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范文第1篇

关键词:索洛模型；经济增长；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

一、引言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在这里我们还要区别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区别。经济发展相对于经济增长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除了涉及经济增长之外，经济发展还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步。比如，公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寿命的延长、贫富差距的均衡、自然环境的治理及改善、产业结构合理化、消费结构升级等。不少学者也利用索洛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俞林（2011）利用索洛模型选取1978～2009年数据建立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模型，得到技术进步、资金投入、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技术进步是我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源泉。刘鑫基于索洛模型，收集了1988～2005年湖北省的数据，根据索洛模型，对影响湖北省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制约湖北省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是国外投资，劳动和资本在现实中不能完全相互替换。韩立杰、于海滨、刘喜波利用索洛模型选取1978～2004年数据，实证研究了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说明资金投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占据主要地位，其次是技术进步，劳动投入相对较小。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同经济学家也有不同的看法。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是投资、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也称综合要素生产率，是产出量与投入量的比例，简称TFP），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一个地区或行业经济运行状况，反映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等方面水平的综合指标，它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是靠要素投入为主还是以使用效率的提高为主，即经济增长方式是集约型还是粗放型。三个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或不同阶段是有差别的。一般来说，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或阶段，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或阶段，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言，产出的增长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或技术进步即提高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效率。

二、索洛模型

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系统地提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模型一般关注四个变量，即产出（Y）、资本（K）、劳动（L）以及技术进步（A），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被看作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而技术进步因素看作是外生的，被认为是通过资本和劳动两大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体现出来的。其中，资本和劳动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和主要源泉。在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等同于全要素生产率，即索洛“余值”。

三、指标选取

（一）要素投入指标

1、劳动投入。根据索罗模型，劳动被看作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之一，在研究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中自然是不可缺少的变量。劳动包括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劳动创造财富，经济增长来自劳动力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本文对于劳动力投入的测度用从业人员来度量，因为从业人员数量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劳动力的投入。2、资本投入。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又称有形资本，一般包括厂房、设备、存货、基础设施等资本存量，有时还包括土地、原材料等。人力资本一般是指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投资。通常研究经济增长中的资本投入要素是指物质资本。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斯密曾把资本的增加作为国民财富增加的源泉。现代经济学认为，只有人均资本量的增加才有人均产量的提高。许多经济学家将资本积累占国民收入的10%～15%作为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把增加资本积累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由于资本存量很难度量，本文近似用资本形成总额来度量。3、技术进步。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罗伯特•索洛为代表学者的研究创造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将经济的长期增加归结于技术进步，更中性的说应该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本文将技术进步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亿元）来反映。

（二）产出增长指标

本文将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产出的衡量。反映产出的指标很多，然而数据最容易获得而又最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是GDP，本文采用地区生产总值作为产出量。为了使时间序列数据具有纵向可比性，须剔除价格因素对产出的影响。本文将所有年份的GDP换算为以197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GDP。

四、实证分析

（一）计量工具的选取

本文将采用1995～2014年年度跨度为20年的数据，数据均来自于1996～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数据库等；本文使用的计量工具为Stata12。

（二）模型建立

由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是幂函数形式的，属于非线性方程，因此在正式进行回归之前要先将其转化为线性方程。对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两边同时取对数并且加入技术进步的弹性得基准模型如下：LnY=θlnA+αlnK+βlnL+μ（1）其中，A、K、L分别表示技术参数、资本投入量、劳动投入量；θ、α、β分别表示资本的技术弹性、产出弹性、劳动的产出弹性，分别反映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在产出中的重要程度。变量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技术进步的对数值、资本投入的对数值以及劳动投入的对数值均具有明显、稳定的长期增长趋势，变量国内生产总值对数值的一阶差分、技术进步对数值的一阶差分、资本投入对数值的一阶差分以及劳动投入对数值的一阶差分没有明显稳定的长期向上增长趋势。对变量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技术进步、资本投入的对数值以及劳动投入的对数值之间求其相关系数，结果为相关系数非常高。其中，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与技术进步的对数值相关系数为0.9968，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与资本投入的对数值相关系数为0.9946，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与劳动投入的对数值相关系数为0.962，资本投入的对数值与技术进步的对数值相关系数为0.9942，资本投入的对数值与劳动投入的对数值相关系数为0.932，技术进步的对数值与劳动投入的对数值相关系数为0.9496。各变量之间存在如此高的正相关系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变量之间很可能存在一定的联动关系。对国内生产总值、技术进步、劳动投入以及资本投入经对数变换处理后的相关系数矩阵进行显著性检验，设定置信水平为99%。从分析结果得知，四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非常高，且均通过了置信水平为99%的相关性检验。对数据进行处理，由于是时间数列，首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经PP检验发现，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有单位根，P值为0.8005，接受了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发现，p-valueforZ（t）=0.3193，仍然存在单位根，对其进行二阶差分，得出P值为0.0021，显著地拒绝了有单位根的原假设；技术进步的对数值有单位根，P值为0.794，接受了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发现，p-valueforZ（t）=0.0102，拒绝了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资本投入的对数值有单位根，P值为0.5705，接受了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发现，p-valueforZ（t）=0.4979，仍然存在单位根，对其进行二阶差分，得出P值为0.0000，显著地拒绝了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劳动投入的对数值不存在单位根，P值为0.0000，显著地拒绝了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以及资本投入对数值进行协整检验，研究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迹检验发现迹统计量为2.6108，对应的协整秩为1，说明这两个变量值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对基准模型进行拟合：d2.LnY=-39.19+0.354d2.lnK+3.313lnL+0.173d.lnRD根据分析结果，模型的F值以及P值来看，模型整体上显著。模型的可决系数以及修正的可决系数说明模型的解释能力还是比较不错的。劳动投入的系数为正而且显著，这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劳动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劳动投入越多，经济增长越快；资本投入的系数为正而且非常显著，这说明在一定程度上资本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资本投入越多，经济增长越快；技术进步系数相对较小，但也显著，说明技术进步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但现阶段，我国技术发展程度还不足以使其成为重要因素。

五、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一）鼓励技术进步

索罗模型表明，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来自技术进步。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措施有：增加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国家对全国的科学发展进行规划与协调，对重点科技工作国家直接投资，鼓励私人部门把资源投入技术性的发明。采取特殊税收政策给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企业税收方面的减免优惠。对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生产的企业发展，从多方面提供优惠和保护。政府还可以直接投资从事各种重要的基础理论和技术研究，对高等学校等的基础性科研活动提供补贴，鼓励技术的引进工作等。

（二）鼓励资本形成

资本存量的上升会促进经济增长。从直观的角度，资本是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要素，因此一个社会可以改变它所拥有的资本存量。资本不断增加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资本装备率，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可以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政府鼓励资本形成主要归结为鼓励储蓄、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鼓励刺激私人投资。

（三）增加劳动供给

增加劳动力供给会引起经济增长。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征收45%，这很容易理解，所得税的提高减少了工人的工作所得，从而会降低工人工作的积极性；与之相反，所得税的减免是加强激励，促进工人努力工作的一个途径。增加劳动力供给的途径还有提高人口出生率、鼓励与吸引移民、提高劳动力的参工率、延长劳动时间等。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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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范文第2篇

[关键词]技术经济及管理；研究生教育；学科；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F06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7-0088-06

1引言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是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国民经济建设开始兴起的一门学科，1956年于光远先生创建技术经济学科，至今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特别是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奋斗历程后[1]，现在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是力图通过将技术学、经济学、管理学交叉融合，兼顾理论与实践，运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培养满足新时展的高级复合型人才的一门学科专业。随着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推进，我国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面临新使命、新挑战、新机遇。

2我国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发展历程

纵观我国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六个阶段。第一阶段，萌芽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在引进苏联科学技术的同时，在计划工作、基本建设、企业管理中引进技术经济分析理论与方法。初期的技术经济学主要研究项目建设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可靠性、经济上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第二阶段，探索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期，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纠正不讲经济效果的错误倾向。经济理论界通过总结50年代经济建设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技术与经济结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广泛讨论社会主义经济效果问题，具体涉及经济效果的一般概念、实质、范围、评价标准、指标体系以及具体的计量方法等。第三阶段，停滞阶段。1966年爆发，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技术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工作受到严重的影响，技术经济学科的发展也受到了抑制，进入停滞阶段[2]。第四阶段，复兴阶段。改革开放引来了“科学的春天”，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研究的内容从20世纪60年代以技术经济学科为代表的“项目和技术活动中的经济分析”，加入以科技哲学学者为代表的“科技发展中的经济及政策问题”、以经济和管理学者为代表的“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及政策问题”[3]。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大规模的工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技术选择、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评价的方法体系、技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项目的财务评价与国民经济评价”成为研究重点。第五阶段，繁荣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1997年，技术经济学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建设活动中，研究范围不仅丰富和完善微观企业层次，而且逐步扩展到中观行业层次，同时积极借鉴国外相近学科（如工程经济学、价值工程、可行性研究、预测与决策等）的理论与方法，有效地促进了技术经济学的发展[4]。第六阶段，创新阶段。从1997年技术经济学专业改名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至今，积极借鉴国外技术创新理论，提出自主创新理论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蓝图，技术创新领域范围拓展到微观、中观和宏观各个层面。

3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的研究对象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发展时间较短，研究对象原来相对稳定，即应该在重视经济规律和技术规律应用的前提下研究技术与经济结合规律[5]。刘光大（1987）在《关于技术经济学科性质的探讨》指出，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在满足社会需求中的运动规律和作用。或者说，技术经济学回答的问题不是怎样做可以取得某种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取得同样的使用价值怎样做才能使超出劳动维持费的新创价值尽可能高[6]。傅家骥、雷家啸、程源（2003）在《技术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将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三个领域、四个层次、三个方面，三个领域是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技术领域中的经济活动规律、经济领域中的技术发展规律等，四个层次是项目层面、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国家层面，三个方面是技术经济学科的基础理论、技术经济学科的基本方法、技术经济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在现实技术经济活动中的应用[7]。蔡跃洲（2011）在《技术经济方法体系的拓展与完善――基于学科发展历史视角的分析》提出，自主创新、资源环境、生态保护、高技术产业发展、国际技术转移等已逐步成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相关理论涉及经济增长理论、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循环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博弈论等主流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前沿的领域范畴[8]。技术经济及管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将技术经济学与管理学相融合，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研究技术与经济的最佳结合，协调发展的条件、规律、效果及实现途径的一门交叉科学。伴随着科技与经济、科技与产业的深入融合，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研究领域大大拓展，逐步延伸到技术创新管理、知识管理、集群创新、平台创新、协同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等。

4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的体系框架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国外称为技术管理（MOT），涉及的课程包括工程科学、技术科学、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等，特别强调发挥技术潜力的研究、开发、规划、运作、组织的发展战略和目标。杨宏等（1996）认为技术管理的内容可以多种分类，其中主要是综合国外学术研究和以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为代表的MOT内容，如下图所示[9]。科学的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体系，充分体现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文理工相结合的原则、整体与部分相结合的原则、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现实与未来相结合的原则、本国与外国相结合的原则[10]。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体系的简化框架

5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的教育教学状况

我国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自产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学科专业教育获得巨大发展。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分别始于1981年和1986年，1981年第一批技术经济学硕士点单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清华大学、北京水利电力经济管理学院（现华北电力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现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天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1986年第一批技术经济学博士点单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清华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现吉林大学）等[11]。经过十一批增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学科专业，目前技术经济及管理硕士点已达100多个，博士点已达30多个[12]。

6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硕士点的主要研究方向

7.1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

通过收集22所“985”院校的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信息，获得开设课程共191门。按照课程性质划分为基础理论、专业应用和专业技术三个大类，大类下面再根据内容划分为若干小类。考虑各个院校在同一类别下面设置的课程名称存在差异，列出各个小类具体课程名称。表2是各个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情况（包括学位课程和选修课程），表3是基础理论类、专业应用类和专业技术类三大类课程各自所占比例。

课程数目是某一类别中各个高等学校开设课程的总门数，反映高等学校在某一类课程中下设的课程数目，方便了解专业涉及的知识领域和资源投入量。占总课程比重是各大类课程下面各小类课程数目占总课程数目的份额，反映某类课程种类的多样性和在总课程中的重要性。开设学校是开设某类课程的“985”高等学校数目。课程覆盖率是开设某类课程的高等学校数目与全部22所高等学校的比值，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类课程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及其普遍性。

（1）各个高等学校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硕士点基础理论课程数目占全部课程66.5%，超过总课程数目的一半，说明重视基础理论知识。同时，该专业的应用类和技术类课程数目分别占总课程数目的28.8%和4.7%，仅占基础理论类课程数目的43.3%和7.1%。尤其是专业技术类课程偏少，只有7所高等学校开设此类课程（分别是中山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南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南开大学），覆盖率只达32%。

（2）按照课程种类排名前三位的类目依次为企业管理（52门）、管理科学（19门）、投融资管理（18门）。其中，企业管理类课程涵盖财务管理、营销管理、生产运作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经营管理、组织行为学与企业文化、创业管理七个方面的知识体系，包括的课程数目占总课程数目的25.7%，而管理科学占总数目的9.9%。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吸纳技术管理、技术经济学、技术创新的理论，与管理类课程联系密切，技术管理与技术创新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力量之一。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注重同数学理论、统计学理论等定量分析学科的结合，这对经济变量间的相关因素分析、数值的统计及预测是至关重要的[14]。由表1知，各个高等学校根据各自侧重点的不同，开设金融学、财政学、国际贸易、会计学、旅游管理、电子商务、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社会保障和公共关系九个类别的课程。比如，华北电力大学针对自身办学特色和优势学科，设置电力市场理论与应用、电力经济管理、工程经济管理等研究方向，旨在培养学生运用技术经济及管理的理论解决电力行业技术经济问题的能力；华南理工大学将创新与科技、经济相结合作为重点。可见，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涵盖高新科学技术、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类等，能满足多种行业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但是，过于宽泛地涵盖各个学科知识，是否意味本学科研究领域范围不是十分明确。

（3）从课程覆盖面看，管理科学达100%，即22所“985”高等学校均开设了此类课程，企业管理的课程覆盖率达95%，这两类课程远远领先于其他类目，各个高等学校在培养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人才时对管理类课程高度重视。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创新管理的课程覆盖率超过技术经济学，前者为82%，后者为45%，反映高等学校专业课程设置的与时俱进，与表1技术创新管理名列研究方向首位相呼应，从一个层面映射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从狭隘的研究领域中挣脱出来，寻找到更为广阔、更富竞争力的天地，以便实现提升国家、区域、行业、企业创新之目标。

8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课程开设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尚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8.1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

早期雷家啸和程源在《技术经济学科发展述评与展望》中总结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技术领域中的经济活动规律，二是经济领域中的技术发展规律，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的主干部分。但是，这两个问题是以明确“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基础的，若对“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理解不透，则难以在技术和经济的交叉领域把握“技术领域中的经济活动规律”和“经济领域中的技术发展规律”[15]，而且现在随着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实践和管理学科的加入，进一步加剧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培养人才目标定位之难度。

8.2知识体系系统化与整体性不强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涉及的领域较多，也较分散。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的主要研究偏向于应用研究，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可从事学科建设与基本理论探索的专家学者却不多，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16]。作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主干课程的技术经济学必须以经济学为基础，但重政治经济学、轻生产力经济学，重微观经济学、轻宏观经济学，重实证经济学、轻规范经济学，重新古典经济学、轻新制度经济学[17]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同时，经济类课程、技术类课程、管理类课程以及其他课程如何合理配置，形成有机整体有待探索。

8.3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理论与实践不平衡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专业，教学体系中的实践教学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但课程教学主要采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实践教学相对缺乏，学生单一通过课堂接受专业理论知识，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对本学科专业基础缺乏透彻的了解与认识，所学知识停留在“纸上谈兵”、“闭门造车”的层次，导致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与用人单位需求相脱节。

8.4领域范围与相关学科过多重叠随着经济社会的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仅仅掌握一门学科专业知识已经难以满足社会需要，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应顺势而上。但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之根基的项目经济评价、风险投融资管理等在经济学、企业管理、金融学、财务管理等学科专业也有所涉及[18]，不利于发展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之优势。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和其他学科专业的过多交融，导致其特有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工具无法充分发挥竞争力[19]。因此，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的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是其他任何学科所无法代替的，应凝练和提升其学科专业特色，突出技术创新管理以及信息化系统支撑保障之研究，增强核心竞争力。

9完善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教育教学的几点建议

9.1明确学科专业定位，完善课程体系，加大应用类和技术类课程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作为工商管理大类下的一个学科专业，应结合创新型国家建设明确学科专业定位，进而构建和完善其知识框架，将管理类与经济类的课程进行交叉融合，培养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领域内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会技术、懂经济、善管理的复合型高级专业人才。若缺乏相应比例的应用类和技术类课程，可能会无法凸显本学科专业自身优势和特色。因此，课程设置应当适度加大学科专业专业应用类和技术类课程，在夯实理论基础上培养学生独立理论科学研究和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避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空中楼阁”、“灌输型”的教学模式。

9.2巩固重点学科专业课程，优选相关学科专业课程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的课程设置过于分散，几乎涵盖管理类课程的所有方面，却尚未形成本学科重点特色课程。因此，把握学科交叉与重点投入的黄金分割点，保留关系密切的相关职能管理类别学科专业课程，填补重点学科专业课程遗漏之空白，剔除可有可无的边缘课程（尤其是企业管理类的某些重复内容课程），重点完善技术创新管理、项目管理类、知识管理和信息资源管理等特色课程，减轻或摆脱易被替代的压力。

9.3打造交流平台，鼓励教师和学生因地制宜开展社会实践

我国绝大多数高等院校的硕士和博士教育往往存在两个极端，一是过分地强调学术研究，二是放羊式的社会实践，理论难以很好地服务于现实。教师及学生均需要加强社会实践，增加对企业现实情况的认知，因地制宜引导教师和学生走出理论束缚，有条件的可以参照美日等国的经验，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技术背景、工作年限、具有企业中高层管理工作经验[20]，通过实地考察、参观访问、企业实习、网络调查等参与实践且加强实践考核，提升教师和学生的综合能力。

9.4加快师资队伍建设，抓紧教育教学资源建设

随着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的发展，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逐年扩大，但是师资队伍相对不足，教学任务重，科研压力大，不仅给导师和高等院校带来了挑战，也制约了导师对学生的有效教学和辅导，不利于学生和导师、团队之间信息和知识的交流和共享。优秀的师资队伍是学科专业兴旺发展的中流砥柱，各个高等学校必须千方百计地引进和培养优秀人才，健全科研和教学设施，努力营造蓬勃向上的学术氛围。教育教学资源方面，部分高等学校采用的是国外教材，虽然基本理论可以满足我国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教育教学之需要，但案例部分多是国外企业的情况，与我国企业实际脱节[21]。此外，本学科专业刊物主要是《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技术经济》等，高水平刊物数量相对不足，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构建学科威望，容易造成信心危机，集中表现为众多优秀学者并不倾向于把学术研究成果展示于本学科专业期刊[22]。

9.5大力推广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的研究方法，扩大学科专业影响力

积极引导政府、高等学校、咨询机构、企业等社会各界参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建设，针对现实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大数据分析等热点问题，应用技术经济及管理研究方法，发挥“系统综合、方案比较、效益评价”的特色，定性和定量相结合，以定量为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并取得实效，进而推广、完善、提倡[23]，扩大学科专业影响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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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刘建，王卫仑，宋博通，等.我国技术管理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J]，2006（4）：48-52.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范文第3篇

摘要：经济的增长离不开技术的支持。而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呈现不同的产业结构。本文从产业结构这一层面对河北省的经济增长与技术选择关系进行分析，找出河北省一、二、三产业技术选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键词：河北省经济增长；技术选择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对于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学者有不少的研究。Romer等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出发研究经济增长，建立了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模型，指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Parente and Prescott从技术选择这一视角出发，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应加强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Acemoglu and Zlibotti则认为各国应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来选择适宜技术，或者创新技术。因此技术的选择要适应本国或地区的具体情况。Eric Bartelsman等人从就业保护、劳动力分配与技术选择的关系着手，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分析1995年以来欧盟相对于美国生产力放缓的原因[1]。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开始研究技术的选择问题。潘士远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适宜技术可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逐渐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林毅夫认为一国的要素禀赋决定了该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技术的选择应符合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苗文龙等指出，我国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技术选择，使得我国投资的效率不断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减弱。陈常通过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后浙江的适宜的技术选择促进了其经济的快速增长。韦镇坤通过分析得出，适宜的技术选择是我国以及各地区实现其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主导产业和产业结构[2]。地区产业结构随经济增长而不断变动，它的演变构成了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为了揭示经济增长与技术选择内在关系，本文选择从河北省三大产业结构的技术选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分析。

一.河北省经济增长与技术选择相关模型

本文中首先对技术选择进行测算，然后建立技术选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由于对于省区的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的研究较少，统计数据的缺乏，本文使用2004-2011年的数据对河北省技术选择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对于其中资本存量的算法，我们使用李仁君[3]的方法，折旧率为9.6%，以2004年为基期。文中以下数据均以2004年为基期。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及《河北省统计年鉴》。

（一）技术选择指数的测算

一个地区的发展要符合自己的比较优势，与自己的要素禀赋相适应。而技术选择应当与其要素禀赋相匹配，因此，本文选择林毅夫提出的技术选择系数这一指标进行度量。技术选择指数存在一个假设前提，即给定要素禀赋结构，该经济部门中存在一个最优的资本密集度。它是地区（或产业）的资本劳动比率与全国（或全国某产业）的资本劳动比率之比。即

其中K1与L1 分别表示某一产业或地区的资本与劳动，K与L则分别表示全国资本与劳动的比率。当TCI越大则表示该产业的资本深入程度越高，技术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

由图1我们可以看出，2011年河北省总体的技术选择指数为1.01，表明资本投入力度与全国水平相当。河北省第二、三产业技术选择指数分别为1.4，1.61，表明其第二、三产业为资本密集型，而第一产业技术选择指数为0.15左右，说明第一产业劳动力投入较多。从总体上看，河北省技术选择指数处于不断的缓慢上升中。由2004年的0.89逐渐上升，到2011年技术选择指数为1。可以看出河北省总体投资较全国水平较低，资本积累缓慢，偏重于劳动的投入。而河北省人口众多，这点也符合河北省要素禀赋结构。三大产业技术选择指数也各自经历者不同的变化。第一产业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也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由2004年的0.16将为2011年的0.12，农业资本积累十分缓慢。第二三产业技术选择指数一直大于1，但呈现不同的变化。第二产业技术选择指数由2004年的1.39上升到2009年的1.54，这一阶段加快对第二产业的资本投入；后由2009开始下降，到2011年将为1.40，稍微减缓了对第二产业的资本投入力度，但总体可以看出，河北省是一个工业大省，第二产业的发展仍是其主要的动力，其技术选择指数一直大于1，表明工业领域的资本投入较全国高，基本积累发展迅速。虽然指数有所下降，但是波动较小，并不影响其发展。第三产业指数于2004年到2008年呈现下降趋势，2009年开始又开始缓慢上升，增大对第三产业的投入。第三产业的技术选择指数一直高于第一二产业，说明近年来河北省比较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大对其资本投入。

（二）技术选择与经济增长模型

为了推导技术选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C-D生产函数。即

其中Y、K、L分别表示地区产出、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A表示技术进步，α、β分别表示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同理构建各产业的生产函数：

其中各符号仍代表（1）式中的意义，i表示各产业，α*、β*分别表示某产业中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由1、2式分别除以L、Li并推到得出：

由上式知，产业人均产出与技术选择指数及该区域人均产出有关。在资本产出弹性α*>0时，技术选择指数对产业的人均产出具有正的影响，即人均产出越大，技术选择指数越大，提高产业资本劳动比率可以促进该产业的经济增长。因而，某产业的技术选择指数越大，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提升得越快[3]。

对公式（3）两边取对数得：

这个式子表现出地区的人均产出与技术选择指数及产业的人均产出的相互关系。根据上式及一些经济理论，我们可以对β_2做出一定的预期。由于各地区、各产业经济发展情况不同，所以β_1的正负不能确定。而由于市场的不断完善，减小了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阻碍，所以，当部分地区或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必然会促进其他地区或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预期系数β2为正。

二.实证分析

利用excel工具对河北省2004年到201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其判定系数一般都大于0.99，最小的也为0.9769，说明最低有98%的可能经济增长可以由技术选择指数与总体的人均生产总值这两个因素的变动来进行解释，也说明上面的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由表1可以看出技术选择指数的系数为负，得出河北省技术选择指数每上升1%，将使得其经济增长减缓0.3213%。而全国人均产出系数为正，说明全国的人均产出每增加1%，将促进河北省的经济增长0.855%。这也说明了我们对β2预期的正确性。而总体上，河北省的技术选择指数与经济增长呈现为负相关，这说明河北省的技术选择出现了一些偏差，可能忽略了对于劳动力这一要素禀赋的提升，偏离了自身要素禀赋结构。但这并不能说河北省在资本投入中完全没有作用，我们还要分产业进行更深一层次的分析。

第一产业中技术选择指数的系数为正，则技术选择指数每提高1%，经济增长将增加0.0295%，另一个变量为河北省人均产出，其系数也为正，省人均产出每提高1%，则第一产业经济增长增加1.0141%；第二产业中技术选择指数系数为0.0521，则技术选择指数每提高1%，第二产业经济增长将增加0.0521%，省人均产出系数为0.8132，即省人均产出每提高1%，则第二产业经济增长增加0.8132%；第三产业中技术选择指数为0.3993，即技术选择指数每提高1%，第三产业经济增长将增加0.3993%，省人均产出系数为0.9646，即省人均产出每提高1%，则第二产业经济增长增加0.9646%。由此可以看出，河北省中各产业受全国产出影响明显。

总体来看，各产业的截距各不相同，相互间存在一定的溢出效应。而不同产业技术选择指数的系数存在着差异，但均为正，也就是说增大人均资本的投入，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第一产业技术选择系数最小，即农业投资效果对于经济增长效应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河北省农业土地与水资源较为缺乏，较大的投资收效并不明显。另一方面是由于从事于农业的高素质人才缺乏，不能有效利用资源。而第一产业的人均产出系数最大，说明河北省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实现以工业反哺农业共同发展的目的。河北省是一个工业大省，近些年其第二产业所占比值一直在GDP的50%以上，其发展以工业为支柱，对资本的要求较强，所以第二产业的技术选择指数系数较大。第三产业的技术选择指数的系数最大，说明第三产业资金的投入量越大，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越大。这是由于河北省的第三产业发展较为缓慢滞后，资本与劳动的边际效应较大，对资本劳动比敏感性强所致。

三、总结

本文从河北省三次产业结构层面对其经济增长与技术选择关系进行分析，发现河北省的经济增长与其技术选择指数呈现反向关系，即技术选择指数的增加，会导致经济增长减缓。河北省以往主要是靠大量生产要素的投入这种粗放型经济带动经济发展的，近年来环境不断恶化，其负面的影响不断加大，因此应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促进新兴行业、高新技术行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次产业的技术选择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促进作用，其中第三产业对经济促进作用最强，第二产业其次，第一产业最弱。这主要是由于三次产业的发展程度与基础不同。近年来河北省第一产业所占生产总值比重越来越小，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逐年增大。第二产业技术选择指数变化波动较小，说明河北省对第二产业在技术选择方面的政策较为稳定。然而从上面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产业经济的增长对河北省总体经济发展的依赖性比较大，因此应提高第二产业自身竞争力，发展潜力，减小对外部的依赖性，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等行业的发展，实现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优化升级；河北省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应加强对第三产业的重视，加大发展现代服务行业的力度，其中金融保险，旅游、房产等行业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河北省经济的发展应遵循其要素禀赋结构，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培养高素质人才，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通过技术选择与合理的要素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作者单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Eric Bartelsman， Pieter A. Gautier，JorisdeWind .Employment Protection，Technology Choice，andWorker Allocation[R]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DP7806. 2010.5

[2]刘育蓓.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J].《理论与当代》，1999年第1期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依靠最大化发挥比较优势，充分运用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凭借廉价的资金、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国经济总量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态势。GDP从1979年的4 063亿元增至2012年的519 470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9.76%。然而，以TFP为标度的经济增长质量或效率并不高，根据测算，中国1979年～2007年TFP年均增长率在3.72%，而2008年～2012年则下降到2.21%。多年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使得国内资源、要素与环境的综合承载力急剧下降，劳动力、土地等廉价要素红利逐步丧失，再加上世界经济危机复苏趋缓、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使得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出口、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为此，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新战略，选择适宜的技术进步路径以提升技术进步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在此背景下，亟需回答两个现实问题：一是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是多种技术进步路径发挥协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近年来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效应如何？即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二是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中国不同区域有何异质性，如何权变选择适宜于本地区的技术进步进步路径？

自Romer（1990）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以来，国内外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国内外学者现阶段关注的重点，不同学者由于在考察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样本数据等方面的差异，所得结果也并不一致。Mathews（2007）、孙建等（2009）等认为后发国家应该重视自主R&D这一技术进步路径来获取后发优势；李小平（2007）等人的研究表明自主R&D对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吴延兵（2008）等人的研究表明自主R&D对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吴延兵（2008）等运用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国外技术引进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表明国内技术引进对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Lucas（1988）在外部增长学说中说明了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Alfaro和Charlton（2007）、傅元海等（2010）等利用相关数据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分别为不同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和不同技术进步路径下的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

可以看到，已有研究大多是围绕国外欠发达国家或中国国家层面展开，很少从分区域层面，且把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鉴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发展阶段的多样性（林毅夫，2004；卢宁，2010），应该基于区域要素禀赋的视角来选择适宜的技术进步路径。因此，本文运用2003年～2011年中国分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对自主R&D、技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考察了中国不同区域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差异性。本文的后续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是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第三部分是估计结果与讨论；第四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1. 模型设定与变量解释。本文研究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且技术进步路径包括技术引进与自主R&D。技术引进包括直接技术引进和间接技术引进，直接技术引进又包括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引进；间接技术引进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而林毅夫等（2004）认为经济增长可分解为投入要素数量的增加、投入要素质量的改进和投入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本文重点考虑投入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借鉴吴延兵（2008）的处理方法，我们用TFP来体现经济增长质量或效率的产出，并将TFPit和f（?）定义为：

TFPit=？茁0exp[f（R&Dit，FTIit，ITIit，FDIit）]①

f（?）=？茁1lnR&Dit+？茁2lnFTIit+？茁3lnITIit+？茁4lnFDIit+？撞？茁jCTRit+ui+？着it②

将②式带入①式，两边取对数后，则可得：

lnTFPit=？茁0+？茁1lnR&Dit+？茁2lnFTIit+？茁3lnITIit+？茁4lnFDIit+？撞？茁jCTRit+ui+？着it③

上式中，TFPit代表第i个地区（省）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R&Dit代表第i个地区（省）第t年的自主R&D；FTIit代表第i个地区（省）第t年的国外技术引进；ITIit代表第i个地区（省）第t年的国内技术引进；FDIit代表第i个地区（省）第t年的外商直接投资；CTRit为控制变量，其中包括第i个地区（省）第t年的企业规模ESCit、技术能力TTCit、经济发展水平EDLit、经济外向度TEEit。μi为个体效应；？着it为随机扰动项。β0为常数项；β1、β2、β3、β4分别表示自主R&D、国外技术引进、国内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出弹性；βj为控制变量的系数。

2. 数据说明。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年鉴》，部分数据是根据原始数据进行整理而得到的。其中，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从业人员年平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开发新产品经费、R&D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或主营业务收入、R&D项目经费支出、产品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消化吸收经费、引进技术经费支出、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有科技机构的企业占全部企业比重和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均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出口交货值、工业销售产值、外商资本来和实收资本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年鉴》。其他数据是根据原始数据进行整理而得到的。

借鉴Fare等（1997）等的方法，基于投入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可以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来表示。因此，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TFP）时，用到的主要指标是地区的投入和产出数据。其中投入数据包括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产出数据包括地区年度企业产出。我们用工业总产值表示产出，并且用2003年为基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其进行价格平减；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表示资本投入，并且用2003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其进行价格平减；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表示劳动投入。由于工业总产值涉及到中间品投入，因此，用工业增加值估计的全要素生产率比用工业总产值估计的较准确。但是，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准确性以及可比性，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时，我们选用的产出指标是工业总产值。我们用DEAP2.1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由于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环比指数，首先要将其折算到基期，然后再进行计算。我们以2003年为基期，并假设基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为1。

三、 估计结果与讨论

我们运用Eviews7.2软件基于2003年～2011年中国分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对静态面板模型③式进行估计。在对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技术进步路径的经济增长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时，我们运用了混合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别进行估计。为了比较各种模型的估计效率，我们进行了冗余固定效应检验和Hausman检验，检验值的显著性水平均为1%。两种检验均表明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效率最高。下面我们分别对两种情况下的技术进步路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

1. 全国层次的技术进步路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由以上分析可知，基于固定效应的模型具有更高的估计效率。下面我们根据该模型来具体分析相关的变量。自主R&D、国外技术引进、国内技术引进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技术进步路径分别对TFP的影响。①自主R&D。无论在混合模型下还是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下，其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表明2003年～2011年间，自主R&D对TFP的贡献开始显现，加大自主R&D有利于提高TFP，但整体来说，自主R&D对TFP的贡献率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我国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特征明显、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而自主R&D对TFP的贡献存在门槛效应，在我国自主R&D整体投入不大的情况下，对TFP的促进作用有限。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该继续重视自主R&D，以防止陷入技术陷阱，从而实现技术赶超（孙健等，2009）。②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引进。在三种模型下，其系数均显著且分别为负和为正，这与吴延兵（2008）等的研究结论不同。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有能力购买国外技术，但是消化吸收国外技术的能力较低，致使国外技术引进对FTP的作用不明显；而国内技术引进，无论是在林毅夫（2004）等提到的技术引进的成本方面还是咨询技术人员方面都比引进国外技术有优势。因此，中国在引进国外技术的同时，要加强对国外技术吸收能力的重视，提高技术转化率。③外商直接投资。在三种模型下，其系数均显著且为正。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这与傅元海（2010）等人的研究结论相同。因此，中国应继续扩大开放领域，逐步放开国家垄断但不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大中型国有企业，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契机，大力引进国外有较强资金、技术或市场优势的战略投资者，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在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对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显著为正；技术能力和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有负向影响；经济外向度则无显著影响。

2. 区域层次的技术进步路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不同地区的具有较高效率模型的估计结果。由估计结果可知，中国东、中、西地区的技术进步路径对FTP的作用存在差异。

①东部地区。仅国内技术引进的系数显著，且为正。而自主R&D对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多以"三来一补外向型"经济为主，且这些行业或企业往往对自主R&D还是国外技术引进的意愿还是投入能力都比较欠缺，这是该地区自主R&D和国外技术引进对TFP的贡献率为负的重要原因。这一地区服装、纺织、家电等产业集群发达，中小企业众多，集群内的共生关系与知识、技术外溢效应有利于技术的扩散与传播。这说明，东部地区尽管具有区域获取国外技术引进的成本优势，以及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且没有发挥国外技术引进与自主R&D提升产业层次与TFP的作用，相反且陷入国内技术引进（更多的是初级加工品的简单复制与技术模仿）的路径依赖而产生自主R&D与国外高技术引进的惰性，这不利于东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制约了该地区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当然国际跨国公司处于核心技术保护的考虑也致使该地区在国外技术引进尤其是核心技术引进迟缓的重要原因。②中部地区。模型结果表明，该地区受国外技术引进的影响显著，且为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较丰富的研发资源使得该地区倾向于购买国外的技术，国外企业出于对自身的考虑没有将先进的核心技术而是将落后的技术出售给该地区（吴延兵，2008）或该地区购买到先进的核心技术却无法掌握该技术。而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却不受其他技术进步路径的显著影响，自主R&D能力较弱、不重视国内技术可能分别是自主R&D、国内技术引进不显著的重要因素；介于具有丰富要素禀赋的东部和国家扶持政策的西部之间可能是使得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优势的原因之一。③西部地区。在西部地区，仅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显著且为正。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属于欠发达地区，西部大开发以来，该地区充分运用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后发优势，提高了TFP。而该地区的高校、科研院所等具有相对的比较劣势，自主R&D能力较为欠缺，对国外技术消化吸收能力不强，这使得该地区产业或企业更多依靠获取外商直接投资伴生的技术外溢效应来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因此，国家应进一步加大西部地区的对内对外开放力度，在更多的领域、更多的行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层次，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总量以及TFP的提高。

技术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口外向度等控制变量，对不同区域FTP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技术能力在东部地区无显著影响，而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却对经济增长的效率有显著负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在东部地区对经济增长的效率有显著负影响，而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却无显著影响；出口外向度仅在中部地区对经济增长效率存在显著正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却无显著影响。而企业规模在三个地区对经济增长的效率均有显著正影响。

四、 结论与启示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范文第5篇

关键词：数字经济指标；高质量发展；数字产业

一、研究背景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后以接入Internet为标志，数字经济主要以提供内容服务网站和搜索引擎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政府和企业重点实施信息化建设。第二阶段是2003年后以第三代通信技术应用为标志，在商业贸易方面有了广泛的应用，如B2B、B2C，政府建立和应用信息化服务平台。第三阶段是2013年后以“互联网+”为标志，建立数字中国，数据体现价值，大量互联网应用快速发展，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繁荣发展。常州市十四五规划提出“532”发展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按照通过数字技术升级改造实体经济并相互融合发展的方针，常州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常州市工业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常州市大数据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关于加快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政策（表1），从大数据应用、工业互联网、跨境电商等方面谋划发展和壮大数字经济。自从我国提出“互联网+”、数字中国、数字经济之后，国内的专家和学者对数字经济有关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近年来成果众多，呈井喷之势。宁家骏提出传统企业经济在线化、数据化，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方向①。贾奇统计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影响因素，采用平稳性检验与VAR模型、Jo-hanso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等，得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②。沈运红等通过浙江省的面板数据认为，实证研究数字基础建设、数字化产业发展、数字技术创新科研等方面对传统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③。赵涛等研究分析22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动因、效应、机制和地区差异④。姚维瀚等从研发投入和大学生占比两个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这两个因素对数字经济影响显著,应该加大对中等规模民营和三资企业的研发资助以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⑤。张红伟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发现中国数字经济显著强化财政分权，存在区域差异性⑥。专家学者数字经济研究集中在数字经济战略、数字经济与金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等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个体城市数字经济研究成果比较少。

二、常州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不足

常州十四五规划提出“532”发展战略，即五大中轴、三个中心、两个示范区，积聚国际化智造名城的创新爆发力，提升长三角中轴枢纽的综合能级，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强富美高”新常州建设。高质量的数字经济是发展关键，数字化可以引领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数字化对常州经济社会发展有放大、叠加、倍增效应。2021年9月，根据赛迪顾问的《2021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榜》，南京排名全国第7位，苏州排名第9位，无锡排名19位，常州排名39位，与南京、苏州、无锡差距明显。常州城市数字经济排名，根据国家统计局、阿里集团等的数据，在基础设施、商业、产业、政务和民生等领域的发展状况如表2所示。根据表2进行测算赋分，得出常州的数字经济指数，寻找常州与其他城市的差距与问题。从苏南四市来看，南京是省会城市，是国家通信枢纽、互联网骨干直联点之一，数字经济基础好，数字产业化优势明显，数字经济优势产业包括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等。苏州在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方面有优势，体现在智能制造、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等领域。无锡努力推动数字产业化，物联网、集成电路、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有极强的竞争优势，其中2020年集成电路产业产值1432亿，设计、制造、封测占全国11.22%。苏州在数字产业规模领先，南京在数字民生领域领衔，常州在数字经济指标中除了数字基础设施指数相差不明显，其余指数全面落后苏州、南京、无锡，特别是数字产业指数差距明显（图1）。当然，常州在数字经济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20年常州数字经济规模3549亿元，占常州市国民生产总值的45.4%，位居所有城市第26位。常州拥有常州飞机制造厂、江苏北斗科技、新誉集团与今创集团等重点企业，在航空装备、卫星应用以及轨道交通装备领域优势突出。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变化来看，2018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80家，产值同比增长11.3%，占比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7.3%。2019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421家，累计1760家，列全省第四。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48%，64家苏南自主创新优秀企业，其中潜在独角兽企业4家，排名江苏省第三。2019年，常州智能制造装备产值超过1000亿元。2020年常州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540家，潜在独角兽企业9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4.5%，占比规模工业总产值47.6%（图2）。

三、常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

高质量发展包括要素投入产出比、内部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等指标。数字经济能用较小的要素投入及环境代价实现经济增长，体现发展的有效性和绿色性。数字经济能调整优化经济内部结构，有利于升级供给、需求、产业。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要素能拉动技术、管理等知识要素创新，提供持久发展增长的动力。建设国际化智造名城是常州市“十四五”发展的战略定位，常州要打造“国际化智造名城”，必须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经济与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以下途径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经济保障

完善提升4G、光纤、5G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加快5G网络规模建设，建设一批基础性、关键性的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提升数字经济支撑能力。推进基础网络升级，优化城乡光纤宽带网络，完成光纤到户改造，推动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和有线、无线、卫星三网融合发展建设。加强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推动奔牛机场空港、常州站、常州北站、常州南站、金坛站、常州汽车总站等的数字化建设，落“532”战略中的交通中轴目标。推动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建设，利用数字技术保障民生。

（二）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打造高质量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

利用云大物智移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新技术对制造产业进行全方位改造，进行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提升智能制造服务水平，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常州市在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与其他省内地级市有比较优势，行业集中在高端数控机床、智能纺机、机器人、传感器等行业，推进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构建智能制造体系，实现两化深度融合。巩固智能制造装备关键优势产业，打造国际化高质量智造名城。

（三）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化，培育高质量数字经济产业

合理规划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发挥其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企业的吸引带动力，吸引行业龙头企业，推进科技创新合作和数字产业布局。目前，常州高新区已经形成以光伏、新能源汽车、新医药及医疗器械、现代服务业等为代表的“两特三新一现代”产业集群。常州科教城培育机器人、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三大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着力构建打造国际合作、科技创新、创业孵化、产教融合的示范区，打造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赋能常州高质量发展。

（四）推进农业数字化改造，打造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

建立农业综合信息资源、应用和管理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信息管理平台，为生态农业、农业生产经营、服务、农产品数字化溯源、脱贫等业务提供统一、权威的数据支撑及应用系统。推进农业生产数字化。推动数字技术在生长环境监测、智能灌溉、测土配方、动物疾病诊断、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农业生产各环节的推广应用。推动“农业+互联网”新业态，开展生鲜农产品“合作社（生产基地）+商超”等新型电子商务直供方式，缩短中间环节，线上溯源、线下销售融合运营。打造基于数字技术的冷链物流、农业观光、乡村旅游等涉农产业一体化发展。另外，还要创新政府管理数字化，打造高效率数字治理典范。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政府治理转变，再造电子政务服务流程，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数字政府治理水平，建设基础信息数据库，通过大数据辅助决策的城市治理。

四、常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措施

（一）引进人才，保障人力资源

·电子商务·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必须引进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或团队，对照市政府“新龙城英才计划”，对成功引进总部大型企业所需的领军型人才或高级经营管理人才，按“新龙城英才计划”享受政策支持，提供各类保障服务。探索“政产学研”合作新模式，鼓励总部企业与在常高等院校，共建实训基地、开办数字经济相关专业，合作办学，培养数字经济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

（二）拓宽融资，保障资金需求

加大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对数字经济企业的信贷支持，包括提供贷款贴息、产品和服务创新，探索对数字经济企业知识产权、收费权及大宗商品仓单质押融资，为符合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给予更多资金支持。加快数字经济优质企业上市融资，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推进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并购。

（三）优化营商，服务企业发展坚持公平原则，保证各类竞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保护企业物权、股权及其他的数字财产权。强化企业信用评价，健全社会化信用服务，以信用为基础建立长效市场监管机制，分级分类管理。鼓励企业应用数字技术进行科技创新、发明创造，提升企业创新活跃度。

（四）保护个人信息，防止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