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区域发展的建议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甘肃；农村；区域经济；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9-0048-2

1 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为了支持西部地区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中天水经济区和《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计划》的出台、《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的通知》等文件均对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规划与支持，可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近年来，甘肃省围绕西部大开发和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使得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甘肃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经济发展一直是影响全省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如何进一步促进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2 甘肃省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现状的SWOT分析

2.1甘肃省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现状的SWOT分析

2.1.1 甘肃省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

2.1.1.1 土地资源丰富

甘肃的土地资源丰富。全省土地总面积42.58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七位，人均占有土地量居全国第五位。

2.1.1.2 水利资源丰富

无论发展农业还是工业，水资源都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水资源分布决定着土地开发整理的模式及工业的发展。甘肃省水能理论总蕴藏量为1724万千瓦，居全国第十位，可装机总容量为1069万千瓦（已装机265.2万千瓦）。

2.1.1.3动植物资源丰富

甘肃省地形狭长，省域跨度大，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其动植物资源的多样性。省内现有森林总面积382.6万公顷，森林覆盖率13.42%。树种繁多，主要有冷杉、云杉、栎类以及华山松、桦类等。甘肃省草场以天然草场为主，主要分布在海拔2400---4200米之间气候高寒阴湿的甘南草原、马衔山、祁连山等地。

甘肃境内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共有650多种，其中有90多种属于部级珍稀动物，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地包括成县、文县、康县、武都、两当、天水等。文县让水河、丹堡一带，已列为全国第十三号自然保护区。甘肃是全国药材主产区之一，现有药材品种9500多种，居全国第二位。马铃薯、啤酒大麦等产量位居全国第一位，肉用羊、食用百合、酿酒葡萄、啤酒花等产量位居全国前五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国首屈一指的马铃薯生加工基地、中药材生产加工基地、啤酒大麦啤酒花生产加工基地、肉用羔羊基地、高原夏菜基地等，为特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1.1.4 气候条件

甘肃省气候干燥，气温日较差大，光照充足，太阳辐射强。年日照时数为1700-3300小时，自东南向西北增多。

甘肃省气象灾害的种类繁多，灾情也比较严重。可以根据甘肃省气候资源的分布状况，开展气候资源的分区规划，并根据各区的气候特点，开发利用气候资源，为甘肃省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2.1.1.5 财政投入

甘肃省实际利用内资也由第三产业不断向第二产业集中，就固定资产投资来讲，第一产业实际利用内资占全部实际利用内资的比重由2005年的3.2%上升为2010年的5.21%，占固定资产投资比率非常低。

2.1.2 甘肃省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现状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法是最常用的一种企业内外部环境条件战略因素综合分析方法，他是由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安德鲁斯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他把战略构成分为制定与实施两大部分，在战略制定过程中，要用SWOT分析法全面分析组织内部的优势与劣势、外部的机会与威胁的相互制约因素，并主张利用自己的优势和机遇来克服自身的劣势和威胁，从而实现组织的发展。虽然SWOT分析法经常应用于营销学领域，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专家开始把他应用于社会领域。因为农业是一个独立行业，可以与其他行业进行比较分析，不同地区的农业发展也自成系统，因此，SWOT分析法也适用于甘肃省农业发展的研究。

2.2 制约甘肃省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

2.2.1 自主创新意识薄弱。作为欠发达省份，农村的体制和机制与发达农业省份趋同化的现象比较突出。学习和借鉴农业发达省份成功经验的深度不够，自我探索的能力不足，自主创新意识不够，等政策、等财力支持的现象比较突出。

2.2.2 人力资源支撑体系不够完善。甘肃省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源支撑体系的不完善，造成在农业技术普及过程中的技术吸收能力、学习能力、操作能力等能力明显不足。引进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难以与相关产业技术和劳动力进行合力匹配，使一些技术密集型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在本省难以实现其市场扩张的目标，弱化了技术的驱动效应。

2.2.3 对外开放的体制和机制不够灵活。一些地方只重视招商引资，而招商引资的后续管理和服务机制不够完善。在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容量小、各类人才缺乏的前提下，甘肃省必须进一步加大政府职能转变的力度，形成足够灵活的对外开放的体制和机制。

2.2.4 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社会心理效应缺失。甘肃省长期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心态仍然存在。对外开放的社会心理效应的缺失，不但制约着勇于创新、大胆实践的社会环境的形成，也影响着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心理预期和参与的积极性。

2.2.5 政府财政投入不能保证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不能保证农村的发展需要。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所需要的财政资金严重缺乏。广大农民充满致富的愿望和信念，但是生产和发展资金严重匮乏已成为一大障碍性因素。

2.2.6 农业结构单一，生产效率低下。甘肃属经济落后地区，仍然以传统农业为主。农民依靠土地为生，非农产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偏低，农民的非农收入较少。多年来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效果不太明显，以粮为主的单一农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其收入主渠道仍然来自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使农民不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

3 甘肃省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结合上述分析结果，论文针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农村经济，分别给出了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我们相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各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开展生态农业、现代农业、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业与旅游业、高新技术产业、物流业的产业融合；全方位提高农民素质等措施，完全可以实现我省农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3.1 大力推进产业融合

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产业融合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产业融合改变了农业产业发展基础、产业之间关联、产业结构演变和产业组织形态。应积极促进科技创新，为农业产业融合提供先决条件和根本保障；实施农业现代化工程，为农业融合构建良好的信息平台；充分利用产业融合的扩散、渗透与诱导作用，推动农业的结构转换和升级；转变政府观念与职能，构建并发展融合型农业体系，同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3.1.1 加大高新技术产业在农业中的应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产品的制造流程和空间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农产品价值链的拆分与重组特征明显。高新技术在农产品中的大量应用使得产业技术之间相互渗透和交叉，产品加工环节增多，大大延长了产品价值琏，价值琏的增值环节越来越多。在价值琏重组方面，产业融合的作用更是明显。产业融合导致农业内部各子产业之间渗透交叉与重组，从而形成导致农业价值琏重组，甚至创造出全新的价值琏。生态农庄、生物产业就是明证。

3.1.2 发展农产品现代物流。发展农产品现代物流是带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根据统计，我国目前流通成本占商品价格的50%左右，零售商的物流成本占总成本的20%以上。产品从生产到销往用户手中，95%的时间损耗在储存、装卸、等待加工和运输方面，而同时物流费用平均占到总成本的50%。因此，将现代物流产业与农业更好的融合起来，对农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通过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农业物流投融资体系；建立和完善农业物流保险体系，对农业物流中的运输、仓储、配送等风险进行承保，并针对不同的标的和风险，开发出多样化的保险合同菜单；进一步发展我国农产品现代物流。

3.1.3 大力推进农家乐旅游业与农业的融合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与现代农业，在时代特征、业态特征、功能特征上都具有一致性。从目前而言，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已成为我国新时期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社会和谐的一个新举措。农家乐休闲旅游业的发展，引导农民就地转移就业，增收致富；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提升产业层次；推进城乡统筹，实现协调发展。

3.2 全方位提高农民素质

加强农民社会主义道德观和荣辱观教育，提高农民的道德素质；用崇高的信仰、远大的理想来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用正确的思想、科学的理论来武装他们的头脑，使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加强对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技能的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加强农村教育投资，改善农村教育结构，为农民素质的提高奠定一个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强农民操作技能认证制度的创新与建设，为农民素质的提高创造条件。

3.3 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健全农业保障的机制

做大农业龙头企业，以企业集群发展带动区域农业发展；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全力推进标准化生产；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加大国家财政对遭受风险农户的救济力度；树立科技兴农意识，在政策制定上，真正把发展高科技农业摆在重要位置，为高科技农业的发展指出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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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华，赵海，徐雪高.2009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综述[J].红旗文稿，2009，（2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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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含宝（1982—），男，汉族，甘肃华池人，甘肃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9级农村与区域经济发展专业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与区域经济发展。

对区域发展的建议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职教育；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十二五”期间，宁夏将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新格局。面对新一轮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宁夏各高职院校如何围绕自治区经济发展的要求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培养经济发展急需的技能型人才。如何前瞻性地构建适应宁夏地区经济发展的高职教育体系，对推动宁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十分必要。

一、宁夏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宁夏经济呈持续较快的发展态势，2010年宁夏地区生产总值实现1690亿元，增长13%以上，人均生产总值25080亿元，增加3303亿元，全年新增就业岗位6.89万人，就业形势基本稳定，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9.4：49.0：41.6，产业结构明显优化。如表1、表2所示

宁夏“十二五”期间经济的发展目标是，在未来五年中，作为西部内陆省区，宁夏将继续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产业高端化、低碳化、高技术化、高效化为发展方向，加大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比重，提高优势特色农业的增加值，推进工业强区战略，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进一步推进与阿拉伯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把宁夏打造成为西部现代产业集聚区，向西开放内陆实验区。

二、宁夏高职教育发展现状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目前，宁夏共有各类职业院校46所，高职院校8所，形成了以2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学院、12所部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5所自治区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为主体的办学体系。

各高职院校紧紧围绕自治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方向，针对少数民族区位优势调整优化教育专业结构，开设了回族商贸、数控机床、回族烹饪、现代物流、阿拉伯语等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特色专业100多个，在校生规模达到2.3万人。近三年，共向社会输送高职毕业生17905人，就业率达到93.8%。如表3所示。

下大力气加强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有力地提升了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针对高职教育培养模式的特点，改革用人制度，完善高职教育专、兼职教师聘用政策，聘请企事业单位经验丰富和实践经历的科技人员到高职院校担任兼职教师，做学生实训的“师傅”。目前，全区高等职业院校专业教师中，专科以上学历的教师占93%以上，“双师型”教师占40%以上。无论是学历层次还是专业技术职称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升。

支持学校和企业、行业联合办学，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目前已经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行业参与、利用企业的资金或技术人才与高职院校合作办学的模式。各高职院校在培养人才和企业用工等方面与企业建立长期密切合作，推进了校际合作、校企共建、校企共赢，加快了共建实验实训基地的进程。相继与长城须崎、小巨人、共享集团、佳通轮胎、吴忠仪表、多维药业、星翰集团、蒙牛等区内外大型企业签定合作办学协议。有力地推进了高职教育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促进了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宁夏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由于历史、经济、环境、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特别是随着宁夏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高职教育作为宁夏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社会对高职教育的鄙视，严重影响高职教育的生源，制约高职教育的发展

职业教育要发展，离不开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据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学生家长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并没有得到全社会认同和支持，主要原因是家长认为职业教育比普通高等教育低一个档次，学生就业后收入和社会地位太低，只能做一线的技术工人，未来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

（二）高职院校发展缺乏核心竞争力，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不强

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是为国家经济发展培养技术型、实用型人才，对教师队伍建设也有着特殊的要求。宁夏的高职院校多由原来的中专升格和合并而成，师资队伍素质良莠不齐。市场急需的、专业性强的专业教师缺乏，教学任务繁重，也没有时间通过学习、深造等方式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基础学科的师资过剩，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大部分教师都是从本科院校毕业后直接进校，从企业或社会其他行业引进的人才太少，一线的实践经验缺乏；高职院校中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大多为中青年教师，学术带头人年龄老化问题已经开始有所改变，但是高级职称和高学历教师的比例过少，学历职称结构失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师资紧缺，大部分教师忙于授课，没有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和企业挂职锻炼，缺乏高职教育教学所需要的实践经验。

（三）高职院校布局失衡、不合理，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从地区布局上看，宁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高职院校地区分布极不合理，大多集中在首府银川，占宁夏高职院校的80%以上。宁南山区只有一所师范院校，严重影响了当地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宁夏北部是我区工业发展的先行区，也是老工业基地，各类技能型人才需求量大，然而，职业教育发展远不能满足当地用人需要。因此，大力发展和改善北部及宁南地区高职教育，是宁夏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四）高职教育直接服务宁夏区域经济的效果不明显

随着宁夏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今后急需现代农、林、牧、渔等专业技术人才，目前宁夏各高职院校开设的涉农专业较少，加之，在校的学生大多来自于村镇，毕业后多数不愿回原地就业，远远不能满足未来市场对现代涉农类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五）高职教育的办学机制尚不完善，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不高

高职教育应以政府为主导，鼓励社会多层次多形式办学。目前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因为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不够，企业主动参与高职教育教学的积极性不高，不能有效地参与到学校的教学培养过程中。学生接触社会、认识企业的机会过少，企业不能给学生提供亲自动手实践的平台，造成学生就业后不能很快地适应和胜任就业岗位。

三、宁夏高职教育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转变观念，拓宽渠道，提高对职业教育的认同感

针对长期以来社会普遍对高职教育鄙视的现状，一方面要大力宣传高职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社会上形成人人重视和尊重高职教育、大力发展高职教育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应逐步提高生产服务一线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经常组织一些高水平的职业技能大赛，利用新闻媒体扩大社会对技能人才的关注度。

（二）完善政策、创新机制，提高社会力量参与高职办学的积极性

创新和健全高职教育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机制，积极引导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兴办高职教育，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多层次、多形式发展高职教育的机制，充分依托、联合企业利用其生产和经营场地，使高职教育走出课堂，走出校园，培养和锻炼学生实际操作能力，让企业得到实惠，共同推进高职教育的发展。

加快高职教育发展、努力改善办学条件，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教育教学经费投入的扶持政策，保障高职教育教学经费充足，使得越来越多的高职贫困学生享受到国家在资金和政策等方面的扶持。在积极引导和解决学生充分就业的同时，创新机制，研究制定鼓励学生自主创业的支持办法，如建立自主创业基金等形式，帮助和解决高职学生自主创业资金短缺等问题。

（三）优化布局，突出特色，提升各类专业技能人才的综合素质

规模分散、办学成本大、结构布局不合理、办学特色不鲜明一直是影响和制约我区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要拓宽高职教育的办学区域、提高办学质量，就必须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布局，突出地域发展特色，推动高职教育走集团化、规模化、连锁化的办学道路，形成布局结构合理、规范运行、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办学格局。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要树立“专业品牌”意识，强化骨干专业，适度开发新专业，大力办好特色专业，增强专业针对性和实效性，将职业院校办成行业特色鲜明、社会信誉度高的职业院校。

（四）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高职院校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高职院校的学生毕业后直接步入生产、管理、经营一线的岗位工作，需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师不但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还要有很强的实践操作的指导和培训能力，应该是一个既具备学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又具备相应技术人员职务任职资格的“双师型”教师。学校通过定期安排专业教师到企业进行顶岗实践，积累实际工作经验，提高实践教学能力；鼓励教师为企业进行科研开发服务，创造条件并鼓励教师参评第二职称评定等途径，加强“双师型”职教师资队伍建设。

当前宁夏各高职院校教学骨干还是以有教学经验的专科和本科学历的中青年教师居多，高学历教师引进方面依然存在问题。各高职院校应根据每一个教师的实际情况和学院的教学需要，通过不同的途径提高教师的学历，提高学院的竞争力。

目前，宁夏正处在结构大调整、产业大转移、经济大发展的时代。高职教育也要紧紧抓住这个大好时机，进一步整合资源，以就业为导向，面向市场，调整专业结构，培养市场需要的技能型人才，为宁夏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唐燕萍.产业结构调整对职业教育的影响[J].职教论坛，2000（12）.

2.马树超.关于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战略及对策思考[J].职教论坛，2008（1）.

对区域发展的建议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亚洲金融对外贸易区域合作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11-047-04

尽管建立亚洲区域货币有助于打破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促进亚洲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但基于亚洲“全球化”趋势强于“区域化”的特点以及亚洲经济缺少“领头羊”的现状，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甚至单一货币区等较深层次的区域金融合作的难度较高，现实意义也不大。围绕区域核心货币的竞争仍是主流，真正的货币合作恐怕要在鼎立之势打破之后。

未来10年内，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框架应以完善政策对话、危机救助、监管合作等机制为主，同时培育发展区域金融市场。通过区域金融合作和各国的金融深化，改善亚洲金融体系结构，为亚洲贸易投资模式的转变和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创造条件。中国则应着力为扩大人民币的区域使用创造经济和制度条件，把人民币打造成区域核心货币。

一、亚洲区域金融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区域金融论坛形式为主的亚洲区域金融合作启动。目前，虽然在清迈倡议下的区域流动性救助安排、区域金融市场以及政策对话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迄今为止，亚洲区域金融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清迈倡议”实现了多边化，区域流动性救助机制进一步完善

2000年5月，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东盟+3）的财长们决定在东盟+3的框架内设立一个区域金融合作协议，这就是清迈倡议。财长们决定，通过清迈倡议在四个重要领域展开合作：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建立资本流动监测机制，建立区域政策对话和经济监控机制，进行人员培训。作为亚洲地区唯一的具有准机构性质的流动性救助机制，清迈倡议对亚洲区域金融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清迈倡议只是促进进一步谈判的协议，而不是一个关于货币互换安排的最终协议，此后，在清迈倡议下的行动逐步展开。

2007年5月，在10＋3日本京都财长会议上，各方一致同意通过建立自我管理的外汇储备库，即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或财政部分别划出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建立区域储备基金。该基金再签署协议，委托各参与国在非危机时期分别管理各自的出资，危机发生时集中使用储备基金，帮助发生危机国家应对国际收支和短期流动性困难。区域储备基金的建立，是改变清迈倡议以往的双边性质，向多边化机制发展的开端。同时，东盟＋3决策机制和基金启动机制也从双边安排向多边转变。

2009年2月22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东盟＋3财长会议为强化清迈倡议再次采取行动。财长们在会后联合公布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根据《行动计划》，清迈倡议多边机制（CMIM）将共同储备基金扩大到12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为保证共同储备基金有效管理和使用，提议建立独立的区域监控实体。在上述两项措施实施之后，共同储备基金启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性贷款的挂钩比例从80％进一步降低。

2009年5月3日印尼巴厘岛10＋3财长会上，各方就外汇储备库主要要素及香港加入储备库达成一致。储备库总规模为1200亿美元，中(包括香港)日韩和东盟按照80：20比例出资，中国、日本分别为384亿美元，韩国为192亿美元，东盟为240亿美元。在中国的出资份额里，香港出资42亿美元。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于2010年3月24日正式生效。2010年5月初，在10＋3塔什干召开的财长会上，各方就10＋3独立监督机构(即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的主要要素达成共识。

“清迈倡议”的多边化以及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建立，不仅完善了亚洲区域流动性救助机制，而且为开展区域货币合作搭建了基础平台。

（二）亚洲金融市场发展倡议多，联合行动少

2003年由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EMEAP）牵头成立的亚洲债券基金一期（ABFl）是发展区域债券市场第一次联合行动，总金额为10亿美元，现已全部投资于EMEAP经济体中和准发行体发行的美元债券。由和准发行人发行的债券只能以美元计价，因为没有本地货币的参与和缺乏二级市场。2005年6月，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正式推出亚洲债券基金二期（ABF2），种子基金数额为20亿美元，确定了向私人部门开放的原则。投资方向由8个经济体的和准美元债券拓展到和准本币债券。与第一期不同的是，ABF2允许在八个市场上发行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债券，这八个市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在亚洲金融市场发展方面的倡议很多，包括2003年东盟＋3也提出了建立亚洲债券市场动议（ABMI）、2002年泰国提出亚洲债券市场倡议（ACD）、2002年香港提出的发展资产证券化和信用担保市场的倡议等。但基本没有采取联合行动。2008年5月10+3马德里财长会通过了ABMI新路线图，其重点是推动各国进一步发展各自的本币结算债券市场，从而进一步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新路线图”主要致力于10+3促进本币债券的发行、扩大本币债券的需求、完善债券市场监管架构以及改善债券市场相关基础设施。2009年，新的东盟＋3签署的《行动计划》，再一次将建立区域金融市场提到议事日程，但没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三）建立了多层次的政策对话机制，但一些跨区域的论坛在促进亚洲区域合作方面的作用有限

亚洲区域金融合作中最重要的政策对话机制是由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1国组成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EMEAP）。该组织成立于1991年2月，其宗旨是通过交流与合作，维护东亚金融稳定、推动区域金融市场发展、促进支付体系建设并加强银行业监管合作等。为加强EMEAP在金融稳定方面的合作，2006年11月，EMRAP行长会决定成立副行长级的货币与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经济监测、危机管理等重要职责。此外，由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参与的东南亚、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论坛（SEANZA）以及跨区域亚欧会议（ASEM）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也为亚洲加强政策对话和经济监督提供了平台。但是，由于美国并不愿意看到没有他参与的亚洲区域集团的建立，美国的干扰也是亚洲区域合作的障碍，由美国参与的跨区域论坛在促进亚洲区域合作方面的作用有限。

（四）亚洲汇率和货币合作停滞不前

关于亚洲汇率机制和货币合作主要还处在学者研究和探讨阶段。尽管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曾提出亚洲通货单位（ACU）的动议，由于存在很多技术困难，参加国之间无法达成共识，亚洲开发银行将原定2006年5月启动ACU的计划无限期推迟。虽然在亚洲，日元和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区域效应相对较强，但任何一种货币都没有成为其他国家的锚货币，不是区域核心货币。

二、亚洲“全球化”倾向大于“区域化”，大量金融资源区外循环，区域金融合作缺乏推动力

亚洲国家主要通过提高制造业竞争力来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普遍处于产业链条的低端，产业发展既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也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这决定了亚洲基本的贸易流向。尽管亚洲区内贸易份额从2003年开始已经超过区外贸易，但从贸易最终需求看，亚洲对外贸易的主要需求拉动力仍然在区外。亚洲对外贸易最终需求70%左右依赖欧美市场。而导致区内贸易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跨国公司主导的东亚生产网络布局。从自由贸易协定数量上看，目前亚洲国家在谈和已经签署的自由贸易区协定猛增到近100个，但亚洲区内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数量只占全部贸易协定的25%。

亚洲资本流动也不具备“本地偏好”（home-biased）特点。第一，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国家加快开放资本帐户，区内FDI也因跨国企业生产网络区内布局而活跃，但投资的区内份额仍然比较低,亚洲FDI流入和流出60%左右是在区域内进行的，如果排除香港因素，东盟10国+3（中日韩）的区内直接投资份额仅为30%左右。亚洲区内证券投资份额大致为10%。第二，由于亚洲区内没有稳定的可信赖的国际货币，无论区内还是与区外的贸易和投资往来主要以美元来进行结算，亚洲国家为保障国际支付能力不得不储备大量美元储备资产，这决定了亚洲区域净资本流向；第三，亚洲国家金融市场在规模、效率、深度和流动性等方面与美国和欧洲都有很大差距，金融体系结构是银行主导，无论是官方外汇储备还是私人资本不得不投资美国等区域外的金融市场。大量的亚洲储蓄剩余不是在区域内转化成投资，而是在区外循环。

可以说，亚洲的区域化不仅没有表现出对区外的对抗性，反而是全球化的“副产品”。无论从贸易还是投资方面看，亚洲的“全球化”倾向都大于“区域化”，这导致亚洲各经济体对美元和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尽管近年来亚洲区域各主要经济体相互依存关系逐步深化，但亚洲区域金融资源的区内循环比重不高，金融运行不可能摆脱美元体制1。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各国经济受美国和欧元区宏观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更大，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必要性不突出，使合作缺乏动力。这也是亚洲区域金融合作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三、未来10年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框架

基于亚洲“全球化”趋势强于“区域化”的特点以及亚洲经济缺少“领头羊”的现状，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甚至单一货币区等较深层次的区域金融合作的难度较高，现实意义也不大。围绕区域核心货币的竞争仍是主流，真正的汇率和货币合作恐怕要在鼎立之势打破之后。

未来10年内，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框架应以完善政策对话、危机救助和防范机制为主，同时采取合作或单独方式发展区域债券市场。

(一)强化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EMRAP）对话平台的作用，加强政策对话

尽管涉及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对话平台比较多，但EMEAP是相对比较完善的对话机制。已经初步构建了危机管理构架及建立了金融市场交易室网络。EMEAP的相关机制分为三层：行长级会议机制、副手级会议机制和工作组会议机制。已经发起了两期亚洲债券基金，编制了地区金融稳定宏观监测报告。相对其他论坛，其参与成员相对较少，容易达成合作共识，未来，应将其作为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政策对话的最重要的平台。

（二）在“清迈倡议”原则框架下，继续完善亚洲区域危机救助和防范机制

第一，进一步加强外汇储备库建设，应在“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基础上，增加其独立性，逐步减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方案的联系，由国际货币基金的的补充转变成替代。这虽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不愿意看到的，但这正是亚洲摆脱美元体制的重要手段。

第二，加强区域内经济监测机制和区域金融监管机制。清迈倡议建立之初有四个内容：监控资本流动、区域金融监管、货币互换和培训。但目前看，主要在危机后解决区域内的短期流动性短缺问题取得比较大的进展，在危机防范方面少有作为。未来应在经济监测、国际资本流动监控和金融监管合作方面建立机制.

第三，逐步加强外汇储备库的机构化，为设立亚洲货币基金做准备。目前外汇储备库尚未使用过，根据规定，在非危机时是由各国央行管理，但是到危机时刻储备库如何实现有效管理还是个问题。从长远发展需要看，按照亚洲货币基金的方向发展，外汇储备基金需要集中统一账户管理，储备库的机构化也是必然选择。

（三）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ABMI）下，大力发展亚洲债券市场

由于亚洲主要经济体金融体系结构主要以间接融资为主，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比较缓慢。实际上，亚洲金融市场发展与亚洲主要依赖欧美市场的贸易模式转变互为条件，要转变亚洲过度依赖外需的局面，要把亚洲储蓄剩余在区内转化，这需要发达的金融市场的支撑，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是关键。ABMI 提出的初衷是为了通过发展以东亚地区货币为计价单位的债券市场，以降低东亚地区对美元的依赖性。ABMI下，新的亚洲债券市场发展路线图希望各成员能够主动地进一步发展本币结算债券市场，采用或者单独或者联合的方式寻求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发行人及投资者进入的市场。但是，目前这个机制显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未来，亚洲各国应在消除阻碍跨境债券融资的技术如信用评级、税收、跨境清算交割等方面加强合作。

四、我国的参与策略

作为亚洲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受美元体制的影响最大，加强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立场是坚定的，也应该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但鉴于目前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基础比较薄弱，在很多方面主要表现为竞争。而且，“合作”往往离不开必要的“妥协”，在合作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中，选择恰当的合作内容、方式和时机尤为重要。未来10年是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初级阶段，也是为更深层次的汇率和货币合作“排兵布阵”做准备的阶段。为此，我国的基本策略是：

第一，我国应将政策对话、完善区域危机救助和防范机制和发展亚洲债券市场作为合作重点，并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清迈倡议和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等三大机制中扮演积极推动者的角色，争取发挥主导地位。

第二，将打造人民币亚洲区域核心货币作为目标，围绕该目标为扩大人民币区域使用创造条件。包括加快转变贸易模式、完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开放资本账户、深化金融改革，尤其是发展人民币计价的离岸和在岸债券市场等；

第三，积极参与或主导有关亚洲汇率和货币合作的研究，为更深层次的区域金融合作进行必要的知识储备。

注：

1.所谓美元体制，是指不能与黄金相兑换的美元发挥关键货币功能的国际货币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由以美元为核心的短期及中、长期国际信用周转体系所形成的整个国际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1.曲凤杰，“后危机时代人民币国际化：定位、挑战和对策”，《国际贸易》2010年6期

2.李君濠，“亚洲区域货币合作措施的发展近况”，澳门金融管理局研究暨统计办公室

3.刘红忠 乔碌卓，“东亚金融合作的研究范式及其架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期

4.朱孟楠,傅俊霖，“东亚货币合作的意义、难点与对策”，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期

5.王子先，“欧元与东亚区域金融合作”，世界经济2000年第3期

6.Haruhiko Kuroda ，Masahiro Kawai，“STRENGTHENING REGIONAL FINANCI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May 2003， PR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03A－10)

7.Jee-young Jung “Regional financial cooperation in Asia:challenges and path to development”，

8.高海红，“中国在亚洲区域金融合作中的作用”，国际经济评论2009.5-6

9.楼继伟，“全球经济不平衡与亚洲的货币金融合作” 2004 年6月25日

对区域发展的建议范文第4篇

徐秀军的文章全面、透彻，具有“一文在手，搞清亚太经济合作”的功效。而85岁高龄的中国前APEC高官王生大使的回忆则让我们无比感慨：25年APEC一路走来，取得成绩是多么不易！APEC是个“大家庭”，家和万事兴…… ――编者手记

当今世界，国际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大发展、大融合的时代。在这场变革之中，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日益提升，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势头强劲，新倡议、新设想不断涌现，并由此创造了许多新的机遇。2014年11月，以“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为主题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怀柔举行，与会领导人共同讨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以及“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议题。这次会议的举行，不仅标志着中国将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将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迎来新的起点。

缘由：内部基础与外部环境

APEC成立25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取得巨大进展。究其原因，既缘于区域经济合作的良好基础，也与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不无关系。

1989年11月，包括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加拿大以及东盟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12国，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首届“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1993年6月，这一机制正式改名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并于11月在美国西雅图举行首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994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的APEC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亚太地区领导人通过《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共同决心宣言》（又称《茂物宣言》），提出了“在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与投资”这一目标。其后，随着亚太各经济体经济的良好发展和国际经济地位的继续提升，亚太区域合作日益密切，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亚太地区经济遭受严重打击，但未能阻挡区域合作发展进程，相反，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APEC框架下的多种区域合作进程蓬勃发展，亚太地区也因此成为当今世界区域合作进程中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25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取得巨大进展，究其原因，既缘于区域经济合作的良好基础，也与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不无关系。

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方面，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在经济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和相互依赖性。首先，亚太地区经济的互补性为统一大市场的深化发展奠定了基础。目前，亚太地区国家资源禀赋各异，经济结构相差较大，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增长方式也存在差异。例如，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拥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相对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为能源或矿产资源大国；中国拥有较强的工业制造能力以及优越的发展模式。但正是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彰显出亚太区域经济较强的互补性，并为亚太地区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不断发展与融合创造了条件，区域经济合作也因此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其次，亚太地区尤其是亚太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为区域经贸联系的深化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大批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脱颖而出，成为推动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1990～2013年间，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年均增长率为7.6%（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3.6%），比全球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高2.5个百分点。随着区域经济的迅速崛起，APEC逐渐发展成为囊括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经济体以及人口、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分别约占全球40%、60%和50%的大型区域合作机制。

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国际环境方面，亚太地区各经济体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把握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机遇。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冷战渐近结束，国际政治与安全形势日趋缓和，这为打破东西方市场之间的藩篱并真正融合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大市场提供了契机，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由此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与此同时，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和亚洲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上升，亚太国家日益意识到亚太区域合作的重要意义，并谋求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霍克于1989年1月提议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国家部长级会议”，讨论加强地区成员间的经济合作问题，并由此开启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机制化进程。新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加速货物、服务、资本、技术和信息等要素的跨国流动和配置的同时也给世界各国带来各种经济风险和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保护主义出现重新抬头的迹象，一贯奉行自由开放原则的国家为了实现国内经济复苏以及在全球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通过采取各种不同措施加大了对国内产业的保护。这使得深化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变得更加迫切，各成员拥有更加强烈的加强合作、共同发展的愿望，并由此催生了诸多新的APEC框架下的区域合作进程。

路径：多元竞争与共同发展

新的区域合作动议不断涌现，各种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相互重叠，并形成多种路径相互竞争的发展格局。但是，区域经济合作的竞争性并不必然与机制之间的相互融合完全背离。近年来，各种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成员、功能与议题设置相互交叉本身就是机制相互融合的一种表现。

随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变得日益多元和复杂，并形成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多样化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新的区域合作动议不断涌现，各种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相互重叠，并形成多种路径相互竞争的发展格局。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除了APEC外，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机制等合作机制，分别在不同问题领域承担区域经济合作的促进作用。

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包括东盟10国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澳新的（10+1）、东盟与中日韩（10+3）以及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10+6）合作机制。这些机制均以东盟为中心，分别与1至数个区域成员之间进行对话与合作。在“10+1”合作机制下，每年均召开首脑会议、部长会议、高官会议和工作层会议，合作领域主要包括农业、信息通信、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和湄公河流域开发等。“10+3”机制每年定期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外交部长会议、财政部长会议、经济部长会议等部长级会议以及第二轨道活动，重点合作领域是经济、货币与金融、社会及人力资源开发、科技、发展合作、文化和信息、政治安全和跨国问题等八个领域。在“10+6”框架下，相关国家在现有经济联系的基础上，于2012年11月宣布启动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以推动东亚地区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源于“10+3”领导人会议，主要协调三国之间的经济合作。2008年12月，首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10+3”框架外在日本福冈举行，决定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2012年5月，中日韩三国正式签署《关于促进、便利和保护投资的协定》，该协定囊括了国际投资协定通常包含的投资定义、适用范围、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征收、转移、代位、税收、一般例外、争议解决等所有重要条款，是促进和保护三国间投资行为的重要法律文件和制度安排，也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2012年11月，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宣布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之中。

TPP谈判是当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重要的经贸谈判之一。它源于2005年7月，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四国签署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2010年3月，新西兰、新加坡、智利、文莱、美国、澳大利亚、秘鲁和越南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首轮TPP谈判，共同探讨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高标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并讨论了将TPP扩大到亚太地区所有国家的长远目标。在TPP的谈判进程中，马来西亚、墨西哥、加拿大和日本陆续加入谈判，参加TPP谈判的成员国由此扩大为12个，并在2013年8月举行了首次12个谈判成员国全程参与的第19轮谈判。截至目前，TPP谈判历经四年多，但谈判各方仍未达成最终协定。

除了大范围的区域自由贸易区外，亚太地区还形成了由一些国家的部分边境地区组成的以吸引外资和扩展外贸为主的跨国经济合作区。例如大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区、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成长三角区、印尼-马来西来-菲律宾合作区以及图们江流域的经济合作计划等。这些经济合作形式因地制宜、设计灵活，充分发挥地区间的经济互补性，成为亚太地区大型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一种有益补充。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多元化发展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提供了多种替代选择，现有各种机制间相互竞争、比较、借鉴为机制自身的发展并最终建立统一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创造了条件。2010年11月，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可能途径》的宣言，将“10+3”、“10+6” 和TPP等现有或规划中的自由贸易安排一道作为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可行途径，逐步实现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这在一定意义上确认了这些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竞争性。但是，区域经济合作的竞争性并不必然与机制之间的相互融合完全背离。迄今为止，尽管亚太地区没有形成统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但近年来，各种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成员、功能与议题设置相互交叉本身就是机制相互融合的一种表现。

纠结：机制设计与发展困局

建立FTAAP，实际上是要实现将一个开放性的、非正式性的、非约束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转变成为一个封闭的、有约束力的自由贸易区。毫无疑问，这是亚太区域合作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变，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与发展规划问题。

一般而言，根据区域内生产要素的流动程度和成员之间经济权力的让渡范围，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依次划分为优惠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同盟五个发展阶段。其中，优惠贸易协定是组织松散、操作简单、层次最低的地区一体化形式，在优惠贸易区内成员之间的产品享受比非成员要低的贸易壁垒；自由贸易区以优惠贸易安排为基础，取消了各成员之间的关税，而对外仍旧保持原有的贸易壁垒；关税同盟实现了共同的关税政策，对内取消各成员之间的关税，对外实施共同外部关税；共同市场是通过签订地区合作协议建立统一市场，对外实行统一关税，对内实行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力资源的自由流通；经济同盟是经济一体化的最高层次，它不仅在成员国之间实行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力资源的自由流通，而且在货币、财政政策等方面协调一致。依此可见，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虽然近年来取得较大进展，但目前仍处于层次较低的自由贸易区建设阶段。

在自由贸易区建设方面，亚太地区近年来取得较大进展。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数据显示，目前APEC框架下21个成员间已签署执行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56项，超过全球自由贸易协定总数的五分之一，同时WTO备案的在谈自由贸易协定八项，覆盖了地区所有成员。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经过多年发展，逐步建立起一套区域经济合作的协调和对话体系，但在机制设计与建设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在一方面表现为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存在多、杂、乱的特点，各机制之间的关系有待理顺；另一方面，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缓慢，从而使区域一体化缺乏成熟的、为各方普遍接受的机制。

长期以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奉行“竞争性的自由化”（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和“开放的区域主义”（Open Regionalism）原则。所谓“竞争性自由化”，是指各种区域合作机制并行不悖，相互竞争。在区域经济合作的探索阶段，竞争性自由化有其固有的优势，各经济体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目标等偏好选择合适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安排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也能够避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但从整个亚太地区来看，多种区域合作进程相互交叉，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各异，不仅分散和浪费了有限的谈判资源，造成明显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还有可能导致各种区域合作进程之间的分裂与对立，从而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的“碎片化”。“开放的区域主义”指的是区域合作不排斥区域外成员的参与，次区域合作不排斥区域内其他成员的参与，对于那些愿意提供同等开放条件的国家，向他们开放所有贸易自由化措施。这有利于更多的成员融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并分享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成果。但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淡化了区域身份与认同，消解了区域凝聚力和向心力。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亚太自由贸易区倡议应运而生。2010年11月，日本横滨APEC会议上，与会者提出在APEC各成员之间43项双边及小型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建立自由贸易区，并明确提出建立FTAAP的多种途径。2014年5月，在中国青岛举行的APEC贸易部长会议上，中方主张建立自贸区信息交流机制、探讨制订实现FTAAP的路径和方式并尽快开展FTAAP的官方可行性研究。2014年8月，北京举行的APEC第三次高官会深入讨论了FTAAP的路线图，并在启动FTAAP进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和共识。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如何启动FTAAP进程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从亚太区域合作的机制建设来看，FTAAP的目标是逐步将APEC整体推进到一个大型自由贸易区，从而形成经济一体化组织。由此可见，建立FTAAP，实际上是要实现将一个开放性的、非正式性的、非约束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转变成为一个封闭的、有约束力的自由贸易区。毫无疑问，这是亚太区域合作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变，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与发展规划问题。例如，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开放性与封闭性的过渡机制设计问题。在建立FTAAP的路径规划上，是扩大TPP还是合并RCEP与TPP，是渐进整合现有区域贸易协定还是另起炉灶，还有如何平衡“高质量”与“可行性”之间的关系等，都是目前地区成员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化解：务实合作与因势利导

应该重新审视大国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回到大国主导的轨道上，以大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整合带来整个区域的一体化。

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现状来看，竞争性的自由化和开放的区域主义因其固有缺点，很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层次发展。因此，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要在务实合作的基础上，发挥现有区域自由贸易区和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促进各种机制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和相互协调，顺应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引导地区成员最终迈向更高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具体来说，现阶段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继续夯实务实合作的牢固基础，为实现茂物目标创造条件。目前，亚太地区经济仍未完全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经济体面临外需低迷、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以及经济增长放缓等问题，区域经济合作基础面临诸多考验。在此情况下，深化务实合作对于确保经济持续复苏、充分挖掘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以及实现各成员共同发展繁荣具有关键作用。这一方面要求采取切实措施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各成员削减贸易和投资壁垒，减少过度监管、简化投资程序和增加政策透明度，切实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另一方面要求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加强联合研发和科技创新，促进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等。以此来保障APEC的两个“轮子”良好运转，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二是不断深化区域大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充分发挥区域大国的引领作用。长期以来，以东盟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模式为推进亚太尤其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力受到诸多挑战。首先，随着中国等经济体经济的迅速崛起，东盟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领导“10+3”和RCEP等区域合作进程日益感到力不从心。其次，新的区域协调机制的兴起为区域成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进程吸引力已不如从前。最后，亚太区域大国竞争的加剧，使东盟的作用日益边缘化。为此，应该重新审视大国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回到大国主导的轨道上，以大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整合带来整个区域的一体化。

三是积极推动亚太区域合作亚洲路线图与美国路线图的相互融合。当前，APEC框架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形成了以RCEP为核心的亚洲路线图和以TPP为核心的美国路线图。RCEP是东亚地区参与成员最多、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谈判，它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兼顾了成员国不同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经济模式，是对东亚既有成熟自贸区的整合。而TPP是美国主导的“高标准的、全面的、面向21世纪的自由贸易协议”，在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升级上具有引领作用。两者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相互不可替代。值得注意的是，亚太地区的两大经济体分居其一，两者的竞争体现出美国与亚太其他经济体在区域经济合作原则上的对立。但是，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补充，两者都不排斥其他区域贸易安排，因此各成员可以同时加入这两种进程，并通过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和融合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四是适时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目前，亚太地区成员已经具备启动FTAAP进程的初步条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无论是亚太地区的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市场环境、经济政策、基础建设等国内条件均符合启动新的区域自由贸易区谈判的要求。其次，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走过25年历程，已形成了涵盖每个地区成员的经济合作网络，各成员在宏观政策协调、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且积累了区域合作的丰富经验和教训。最后，目前正在进行的TPP和RCEP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能够为FTAAP提供参照和借鉴，有助于地区各成员为FTAAP设定更加切实可行的目标和实现路径。尽管FTAAP建设仍面临许多障碍，但从长远来看，排除障碍创造条件建设FTAAP、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亚太地区各成员的共同利益所在。

对区域发展的建议范文第5篇

[提要] 随着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科技合作日益成为区域合作的主要内容，通过开展区域科技合作，实现科技资源的优势互补，增强科技的创新活力，提升区域科技进步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而营造一个规范化、体系化的科技政策环境，对于提升京津冀区域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京津冀；科技合作；政策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月16日

近年来，京津冀的区域合作不断深化，而营造一个规范化、体系化的科技政策环境，对于提升京津冀区域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京津冀科技政策环境建设情况

在2000年和2001年国家科技部就出台了《关于加强西部大开发科技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科技工作的若干意见》，2006年年初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和随后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第一次把产学研结合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目前，京津冀在国家科技政策的大前提下，以国家总体科技规划为基础，积极探索科技合作的新机制，制定了跨地区科技合作政策。但是，目前京津冀地区的科技合作同长三角、珠三角的区域科技合作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机制和体制还有待完善。一是高层次的合作磋商协调机制还没有建立；二是区域间在各方面存在差异，科技合作必然面临各种错综复杂的冲突和矛盾。因此，探索京津冀区域科技合作的推进机制与协调机制，构建现实、可行、科学的京津冀区域科技合作机制是当务之急。

 

二、建立京津冀科技合作政策推进机制

建立京津冀科技合作政策的推进机制，通过政策创新促进科学技术的跨区域集成式发展，最终促进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

1、共同制定科技合作规划。由国家有关部门与京津冀各方共同制定京津冀地区科技合作发展规划，制定涵盖整个地区的科技发展战略、中长期科技发展建设规划，推动建立适应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科技创新体系和科技创新机制。在指导思想、发展战略、政策制度、科技攻关、人才交流、产业集群等方面形成协调共赢的共同体。

 

2、共同制定科技合作项目管理相关政策。京津冀区域内建立并规范科技项目合作机制，鼓励和支持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开展区域合作，围绕京津冀地区的特色资源和共性技术，共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开展联合攻关。同时，出台京津冀地区科技合作联合招标相关的政策，在科技项目招标中，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原则，区域内的企业、科研机构等法人均具有招标资格。

 

3、共同制定科技资源共享相关政策。京津冀区域内采取统一规范、自主建设、资源分区、系统整合的建设模式，构建京津冀地区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在平台建设的总框架内，各方结合各自的资源优势，采用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各自建设分系统平台，通过系统总成，形成总的共享平台，通过统一的平台门户对外服务。制定相关政策，加快推进科技文献、科技信息、专家库、动植物资源和水文资源等基础性科技资源的联网共享，包括相互开放部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试基地、大型公共仪器设备、技术标准检测评价机构等。

 

4、共同制定资质互认及同等待遇相关政策。京津冀应制定区域内资质互认及同等待遇的政策，相互认可经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有关资质，包括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成果、高新技术产品、科技型中小企业、外商研发机构、科技中介机构等，经当地政府同意，外地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成果、高新技术产品、知识密集型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外商研发机构、科技中介机构等可享受本地同等的优惠政策。

 

5、共同制定科技人才培养与交流政策。京津冀地区拥有数量较多的科学技术人才，制定一个有利于科技人才合作培养与交流的政策措施，三地联合开展科技合作、交流与人才培养，实现区域内人才的自由流动，优化京津冀科技领域专家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三地科技合作和经济发展，促进优势产业的研发人员的合理配置，共同建设区域内科技人才队伍。

 

6、共同制定统一的经济协作区政策。近年来，从行政区经济走向经济区经济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因此，从经济区域化发展趋势出发，为实现区域的规模效应，在不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前提下，京津冀可采取设立经济协作区的形式，在协作区内，各方之间打破地方的行政壁垒，共同制定统一或者互通的区域性政策与规划，实现经济科技要素自由流通与自主配置，推进经济区域性联动发展。

 

三、建立京津冀科技合作政策的协调机制

为进一步推动京津冀科技合作，应在区域科技合作机制下设立京津冀科技政策协调完善管理机构，对区域内各方原有的科技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以达到区域与国家科技政策的协调、区域与区域间在科技政策方面的协调、区域内科技政策的协调。

 

1、通过设立论坛和召开合作洽谈会进行协调。京津冀区域经济科技合作应设立两大平台：京津冀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和京津冀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论坛与合作洽谈会由京津冀共同主办，由国家相关部门担任论坛指导单位。论坛按照“联合主办、轮流承办”的形式，原则上每年举办一次，共同商讨区域经济合作上的重大问题。

 

2、通过召开高层联席会议进行协调。京津冀应定期召开高层联席会议，高层联席会议的职责是研究京津冀科技合作政策、规划，研究解决京津冀科技合作中需要协调的重大问题，审议、决定京津冀科技合作的重要文件，对本地区参与区域科技合作的政策、规划、工作方案以及重大合作项目做出决策；向联席会议提出推进京津冀科技合作政策的建议和需要提请联席会议解决的其他事宜。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年会在京津冀合作与发展论坛举办期间召开。在联席会议下可设立秘书处，执行联席会议的决定，负责协调秘书长协调制度、各成员方日常工作办公室、部门衔接的落实和制度运作，起草、报送、印发京津冀合作有关文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