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经典著作范文第1篇

一旦形成一套完整的思想，学生对经典名著的阅读就会产生质的变化。以人教版高中教材为例:五册必修为了考虑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类型的文章，所选的关于孔孟的文章仅有《寡人之于过也》和诗歌散文鉴赏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以及必修一后名著导读提到《论语》，重大篇幅都体现在先秦诸子散文选读中的相关选段，例如《当仁，不让于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贵》等文章。如果按教学任务的安排，学生在高一和高二上学期接触这两部经典的机会并不多。如果语文教学中要加强经典名著的教学，那么在教学中就应做出适当的调整改变，把两部经典名著的内容按不同分量放在每堂课的课前，利用3—5分钟诵读一段经典并不定期地进行总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坚持一段时间，形成一种学习惯性后心理上就会慢慢接受经典阅读。时间拉长加上系统性整合，就会使学生慢慢实现“要我学”到“我要学”的思想行为上的转变。

二、充分利用学校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加强学科间的交流合作

在高中教学中，语文、政治、历史等涉及传统经典文化学科的教师较多，可以通过各学科对《论语》等传统文化主题的共同研究和从不同角度的解读，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解读经典思想，向学生传递优秀文化。同样是儒家传统思想的教育，历史教师可从古代史《诸子百家争鸣》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角度，来解读经典思想的碰撞和儒家思想逐步形成的过程。而政治教师可以用哲学思辨的角度，客观看待与解析儒家思想产生的时代要求与社会作用，从而让学生能辩证地分析看待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体会到传统文化的强大作用。而同样是解读经典《论语》，语文教师除了践行字词积累、文言翻译，了解基本内容等工具外，分析主题思想，结合现实展开思想教育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使命。所以，如果教师不把经典名著学习看成是单独语文教学的任务，而是把经典名著看成是各个相关学科知识的一个交结点，改变孤军奋战的局面，那么通过各学科的通力合作，形成更强大的教育合力，学生学习经典的热情必然会大大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也必将有明显的提升。

三、把校园文化作为经典教育的重要载体，在校园文化中注入经典的思想，引导学生利用经典解读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是一个学校的核心灵魂，各学校的校训及校园文化很多来自于经典，在具体解读中注入了时代的血液，如果能深入解读校园文化，让学生了解文化背景与内涵，不仅能增加学生爱校、爱国、爱真理的情感，而且对经典名著教学来说也是一条很好的解读途径。例如复旦大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就是来自《论语》中子夏的言语，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积极进取的学习思想时刻激励着复旦学生。经典就是现实哲理的沉淀。同样的，作为高中学生，应从校园文化中去解读经典，如果教师组织引导到位，也不失为一种学习经典的良好渠道。例如某校的文化核心是“协和”，其校训是“协爱正德，和美善真”，相关“协和”的字眼在校园中处处可见，那么语文教师就可以在学生每天可见的字眼当中通过经典解读来加强传统思想的教育。通过校训的来源:《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及其所表现的儒家和谐思想，让学生了解到其中很多的文化理念就来自传统的儒家思想，“协爱正德，和美善真”等字眼融入了儒家“仁、礼、智、廉”的基本思想，在践行校训要求的同时，其实就在学习传统经典思想，通过学生对校园文化的充分解读，提升自身的传统文化素养。

四、拓展挖掘经典教育渠道，有效利用地方社会人文资源，从社会寻找学习素材

生活处处皆经典，社会中处处是经典思想的渗透，只要用心，经典名著的学习可以立体、生活化。例如，笔者所在的城市是一座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城，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笔者曾经因为经典名著的学习组织了两次社会实践活动，在“访问某某古镇，研究古镇文化”实践活动中，先让学生在《论语》和《孟子》中找到“仁、礼、孝”的相关语录和内容，并在了解古镇某名人的生平和事迹后，让学生在活动中运用经典充分解释人物事迹所包含的儒家思想，深刻领悟儒家“仁、礼、孝”等文化的内涵;同样的，在“参观某纪念馆，学习英雄事迹”活动中，学生们运用儒家经典很好地诠释了一位民族英雄“忠、义”的思想。通过这种学习方式，经典名著在学生眼里不再是刻板枯燥的理论，而是一种立体可感的思想，学习经典名著的热情也随之高涨。另外，校园文化很多是相通的，在突出个性的同时有许多共性，例如这座城市的另外两所学校的“孔子文化”、“崇德文化”也同样有儒家的思想内涵。通过各学校间校园文化的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丰富学生传统经典底蕴的目的。

五、巧借“东风”，搭建经典名著学习的新平台

道家经典著作范文第2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是一本思想理论性很强的著作，其中的哲学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升华。看似朴实无华的语言，却蕴藏了丰富的内涵，对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较强的指向性。如果只是一目十行不假思索地阅读，是劳而无功的。学习原著需要专心致志，反复诵读才能领悟其中的真理，这也是哲学家们把哲学与其他学科加以区分，让更多学者能够有意识地全面了解和认识哲学的真谛。真理的取得不是轻而易举的，无数哲学家所取得的成就曾被认为是无稽之谈，遭到批判和质疑，甚至是嘲讽。但正是这些不成熟思想观念的萌芽才滋生了脱颖而出的真理，以至于能够达到向真理的无限接近。

一、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必要性

在本科阶段，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只知道原理及其方法论，却不知道这些原理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社会背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由谁提出，也不知道它存在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什么？等等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学习原著后，这些疑虑都迎刃而解了。通过对原著的研读，我们才认识到原理与原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理来源于原著，其在忠实于原理的基础上对原著所论述的理论逻辑化、系统化。原理与原著是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学习原著能够获得比原理更全面，更深入的知识，利于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因此，我们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在研读经典著作上，实现原著自身的价值和指导意义。

二、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强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根与梢、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要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在坚持和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础之上，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须研读马克思经典著作，从原著的学习中加深对原理的理解，不能对其望文生义，一知半解，而要做到全方位的认识，扎实理论知识，将理论知识灵活运用于实践之中，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所以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进行拓展和创新。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几代领导人苦心孤诣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真理，寻找到了一条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尤为重要，只有了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出更多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推动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只有通过原原本本、反反复复、精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才能深入了解、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才能进一步发现历史和现实中种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才能不断增强对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伪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辨别能力。如果没有对原著的研读，我们对原理的理解就会天马行空，曲解其内在的含义，不能正确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我们实际面临的问题，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如果不研读原著，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将失去深厚的根基，偏离正确的轨道。

三、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增强自身的理论思维能力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人们在实践和认识活动中，对客观事物的把握，不仅依赖经验，更依赖理论思维，只有通过理论思维，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到它们内在的联系和规律性。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吸取了全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令人毋庸置疑的逻辑力量，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可以借鉴他们的思维方式去分析和解决一些措手不及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其中的唯物辩证法，对于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及整体联系，培养我们高瞻远瞩的战略洞察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不要单纯地为学理论而学理论，而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哪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在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找到了革命的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不是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不是片面地使用他们的个别词句，而是将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当时俄国经济文化状况的实际相结合，从而找到了救国救命的社会主义道路，灵活地将理论运用于现实生活中，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了升华和发展。

四、善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思维，提高践行理论实践的可行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博大精深，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的知识内容，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可想而知，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不能墨守成规，照抄照搬，为学理论而学理论，应该学会融会贯通，遵照邓小平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则”去选择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本身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与变化着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新问题的解决答案，从而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因此我们要选择一些代表马克思主义精髓、精神实质、实践意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能够指导当前的社会实践及社会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的著作。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真正“走进马克思”、“走进列宁”，经典著作包含着他们所吸取的探索人类真理的丰富思想成果，体现着他们攀登科学高峰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历程，认真研读经典著作，学会与伟人“对话”、“交心”，可以了解经典作家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基本原理发展、完善的过程，细心领悟他们的崇高典范和人格力量。

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研读，坚定了我们对共产主义信念的信心，激发了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想鉴别理论的真伪，就必须践行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灵活运用，从而得出我们期待的真理结果，这不仅能增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读的辨别能力，还能扎实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实现原著带给我们知识的熏陶价值和应有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N].人民日报，2011-05-4（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道家经典著作范文第3篇

辞典是高浓缩、大容量、知识密集型的工具书。通观中国文学史，从建安七子、二十四友、山水田园诗派、豪放派、婉约派到公安派、性灵派，诸多文学团体和流派未必都能有一部自己的专派辞典，而“桐城派”则尤为显著。无论从作家群体、著作数量、诗文成就、文坛地位、绵延时间、地域，还是对后世影响来看，桐城派都应当有一部“专派辞典”，《桐城派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正因之而生。《大辞典》将是中国辞书史上第一部以专一文学流派为对象的“专派辞典”，而桐城派也将因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拥有“专派辞典”的文学流派。《大辞典》的编纂不仅对桐城派研究有着现实的辅助和引导意义，而且填补了辞书与文学两个领域中的学术空白。

一

《大辞典》应当是一部什么样的辞典呢？桐城派始祖方苞说过：“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1]他是针对传记文的写作而言的。这里套用他的话，可以说《大辞典》所囊括的内涵，亦“必与其‘派’之规模相称”。从辞书学的角度说，这是辞书内容对形式的要求，也即桐城派对其《大辞典》的要求。所以我们应当先来勾画一下桐城派的规模。从宏观上看，桐城派的规模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概括。

1. 渊源背景深厚广阔

桐城派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阔的文化背景。桐城派崛起于清代初年，早期的重要作家戴名世、方苞、刘大、姚鼐均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桐城这片土地（包括今桐城市、枞阳县和安庆市宜秀区一带）上，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人文传统，犹如一片沃土，培育了桐城派；同时桐城派的形成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古文文统和儒学道统发展的必然结果。

2. 作家队伍兵多将广

民国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以下简称《渊源考》）考录作家1206人，其中将归有光及其弟子和私淑弟子一百余人作为桐城派近源列入，但缺失戴名世及其弟子。其余各家都有桐城派内的师承或私淑关系。在桐城派传衍发展的过程中，还不断形成派内的团体和支派，如姚门四杰、曾门四学士，岭西五大家、阳湖派、湘乡派、莲池派、侯官派等，这些团体和支派在遵从桐城派文论纲领的同时，又有各自的发展、创造和特色。

3. 诗文撰述汗牛充栋

桐城派诸家经经纬史、涵咏百氏，根底盘深。他们从研经读史、评议百家入手，厚积薄发为诗古文辞。很多作家既是古文家，又是经学家，甚而还兼诗人。他们遗留的著作，除诗文集以外，还有大量经史专著、诗文评点、笔记杂著等，极有传世价值。刘声木《渊源考》在著录了567位作家的1200余种诗文集后，在《桐城文学撰述考》（以下简称《撰述考》）中又辑录了504位作家见于著录的各类撰述4130余部。这5000多部著述仅其一人所见，虽然其中包括仅见书名未见成书，或虽已成书未及刊印之作，但也难免有囿于见闻而失录的成书。

4. 流派内涵广袤深邃

今所谓“桐城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即以方、刘、姚为祖，以“义法”为文论核心的古文流派。广义的桐城派除此以外还包括桐城学派、桐城诗派、桐城画派等学术文化流派。据考，桐城学派起于明中叶方学渐，经方以智、钱澄之至清代方苞造诣益深、规模益大；直至清末民初的姚永朴、吴汝纶，桐城学人如群星璀璨、绵绵不绝。桐城诗派源于明末清初的钱澄之、方文，经刘大至姚鼐，从创作实践与诗歌理论上形成诗派，刘、姚弟子皆能诗善文。直至清末民初方守彝、姚永概，仍然诗人辈出。桐城画派追尊北宋隐居龙眠山的李公麟为祖，又称“龙眠画派”。从明代“书画双绝”的方以智到清代姚文燮、张若澄、姚元之，桐城一县明清书画家就达百人之多。这些流派与桐城文派关系密切、协同发展，不少桐城派古文家同时为经学家、诗人，或同时兼画家、书法家。

5. 理论体系完备缜密

方苞将儒家义理应用于古文实践所提出的“义法”说，综合了《史记》《汉书》和唐宋以来传统古文的经验，成为“千古文章之准的”[2]。刘大补充了“义理、书卷、经济者”乃“行文之实”及其“神气”说[3]，姚鼐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相互为用说[4]和“阳刚”“阴柔”的风格论，形成了其独特的、与时俱进的以“义法”为核心的桐城派文论体系，构成了桐城派文章学。这正是两百年中桐城派古文的坚实根基，也是维系千余名作家的坚韧纽带。

6. 传延影响绵长广远

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桐城派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绵延两百余年，几与清朝共始终；一千多个知名作家，分布在中华大地25个现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日本、朝韩还有6人。这在中国古代文学流派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伴随这漫长的发展史而来的，是对桐城派的各种不同的争议和评论。有清一代，经学领域的汉宋之争，文学苑囿中的骈散之辩，桐城派古文及其义法无不首当其冲；新文化运动中“桐城谬种”“十八妖魔”之斥，对桐城派的批评达到了极点；20世纪以来桐城派研究几经起伏，又不断深入扩大，成果丰硕。这不仅表明桐城派影响深广，也表明伴随桐城派发展和消亡而起的，另有一部桐城派研究史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

7. 文化遗存丰瞻繁多

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总是物质与精神相依共存，从而构成一种立体的文化存在。桐城派大师们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出大量诗文著述等精神文化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为后人留下了丰瞻繁多的物质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包括： 桐城派名家生前生活过的故居轩阁、园林堂庑等遗存、遗址（含故址）；桐城派作家生前创办或主持、主讲其中，造就多才并以此而著名的书院、学堂；桐城派著名作家身后的冢墓、祠堂等建筑遗存；桐城画派书画家的画作墨宝等。这些物质文化遗存，见证过桐城派的发生发展，蕴涵着桐城派的文化精神，是今人研究桐城派的物证、凭吊先贤的古迹。这些遗存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少已经或正在遭到拆迁毁弃，极需发掘和保护。

《大辞典》要与桐城派的规模相称，就应当将这七个方面囊括其中，充分利用其容量“大”的特点，严格按照辞典的体例要求，广泛收录荟萃桐城派历史文化知识及其研究成果，使之成为一部桐城派的百科全书。

二

基于上述考虑，《大辞典》拟从桐城派渊源背景、桐城派作家、桐城派著作、桐城派文论、桐城派研究评论、桐城派文化遗存六个方面入手，构建一部立体的桐城派文化宝库。

（一） 渊源背景编

本编追踪揭示了桐城派产生发展的历史文化渊源、区域文化背景及山水自然环境的各方面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文统渊源

收录与桐城派发生发展有着明确的渊源关系、为桐城派作家所崇奉效法或与桐城派文章、文论密切相关的文学传统知识，包括： 文章学知识，如古文、时文、骈文、八股文等；文史著作，如《诗经》《左传》《史记》《汉书》等；文史大家，如司马迁、唐宋家等。释文除准确精练地介绍词头本身的基本内容，同时特别介绍这些基本内容与桐城派或其作家及学术思想、文论主张、创作实践的影响或联系。

2. 道统渊源

本类收词目的是从学术上展示桐城派与儒家思想文化的渊源。包括： （1） 桐城派作家崇奉的儒家经典，如周易、尚书、周礼等；（2） 桐城派作家所尊崇的儒家人物，如孔子、孟子、朱子、二程等；（3） 与桐城派密切相关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流派，如汉学、宋学、程朱理学等。这类条目收录应从严掌握。所收条目必须是对桐城派作家作品、思想文论确有过重大作用或重要意义，并在各条释文中做具体介绍或说明。

3. 人文环境

收录桐城地区清代及其以前的文化名人，包括文学家、诗人、经学家、书画家、思想家、名臣名宦、名医名隐等，展示桐城派故乡“人杰地灵”的人文背景。

4. 山川环境

“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姚鼐语）收录展示桐城地区名山大川、自然景观和风光名胜，展示“人杰地灵”的自然背景。如浮山、龙眠山、菜子湖、挂车河、唐西浦、石门冲、青布潭、媚笔泉、披雪瀑等。释文在交代山水景观的地理位置，地域范围，地形、地貌特征，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的同时，特别突出其与桐城派相关的人文内容。

（二） 作家编

收录全部有姓名可考的桐城派作家（包括与桐城文派同时的桐城诗派，桐城学派，桐城画派中的诗人、学者、书画家，下同。），以桐城派作家为对象的合称、并称、团体和分支、流派名称亦广泛收录。

1. 桐城派作家

收录全部有姓名、事迹的桐城派作家，以作家姓名立目，介绍其生平思想和业绩。收录对象的时代起于桐城派形成的清初，讫于桐城派消亡的20世纪初期。此时间段以外与桐城派各派相关的作家、诗人、学者、书画家（如归有光、方学渐、钱澄之、李公麟等）及其合称并称等暂不录。但应补收《渊源考》未收的戴名世及其弟子。

释文内容包括： 姓名（词目），生卒年，字、号，籍贯，生卒年不详者尽可能说明其在世的年代、年号时段，主要经历，在桐城派中传承授受或私淑及诗文交往的关系，学术思想，文学、艺术成就，对桐城派的主要贡献及后人评议，存世主要著述或作品等。

2. 桐城派作家的合称和并称

凡在清代文献及后世作品中出现的以桐城派人物为对象的各种并称、合称广泛收录。如“戴方刘姚”“方刘姚”“桐城三祖”“姚门四杰”“曾门四学士”等。合称并称立目的条件是应有文本依据。如：“小方刘姚”（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十：“其在乡里，植之、孟涂、石甫三先生最著，因有‘小方刘姚’之目。”）。

3. 桐城派的支派和团体

首先是广义桐城派所包含的“桐城文派”“桐城诗派”“桐城学派”“桐城画派”等，应逐条收录并做出准确界定。其次是桐城文派在发展过程中以地域或书院为中心形成的作家群体或支派。如“阳湖派”“湘乡派”“莲池派”“侯官派”“岭西五大家”等，应广泛收录。

（三） 著作编

收录并介绍桐城派作家的全部著作。包括成书著作和存目著作两部分。

1. 成书著作

包括已刊行的图书和现存手稿、抄本。首先是桐城派作家诗集、文集、合集、全集、选集以及重要的奏议、尺牍等成书专集，不论有无整理点勘，都应广泛收录（包括《古文约选》《古文辞类纂》等重要选文范本，今人所选文本暂不录）。其次是经史著作。桐城派作家的经学专著、校勘评点注释的经史著作和主持编纂的重要的史志书（方志、山水志）见于成书者均予广泛收录。再次是桐城派作家的笔记、杂著、讲义、教本，包涵着他们的思想、见闻，有着重要史料价值，凡成书者均应广泛收录。

2. 存目著作

收录桐城派作家著作中仅见书目未见成书的著作名称，以书名立目，注明作者和已知资料，并交代书名和资料的原出处（书名、卷数）。存目著作附于成书著作条目之后，以备查考。

（四） 文论编

文论是桐城派的核心与理论基础。本编收录桐城派作家重要文论观点，拟从代表重要文论观点的术语、固定词组，以及阐述其文论观点的文章著作两方面立目，释文互为补充，互相参见。

1. 主要文论观点和名词术语

收录桐城派作家文章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名词术语，以词、词语、固定短语立目。如“古文与骈文”“古文与时文”“义法”“雅洁”“义理、书卷、经济”“道、法、辞”“有定之法、无定之法”“义理、考据、辞章”“道与艺合、文与质备、天与人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义理、辞章、经济、考据”“神气说”“因声求气”“论文十贵”“清真雅正、澄清无滓”“桐城家法”“以文论诗”等。需要从桐城派文论著作和研究桐城派文论的著作中广泛辑录，并对其丰富内涵做出客观、精确、简明的解释。

2. 重要文论作品

（1） 桐城派作家阐述桐城派文论思想的重要文章。如方苞《又书货殖传后》、刘大《论文偶记》、姚鼐《述庵文钞序》等，以文章标题立目，释文对文章的性质、主要内容及其影响做出扼要介绍，若其中主要文论观点已另立条目，可与其相关互见。如“又书货殖传后”参见“义法”。

（2） 桐城派作家的文论专著和文论笔记等著作。如《昭昧詹言》（方东树）、《文学研究法》（姚永朴）、《春觉斋论文》（林纾）等，以书名为词目，释文内容包括作者、文章或著作性质、写作背景、内容述要、意义和影响等。（“著作编”中立目与此处互见，以此为主条。）

（五） 研究评论编

1. 名家论桐城派

晚清以来诸多著名作家在有关著作和文章中发表过对桐城派有重大影响的评论。其观点具有尖锐性、多样性和历史性的特点，本书择取政坛、文坛著名人物对桐城派的多种评论，如实摘录引述，以“王先谦论桐城派”“胡适论桐城派”“陈独秀论桐城派”“钱玄同论桐城派”“梁启超论桐城派”“章炳麟论桐城派”“傅斯年论桐城派”“刘师培论桐城派”“朱光潜论桐城派”“郭绍虞论桐城派”等为词目，释文选择其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原文摘引和述引结合并举，忠于原作、不做评议，并注明言论发表时间与出处。篇幅文字相较其他条目可适当放宽。

2. 观点术语

收录后世对桐城派研究评论中产生并流传（被援用）过的观点术语和名言名语，如“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清真雅正”、“别树一宗”（《清史稿文苑传》）、“空疏浮浅”（汉学家语）、“谫陋庸辞”（骈文家语）、“桐城谬种”、“十八妖魔”等。应有语源来历和约定俗成性。

3. 重要论文

对于在桐城派研究史上具有重大创见、有较大学术影响（可参考其被引用率）的论文作品，分不同历史阶段选择有代表性者收录，对其论文的新观点、新见解及其学术影响扼要地做重点介绍。

4. 研究专著

收录民国以来研究桐城派及其作家作品的全部学术专著。如《桐城文学渊源考》（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刘声木）、《桐城文派评述》（姜书阁）、《桐城文派述评》（吴孟复）、《桐城文派论》（梁遥、《桐城派》（王镇远）、《桐城文派》（王献永）、《桐城古文学派小史》（魏际昌）、《林纾评传》（张俊才）、《姚鼐与乾嘉学派》（王达敏）、《桐城派三祖年谱》（孟醒仁）、《姚莹年谱》（施立业）、《桐城派姚门五大弟子研究》（[韩]金庆国）、《阳湖文派研究》（曹虹）等。论文集一般不收。

（六） 文化遗存编

本编收录与桐城派及其著名作家相关的古迹文化遗存。包括物质遗存和文化遗存。

1. 物质遗存

桐城派名家生前生活过的故居轩阁、园林堂庑等遗存遗址（含故址）。如“姚鼐故居”“姚莹故居”“惜抱轩”“慎宜轩”“南山桥”“半山阁”“竹叶亭”等。

桐城派作家生前创办或主持、主讲其中，造就多才并以此而著名的书院学堂，如“敬敷书院”“莲池书院”“桐乡书院”“桐城中学”等。

桐城派著名作家身后的冢墓、祠堂等建筑遗存。如“戴名世墓”“教忠祠”等。

2. 文化遗存

主要是桐城画派书画家遗存的书画作品。如张若霭《疏影寒香图》（现藏故宫）、张若澄《秋林叠峰图》、姚元之《花卉四吊屏》（藏市博馆）、吴廷康《耄耋大年图》等。

（七） 附录

《桐城派作家师承关系图》《桐城派作家籍贯分省一览表》《桐城派研究重要活动一览表》等。

以上六个部分并附录，以桐城派作家、著作为主体，桐城派文论为核心，揽括时间上的桐城派的发展史、研究史和空间上的桐城派文化遗存，荟萃桐城派文化精华，必要时尚可选配部分插图，成就一部规模150万字以上、知识性与学术性兼备的工具书。

三

辞典在我国古代属于儒家经典的范畴，最早的辞典《尔雅》就与《周礼》《论语》等并列于《十三经》之中，可见古人对辞典的重视，也说明辞典非同于一般著作，后世称为“词（辞）典”的书，都应是具有“标准、法则、典范”意义的书。《大辞典》应当成为学习和研究桐城派标准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工具书。不仅在宏观的框架结构上要与桐城派宏大精深的规模相适应，更应在微观的收词、释义上达到详备、丰富、客观、准确的要求，实现学术性和工具性的统一。要达到这一质量要求，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很多难点要突破。

首先是广辑资料。资料是辞书编纂的基础。《大辞典》结构合理、内容广博，它的编写基础必须建立在桐城派全部作家、著作和研究成果之上。民国刘声木《渊源考》与《撰述考》两书，广辑桐城派作家、著作，“考其师承，录其名氏，括其生平，详其著作，提示传记、评论之所在，兼具‘学案’、‘目录’、‘索引’之作用”[5]，从桐城派作家队伍和著作撰述两方面为《大辞典》的编纂提供了一个切实可用的索引和工具。但在其收录的桐城派1000多名作家、5000余部著作中，后人有所研究的作家或校勘整理过的著作，均不超过10%，即有90%以上的作家和著作没有今人的研究成果可供我们吸收和借鉴，要把它们逐条编入《大辞典》，就必须依靠深藏于各地图书馆古籍书库中尘封的桐城派古籍。如“作家编”条目的释文，要去搜集这位作家的生平事迹资料，包括同时代人为其所作的传记、事略、碑铭文等，从中摘取撰稿所需资料；“著作编”条目的释文，更是要查阅该著作原本图书，即便不能细读全书，也要查勘其版本、卷数，翻阅其序、跋、题记，了解其成书经过、版本源流、内容大要和相关评论，方能撰写出介绍该著作的释文条目。在此过程中，《渊源考》《撰述考》只能作为我们的线索和工具，必须由此扩而大之并深入研究，方能得到我们需要的结果。

作家编、著作编如此，其他各编莫不如此。“文论编”要从浩瀚的桐城派文论著作和后人桐城派文论研究成果中去发现和提取其文论的精华，探寻合适的立目形式；“研究评论篇”则要从数百年桐城派研究史中搜寻摘录各家各派对桐城派的评论观点及其典型言论；而“文化遗存编”则需要在广泛了解桐城派名家生前活动轨迹的基础上，通过古今地方志、文物志等典籍去搜寻他们在各地的文化遗存，必要时可能还要做一些实地考察。《大辞典》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工作，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没有多少前人的成果可资借鉴利用，只能筚路蓝缕，拓荒而行。

其次是求真求精。求真求精是一种工作态度和科学精神。辞书编纂并非资料汇编，也非前人成果的剪贴拼凑。辞书编纂是严格谨慎的科研活动，编纂的是编纂者的“研究结果”，需要的是科学研究求真求精的态度和精神，打造精品辞书尤其如此。“求真”是对资料而言。对于各方面取得的撰稿资料，必须经过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辨析功夫，剔除其错误的或虚假的成分，吸收其合乎实际的科学的精华，为撰写释文所用。当今的网络资源为我们提供了查检资料的很多便利，但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其讹误差错相沿成习者不可胜数。以各家网络的人物条目而言，其生平经历、生卒年等常见差错失实，甚至相互矛盾。近查歙县“不疏园主人”汪梧凤（刘大弟子）资料，网上关于其生卒年就有1725―1773、1726―1773、1726―1771等三种以上说法，其卒年有“四十九岁”说和“四十七岁”说，哪种说法正确？《大辞典》不可随意，必须通过第一手资料查核考证。所以对于网上资料不可盲从，即便为确定一个数字花费半天、一天乃至更多功夫，若能避免一处差错，也是劳有所值。“求精”是对文字表述而言。在辨析取舍资料的基础上，按照《大辞典》体例要求，形成释文初稿，尚需对文字表述反复推敲，使之更贴近实际，表述更为准确、精练。辞典不是记叙文和论说文，既不能铺叙也不用推理，要的是编者对该事物的研究结果，而且条目的篇幅字数必须有一定的限制，要用最少的文字给读者以尽可能多的信息，必须确切可靠。

要把《大辞典》打造成桐城派研究之精品辞书，是一项极其艰巨而有重大意义的工作。精品辞书之“精”，不仅在于印刷纸张之精良，装帧设计之精美，主要的还在于框架结构之科学合理，收词立目之丰富详备，条目释文之准确精练，只有这些方面都一丝不苟地落实了，才能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

附注

[1]方苞.与孙以宁书.∥方苞集（上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63。

[2]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序.∥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合肥： 黄山书社，1989： 379。

[3]刘大.论文偶纪.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4。

道家经典著作范文第4篇

一、四大名著阅读状况分析

（一）名著“寂寞”

在四大名著中，对其一无所知的学生人数比例分别是：《三国演义》7.4%；《水浒传》7.4%；《西游记》7.6%；《红楼梦》竟达16.7%。

虽然大部分同学知道四大名著，但“知梗概”的远多于“知全文”：《三国演义》“知梗概”占72.9%，“知全文”19.4%；《水浒传》“知梗概”占73.1%，“知全文”19.5%；《西游记》“知梗概”占30.6%，“知全文”61.8%；《红楼梦》“知梗概”60.7%，“知全文”22.6%。

“知道四部小说”的信息来源，“听来的”和“来自影视媒介”的占了绝大部分：《三国演义》86.8%，《水浒传》84.1%，《西游记》86.7%，《红楼梦》74.8%。

不少同学阅读名著方式是“看连环画”：《三国演义》7.1%，《水浒传》7.2%，《西游记》13.3%，《红楼梦》3.4%。阅读原著的同学却少得可怜：《三国演义》13.29%，《水浒传》7.4%，《西游记》5.8%，《红楼梦》4.5%。

不知名著，已经令人遗憾；知名著却知“梗概”，就难免有些尴尬了；而 “知梗概”，却是绝大部分来自 “快餐”式的图文加工品，这就让语文教师感到无奈了。 “知识爆炸”时代，阅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通过阅读名著夯实文化“底子”的意义，却被人们忽略了。于是，名著寂寞了！

（二）看热闹

知道四大名著的学生中，喜欢故事情节的占绝大部分：《三国演义》50.9%，《水浒传》49.7%，《西游记》67.9%，《红楼梦》38.8%。喜欢艺术技巧的很少：《三国演义》6.4%，《水浒传》5.9%，《西游记》6.3%，《红楼梦》13.9%。

这一组数据表明，高中生欣赏名著的水平仍然停留在“故事”的浅层次上。情节曲折、生动固然吸引人，但四大名著可看的东西远远不只这些！高中学生对名著的欣赏只是 “看热闹”，水准明显偏低。在这个问题上，为师者应该负很大一部分责任。毕竟，“知道名著”的学生中，喜欢名著的人数占了大多数。这是值得欣慰的“大多数”，说明名著对学生还有一定的“亲和力”。老师是否充分利用、发挥了这种“亲和力”呢？

（三）雾里看花

同学们对名著的“主要体会”是怎样的呢？体会深刻：《三国演义》18.4%，《水浒传》16.6%，《西游记》43.0%，《红楼梦》19.6%。体会一般：《三国演义》57.2%，《水浒传》61.6%，《西游记》42.4%，《红楼梦》41.4%。没有体会：《三国演义》17.5%，《水浒传》14.4%，《西游记》7.0%，《红楼梦》23.4%。

不难看出，名著在学生面前实际上是“无名”的。四大名著是古典文学的四朵奇葩，但在中学生审美世界里，只是四朵消了颜色、散了芬芳的“无名花”！尽管有些同学也读了原著，却体会一般，甚至没有体会，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交流心得体会时吱吱唔唔，哼哼哈哈，说不出所以然来。尽管大部分中学生能列举小说中5位人物姓名，但分析人物形象，绝大多数学生不能胜任，分析的结果有的只是“贴标签”，甚至有些人物形象张冠李戴，令人啼笑皆非。

（四）“动力”不足

阅读名著是否能提高语文成绩？对这个问题，44.1%的同学说不清（认为“与成绩有关”的占24.5%，“与成绩无关”的占21.9%）。阅读名著与成绩关系真的微妙难说吗？这表明学生阅读名著的动力不足。实际上，那些语文成绩能保持稳定良好的同学大多读过原著，且都有较广泛的阅读面。应当想办法使学生阅读名著变得“有效”，增加学生阅读名著的动力。在中、高考的试卷中设置适量的名著类试题，也不失为一个较现实的办法。当然，可喜是今年福建省高考语文试卷中已经很好的关注这个问题，话题作文中两组人物中“曹操”“宋江”“薛宝钗”等均是四大名著中人物。这个高考指挥棒对中学语文教学无疑起推动作用。

二、古典诗歌阅读状况分析

（一）读过篇数和背诵篇数

读过篇目不少于16篇的学生为38.6%，不少于80篇的为39.9%，不少于160篇的有21.4%。能背诵篇目不少于24篇的为69.6%，不少于120篇的有25.1%，不少于240篇的仅5.3%。

【简评】仅5.3%的人达到新课标的基本要求，可见学生阅读量和记忆量之低。

（二）对古典诗歌的兴趣

兴趣状况：（1）喜欢39.3%；（2）不喜欢6.5%；（3）谈不上喜欢与否54.2%；对古典诗歌的体会：（1）体会深刻22.7%；（2）体会一般68.8%；（3）没有体会8.4%。

对唐诗宋词元曲的了解：（1）很熟悉8.9%；（2）了解一些79.6%；（3）不熟悉11.5%。

对李白、杜甫的了解：（1）很熟悉26.2%；（2）了解一些66.9%；（3）不熟悉6.54%。

【简评】许多同学在古典诗歌面前，或熟视无睹，或敬而远之，或望而却步，或茫然不知所云，或胡乱曲解诗意……甚至有6.54%的学生连李白、杜甫都不知道。这些现象的根源，就是没有形成鉴赏古典诗歌的能力，得不到美感，当然就不会乐在其中了。

（三）与语文成绩关系

（1）认为与成绩有关的，占67.1%；（2）认为与成绩无关的，为9.4%；（3）请不清楚的，占23.5%。

简评：中学语文教师几乎没有不重视古典诗歌教学的，原因是中、高考那分值不低的试题。于是普遍存在只“治标”不“治本”的现象。治标者的拿手戏就是模仿中、高考题型，编选大量标准化试题将学生捺入题海泡浸。这对于培养真正意义的审美素质毫无裨益，反而降低了学生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兴趣。新编高中语文课本有多个诗歌单元，我们应充分利用课本引导学生欣赏古典诗词，提高学生品味古典诗词的能力，提升素质，才能真正应对考试。

三、问题与建议

结合座谈和访问的印象，本人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狭隘的学习功利主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学习辅导书”就成了学生课外书的代名词，家长、学生、学校都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一本又一本的辅导资料书。不少家长推崇“非辅导不看，非习题不做，非英语不听”的三不规则。毕业班学生为攀登升学的金字塔，一头扎进题山题海，更与经典无缘。尽管高二学生大多数都知道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是什么，但真正读过的没有几个。为什么不读？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们还在分数的压力下苦苦挣扎，哪里还有时间去看这些与考试无多大关系的书呢？”

（二）图视 “驱逐”文字

图视类传媒高速发展：各类影碟铺天盖地，互联网与数码影像接踵而至，再接着是摄影图片类书籍及卡通画异军突起……校园周围小书店及市区几家书店这两年最热销的是文娱和足球类画报、绘画本中外名著、卡通等等，而文学名著销量一直不太好。图视传媒的好处显而易见，但也要警惕“读图时代的阅读危机”。今天的学生大多通过影视录像了解古典名著的原因很简单：读文学作品吃力。然而学生一旦养成阅读图视作品的习惯，今后进入大学、进入社会后也很难改变。

（三）敬畏“经典”与否认“经典”

在繁重的学习负担下，长篇的语言和结构因素成了学生“亲近名著”的又一个障碍。许多学生表示，有时也翻翻名著，只觉眼花缭乱，没看出什么又放下了。一些学生说，现在大部分名著已拍成电视剧或电影，看过后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有耐心再去看原著。有的学生说自己也知道母语作品重要，但不如影视、数码影像的虚拟世界吸引人。言语之间，他们对名著不敢亵慢，只是“敬而远之”。

另一方面，对名著“不喜欢”的同学也大有人在（《三国演义》6.4%，《水浒传》5.3%，《西游记》5.6%，《红楼梦》14.6%）。这些学生否认“经典”，认为名著部头巨大，情节冗长，描写拖沓，节奏缓慢，书中所写时代距今遥远，时代背景、人物关系难理解，不如读现代武侠、言情、侦探推理小说以及卡通连环画来得轻松。他们对名著了解的微乎其微，却对一个个大碗明星的生肖、爱好甚至婚变的次数能娓娓而谈，如数家珍。

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我们是否应该自问：怎样才能带领学生进入古典文学的殿堂，领略其中的奥妙，使他们读古典文学也会产生像读流行书、畅销书一样的审美愉悦？

（四）家庭普遍缺少浓厚的文化气氛

父母的文化层次较低，是农村家庭文化意识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学生档案资料统计，父母务农的占45%，职工13.3%，半农半商的11.67%，个体经营的占12.52%，其余有少量的干部、教师。父母是文盲初小、高小文化的占多数，少数是初高中文化程度，因此在营造家庭文化氛围方面几乎无能为力。多数父母虽然重视儿女的读书，但仅限于关心学习成绩，看重分数，因此反对儿女看课外书，认为这些“闲书”会影响学习，有的父母则忙于生计而放任不管。

多数学生家庭中最有文化气息的活动仅限于看电视。调查中，回答“经常看影视片”的学生占了大多数。近半数的学生是在没有任何一本课外书和报刊杂志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们从小学到高中唯一的“文学读物”就是一本语文书。

语文素质是要从小培养熏陶的，在这样缺乏文化氛围中读到高中的学生，要在高三一年中突然提高语文素质是不太可能的，即使在高中三年中要大踏步提高也是要付出相当艰辛劳动的。

课外阅读历来被不少人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君不见父母谈“课外书”色变，不少班主任（非语文老师）明确规定“不准把课外书带回课室，一经发现，全部没收，还要在班上检讨……”

一个人在中学阶段没有阅读十本八本中外名著，背诵200首以上的古典诗词，那实在是整个人生的一大憾事！学生对古典文学的“远离”，必然导致精神“钙质”的缺少和欣赏层次的低下，导致“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浅薄。这种“后天不足”对一生的成长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缺陷。这是有识之士的共同的看法，也是实际生活业已证明了的事实。

那么，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中学生课外阅读近乎空白的情况呢？本人认为：

第一，学校、家长和社会都要达成这样的共识；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最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素质。要培养良好的素质，不读书怎么行？我国当代语文学家刘国正先生说过：“书是知识的宝库，智慧的海洋，奋斗的向导，成功的阶梯，学文，学做人，求大发展，大成就，离开读书，不过是缘木求鱼。”而读古典文学应是读之基本！

道家经典著作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儒家文化 古代科技 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 ]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 ]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 ]；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 ]，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 ]；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 ]。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 ]，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 ]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 ]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 ]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 ]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 ]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 ]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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