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岸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两岸经贸合作

自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大陆与台湾的交流不断扩大,两岸的贸易额不断增加,两岸的经贸合作不断向前推进。

一、海峡两岸的贸易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不断向前发展。1979年海峡两岸的贸易额仅为0.8亿美元;1993年超过100亿美元,达到144亿美元;1998年超过200亿美元,达到205亿美元;2000年超过300亿美元,达到305.3亿美元。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04年海峡两岸的进出口总额为783.24亿美元,同比增长34.2%,其中大陆出口135.45亿美元,同比增长50.4%,大陆进口647.79亿美元,同比增长31.2%;2005年海峡两岸的进出口总额为912.34亿美元,同比增长16.5%,其中大陆出口165.5亿美元,同比增长22.2%,大陆进口746.84亿美元,同比增长15.3%;2006年海峡两岸的进出口总额为1078.44亿美元,同比增长18.21%,其中大陆出口207.35亿美元,同比增长25.29%,大陆进口871.09亿美元,同比增长16.64%;2007年海峡两岸的进出口总额为1244.8亿美元,同比增长15.4%,其中大陆出口234.58亿美元,同比增长13.1%,大陆进口1010.22亿美元,同比增长16%;2008年海峡两岸的进出口总额为1292.17亿美元,同比增长3.8%,其中大陆出口258.78亿美元,同比增长10.3%,大陆进口1033.4亿美元,同比增长2.3%。

二、海峡两岸经贸合作的有利因素

(一)、亲民党等党派的领导人到大陆访问有利地促进了两岸的交流与合作。

2005年中国主席连战对大陆展开“和平之旅”,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这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60年来的首次会面,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总书记和连战主席共同发表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望”。连战的“和平之旅”加深了国共两党之间的信任与理解,对于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2005年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率亲民党大陆访问团访问大陆,同中共中央总书记举行会谈,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亲民党两党之间首次进行对话,两党的交流有利于增强中国共产党和亲民党之间的互信,有利于维护两岸的和平与稳定。2005年新党主席郁慕明率领率领新党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陆访问团对大陆进行“民族之旅”,通过此次访问,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同新党之间的了解,对于遏制“”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2008年中国主席吴伯雄对大陆进行访问,这次访问是在两岸关系的新形势下进行的,总书记和吴伯雄主席举行了两岸新形势下两党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谈,双方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由于在台湾由在野党变为执政党,国共双方互动的成果有利于转化为现实政策,从而对两岸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2009年中国主席吴伯雄率领大陆访问团访问大陆,并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举行会谈,进一步加深了海峡两岸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这一切标志着两岸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两岸关系已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篇章。

(二)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复谈对于促进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8年6月年海协会和海基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商谈,表明两岸的中国人有能力解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有利于造福两岸同胞。这是两会时隔九年之后的首次复谈,双方签署了《海峡两岸包机会谈纪要》和《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协议》,对于促进两岸直航和两岸旅游业的发展、扩大双方的人员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2008年11月海协会和海基会在台湾岛内举行第二次会谈,双方签署了《海峡两岸海运协议》、《海峡两岸空运协议》、《海峡两岸邮政协议》和《海峡两岸食品安全协议》四项协议,海协会赴台商谈不仅一次开拓之旅,也是一次合作之旅和和平之旅,表明两岸制度化的协商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2009年4月海协会和海基会在南京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和《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3项协议。双方同意建立定期航班,这同平日包机相比前进了一大步,建立定期航班将大大便利大陆和台湾的人员交流。双方还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原则共识―“陆资入台”,这将改变台湾向大陆单向投资的局面,大陆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双向投资,有利于中国大陆的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有利于深化两岸的产业合作,实现共赢。

(三)国共对话平台的构建和巩固对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是根据2005年总书记和连战主席发表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框架下建立起来的,迄今为止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2006年4月首届两岸经贸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的主题是“两岸经贸交流与直接通航”,大陆方面宣布了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惠及台湾同胞的15项政策措施。2006年12月第二届两岸农业合作论坛在海南博鳌举行,论坛主题是“加强两岸农业合作,实现两岸农业互利双赢”。大陆方面宣布了20项扩大和深化两岸农业合作的新政策措施。2007年4月第三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主题是“两岸直航、旅游观光、教育交流”,大陆方面相关负责人分别受权宣布了进一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及方便台湾同胞的一系列措施。2008年12月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主题是论坛主题是“扩大和深化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大陆方面宣布了加强两岸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10项政策措施。2009年7月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长沙举行,论坛主题是“推进和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重点研讨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推进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拓展两岸教育交流合作三项议题。国共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通过举办论坛,加强了两岸官产学之间的交流,加强了两岸人民之间的了解,尤其是在重新执政的新的形势下,国共论坛的成果有利于化为实际行动,从而更好的推动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

(四)两岸经贸合作民间机构建立、一系列交易会和论坛的举办有利地促进了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

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于2004年在北京成立,它是促进两岸经贸合作的民间组织,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的成立加强了同台湾民间机构的联系,扩大了两岸人员交流,促进了两岸经贸合作的发展。作为中国大陆最早主办的两岸经贸博览会,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促进海峡两岸经贸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平台作用。2008年第十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基本覆盖了台湾全岛所有的县市展示。2009年第十一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举行了海峡两岸首次大规模的县市长交流活动,大大增强了两岸相关人员之间的交流,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两岸经贸合作与发展论坛的举办也为促进两岸的经贸合作搭建了一个重要的平台。首届两岸经贸合作与发展论坛于2006年举办,迄今为止已成功举办四届。2009年第四届两岸经贸合作与发展论坛举行,双方围绕“建立经济合作机制与共同发展”的主题进行了探讨,有力地促进双方的理解与合作。

三对海峡两岸经贸合作的思考

(一)海峡两岸应早日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得大形势下,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有利于促进相互投资,促进两岸经济的发展,实现优势互补,符合海峡两岸同胞的利益。双方应早日启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商谈工作。

(二)进一步加强同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的交流。

增进交流可以扩大共识。要不断扩大两岸民众之间的交流,例如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旅游不仅大大促进了台湾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增强了两岸民众之间的理解。充分发挥新形势下国共平台在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加强同台湾其他党派之间联系,维护台湾海峡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综上所述,在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之下,两岸的经贸合作一定会不断地向前推进,两岸经贸合作的前景无限广阔。

参考文献:

[1]朱邦宁.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分析[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2).

[2]孙兆慧.两岸经贸关系现状与展望[J].统一论坛,2009(1).

口岸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海峡两岸贸易；贸易成本；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6-0086-08

收稿日期：2012-04-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构建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研究”（11AZZ005）；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后ECFA时代两岸经济合作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11JJD81000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海峡两岸贸易成本及其效应研究”（20122G011）；

作者简介：李非，男，福建永安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蒋含明，男，江西南昌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2008年是海峡两岸关系出现重大转折的一年。从2008年3月下旬开始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发生重大的积极变化，两岸关系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並在其后呈现出不断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具体而言，2008年12月，两岸实现了海运直航、空运直航、直接通邮的“大三通”；2010年6月29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正式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其内容涵盖“商品贸易、早期收获、服务贸易、投资保障、防卫措施、经济合作，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随着两岸关系的进展，两岸贸易成本迅速下降。台湾学者张五岳（2003）指出，两岸全面开放直接“三通”，每年两岸海上货运、空中客运、电信等费用可以节省至少7.33亿美元，其中海运直航可节省2.48亿美元，空运票价可以节省4.38亿美元的经济以及695万小时的时间成本。

贸易成本对于分析两岸贸易乃至促进海峡两岸构建更加紧密的经济共同体，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的贸易理论研究将贸易的产生和发展仅仅归结为与资源禀赋相关的比较优势，对贸易流通领域中发生的其他成本並没有引起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知名学者在经济一体化化背景下开始把目光转向贸易成本这个国际经济学中的重要变量（Obsffeld　et.al，2000）。国际贸易领域专家Anderson等（2006）指出在一些情况下贸易成本将会受到政策的很大影响乃至成为政策工具实施的直接结果，这一点在两岸贸易领域体现的尤为突出。1995年6月台湾李登辉访问美国，两岸关系趋于恶劣。次年8月台湾当局推行所谓“戒急用忍”政策阻扰台湾企业“西进”。2001年11月，台湾当局所谓“行政院院会”又开始实施“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经贸政策对赴祖国大陆投资个案设置新的审查机制，祖国大陆与台湾经贸往来受其负面影响严重。

由于台湾当局制定了许多非经济考虑的限制两岸贸易的政策措施，导致两岸贸易与一般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贸易存在很大差别（李非，2008）。台湾当局出于对“政治矮化”的担忧对两岸贸易一直保持政策干预，使贸易成本居高不下。

二、文献综述

经济学历次重大发现都在不同程度体现为成本问题的进展。经济学史中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对成本问题做出了富有成效的研究，这表明成本问题应当是经济学研究的首要问题（方虹等，2010）。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史来看，古典以及新古典贸易理论以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以及属于生产领域范畴的生产结构转换成本，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的主要对象，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但由于忽略了交易成本和代际成本等属于流通领域范畴的贸易成本，导致传统贸易理论很难在现实中解释近年来在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国际贸易与制度安排矛盾、国际贸易中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突出等新问题。

贸易成本指的是将产品送达最终消费者过程中所引发的所有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运输成本、合同履行成本等。由于获取上述数据常常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传统贸易理论一直主要关注于类似关税这样的可见成本。而事实上，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一些旨在消除关税壁垒、促进自由贸易的国际组织，如关税合作理事会、欧洲经济共同体关税同盟、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相继问世，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到2000年，发达国家工业产品的平均进口关税水平就已经下降至3.8％，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品的进口关税水平也下降至12.3％。这表明关税的重要性正逐渐减弱而其他形式的成本在贸易成本中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外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並展开了相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工作。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贸易成本至关重要，Behrens（2007）指出，如果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未能反映出其全部成本，那么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将缺乏说服力，由此社会将承担相应的福利损失。Deardorff（1991）则认为，一个区域某产业净贸易份额往往不仅仅取决于一个区域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区域的制造成本，关键还取决于包含运输成本在内的贸易成本。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许统生等（2011）测度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制造业各产业的贸易成本，结果显示：1997-2007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成本在制造业各产业上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逐年下降趋势。许志波、钟昌标（2012）的实证研究结果则表明，贸易成本会影响国际贸易利益及其分配，当农产品贸易成本高于非农产品时，贸易成本将增强国际贸易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

在关于两岸贸易成本的问题研究方面，近年来许多学者也从各自不同角度分别从间接与直接层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探讨。邵宗海（2003）指出，两岸不能直航不仅使得台湾岛内和祖国大陆人民必须付出多倍费用，花费更多时间，还会无谓增加运输成本，造成台湾当局积极筹划的亚太海空运中心战略受到严重影响。李非（2008）则指出，海峡两岸经贸合作框架协议中的货物与服务贸易早期收获清单对于降低两岸经济合作中的交易成本极为有利，这对于海峡两岸经济不断走向日益深化的区域分工乃至进一步推动两岸“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蒋含明（2012）则测度了1997-2010年14年间祖国大陆与台湾按照HS编码划分的各行业的贸易成本，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动态面板模型並采用了动态广义矩估计方法经验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两岸各行业贸易成本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並且各行业下降的幅度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尽管如此，上述文献在研究方法上或是基于二战后两岸关系的定性描述，或是测度了海峡两岸按行业划分的贸易成本。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全面测度了两岸三十年间的贸易成本，同时将涵盖有政策变量的制度因素考虑到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中，並且运用计量方法进行了规范且全面的定量分析。

三、海峡两岸贸易成本测算

（一）基准测算模型：Novy（2006）模型

较为准确的测度贸易成本是分析贸易成本问题的前提（马建英，2009）。然而，现实中大量学者对于贸易成本如何测度仍然存在很多争议。袁志田（2000）提出，如果对于贸易壁垒进行直接测度，那么对于非关税壁垒则很难做到具体量化，並且各种形式的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作用与限制效果也差异很大。Anderson和Venables（2003）甚至表明不管采取对贸易成本进行直接测度还是采用间接方法对贸易成本进行测度，都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鉴于各类指标在其应用方面都有各自问题，考虑到测度方法的不同，相关领域的专家都很难给出一个较为一致的结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直接测量贸易成本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鉴于此，目前多数学者在测度贸易成本时均主要依靠间接方法。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大多数研究者运用间接方法测度贸易成本时，都依据了引力模型进行分析。其中以运用贸易法、价格法等方法来间接测度贸易成本为主（茹玉骢等，2010）。Anderson和Venables（2003）曾经对价格法做过详细论述。钱学锋和梁琦（2008）总结了传统引力模型中的贸易法具有三大不足：首先，贸易法在贸易发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贸易成本的构成，並且贸易法将这种构成提前纳入引力模型中进行计算分析。由于此类计算方法存在遗漏变量的可能，有可能导致分析的结果存在偏差。其次，贸易法缺乏相应的国际经贸理论基础，因而对于比较静态分析无能为力，同时也较难考察当某些关税或非关税壁垒被削弱或者取消时产生的效果。最后，传统模型中的贸易方法不考虑到多边阻力项的影响。总而言之，在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思路上发展起来的传统引力模型不太令人满意並且还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为了化解这些问题，Novy（2006）提出了改进的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式（1）中，xp和xq分别代表区域p和区域q总的出口额，GDPp和GDPq则分别表示区域p和区域q的国内生产总值，xpq以及xqp分别表示区域p对区域q的出口额以及区域q对区域p的出口。θ则表示祖国大陆与台湾贸易中的可贸易品份额（假设双边贸易是对称的），δ是替代弹性。

以上方程表明，如果双边可贸易品的份额s较高，则贸易成本也较高。在传统的引力模型中，双边贸易仅由GDP来决定，然而在改进的引力模型方程中，双边贸易则由（GDPp-xp）和（GDPq-xq）来共同决定。（GDPp-xp）以及（GDPq-xq）实际上代表着市场潜力，其含义是区域p或者区域q的产出当中潜在的可贸易但事实上並未实际发生贸易的那一部分。从计算贸易成本的公式（1）中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若两个区域产出的增加並没有引发两个区域贸易量的提高，那实际上意味着双边贸易成本上升。其次，如果两个区域间的贸易增加，那显然意味着两个区域之间展开贸易相对更加容易，这使得两大区域间的贸易成本有下降。更为重要的是，方程（1）还反映出来了多边阻力项的影响，两个区域贸易由两个区域贸易成本相对于这两大区域的平均贸易成本水平来决定。这样就大大避免了传统引力模型（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6）中用不可观测的价格指数作为多边阻力项所引发的问题。总之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通过运用Novy（2006）的方法，不仅更加易于获得所需的原始数据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传统引力模型以及一些具备理论基础的现有传统引力模型的漏洞，提高了贸易成本计算的精确度。

（二）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时间跨度为1979-2010年。我们现在对测度两岸贸易成本所需的各项数据来源进行如下说明。1979-2010年大陆GDP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1979-2010年台湾GDP数据来源于台湾当局统计年鉴，2010年台湾GDP数据来源于台湾当局财政主管部门主计处，GDP数据单位均为“亿美元”。1979-2010年祖国大陆出口额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综合司，1979-2010年台湾出口额数据来源于国际贸易局进出口贸易统计，出口额数据单位均为“亿美元”。1979-2010年间祖国大陆对台湾的出口额、进口额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台湾“大陆委员会”两岸经济统计月报，进口额、出口额相关数据单位均为“亿美元”。除此以外，还需要进一步确定式（1）中的参数δ和θ，方能计算出各年度祖国大陆与台湾贸易成本的估计值。Anderson和vanWineoop（2006）在总结多数研究者文献估计结果的基础上对替代弹性δ的取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遗憾的是，他们认为替代弹性δ很难有一个确定值，他们的研究只能提出替代弹性可能在5-10之间。本文主要借鉴钱学锋、梁琦（2008）的思路，将替代弹性δ直接设定为8，同时考虑其值为5、10时的贸易成本。

鉴于可贸易品份额我们也很难从数据中直接进行测算，借鉴钱学锋、梁琦（2008）的思路，美国、德国、英国等5个OECD国在1960-1988年近三十年间，非贸易品在私人消费品中的比例大致在18.9％-44.3％之间上下浮动（Stoekman　et.al，1990）。而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中国台湾，其工业化程度大体已经接近一般发达国家水平，我们推断台湾可贸易品份额与上述国家或区域的差异不大，基于此，我们参考了Novy（2006）的做法，将直接设置为0.8来进行测算。

（三）测算结果及分析

令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为GDPp，台湾为GDPq；中国大陆出口额为xp，台湾出口额为xq；中国大陆对台湾出口额为xpq，台湾对中国大陆出口额（或中国大陆对台湾进口额）为xqq。根据（1）式及上述数据来源，以TC1代表θ=0.8並且δ=8时的两岸关税等价方式表达的贸易成本，Tc2代表θ=0.8並且δ=5时的两岸关税等价方式表达的贸易成本，Tc3表示θ=0.8並且δ=10时的两岸关税等价方式表达的贸易成本。表1列出了上述三种不同情形下的测算结果。

在表1中，总体来看无论替代弹性δ取何值，从1979年到2010年，两岸运用关税等价方式表达的贸易成本均有很大程度的下降。但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两岸贸易刚刚起步阶段两岸贸易成本呈现大幅度震荡下行趋势，此后下降趋势趋缓且相对平稳，1996年贸易成本有小幅回升，2008年左右贸易成本又呈现出下降明显。其中，当替代弹性6取8时，海峡两岸贸易成本从1979年的1.8512降为2010年的0.4156，下降幅度达到78％。

为了便于观察，我们可以将表1转化为趋势图1。通过图1可很明显看出，替代弹性的大小对于贸易成本的绝对数值影响很大。例如2010年，两岸贸易成本在δ取10时已经下降到了0.3104，而δ取5时则仍然高达0.8371。不过，更加有意义的是两岸贸易成本的变化幅度而不仅是其绝对值，尽管6的不同取值对于贸易成本的绝对值影响很大，但並没有改变两岸贸易成本大体上的变化趋势。我们从图1中可以很清晰地观察到，无论6取何值时，Tc1、Tc2以及Tc3所对应的三条趋势线的形状都大致相近。因此，可认为当取不同值的时候並不能改变两岸贸易成本的大体变化趋势。

四、两岸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Novy（2006）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本文运用当θ=0.8並且δ=8时的两岸贸易成本数据作为因变量来详细测度1979-2010年间海峡两岸贸易成本变化的影响因素。为了缩小变量取值范围並降低变量对异常观测的灵敏度，本文尝试构建对数模型：

InTct=β0+β1InRatet+β2InYt+β3Inyt+β4Policyy+β5STt+μt（2）

上式中Tct表示θ=0.8並且δ=8时中国大陆与台湾历年的贸易成本；Ratet为历年人民币对新台币的汇率；Yt及yt表示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以2006年作为基期的真实生产总值，单位为亿美元。变量Policy，在1996至2007年间取值为1，这表明在这一段时期台湾当局所提出的“戒急用忍”以及“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经贸政策对于两岸经贸交流与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且提升了两岸贸易成本。其他时期均取值00变量STt在2008年以前均取值0，那时“两岸三通”还未开始实施。而自2008年以后STt取值为1，那时“两岸三通”已经开始实施。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中常常出现的序列相关以及异方差等问题，本文采用迭代的普莱斯一温斯登FGLS估计法来估计模型的参数並运用异方差一稳健性标准误和检验统计量。

多元回归结果如下，括号中的数字表示经过调整后的异方差－稳健的t统计量：

回归结果显示在未改变回归方程有效性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后的异方差—稳健t统计量显示5个解释变量均保持了较高的显著性。F检验值通过方程总体线性显著性检验；方程的解释变量总体对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影响非常显著。其中，DW值表明解释变量互相独立，不存在自相关性，说明我们采用的迭代的普莱斯一温斯登FGLS估计法能够较好地解决序列相关问题。

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规模、汇率、台湾当局针对祖国大陆的经贸政策以及两岸“三通”，对于两岸贸易成本的影响都是十分显著的。当祖国大陆与台湾经济规模较大时，不仅为两岸生产者提供了广泛的市场活动空间，也为两岸企业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加强对差别化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促进了两岸贸易的长足发展，成为祖国大陆与台湾贸易成本不断降低的主要动因。我们还发现，在两岸贸易经贸交流近三十年的历史中，台湾当局“戒急用忍”以及“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经贸政策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使得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贸易成本提升了10.4％，这一系数对于提升贸易成本的效果十分显著，体现了两岸贸易受台湾当局各项政策影响较大的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是，“两岸三通”的实施降低了11.4％的两岸贸易成本。这个回归结果小于台湾学者张五岳（2003）的估计，表明“两岸三通”还存在着进一步完善与拓展的空间。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运用了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规模与贸易数据在对现有的具备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基础上，通过采用改进了的Novy（2006）提出的方法对于海峡两岸1979-2010年的贸易成本进行了测度，並在此基础上运用普莱斯一温斯登FGLS估计法详细分析了影响两岸贸易成本的原因。基于此，我们有如下结论：

首先，自从20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税等价的贸易成本开始迅速降低。具体而言，除1983、1996以及2009三年由于某些特殊因素两岸贸易成本有小幅回升外，其他年份两岸贸易成本均呈现下降趋势。总体来看，1979-2010海峡两岸的贸易成本下降了约78％。其中，从2002年起两岸贸易成本便已经开始低于0.5（当θ=0.8並且δ=8时，这一值仅相当于1980年两岸贸易成本1／3左右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两岸经贸往来的拓展与深入，两岸贸易变得更加便利，两岸经济贸易一体化程度也同时得到了逐步增强。

口岸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台商投资；两岸贸易；经济增长；经济依存性；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6-0038-07

收稿日期：2009-12-22

海峡两岸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基于经济发展禀赋条件的互补性与经济结构的差异性而得以不断提高的两岸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成为推动两岸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一个客观基础与内在动因(唐永红，2007)；对于经济依存性的准确度量则是进行两岸经济制度性一体化设计的重要依据。关于两岸经济相互依存性的度量，通常是围绕两岸经贸交流的两项核心内容――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与两岸进出口贸易，分别计算二者占台湾对外投资(或大陆利用外资)与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以此反映两岸在投资和贸易方面的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华晓红和赵旭梅(2005)以及唐永红(2007)主张将两岸经贸往来的经济贡献纳入考量范畴，利用对外贸乘数和投资产出附加值的估算，以贸易所得与投资所得占GDP的比重作为度量两岸经济依存性的指标，发现台湾经济体对两岸经贸往来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大陆经济体。

本文认为，两岸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反映了通过经贸往来与分工合作而形成的两岸经济的竞合状态；在对经济依存性的度量当中，既要考虑台商投资和两岸贸易对经济的贡献程度，也应考虑两岸经济增长之间的协同与互动机理。为此本文将投资、贸易与两岸经济总量纳入同一系统加以分析，从而为洞悉两岸经济的协同变动趋势以及投资贸易的动态经济贡献提供证据。

一、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是开放经济体之间经济交流乃至形成相互依存关系的主要渠道，二者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相互影响关系。首先，国际贸易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大致可归结为资源配置效应、外贸乘数效应、规模收益递增效应以及技术进步效应等。根据比较利益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各国遵循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生产，通过国际贸易来弥补国际间生产要素分布不均的缺陷，可以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与生产率的提高，使贸易各国的福利均得到提升。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则揭示了通过扩大出口来刺激生产投资与国内需求，从而引发国民收入成倍增加的机理。新贸易理论强调规模收益递增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通过出口贸易使有效市场边界不断扩张，可以不断增加产量并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加本国的国民净福利(Helpman and Krugman，1985)。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技术外溢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源泉：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促使出口企业不断创新和学习新技术(Young，1991)，出口部门与国内部门的前、后向产业链接效应也加速了国外技术扩散与传递；进口贸易则是物化型技术外溢的一个主要渠道(Xu and Wang，1999)，同时进口带来的竞争压力也刺激国内企业不断实现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大致可归结为资本积累效应、技术外溢效应、制度变迁效应以及贸易创造效应等。Chenery的双缺口模型表明，如果东道国存在社会可支配资金规模相对不足，引进外资可以缓解资金不足对经济增长形成的资源约束，增加东道围的资本积累，提高资本形成率，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即使在国内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外资的流入也会促进社会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而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外国直接投资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恰恰在于持久性的技术影响：外国直接投资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先进技术的一个主要渠道(Boresztein，de Gregorio and Lee，1998)，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引进新技术，提高资本产出率(Dunning，1993)；通过“干中学”效应，外国投资能够提高发展中国家国内的人力资本、改善东道国国内公司的知识诀窍和管理技能等(Lucas，1988)。在外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合理完善的制度要素和制度特征也必然为东道国带来示范效应，引致东道国制度变迁，进而推动和促进经济增长。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为替代或互补两种可能性。以传统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型加以考量，在两国间存在资源禀赋差异的情况下，生产要素跨国流动障碍必然导致贸易的发生，而贸易障碍又会刺激资本的同际流动。然而现实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地域与产业分布日益趋同的现象对传统的替代观点提出了挑战。Kojima(1973)认为边际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使投资国与东道国都得以发挥新的比较优势，此时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更大的贸易互补性，将推动两国贸易增长。即使国际间的相对要素禀赋和生产技术无明显差异，资本要素流动也会产生额外的货物贸易，如中间产品的出口；而出口贸易导致出口产业密集投入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也会吸引国外同类要素的流入(Markusen and Svensson.1985)。Petri(1994)则指出市场导向型投资容易形成对投资国出口贸易的替代，生产成本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投资则可促进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贸易。

两岸经贸往来在性质上属于同一国家内部两个单独关税区之间的交流范畴，但基本遵循国际资本与商品流动的运行模式，上述相关理论仍然具有其适用性。同时，鉴于两岸的特殊格局，台商投资与两岸贸易显现出一定的独有特征，其对各自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也有所不同，因而引起学界的关注。毛新斌(2000)比较分析了两岸经贸交流对于两岸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两岸经济的互补性构成两岸经贸交流的客观经济基础，对于两岸经济发展都是利大于弊。周建明(2002)认为台商投资对大陆工业产出、投资、税收、贸易、就业等方面都有所贡献；从产业动态发展过程考查，台商投资可以保障台湾制造业体系的相对完备性，促进台湾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陈其林、韩晓婷，2004)。

在实证研究方面，戴淑庚和邓利娟(1998)基于贸易乘数效应理论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两岸贸易推动了台湾部分产业的发展、增加台湾就业机会并促进台湾经济增长。潘文卿和李子奈(2000)利用宏观经济联接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台商投资与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产生正向影响。王鹏(2005)的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检验则发现台湾经济增长

与两岸贸易依存度互为因果关系。李隆生(2005)研究了台商对大陆投资对台湾经济增长、就业及制造业薪资水平的影响，表明台商投资有助于台湾经济增长。李保明和刘震涛(2004)及王华(2008)则验证了台商大陆投资与两岸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相对而言，关于两岸经贸交流对大陆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似乎对大陆经济的正向影响已成无可争议的事实，但也与相关数据的难以获取不无关系。

现有研究大多针对两岸经贸往来的某一方面，缺乏将两岸经济增长同时纳入考量的系统视角；在研究方法方面，传统的结构式经济计量分析方法无法揭示变量之间随时间推移产生的动态影响，易于造成对变量解释力的高估；在对变量交互影响的估计中若不考虑解释变量内生性所产生的估计偏倚，也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可信性；而忽略变量非平稳性则可能产生伪回归现象。为此，本文基于向量自回归系统，研究两岸经贸往来对两岸总体经济的动态影响贡献，检验各重要变量间的长期和短期Granger 因果关系，从中揭示两岸经济的竞合状况。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VAR)建模方法分析台商投资、两岸贸易与两岸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因果关系。与结构式经济计量模型相比，VAR模型对系统中的变量不作任何先验性约束，避免了因经济理论不完善而造成对变量外生性的错误设定；同时也可克服在对变量交互影响的估计中内生解释变量所造成的联立偏倚；对于研究多变量序列之间的动态关系特征，VAR方法更有其独特的适用性。

考虑建立如下的VAR模型：

Y1=A1Y1-1+…+ApYt-p+ε1，t=p+1，…，T　(1)

其中Y1=(Y1t，Y2t，…，Ykt)'是k维时序向量，p为模型滞后阶数，根据AIC或sc最小准则加以确定，丁为观测样本量，A1，…Ap是k×k维的系数矩阵，ε1代表k维独立随机扰动向量。

模型(1)的分析以k个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为前提；如果变量序列非平稳，需要判断变量间是否协整。对于协整变量，通过在平稳模型中引入误差修正机制，既可以反映变量间的长期均衡路径，又能从中捕捉序列的短期偏离信息。VECM可如下所示：

Y1=Aecm1-1+F1Y1+…+FpYt-p+εt，t=p+2，…，T　(2)

其中Yt=(Y1t，Y2t，…，Ykt)’是由k个一阶差分序列组成的向量，误差修正项ecm反映系统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其系数向量A反映变量间的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所有解释变量差分项的系数r则反映各变量短期波动的彼此影响。

进一步，为了更全面地研究多变量框架下的因果关系，分析模型的动态特征，可以检验对系统中变最冲击的后样本效应。通过估计基于VECM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可以测算每个系统变最对于其它变量冲击的响应路径及其向长期均衡的短期调整，并比较各系统变量对彼此波动的相对贡献率。

本文首先检验各变量序列的单整特性(单位根)；采用Johansen程序来检验协整向量的个数(协整秩)，并估计长期均衡关系式；进而基于随后的VECM探查变量间长期与短期Granger因果关系；最后估计脉冲响应函数并进行方差分解分析。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研究基于1989～2008年台湾对大陆出口额(EX)、台湾自大陆进口额(IM)、台商实际投资额(TDI)、台湾地区生产总值(GDPT)和大陆地区生产总值(GDPM)五个指标的季度数据；考虑到台商投资存量的作用，最终进入模型的投资变量为累计台商投资额(TDIC)。关于台商投资和两岸贸易，有多种来源和口径的统计数据可资利用，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准确性、可取得性与连续可比性，本文两岸进出口贸易数据采用了《两岸经济统计月报》中的“陆委会”估算数值，台商投资数据则采用商务部外资司公布的季度资料；台湾地区GDP数据源自AREMOS数据库，大陆地区GDP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与“中国金融投资网”。对于指标数据中较早年份的季度缺失，以当年年度数值结合之后各年度的平均季度比重进行估算。

为了消除指标数据中价格变动的影响，两岸GDP采用1990年不变价数据，台湾对大陆出口额与台商投资额数据采用台湾地KGDP价格缩减指数予以缩减，台湾自大陆进口额数据则采用大陆地区GDP价格缩减指数予以缩减。由于两岸经济总量与进出口贸易数据中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周期变动特征，在进行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去除季节性因素造成的影响，本文采用X11方法予以季节调整。进一步，研究中对所采用变量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异常数据对模型估计精度的影响，同时对数序列一阶差分可对应于原始序列的增长率，而模型回归参数则可解读为被解释变量相对于解释变量变动的弹性系数。简单起见，变量符号不变。

三、实证检验结果

(一)变量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由表1对各对数化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可知，GDPM、GDPT、EX和IM这四个变量的水平序列在5％显著性水平下都不能拒绝非平稳性原假设，其一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则都在1％显著性水平下可拒绝原假设，因而可以判定都是一阶单整序列；而TDIC水平值已经是平稳序列。

(二)协整检验

对于I(1)序列GDPM、GDPT、EX和IM，由VAR模型的SC准则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以此作为协整检验方程的滞后阶数。表2中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变量序列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向量(协整秩为1)，因而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在对长期均衡关系的估计中，将平稳序列TDIC引入，同时以AR(1)项消除自相关残差序列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知，台商投资、两岸贸易与两岸经济总量之间保持了较高的正相关关系(各变量的均衡系数都显著非零)，投资与贸易已成为推动两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两岸经济增长之间也已形成一定程度的协同趋势，显示未来合作共赢的空间。

(三)基于VECM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分析表明所有五个变量问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但却无法提供任何关于因果关系方向的信息，

为此根据Granger表述定理，将误差修正项(eem)引入一阶差分序列的VAR模型之中，借助VECM的框架来加以分析。在VECM中，滞后差分变量的联合显著性检验(Wald检验)提供了变量问短期Granger因果关系的证据，滞后误差修正项的显著性检验(t检验)则提供了长期Granger因果关系的证据，相关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短期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对于大陆地区经济增长有单向因果关系，原因一方面在于台湾经济规模较小，而经济开放度又较大陆为高，对世界经济景气的冲击更加敏感，因而经济波动会提前于大陆；另一方面，台湾对自大陆进口商品贸易的限制以及对陆资入岛的禁止，则在短期内有效隔绝了大陆经济波动的影响。台商投资与大陆地区经济增长有双向因果关系，显示台资对大陆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大陆经济对于台资的吸引力。台湾出口对于台湾经济增长、台湾进口对于大陆经济增长都具有单向因果关系，显示两岸仍处于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阶段。台湾自大陆进口对于台商投资的短期波动在10％显著性水平下也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另一方面，台商投资与两岸经济增长对于两岸贸易的动态都未表现出明显的影响力。

长期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在GDPT、GDPM和TDIC方程中的误差修正项(ecm)至少在10％水平下都是统计显著的，表明三者的变化是关于协整关系中非均衡水平的函数，具有向长期均衡水平调整的能力。而EX和IM中ecm的影响都不显著，与短期因果检验的结果一致，表现出一定的系统外生性特征，说明两岸进出口贸易额度受经济系统之外因素的影响更甚。

(四)基于VECM的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VECM中的系统变量在长期具有均衡关系，在短期内则由于受到随机干扰的影响有可能偏离均衡水平；对一个变量的冲击还可以通过VECM系统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它所有的内生变量。脉冲响应函数(IRF)即刻画了各方程随机扰动项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于系统内生变量(GDPT、GDPM和TDIC)在当前和未来各期取值的动态影响轨迹，估计结果如图1所示。需注意的是，此处IRF是针对差分变量的估计结果，更适用于对原始变量增长率的分析。

由图1(a)可知，对于当期GDPM、EX和IM增长率的标准差外生冲击(即加速增长)，GDPT增长率在第2期表现为负向响应(即增长率下降)，此影响逐渐减弱，至第7期收敛于长期均衡增长率；显示台湾经济增长与大陆经济及两岸贸易增长之间存在短期背离趋势(当然相关负向影响在长期内将被正向均衡关系所抵消弥补)，并且台湾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台商对大陆投资TDIC变动的影响则不明显。由图1(b)可知，当期GDPT的加速增长导致GDPM的增长率在第2期亦会提高，后者的正向响应逐渐减弱，第7期后收敛于长期均衡增长率。对于EX、IM和TDIC增长率方程的外生冲击，GDPM增长率表现为持续3～4期的负向响应，至第5期后回归长期均衡；显示台商投资与两岸贸易变量对大陆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同样表现出边际递减倾向。图1(c)反映了TDIC增长率对于GDPT、GDPM、EX和IM增长率在当期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动态响应：对于当期GDPT的加速增长，TDIC增长率在第1期短暂提高后，出现连续5期的负向响应，之后又从正向缓慢回归均衡，显示台湾经济增长在短期可抑制资本外移，但影响有限；GDPM和EX的影响路径相似(前者更为明显)，二者的正向影响在第3期达到最大后缓慢回落，呈现对台商投资的促进作用；IM增长对台商投资增长则表现出微弱的负向影响。

基于对脉冲响应函数的估计，方差分解方法将VECM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以预测误差方差表示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随机扰动项相关联的几个组成部分，由此揭示各系统变量对彼此波动的相对影响贡献率，结果可如图2所示。VECM系统中变量的排列顺序对于方差分解结果会产生影响，图2对应的变量顺序为GDPT／GDPM／EX／IM／TDIC。对于其它排列顺序，GDPT和GDPM的方差分解结果较为稳定，TDIC的方差分解结果则表现出上下约10％幅度的变动。

由图2(a)可见对GDPT的方差分解结果在第2期以后即趋于稳定，GDPT预测误差方差中86.9％都由其自身决定，有6.1％则源于EX的冲击，GDPM和IM冲击的贡献率都为3.5％，TDIC冲击的影响则微乎其微。图2(h)表明对GDPM的方差分解结果在第5期以后趋于稳定，GDPM变动中38.8％由其自身决定，GDPT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方差贡献率甚至达到41.7％，其次是IM冲击的贡献率为12.2％，EX和TDIC冲击的贡献率分别为4.3％和3.1％：图2(c)表明对TD[C的方差分解结果在第6期以后趋于稳定，投资变动中约57.2％由其自身决定，GDPT和GDPM冲击的贡献率分别为9.5％和27％，EX和IM冲击的贡献率分别为3.4％和2.9％。另外，虽然两岸进出口额EX和lM在样本内估计中表现出一定的系统外生性，但样本外推的方差分解结果仍表明受到其它变量的影响，GDPT对EX和IM预测误差方差的解释比例都达到13.5％上下，GDPM对lM方差的解释比例也达到8％(图略)。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基于VECM框架研究台商投资、两岸贸易与两岸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为考察两岸经济依仔性提供了一种系统性的度量方法。由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的结论，与传统观点也不尽相同。本文首先验证了台商投资、两岸贸易与两岸经济总量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投资与贸易已成为推动两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两岸经济增长间的协动路径已经初现端倪，昭示未来合作共赢的空间。但从短期来看，台湾经济增长并不受大陆经济波动的干扰，反而对大陆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显示台湾经济受世界经济景气冲击而形成的波动会提前于大陆，台湾对自大陆进口商品贸易的限制以及对陆资人岛的禁止，则单向隔绝了大陆经济波动的影响；台湾经济增长与大陆经济及两岸贸易增长之间存在短期背离趋势，并且两岸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都具有递减倾向；大陆经济增长对台商投资显现即时的吸引力，但短期内台商投资并未产生如同长期内的对大陆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而两岸进出口贸易额不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内，都表现出一定的系统外生性特征，可能受经济系统之外因素(如两岸间接贸易格局、不对称贸易政策、汇率等)的影响更甚。

上述研究结论对于推动两岸“三通”新形势下的经贸关系发展与经济一体化政策设计不无启示。首先，两岸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形成，不仅体现在两岸之间货物与资金流通的规模，更在于两岸经济体产业合作关系的不断深化、面对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协同提升与互利双赢格局的形成、以及经济周期协动性的显现。为此，在看待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时，应该由传统上对“量”的关注转向对“质”的审视，由单一层面的、即时性的分析转向全方位的、动态性的考察。

其次，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与国际市场贸易保护主义反弹的情况下，两岸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加之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效率的边际递减，迫切需要推动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当前则应以进一步挖掘两岸产业比较优势、降低经贸交流成本和提升贸易结构作为两岸贸易政策的着力点，提升大陆台资制造业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推动两岸出口加工产业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附加价值高的环节转移。

口岸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培育；沿边开放；新优势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提升沿边开放”后，云南省因其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推进沿边开放中，不论是在争取国家优惠政策的支持，还是在推进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然而，从整体来看，云南沿边开放的潜在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与其他沿边兄弟省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一、云南省提升沿边开放取得的成绩

（一）沿边开放口岸不断增加

云南省共有23个口岸，由国务院批准开放的国家一类口岸16个，其中空港3个、水港2个、铁路1个、公路10个，有11个口岸对第三国人员开放；省政府批准开放的二类口岸7个，均为公路口岸。全省边境口岸中对越5个口岸；对老2个口岸；对缅11个口岸。据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口岸发展规划（2011―2015年）》，云南将再新开设7个一类口岸，即西双版纳关累水运口岸、瑞丽铁路口岸、腾冲和芒市机场口岸，以及田蓬、都龙、勐满3个公路口岸。

（二）基础设施得到改善，通关便利化程度提高

目前，云南省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进，已完成瑞丽、河口、磨憨、孟连、南伞等口岸16个新建联检楼和查验货场建设；腾冲猴桥、天保、章凤、勐康、都龙等口岸14个联检查验设施在建中；电子口岸平台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通关效率提高。全省重点口岸90%的本地边民使用自助通关系统，人员出入境速度提高到5～8秒，企业账册备案时间从几天缩短到半个工作日左右，报关时间平均从三小时缩短到三四十分钟。

（三）沿边开发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2012年云南省对外贸易额达到210亿美元，增长31%。其中出口总额100.18亿美元，增长5.8%，出口拉动GDP增长2.3个百分点；进口总额109.87亿美元，增长67.6%，进口拉动GDP增长7.4个百分点。 2013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58.2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9%。出口拉动GDP增长23.8个百分点，进口对GDP的拉动则有所下降。

（四）重点口岸龙头作用突出，辐射带动效应日益明显

2013年，全省23个口岸进出口额达118.5亿美元，三年翻了一番；进出口货运量1191万吨，同比增长40.4%；出入境人员2935万人次，同比增长18.4%；出入境交通工具559万辆（艘、架、列）次，同比增长 26.7%。 2013年口岸进出口额是 “十一五”末的2.2倍；进出口货运量是“十一五”末的1.3倍；出入境交通工具首次突破500万辆（艘、架、列）次，沿边开放新高地效应初显。五大口岸四项指标比重均占全省口岸的65%以上，其中口岸出入境人员指标占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总数的71%。

（五）促进了云南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

截至2013年，全省贸易伙伴已达的179个，贸易范围几乎覆盖了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 与东盟贸易额为109亿美元，增长61%，占全省外贸额比重达42.2%。与发达市场欧盟、美国贸易额分别为17.4亿美元和12.4亿美元，增长57.1%和1.3倍，占全省外贸额比重由上年的7.8%升至11.5%； 与台湾、韩国贸易额分别由上年的2.7亿美元和1.3亿美元增加到11亿美元和10.2亿美元；与南亚国家贸易额为7.8亿美元，增长35.6%。

（六）边合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2年，云南省出台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云南省加快推进建设麻栗坡（天保）、耿马（孟定）、腾冲（猴桥）、孟连（孟阿）、泸水（片马）和勐腊（磨憨）六个省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并积极争取国家将其批准升级为部级边境经济合作区的明确意见。2013年9月28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在临沧市设立边境经济合作区，定名为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实行现行边境经济合作区的政策。2013年12月16日红河综合保税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准，成为云南省第一个综合保税区。

二、云南省提升沿边开放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以陆路交通为主，物流成本较高

云南的对外开放主要以内陆路交通为主，绝大多数货物运输与旅客运输均以公路和铁路运输为主，特别是公路运输承担了主要运输任务。2011年，云南省货物运输总量、旅客运输总量中公路的占比分别为81.1%、88%，铁路的占比分别仅为17.6%、8.5%。以公路为主的交通运输结构及较为滞后的交通建设，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物流成本偏高。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一般只占GDP的10%以下，我国为18%，云南则高达24%。较高的物流成本极大地限制了云南与外界的联系，成为制约云南对外开放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自我发展能力弱，政策依赖度较强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远离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虽然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不论是在市场发育、经济发展，还是在商品意识、社会建设、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还存在较大差距。其所反映出来的就是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对国家政策的依赖度较强。一是财力不足。2013年，云南省地方财政自给率仅为39.32%，这表明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国家财力的大力支持。二是金融支撑不足。一方面金融机构不完善，银行金融机构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少，而在一些边境县除了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外，再无其他金融机构。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发展缓慢。2013年，云南上市公司通过A股市场筹集资金253.4亿元，仅占全国的6.6%，债券筹资501.8亿元，仅占全国的1.37%，云南资本运作远远低于东部省区，利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相对不足。三是科技创新不足。2012年，全省R&D经费占GDP的比重仅有0.64%，R&D经费投入强度、企业R&D经费支出和省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3项指标仅为全国的1/3。四是人力资本不足。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情况来看，云南每10万人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每10万人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分别为8.4%和5.78%，均低于全国8.7%和13.1%的平均水平。由于以上因素的影响，云南很难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对外开放的快速发展，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云南对国家政策的依赖性。

（三）边境口岸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低，对沿边开放支撑不足

云南作为一个边疆民族地区，其边境口岸地区多为少数民族集居区，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些地方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能力弱、抗风险能力较差。2013年，25个边境县的人口总数为650.5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4.49%，生产总值仅占全省的10.03%，全部工业增加值仅占7.51%。在三次产业比重中，绝大多数边境口岸县第一产业比重都超过20%，有的甚至高达45%以上，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普遍较低，这说明云南边境口岸县城多数仍然是一个农业县，工业发展严重不足，缺乏产业支撑。

（四）毗邻国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难以与之做大贸易规模

云南主要贸易伙伴国集中在东南亚、南亚地区，而这一地区除少数国家经济较为发达外，多数都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例如云南最大的贸易伙伴缅甸，2013年人均GDP在世界排156位。其他主要贸易伙伴，越南排在130位，老挝排139位，印度排138位，印尼排113位，菲律宾排122位。这些国家经济总量小，购买力弱，资金、技术缺乏，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在与之进行贸易往来中，很难像当年我国沿海地区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那样形成贸易的大进大出，贸易规模在短期内很难有大的突破。

三、培育沿边开放新优势，进一步提升沿边开放水平

面对国际国内发展新形势，云南省要进一步提升沿边开放，必须紧紧抓住国家对外开放战略调整，突出“西向开放”战略机遇，在深化开放发展中，加快培育沿边开放新优势，提升云南开放水平，使云南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一）培育人文交流平台新优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周边国家对我们心存疑虑，这也是“中国”得以在此立足的原因。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山水相连，民族同根、文化同源，历来交往密切，拥有良好的人文交流基础。我们应全力搭建人文交流平台，在加快推进商务合作的同时，采取举办区域合作论坛、开展院校合作培训、民族文化交流等方式，不断拓展和深化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人文交流，促进相互了解，扩大合作共识，让云南成为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进行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二）培育产业聚合效应新优势

充分发挥区位带动作用，用好“桥头堡”政策、试验区政策、沿边金融综合改革政策、边境经济合作区政策及保税区政策，推进滇中产业新区、瑞丽提升沿边开发开放试验区、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红河保税区及西双版纳磨憨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通过引进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现代装备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代表性企业，改变云南产业弱小的现状，逐步形成滇中地区与沿边地区互为影响、互为带动、互为促进的产业聚合优势，为云南提升沿边开放培育良好的产业基础。

（三）培育沿边金融服务新优势

抓住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及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机遇，尽快健全和完善金融机构组织，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智慧金融建设，开发和扩大金融服务产品，激活金融服务市场，为跨境经济合作、扩展对外贸易及对外投资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服务支撑，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加强与东南亚南亚国家间的金融合作，开发创新具有云南沿边金融发展特色的网络金融产品和网络金融交易模式，构建符合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模式。

（四）培育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新优势

在国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拓展国际合作空间的背景下，云南应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充分利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新经济走廊”建设的机遇，通过加强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沟通交流合作，为国内企业搭建合作平台，并引导企业做好对外投资项目的选择，增强国内企业在东南亚、南亚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立足云南资源优势，有重点地培育和扶持国内市场效益好、前景广的产业项目，积极扩展国内市场，把云南建设成为聚合中国西南及南亚市场要素的核心区域和制造业中心，不断增强云南的经济集聚效应和辐射能力。

（五）培育点线结合的区域开发开放新优势

口岸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海峡西岸；经济区；港口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2)01－0148－04

一、温州市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具有理论依据

(一)温州市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可依据区域分工贸易、比较利益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以获得温州地区有利地位和比较利益。海峡西岸各区块因经济发展道路不同，资源禀赋存在差异，这就决定了温州市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具有区域分工贸易理论的合理性。

(二)温州市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可依据平衡和不平衡发展理论，以获得温州地区与海峡西岸福州等地区平衡发展及在海峡西岸北部区域优先发展的权益海峡西岸北部区域各地区、经济部门或产业之间发展是不平衡的，温州经济增长领先丽水、衢州、宁德等闽东的海西其他北部地区。在有限的资源和资本条件下，还是应优先发展温州，通过集中发展，形成带动周边地区的关联效应，从而实现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

平衡和小平衡发展理论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方面，通过不同的途径加快区域经济发展。温州市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既需要平衡发展，也需要不平衡发展，并应注意正确把握适用的时间、范围和对象。

(三)温州市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可依据产业集聚理论，以争取获得温州地区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北翼产业集聚区和温州湾重点发展区的布局和建设。温州市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能够整合资源，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北翼吸引产业集聚，有效地促进温州作为产业集聚地区和温州湾重点发展区的经济发展。

因此，温州市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温州市已经初步具备了海峡西岸北部经济中心及相应的辐射力，拥有了比较鲜明的主导产业体系，形成了较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和区域特色，基本构成了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经济发展区域。从全国区域发展大格局看，在进行区域规划时必须考虑把海峡西岸建设好，与两个三角洲连成一体，推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连片繁荣。

二、温州市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客观现实基础与条件

(一)优越独特的区位空间条件。温州地区位于海峡西岸经济区北翼，北承长江三角洲，是海峡西岸对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桥头堡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通往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前沿地带，背靠赣、皖、湘广阔内陆腹地，并与台港澳有密切联系，具有连接的区位优势。以台湾海峡为纽带，东岸的台湾和西岸的温州、福建及周边地区有着深厚的地缘、史缘、血缘、语缘和商缘关系。海峡西岸经济区具有独特的对台区位优势，温州地区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也具有明显的对台区位优势。

(二)特征鲜明的地理环境条件。温州地区沿边临海，瓯江、飞云江、鳌江的三江口地区地势平坦，拥有环磐石、乐清湾等天然良港海湾，海域辽阔，岸线绵长曲折，从乐清湖雾至苍南云亭共355公里。这种特点鲜明的地理环境，为温州市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海峡西岸的温州在东南沿海占有重要的战略位置，温福高速公路、快速铁路通向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心地带，使温州与海峡西岸紧密相连。

(三)生态相近的自然资源条件。温州和以福建省为主体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同处于亚热带，自然生态相近，均属丘陵地貌，地质构造复杂，矿产资源中已探明储量的矿种较多，森林资源丰富。温州和福建海域面积大于陆域面积且多湾多岛，浅海滩涂面积多，海岸线绵延曲折，天然良港众多，海运方便，港口建设发展迅速。

(四)优势互补的生产力布局。一般地说，生产力布局合理，区域内的经济体系就比较完善，就容易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整体水平就会比较高，发展区域经济的能力就比较强；反之，就会都比较弱。在区域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生产力布局决定了所采取的区域经济开发模式也不相同。在区域发展水平较高或者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通常采取网络状开发模式，即在点状开发和带状开发的基础上，随着“点”的不断渐进扩散和“带”的不断经纬交织，逐步在空间上形成跨越行政区界线的、以经济核心块和经济发展轴为主体、以经济推进块和经济协作互补块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网络型经济体系。温州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福建两者的生产力布局就具有互补性。温州轻工产业发达、民间资本充足，但重化大工业相对薄弱；福建已建立起了以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石油化工三大主导产业为骨干的产业体系，重化大工业有一定基础，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并开始向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过渡，具备了向内陆和山区辐射转移的条件。这种优势互补的生产力布局，为温州市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奠定了生产力基础。

温州市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不仅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坚实的客观基础，而且还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温州市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是温州与福建经贸合作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两地经济需要互促互动、相互整合和融合，以实现彼此利益最大化。温州市参与海峡两岸经济区建设是全国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的必然延伸，是促进三大经济区融合和构筑东南沿海经济区的必然选择。温州市居于海西北翼、承接长三角，是沿海大动脉长三角通往珠三角的必经之路。推动温州市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推进三大经济区的产业对接、基础设施对接，把这三大区域组合成我国沿海地区的一条完整经济繁荣带，构筑我国最具活力、竞争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东南沿海经济区，是提升我国的国际综合竞争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然需要。

三、温州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面临的挑战

(一)温州经济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主要在：第一，温州高层次产业不多，产业层次和增值能力还不高，高科技产业发展相对不足，新兴产业还有待进一步培育发展，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和产业素质有待提升，对海峡西岸经济区北翼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不强，领导辐射能力不足。第二，产业结构调整较慢。一是服务业发展依然滞后，城市商贸业空间布局体系有待完善；现代物流体系还在形成期，传统物流模式仍占主流；工业园区的配套空间不足，生产业发展滞后；中心城区“退二进三”步伐较慢，制约服务业发展空间。二是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仍较低，R&D经费占GDP比重不到1％，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中的高技术产业占比有限，高新技术产业没有与传统产业在微观技术层面和宏观产业链层面真正融合发展，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提升作用不明显。三是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强，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有待提高。

(二)温州城市带动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强。在海西区域内，温州作为北翼中心城市的实力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人口超过200万人的只有福

州市，温州市属于城市人口超过100万人的第二梯队城市，中心城市地位有待进一步强化；城市公共交通相对滞后，城市服务功能不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研发、设计、中介服务和人才培训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城市综合配套服务功能尚不完善；都市经济圈建设进展缓慢，尚未形成辐射浙西南、闽东北及海西其他地区的经济枢纽区域，经济腹地有待继续拓展，城市功能、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等方面的能力有待尽快增强。

(三)温州港口功能需要进一步提升。福建沿海深水入港众多，优越的港口资源尚未充分开发利用。目前，福建正在整合形成三大一体化港口，将福州港、厦门港发展成为国际航运枢纽港，湄洲湾(南北岸)发展成为主枢纽港，福州港一体化是以福州港为主体，覆盖三都澳、罗源湾、福清湾、兴化湾北岸等主要港湾，推动成为集装箱和大宗散杂货运输相协调的国际航运枢纽港。福建港口整合发展的大动作对温州港的竞争力形成压力。目前，温州港的港口服务功能不够健全，港口建设进展较慢，对区域的集聚、辐射和带动能力还比较弱，需要进一步提升温州港口功能，积极参与福建港口的分工与合作。

(四)温州能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支柱产业不明显

温州临港产业发展不尽如人意，几大临港产业基地建设推进缓慢。船舶制造、不锈钢等临港产业虽发展较快，但临港产业总体规模依然较小。沿海产业带作为温州未来发展的新增长极，迫切需要培育发展支柱产业、龙头企业。要培育一批新兴支柱产业，聚集一批成长性好、技术含量高、发展潜力大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形成能够带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北翼地区产业发展的支柱先导产业。

(五)温州交通等基础设施支撑力不强。相对于厦门、福州等海西其他中心城市，温州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滞后。沿海快速通道尚未全面建成，使得重点城市(镇)与产业基地之间缺乏联系纽带，对宁德等海峡西岸经济区北翼地区辐射带动不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尚未形成；供水网络建设相对滞后、输变电设施不足，局部地区缺水缺电比较严重。

(六)温州要素资源保障能力不强。温州的资源瓶颈制约压力较人。2006、2007两年，温州新增供地仅32.6平方公里，土地资源的瓶颈制约依然严重，土地后备资源开发滞后，围垦进度不尽如人意，近两年半只完成计划围垦面积的20％多。虽然温州沿海地区滩涂资源丰富，但受建设用地指标不足和土地功能难以调整的双重约束，后备土地资源难以快速转化为建设用地。此外。温州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形势不容乐观。2006年、2007年温州单位GDP能耗平均每年下降比例均低于4.4％的规划目标，节能降耗的空间相对狭小，“十一五”期间建设5个周家级生态县的目标难以完成，环境设施建设不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治污任务依然艰巨。这些都制约产业和城市布局的优化调整。

(七)温州市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改革创新。有利于温州融入海西的科学发展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改革攻坚的任务仍比较繁重；行政区划管理束缚着区域的开放开发与合作发展，参与海西建设的行政管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还不到位；对台交流合作、跨省区域参与海西合作、城乡统筹等方面还应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八)温州与周边地区的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仍不平衡。温州与周边地区的区域、城乡发展差别比较大，区域内老、少、海岛等发展基础比较差，城乡公共服务水平还有较大差距；整体发展统筹协调不够，区域内各城市发展定位和分工不够合理，区域整体优势尚未充分发挥；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配套和衔接，促进要素合理流动的制度环境和市场体系有待完善。

四、温州市参与、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建议和保障措施

(一)强化温闽合作规划引导。高起点规划是温州市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重要保证。应开展温州市参与、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战略规划研究，明确温州市参与、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思路，明确温闽合作布局，明确产业、基础设施、城市等支撑体系联合协作发展方向，以指导和促进温州市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做好温闽合作发展规划的协调衔接，注重与其他规划和相关政策的衔接，加强温闽衔接地区和经济紧密联系地区的规划对接。以规划带项目、以项目促发展，争取在国家的海西区域规划、重大项目布局、建设资金安排中找到温州的位置。协调区域内重大建设布局，促进产业协作配套，有效推进温闽区域一体化发展。

(二)全面推进温闽区域紧密合作。在温州市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加强温闽区域合作的框架下，进一步巩固合作基础，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完善合作机制。通过全面推进温闽紧密合作、融合发展，提升温州城市功能，优化生产力布局，增强辐射带动能力，共同打造温州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活力和竞争力。与福州等海西其他中心城市功能互补，错位发展，推动温州形成海峡西岸北翼的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和创意中心。加强金融合作，巩固并提升温闽在民间金融竞争中的地位。加强海空港航运合作，加快温州机场与海西机场合作进程，进一步加强在高端航运服务领域的合作与融合。加快发展温州港，打造海西港口群，建设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温州物流枢纽、多式联运中心和供应链管理中心。加强温闽商贸合作，创新商业模式，共同打造具有商业贸易、展示推广、旅游休闲等功能的海西商贸中心。加强温闽社会、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合作，加快推进温闽城市规划和交通、信息、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对接和建设，实现资金、货物、信息等要素流动更加便捷和安全有序。不断探索温闽合作的新途径、新形式、新载体，加强市场开发，建设区域共同市场，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无障碍流动。

(三)促进温闽设施共建。进一步整合温闽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设施。按照规模效益的原则，推进温闽间特别是衔接地区或接壤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共建共享。加强重大设施项目建设的协调，推进跨省铁路、高速公路、港口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统筹规划布局和协同建设，畅通海峡西岸港口群与腹地的通道。加快温闽城际交通网络建设，整合提升温闽港口功能，优化温闽区域港口空间布局。明确温闽重大基础设施廊道走向，共同做好温闽基础设施廊道的空间预留工作。优化温闽社会公共设施配置，科学布局各类学校、体育场馆、城市文化设施和卫生医疗机构。

(四)加强产业整合对接。构建温闽产业整合对接路径，按照龙头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制造业基地进行整合对接，以“大工业、大港口、特色旅游”三大特色经济进行布局，沿着产业集群、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循环经济四个产业经济发展方向巩固和提升温闽产业。结合各自资源禀赋的特色，进行合理分工协作。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着重推进与温闽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石油化工、轻工、纺织、服装、鞋帽、食品等现代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