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下经济发展调研报告范文第1篇

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论文 开题报告范文

开 题 报 告

学 号： xxxx

姓 名： xxxxx

类 别： 在 职

导 师： xxxxx

选题类型：

选题方向： 政府治理与领导

拟定题目：

入学时间： 20xx年7月

开题时间： 20xxx年11月

专业学位教育学院制表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封面“类别”一栏，填写“在职”。

二、本表封面“选题类型”一栏，分别填写“专题研究论文”、“调研报告”或者“案例研究”。

三、本表封面“选题方向”一栏，分别填写“政府治理与领导”、“公共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交通行政管理”、“海事管理”。

四、开题报告中由学生填写的内容部分必须用计算机输入和打印。输入一律用宋体小四号字1.5倍行距。

五、开题报告格式可在大连海事大学专业学位教育学院网站下载，网址:zyxw.dlmu.edu.cn。

六、开题报告一律用a4纸打印，于左侧装订成册。各栏空格不够时，请自行加页。

七、开题报告一式两份，通过后由学生、专业学位教育学院各存档一份。

学位论文选题 伊春市林权制度改革研究(以此论文为例)

开题报告内容(以下八项分别在题目下填写，总字数不少于3000字)

一、选题形式和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一)选题形式

专题研究论文/调研报告/案例研究(三者选其一)

(二)选题目的

本文将在大量阅读文献的基础之上，选取伊春地区国有林权改革为研究对象，运用产权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大量的数据分析，对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对职工在改革前后收入结构，生活水平，固定资产等方面的变化，以量化的方法对改革的有效性进行客观的评价。

2.认真的分析林权改革对林业生产的影响，包括林木砍伐，造林情况，及土地状况的变化是否合理，并为以后的深入改革提供方向。

3.对政府的政策实施进行分析，并对改革的目标，内容，范围，方式，任务等进行重新回顾，对政策的制定提出演进行科学性的要求。

4.在森林资源领域真正建立起“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实现生态的和谐，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企业、职工的互赢互利。

(三)选题的意义

1.理论意义

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如下：

(1)在我国国有林业这个特定的领域，研究现代产权理论体系的新发展以及林业产权改革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从而丰富现代产权理论。

(2)尝试性地探索在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框架下实现林业的生态安全、经济发展和林区职工致富有效结合的新模式，从而丰富和发展林业产权理论、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

(3)积极探索国有林业资源如何实现保值与增值、改革与发展，从而丰富国有资产改革理论。

(4)尝试从林权制度改革的层面推动国有林区作为资源型地区实现经济的转型和转轨，从而丰富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理论。

(5)积极的对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实施过程以及事后评估提出建议，并提出了规范性和程序性及监督性到位的建议 ，从而丰富了公共政策分析理论。

林下经济发展调研报告范文第2篇

――摘自《关于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报告》

在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来自全省各地的人大代表对省长王珉所作的《关于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报告》进行了认真审议。如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吉林更快更好地发展，成了代表们谈论最多的话题。

代表们认为，在制定“十一五”规划中，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王云坤代表说，贯彻和实施“十一五”规划纲要，要着重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当前，有些人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认为强调科学发展就是降慢速度。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求在保持较高速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就是又快又好地发展。又快又好的标准就是党中央提出并倡导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二是要强化创新，为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全国科技大会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力的有效发挥要靠不断地创新。报告中提到，我们省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和矛盾是活力不足。我认为，这也就是创新的问题。建设新型产业基地，没有创新同样也是不行。今后，我们省要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要把科教和人力资源优势在实践中真正体现出来。三是要坚持利国利民，使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如果惠及不了人民，人民就没有积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论是国家还是地方，都要考虑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十一五”规划纲要的实施就是要使人民收入能有更大的提高，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最终体现。

代表说，“十一五”规划纲要的报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对全省“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过去的一年，我省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成绩面前，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发展中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经济总量不大、结构不优、活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还有待于解决。因此，“十一五”期间，我们要更加强调经济增长与质量效益的统一，更加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协调，更加关注就业和社会保障，更加关心困难群体和农村的发展，认真做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篇大文章，使农民尽快富起来，从而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

张福才代表说，“十一五”规划纲要的报告是科学发展观在吉林省的具体化，是落实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具体化。报告有五个主要特点：一是具有宏观把握的前瞻性。报告站位很高，既立足于吉林的实际，又超越吉林的现状，从世界和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和规划吉林的发展，把吉林省的发展放在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去思考，积极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以中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规划来谋划吉林省未来五年发展，既正视挑战，也紧抓机遇。二是具有科学发展的统筹性。报告在指导思想上提出坚持“五个统筹”，坚持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区域的统筹，把发展定位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强调了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的思想，坚持发展、质量、效益相协调，坚持把发展放在首位，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三是具有突出重点的带动性。重点论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抓住了重点工作就抓住了主要矛盾，就会带动其他工作全面发展。四是具有指导思想的务实性。今年的报告没有口号式的表态，没有大话、套话、空话，各项经济发展指标的确定，经过多方论证、广泛征求意见，提出的“要更快更好地发展”很朴实，既强调了发展的速度，又重视了发展的质量，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突出实情、实干、实效。五是目标实现具有可操作性。报告中实现目标的方式可操作性很强?熏确定的六项目标很实，八项措施也很具体，可以说都是看得见、摸得着、抓得住的。

李世福代表说，我省实施省管县体制后，给县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扩权强县也充分调动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但是，现在有的干部往往片面追求县域经济的发展速度，而忽视发展质量。一些项目投资不少，但收效不多，求数量不求质量?熏如果长此以往会带来不良的后果。所以省政府应研究确定一个可行的办法，充分调动好省、市、县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把县域经济抓好。

邹宽城代表说，王珉省长的报告在谈到存在的问题时，概括为“四不”，我表示赞成，但还应加上一个管理不善，也就是说要加强“软件”建设，光有“硬件”发展，没有“软件”相配套，那就不是良性发展，就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代表们认为，实现长期持续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张文显代表对报告和纲要提出两点修改建议：一是应增加高举创新大旗的内容，强调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坚持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以及制度创新，激励全省人民增强创新意识，树立创新精神，这是实现更快更好发展的强大动力。二是应强化发展中的质量意识，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发展的速度、质量与效益的关系，高度重视发展质量问题。

李一奎代表说，创新是企业的灵魂，企业没有好的产品，没有高科技产品，科技创新成果和科技含量不高，就无法与国际接轨。政府要加大对企业的科技投入，要制定特殊政策解决不公平竞争问题。目前状况是高科技产品只有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内才能享受到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而在开发区外就不享受。由于受到不公平待遇，很多支撑地方经济的企业外移，给地方经济带来很大影响。建议省政府出台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帮助企业认真研究好投资方向和投资质量，保证新开发的高科技产品在国际平台上是最好的，是最先进的。政府对企业的创新、企业的发展要全程扶持，帮助企业解决资金、贷款等问题，为企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空间。

周其凤代表说，中国过去虽然发展很快，但主要是依靠消耗资源、牺牲环境和资本投入，而对于科技的依靠程度不是很高，或者说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不高。要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转变为创新型的模式，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我觉得，我省“十一五”规划纲要的报告在这方面强调和体现的不够，应该增加反映国家刚刚召开的科技大会有关精神的内容。

宣明代表说，如何贯彻落实好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指导我省“十一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发展，要引起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要认真研究，消化理解，至少应进行一些探索，可以建立一个有“区域性”特色的科技融资体系。创新型国家提出后，各地创办结合自己发展需求的合资性研究所非常多，我省应在这方面扎扎实实地迈进一步。另外，不要忽视兴办中小型科技企业，我们往往创办的最成功的就是中小型科技企业，应该重视中小型科技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常显玉代表说，实现“十一五”规划和完成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关键还是在人。要抓好人才工作，优化资源配置，改善人才环境，加大引进人才的力度，为“十一五”规划实施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证。

在本次省人代会召开的前几天，新华社的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东北地区有关水土资源配置、生态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战略问题研究》的报告显示，我国东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已达到临界状态，如不及时“刹车”，将严重影响其可持续发展。主要问题有：部分工农业资源濒临衰竭；可采森林资源枯竭，森林生态功能严重衰退；草地资源由于过度放牧和滥垦退化、沙化、盐碱化；珍贵的黑土资源侵蚀严重；水质污染严重，松花江、辽河的干支流和部分湖泊水库污染严重，影响到城市居民集中饮用水源质量等。

这个报告反映出的问题令许多代表十分关注，也更加引起了他们对如何科学发展的深层次思考。

代表们认为，林、草、黑土、湿地是东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资源，也是东北有别于我国其他地区的独特优势。他们强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良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坚决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状况。全省各级政府都要把保护环境作为一项重大任务抓紧抓好，采取严格有力的措施，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切实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健全环境监管体制，提高环境监管能力，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实施排放总量控制、排放许可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我省达到可更新资源的永续利用，不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和无废弃物排放；在生态与环境方面，达到整体好转、良性循环。

宋玉发代表说，要加大生态省建设的力度，实施循环经济示范工程、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工程，加强环境保护；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综合服务力度，支持贫困和边境地区加快发展。

林下经济发展调研报告范文第3篇

探寻规律 行走在理论创新前沿

安江林最初的研究领域是哲学，他将哲学看做是洞察社会现象和提高创造力的灵魂之学。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所形成的一些新的哲学观点和研究思路，曾在地方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时哲学思想凝固、僵化和哲学知识普遍陈旧的背景中，开辟了一片颇有生机的创新园地。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为了适应新的工作需要，安江林转而苦学经济学并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哲学的功底使他确信，结构学理论对解决未来改革和发展问题至关重要。他以自己开创的辨证结构哲学思想为指导，以解决国家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为目标，广泛撷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诸多学科的知识，系统论述了结构观、发展观、创新观、经济系统的重要结构规律和成长机制，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途径等内容，形成了区域经济结构学的理论框架。

安江林试图创立经济结构学这一新学科的知识积累、理论探究及其所形成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和较系统的知识体系，成为他进一步开展经济研究的得心应手的工具，有力地支撑了他在诸如西部开发、区域发展、城市经济、企业改革与发展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探索科学真理与服务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研究特点。

在以后的10多年里，他凭靠这种“原创+应用”的优势主持完成了20多个以解决西部大开发和甘肃经济建设重大问题为宗旨的课题项目，其中省部级、部级项目16个，130多篇，以第一作者和主要合著作者出版经济理论著作9部，成果获得省部级和相当于省部级的奖项8项，向政府和企业提出了数百项可操作的重要对策建议。

引领实践 彰显理论的社会价值

在实践中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理论成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由于长期对经济建设实践的关注，安江林被聘请为甘肃省和一些市、州政府的专家咨询机构成员，参与了全省大量建设项目和重大工程的调查、研究、论证、评审、咨询。长期以来，他以课题研究报告、书面对策建议、作报告、做调研、实地指导、专题咨询等方式，为省、市（州）、县（市）、乡（镇）政府和企业的管理决策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参考和科学依据，为政府和企业的干部、人员培训提供多方面的专业服务。从区域、行业、企业的改革发展规划到农牧业、工商业甚至包括机械、核工业等特殊行业的重大项目的研究论证，在如何将创新成果转化为政府决策和干部、群众的工作实践方面，他都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从以下几项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紧密结合经济建设实践是安江林研究的最大特色。

1.根据国内外特大城市及其腹地发展的经验和趋势，安江林于2000年、2004年先后两次在省级和院级课题成果中提出了“在兰州市北部、东部一百到数百平方公里的范围积极规划、建设兰州新区”，分类聚集发展重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业园区，带动外向型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使兰州市的非农业人口分阶段达到200万、300万以上的重要建议。

这是甘肃省最早提出建设兰州新区的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2006年8月，甘肃省主要领导召集有关部门专门研究秦王川（兰州新区所在地）建设问题，秦王川城区建设提上了省委省政府的议事日程。随后兰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兰州新区的设想，2011年兰州新区管委会正式启动。2012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兰州新区为第五个部级新区。（详细内容见安江林主持完成的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00年5月立项、同年12月结项的《加入世贸组织对甘肃经济的影响》课题研究报告和甘肃省社会科学院2004年6月立项、2005年1月结项的《“十一五”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研究报告）

2.在2010年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成果中，提出了“四极、五带、六支柱增长极网络体系”的西部开发和发展模式，“四极”是指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黄河上游城市群、南贵昆城市群，“五带”指长江上游经济带、陇海兰新经济带、包兰成昆经济带、南贵昆经济带、包西渝黔桂经济带;“六支柱”即能源化工、矿产开采加工、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业六大类特色支柱产业，使不同类型的增长极联结成为网络式的经济增长载体体系。这一成果以学术论文和对策意见的形式先后发表，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3.2013年9月国家主席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设想，安江林根据自己对这一战略设想的理解，先后在企业家日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财经》杂志、《开发研究》等报刊发表了多篇论文，主持完成了山西省商务厅委托的课题《山西省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对策研究》，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国家、地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论观点和战略对策，国内许多报刊和主要网站均作了转载和报道。

4.2013年3月在企业家日报上发表了《充分认识和利用经济结构的重要规律》一文，阐释了经济结构的一系列本质特点和重要规律，认为必须尊重新兴产业的自然成长机制，不能以外部操控者的身份和力量，像修理机器那样来直接变革经济结构，应当以积极、恰当的方式，影响经济结构的自然成长、演进过程。人民政协报等报刊和国内主要网站作了转载。

教研相长 精心培养创新团队

安江林运用“区域经济结构学”知识体系指导、帮助青年研究人员，建设创新型科研团队也非常成功。甘肃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他担任副所长、所长和主持工作的8年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林下经济发展调研报告范文第4篇

“吉林又处在历史与未来新的交汇点”、“吉林已经到了没有改革创新就难以加快发展的攻坚阶段，不进则退”，1月26日代省长巴音朝鲁在他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用振聋发聩的语句向全省人民宣告吉林已经到了改革创新谋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时间“改革创新”成为代表们之间讨论的热词，代表们分别围绕“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挥科技创新引领驱动作用”、“基本建成创新型吉林”等报告中事关创新发展的内容展开热议，为吉林改革创新献计献策。

“完全赞同朝鲁同志代表省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王儒林代表在参加长春市代表团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时表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关键是要做好科技创新这篇文章，要下决心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同时要优化科技创新环境。王儒林代表对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深刻认识在长春代表团代表中引起了广泛共鸣，姜治莹代表说，在未来长春将全力以赴抓科技创新、抓成果转化，力争培育出几个新的高端大产业。近期，要集中力量研究推进小卫星、PLED、油母页岩、激光加工系列产品，支持玉米秸秆利用、二氧化碳聚合物等一批重大成果转化，帮助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确保成果能够在长春市本地转化。来自一汽的徐建一代表同样表达了科技创新在促进企业发展中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的看法，他表示在未来，一汽将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为主线，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经营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从而使一汽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创新离不开人才，人才储备需要教育，巴音朝鲁代表在参加吉林市代表团审议时表示，高等院校要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大力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尤其是城镇化、现代服务业等方面人才，同时让人才在好的机制体制下发挥作用。车秀兰代表也表达了她对人才培养在科技创新中重要作用的思考，“要更加注重教育总体布局和统筹协调，积极推动人才培养类型结构转型，发挥好教育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杨小天、郑秋林、薛传校等代表则建议在加快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改革，一是对内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能力和水平，对外则要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用政策、环境和条件吸纳人才、留住人才，为吉林加快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林下经济发展调研报告范文第5篇

近年来，中国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2013年4月，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重要批示，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并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智库，英文称“ThinkTank”，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据统计，中国现有研究机构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2000家。这种“智库型”研究机构又可细分为三类：官方智库、高校系统智库、民间智库。

在上述三种智库中，中国官方智库多以报告和内参的方式建言献策，其影响常体现在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会议、五年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中，而这些文件往往是某段时间的纲领性文件。由于体制内的生存模式和其角色的重要性，官方智库较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更具神秘色彩。

改革开放初期，旧有决策模式受到挑战，中央需要制定很多改革方案，便搜集各部委人才，不定期到中南海讨论研究，后逐渐成立研究机构。那时，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体制改革研究所曾是官方智库中的“绝代双骄”。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中央每年都颁发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其中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发挥了重大作用，是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直接推动者。

体制改革研究所是改革的“参谋机构”，负责设计改革总体方案、起草体制改革规划，是1980年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库”。央行行长周小川曾任体改所副所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也曾在体改所工作。

在官方智库中，中央政策研究室是中共最高智囊机构，中央党校和社科院经常参与起草党代会报告，国研中心、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是国务院的经济智囊，国务院研究室也常参与重大经济决策的调研，国家行政学院则是国务院的政治智库。

中央政策研究室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专为中央政治局研究政治理论、政策及草拟文件。

中央党校是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期间，中央党校推动了著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起了重大作用。

1992年6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到中央党校就确立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了报告，就当时的市场经济是姓社还是姓资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述。其后历次党代会前，最高领导人都要去中央党校“吹风”。除了政策研究外，官方智库还担负着草拟文件的任务。中央政策研究室为中央政治局草拟文件，中央党校和社科院常参与起草党代会报告。

国务院重大政策出台前夕，往往会先在国家行政学院办一个省部级专题研讨班。国家行政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一经一政”两大国务院智库。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383”改革方案的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直接参与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发改委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如，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基本特征。而国务院研究室则会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除上述七大智库外，官方智库还包括中央编译局、国务院参事室、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等。

在中国改革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决策者开始更为开放地倾听各方声音。而为经济与改革定调的三中全会，成为各路智库、机构与研究者们“推销”各自改革方案的隐形赛场。

究竟如何将报告送达最高层？

一般而言，官方智库可以通过内参或送阅件向上直接传递意见建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告诉北青报记者，2003年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起草期间，他为起草组提供了关于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研究报告。报告完成后，他通过宏观经济研究院交给发改委，再由发改委递交上去。

官方机构不但传递意见的渠道畅通，也会比较及时地得到高层的反馈。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官网提供的数字，2012年中心报送各类研究报告572篇，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其中145篇报告做出批示271件次。

相比之下，民间智库的声音就不是那么容易反映到决策层。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下称“中改院”）院长迟福林看来，通过和媒体合作，可以把一些建议呈给相关部委和领导。

另外一个方式是举办高水平的研讨会，也可以扩大民间智库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增加对决策的影响力。以中改院不久前举办的“2013新兴经济体经济政策论坛”为例，除了有来自四川、云南等25个省市地方决策部门的代表，还有商务部、外交部等中央部委的代表。在会上，中外多家智库的学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转型、市场化改革等发表了看法，不少参会的官员表示收获很大。

要想更好地“推销”智库，除了渠道，报告的包装也很重要。呈送给领导的版本与课题组形成的报告原文往往并不相同，而是经过专门的研究员字斟句酌地重新写作，成文更加精炼、可读性强。同时要提出站在全局角度的观点，不为任何既得利益代言。

一位参与“包装”的智库成员说，“跟记者写文章一样，讲究‘倒金字塔’结构和新闻元素，得让领导看了有阅读欲”。比如，拟标题就是一门学问。这位人士说，“‘当下经济风险与应对’就比‘当下经济形势与应对’更能引起领导的兴趣。”

写几十万字很容易，但是要用2000到2500字把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说清楚，是很难的。有时候，一句话就是一个重要观点，可能决策就会据此而定。原则上每篇决策咨询报告字数不超过3000字。

关于政策建议的采纳率，一位智库人士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选题，看选题在当下是不是足够重要，是不是能有助于解决当下的主要矛盾和风险”。

在一次座谈会上，迟福林给时任国务院总理讲了一个故事。那是在一次去农村的调研中，迟福林看到一位老人只有一条腿，家里还有一位老太太卧床不起。他问乡镇干部这样的家庭是否能得到补助，得到的回答是申请了3个月给了5元钱。“我当时和总理说，这事我听了很心酸。农村应该尽快建立最低救济制度”。

2006年，迟福林在参加总理主持的“十一五”规划座谈会时，再次提到农村救济制度的问题。当时规划中写道，“十二五”期间国家鼓励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农村最低救济制度。而迟福林认为，应该在“十一五”末期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这项制度。第二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比原计划提前了四五年。“我们感到很高兴。无论是不是我们提的建议起了作用，但我们的建议和中央的决策是一致的。”迟福林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却有些遗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在财政政策上面临选择：是继续适度从紧，还是调整为适度放松。时任总理朱基，要求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的各有关部委提出建议。

“我们建议应该扩大国债。”倪红日说，国务院采纳了这个建议，扩大了国债发行用于基础建设。可是发债是有界限的，虽然中央重视风险控制，但后来一些地方政府突破了限制，大量靠发债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导致债务规模不断扩大。

倪红日说，一些建议虽然在当时解决了问题，但如果智库人员在政策跟踪上做得不足，不能够连续地提供决策建议，可能就会留下遗憾。

迟福林也认为，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比，中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并不匹配。智库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中国应该从政策、制度安排等方面鼓励智库更多为国家决策服务。

（摘编自《人民文摘》2014年第1期、2013年11月11日《北京青年报》、中央党校网站、人民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