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范文第1篇
现在许多学者都担心的现象,如国企改革停滞,国企中的垄断大鳄天价拿地,以及行业协会垄断海外采购,其本质都是“王安石主义”在现代社会的再版。
在西方人的“纯资本主义”(将出任日本首相的鸠山田纪夫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社会里,西方人一直像信奉耶酥基督一样地尊奉市场法则,政府也只在其中扮演运动员的份。自从他们发现政府必须在某个特定的时候不得不逾距跑进运动场充当裁判员(否则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此时他们发现,中国人的“王安石主义”很好用。把“王安石主义”恰到好处地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里,就是“科学资本主义”的准确定义。
眼下西方人特别关注中国人的“政府调控”,这让他们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的社会价值观了。这个发展趋势的风险,是哈耶克警告过的“奴役之路”。当基本民权在政府的面前倒下的时候,就会滑向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的深渊。
以上两种趋势虽在拉近中西两大文明体之间的距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融为一体,因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基本理念的产物。尽管如此,有历史责任感的学者应当早早地应予关注。这就是本文的宗旨。
恰到好处的政府调控与充分有效的市场机制的相互结合,就是“科学资本主义”的精髓。但政府依据怎样的制度设计来做到那么理想的程度,仅靠实践和总结是不行的,需要拿出有创见的宏大理论,这就是把问题引向了更难更深的层次,也就到了本文所难以论及的深度了。
借助文化传统的优势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当在这方面先行一步并有所建树。
什么是“科学资本主义”
什么是“科学资本主义”?这个新奇的名词含有怎样的意义?这是首先要向读者交待的。请不要向大家熟知的另一个名词“科学社会主义”方向联想,与“科学资本主义”含义相近的词是“科学主义”。
虽然“科学”是个褒义词,但科学主义却是一个贬义词,意思是将人类以往的认识和经验,主观地应用于对未来的认识和对社会生活安排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人类把自然选择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管理中,将劣质人口或“无社会价值”的种群予以人工淘汰,其后果不用赘述是违反基本人道的。
笔者这里所说的“科学资本主义”是一个中性名词,它既不是一种标榜,不是去宣扬一个主义(如“科学社会主义”那样),也不是一种贬损(如“科学主义”那样),而是面对一种世界性的大趋势,以十分冷静的一个概括,用来向人们展示出笔者在缜密的思考之后的一种判断。
笔者认为,当今世界现代化演变的趋势,是以自由竞争为最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在进入到信息化时代以后,它的发展出现了难以回避的阻碍,从而出现了前所未遇的危机。具体讲,就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需要在最近一段时间进行一个“必要”的修正。
信奉完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认为,只要执著地固守“自由竞争”基本原则和认识底线,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历史上和今后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各种经济危机都能最终得到化解。“市场理性”能够指导人们迎来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最终达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最合理的开发和消费。
但是,发生在2008年夏季的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让上述思想家们“集体失语”,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最虔诚地信奉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信条的美国,它的政府也在市场外部坐不住了,要动用政府力量干预由上帝之手操控的市场经济了。它将以政府的行政力量获取的7000亿美元用来“救市”,这只“看得见的手”成为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对市场经济最肆无忌惮的干预。人们怎样评价这个将一个非市场主体的力量参加到市场活动中来的行为?按习惯说法是“政府干预”。是的,这种作法是一种干预行动,但是给这种行动赋予正当合理性的理论还没有名称。我则认为,应当给这种违反常规的干预行为予以认可的理由,应当把它称为“科学资本主义”。人们普遍认可这种做法的本意,是因为美国政府正在维护市场经济的最根本利益――不要让经济“崩盘”,但此种手法本身是“违规”的,因为作为非市场主体的政府实体本无权这样做(政府采购之类的行为是政府以消费者的身份进行合规的市场活动,与上述行为完全不同)。
因此可以用这个案例的方式,这样地进一步描述和定义一下我所谓的“科学资本主义”:“科学资本主义”是政府行为的一个新的信条,即当政府认为市场经济可能出现重大危机时,当市场已经出现经济危机而用“无为”的对策方式无法看到经济体尽快走出危机时,当政府以“超人”身份自认为市场机制出现“失灵”征兆时,政府以非市场手段插手市场的非正常交易活动,这种政府行为的根据应当被叫做“科学资本主义”。之所以冠之以“科学”二字,是因为政府认定:在此时,如果不以理性对自然秩序予以修正,虽然最终也能走出危机,但是眼下的各个市场主体以及人们所信奉的价值观都将在短时间内受到伤害。当此之时,须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政府将上帝推开,让他暂时“挂职”,自己主动“犯规”,赤膊上阵干预市场。
科学资本主义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
我为什么一定要标新立异创造“科学资本主义”这个词呢?我的回答是因为以前现成的类似的旧词都无法准确地说清楚当今世界刚发生的这些事情,比如“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
“垄断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行为,是大额财团或金融家们结成联盟操纵市场,以攫取最大的利益。列宁曾把早期的个别现象如“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的产生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形成的依据。那时也确实有这样的趋势和现象,如果任其发展,所有中小企业都将消失,真正的市场也不复存在,商品价格也就取决于寡头们的随心所欲了。如此,资本主义也就真如列宁所说进入“垄断的、垂死的阶段”,最后的消亡也就不远了。但是,那时的资本主义并未如列宁所预言的那样,他们及时地采取了措施,克服了那个趋势,这就是“反垄断法”的产生。而这样做的主体正是政府,这说明自然的“资本主义现象”(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为人类理性所把握、克服其内在的“野性”。因此,“垄断资本主义”无论是含义还是行为主体,都与“科学资本主义”完全不同。
而国家社会主义的“行为主体”则是政府,其历史上的案例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一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某种原因走上此路(如德国的民族复仇和日本民族由卑微而产生的民族狂妄),就使得问题进入了另一个巨大的话题。法西斯德国和战前日本的政府在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法西斯的“八一宇”思想的统御下,两个国家的经济都成了国家政治的一个部门,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其民族经济必将成为那些狂人们的殉葬品。这是两个“走偏”的案例,简短说,就是政府“弄权过度”,权力成了政府服用的“”,以致政府无限制地将某些狂人的目标强加于社会,从而导致本民族和外部世界的冲突和灾难。
“科学资本主义”还只是在民主政治框架内的政府职能的“扩权”,而国家社会主义则已蜕变为专制政治的无限度地任意施加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科学资本主义”
在美国政府从一个方向上开始尝试以“科学资本主义”手法修正传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政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在同一座山的背面逼近“科学资本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只是它们的方向相反,目标却一致。中国人许久以来,就一贯不信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历史也从来没有真正地实施过那个主义。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措施,在本质上都是把中国政府对市场运作和公众的经济行为的无条件干预逐步收敛,官方说法叫“国退民进”简政放权。最明显的标志是把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定价机制逐步还给市场。但距离社会财富价值完全由市场形成的那一天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们的许多方面:劳动、自然资源、土地历史上和现实中充分的市场从来没有存在过。基于此,才会催生一大批一夜暴富的市场弄潮儿,同时也给某些靠近市场的部门的政府官员造就了极轻易地进行权钱交易的机会。
对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从不同方向上向着“科学资本主义”这同一目标前进这一现象进行认识和判断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这首先可以促进我们中国人对长久以来在头脑中形成的“万恶的资本主义”概念进行必要的修正。
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任由一个什么坏蛋或一群吸血鬼,用来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榨的工具,也不是由一个反动的理论家创立的一套“坏”的经济理论,而是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后自然形成的一套商务行为规则。人们,尤其是中国人,长久地浸淫在无聊的道德说教中,把从社会中获取最大利益的行为视为“不义”看成贪婪,最形象的说法叫“无商不奸”。中国的儒家文化氛围中产生不出亚当•斯密那样的思想家,也永远不会有人能像他那样认识到这样一条道理:每个人如果以劳动的方式在不“犯规”的情况下向社会谋利,并尊重他人有相同的谋利权的时候,社会就形成了人们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氛围,尽管这会造成贫富差距的加大,许多人认为这使得社会变得“不公”,因而“嫉妒心”常常让人们产生仇富心理。一句话:资本主义与科技发展程度无关,也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必然的发展阶段,而是一群人依据一套生活原则所催生的一种文化氛围。
我一直就这样定义资本主义。
当我们中国人开始认识资本主义的时候,往往都看到它的“丑恶”的一面,而一百年来的社会实践,让中国人逐步认识到它合理和有用的那一面。当中国人在承诺加入WTO的时候,实际上就认可了资本主义这一西方人所发明的伟大的文化成果。但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府主导型”社会生活组织原则所生成的中国文化传统,即“中国特色”,仍然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很大的影响,而这种文化传说统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格格不入的,其基本的冲突,在于产权的归属问题。仅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个原则,就让土地权利和所有自然资源失去了商品本性,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让社会劳动无法形成真正调节人们社会行为的劳动价格机制。这两项基本原则对市场无法形成至关重要的基础商品的合理的定价机制,资本主义从根本上也就无从谈起了。
“驾驭价值规律”与“科学资本主义”
思路至此,让我想起了一个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学术问题,那就是关于“驾驭价值规律”的有关争议。
1992年在财政科学研究成果徐州定稿会上,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冒昧地讨教过老一辈财经理论权威许毅先生。创立并极力主张“驾驭价值规律”这一说法的许老简单而干脆地回答道:“怎么不能驾驭?我们可以不必从自己的市场上形成商品的价格,只要认真研究一下西方人的市场活动,就不难找出我们所需要的价格信息,拿来应用就是了。”当时,我听了口服心不服(我也有中国人“畏大人言”的毛病),但还是觉得有一定的道理。现在看来,这个问题的关键部分在当时的实践中还没有明显地呈现出来,因此无法继续争辩下去。
以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的GDP,中国的商品影响到世界贸易的程度还很低,大宗的商品,如石油、钢铁、天然气、铁矿石等,绝大多数的物流都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之间,我们中国很容易地就能将“国际价格”来引入到当时中国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来。但是,当中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许多基础性的商品(如上述的钢铁、石油),中国成了重要的买主或卖主,我们与别人的交易极大地影响该商品在整个世界的供求关系的时候,“定价机制”失去了自由竞争这个前提,其价格的确定就成了问题。因此,我们从巴西和澳大利亚大宗进口的商品铁矿石,从俄罗斯、委内瑞拉和中亚各国进口的石油,以及我们的大宗出口商品(玩具、服装、小商品、钢铁制品等,以及眼下正打得欢的“轮胎仗”),它们的价格形成方式就进入了盲区。对方于是就耍起了赖,以“反倾销”法来对待我们。我们对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反倾销举措很是恼火,但是也很无奈。即使告到了WTO,由于我在前所说的“市场定价机制”的缺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历史上看,当资本主义二百多年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资本主义者”从来都是世界性的主要商品销售者或倾销者,“价值规律”是他们的护身法宝,也正是这个“规律”让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得以形成。如果现在再去请教许老这同一问题,不知他将会为“驾驭价值规律”之说做怎样的新的解释了。
仅把当前西方的危机看作是金融危机是不全面的。而今,我们中国人来了,这给他们出了难题:我们作为大买主,采购意愿稍一透露,世界上该类商品的价格应声暴涨(如铁矿石等基础原材料),我们销售行动刚一展示,各国“反倾销”的市场大厅马上关闭,前者造成“有价无市”,须反复地艰难地谈判协商,也难以奏效(因为机制已经缺失),而后者,就自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孤岛。长此以往,都会给世界经济的发展(眼下则是走出低谷)带来不利。已成为庞然大物的“中国制造”的梦魇确实让不少原本是西方人的强项(最显著的是钢铁、造船、纺织)的领域变成了“落叶长安”。可以设想,长此以往,当那些人们在支撑西方人饭碗的行业(如汽车、飞机制造、金融业)再接连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新势力范围”时,世界经济将进入下一个看不到尽头的严冬。
这就是我在思考本轮金融危机时,不由得想用“科学资本主义”这个基础判断来敲一敲警钟的由来。
西方人是用高科技为手段来应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的,他们也在同一过程中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世界,并获得了作为成功者的文化优越的“”。以电脑的发明和卫星的应用为背景的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以核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以生物科学为龙头的现代农业,以重化工科研成果催生的新材料产业,所有这些高科技新领域,一方面可以说是西方人半个世纪来开拓出的“新大陆”,从另一角度来说则是被我们这些“能吃苦”的后进民族逼上的“绝境”。他们身处“绝境”之后的一个“后果”是,一旦在他们前面没了路,即没有突破性的重大发明所创造出的新型产品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会发生,我据此而认为,这才是源于西方最发达国家的本轮经济危机的最深层次的原因。而造成这样后果的就是引发“科学资本主义”对自由竞争的老的资本主义理论提出挑战。而无论是房利美、房地美的“次贷危机”,还是麦道夫导演的惊天大骗案都只是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环境中,政府对市场监管不到位情况下爆出的个案,绝不是造成危机的原因。这更进一步说明,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呼唤“科学资本主义”的产生,呼吁它出面来解围以应付场面。
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这不是我们发展本国经济的初衷,我们真不愿意看到西方人的一个一个行业走向没落,因为他们的这种没落也意味着我们在短期内的发展逐渐失去了方向和赶超目标。
解铃还须系铃人。因此,我认为,应当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从经济领域之外来寻找对策了。我认为,我们的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就是我们的儒家文化对当今社会发挥的巨大影响。这就要说说中国“科学资本主义”的儒家渊源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我们信心十足地宣称“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敌人一天一天烂下去”的时候,他们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硕果――信息经济时代。当我们打开门开始走向他们时,他们却进入了前途莫测的“百年未遇的危机时代”,这是怎么回事?怎样从哲学的深度看待这一现象?
“科学资本主义”只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
依据斗争哲学,只有对立和真正的竞争,才能激发人类的进步,平庸的“和合”,只能导致停滞。自然界生物的进化和西方世界这三四百年来的巨大进步昭示着前者,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的止步不前是后者的真实写照。
放下远的说近的,西方人什么时候能真正走出本轮经济危机?
我的判断是:从小处看,什么时候中国经济完成了“日本化”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开始从危机中走出来。那时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已得到显著的提高,从而成倍地增加“中国制造”的生产成本,西方人也就开始从难以接受的“价格挑战”中解脱出来,步入平静的稳流发展时期。这一点,正像日本在80年代来日元大幅度提价以后,西方人才从“日本奇迹”的惊愕中松口气,从而迎来他的最为得意的信息经济时代,恢复了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帮助西方人,我们也应当做点什么,那首先就是:让多数中国人真正地富裕起来,走出“穷日子穷过”的历史,并尽快结束“富日子穷过”(例如有了钱就买美国国债)的过渡时期。一个能最快见效的政策建议,就是把我们的两万多亿的外汇储备,更多地尽快地用来提升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质量,从根本上提高中国人的劳动成本――这不但能让西方人松口气,也能使中国人获得超越生活的动力,进而发展我们的文化,并以其成果贡献人类。当然能把这笔钱“消耗”得好,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是一门极难的学问和艺术。
那么从大处看,西方经济何时复苏,或者说获得新的生机得到发展?
我认为,这取决于两点,第一,西方人能否不断地拿出与电脑、互联网技术、新材料革命空间技术和生物科技相媲美的新的伟大科技成果了;第二,是西方人何时能拿出突破性的现代经济理论成果以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不能仅仅用稍带性质的“市场监管”来权宜应付。
先说这第一点。我觉得,我们不应讳言,自16世纪以来,世界和人类的划时代进步都是由西方人不断努力探索才创造出新的文化成果的结果。在现代,新的世界经济周期将更紧密地与新科技的大发现相关联,没有了后者,世界经济都将进入一段时间的相对“停滞”的发展阶段,如果再加上人类自身数量的无控制的盲目繁衍,那是产生危机的原动力。例如,这次经济危机就是中国人带着人类1/5的人口“入籍地球”的结果,对稳步发展很长时间的西方来说,由于今后不会再有这么一个大的“人口决堤”事件发生(中国加入WTO),所以我判断,在消化掉中国人口问题以后,一个世纪之内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相对的稳流期。此轮问题获得最终解决结果的前景取决于:中国的土地资源何时实现资本化,中国的劳动资源何时彻底实现商品化,中国的大多数企业何时能彻底地转化为“唯利是图”的独立市场法人,而有如此三者,则要求中国对政府行政资源改造,中国家庭的人口观念的改变和企业制度的改革必须有突破性的进展,而西方人能否创新出“新玩意”则是本答案的另一个提示。
从这个角度看,G2之说为什么让人们炒得那么火热才能得到解释,因为它能引起几乎所有人眼球的最深度的原因正在这里,即:美国的“科学资本主义”实施到何种程度,实施到什么时间,而中国何时走出“科学资本主义”阶段,将自身融入到自然的秩序中。
中国儒文化的提醒――现代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
本轮的经济危机虽能发于美国,但其发韧处和最终解决的关键却在中国。我认为,是中国的儒家文化的信条在最深的地层中引发了本轮世界上的经济危机。问题的精髓是政府在何种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干预市场。
依据儒家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信条,“大丈夫”的最高生活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最高境界是按照儒家理论“重新安排的山河”,当然操控市场和各种干预社会公众的经济行为也就必然是其中的应有之意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盛世”,顶多只做到“治国”那个档次就开始走向没落,即使在可称雄天下的清朝乾隆年代,也没有走出国门实施“平天下”。而今,依照中国人祖先的人生哲学,我们已经做得空前充分了,开始从历史上最辉煌的程度有所突破了,即尝试着“平天下”了。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西方人只在苦涩中莫衷于是,而最了解中国的日本人已经开始看出点“门道”了。
据日本《每日新闻》2009年8月10日笠原敏彦的文章(题目为《东西价值观的相克》),他认为,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向西方发起价值观攻势”。他说:“……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有着区分的儒教等亚洲价值观念今后必然会更加兴盛。世界正在由西方文明操纵的时代转向文化相对主义的时代。”(据2009年8月11日《参考消息》)
中国人不是以武力去“平天下”,而是在自己也未加准备的情况下,以儒教的观念迈开了“平天下”的步伐。其中最让西方人惊愕的是:由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世界性恐慌中谈论“百分之七还是百分之八”,可见中国人不但能“改变已经发生扭曲的国际关系”,而且在提醒西方人:中国政府应该不会侧身于市场之外,今后会更积极地干预市场,中国人管这叫做“调控”,而“调控”远远比“干预”来得更积极主动一些,可以说“调控”的含义是:无条件地全面干预市场。
但是,笔者也对将来的某个时刻怀有担忧,从来不含现代金融理念的中国儒家文化,一旦主宰了今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如果不能推出像金本位那样取自自然的价值原素(“充分自由的”市场则有此功能,而那个市场为儒家文化所不容),如果不能“制造”出美元那样既方便灵活又数量上恰到好处的用于流通和储存手段的新的货币,今后的世界经济的基石又将如何存在呢?
整个地球会不会又进入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那样的“无义战”格局呢?当然,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刀真枪的战争,而是“贸易战”、“制裁战”,或者是“价格战”和在WTO框架下的“口水战”。
作为中国人,我为中国能以这种方式走向世界而感到自豪(毕竟彻底地结束了曾经的屈辱时代),但是却认为中国儒家文化的局限性也决定了:中国冲击波给世界带来的只是“震撼”。应对那个“震撼”,西方人可以用我的“科学资本主义”说法来理解和自我安慰,但那是一道没有答案的难题,最终,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还应当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下获得解决,因为,那才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折射和演化。而按照中国儒家文化“平天下”的原则(即由政府出面组织社会生活的主张),只能把世界引入类似过去中国两千年以来的平庸时代。
科学主义范文第2篇
女权主义者把科学看成典型的“男性中心”领域之一，她们对科学的批判有三个特点：一是揭露科学的活动过程中充满性偏见(gender bias)；二是把科学的“本性”建构成“男性的”；三是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大都是女科学家，懂科学、懂哲学，又有深切而敏锐的体验。本文试图对这一新流派作一番介绍和检讨。
一、科学中充满性偏见
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把科学的程序分为四步：(1)产生 问题 。(2)实验操作。(3)解释数据。(4)问题终结。她们认为科学中的每一步都有性偏见。
(1)问题产生。科学 研究 总是从选择（或提出）问题着手。杰克琳(jacklin)发现，这里性偏见俯拾皆是且“根深蒂固”。[1]什么是重要的？何者值得研究？谁能胜任这一课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由科学共同体中的权威和资助者定夺。女性因其科学共同体中的“边缘”地位而“无法”也“无权”参予决策。希瑞夫(sherif)指出，许多科学领域内存在着一种等级制度，男人常位于顶层而女人往往在最低层。[2]在心 理学 中，对有志于研究妇女问题的人，要么其兴趣得不到鼓励，要么其“工作”被视为歪门邪道。 经济 学中，学者们几乎忽略了所有妇女参加的行为，如家务和志愿工作，妇女的经济行为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3]在生物学中，有时未对某物种的雌性加以观察就武断地公布结论。自一战以来，军事课题的增加也是“反女性的”倾向。
(2)实验操作。心理学中，确定变量、提问、实验设计等皆存偏见。性别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变元，尽管无人对“性”给出明确的界定。这样，未加充分说明的、似是而非的东西（性）就被投进“黑箱”，继而“黑箱”的输出结果就包含甚至“放大”了这一问题的预设。众所周知，心理学和 社会 学收集数据的一般 方法 是问卷和当面测试。在这一过程中，题目的设计和提问的暗示往往是男性化的。如军事行为， 政治 行为或 体育 竞技行为，妇女被文化“训练”成是不适于这些事业的，因而这样的提问以“双重排除”的方式去对待妇女。现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为了提高“中立性”，用接钮代替了当面提问。但要追问的是，当被试者按“钮”时，是谁制造并控制了她（他）面对的庞大机器？是谁对那些自己无法说明自己的人作出解说？谁拥有对已发生的情况的解释权？为什么？
(3)对数据的说明。哈丁(harding)指出，在科学共同体中，男人通常是“指令者”(conceptualiger)而女人是“执行者”(executor)。[4]女人通常从事些烧试管和秘书助手之类的工作。从这一意义上，“执行者”实质是机器和工具的延伸，而这些机器和工具是处在顶端的“指令者们”所设计和控制的。
科学中的等级制度决定了对数据的说明。首先，妇女因其“低层”地位而不能从广泛的背景去说明数据。例如，在华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发表他们的dna双螺旋结构之前，弗兰克林(franklin)曾拍摄过dna的晶体图片，并给出了精致的结构 分析 。华森和克里克在读到她的结果后不久，就公布了他们的发现。事后他们辩解说，弗氏无疑善于拍x射线图片，但却缺少解释这些图片的“功力”。[5]其次，这种等级制度还促使处于顶端的人根据自己的价值倾向、兴趣和偏见去解释。最后，科学的语言也带有性偏见。科学语言的中立性不过是一纸空话。科学术语和语言的选择或明或暗地反映“统治者”的旨趣，表现出某领域主导的表述风格。[6][7]
(4)问题的终结。女权主义者认为，所谓“科学问题的终结”是达到“可信性的临界值”(threshold of convinicibility)。所谓“可信的临界”是指某人对其他理论的态度，它常常表现为忽视、反驳和赞同。另外，它还与某人坚持“己见”的“固执”程度有关。一般来说，女性科学家的“可信的临界”要比男性科学家高。以麦克林托克为例，在生物学共同体都接受正统理论的情况下，她却坚持自己的“转座”学说。不仅如此，她还能“固执”地保持自己的立场以期达到对自然的不同理解和说明。[8]再看看华森和克里克，他们在作出dna的双螺旋结构发现时，真正关注的是几位权威的意见，满足这些权威的标准是顶顶重要的，至于自然，则可冷落一旁，无足轻重。[9]
二、科学批评与对女性的建构
对科学中性偏见的揭露，对妇女地位的不平，仅仅是些零碎的谈论。只有对科学的“本质”提出批判，才能真正地了解科学，在此基础上方可对女性进行建构。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大致有以下三个流派，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学和女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女权主义经验论 该派认为，由男性统治的科学倾向于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他们把客体打入冷室而从不对之“移情”。这无疑就是通常的科学“世界观”。女性主义经验论把女性建构成“优越的知者”(superior knowers)，女性“知者”的“优越性”出自她们能打通主体和客体。她们倾向于关注客体，倾听客体，理解和“同情”客体。她们不是简单地从客体概括出结论，她们的理解基于差异而不是二元冲突。也就是说她们不将主客体填进权力关系，而是平等相处。因投入很多，故更富有创见；因耐心倾听，故理解更为深刻。麦克林托克就是整合性思维（态度）的一个绝好的例子。开勒指出，量子力学悖论只有更新对客体和自然的态度才能得以解决。悖论存在就表明分裂的“世界观”不可逃避的二难困境。[10]
(2)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该派关注的是“权力关系”。认为科学中的权力(power)是关键。科学中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如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妇女是“异化的知者”(alienated knowers)。“异化的知者”在认识上有两处优势：其一，女人会使“脑”与“体”更加和谐和统一。科学中的“劳动分化”产生于科学从“手工”向“大机器”的转化，产生于科学的日益制度化和科学知识的商品化。“手”、“脑”、“心（情）”三者的统一能体现出原始科学的批判力，能使科学非异化状态。其二，女人——“异化的知者”——其“被统治”的地位可使她们明察科学中权力关系的机杼，而这恰恰是“统治阶级”（男性）的盲点。依照异化的知者看来，科学本质上是“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androcentric ideology)”。
(3)女性主义社会批判 这一派把女性建构成“他者”或“被排斥的”。权力对知识来说是根本的，起着决定作用。在权力关系中，男人处在中心而女人在边缘。权力以排除的方式表现，而排除却规定了女性的本质。女性主义者把女人在科学中的地位比做边缘社团在社会中的地位。作为“被排除的(excluded)”的女人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妇女被长期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其二是把女人建构成“他者”，因而具有和男人相反的本质——具有反向含义。女人被定义为消极的、感情化的、非竞争的、保守的、非理性及未开化的。这些都是西方文化中正统价值取向的对立面。
哈瓦维(haraway)指出，灵长目动物学家对雌性灵长目动物的 研究 表明：“(1)雌性是竞争的而且有统治欲；(2)雌性富有反叛精神，并不保守；(3)雌性是性独断的并且；(4)雌性生活中的能量要求和雄性同样强烈。”[11]这些研究表明，传统中的妇女角色可能并非其本来面目，而是 社会 化和文化积淀的后果。“性(sex)”和“性别(gender)”的区别某种意义上是动物与人的分野，“别”是何物？“别”来自何处？文化也。
科学 中，男人是“我们”、女人是“他者”，二者的关系是，“他者”置于“我们”的监督之下，“他者”的状况和行为必须以“我们”的 理论 去理解，以“我们”的语言去表述。培根说“知识乃力量”，女权主义者认为“力量”(power)实为“权力”。知识是一种检查、监督和解释的权力。权力表现的形式不外乎设立标准尤其是判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的标准。女权主义者认为，抵制现存权力关系的 方法 是重述原始故事，通过重述(retell)而企图把女人建构成“我们”。[12]
总的说来，女权主义科学 哲学 三个流派所认同的是，科学中充满偏见，但对“何为偏见？的回答则建构了三种不同的“女人”，三种不同的“科学”。不难看出，女权主义经验论与正统认识论，意识形态批判与马克思学说，“排除论”与法国批判理论之间有着多多少少的关联。
三、结语：几点个人的看法
(1)大多数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自己就是科学家，她们的揭露和 分析 大都是基于对科学活动的深刻了解和体验。她们的研究丰富了科学哲学。科学长期拒斥女性，一旦接纳女性又存在着严重的偏见。女权主义者坚持不懈的“个例”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认识。
(2)“优越的知者”说有两个 问题 ：其一，消解主客二元对立的根据是主体特别能力。这种态度无形中加剧了主客之间的矛盾，所谓“移情”，实则需要更多的控制和技巧去处理客体。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天人合一”。其二，妇女因受 历史 的压迫而具有社会化的“女性特征”，这种“特征”反而使她们成为“优越的知者”，这岂不是说，历史的歧视、压迫、不平是合理的吗？
(3)女人果真具有一个超乎文化、阶级乃至种族的“女性意识”吗？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许多黑人妇女首先与种族集团认同，其次才有性别认同。笔者以为，认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的，某种情况下，妇女可能首先认同于阶级或种族。另外，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把男性视为权力中心的。
(4)说女人是“优越的知者”也好，说她们是“异化的知者”也好，都预设了妇女的经验整合性这一前提。而这种预设是未加辩护的。女权主义者对“异化”的攻击是企图回归到妇女原始的完整意识。这里似乎有一悖论：一方面，因其分裂意识，她们饱受异化折磨；另一方面，妇女由于被“排斥”而能保留自己的完整的意识不被异化。
(5)总之，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对“性”在科学中的 影响 的看法多有偏颇之处。“性”、“性别”等基本概念自身也缺乏明确的界定。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对于性别的关注是从外部加于科学之上的一个大纲领，可她们的实际论题是：性恰恰“内在于”科学而发挥作用，准确地说是通过帮助确定什么该作为科学内外的东西而发挥作用的。以法因a(fine)的观点看，这实是“把某种主题硬塞进科学”，对科学本质的诸种建构，实际上是不尊重科学，故而是一种空洞的形而上学。[13]
科学哲学中的女性主义与其他后 现代 主义思潮一样，反对科学理性的权威，故喊出“第二次启蒙”的口号。笔者认为，我们与西方有着很多“语境”的差异。另外，妇女（包括女科学家）在我国的地位也与西方大不相同，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
主要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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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范文第3篇
本文将讨论这几个问题：（1）什么是科学主义？（2）什么是人本主义？（3）反人本主义的基本观点；（4）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主线是什么？
一、什么是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是指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一种思潮或运动。反对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哲学家把他们所反对的看法称为“科学主义”（scientism），加以贬斥。 但也有些不赞成科学“至高无上”的人不用这个贬义词，而恰当地把这种看法叫做认识论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 ）和本体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罗蒂的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年）出版以后，基础主义成为众矢之的。人们纷纷把当代西方哲学的走入死胡同，归咎于笛卡尔首创的基础主义。笛卡尔的论点大致是这样：（一）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伦理的、美学的和神学的思想都将被科学的进步所排除。接受传统规范的唯一理由不过是，在我们在一切实践领域还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的限度内，按照传统规则和基于经验的作法来生活是慎重的。这一点最重要，以下各点可由此直接或间接地推演出来。（二）科学知识的确定性（certainty ）在于它以主体中的明白清晰的观念为基础；这是知识的阿基米德点。（三）自然科学之所以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是由于科学方法的应用。它成了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四）当一切知识都成为科学知识之日，就是一切人生问题（包括伦理道德问题）都得到解答之时。（五）所以科学是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20世纪的哲学家很少完全接受这些论点。他们首先否认科学是永恒真理，而认为它是猜测的知识（波普）或得到验证的假说（卡尔纳普）；科学的合理内容不过是经受住反复检验并且通过和其他竞争假说的比较才暂时被接受的（拉卡托斯）；只是整个科学可以说得到了证实，任何个别部分都可能被证伪，但通过内部调整，整个科学仍会被接受（奎因）。否定笛卡尔第一论点的哲学家往往也否定确定性论点；不过不少经验论者仍能以感觉经验的确定性代替理性直觉的确定性。至于否定科学知识可解答一切人生问题的人就更多了。但是，只要当代哲学家继续赞同笛卡尔的表象主义并且相信科学方法，他们就是认识论基础主义者，例如皮尔士、罗素、波普、卡尔纳普、拉卡托斯和奎因都是这样的基础主义者，因此他们的观点被反对派贬斥为科学主义。
人们用“科学主义”一词不仅要贬损认识论基础主义，也要贬损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者承认因果律可以说明一切自然、社会、文化现象和人的行动，简言之，一切都在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内。这样，“科学主义”一词实际上是对基础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贬称。那么什么是自然主义呢？
自然主义运动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潮，它所坚持的是一种方法论的、而非本体论的一元论：这种方法论可以同各种本体论（二元论、唯心论、唯物论、有神论、无神论等等）一致。这样自然主义的特征在于否定有任何事物原则上存在于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外，主张自然界不单是一切自然对象（包括人）的总称，而且是一切自然过程的系统。就其提供科学说明而论，自然界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一切过程原则上都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换言之，自然界的一切原则上是可理解的。理性就是贯彻始终地应用自然方法。
自然方法可简单地归结为：（1 ）通过辨明所研究对象的自然原因提出说明；（2）检验这个说明的后果；如果假说真会有什么后果呢？真理仅仅是后果问题。自然方法乃是一类自然对象（即人）对其他自然对象进行操作的方式。
自然界可理解的含义：自然界是规律性的，自然方法试图通过研究来确立自然规律。人作为自然对象，同其他自然对象一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构成人的心智和社会生活的自然过程可用自然方法来研究，属于这种方法所发现的自然规律的范围。
一定时期关于世界的知识就是那一时期的科学知识。因为人们相信科学知识是通过严格地和连续不断地应用自然方法获得的。但是对于科学的任何学说仍可进行无穷的检验，因而任何学说都没有最终的确定性，并没有永恒真理。
“科学之外无知识”并不是说：人只通过科学研究同自然界打交道。体验世界有各种方式，但认知地同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是科学的。科学方法是唯一的认知方法。自然主义者并不认为只有科学对象是真实的；一切自然对象都同等地真实，科学的描述词汇并不能穷尽自然界的实在性。
整个地说，自然界无道德性，除开它的对象中间包括那具有价值并追求价值的人类这一点之外。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类不能够约简为任何其他部分，但和其他部分一样，是可以应用自然方法来说明的。只有自然方法，而非某种道德直觉，可提供解释道德争论的钥匙。并且道德理论也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可通过检验后果来决定理论的强弱或是否恰当。
在30—40年代，自然主义流行于美国，其主要代表为杜威、桑塔亚纳（Santayana ）和科恩等。 较近时期的代表人物则有纳格尔（E.Nagel）和胡克（S.Hook）。以后自然主义被分析经验论取而代之。但是它提出的“科学方法的连续性”问题，仍为当代争论的焦点。
总而言之，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不管是真理性的还是概率性的，本体论的自然主义，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都不自称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反对者对它们的贬称。
二、什么是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至少有两种涵义。在历史上人本主义是14世纪下半期发源于意大利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和文学运动，它构成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要素。人本主义也指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或以人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利益为主题的任何哲学。
前者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基本方面，当时思想家从这一方面把人重新纳入自然和历史世界中去，并以这个观点来解释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造成17世纪科学革命的基本条件之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促使“科学主义”诞生的一个条件。17世纪以来的基础主义和19世纪末期以来的自然主义并不反对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历史上的人本主义运动是同超自然信仰和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相对立的。
撇开历史上的人本主义不谈，我们现在讨论当代的人本主义。
人们通常认为当代人本主义即是“主体哲学”（philosophy ofthe subject）。由于哲学家对“主体”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多义的。
如果把导源于笛卡尔的“我思”和康德的先验自我的哲学都看作人本主义，那么新康德主义便是人本主义的典型。我们不谈个别新康德主义者是否属于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哲学家，整个地说，新康德主义继承康德为科学、尤其自然科学（马堡学派）和文化科学（佛莱堡学派）奠立基础的纲领而努力，他们由以出发的自我是一般的、非经验的和非人格的，与人本主义者所强调的经验自我根本不同。并且新康德主义特别重视科学的价值，这恰恰是“科学主义”的特征，同强调个人价值的人本主义大异其趣。
其次，作为“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的一派，胡塞尔现象学也可以被称为人本主义。他同康德一样以自我为出发点，力求为科学知识奠立基础。不同的是，他求助于“本质直观”，以描述方式进行其构成客观性的工作。早期反心理学主义使他把逻辑结构看作“真理本身”。胡塞尔的“我思”有别于康德，不是非人格的，但客观性的先验奠基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主体或主体性，却需要多元的、主体间的、原子论般的奠基。难道这样的奠基学说是人本主义的？是的，要是我们把任何“主体哲学”当作人本主义的话。但是人本主义以人的首要性为特征，而胡塞尔则对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我”给予现象学“还原”（reduction）。他并不为人的要求作出哲学辩护， 他关心的是要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这样看来，唯心主义现象学不属于人本主义范畴。
第三，来源于现象学的“哲学人类学”的舍勒（M.Scheler ）的反形式主义价值哲学强调人格是道德行动的中心，似乎同人本主义一致。但人格主义并不令人成为善和恶的尺度。有的人格主义者理解人格主义是人对于被还原为观念或事物层次作出经常性抗议并充分注视当代文化危机的哲学。人格主义旨趣的这种变化使它向人本主义方向靠近。但人格主义者仍然不甚重视个人定立其自身的能力，而更重视个人的善于容纳他人和向一个价值秩序的开放。所以人格主义还不是完全的人本主义。但流行于美国的人格主义或精神主义（spiritualism，以波士顿大学为中心）通常也被叫做人本主义。
第四，我们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真正的、完全的人本主义。他的著作《有和无》是把现象学、存在哲学和人本主义冶于一炉的集中体现，是人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表现。存在主义者断定：“在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世界之外并无其他世界。”存在主义作为典型的人本主义是同自然主义不相容的。
第五，狄尔泰及其后继者的方法论解释学强调社会、人文科学要求对文本（text）或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自然科学采用一般规律来说明所研究现象显然不同。理解和说明是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但自然主义则坚持科学方法的连续性，包括人在内的一切自然对象与现象都可应用一般规律给予科学说明，认为这才会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这样，方法论解释学同自然主义是对立的。解释学在否认真理确定性这一点上也同认识论基础主义不相容。所以在整个哲学领域内，早期解释学可以说属于人本主义范畴，是同科学主义对立的。
三、反人本主义
大陆哲学，特别是法国哲学在60年代后期冒出反人本主义思潮，以关于为人本主义奠立基础问题的各种学说代替“主体哲学”。
在著名的德国社会学界的“方法论争论”（Methodenstreit）时期，认识论各派所提问题都以主体—客体的关系为要旨，意识“为客观性奠基”的工作即是这种关系。但海德格尔却指出：真正的基础研究是不能把这种关系作为根本的。基础研究是什么呢？是恢复现已遗忘的“存在”意义的研究。于是“我思”问题的地位降低了，被“存在是什么”问题所取代。当然这个问题是在我们自身之构成、亦即构成那在使用概念表达出存在的意义之前已领悟存在的人这个举动中先被察觉的，但我们之此—存在起初并不是意识到自己的经验主体；它不是笛卡尔、康德和胡塞尔的“我思”。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把它唤做“此在”—Dasein，不唤做“我”。它在存在中所属层次较之能知主体面对着所思客体的那个层次要低。这个问题海德格尔首先在《图像的时代》这篇论文中提出来，他说“我思故我在”不是一个超时间的或无预先假定的陈述。它是在一定时期作出的，那个时期科学自身作为一个可理解性模式正在出现，这个模式使我们在所构成表象中获得存在的东西（what—is）。这样，第一个预设便是客观化和表象过程，我们自称通过这个过程取得实在之充分知识乃是一个确定性经验，仅当在这样的客观性中寻找存在者时才出现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正是在客观性表象确实可靠的这个经验中我们成为主体。在笛卡尔那里，人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主体、基础，同时也成为存在者本身所指向的中心。但此事之所以可能，仅仅因为世界已成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画像，一个形象。海德格尔指出，世界之成为一个形象和人之成为存在者中间的一个主体是同一回事，两个过程是缠在一起的：“世界愈益成为一个形象，人便愈益坚持自己是主体；世界愈益广泛和彻底地可作为被征服者被利用、愈益客观地呈现为对象，人便愈益主观起来，即愈益坚持己见，对世界的反思、世界的理论便愈益变成人的理论，变成人类学；无怪仅仅在世界成为一个形象的地方人本主义的影响日增。 ”〔1 〕海德格尔还在《关于人本主义的书信》（1946年）中谴责任何停留于人这个存在者而不回溯到存在本身的哲学为欠缺基础的哲学。让我们弄清楚海德格尔的反人本主义。他要排除的显然不是对人作为最具价值的存在者的尊重，而是有些思想家要使这种尊重的伦理观附着于其上的主体形而上学。
笛卡尔由“我思”推导出“我在”；事实上，“我在”隐藏于已立为最高主体的“我思”里。但“我在”不再是一个命题，它本身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的意义隐藏着，“我是谁”这一问题最初被掩埋在不确定代名词“一个人”（one）的出现之中， 在直接的自我知识的自命不凡之中，甚至在反思意识的幻象之中。因此，“此在”的分析不停地带着警醒的疑惑态度，不停地发问：“谁在那里？”海德格尔问道：要是“把‘我’作为给定的起点， 万一存在分析（ existential analysis）陷入此在本身所设的圈套， 即以它自身的假明显的和假直接的解释的形式出现的圈套，又怎么办？”〔2 〕这种怀疑表明对“谁在那里”这一问题的答复不能具有证据的价值，却只有解释的价值。这个价值本身以怎样解释在那里的这个人同世界以及同他人的关系而定。海德格尔以这种方式破除人本主义，并非为了要破坏伦理和政治赖以确立的基础，而是为了它们在非人类学的土地上更深和更可靠地建立它们的基础。
在法国对人本主义的人类学基础还有另一种攻击，不是从本体论立场发动，而是涉及人文科学中流行的可理解性模式问题。
20 世纪初，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相信适宜于人文科学的理解（understanding）模式同自然科学的说明（explanation）模式是对立的。因为我们所理解的首先是和原则上是以记号表达的他人心灵生活。这样，历史、社会学和语言学中含有的理解只能是我们在日常语言交际中的最初理解的扩充。因此理解是双重主观的，从一个主体到另一个主体。
现今由于语言学、心理分析和结构人类学的辉煌发展，另一种可理解性模式已在人文科学中占领主导地位。依照这种模式，理解不再和说明对立，对人类事实的掌握不再依靠自己或他人的意识。这是现在为哲学结构主义广泛采用的符号学模式（semiological model）。
符号学模式是对主体哲学的挑战，因为它从一个和主体的意向目的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意义问题。结构语言学有四个公设。第一个公设是语言和说话的分别；第二个公设是历时性从属于共时性的观点；第三个公设是把语言的实质（语音的和语义的）方面化简为形式的方面。语言被消除了内容，便不过是纯由它们之间的差异来下定义的记号系统。结构主义的任何假说的涵义，在第四个公设中确切地表明了：语言本质上是一个内部依赖关系的自动物（autonomous entity）， 即一个结构。〔3〕这最后一个公设可唤做记号系统封闭性公设， 它概括了所有其他公设。这是向现象学提出最大挑战的公设。依照现象学，语言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媒介，我们用它或通过它使自己朝向实在；对事物有所讲谈，所说的一纵即逝，向它所说的东西流动；它超越自身并在一个指称事物的意向运动中确立自身。依照结构语言学，语言是自给自足的；它的一切差别都是内在的，而且它是先于说话主体的一个系统。这样我们就会明白符号学模式如何使某些哲学家开始走上蓄意反主观主义、反人本主义的方向了。语言自给自足，没有对象，它既不向它会指称的世界开放，也不向会给它注入活力、用它来谈世界的人开放；自我指向和世界指向同时不见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心理分析同语言学携起手来。它对主体哲学的攻击甚至更为激烈。它的矛头直指笛卡尔自信已给确定性找到牢靠的基础所在。弗洛伊德在构成整个意识场的意义景像下面深挖，暴露出那掩饰我们欲望的幻想与幻觉的作用。这样，说明以意识属性的暂时中止开场。它是不要求约简为意识而要意识被约简掉的反现象学。在他谈论“自我”、“本我”（Id）、“超我”的题目中，主体之被逐出又推进了一步。不仅自我的最深底层（Id）是无意识的，甚至最高层（超我）也是无意识的。换言之，无意识的特征不仅是被压抑的欲望具有的，而且是使来自社会权威（主要是双亲权威）的命令和规则深入我们内心的那个复杂过程本身具有的。
再谈关于语言学和结构人类学的合作，这种方法论重新组合的哲学含义非常重大。要是各种文化现象都被当作符号系统，个人实际经验对于文化现象便像说话主体对于语言现象一样成为不相干的。“人类学把社会生活看做其一切方面有机地相联系的一个系统。……人类学家试图构造模型的时候，基本的动机总是要发现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所具有的共同形式。”〔4〕亲属系统在这方面是一个范例。像语言系统一样，它们是心智在无意识层次上设计出的，所以心智并不是心理主体或先验主体特有的东西。在语言、亲属系统和构成社会的其他一切符号系统中工作的心智是同其创造物合为一体的。它就是制度本身，它就是文化。这是客观知识可能性要付出的代价：思想已经在事物中，在社会事实中。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如果心是结构，并且结构是在事物中，为什么不说心是一物呢？“既然心也是物，此物的功能在于把其他事物的性质告诉我们。”〔5〕这样， 你就会明白为何斯特劳斯能够这样说：“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把人来构成，而是使人消失。”〔6〕
科学主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科学社会主义
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开始了自身的调整过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各国已出现了较之本世纪初有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变化给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一些传统的理论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回答当代面临的新问题，把科学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当达资本主义各国，经过几十年的自身调整，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①生产的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虽然存在，但已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国有经济的出现和股份制经济的发展上。在二战前的野蛮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同生产的社会化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常常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和社会的政治动荡。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开始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加以调整；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存在，但人民的生活状况有较大改善。二战前的野蛮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一极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一极是工人阶级贫困的积累。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当时是很糟的，相当多的劳动群众处于绝对贫困化状态年代；③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管理。战后，资本主义各国为了克服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开始加强对经济的干预；④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虽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但它依然在推动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没有表现出像二战以前野蛮资本主义时期那样，严重束缚生产力。
资本主义在当代的上述变化，为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新课题。它要求我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1 应进一步认识和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
随着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变化，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产生了怀疑，以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消失了，资本主义成了最合理的制度。应该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有下述三点我们必须看到。
（1）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并没有消失，并且依然发展着。在美国，生产的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不仅依然存在，并且致使美国日益成为病态的社会。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
（2）从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中不应得出资本主义制度更合理的结论。因为，这种变化恰恰是资本主义各国在科学社会主义取得重大成就、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后，吸收、借鉴社会主义成就的结果。
（3）当代资本主义的发达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其他国家东施效颦，走资本主义之路很难成功。必须看到，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脱离封建社会较早，进入大机器工业的文明发展阶段历史较长。在上百年的时间中，它们曾长期剥削和奴役落后国家，这为其经济起飞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由于这些国家在生产社会化、市场化方面，起步早、起点高，捷足先登，率先抢占了某些世界市场，因而也为他们在战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应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
多年来，人们一直以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是要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的一切。其结果使社会主义发展缓慢。现在看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必然的，但代替的具体形式则是辩证否定的形式。代替的同时也有继承、借鉴和吸收。
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一，战后资本主义在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虽然有较大的变化，但其基本经济制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没有改变。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度主义的时候，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是需要加以根本否定和摈弃的。其二，资本主义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为了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相继推出了许多与之相适应的具体的经济管理形式和社会管理形式。实践证明，这些具体的管理形式是人们积极探索和认识人类文明发展客观规律的积极成果。显然，类似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经济管理形式和社会管理形式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和商品经济条件下发展经济、管理社会的成功经验的结晶。它属于人类的共同财富。其三，战后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为了缓解自身矛盾，也借鉴和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成功的做法，从而使它成为今日的状况。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在代替资本主义的时候，不应将此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摈弃。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也不应为了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而丢掉或抵制这些本来是社会主义应有的东西。如果那样，我们不仅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同时也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
3 应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进程
多年来，我们一直以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就是革命，只存在夺权的爆发式质变一种模式，似乎再无其他模式。笔者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借鉴、吸收社会主义成就而发生较大变化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具体进程，除了有爆发式质变的方式，还会有非爆发式质变的方式。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可能要经过几个阶段性部分质变，最终达到根本性质变。
目前，这些国家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国有化经济，国有经济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都较完善地建立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大多数人民生活有所保障并不断有所改善；都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有所克服；少数国家还吸收工人代表参加董事会，参与企业管理。上述这些实质上属于一种社会主义因素。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当代资本主义同早期资本主义相比，不是离社会主义更远，而是离社会主义更近了。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将要经历一个两种社会制度既相互较量、斗争，又相互借鉴、吸收，在某些方面相互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目前，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恰好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中。
参考文献：
科学主义范文第5篇
根据我们对文化价值观的理解，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应当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价值特征，即对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认定。在其极端形态上它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肯定特征与否定特征。以科学主义而言，肯定特征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的完全认定乃至崇拜；否定特征则是对其它非科学文化形式，主要是人文方面的文化形式的贬抑和排斥。第二，认识特征，即对围绕价值认定的对象所进行的描述和合理性说明。科学主义在这方面也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自身说明与关系说明。前者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自身价值的绝对性描述和论证；后者是对科学文化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描述与说明。第三，功能特征，即尚未现实化了的功用特性。按照大文化结构的概念，它应当有精神文化功能、社会的调节功能和器用。下面，我们按照这一解释框架对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作出初步的描述。
1、科学主义是关于科学的一种崇拜
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从肯定方面来说是科学崇拜。如R·G欧文所说，科学主义“使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或者径直而言，科学崇拜就是声称所有的问题都能被科学所解决，直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韦莫斯说：“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所以，科学主义是一种价值认定的极端形态，这种极端形态使得科学神圣化，从而由一种自然知识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神学信仰似的东西。因为这一点，科学主义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精神有了某种相通之处。如果说中世纪宗教神学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则科学主义就认为科学是全知全能的；如果说宗教神学对上帝的崇拜是对一种精神范畴的崇拜，则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就是对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崇拜。不管科学与上帝是多么的不同，科学主义与宗教神学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的某种文化产物奉之为神明，使之成为高于人类的救星。就这一点也可以说，科学主义是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带有宗教神学态度的一种文化思潮。
2、科学主义是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
从价值特征的否定方面看，科学主义是作为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而存在的。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理解是排斥人文因素的。科学主义的典型形式，如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真命题的集合，是不包含错误的，因而它否认科学的人性特征。科学主义推崇科学的认识方法而贬斥人文的方法，如历史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方法，实际取消了人文方法的地位和它与科学方法的互补作用。科学主义竭力把人的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以及人本身排除在外，从而造成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分裂，使得科学与人文精神处于对立的两极。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尖锐对立还集中表现在人与科学的价值关系上。按照人文主义的观点，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实际是人的一种异化。因为科学是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产物，它是属人的、为了人的并且服务于人的。如果我们把它看得高于人本身，对人的这一创造物顶礼膜拜，反过来受其统治，我们就走向了反面，导致自身的异化。这种情形，是把人作为价值中心的人文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3、科学主义是一种绝对的科学观
科学主义是把科学绝对化的产物，把科学这种人类的特定认识形式凝固化了。由于作了凝固化处理，本来是历史性的东西，现在则丧失了历史性；本来是人的创造物，与人的实践密不可分，现在则远离人本身，成为一种绝对本体。
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绝对化主要表现在：
——科学定律是绝对正确的。构成科学具体内容的是真命题。科学就是真命题的集合，它不包括任何假的或错误的命题。因此，科学是掺不得一点假的。如果说科学有发展的话，也只是真命题、真子集的量的增加，而不是真与假、正确与错误的某种辩证运动。科学就是真理的化身，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科学内容的绝对化。
——科学方法是绝对有效的，存在着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内容的绝对真理性是由科学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予以保证的。如果不存在一条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科学的绝对内容就不能获取。不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抑或是批判理性主义，都企图找到一种绝对可靠的认识途径。为了保证认识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他们也都认为科学的认识方法是统一的、规范的，如同他们所认识的科学内容是统一、规范的一样。近现代科学主义的主流是规范主义的。
——存在着绝对的科学本体。绝对科学本体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绝对界限。这条界限恰似一条鸿沟保证了科学的绝对纯洁性，使它免于被非科学所污染。这一点对于科学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点模糊之处，科学本体就丧失了它的绝对存在，科学的至高无上性与神圣地位就无法得到根本的保证。长期以来，科学主义的理论家们所以竭尽才智围绕科学划界问题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根源在此。
——科学的社会作用是应当绝对肯定的。近现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的社会功能与实际效用是肯定的。科学主义者比通常人们走得更远，他们认为科学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只有正面效应而不存在负面效应。他们对科学社会作用的理解是一重性的而不是两重性的。他们不认为科学这种文化形式除了它的巨大社会进步作用外，还可能有历史局限的一面，还可能有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的一面。他们截然拒绝接受这一可能性。
所以，对科学内容、科学方法、科学划界以及科学社会作用的绝对化理解，构成了科学主义的绝对科学观。
4、科学主义是一种片面的文化观
什么是文化？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文化的基本目标是求真而不是求善求美；文化的基本内容是科学而不是其它学科；文化的基本结构是逻辑加经验而不应该包含其它基本要素；文化的基本方法是科学方法而非人文等学科的方法。总之，把文化归结为科学，把科学归结为逻辑加经验，把善和美的范畴归结为真的范畴，这是科学文化观的片面性所在。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唯有科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化，才有资格进入神圣的文化殿堂。而其它文化形式无此地位，不堪佩以文化的绶带。这实质是一种科学文化的单一论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取消论。
科学主义片面文化观还有其人本学方面的认识根源。文化，是人特有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对人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对文化的理解。科学主义基于其特定时期的自然科学背景（牛顿力学），它把人理解为一种机器，因而不可避免地把人的存在方式——文化理解为一种机器的原理，即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然科学。
5、科学主义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表现为科学基础主义
在科学主义看来，科学是其它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在其极端形态上，科学主义甚至企图同化或消解其它文化形式，使其科学化或使其在文化领域丧失其独立性。所以，从文化功能的角度看，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基础主义。
科学基础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实现途径。一种是把科学本身的有限原则直接运用于一切文化领域，使它成为文化领域的公理，从而使科学成为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例如，牛顿力学体系问世后，首先出现了将牛顿力学的原则推广到其它科学领域的倾向，继而它又被推广到社会学领域，此后几乎成为其它一切文化学科的基础或模式。另一种是从科学中先概括出一般方法，然后以此为标准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重新建构，使它们获得某种科学的形态。逻辑经验主义以及某些结构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一种类型。这两类都属于科学化的工作，只是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典型特征而已。
6、科学主义在社会功能方面表现为科学一元主义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调节和改善社会关系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指导思想。科学主义者甚至以物理学为模式提出了社会动力学与社会静力学，用以重新架构整个社会关系。在历史观方面，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唯一对历史发展起根本作用的因素。以此为基础，他们把历史观归结为科学，归结为一种物性的机械法则，而将历史观中属人的一面、与人的特性有关的一面排除出去。甚至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解方面，科学主义也按己所需力图把马克思思想中所有人道的因素排除出去，而仅仅保留所谓科学的因素。在这种科学一元主义影响下，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似乎变成了冷冰冰的物的世界，人的社会似乎变成了物的机械性的社会。
科学主义社会功能的另一表现是社会器用层面的单一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对于科学技术的进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也毫无疑问地具坌某种负面的功能。它不仅使人变得如同马尔库塞所说是一种单向度追求的人，而且尤其使社会环境变得极为不平衡，甚至是一种分裂、对立的状态。科学技术迅速地外化为造福于人的工具器用，使得社会的科技环境迅速地膨胀。与此同时，社会的人文环境却引人注目地相对萎缩。至于社会的生态环境则严重地受到损害而急剧地恶化，成为当代和下一世纪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关于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初步评析
首先看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一方面，科学主义在价值特征上具有某种合理性，另一方面从根本点来说它又是不合理的。从合理的方面说，科学主义对科学的态度有可取之处。19世纪和20世纪毕竟是科学的世纪，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具有某种历史的根据。同时，人类文化的活动就总体而言是在主体—客体的结构中进行的，它总是可能有不同的方向。它可能沿着经验的方向向外超越，体现为客体性的文化内容，形成对科学的倾向态度；也可能沿着超验的方向向内超越，体现为主体自身的文化内容，形成对人文学科的倾向态度。当然也可能是两者彼此结合，这或许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但不管怎么说，科学倾向在特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确实在文化本体的结构里有自己存在的某种理由。历史地看，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不管其程度如何，在其早期阶段对科学这类文化现象的滋长蔓延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任何一种“文化热”，都与某种倾向或偏好有关。“科学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的另外一个积极作用在于，通过它的价值驱动，科学日益外在化，分化为某种独立物。这是科学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需要给予某种肯定的。
但是，我们毕竟看到科学主义在根本点上站不住脚。科学成为一种被崇拜物，从服务于人的工具成为似乎高于人的统治者，从而产生了某种异化现象，使科学的价值走向反面，这是科学主义由对科学价值肯定的极端化而导致的对科学价值的否定。它提醒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价值评价都应以人类主体为根据，人类不应当对自己的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取崇拜的态度。正是基于这种反思，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下述的逆转：在人与科学的关系方面，重心开始摆向人本身；科学开始寻找自己的目的——以人为归宿；科学也开始意识到人文主义对自身的制约，意识到科学作为工具理性应当置于人的需求这一目标之下。科学的内容愈来愈带有人的色彩，成为属人世界的一部分。科学的人性特征日益显示出来。科学不再仅仅是客体性的积淀，主体性也被视为它的内在特性的有机构成之一。科学的外在性正在被扬弃，显示了它向人文精神的某种复归。这种情形本身就是对科学主义价值特性不合理性的批判，同时也表现出在人类文化创造的实践中主体与客体走向统一的某种趋势。
另一方面，科学主义把人类文化总价值全部赋予科学，这种以偏代全的文化态度是对人文学科乃至人文精神的贬斥，是以否定人类总体文化的存在为出发点和目标的。这使它自身走向反面，成为具有某种反文化特性的思潮。它在客观上遏制人文学科的发展，使人类文化成为一种跛足的文化。由此也限制了科学自身的发展，堵塞了它走向未来的道路。现实生活中由于重理轻文而导致了人文萎缩、灵魂空虚已经强烈地使人感到文化创造失却了它的原动力。这决不仅仅是人文学科的危机，而是包括科学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危机。
其次，我们对科学主义的认识特征作一些分析。科学主义关于科学的价值论证是多方面的，而集中起来看主要是关于科学自身合理性和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关系的合理性说明。在这种说明中，科学主义的思想家们关于科学的结构、方法、语言等方面的研究，都不无合理的建树。某些研究之精致独到，令人刮目相看。这些，对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我们今天从事科学观的研究，对这些成果也不能绕道而行。尽管如此，科学主义由于在认识特征上的绝对化而使自己陷入困境。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绝对化使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所特有的属性丧失，科学的知性特征被淹没了。另一方面，绝对化又使人们关于科学文化地位的认识极度扭曲，似乎科学不再是人类文化园林中的一员，从而失却自己的归属。
在实证科学兴起的早期，一些科学思想家关于科学的认识还没有被绝对化。随着科学主义的形成和成熟，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科学认识理论的研究虽然更加精致化，形成了专门学科并包含了许多具体的合理内容，但科学的性质、内容和方法被绝对化了。科学好象达到了绝对本体，不再是一种知性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本性的丧失，是科学主义认识特征的致命之处。正因为此，它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批评，而最大的挑战则是来自科学本身的发展。二十世纪科学的进展愈来愈显示出科学相对性的一面。科学主义的价值论证因而失却了自己的依恃，陷入了某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科学不顾科学主义的反对似乎又回到了知性的地盘上，表现了某种回归。与此相应的是，科学的文化地位也重新为人们所审视。人们注意到，科学可能并不象科学主义所预期的那样，是唯一具有终极意义的文化形式，科学只是整个世界过程集合体的一部分，并非至高无上的。科学，不应当以否定其它文化形式的价值为前提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和地位；相反，它应当在人类总体文化的范围内，在与其它文化的整合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人类的文化园林可能不象科学主义描绘的那样是科学一枝独秀，而应当是百花齐放。
最后，简要提一下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是科学主义价值特征和认识特征的逻辑延伸。文化关系中的科学基础主义与社会环境中的科学一元主义无非是科学崇拜与绝对科学观的文化表达和社会表达。从理论方面说，前面对科学主义价值特征与认识特征的评析已经包容了这两种特征的本质说明。至于这两种功能的具体评析，譬如科学基础主义的实现机制和科学一元主义的社会评价，则需专文作述，非本文所能纳涵。但它们根本的价值立足点与认识支点，应当说已经清楚。
总起来看，科学主义在走向世纪末的时候，似乎已江河日下，远非世纪初时的那般雄心勃勃。当代对科学主义文化思潮的激烈批评以及同时而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预示着人类文化方向的某种调整。长远地看，这种调整预示着新的更高类型文化的到来。人类将通过对原有文化思潮的批评，通过对科学文化的反思，特别是通过不断的文化创造实践为自己寻得一条文化新路。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旧有的文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文化类型正在旧文化类型的化解和调整中孕育而出。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展望，我们说对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评析就不仅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性认识，而且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新文化的选择与构建。
部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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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⑤A.J.Ayer,"Language,TruthAndLogic",PublishedbyPelicanBooks,1987
⑥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⑦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⑧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⑨江天骥《科学理论的评价问题》，涂纪亮主编《分析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