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劳动法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有些学者已经运用数理方法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进行研究，数理方法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使研究表述简洁清晰，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本文主要对已有的几种研究方法进行述评，从中找出它时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价值，进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开始用数理方法度研究马克劳动价值论，经济学中，数理分析方法就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说明经济运行中变量之间的关系，运用数学符号和数字算式的推导研究和表示经济过程和现象的研究方法，是现代经济学通行的方法。数理方法的引人使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清晰、准确，逻辑性更加严密。数理方法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用数理方法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使研究表述简洁清晰，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马克思也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简要回顾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多年理论研究的结晶，该理论是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揭示了商品经济的本质。这里的劳动是指，物质生产和创造价值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商品的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开始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论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思想，对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行了区分。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没有价值就不会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劳动二重性。劳动二重性是劳动价值论中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的总结，“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

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就是商品交换以价值为基础，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必须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价格表现的，价值是价格的内容和基础，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包含的内容不是相互独立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由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创造出来的，其中商品的价值由价值量表示，而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所以它们之间构成了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表述及方法创新述评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新表述和方法创新，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曾采用过的表述和方法。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的，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证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使自己的理论精确化，数学方法的运用会使经济学的研究变得更加精确。

在一些学者所做的有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某些研究中，已有运用数学模型的较好范例。如吴易风、冯金华、白暴力、何明等人都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用数理方法进行分析，对该理论进行了新表述。

(一)吴易风运用数理方法对劳动价值论中的商品二重性、价值规律等理论进行了定量分析

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定量模型。由于具体劳动反映商品的自然属性，所以使用价值的度量只能从量数量上反映，函数式表示为Q=f(L,K)。其中，Q表示使用价值量,L为劳动力数量，创造了使用价值，K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数量，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价值形成的数学模型。因为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1;是个别劳动时间的数学期望，所以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V是个别价值V的数学期望，价值形成的数学模型表示为V二V(1)二}V;}(1;})P},P}表示概率分布函数，其服从的分布形式由具体生产情况决定。

商品二重性的综合模型。商品二重性模型反映了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和转移旧价值的过程，前面二者结合构成了商品二重性的综合模型;V=V(L)=V(Le+L})=V(1,+1t)Q(L,+K)，其中，L。表示投人的活劳动量,Lt表示物化劳动量，一方面，L。使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生产出使用价值的数量为Q的商品，抽象劳动创造产品的价值，由于旧使用价值形态被具体劳动生产性地消费后生产出新使用价值，旧使用价值包含的价值V(Lt)被保存下来，被活劳动L。转移到新的使用价值中，所以，商品价值中既包含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又包括活劳动转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吴易风用数学方法对价值规律进行了重新的阐述。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必须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价格自发地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当某种商品价格高于价值时，会导致该种商品的生产扩大，引起市场供给增加和价格下跌，当价格低于价值时，会导致该种商品生产缩小，市场供给减少，价格上升。

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意义:使用价值形成过程模型从物质生产角度考察了生产力和使用价值量的关系，价值形成模型说明了商品的本质和价值量的确定;商品二重性模型概况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的关系;价值规律模型阐明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和盲目性。

(二)冯金华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提出了价值函数的基本假定z二L+Q和基本公式Z二ziQ=LiQ十c。其中，L代表必要劳动，K为生产资料，z代表价值总量,z代表每一个商品中包含价值量，它是由平均的新价值量和平均的转移价值量组成。马克思说:“如果仅仅就价值创造和价值变化本身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进行纯粹的考察，那末生产资料，这些不变资本的物质形态，就只是提供一种物质，使流动的、形成价值的力得以固定在上面。”〔略〕可见，根据研究的需要，公式简化为:z=L/Q。

冯金华在此基础上引入短期生产函数Q=Q(L)，得到短期价值函数:=L/Q(L)，根据数理推导得出短期价值函数是一条从某个大于0的值开始、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当引人长期生产函数Q=Q(L,K)时，得到长期价值函数z=L/Q(L,K)。并详细谈论了劳动变化、资本变化、劳动和资本同时变化和同比例变化以及生产函数变化对价值量的影响。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数学原理的意义:根据价值函数的基本假定推导出了短期和长期的价值函数。

(三)白幕力以生产函数存在“资本量度和生产函数存在性问题”和效用函数存在“效用量度问题”为出发，在发展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模型

白暴力首先分析供纸曲线，设劳动耗费函数，分析假定劳动耗费与产量之间是非线性的，边际劳动耗费和平均劳动耗费不是常量，而是变量，所以称为“非线性劳动价值学说”或“变量劳动价值学说”，在此基础上推到出了市场供给曲线。厂商生产产品的平均劳动耗费为生产该种产品的厂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厂商生产成本就是劳动耗费的货币形式表现，成本函数就是劳动耗费函数的货币表现形式。由此得出，在假定厂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完全竞争厂商短期供给曲线就是边际成本曲线向上倾斜的部分，也就是边际劳动耗费曲线向上倾斜的部分;当存在外部效应时，劳动耗费曲线会向上或向下移动，完全竞争厂商长期供给曲线有三种可能的情况。综合前面的分析，完全竞争市场短期供给曲线由短期厂商供给曲线水平相加而得，完全竞争市场长期供给曲线，当无外部效应是是水平线，当存在外部效应时一种是向上倾斜的，另一种是向下倾斜的。

其次分析需求曲线，提出用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度边际效用来解决效用无法量度的问题，而且两者成正比例关系。在社会是理性和边际效用递减的假定下，使等量劳动生产的效用相等实现社会最大效用配置，达到效用均衡。当生产某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产品出售价值较高，对应的边际效用也较高，这时消费的数量就会较少，反之.消扮的数量就会较多。因此，产品的出售价值与消费产品数量成反比关系，所以市场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最后分析市场均衡，由前面得出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的交点就是产品的市场价值或价格。短期市场均衡价格是边际劳动耗费的货币表现形式，长期市场均衡价格是部门平均劳动耗费的货币表现形式即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案的表现形式。短期市场均衡价格围绕着长期市场均衡价格波动，也即围绕着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格波动。

非线性劳动价值学说的意义:推进了市场价格理论的构建。

三、总结

新劳动法论文范文第2篇

    一、劳动价值论和按生产要素分配

    钱伯海教授在《价值创造和按要素分配》①(以下简称钱文,引文皆出于此篇文章)

    中,提出了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即认为“要使货币、购买力形成资本和现实生产力,必须实行按资本要素分配”。而此理论依据又是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为基础的。

    为了说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和资本创造价值即资产阶级的要素价值论是不同的,钱文首先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认为物化劳动是生产要素,是社会生产一般。物化劳动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是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文中又指出资本是经营要素,属生产关系方面,是随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不同的。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有不同名称。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不是资本,而是资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物化劳动和资本是有严格区别的”。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处于商品经济阶段,必然都遵循这个规律。只不过在两个社会制度下剩余价值的归属不同,这才是资本在两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表现。因此,钱文论证物化劳动和资本的区别的角度有新问题。虽然物化劳动不一定是资本,但在商品经济阶段,资本都是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参于生产活动的。因此,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

    钱文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以后,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但前面已经提到,他的物化劳动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因此可以说,其价值分配依据的科学性存在新问题,钱文提出的价值分配的原则也就没有说服力了。但为了探究其按资本要素分配的理论逻辑,我们可暂且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创造价值呢?钱文认为,只有货币购买了物化劳动即“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这些物化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而货币拥有者“从中‘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合理的,“因此合理合法地取得利润,对剩余价值实行按资分配,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资金)的前提条件”,“否则,投资不给报酬,不按资分配,货币、购买力就不会转化为资本”。是这样吗?既然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货币拥有者购买了物化劳动,他即为物化劳动的人格化,最低限度也可取得物化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钱文中所谓的“‘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怎么可能会没有“报酬”,而要通过按资分配的原则来取得收益呢?可见,此价值分配理论依据并不成立。

    在钱文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按资分配的原则。文中提到了“按资分配形成m,按劳动分配形成v”。假如此处m、v的含义还是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则其分配原则有些新问题,既然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为何物化劳动分得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活劳动却丝毫没有得到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呢?但文中提到“在生产总成果作必要的企业扣除和社会扣除以后,就是按资本(资金)和按劳动分配的数额”,可见此处m、v非其原意。文中认为“从经济技术条件看,资金短缺……会提高按资分配的数额和比例”,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应优化两者的分配比例,即“优化按要素分配”。从这里可以看出,钱文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地位看作一样,甚至物化劳动的地位更重要些。这样的看法源自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理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钱文的价值分配理论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为基础,以鼓励投资者的积极性为依据。但经过分析,这样的基础和依据都有新问题存在。

    钱文还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但有些学者却是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分配是,劳动者不但享有工资,利润、地租也是劳动者创造的,也应全部归劳动者所有”②。即他们认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而“传统的价值论存在着很大的新问题”③,因此他们提出“三元价值论”来解释现实新问题。

    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吗?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是从劳动价值论导出的吗?汤在新教授在《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④(以下简称汤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一文中对此新问题进行了探索。

    汤文认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也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演出来的。因为“马克思在猜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按劳分配消费品时,所论述的已是没有商品和价值的社会”。因此,按劳分配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来的,同时,也不能说非劳动收入的不合理性。

    这样的解释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于上述学者们的对“传统的价值论”的理解也进行了反驳。同时,汤文还指出“决定价值这一规定性的条件是,存在着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须性以及这一必然性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只要这个条件不变,价值规定也不会发生变化。”可见,上述学者提出的“三元价值论”有待商榷。

    汤文又指出,“各种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价值分配体现的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价值规定……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联系这种关系”。因此,可以说两者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属两种经济范畴,是两个不同的新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有明确论述:“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⑤也就是说,价值的分配,归根到底,是由作为生产技术条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作为生产社会条件的社会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决定的,因此可以说,价值规定并不意味着决定价值分配。

    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是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的理论根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各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

    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这样的生产条件要求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抓住精髓,而非表面,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新的发展。

    二、价值的形成和生产力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各种先进的生产资料的应有在生产中越来越重

    要。那么作为较高生产力的化身的先进设备在价值形成中到底起什么功能呢?

    付廷臣先生为了解决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功能,在《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

    的功能——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⑥(以下简称付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中引进了“劳动能力量”的概念,认为“劳动能力量是劳动技术水平、劳动的自然时间、劳动者的基质和数量的函数”。对一个人来说,“只要条件一定,劳动能力量也一定”。同时,付文认为决定价值的抽象劳动是劳动能力量,“同一个劳动者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其劳动能力量是不同的”。付文由此得出了结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占据了重要功能。

    付文新概念的引入,很能解释现实新问题,有其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在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时才能创造价值。付文可谓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发展,但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之嫌。付文中虽然明确地表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起重大功能,但付文又认为技术水平是决定劳动价值量的因素之一,而劳动能力量构成价值,这不也就是说作为体现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吗?但是付文强调生产资料的功能时,将劳动能力量新问题联系起来分析,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钱伯海教授在《科技生产力和劳动价值论》⑦中提出“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物化劳动”,“讲企业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主要是剩余价值,实际就是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即认为一个企业的物化劳动来自其他企业的活劳动,而且全部来自本期的活劳动,因此从社会宏观看,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正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成立的理由是有条件的:只有假设各企业只使用劳动对象,才可能找到初始生产单位没有使用生产资料,从而才能把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的,但各企业不可能不使用劳动资料,则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不成立。因此可以说,此文其实也是论证了生产资料创造价值。

    钱伯海教授在此文中认为由于物化劳动即先进设备的使用产生了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因此物化劳动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但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创造价值的条件。这就造成了既认为物化劳动是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条件,又认为它创造了超额剩余价值,这显然是有新问题的。那么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来源自何方呢?

    唐国增先生在《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⑧(以下简称唐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提出“超额剩余价值恰恰来源于那些没有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力非凡低的个别资本中的劳动”。其理由便是生产力低的企业创造了价值,却在市场上实现了较少的价值。可见其理论前提是先要区分劳动创造和劳动实现,由此推出了生产力高的个别资本实现的价值要多于它本身创造出的价值。但其有关价值的规定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呢?有的学者对价值规定有不同理解,认为“产品只有在交换或市场中才会变成商品,才会有价值”⑨。可见大家对于价值规定有不同的理解。这也就是说,唐文的理论前提是有争议的。

    马克思认为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企业内部的工人的较高生产率的劳动,这种较高生产率的劳动可以看作是一种加强的劳动,可以引起价值的增加。但随着科技发展,直接生产工人进行的可能是比以前还要简单的劳动。那么怎么解释超额剩余价值呢?许多学者用马克思的整体工人理论来解释这个新问题。杨继国先生在《论知识经济中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⑩(以下简称杨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认为由于科技进步引起的增加的剩余劳动的价值是科学劳动的价值,这种观点是马克思整体工人理论的延伸。

新劳动法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剥削；劳动价值；剥削新情况

中图分类号：阳32；D0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12010)06―0161―05

一、政治哲学视域中劳动价值论与稀缺价值可以并存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意识形态偏见较深的学者，长期以来热衷于制造劳动价值论与稀缺价格(他们别有用心地混称为“价值”)的对立，把劳动价值论与稀缺价格渲染成了冰炭不能同其器、寒暑不能同至的两极。

从学术上看，劳动价值论与稀缺价格之间是经济实践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必须分别研究，不能混为一谈。劳动价值论的立足点在生产领域，它要揭示的是经济实践架构的重心如何形成的源头问题。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在创造价值的决定性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哲学观的应用。稀缺价格或价值论其立足点是在价值实现的流通领域，说明的是同一劳动价值及其商品体可以衍生出由供求稀缺性产生的若干交换价格，最终的流通交换价格与生产劳动价值可以形成等于、大于、小于的非对称关系。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是阐述劳动价值沦，《资本论》第三卷阐述的就是市场价格形成与波动机制。马克思或许当时并未意识到未专门论述劳动价值与供求价格转换与区别将带来多大麻烦。于-是就有学者提出，《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价格理论与第一卷的价值理论存在逻辑上的矛盾，生产价格论不能同价值论相协调。

怎么解决劳动价值与供求价格转换带来的麻烦?过去的路径是拘泥于“转形问题”。所谓转形问题，简单来说是企图论证出价值与市场价格以及总价值与总价格相等的问题。西方学者通常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澄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否为科学理论的关键所在，并认为“转形问题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核心”。

其实，恩格斯早就预见到，解决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之间表面矛盾转形理论，“在马克思的原文发表之后会和发表之前一样引起争论”。恩格斯和希法亭撰文对争论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回答，力图维护马克思的价值转化理论。

20世纪40-50年代，冯・庞巴维克，J.温特尼茨，R.L.米克等经济学家沿着德国数理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冯・鲍特凯维兹的研究传统，试图用数学方法研究转形问题，提出各种解决所谓价值与生产价格的矛盾的数学模型。鲍特凯维兹通过模型得出：“两对总量”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同时相等，而在放松约束条件时，无法实现同时相等。所谓“严格的约束条件”就是要求总不变资本与总可变资本的比例或总资本在一定条件下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不变。

鲍特凯维兹等人运用联立方程求价格和利润率的做法，大体上可以看作是新古典的均衡分析方法。森岛通夫等更是将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乃至整个劳动价值论与新古典的冯・诺伊曼模型直接结合起来，建立一种“马克思――冯・诺伊曼模型”，从而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纳入到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得出的结论是，将马克思生产价格等同于均衡价格的理论与马克思对价值与价格的分析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以一般的人类劳动为实体的价值量是独立于收入分配和价格决定的，因此用货币利润率与平均价值利润率的‘不一致’来否定马克思的转形理论乃至整个劳动价值论是没有道理的。并且，这种‘不一致恰好反映了新古典均衡分析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逻辑问题”。均衡价格理论主要反映的是商品的价格由供求状况决定的变化规律，该理论忽略丁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以及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并最终决定价格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价值的抽象分析有助于人们看清楚剩余价值的真实源泉是如何被神秘化的，并了解利润的真实性质，这恰恰突出了劳动价值论以及马克思的经济学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剥削的本质方面所运用方法的独特性。

国内学者也为劳动价值论的论证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在“转形问题”研究上，更是取得了很显著的学术成果。罗雄飞将“转形问题”的产生归结为检验转形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196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一批西方学者依据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所阐述的商品生产和价格理论，又展开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在讨论中，萨缪尔森、斯蒂德曼、霍杰森、森岛通夫等人主张放弃或修改劳动价值论，建立“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

新劳动法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50年来，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大范围讨论约有五次，包括涉及“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规律”和“生产劳动”等劳动价值论基本内容的前三次讨论，20世纪90年代初期关于“价值创造源泉”问题、世纪之交由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认识再掀热潮的后两次讨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断完善的今天，只有结合新的实践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石，也是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由这一著名理论引起的各种纷争从未停止过。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大范围讨论约有五次，争论主题分别依据了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不断对经济理论提出的新课题和新任务而层层推进。今天，面对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重新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新的意义，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实践，也是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一、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五次大讨论

(一)20世纪50 —60年代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次讨论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解释“价值”一词时引出的概念。马克思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第3卷阐述“流通中的价值规律”时，马克思又从社会需求角度提出了另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须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是在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般来讲，人们讨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时关注的都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第二种含义较少过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很多实际情况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最初设想还有很大差距;在这种背景下，要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即按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分配消费品显然是不现实的，也不可避免地造就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迫使当时一些理论工作者不得不从马克思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着手，重新思考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究竟应当如何运作的问题。

1955年，南开大学的魏埙、谷书堂两位学者共同完成了《价值法则在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各个不同阶段上的作用》这一课题的研究，第一次涉及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量，我们认为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从单位商品的生产来看，那是在一定期间生产该种商品的生产部门之平均条件下的支出;另一方面，从每一种商品总量的生产上看，那就是用在该种商品之生产的社会劳动的总支出，必须与对该种商品社会所需要的量相适合。前者依以说明同种或同一部门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后者依以说明社会劳动在不同生产部门间的比例分配。”两位作者首次提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观点，在我国经济学界引起了一定反响，并促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规律方面的论战。归纳起来，当时讨论的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我国学术界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价值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第二种含义仅制约价值实现而不参与价值决定、即“实现论”，主要学者有宋承先、邓翰维、洛耕漠等。第二种观点，试图从新古典理论角度把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市场供求决定因素，并用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来解释现实供求问题、即“决定论”，主要学者有何安、孙英武、王振之等。第三种观点，认为价值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共同决定，即“共同决定论”，在我国理论界主要由魏埙、谷书堂、吴树青等人提出，并从各个角度作了论证。

1962年，由谷书堂、林兆木和吴宣恭三位学者共同发表的论文《试论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以下简称《试论》)，又一次引起了我国理论界的大讨论。三位作者指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供求的变化对商品价值量的规定只起着间接的影响作用”，“所谓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是为一个部门价值的实现规定了一个界限，它并不直接决定价值的形成，而只是决定价值的实现。”显然，这一说法否定了魏、谷二人在50年代后期提出的“共同决定论”观点。《试论》发表不久，谷书堂等三人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认为“实现论”和“共同决定论”都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因而又于同年7月29日在《光明日报》联名发表了《关于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问题的再认识》，提出了与《试论》不同的观点。文章认为，在社会确定的需要发生变化、而生产条件尚未变化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由提供满足社会确定需要的商品量的那些生产条件按照一定的社会平均决定。所谓另一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按社会对某种商品确定的需要而分配在某个部门的劳动时间，就不只是为一个部门价值的实现规定一个界限，而是为该种商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确定划定一个界限。正是在这个界限内，通过商品生产者的竞争，各种生产条件的个别劳动时间才能形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决定该部门单位商品的价值量。

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这场学术上的争论。直到1982年谷书堂等人《对价值决定和价值规律的再探讨》一文发表[5]，才又拉开了重提价值决定问题的序幕。通过重新补充一些新的理论资料，谷书堂等人指出，决定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即是指单个商品生产上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总体上看，它就是符合某种社会需要的商品的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从而回到了“共同决定论” 的观点。该文的发表，再一次引起了我国理论界的强烈反响。到目前为止，以上讨论均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意见，但这场争论却对后来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它从经济理论体系上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决定理论并不排除市场供求具有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它又从实践角度指出了过去一概按照实际生产费用计算产值、从而必然导致大量没有实现的“价值”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在理论上的反映，为下一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生产劳动”的大讨论

1978年的改革开放给新中国的学术争论带来了活力，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也迫切需要各种理论做出回应，由此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有关生产劳动的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形成价值的生产劳动应不应当包括非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并在我国理论界逐步形成了所谓“宽派”和“窄派”的不同观点。

争论首先由宽派代表人物、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引发。他在发表于1981年《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中，提出只要参与物质产品生产行业的劳动都属于生产劳动。文章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劳动包括的范围，如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生产满足社会消费需要的劳动、从事产品交换和分配的劳动、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教育的劳动、用于环保和改善环境的劳动等，认为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窄派代表人物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他在同年《经济学动态》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只能是物质生产劳动。他认为一些同志之所以表示教育、科研、文艺、服务业等行业都属于生产劳动，一是想引起社会的重视，二是想为20世纪末每人1 000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找一个与外国可比的口径。他认为两个用意虽好，但若因此把这些劳动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会对我们的工作造成干扰，如混淆物质和精神、混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混淆生产和消费、混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混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创造的价值等。

这次关于生产劳动的宽派与窄派之争，实质上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生产性问题;或者说，是什么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形成的源泉而言，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三)20世纪9。年代初期关于“价值创造源泉”的讨论

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剧变、美国“新经济”的繁荣以及中国现阶段多种经济形式的并存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等现实特点，都与马克思当年生活的时代有着千壤之别。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学术界展开了新一轮对“价值创造源泉”的讨论。争论的发端，源自于谷书堂教授在1989年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对价值理论的新见解。对此，中央党校苏星教授在1992年发表的《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一文中提出不同意见与之商榷。以此为契机，引发了一场由“苏谷之争”到价值“一元论与多元论”讨论的高潮，争论的焦点在于物化劳动是否也创造价值、按要素分配是否合理等。

在《通论》中，谷书堂等人提出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几个新观点:(1)“说社会必要劳动创造价值与说劳动自身的生产力与劳动的资本生产力以及劳动的土地生产力共同创造价值，都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2)“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都创造社会财富，都形成价值。”(3)“工资、利息、地租不过是根据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作的贡献而给予这些要素所有者的报酬，……或简称按贡献分配”。苏星教授认为，这种按贡献分配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是非劳动生产要素决定价值的多元论。他强调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物化劳动只是转移价值;强调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强调只有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决定价值，非劳动生产要素不能决定价值。对此，谷书堂、柳欣两位学者于1993年撰文《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以示回应。文章认为，当讨论商品经济的价值决定时，关键是说明生产者之间由劳动生产率差别导致的利益冲突，这要求必须说明使用价值的生产及其技术条件。因此，在明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具体规定和价值是社会财富的计量单位后，说这些生产力共同创造价值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

厦门大学的钱伯海教授则主张“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其观点为:(1)生产诸要素共同创造价值，“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三从企业看的物、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2)科技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先进设备可以创造出比旧设备多得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3)由于生产诸要素共同创造价值，所以“按资分配，给以相应的报酬并不存在剥削问题”。

“新的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和“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一经提出，很多学者提出了异议。如西北大学的何炼成教授发表文章表示同意苏星教授，认为“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文章指出，劳动生产率是指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以及劳动的自然条件和劳动的社会力量;如果是指劳动产品的价值，则不论是劳动产品的个别价值还是社会价值，都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也认为，谷、钱等人在研究思路上陷人了类似斯密的理论陷阱，即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简单商品生产，而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商品价值分解为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而漏掉了不变资本，即著名的“斯密教条”。这使得谷、钱二位学者分辨不清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生产、价值创造和价值占有等问题。这场争论最终并无定论，但适时拓宽劳动价值论的内涵以应对新形势的需要这一趋势，在当时无疑成为一种新的解释方法。

(四)新世纪之初在二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下展开的新一轮讨论

世纪之交，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再次掀起了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学习和讨论的热潮。这次讨论具有两个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从深化对当代劳动的认识人手，探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新特点;二是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形成源泉问题，提出深化对劳动价值论认识的各种新见解。

1.对深化劳动的认识第一，物化劳动是杏创造价值。厦门大学的钱伯海教授强调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否则“科技是生产力就不能成立”，“相对剩余价值包括超额剩余价值就无从得来”，“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就不能存在”;所以，“创造价值不等于增加价值”，即“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第二，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北京大学的晏智杰教授认为，除劳动之外的土地、资本、企业经营管理、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都具有生产性，都是对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形成和增加不可缺少的因素。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易风教授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的理论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相对立的，目前这些观点的出现正是注重市场经济表面现象、而忽视现象背后劳动创造价值本质的结果。第三，第三产业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北京大学的萧灼基教授认为，现今情况与过去相比发生很大变化，只有扩大生产劳动范围，把第三产业的劳动当作创造价值的劳功，才能有利于第三产业发展。中山大学的李江帆通过提出两个条件论证了上述观点，“(1)创造出使用价值(不管是实物形式还是非实物形式);(2)用于交换。服务劳动既然创造出用于交换的非实物使用价值，就应该创造价值。”北京师范大学的白暴力则认为，并不是所有第三产业劳动都创造价值。“如律师的服务、金融和保险等行业都不创造价值”;相反，“只有生产社会中多数人需要对象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第四，科学技术是否创造价值。西南财经大学的刘诗白教授提出“科技创新劳动”创造价值，认为这种劳动是以拥有科学知识高积累和高创造能力的科技人才进行的一种高度社会化劳动，因此能够比一般复杂劳动创造更多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则认为，在商品生产中，新知识、新科技在进人劳动过程的同时可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但并不进人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因而并不创造价值。

2.对深化劳动价位论的认识第一，关于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问题。南开大学的谷书堂教授不同意“价值创造决定价值分配”的观点，认为“社会分配的是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是物质财富，是使用价值。从表面上看，它是以货币形式即价值形式分配，但这只是测定分配数量的尺度，分配的实际内容则是物质产品，是用以满足人们各种消费的需要。”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也认为，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不是同一层面问题，价值创造与劳动相关，价值分配与要素所有权相关。所以，不能依据是否参与价值创造确定参与分配，也不能根据是否参与分配而论证是否参与价值创造。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与剥削问题。南开大学逢锦聚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全体人民代表，通过税收等形式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归根结底用于人民，不存在剥削问题;个人、私营企业主即使占有他人剩余价值，只要他们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初始用于投资的资本来源正当，也不能算是剥削;至于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投资占有的剩余价值，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剥削性质，但只要其经营活动合乎国际惯例、遵守中国法律，也应受到鼓励和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强调，对私营企业主是否存在剥削问题应重新思考。我国的政策界定雇工8人以下是个体工商户，是劳动创造价值而不存在剥削;雇工一旦在8人以上，就认为存在剥削。他认为这完全是误解，8人标准来自马克思在特定条件下的特定例子，而我们现实生活与之区别很大，所以不能简单套用这个标准。

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争论的简要评析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学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50年间的五次讨论，留给人们的思考和关注是深刻隽永而又经久不息的。总的来说，争论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即在尊崇科学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跟随时代的变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今天，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目前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性劳动。长期以来，传统价值理论只承认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创造价值，否定非物质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这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误解，马克思生产劳动的概念应随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拓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种有用的、实现社会需要商品的劳动，都创造了社会财富、并形成社会价值，因而都应是生产劳动。

第二，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价值创造的实体是抽象劳动，劳动者的劳动是一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价值形成是回答劳动力如何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形成价值，在形成价值过程中各要素发挥什么作用。其中，劳动力创造价值的过程必须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所以，尽管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不创造新价值，其作用只是将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但它们是价值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第三，科学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一方面，伴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深刻变化，科学技术在使用价值生产方面不断发挥重要作用，掌握作为使用价值生产源泉的科学技术的劳动，在逻辑上也应是价值源泉，即承认掌握科学技术的劳动创造价值与承认活劳动创造价值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又能通过劳动者的劳动凝结到具有更高效率的生产要素中，并通过要素效率的提高改善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从而为价值形成、价值创造提供良好条件。

第四，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从马克思按劳分配本意看，按劳分配主要由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条件决定，其实现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消除商品货币关系等条件的严格限制。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时，必然要求有另外的分配形式作为补充。所以，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时还要按生产要素分配，必须明确两点:(1)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的根本决定因素;(2)必须把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关系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考察，承认生产要素也参与分配归根到底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

新劳动法论文范文第5篇

2010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是夺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面胜利、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一年，也是加快推进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一年。根据区委和区委宣传部的工作部署，按照省、市、区宣传思想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要求，2010年，我局宣传思想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和区委七届八次全会精神，牢牢把握提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科学化水平这一主线，着力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着力增强舆论引导能力，着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全面建设服务强区、全力推进转型升级、努力在新的起点上开创劳动保障科学发展新局面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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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突出抓好“迎世博、讲文明、树新风”主题活动。深入开展迎世博优质服务展示行动，加强窗口工作人员的素质教育，深入开展创“三优一满意”活动。开展优质服务竞赛、演讲比赛等活动，进一步完善服务标准，细化服务规范，改善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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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抓好职业道德和法纪教育。广泛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大力倡导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切实加强干部职工的法纪教育，把法律知识和新出台的政策规定作为中心组和广大干部职工学习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