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思想/个人的思想/邓小平理论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869(2000)03-0063-04

根据国家教委的规定，近两年将大学开设的公共理论课《中国革命史》改为《思想概论》。在教学以及同学们反馈的信息中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对于思想还存在着许多错误或者说糊涂的认识。例如：分不清思想与个人思想的含义；不能正确评价的功绩与错误，等等。

为了使当代大学生尽快澄清对于思想认识的误区，加强《思想概论》教学，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认知水平和能力，我认为，在教学中首先应该认识和澄清以下几个问题，从而准确把握思想。

误区之一：思想等同于个人的思想。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证明的正确的理论体系。而个人思想则是指个人的全部思想（包括他的错误思想）。关于这两个概念，在教材中已有论述。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弄清楚，思想首先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中国革命的实践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作了中国式的阐释，使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接受，同时又成为他们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武器。这个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是伴随着许多的老一辈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的探索和实践，也正是他们集体智慧的合力才是思想产生的基础。也就是说，思想并不只是个人的思想。当然，在总结集体智慧并加以理论概括的方面确实作了突出的贡献，所以这一理论成果才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思想”。

在阐明这一理论观点时，要向学生讲清楚几个关系。

首先，要讲清楚，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的贡献与其他领导人的贡献的关系，也就是要把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点突出出来。为此，在讲述的时候，针对教材的特点，既要突出的思想，又要注意其他领导者的思想，同时还要突出主创者的地位。根据教材编写的原则，在讲清楚在中国革命实践各个时期的理论贡献的同时，也要突出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对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贡献。

其次，要注意处理好思想与个人的思想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个关系，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如果把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同志个人的思想，把同志的每一个观点、每一句话都置于思想的科学体系之内，那是对思想的扭曲和篡改，只会损害思想。在这里，就有一个坚持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性，就是要坚持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的科学体系，就是要突出思想严格科学规定性的一面，突出思想是真理，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检验过的正确的科学体系。而那些属于个人的，和被实践检验是错误的言论应该不属于思想的范畴。

误区之二：的理论探索脱节与社会实践。思想是在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探索中逐渐形成的。正如教材中概括的，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难曲折的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的80年中，思想从无到有，从初步形成到日趋成熟，从多方面展开到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从若干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到总体上产生历史性飞跃，从比较顺利的条件下的继续发展到复杂环境中的曲折前进，其本身的历史命运始终同党的命运、革命事业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只有从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和中国国情的发展变化中理解、认识思想，才能真正了解它是怎样从中国国情出发在一步一步的具体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怎样把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的，从而才能真正把握思想的特点和精髓，领会它的精神实质。

同时，还需要让学生理解和认识，思想具有的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优点。从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的形成到四五十年代的广范应用，思想的内容和思想体系的建构，都是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而提出和发展的。更重要的是，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有机结合的过程。

正如研究思想的杨超先生所概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结合的问题，讲了三次，专门论及了马列主义从来没有专门论及问题。第一次论‘结合’，是在《反对本本主义》里，要点是三个：理论、历史、现实。所谓理论，就是必须明确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所谓历史，就是中国旧民主主义一百多年的革命传统；所谓现实，是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列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了根这个现实。第二次论‘结合’，是在1938年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也讲了三次，第一次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那时就说到实事求是了，说共产党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第二次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批判了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观点。第三次是《战争和战略问题》，从理论的高度明确了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三个讲话，已经反映出我们党关于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三大法宝’问题。这一次论‘结合’，也是‘理论、历史、现实’这三个论点，虽然有时讲的次序不同。第三次论‘结合’，以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这个报告，实际上是全党整风的开始。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讲得更充分，他明确指出马列主义必须有的放矢、实事求是，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次是用哲学的语言作了更深刻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就必然同中国的国情，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长期的武装斗争的实践相结合。……所以说‘结合’是和理论、历史、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注：张素华、边彦军等编著《说不尽的》下册第29～3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5月版。）

事实上，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除了自觉实现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外，还为了使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并没有停留于一般的号召上面，而是身体力行，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具体工作。一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使它在形式上中国化，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特点，用我们民族文化中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等传统思想来阐发和充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它在内容上带有我们民族文化的特点。二是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化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些方法论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理论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成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当然，晚年的思想由于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或者说不能科学地反映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是在社会实践要求下的理论探索，因而就造成了的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在某种程度上的脱节。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完全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而且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的理论成果，但是，也有在实践中的曲折发展，这就形成了短期的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的脱节与偏离。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教学中一再重申，这些错误的理论已经不属于思想的范畴。而且我们应该把正确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区分开来，把错误的思想和实践排除在思想科学体系之外。其目的就是让学生搞清楚，我们不能因为晚年的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的短期脱节而否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一事实。同时，也不能否认在创立思想的过程中，将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自觉结合的这一事实。也就是不能以晚年的短期脱节而掩盖长期的自觉结合。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误区之三：的功绩与错误是量的关系。

关于的伟大历史功绩和他的晚年错误，邓小平给我们指出了把握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他在1980年8月的《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中说：“尽管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没有，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最伟大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它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的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践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347页。）

邓小平又说：的“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是不正确的。这个错误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的。……一九六二年，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6页。）

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作出了正确评价，奠定了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实质，我认为，要让学生正确理解、认识、评价的功绩与错误，在讲述、学习和讨论中应注重掌握以下两个原则：

首先，的功绩与错误定位的原则。《决议》指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这就是说，的伟大功绩与他的错误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两件事。它们之间既不可颠倒位置又不能同日而语。因为，的伟大功绩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和比拟的。正如邓小平在前面指出的，没有，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所以说，的功绩是伟大的，他的错误是无法和他的功绩等量齐观的。

其次，历史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决议》指出，“因为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思想，同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所掌握的历史的、客观的和《决议》中所说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一致的。所谓历史的，就是要把的功绩和错误都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认识和评价。尤其是对晚年错误的认识，更要放在5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国际大环境中去认识和理解。应该把一生的活动包括他的功绩与错误放在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发展中，以及世界近代现代的历史发展中去认识和理解；所谓客观的，就是不戴有色眼镜，不带感情色彩和不凭主观映象，客观、公正的原则；所谓实事求是的，就是要尊重事实，以客观事实来认识、理解和评价的原则。对于的功绩与错误，既不能以功绩掩盖错误，既不能以功绩掩盖错误，也不能夸大错误而抹杀功绩。这就是我们在评价的功绩与错误的时候应该掌握的主要原则和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误区之四：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理论体系。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引导学生理解和认识的时候，首先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实际上就如他自己讲的，是在坚持正确的东西，是在继续的事情，是在改正的错误。思想作为一门科学也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从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国内外形势日益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和在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和新任务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并从政治上、经济上、科学文化上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国情的认识上也出现了主观主义的偏差，在实际工作中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急躁冒进的错误，甚至发生了“”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对此，我们党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从根本上解决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恢复毕生所坚持的正确东西，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做错了的改正过来，使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得到健康发展。这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就由我们党第二代的领导核心邓小平来担当，他不仅成功地恢复了思想的本来面貌，而且对思想作了重大的发展和创新。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和思想的关系，也是继承和发展、坚持和创新相统一的关系。从继承来看，没有思想就没有邓小平理论；从发展和创新来看，没有邓小平理论也没有思想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因此，思想孕育和酝酿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邓小平理论完成了思想的升华。在认识和理解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时，一定要把握一脉相承、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教学中，我们还要引导学生在思想理论中找到与邓小平理论相统一的结合点、继承的连接点。同时，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体系，它的生命力就在于，一是对实践的高度概括，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从根本上奠定了发展的基石，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都具有这样的生命力，都是人类文化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世界和中国永远具有指导意义，这也是我们大力提倡和学习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