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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劳动总结

大一劳动总结

大一劳动总结范文第1篇

    现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2000年劳动保障普法教育工作要点的通知》(劳社普法办发〔2000〕1号,以下简称《2000年普法要点》)和《关于印发全国劳动保障“三五”普法教育工作总结验收指导意见的通知》(劳社普法办发〔2000〕2号,以下简称《“三五”普法总结验收意见》)转发给你们,请结合以下要求一并贯彻执行。

    一、按照《2000年普法要点》的要求,继续抓好《北京市劳动系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第三个五年规划》(京劳法发〔1997〕32号)最后一年普法教育工作的落实,确保“三五”普法教育各项任务的全面完成。

    二、认真搞好本单位“三五”普法规划实施情况的总结。按照《“三五”普法总结验收意见》提出的基本标准、基本方法和基本要求,以及北京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北京市“三五”法制宣传教育总结验收工作意见》(京法治〔2000〕1号)的要求,深入扎实地开展好总结验收工作。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系统“三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安排如下:

    7月底前为各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自查和总结阶段,8月10日前将总结交到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9月10日前为市局对区、县局的检查验收、评选阶段,具体形式另行通知。市局在9月20日前将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系统“三五”普法教育工作总结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北京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接受验收检查和评选。

    三、提高对“三五”普法教育总结验收工作意义的认识。普法宣传教育工作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国家法治的基础工程。对社会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可以为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系统内部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是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实施依法行政的必由之路。我们已经经历了三个普法五年规划,通过总结,找出经验,找准问题。在此基础上,按照《北京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实施方案(2000?2002)》(京办发〔2000〕25号),制定本单位的普法规划,将普法教育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

    四、加强对“三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的领导。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三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全系统该项工作的组织,各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三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或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单位总结验收工作的组织实施,并明确具体承办人,确保总结验收工作取得实效。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普法办公室关于印发2000年劳动保障普法教育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

    现将《2000年劳动保障普法教育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附件:2000年劳动保障普法教育工作要点

    2000年是“三五”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是为开创二十一世纪普法教育工作新局面打好基础的重要之年。根据全国普法工作的要求,结合劳动保障工作实际,2000年普法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依法治国方略,自觉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开放、稳定的大局,紧紧围绕劳动保障中心工作,坚持开展法制教育与法制实践,切实做好“三五”普法规划的检查验收工作,研究制定下一步规划,全面推进劳动保障依法行政,将普法教育不断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一、围绕劳动保障工作全局继续推进普法教育

    普法教育必须紧紧围绕劳动保障工作的全局来开展。充分发挥普法工作在推进各项劳动保障工作中的宣传、教育、引导、保障作用。

    一是不断强化劳动保障系统广大干部对党和国家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重大意义的认识,增强法律意识,贯彻中央关于从严治政的要求,为推进劳动保障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是进一步加强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方面的学习,继续开展对干部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的培训,不断提高各级干部的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的水平。

    三是结合推进各项劳动保障工作,把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知识和劳动保障法律知识放在突出位置,通过开展普法教育,将两个确保、社会保险费扩面征缴、劳动力市场管理等项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二、认真做好“三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

    做好“三五”普法教育总结验收是今年普法工作的重点。根据中央文件和全国人大决议精神,以及全国普法办制定的验收指导意见,各级劳动保障部门都要确定相应的验收标准和方案。这次总结验收的基本原则是,谁制定规划,谁组织验收。验收的方法是在自查的基础上,自下而上,逐级验收,有重点地进行抽查。为此要求:

    一要抓好验收的质量。在严格考核验收的基础上,做好“三五”普法的收尾工作。凡是验收不合格的地区,要提出限期整改的要求,进行补课。

    二要做到验收工作不走过场。要认真总结“三五”普法工作中的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的改进措施。部里普法办将对各地开展总结验收的情况进行抽查。

    三要按期完成验收工作。各地劳动保障部门要在9月底以前完成本地区的验收工作,并写出总结验收报告及下一步的普法工作建议,上报部普法办。部里将进行评选,为全国普法工作总结表彰做好准备。

    三、研究制定新的普法教育工作规划

    开展普法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根据中央的要求,在做好“三五”普法总结验收的基础上,要抓紧研究制定今后的普法教育规划。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新的普法工作规划的制定,从整个劳动保障事业发展的全局来谋划,形成一些前瞻性的思路,使普法工作更好地为推进各项劳动保障工作服务。

    一是制定新的普法教育规划要与立法规划相一致。通过开展普法教育,一方面要促进现有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另一方面也要为进一步完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建设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

    二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掌握基层实际情况。要结合总结“三五”普法情况,对下一步的普法教育工作思路、主要任务、方法措施等问题进行调研,注意总结和发现“三五”普法教育工作中成功的做法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使新的规划内容贴近实际,具有实效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三是进一步细化普法教育的具体措施。各地要进一步积极探索普法教育的新方法,采取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形式,广泛开展一些生动活泼、简明易懂、深入浅出的普法教育活动。

    四、进一步加大劳动保障法制宣传教育力度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法制工作机构要结合各项法制工作的推进,坚持不懈地推进普法教育。同时,要借助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大劳动保障法制宣传教育的力度。

    一是在开展劳动保障监察等项行政执法工作中,要注重以普法教育为主,以行政处罚为辅,促进用人单位全面贯彻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是在开展执法监督工作中,要以普法教育为基础,促进各级劳动保障部门依法建立各项工作制度,加强管理、依法办事,不断提高广大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

    三是要积极与政府有关部门、工青妇组织、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各类用人单位和新闻媒体等加强联系,充分运用各种宣传手段,开展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咨询服务和宣传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普及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教育的氛围。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普法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国劳动保障“三五”普法教育工作总结验收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

    现将《全国劳动保障“三五”普法教育工作总结验收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附件:全国劳动保障“三五”普法教育工作总结验收指导意见

    根据全国“三五”普法教育规划,2000年将进入总结验收阶段。为全面完成劳动保障系统“三五”普法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检验“三五”普法成效,巩固法制宣传教育成果,进一步将普法教育工作不断引入深入,根据《全国“三五”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总结验收的意见》,现对劳动保障系统“三五”普法教育工作总结验收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同志民主法制理论和党的十五大、十五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精神为指针,按照全国“三五”普法规划、全国人大决议的总体要求和劳动保障部“三五”普法规划,结合各地实际,注重实效,以总结验收为契机,坚持学法用法相结合,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扩大普法教育工作成效,为下一步劳动保障普法教育工作的深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基本原则

    一是突出重点。在总结验收中,既要突出劳动保障“三五”普法规划中确定的重点对象和普法教育中的难点和热点,又要对普法教育的一般情况进行总结,要全面地反映本地区实施“三五”普法教育的总体情况。

    二是条块结合。各级劳动保障部门的“三五”普法验收工作要与本地区组织的总结验收工作相结合,以服从本地的验收安排为主;要主动及时与有关部门沟通,搞好协调,总结验收材料同时报送当地有关部门和上级劳动保障部门。

    三是求真务实。劳动保障“三五”普法验收工作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认真总结“三五”普法的实施情况。通过验收检查,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回避,制定整改措施,推动普法教育工作健康发展。

    三、基本内容

    (1)全国劳动保障系统“三五”普法规划的内容;

    (2)各地政府及各地劳动保障部门制定的“三五”普法规划的内容。

    四、基本标准

    (1)对单位的验收标准。领导重视,组织普法工作措施得力,制定有普法教育规划;确定有负责机构,经费和办公条件有保障;加强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化建设,有年度普法计划,普法教材、培训有保证;开展了检查落实,较圆满地完成了“三五”普法知识考核,普法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2)对重点对象的验收标准。完成了规定的学习内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法工作落到实处;按年度普法计划,参加了规定内容的普法知识考核,有考核成绩记录;通过普法学习,能较熟练地运用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展工作,依法行政和依法履行工作职责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五、基本方法

    总结验收按自下而上、分级实施的方法进行,在自查的基础上,上一级普法主管机关验收下一级的实施工作。劳动保障部普法办对各地劳动保障部门进行抽查。具体步骤可分三个阶段:

大一劳动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欧盟 灵活保障模式 劳动力市场效应 失业率 就业率

面板数据(Panel Data)是对不同时刻的截面个体作连续观测所得到的多维时间序列数据。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 Model)就是研究和分析面板数据的模型。根据参数变化的不同,面板数据模型可以表示为:变系数模型yit=αi+xitβi+μit;变截距模型yit=αi+xitβ+μit;常系数、常截距模型yit=α+xitβ+μit。

对失业率的影响

(一)总失业率

本文采用Eviews统计分析软件对变截距模型yit=αi+xitβ+μit进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没通过检验,将其去掉后的结果,如表1所示。

从相互关系上来讲,失业保险替代率与总失业率是正相关关系,失业保险替代率越高,总失业率越大;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与总失业率是负相关关系,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越多,总失业率越小;工会密度与总失业率是正相关关系,工会密度越大,总失业率越大;劳动税收与总失业率是正相关关系,劳动税收越多,总失业率越大。从影响程度上来讲,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1.643356)对总失业率影响最大,其次是失业保险替代率(0.074244),然后是工会密度(0.058496),最后是劳动税收(0.020227)。

(二)长期失业率

本文采用Eviews统计分析软件对变截距模型yit=αi+xitβ+μit进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相互关系上来讲,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与长期失业率是正相关关系,就业保护越严厉,长期失业率越大;失业保险替代率与长期失业率是负相关关系,替代率越大,长期失业率越小;工会密度与长期失业率是正相关关系,工会密度越大,长期失业率越大;劳动税收与长期失业率是正相关关系,劳动税收越多,长期失业率越大。从影响程度上来讲,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15.35404)对长期失业率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工会密度(0.516747),然后是失业保险替代率(0.468875)和劳动税收(0.231396)。其中,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在5%水平下不显著,只在10%水平下显著。

(三)青年失业率

本文采用Eviews统计分析软件对常系数、常截距模型yit=α+xitβ+μit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从相互关系上来讲,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与青年失业率是正相关关系,就业保护越严厉,青年失业率越大;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与青年失业率是负相关关系,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越多,青年失业率越小;工会密度与青年失业率是正相关关系,工会密度越大,青年失业率越大;劳动税收与青年失业率是正相关关系,劳动税收越多,青年失业率越大。

从影响程度上来讲,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9.732287)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较大,然后是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7.375077)、劳动税收(0.327082)、工会密度(0.098137)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较小。其中,失业保险替代率在5%水平下不太显著,只在10%水平下显著(0.0754)。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主要对长期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有较大影响,而且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越大,长期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就越高。二是失业保险替代率对总失业率有较大影响,而且失业保险替代率越高,总失业率就越高;但失业保险替代率对长期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的影响则恰好相反,即失业保险替代率越高,长期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就越低,尤其是长期失业率。三是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对总失业率、长期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都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对总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而且随着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增加,总失业率、长期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都趋于下降。四是工会密度对总失业率、长期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都有较大影响,而且工会密度越大,总失业率、长期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就越高。五是劳动税收对总失业率、长期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都有较大影响,而且劳动税收越多,总失业率、长期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就越高。

对就业率的影响

(一)总就业率

本文采用Eviews统计分析软件对常系数、常截距模型yit=α+xitβ+μit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没通过检验,将其去掉得到结果,如表4所示。

从相互关系上来讲,失业保险替代率与总就业率是负相关关系,失业保险替代率越高,总就业率越小;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与总就业率是正相关关系,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越多,总就业越大;工会密度与总就业率是正相关关系,工会密度越大,总就业率越大;劳动税收与总就业率是负相关关系,劳动税收越多,总就业率越小。

从影响程度上来讲,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9.273165)对总就业率的影响最显著,其次是劳动税收(0.330296),然后是失业保险替代率(0.250657),工会密度(0.070397)对总就业率的影响较小。

(二)青年就业率

本文采用Eviews统计分析软件对常系数、常截距模型yit=α+xitβ+μit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工会密度没通过检验,将其去掉得到结果如表5所示。

从相互关系上来讲,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与青年就业率是负相关关系,就业保护越严厉,青年就业率越小;失业保险替代率与青年就业率是负相关关系,失业保险替代率越高,青年就业率越小;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与青年就业率是正相关关系,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越大,青年就业率越大;劳动税收与青年就业率是负相关关系,劳动税收越多,青年就业率越小。

从影响程度上来讲,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16.66388)对青年就业率的影响很大,其次是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5.112060),然后是劳动税收(0.779419),失业保险替代率(0.391580)的影响较小。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主要对青年就业率有较大影响,而且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越大,青年就业率就越低。二是失业保险替代率对总就业率和青年就业率都有较大影响,而且失业保险替代率越高,总就业率和青年就业率就越低。三是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对总就业率和青年就业率都有很大影响,随着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增加,总就业率和青年就业率都趋于上升。四是工会密度主要对总就业率有一定影响,而且工会密度越大,总就业率越高。五是劳动税收对总就业率和青年就业率都有较大影响,而且劳动税收越多,总就业率和青年就业率就越低。

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

(一)总劳动力参与率

本文采用Eviews统计分析软件对常系数、常截距模型yit=α+xitβ+μit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没通过检验,将其去掉得到结果如表6所示。

从相互关系上来讲,失业保险替代率与总劳动力参与率是负相关关系,失业保险替代率越大,总劳动力参与率越小;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与总劳动力参与率是正相关关系,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越多,总劳动力参与率越大;工会密度与总劳动力参与率是正相关关系,工会密度越大;劳动税收与总劳动力参与率是负相关关系,劳动税收越大,总劳动力参与率越小。从影响程度上来讲,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7.595721)对总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最显著,其次是失业保险替代率(0.254784),然后是劳动税收(0.212228),工会密度(0.073580)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较小。

(二)青年劳动力参与率

本文采用Eviews统计分析软件对常系数、常截距模型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工会密度没通过检验,将其去掉得到结果如表7所示。

从相互关系上来讲,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与青年劳动力参与率是负相关关系,就业保护越严厉,青年劳动力参与率越小;失业保险替代率与青年劳动力参与率是负相关关系,失业保险替代率越高,青年劳动力参与率越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与青年劳动力参与率是正相关关系,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越多,青年劳动力参与率越大;劳动税收与青年劳动力参与率是负相关关系,劳动税收越大,青年劳动力参与率越小。

从影响程度上来讲,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15.30053)对青年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就业保护政策严厉程度(5.208157),然后是劳动税收(0.770991),失业保险替代率(0.322144)对青年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较小。

大一劳动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二元经济;产业结构;人力资本

在“二元经济”社会中,由于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致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市。所谓“二元经济”(Dual Economies),主要指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实现产业结构转换和工业化过程中,由于部门间生产函数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区域间或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原因导致的经济性两极分化现象。从经济学研究的历史线索来看,关于二元经济的思想很早就受到关注。早期重农学派,以及以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为代表的古典学派都有过相关论述(古斯塔夫·拉尼斯,1988)。但第一个明确提出、并在现代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是荷兰经济学家J.H.伯克(J.H.Boeke,1953)。真正掀起二元经济研究热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1954)。随后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经拉尼斯(Gustav Ranis)和费景汉(John C.H.Fei)、乔根森(D.Wjor-genson)、托达罗(Michael P.Todaro)等人的修正和发展,形成当展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成为不少经济学家研究的出发点。陈吉元和胡必亮(1994)基于农村工业的异军突起,提出了包括农业部门经济、农村工业部门经济、城市部门经济构成的三元经济结构理论。John.Z.Ma(1999)、赵阳(2000)在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分别提出了双二元结构,即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的二元性同时也伴随着各自内部经济成分的二元性。高立金(1997)、周天勇(2001)等结合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实际情况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尽快消除二元经济现象,促使经济快速、协调发展。因此,如何消除经济中的二元结构现象,是落后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必须要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其实质在于采取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和制订什么样的政策手段,使经济以最低的成本和代价,尽可能快地步入到“同质”的现代化经济中。

河南作为农业和人口大省,在近年来以中原城市群的快速发展为标志引领中部崛起的同时,农村中仍然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属于比较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对河南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严重制约着就业结构进而影响经济结构的高度化。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用最新的数据论证说明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对河南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建议。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造成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错位

1.河南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状况

区域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部门之间的产值结构波动是由各部门的增长速度决定的,而增长速度又受投入要素增长的影响。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投入要素,如果在产业均衡协调发展的情况下,其变动应与产值结构变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吻合,但在河南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二者在变动趋势上表现出大体一致,而在产值份额上却表现出明显的错位(见表1)。

产业结构偏离度是指产业的劳动力结构与增加值结构之间的一种不对称状况,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利用结构转换偏离度模型,可以对河南劳动力投入结构与产值结构进行比较分析,其模型如下:

ELij=Cij(GDP)-Cij(L)

D=∑|ELij|

式中Cij(GDP)代表第j年第i产业产值增加值占当年GDP总量的比重;Cij(L)为第j年第i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ELij表示第j年就业结构的产业错位值;D代表整个经济的结构偏离度。

从理论上讲,产业结构及其转变应与就业人员(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分布相一致,即各次产业相应比例的劳动力应创造相应份额的增加值。但现实中并非如此,GDP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产业结构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即产业结构错位值ELij≠0产业结构错位值具有以下涵义:

(1)如果各次产业之间内在的劳动生产率相同,而且劳动力充分就业(实际劳动生产率与内在劳动生产率相等),则不存在产业结构错位,Eij=0。反之,如果各次产业之间内在劳动生产率相同,且ELij<0,则表示j年第i产业存在剩余劳动力;产业错位值大于零ELij>0表示j年i产业劳动力短缺,在业劳动力超负荷劳动;ELij=0表示j年第i产业劳动力充分就业。

(2)对于某一产业i,ELij≠0,则各次产业间的实际劳动力生产率存在着差异。当ELij<0,表示j年第i产业的实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其他某次产业;当ELij>0,表示j年第i产业的实际劳动生产率高于其他某次产业;当ELij=0,表示j年第i产业的实际劳动生产率等于本产业的内在劳动生产率。

(3)不同学者实证研究表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对应于一定的产业结构和错位幅度(如表2)。

根据产业错位值的涵义(1)和(2),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存在着错位,主要原因是各次产业的内在劳动生产率存在着差异以及存在剩余劳动力。根据国际经验,结构偏离度的一般趋势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不断下降的。偏离度的绝对值越小,说明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的吻合越 好。

3.河南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

根据以上关于产业结构偏离度的模型可以测算出河南(1978~2005年)的结构偏离度(见表3),并通过比较分析出河南GDP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错位幅度变动,以此揭示说明在河南产业结构转换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

对河南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比较分析发现:

(1)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河南GDP产业结构变动和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动基本遵循克拉克定律,即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但从表3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错位状况仍显著存在,且随着时间的变动幅度不大。

(2)整体来看,在1978-2005年间,河南的产业结构错位幅度是渐趋缩小的,但整个偏离度下降不多。尤其是农业错位幅度反复性强,基本上没有下降。按照上述模型,以河南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的错位幅度至少应与人均1000美元的结构相似,但除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比重差距近几年来有所减小达到模型所述外,其他产业错位幅度调整并不明显。

(3)单从各次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偏离度从1978年的40.8%下降到2005年的37.5%,但偏离度绝对值仍然很大,年下降幅度很小;第二产业的偏离度在改革初期迅速下降,1985年已经降到22.7%,在随后的15年里,虽有波动但一直变化不大,处于一种稳定状态。这显然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第三产业的正向偏离度与第一产业的变动过程一致,表现为明显的波动变化,2005年河南第三产业正向偏离度为7.5%,表明对劳动力的吸收不够。

(4)对比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偏离度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可以知道,在劳动力转移快的时期,总偏离度下降也快,反之亦然。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质就是劳动资源在社会不同部门之间的再配置。劳动力从低效益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益的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势必提高劳动力的总体收益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1.模型

一个比较简单的测算模型可以从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公式中得到。总产出V为总劳动生产率Y与投入的总劳动力数量L之积:

V=L*Y

(1)

由(1)式可以得到总产出的增长率GV为投入的全部劳动力的增长率GL与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和:

GV=GL+GY

(2)

如果将生产部门只划分为两个部门即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话(分别记为i=1,2),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可进一步进行如下分解:

GY=(P1GY1+P2GY2)+(P1Gr2+P2Gr2)

(3)

式中Pi=Vi/V为不同部门在总产出(GDP)中的比重,Gyi代表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Gni代表不同部门就业比重的变化率。(3)式表明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GY由两项因素构成:一是劳动者人均产出的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即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记为B(y);二是具有不同劳动生产率的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可见,第二项代表了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就业变化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视其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益,记为A(y)。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和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Eay=A(y)/Gy

(4)

Eav=A(y)/GV

大一劳动总结范文第4篇

第二产业就业人口的回归分析借鉴第一产业就业模型,以第二产业就业人口EP2为因变量,劳动力资源总数LFR和三次产业的地区生产总值GDP1、GDP2、GDP3为自变量。建立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模型:LnEP2=α*LnLFR+β1*LnGDP1+β2*LnGDP2+β3*LnGDP3+μ用EVIEWS对该模型进行消除多重共线性的逐步回归,得到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模型:LnEP2=0.632199LnLFR+0.170181LnGDP2t=(89.72048)(20.49607)R2=0.975924AdjustedR2=0.94586F-statistic=729.6217第二产业具有GDP高产出的显著特征,GDP的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该产业GDP的增长与其就业人口增长呈现一致变动的关系;目前,四川省第二产业GDP发展吸收就业的能力仍然很强。(三)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回归分析如上,以第三产业就业人口EP3为因变量,劳动力资源总数LFR和三次产业的地区生产总值GDP1、GDP2、GDP3为自变量。建立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模型:LnEP3=α*LnLFR+β1*LnGDP1+β2*LnGDP2+β3*LnGDP3+μ用EVIEWS对该模型进行消除多重共线性的逐步回归,得到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模型:LnEP3=0.580312LnLFR-0.281684LnGDP2+0.554490LnGDP3t=(82.97539)(-5.302039)(10.80001)R2=0.991395AdjustedR2=0.990383F-statistic=979.3299比较第三产业模型与前两次产业模型在劳动力资源总数上的系数可以看出,第三次产业的水平还比较低,因此吸纳就业的能力还很有限。式中,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影响为负数,说明二次产业的增长吸纳了更多就业人口,致使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相对减少。从上可看出,因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大众消费水平低较低和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等诸多因素影响,造成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强。(四)总体就业与三次产业的地区生产总值的回归分析因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对就业人口影响较大,对各产业的就业影响也各不相同,故根据以上分产业就业人口的回归分析,以总体就业人口EP为因变量,以劳动力资源总数LFR及三次产业的地区生产总值GDP1、GDP2、GDP3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EP=α*LFR+β1*GDP1+β2*GDP2+β3*GDP3+μ用EVIEWS对该模型进行消除多重共线性的逐步回归,得到总体就业人口模型:EP=0.846424LFR+0.191139GDP2-0.353723GDP3t=(395.6410)(8.563305)(-12.46845)R2=0.947600AdjustedR2=0.941436F-statistic=153.7145总体就业人口模型中变量LFR(劳动力资源总数)的系数为0.846424,其值的范围在0和1之间,符合经济意义:四川省经济在排除三次产业经济发展及其他因素影响下,可保证84.64%的劳动力就业。而三次产业的结构和经济发展对总体就业产生了不同影响。

结论

三次产业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各不相同。其中,第一产业就业已基本达到饱和,出现劳动力挤出效应;第二产业经济增长速度快,随着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其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能够提供大量就业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还很有限,还不能发挥其对就业增加的拉动作用。因此,四川省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如要充分扩大就业,切实缓解就业压力,还应当从产业结构调整上做出考虑。

大一劳动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口变动;经济增长;定量影响

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6-0010-09

一、引言

近年来,各国政府越来越关注未来人口趋势及其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全球最主要的人口趋势是人口老龄化,并且在相当一部分国家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甚至是总人口规模的减少。无论是欧盟还是联合国的预测都显示,2020年以后欧洲人口规模的绝对额将开始下降,并且到2050年每三人中就有一位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中国,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10年后人口老龄化速度将加快,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2010年的887%持续提升到2050年的256%,老龄化的进程将持续到2075年左右,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30%的最高点数据来源:UN DESA/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2。文中采用的是基于中等变差的人口预测值。。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3年达到983亿的顶峰,继而下降,且劳动力内部的老化也非常严重[1]。

国内外很多研究成果都表明,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迈德鲁尼(Maddaloni)等人[2]以索罗(Solow)的增长核算模型[3]为基础,将实际GDP增长分解为三个要素,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提升及劳动力利用的增长,并且对欧洲和美国人口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1961~2005年,美国人口要素的变化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要比欧洲大得多,美国为40%,欧洲为19%。同时,人口要素对欧洲实际GDP增长的贡献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而美国由于积极的移民政策,其人口要素的贡献则基本保持稳定。其后,阿姆兰(Amlan)等人利用类似的研究框架,对美国、日本、法国、英国、韩国和土耳其六国进行GDP增长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是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1974~2008年,美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达到427%,而日本同期则为126%[4]。李(Lee)等人及布伦(Bloom)等人所做的非常重要的针对多国历史数据的研究都表明,人口红利确实存在[5~6]。

针对中国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但以定性研究居多,基本结论为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7~8]。在相关的定量研究中,由于采用的方法不同,结果差异较大。里斯(Lees)等人把中国的经济增长归结为劳动力流动、市场发育产生的效率、外贸和技术引进,以及国内投资和外资引进等四个方面的贡献,其对年平均92%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度分别为30%、13%、43%和13%[9]。世界银行估计,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可以解释17%的中国经济增长[10]。蔡等人[11]利用劳(Lau)等人[12]和李坤望[13]的模型,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分解为三个贡献要素,即物质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利用道格拉斯函数的变换形式,采用回归方法得到劳动力对1982~1997年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371%。王丰等人通过考察年龄变动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对1982~2000年人口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作用做出估算,认为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5%左右[14]。王金营等人考察了1978~2007年劳动负担比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在过去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15]。虽然诸多研究成果表明人口要素变动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但是由于采用的方法不同,研究结论中人口要素的贡献度有较大差异。

本文采用历史增长核算法,对人口变化要素进行分解,目的是考察1991~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劳动力利用效率及劳动生产率各要素变化对中国实际GDP增长的贡献。本文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变化要素进行了可测量的细分,如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变动、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变动等,使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再是一个笼统的“人口要素”或是“人口红利”概念,而是具体的可预测、可预警、可提前政策干预的指标,使政策建议更有针对性。

二、理论框架和数据方法

在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中,大部分是基于各种模型,其优势在于可以对增长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予以明确考虑,然而这种方法的不足在于模型结果严重地依赖于模型本身是如何建立的。不同研究者选取的变量以及对变量及变量关系的界定都可能有很大不同,这导致模型结果差异较大,很难被评估。本文将从增长核算的角度,计算经济增长各要素的贡献,尤其是人口要素的贡献。增长核算理论框架的优势在于不依赖关于行为和技术函数的特别假设,模型结果比较稳定。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现代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通常可以分解成一些贡献要素,并建立了增长核算模型[16]。196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利用此模型及改进的模型分析一些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凯瑞(Carre)等人对法国的研究[17],马修(Matthews)等人对英国的研究[18],莱恩斯(Lains)对葡萄牙的研究[19],及麦迪森(Maddison)对美国和欧洲的研究[20]等。利用这样的分析框架,迈德鲁尼(Maddaloni)等人分析了199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发现有利的人口要素能解释至少1/3的经济增长[21]。

本文采用迈德鲁尼等人[22]的分析框架,将经济增长分解为三个要素,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提升及劳动力利用率的增长在迈德鲁尼等人的分析中,Labor Utilization是用总劳动时间除以工作年龄人口,但由于无法取得中国总工作时间,所以这里用实际工作人口代替。。这里,以GDP增长代表经济增长,劳动年龄人口采用的是15~64岁口径,劳动生产率是用实际GDP除以就业人口数,劳动力利用效率是用就业人口数除以劳动年龄人口来计算。如此,就有如下公式:GDP=(GDP/EW)LP*(EW/WAP)LU*(WAP/TP*TP)DF(1)其中,EW(Employed Workers)表示就业人口数,WAP(Working Age Population)代表劳动年龄人口,TP(Total Population)表示总人口,LP(Labor Productivity)代表劳动生产率,LU(Labor Utilization)代表劳动力利用效率,DF(Demographic Factor)表示人口因素。

1.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特征、趋势分析

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劳动生产率通常是用实际GDP除以总工作小时数计算得来[23~24]。然而,由于我国只在2000年以后才对工作时间进行统计,而且统计口径还发生了变化。在2006年及以前统计的是非农行业的周平均工作小时数,该指标从2000年的466小时下降到2006年的454小时,年平均下降05%;2006年及以后采用城镇就业人口统计口径,周平均工作小时数从2006年的473小时下降到2009年的447小时,到2011年又上升到470小时。鉴于2000年前并无工作时间统计,2006年统计口径又发生了变化,统计数据稳定性较差,更重要的是占劳动力总量近40%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工作小时数没有统计,所以本文采用2000年不变价格实际GDP(美元)除以就业人口数来界定劳动生产率,这里暗含的一个假设是就业人口的人均劳动时间不变。但事实上,全球人均劳动时间有减少的趋势。迈德鲁尼等人的研究表明,欧洲在1980~2005年,每个劳动者平均工作小时数年增长率平均为-05%[25],这与我国在2000~2006年统计的非农行业人均工作小时数年均下降05%是一致的数据来源:2008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鉴于此,本文假定1990~2000年间工作小时数不变,2000~2011年工作小时数年均下降05%,并以此来校正劳动生产率历年的变化。从校正过的劳动生产率变化上看,中国1990~2011年该指标一直保持平稳高速增长,从1990年平均每个就业人口实际GDP值(2000年不变价格)709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4845美元,增长了7倍。从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上看,1991~2011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均值为96%。图11991~2011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及增长率变化期间有两个高峰时段,一个是1992~1995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均值达到119%;另一个是2005~2007年,均值为121%。若以2000年为分界线,从1991~2000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均值为92%,2001~2011年则为10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分阶段看,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劳动生产率增长要快,但是最近几年增长率明显放缓,具体见图1。

2.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变化特征、趋势分析

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通常是用总工作时间除以劳动年龄人口数得到劳动力的利用效率[26~27],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所以这里同样使用实际就业人口规模替代总工作时间,且依据上面提到的原则对劳动力利用效率进行调整。从绝对值看,中国的劳动力利用效率总体是比较高的,但有下降趋势。1990~2011年中国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均值是805%,分阶段看,对比1991~2000年和2001~2011年的数据,我国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均值从834%下降到776%,见图2。

4.实际GDP的变化特征、趋势分析

在考察完实际GDP各影响因素的变化后,我们来考察1990~2011年间按2000年不变价格(美元)计算的实际GDP的增长情况,见图4。从总额来看,我国GDP从1990年的4446亿美元稳步增长到2011年的35479亿美元,增长了近7倍。但是从长期看,笔者认为是GDP的增长率而不是水平对未来的影响更大,所以本文不仅给出此期间历年中国实际GDP的变化情况,更加关注同期实际GDP的增长率变化。1991~2011年我国实际GDP年增长率的均值达到了104%,这期间我国经历了两个GDP高速增长的阶段,即1992~1996年和2003~2007年。在这两个时期每年GDP的增长率都图41990~2011年中国实际GDP额及年增长率变化

注:按2000年不变价格(美元)计算。超过了10%,其中1992年和2007年达到142%的历史高位。1992年开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初现,非国有部门发展迅速,大量隐性失业人口得到就业,劳动力的实际利用效率得到提升,同时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有利态势,GDP增长迅速。1992~1996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244%。1996年以后,由于经济过热,国家提出经济软着陆。从1997年开始,国家开始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大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与改制,产生大量下岗职工,GDP增长放缓。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需对经济产生强烈拉动,而此时劳动年龄人口以每年1300万~1400万的速度增长,产生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为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2002年以后,我国开始新一轮的强劲经济上涨,2003~2007年,我国年GDP增长率平均为1166%。2008年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出现下滑态势,为避免经济硬着陆,我国出台了强有力的刺激计划,经济发展在全球率先复苏,GDP增长率波动较小。如果从1991~2000年以及2001~2011年两个阶段看,中国经济增长运行基本平稳,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的大起大落不同,这两个阶段我国实际GDP的年增长率均值在2000年以前为105%,2001年及以后为104%。

四、1991~2011年中国实际GDP额及年增长率变化

1.劳动生产率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及趋势分析

比较这三个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如前所述,1991~2011年我国实际GDP年增长率均值为1041%,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是9220%,见表2。分阶段看,在1991~2000年,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度为8814%,而2001~2011年则大幅升至9591%。这一方面是由于劳动生产率在2001~2011年增长更快,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劳动力利用效率在2001~2011年表现出更高的负增长,这样就使得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相对增加。虽然中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在1991~2011年超过了90%,但这一结果与国外同类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在迈德鲁尼等人对欧洲国家的研究中,从1961~2005年,欧洲国家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更高达103%,劳动力利用效率的贡献度为-22%,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贡献度则为19%[29]。

2.劳动年龄人口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及趋势分析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大驱动力。从1991~2011年整个时期来看,其增长率的均值为126%,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为1211%。因为研究的时期不同,采用的方法不同,这一研究结论比以往关于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的研究结论略低[30~32],但与国际类似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如阿姆兰等人对同样处于人口红利期的韩国进行研究,发现在1970~2008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1176%;分阶段看,在1991~2000年,该贡献度为1237%,到了2001~2011年,略微下降至1186%[33]。

如果将劳动年龄人口要素分解为总人口及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这两个要素,则可以更为明确地计算得到总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81%,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45%,这两个要素构成了劳动年龄人口126%的年平均增长率。可见,这期间,总人口的增长能够解释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2/3,而人口结构的变动能够解释1/3。这样的一个拆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我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趋势。

以同样的分析框架来预测未来的情况,从当前到2020年的短期来看,总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为正,在总和生育率为16的假设下,预计将会使经济年平均增长032个百分点;但是这期间人口年龄结构要素对经济的影响将为负,预计使实际GDP增长率年平均降低061个百分点。总体上看,2012~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变动将使实际GDP增长率年平均降低029个百分点。2020年以后,人口总量及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都将逐渐加深,直到2040年左右。2040年以后人口年龄结构的负面影响将会得到极大缓解,但是由于人口总体规模将持续下行,人口总量的负面影响还将继续加深。总体看,如果预测到2050年,人口总量的变化将使实际GDP年增长率下降022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使其下降044个百分点,总计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下降将使实际GDP增长率每年下降065个百分点。

3.劳动力利用效率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及趋势分析

1991~2011年中国劳动力利用效率体现为负增长,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为-492%。分阶段看,1991~2000年贡献度为-147%,2001~2011年为-808%。这一研究结论与国际同类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迈德鲁尼等人对欧洲1960~2005年期间进行研究,结论是劳动力利用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2%[34]。人们对闲暇的追求(人均工作时间变短)以及教育程度(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提高是劳动力利用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劳动力利用效率的下降在世界范围是一种普遍趋势,未来在中国也将进一步下降。

五、主要结论和启示

1.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中国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1991~2011年,中国实际GDP的年增长率均值为1041%,其中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均值达到了960%,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9220%,是同期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贡献要素。从未来趋势上看,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将放缓。

2.劳动力利用效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为负

1991~2011年,中国劳动力利用效率体现为负增长,对同期实际GDP增长的贡献为-492%。人均工作时间变短以及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劳动力利用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趋势上看,人均工作时间及劳动参与率也将进一步下降。

3.未来人口变化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且程度逐步加深

对未来人口变化的预测表明,2013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对未来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且程度逐渐加深,直到2040年以后将大大缓解。而人口总量的变化短期内仍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正面影响,但是到2020年以后,将开始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且程度逐渐加深,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没有逆转的趋势。2012~2050年,总人口对实际GDP年增长率的影响为-022%,要低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044%),但放眼到2050年以后,从趋势上看,人口年龄结构的负面影响会逐渐消失,但如果人口总量持续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则是长期的。

4.我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

考察影响实际GDP增长的三个因素的历史变化和趋势,可以看到劳动力的利用效率多年来都为负值,意味着其对经济发展作用为负,从趋势上看,负值有加大的趋势。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是过去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因素,但是2013年将是可预计的几十年中最后一个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的一年,从未来的趋势上来看,其将对经济发展产生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影响。而第三个要素――劳动生产率,虽然一直保持较高的正向增长,但从增长率上看现今却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由此可见,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必然会下降。但其波动幅度应小于改革开放初期,基本上会保持平稳运行。

5.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保障

以上的结论已经表明,未来我国劳动力利用效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总量都将面临下降的趋势,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成为保持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我国劳动生产率的产业差异是非常大的,农业占有了396%的就业人口,但是只产生10%的GDP比重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2008年数据。。从当前情况看,我国农业劳动力尚有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空间。考虑到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政策上保障农业劳动力持续向非农业转移是提升总体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

6. 降低非充分就业率而非提升劳动力规模

虽然我国面临劳动力规模下降的趋势,但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目前我国97亿劳动年龄人口仍然远超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83亿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需要指出的是,劳动力短缺的唯一衡量标准是失业率很低且不断下降[35]。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失业率较低,但非充分就业率很高,中国就属此列。本文认为,中国在非充分就业率很高且产业升级要求迫切之时,旨在提升劳动力规模的政策措施是不可取的。如延迟退休年龄可能会提高失业率,如果在负担比上升的同时叠加高失业率或是非充分就业率,那么我国面临的经济挑战将要更为严峻。对当下中国而言,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效手段是降低非充分就业率,而不是急于提升即时或未来的劳动力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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