以看出，2003年也是征管效率指数和技术变化指数最高的一个年份。另外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增值税的征收率由1997年的44.6％上升至2006年的86.26％。

1997-2007年我国税务机关组织管理水平呈现出下降趋势，其根本原因是在税收征管中，我国在引进新技术的同时，忽视了对新技术的充分利用，忽视了合理处理好人与先进技术、设备的关系，强调了科技兴税，淡化了人的能动性的发挥，进而导致相应的管理没有同步跟进。其具体表现是一些税务部门对税收信息化的应用仅仅停留在对手工劳动的替代上，现管信息系统的强大信息处理能力还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征管效率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税收效率；税收经济效率；税收征管效率；税收制度效率

税收是政府依据其国家管理者的身份对社会再生产产品的二次分配，政府对社会再生产进行二次分配实质是将社会财富在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间进行重新配置，这种资源的二次配置对各社会经济主体都将产生深远影响，这也是评价税收效率的重要内容。税收效率是政府对私人部门的征税所引起的对资源配置以及社会制度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税收所引致的收入再分配产生的各种成本与效益的比较。税收效率分析的目的在于分析税收活动对经济影响、税收征管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影响。税收效率包括税收经济效率、税收征管效率和税收制度效率三个方面内容。

一、税收经济效率

税收经济效率是从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角度对税收制度的考察，税收除了使纳税人的收入减少外，还会导致纳税人在资源配置中的选择，歪曲消费者对消费品和生产者对生产要素的选择，这被称为超税负担。税收对社会经济主体以及整个社会就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由于政府课税，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减少，造成了福利损失。当然，政府课税能带来社会经济福利的增加，如果国家通过税收提供的公共产品产生的经济效应小于给纳税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这样的税收就产生了负的效应，这种负的效应属于税收资源配置上的超税负担；二是税收对经济运行产生的超税负担。税收改变了商品的相对价格，影响了经济主体的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这时税收就产生了经济运行方面的超税负担。对税收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方面产生的超税负担的分析是税收经济效率关注的重点。当然绝对中性的税收是不存在的，税收经济效率分析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市场机制的人为干扰，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而在此基础上，把握好税收额外负担的量与度，有效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最大程度的增加额外收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

二、税收的征管效率

税收征管效率是指税收本身的效率。税收是以国家法律法规形式征收的，代表了国家的意志。税收征管效率也叫税收征收效率，是指努力使税收行政优化，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征税对产业活动的额外负担，以最少的征收费用或者最小的额外损失取得同样或较多的税收收入。税收的征收需要大量人力资源和信息收集成本，现代税制结构也日趋复杂，庞大的税务机构和人员构成了税收行政支出成本，这部分费用虽然不构成税收的直接支出，但也间接由纳税人负担的。

税收征管效率是税收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从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两方面来考察。征税成本是税务部分为取得一定数量的税收收入所发生的各项开支，比如税务机关的各项办公费用和人员经费的支出、税务部分设备的购置和日常办公经费支出等。纳税成本指纳税人为了缴纳税款而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例如，纳税人完成纳税申报所花费的时间和交通费用，以及雇用税务顾问、会计师所花费的费用等。此外，由于税制体系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在税收实务过程中，还存在纳税人为了合法纳税带来的税收遵从成本，比如为了解税收相关法规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等。纳税人无论对税收的遵从还是偷逃税，都要发生对税收法规的信息收集成本以及税务咨询和等成本，这些成本构成了税收的遵行成本。相对于征税费用，纳税费用的计算比较困难，因此，有人把纳税费用称为“税收隐蔽费用”。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和纳税人的纳税成本二者统称为税收成本，它代表一定时期内国家为筹措税收收入而加大社会的全部费用或损失。税收征管效率的高低同税收成本的大小密切相关，现代税收理论十分重视对征管效率的研究，信息社会到来以后，如何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征管效率是税收实务界研究重点。

三、税收制度效率

制度并不是只限于经济，制度就是在人类社会当中人们行为的准则。人们依靠制度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制度包括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法律，法规等。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种种现象和经济主体的运动都有其内在发展的规律性，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必须与之相适应，税收制度亦是如此。

在讨论地方税收制度效率之前，借鉴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制度和制度效率先进行初步分析。纵观制度经济学发展的相关理论，对制度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凡勃伦从心理学角度对制度进行界定，他认为，制度是由人的心理动机和生理本能所决定的思想和习惯形成的，因而制度不过是一种思想习惯或精神状态。康芒斯认为，所有的社会活动主体的话动的共有原则或多或少是个体行动受集体行动的抑制，这种对一个人的行为的控制，其目的和结果总是对其他的个人有益的。在此基础上，康芒斯提出了他的制度概念，他认为制度的实质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2]

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制度的设计和产权安排来实现的，制度效率的高低对资源配置产生重要作用。经典作家也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辨证统一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关系具有反作用力，社会制度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社会制度能否适应所处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发作用力。地方税体系作为现代财政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与一国社会经济背景和财政管理体制相适应，地方税效率高低对促进我国各地经济协调发展，提高资源合理利用水平意义重大。

Douglass C.North认为，制度包括：（1）以规则和管制形式对行为施加的一系列约束；（2）检验行为是否偏离了规则和管制的一系列程序；（3）一系列的道德和伦理行为规范，它们定义了规则和管制可选择的订立方式和实施方式。上述制度框架是建立在三个基础假设前提之上的，即，（1）个人行为假设；（2）订立和实施作为合同基础的规则要花费成本的假设；（3）思维形态改变最大化行为的假设。青木昌彦基于博弈理论对制度和制度变迁进行了分析。在对传统博弈理论进行修正，在传统博弈理论假设，博弈参与人和分析人对博弈过程的客观结构有着彻底认识；青木昌彦放弃了传统博弈论的假设，相反，他认为，博弈参与人对博弈过程的客观结构只拥有有限的了解。基于此，青木昌彦将制度定义为“参与人主观博弈模型中显明和共同的因素――即关于博弈实际进行方式的共有信念”，当这些主观博弈模型所导致的行动决策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一种普遍的认知危机便会随之出现．并引发人们寻找新的主观模型，直到新均衡实现为止。理解制度变迁过程就等价于理解参与人协同修正其信念的方式。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能够分析技术和环境变化、政治因素、法律条文、创新试验和文化遗产等等方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当然这―切必须在我们分析了共时性问题之后才真正有可能进行[3]。所有组织活动的原则或规则都或多或少受个人受集体行动的控制。组织本身是一种制度，也是制度的产物。在康芒斯的理论中，集体行动的种类甚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有组织，如家庭、公司、控股公司、同业工会、联邦储蓄银行甚至国家。所有这一切集体行动的共同特征在于个人的行动受集体行动的制约。

从上述分析分析可以看出，对制度内涵的理解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制度是一种社会活动的规则，是由各类组织创造的，用于约束组织个人的活动规则。制度构成要素包括交易成本、产权、国家和契约等因素。制度效率的提高有赖于制度效率因素能否适度运行。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生产活动。其二，制度与人的行为、动机和心理有密切关系。汉密尔顿指出，一种制度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或某种广为流行的、经久不衰的行动，制度根植于人群的习惯或风俗。从根本上看，传统意识形态对制度创新的作用就在于人们的制度选择总是基于一定的价值判断或价值观念，而人们的价值观念总是受他们的文化传统所制约和影响的。作为组织中的个人的行为必须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活动的。经典作家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应该有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之想适应。所以决定上层建筑（包括制度）在内的应该是生产力因素。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统一关系中，离不开人的主管选择，所以马克思说“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制度作为人主观选择的产物必然要受到人主观思维的影响，与人的心理有密切关系，因此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文化的一部分，可统称为意识形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西方经济学建立在人的经济人理性选择基础上，人的动机和心理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最大化效用，但人对个人最大利益的追求是建立在一定规则制约背景下的，这些制度的约束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必要前提。其三，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制度是为一定的组织内全体人员制定的，而不是为某一个个人服务的，制度是一种公共规则，尽管在制度的某些阶段，制度只为少数人设定，但大多数情况下，制度的依从少数服从多数的运行原则，因此，制度与一般公共品不同，制度具有排他性的原则。

地方税收制度是基于财政分权理论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对地方税制度效率的研究也应该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研究不同地方税制变迁带来的交易成本与效益的对比变化。税收的制度效率是指税收在社会公平、道德伦理、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效率。现代社会中，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实际上是一国政治体制、历史文化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地方税制度效率的定性研究可以从制度层面找到促进一国地方税效率提高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凡勃伦,蔡受佰译.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39.

[2]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90.

征管效率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征管效率 影响因素 实证

个人所得税在我国已经成为第四大税种，但从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情况来看，其效率却依然较低，使得个人所得税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调节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如何提高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是当前个人所得税征管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个人所得税制进一步改革与完善的要求。而在实证个人所得税征管理论模型前，我们首先应对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有一定了解。

一、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主要指税务机关在个人所得税征税过程中所达到的行政效率。具体来说，就是税务机关在个人所得税征收中，以尽可能少的征收成本征取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从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的概念可以看出，税收征收机关是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的实现主体，征税成本与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直接相关，税收征管活动的产出较大程度地影响着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而税务征收机关与征税成本、税收征管活动的产出，细化来说又会受到税务征收机关制度、税务征收机关人员构成、人员能力等影响。不过，在个人所得税征管实践中，人均征税额、税收努力指数等也是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主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都较难对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进行完整地反映。通过实证分析，将可以使影响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因素更加明晰。

二、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影响因素理论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变量定义

选取我国1998年-2014年各省数据，通过随机前沿分析技术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考察。

（二）实证模型

税务机关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是一个生产过程，即存在“投入-产出”过程，根据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可构建出以下税收模型：

1ntrit=[β0]+[β1][1nfiit]+[β2][1nsiit]+[β3][1ntiit]+[β4][1nosit]+[β5][1ntnit]+[β6]T

+[β7][1nfiit][1nsiit]+[β8][1nfiit][1ntiit]+[β9][1nfiit][1nosit]+[β10][1nfiit][1ntnit]

+[β11]T[1nfiit]+[β12][1nsi][1ntiit]+[β13][1nsi][1nosit]+[β14][1nsi][1ntnit]

+[β15]T[1nsi]+[β16][1ntiit][1nosit]+[β17][1ntiit][1ntnit]+[β18]T[1ntiit]

+[β19][1nosit][1ntnit]+[β20]T[1nosit]+[β21]T[1ntnit]+[12][β22]（[1nfiit]）2

+[12][β23]（[1nsiit]）2+[12][β24]（[1ntiit]）2+[12][β25]（[1nosit]）2

+[12][β26]（[1ntnit]）2+[12][β27]T2+[vit]-[uit]（1）

其中，i与t分别代表着各个省与样本实践，tr表示书屋部门对个人所得税征收收入，fi、si、ti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tn表示税务人员人数，T表示技术，[β]为各变量系数。从研究可知，除税务人员、征管技术外，税制因素以及经济社会环境也是影响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的因素。

而根据社会环境与税务人员特征，又可建立以下模型：

mit=[δ0]+[δ1][fr]it+[δ2][edu]it+[δ3][age1]it+[δ4][age2]it+[δ5][age3]it+[δ6][pgdp]it+[δ5][ptr]it （2）

其中，[fr]表示税务征管人员中女性比例，[edu]为人员学历中大学以上比例，[age1]、[age2]、[age3]分别代表税务人员35岁以下、36-45岁、46-55岁比重，[pgdp]表示人均[GDP]，[ptr]指税务人员人均管理范围。

（三）结果分析

实证研究显示，我国各地区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效率整体均不高，提升空间和要求依然较大；税务人员中，受教育水平对征管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年龄在36-45岁左右的人员征管效率更高，考虑因该阶段人员个人所得税征管经验丰富；女性税务人员征管效率更高，考虑与女性人员工作更为耐心、细致有关；人均[GDP]对税收征管效率影响不大，即虽然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征管效率，但并非主要因素；[ptr]与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明显正相关，说明人均管理人口范围适当提高，有利于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的提高。

三、结束语

重视和提高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不仅是治税效率的要求，同时对个人所得税税制来说也是其改革深化的基本条件。通过对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实证研究发现，税务机关人员数量的增加，反而会降低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效率；而税务机构中增加女性构成，则对征管效率的提高比较有效；同时个人所得税征管人员的年龄也影响着其征管效率。

在税务局征管工作中，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正在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提高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可适当地减少税务人员数量，整合个人所得税征管资源，优化税务机关内部组织管理；适当增加个人所得税征管中女性人员构成比重；充分发挥36-45岁年龄段个人所得税征管人员的中坚作用，有这些经验丰富的人员引导和培训经验不丰富的税务人员，促进税务机关个人所得税征管队伍素质的整体提高。此外，可制定严格的处罚与激励制度，对个人所得税现代化征管手段不断增强以提高其信息化水平等，通过全方位的措施为个人所得税征收提供保障，从而提升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

参考文献：

[1]王士新.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若干问题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2：13-14

征管效率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管理者；背景；性格特征；投资效率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和股利政策是财务决策的三大方面，与融资决策和股利政策相比，投资决策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投资活动是企业生命力的表现，因此对投资效率的研究就有了重要的意义。投资效率是指企业投资所取得的有效成果与所消耗或占用的投入额之间的比率，也就是企业投资活动所得与所费、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从财务学观点看，只有当投资收益率和内含收益率相等时，投资才是有效率的。前者小于后者，说明投资过度。反之，则投资不足。

2 投资效率的测度方法

3 管理者背景特征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传统的研究主要从财务角度，如融资约束，自由现金流，公司治理，股利政策，会计信息质量，以及从企业性质或社会关系角度，如政企关系，政治关联，政府干预，企业产权性质，控股股东，独立董事等来分析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某些投资现象并不能得出相对一致的结论。例如，由于企业内部管理者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金股利的发放可以向市场传递有效的信号，帮助投资者更好地做出判断；但现金股利对投资效率的这种影响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这种信号传递的模型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与其他因素共同影响着投资效率等。

现代企业的特征是管理者和所有者的两权分离，由于两权分离的出现，当企业中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的时候，管理者有可能进行有利于自己，而非有利于股东的投资项目。通常学者们在研究时，也都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都把管理者看成是同质的，这和实际情况往往是不符的。然而，正是由于不同管理者存在的异质性，导致他们的行为选择上存在差异性。随着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的深入，传统的理论已不能很好地解释某些投资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焦点转移到管理者本身的背景特征上，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对某些投资现象进行解释。管理者本身的背景及性格特征上存在差异，可能会对其进行的投资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管理者的背景特质表现在一个企业中就表现为企业的“性格”，它对企业的方方面面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这些背景特征主要包括管理者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专业，工作经历，任期等。

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解释投资现象的研究方式在我国近年来开始盛行起来，但是在国外已经盛行了相当长时间。最早由Hambrick & Mason（1984）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认为企业的高管团队的背景特征对公司的投资活动有显著的影响，如今该理论已经成为管理学界的重要理论，并且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

3.1 管理者年龄

从生理结构分析，男性和女性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女性更加偏向于感性，而男性相对来说思考问题的方式更加理性。姜付秀等（2009）研究发现董事长的性别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对投资效率有不同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董事长更具有经理人的特质，女性董事长比男性表现的更加激进，其投资支出就表现出女性购物消费的激进特质。而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企业很大程度上为董事长所有，性别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就没有国有企业那么明显。一般的，我们在进行投资效率分析的时候，在考虑了经典财务理论分析的因素之后，性别因素会起到很好的辅助解释作用。

3.3 管理者受教育水平

具体而言，在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管理层背景特征中，管理层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负相关关系无论对公司的管理层还是董事长，无论对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而言都是成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提高公司高管的受教育水平将有助于降低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3.4 管理者任期

3.5 管理者风险态度

征管效率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DEA；Malmquist指数；税收征管效率

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10年我国税收收入约为7.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3%：2015年，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110604亿元，比上年增长6.6%，但是我国税收收入增速呈现明显下滑态势。税收收入的长期持续增长的态势除了经济增长、税制调整等因素外，税收征管效率的提升也是重要原因。对我国地区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效率的准确测评，有助于优化税收征管，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使税收各项职能有效发挥。

本文从税收征收的“投入”与“产出”匹配效率的角度，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整合2010-2014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对全国和各地方的税收征管的效率进行测度，并提出进一步提高税收征收效率的对策建议。

一、税收征管效率评价方法及指标选取

（一）评价方法的确定

1.DEA（Dataenvelopeanalyse）即数据包络分析，不必要对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做出界定，它是以际决策单元（又称“DMU”）为基础，利用线性规划技术进而得到各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的方法。本文采用BCC模型测定在设定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对2014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测度，以此评价这30个的税务机关税收征管效率的情况。

2.Malmquist指数法。本文采用假设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并将Malmquist指数分解为技术变化指数（TECH）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FF），技术变化指数反映了生产中技术进步的情况，而技术效率变化则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组织管理水平的变化。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PECH）和规模效率指数（SECH）。在一定时期内，若Malmquist大于1，则代表全要素生产效率较上一时期有提升，反之则下降。

（二）指标体系的选取

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应从投入（x）和产出（Y）两个方面来选取。投入指标可以划分为税务机关自身的投入要素和不可控的环境因素。具体来说如下：

1.税务机关投入要素。税务机关的投入主要包括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由于税务部门的物质资本投入相关资料难以获得，在进行效率评价分析时不纳入指标体系之中。另外，人力资本的投入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税收征管效率，所以本文选用税务机关职工总数（X1）和人员素质（大学及以上学历者所占比重）X2作为投入指标进行分析。

2.不可控环境因素。首先，从宏观角度上面来看GDP是最大的税源，考虑到取消了农业税之后第一产业基本不交纳税收，所以选择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总额（X3）作为投入指标。其次，考虑到各个决策单元选取时其税务机关税收管辖范围人数的差异，运用人口和税务人员之比（X4）来测度。最后，经济开放程度不同，企业和个人的观念和行为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对税收征管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选用外商投资资金利用情况指标（X5）来表示税务机关所在地的经济开放程度。

3.产出指标（Y）。本文选择每年税收收入额作为产出指标，应该包括征管所得税收和追缴欠款收入，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将各地区的国税、地税的总收入量作为输出指标，暂不将欠缴税款纳入考虑。

（三）指标数据的获取

本文旨在通过2010-2014年的数据对30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收集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相关各期和各省市统计年鉴数据。另外，在区域税收征管效率的效率比较上，基于《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方法，将这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为东部11个省（直辖市），中部8个省，西部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具体见表2。西部地区的选取上没有包括，是因为在税务统计年鉴中没有税务机关人员构成的有关数据。

二、税收征管效率的实证估计

本文旨在通过2010-2014年的数据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收征管的效率在横向和纵向上进行比较，运用DEAP2.1软件对模型进行测度。

（一）各省税收征管效率的DEA相对有效性

本文选取2014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的截面数据进行横向比较。通过DEAP软件将原始的投入和产出指标的相关数据导入之后，运用BCC模型不仅可以测定各省整体上是否为DEA相对有效，而且还可以从中得出非技术有效的地区是由于纯技术效率偏低还是由于投入规模不当引起的。

通过软件计算的结果显示，综合效率为1即税收征管相对有效的DMU有9个，还没达到全部地区的三分之一，这说明这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征管税收收入与当地的资源投入和基本经济状况相匹配。另一方面，技术效率为1的决策单元有12个，说明这些地区对资源投入已经得到了充分利用。另外，有18个决策单元的纯技术效率小于1，说明这些地区的投入存在冗余的现象，资源存在浪费。规模效率为1的决策单元有9个，说明这些地区的资源的投入已最优的规模。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全国整体情况来看，无论是东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综合效率都小于1说明税收征管效率非相对有效，仍有待进一步的提高，但是技术效率都处于较高的水平。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是最高的，西部地区的综合效率高于中部地区。

由上述结果可以看出：

1.经济发展水平对税收征管效率有重要影响

税收征管效率的差异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化的特点，综合效率较高的省份均为经济上较为发达省份，而综合效率低的省份多为经济欠发达省份。这是因为经济上发达的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税源数量较充足，税源质量较好，纳税遵从度较高；另一方面，经济越为发达的地区税务机关的招收标准越高，人员的素质较高，工作效率较高；不仅如此，经济上较发达省份的税务机关有较多的资金用于现代税收信息化，这些都将极大地提高征管效率。

2.税收征管技术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本文测算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只有12个省份的税收征管处于效率前沿面，其他省份的技术效率均小于1，这说明现有税收信息化的技术潜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可能是因为一些税务机关在当前税收信息化的M程中没有加强税务机关人员的培训，忽视了“人”与“机”的有效结合，没有实现税务工作人员的专业化，不能切切实实地发挥税收信息化的作用。此外，税务人员数量过于庞大是造成征管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二）税收征管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Malmquist指数分析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2010-2014年在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下降和技术变化指数上升的同时，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所以引起征管效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变化指数的上升。另外，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的下降表明了组织管理水平的下降趋势，技术变化指数的上升说明新技术的进步使得我国税收征管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三、研究建议

（一）注重税收征管的区域协调

税收征管的区域化的特点虽然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但是还是要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提高我国整体的税收征管效率，一方面税收征管机关内部的区域交流和协调应该放在重要的位置，及时地分享优秀的税收征管的制度、方法和手段缩小地区间的差异，促进征管效率低的地区加速提升其征管水平，另一方面，从总体上加强对地区相关征税管理效率的考察和监督也是国家税务总局应该着手实行的。

（二）控制税收征管单位的人力资本投入

目前我国税务机关的人力资本投入不仅表现为在数量上的冗杂，而且体现为征管人员的素质水平较低的双重问题。要提高征管效率，应该精简人员、节约资金提升征管投入绝对量使用效率。要控制税收征管的人力资本以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应该控制征管单位工作人员绝对数量特别是低素质人员数量上着手，并且需要加强对征管人员进行教育、培训等提升征管人员素质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