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实地考察报告
农场实地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这次考察我们听一场大学生村官报告会的时候 ，发生了一段插曲，害得我们在农民那里丢了丑。我为了体现亲民，就对台下听报告的村民说：“我是农民的儿子。”然后问村官：“你呢？”村官长在城市，是我们农业局李局长的公子，去做村官渡金的，但他很谦虚地说：“我是农民的孙子耶”，哪知旁边站出了位村民，冲着我直嚷：“我可就是农民！”你听听，这不是把我和李局长的儿子都给骂了吗？这也就说明大学生村官还是要当的，怪就怪李局长的公子没有读这个类似的经典笑话。
同志们：你看人家张家界赵市长就会说话：“记者问他一生最爱的人或东西是什么？”你们猜猜赵市长会怎么回答？赵市长真不愧借《阿凡达》炒作成功的高手，回答得很好：“老婆。老百姓。”他要把老婆说成爱人就拐场了。爱人在西方是指自己的情人，恋人，心上人，不然的话，网上咋会那么多“官员就爱情妇和二奶”的呢？
同志们，我们提倡开短会，但民生问题实在太多，会议不长开不行呢。我跟大家说，这次考察，我们原来只准备带市委市府几个头头去的。考察农民生活，农业局要去吧，农业局的去了，畜牧水产局要去吧，畜牧水产局的去了，乡镇企业局的要去吧，供电局供水局的要去吧，那么发改委要去吧，管家电下乡的商务局的要去吧，管民政工作的民政局要去吧， 还有计生委、法制办、精神文明办、生猪屠宰办等等要去吧，该去的都去了。所以我们最终全市各部门有四至五位代表都去考察了。
我们所到该县各镇，都是该镇党委一把手带领全镇领导班子一班人迎接我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领导，考察民生。同志们，你们有什么感受？这是什么感情？这就是农民感情，这就是尊重精神。我们有吗？我们没有，我们得好好学习学习，总结总结。
农场实地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考察访问前集中学习
中共中央为代表团确定的主要任务是，“考察、学习苏联党的工作”，即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工作模式。
为了达到预期目的，从1950年1月中旬开始，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北京集中学习。这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由地下党变为合法政党后组建的第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绝大多数同志不熟悉外事活动，不了解国际情况。所以，代表团有针对性地确定了学习内容，第一部分是外事活动常识，第二部分是国内外形势。前期请外事部门的专家给大家讲授外交场所应注意的礼仪礼节，注意事项及外事纪律。从1月27日开始，请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作报告，介绍国际形势、国内各方面的发展情况，以便使代表团成员带着现实情况前往苏联考察、学习。
2月11日，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讲话时说：苏联是列宁的故乡，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搞社会主义，你们去后要好好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以借鉴和指导我们的工作。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这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主要任务是考察、学习苏联共产党各级组织是如何领导经济建设工作的，为我们党提供经验。
在莫斯科考察
集中学习一结束，代表团即从北京乘火车出发，经过漫长的旅途到达莫斯科。苏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同志到车站迎接，安排代表团住进莫斯科大旅馆。当时，李富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商谈经贸合作事项，也住在莫斯科大旅馆。他对代表团的同志们说，你们是为党的组织建设而来，我是为国家经济建设而来，我们的任务都不轻松。
时任中国驻苏大使的王稼祥十分关心代表团的到访，听说代表团仅有1名翻译，与苏联同志交流很不方便，便主动安排我国在苏联的留学生兼做翻译，解决了代表团翻译人手不够的问题。
代表团主要成员首先拜会了苏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库西宁。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库西宁坦率地说：你们是我们的客人，但首先我们是同志，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两个党的中央已商定好了，你们要多走一些地方，多看一看，我们还要多谈一谈。先休息好，我们再开始工作。苏联同志的友好、诚恳、热情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根据代表团的任务，库西宁亲自为代表团安排学习、参观、考察活动，大体上先在莫斯科学习两个月，然后到苏联各地参观、考察一个月。
代表团在莫斯科的第一项活动是拜谒列宁墓。根据苏方的安排，代表团全体成员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遗容，顺便还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红场及其附近的名胜古迹，俄罗斯民族的建筑风格深深吸引了大家。
苏共中央组织部安排专人向代表团全面介绍了苏共领导经济建设的基本情况，以及苏共在领导经济发展中的做法。内容包括：苏共中央组织机构，苏共的基层组织，党的组织与政府、企业、群众团体的关系，党的宣传工作以及苏联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苏共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介绍说，苏联农村集体农庄运动兴起的初期，很大一部分土地是由富农霸占着，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农民统统加入了集体农庄。对一些持消极观望态度的农民，个别地方政府对这些农民采用“剥夺财产”、“剥夺选举权”等强制性的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有的地方为了报功，取得荣誉，就虚报数字。1930年，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农民严重不满和反对苏维埃的事件，苏共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立即进行了纠正。斯大林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承认苏联共产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犯了错误，没有正确地对待中农，违背了列宁讲的自愿原则。
苏共中央组织部的同志讲到发展工业时说，斯大林十分重视发展工业。他们说：“旧俄罗斯的历史，其中有一点，就是常因落后而挨打。”蒙古、土耳其、瑞典、波兰和立陶宛打过它，英法资本家打过它，日本打过它，原因就是因为它落后。历史教训告诉后人，发展工业是苏联共产党面临的一项新任务，必须用新的、现代的技术改造国民经济所有的部门。不实行改造，就不能在技术和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这样，在苏联出现了改造国民经济的热潮，加快了苏联的发展进程。
苏共中央组织部的同志谈到党在经济部门的组织形式时说，在农业机械站成立了政治部，党派出大批党的工作者到农村中担任政治部的工作，为集体农庄培养了领导骨干，消除了暗藏在集体农庄中的敌人和坏分子，巩固了集体农庄。
苏共中央组织部的同志还介绍了党的组织机构中的内部设置，党委下设工业部、农业部、交通运输部、计划财政财贸部等专业管理部门，协助党委领导经济工作。基层党组织的任务是贯彻党的决议，以及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等。
谈到苏共党组织的工作经验时，他们介绍说，斯大林强调：单有党的决议，还不能保证事业成功，还必须有能够保证事业成功的人才，有能够正确认识、领会和实现党的决议的人才，并且组织对于决议执行情况的审查。不实行这样的组织办法，决议就有变成脱离实际生活的纸上谈兵的危险。列宁指出组织工作的主要之点，是挑选人才和审查执行情况。苏联共产党根据这一原理，确定党的组织部门在实际工作中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党通过的决议与执行这种决议、审查这种决议执行情况的组织工作得到落实。他们引用列宁的话说：“从前所有一切革命党陷于灭亡，就是因为它们自傲，而看不见自己力量之所在，害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学会克服弱点。”以此教育干部，要善于及时发现、认识和改正工作中的错误，不能掩盖缺点和错误，必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有这样，党才是不可战胜的。
在莫斯科的两个月期间，除了听取包括苏共中央组织部同志的报告在内的20个报告和对6个问题的解答报告外，还考察访问了莫斯科地区的一些工厂、农场、区委、学校、医院等基层单位，并进行了70多次座谈。
代表团成员最感兴趣的是企业内部的领导体制问题。苏联在企业中实行的是厂长制，厂长是企业的首长和经营管理的中心，企业的一切都围绕着生产进行。代表团详细考察了一个叫“锤头与镰刀”的工厂。这是一个有2000多名党员的大型炼钢厂。1934年1月，工厂建立了厂党委会，一名书记领导全厂党的组织工作，一名副书记负责宣传工作，此外还有政治研究室和宣传辅导员，全厂脱产干部比较多。5年后，工厂党委有了工作经验，改善了领导作风，减少了脱产干部的数量，取消了各种工作委员会，在100名党员以上的大车间设有支部书记。
代表团就企业中党的组织形式，党的领导，厂长的权力，工会、共青团等群众团体的作用等问题，与工厂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厂长进行了6次座谈。
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苏方邀请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苏联举行的大型检阅活动，观礼台前方悬挂着“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苏友谊万岁”的标语。在苏方人员的陪同下，代表团成员登上红场观礼台，观看阅兵仪式和莫斯科各界群众大游行。在观礼台上，斯大林接见了中方代表团成员。五一节当晚，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了芭蕾舞《天鹅湖》等文艺演出。
在苏方的安排下，代表团还参加了莫洛托夫参加的选区选举委员会召开的大会，听取了莫洛托夫的演讲，莫洛托夫接见了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并送给每人一本很精致的《斯大林生平》纪念画册。
赴苏联著名城市访问
1950年5月4日，代表团结束了在莫斯科的日程安排，乘火车前往乌兹别克共和国参观。100个小时后，火车抵达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5月21日，代表团又从塔什干乘车119个小时抵达斯大林格勒。漫长的铁路线，悠静的旅途生活，使代表团成员感受到苏联的幅员辽阔，疆域宽广。借着乘车的机会，代表团在车上组织团员分组学习讨论，拟出40多道试题进行测验考试，巩固和加深考察成果。
在斯大林格勒，代表团参观了斯大林博物馆、斯大林拖拉机制造厂、红十月冶金厂，畅游了伏尔加河。5月28日晚，代表团告别了斯大林格勒，乘火车前往列宁格勒。5月31日，抵达列宁格勒后，代表团成员怀着无比向往和崇敬的心情参观了十月革命策源地斯莫尔尼宫和阿尔米达博物馆（冬宫）、革命广场、列宁博物馆。
6月上旬，代表团从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相继听取了李富春关于中苏条约的签订情况和世界形势的报告，王稼祥关于苏联经济建设的报告以及刘宁一的国际形势报告。代表团负责同志还分别看望了在莫斯科学习的留学生，包括中央领导和老同志及革命烈士的子女。对于学生们反映的一些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他们向大使馆领导作了汇报，很多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在苏联访问考察的近5个月中，代表团从中亚到欧洲，从莫斯科到一些加盟共和国，无论是苏联党政领导人，还是苏联基层的工人、农民，对他们表现出的友好、热情，使他们难以忘怀。带着苏联人民的深情厚谊和治党理政的经验，代表团于6月25日回到国内。在王稼祥的安排下，、、博古三位领导人的女儿随团一起回国。
回国后的总结汇报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代表团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鞍山、抚顺等地参观20天，然后便集中在北京进行个人和集体总结。《东北日报》根据代表团的考察情况，连续刊登了专题文章，介绍苏联共产党在工业、农业等部门组织工作的一些管理经验和做法。有些地方相继开展了向苏联学习的活动，借鉴了一些具体做法并运用到现实工作之中。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代表团的成员除作个人总结外，还认真校对报告、记录，并按问题分成几个小组，草拟考察工作总结提纲和报告。
农场实地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文教卫体委员会工作报告
2004年，文教卫体委员会在市政协常委会议和主席会议的领导下，根据市政协九届二次会议提出的要求，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和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的问题，切实履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以求真务实的精神认真组织委员进行专题调研、知情视察和咨询服务等活动，努力提高参政议政的质量和履行职能的水平。
一、2004年主要工作回顾
一年来，文教卫体委员会完成常委会调研课题2项，并形成视察报告2份。完成本委重点课题1项，并形成调研报告1份。参加调研的本委委员 38 人次；组织各类专题视察及座谈、行风建设通报会20次，参加活动的委员307人次；接待省政协教文委员会、医卫体委员会视察组和兄弟市政协学习考察团7批103人次。
（一）科学安排，全力以赴，搞好常委会课题调研
我委今年以来自觉服从政协机关的统一部署，始终把常委会协商课题作为视察调查的重点任务，做到全力以赴，精心策划，从而形成内容较为翔实的视察报告。
根据市政协第六次常委会关于“做强做大民营企业、加速民营经济发展”协商专题调研的统一部署，我委牵头组织了对海门、启东市的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视察调研。调研组听取了海门、启东两市政府领导有关情况通报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分别走访了27家民营企业“百强”企业，与部分乡镇领导和企业负责同志就提高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了座谈。针对制约我市民营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因素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清理传统观念；因地制宜，加强产业引导；规范各类收费行为，严格控减企业负担；创新机关服务，优化发展环境；引导企业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等五条建议。在此基础上，我委起草、修改、形成了《关于海门、启东部分民营工业企业发展情况的调查报告》，并参加了第六次常委会的大会交流。
8月上中旬，根据市政协第七次常委会“扩大就业，加快富民步伐”的协商课题，我委与学习文史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组织部分常委、委员对我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问题进行了视察调研。调研组分别召开了市教育局、市人才服务中心、南通大学和7所地方高职、中职院校负责同志的座谈会，赴如皋市、如东县听取了当地政府领导有关情况通报及相关部门、学校的意见，赴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部分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人事专职干部进行了座谈，听取他们选择、录用大中专毕业生的情况以及用人等方面的建议。实地视察了大中专毕业生夏季“双选”市场，邀请10多名已就业和未就业毕业生就学校教育中专业设置、知识结构、人才市场对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导向、用人单位选人用人中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调研组还赴常州市进行了学习考察。我委根据调研组成员讨论的总体框架拿出了我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视察调查报告初稿，并登门到教育局、人事局、财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征求意见，几易其稿，最终形成了《关于我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调研报告》，参加了第七次常委会的大会交流，并送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研究参考。
《关于我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调研报告》送达有关部门后，得到市人事局、市人才服务中心的高度重视。市人才服务中心对调研报告提出的建议逐条分析，为最大限度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采纳调研报告中的相关建议，组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协会，。经过近一个月的筹备，11月26日，南通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协会正式揭牌，聘请施景钤副主席为顾问。该协会由人才服务中心、高校、企业等5家单位共同发起建立，现有理事单位30家，另有近30家企业及用人单位正申请入会。成立的协会，将每年进行毕业生生源信息及需求信息统计，对毕业生的就业动态跟踪调查，在用人单位和高等院校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对新形势下开展毕业生工作进行前瞻性理论研究，为政府有关部门决策提供服务。
（二）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组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研
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今年我委确定的与各县（市）区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联动的重点调研课题。去年，市政府根据省政府的要求和全省农村五件实事会议精神，从提高农民健康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出发，结合我市几十年来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的特点，提出了2004年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不低于70%的目标，并列为政府为民办的12件实事之一。为进一步了解和推进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工作进程，确保市政府提出的目标任务的完成， 10月中旬，我委组织医卫界部分委员，分别到海安县、海门市，就今年以来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进展情况、工作中的矛盾和困难以及实现市政府提出的今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70%的目标的措施和建议进行了实地调研。10月底，我委召集6县（市）2区政协文教卫体委负责同志就调研情况专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从调研情况和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进展来看，截止10月底，我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为62%，与市政府确定的今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70%的工作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为此，我委及时形成了《关于海安海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提出了五点建议：
一是建立健全工作考核机制。继续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列入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行政督查力度。建议市政府召集通州、启东两市主要领导，尤其是通州市，要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促使通州、启东两市主要领导痛下决心、果断决策，尽快研究出台2005年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案。二是广泛开展多层面的宣传工作。把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工作的宣传摆上十分突出的位置，正确引导农民确立互助共济意识，提高广大农村居民自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性。三是加大资金投入和监管力度。建议市政府在原有市级财政“1+1”补助的基础上将补助标准提高到3-4元，以充分体现公平性原则。市政府要督促各地尽快落实人员编制，进一步明确办公和业务经费的来源渠道，人员经费要全额列入财政预算。四是科学合理调整工作方案。要在坚持“保大为主”的同时，适度考虑、兼顾“保小”的问题，“低水平、广覆盖”。五是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救助基金。除合作医疗统筹资金以外，在县一级还要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救助基金，作为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充形式。
调研报告报送市政府后，引起了市政府领导的重视。季金虎副市长作了详尽的批示。他认为调研报告针对性、可操作性均很强，请市卫生局、市编办、各县（市）区政府有关负责同志认真阅研。他还根据调研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要求强化四个方面的工作：1、启东市已着手启动，通州市要加强督促，尽快启动；2、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按规定落实人员编制和必须的开办经费。至于市级补助标准问题，请丁大卫市长、袁静波副市长定夺；3、市卫生局要按计划召开一次研讨会，主要是交流运作方案，以取长补短，迅速完善；4、市卫生局要主动与市委宣传部配合，进一步做好宣传工作。
（三）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撰写集体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
2001年2月，为了让孤残儿童拥有一流的生活、学习、活动及康复等设施，南通市政府在该市新区动工建设新儿童福利院，并将其列为为民办实事工程。经过近两年的施工，去年年底福利院主体工程基本竣工，但是门前约200米的道路、排污、供水等问题难以协调，始终得不到妥善落实，造成新儿童福利院已建成却无法投入使用。该院领导致信程亚民主席，反映新儿童福利院所面临的困难。程亚民主席对此非常重视，批示市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了解情况，帮助该院与有关部门沟通，推动困扰儿童福利院门前道路这一问题的尽快解决。春节前夕，我委在实地走访、与院领导商讨、座谈的基础上，形成了《及早建设儿童福利院至工农路道路建议》的集体提案，呼吁政府特事特办，确保在今年6月1日之前为儿童福利院建设一条长约200米的通达工农路的道路，并为儿童福利院接通排水、排污管道，以使孤残儿童能够在儿童节前入住新院。市建设局接到我委提案后，立即到现场踏勘并进行了研究，专题向市政府作了书面报告，建议提前实施福利院门前路段，以解决儿童福利院进出交通和污水排放。市政府主管副市长批示同意工农路至福利院路段先行实施。为了确保“六一”前完成，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了超常规措施，市建设局与所在村组协商租用集体土地、筹措近300万元资金先行动工，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施工，宽24米的道路及地下管网全部完工，从而保证了儿童福利院的按时搬迁。
我委还把反映社情民意工作作为专委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视察过程中，注意收集各类信息，筛选有价值的及时上报。今年，我委及我委委员撰写的社情民意信息被《政协信息》专报采用6篇，如《应尽快确定南通师范学校升格搬迁用地问题》、《动工建设崇川路东延段迫在眉睫》、《以南通职业大学为基础组建本科层次高职院校》、《中国体育博物馆南通分馆应增加徐红艳的事迹介绍和图片》、《“空混气”价格过高，用户反响比较强烈》、《在城乡结合部设立禽类屠宰加工场的建议》等。其中有的社情民意信息引起了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推动了相关问题的妥善解决。如《“空混气”价格过高，用户反响比较强烈》报送后，为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市物价部门对燃气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通过审计报告、价格认证报告进行了确认，并就调价方案反复论证、召开听证会、广泛征询社会各界意见。考虑到群众承受能力和“空混气”热值比价关系，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最终决定作适度下调，“空混气”价格由每立方米5元调降为4.5元。据物价部门分析，按“空混气”一年多的运行情况来看，每月每户平均用气量约8立方米，照这次降价幅度计算，每户每月少缴4元，全年可少缴48元，全市17000用户每年可少支出80余万元。
（四）发挥界别优势，结合小组特点，认真组织视察、咨询、联谊活动
去年，我们根据本委的工作特点，针对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灵活调整年初制定的计划，有选择地组织委员进行参观视察和咨询活动，为委员知情出力、扩大知情面、积极参政议政、增进友谊等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一年来，我们组织教育界委员到南通大学中心校区视察大学城工程进展情况，呼吁有关部门尽快解决征地拆迁问题，加快园林路、崇川路的实施进程以及配套设施的建设，确保大学城按期正常投入使用；到市教育科研所了解我市新课程改革的推进情况；到市二中、启秀中学视察了创星级学校的工作情况。组织医卫界委员视察了解农民用药两网建设情况；为了我市大学生心理的健康成长，与各高校联合开展南通地区大学生心理素质状况及教育对策的调研，并专题视察了市心理咨询中心；赴南通西藏民族中学为该校师生开展了义诊活动。组织本委全体委员借座市卫生局举行了庆祝人民政协成立55周年、迎中秋国庆联欢活动。为陶冶性情、丰富政协委员的业余生活，邀请部分女委员成立了健身秧歌队，并坚持训练，收到了良好效果。
（五）选准角度，主动宣传，把通讯报道与本职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政协宣传工作是贯穿于政协履行职能过程的一项重要工作。有针对性地做好政协宣传报道工作，对于扩大政协影响，让更多的人熟悉政协工作，深入了解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项基本政治制度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
专委会具体组织各种视察活动，能经常接触到许多鲜活的报道素材，加上我委一名工作人员是人民政协报的特约记者，今年以来，我委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将本职工作和完成报道任务有机结合起来，主动加强政协、党派工作的通讯报道工作，从常委会、专委会的专题调研和视察中发现深度报道的题材，从党派、委员的发言中挖掘新闻线索，从集体提案、委员提案中捕捉新闻亮点，积极写稿、投稿。今年1月至12月份，《人民政协报》共录用我委同志写的稿件36篇，另有5篇被省级刊物录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市政协知名度，扩大了我市政协工作的影响。据人民政协报通联部统计，2003—2004年我市政协用稿篇数连续两年名列全国地级市前茅。
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我委有以下几点体会：
农场实地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在晚清发起的兴农运动中，人们在充分地认识引进国外优良畜种以提高畜牧生产能力的同时，牧草在发展畜牧业中的作用也被有识之士给以高度重视，因而在引进国外优良畜禽品种的同时，也伴随着国外优良牧草种子的引进，一些学者还从发展畜牧业的角度对草原和草地进行调查研究，对牧草进行栽培、选育、贮藏试验，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牧草科技发展的序幕，本文现对中国近代牧草方面科研活动作一综述。
一、近代对中国草原草地的调查研究
中国近代对草原草地的调查研究始自1840年前后。那时的调查活动主要从植物学，而不是从饲料学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的。起初，一些欧洲人对中国北方的植被进行研究、调查，清末英美两国的植物学者对中国西南和西藏的植物研究尤其着力（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第333—334页。）。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东北后，为了更好地利用东北的草地发展畜牧业，对东北和内蒙古进行了广泛详细的有关草地植物资源的综合调查（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中国学者对草原和饲料科学的研究始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不过早期主要是从植物学的角度进行调查研究，其中涉及到草原和牧草方面的调查研究。三十年代后，有关北方草原和南方草坡的调查工作才陆续展开。
（一）晚清时欧洲人对中国草地的研究
1830年，俄籍德国人Bunge受帝俄派遣率团到内蒙古、 华北等地采集植物标本。同时俄国人科罗廖夫（1830，1841）、 库托佐罗夫（1830—1841）、格瑞斯基（1840）、让佐夫（1840 ）等亦在内蒙古地区采集植物，编成《贝加尔—达乌里植物区系》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海德尔研究了蒙古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植物，并在1930年发表了《中国植物地理和亲缘》一文。美国人威尔逊在1899年至1911年，对华中、四川、西藏东部植物作过考察和研究，并有专著发表；英国人瓦特1911年以后对西藏东部和云南西北部植物作了研究，并发表了许多论文；美国人诺克于20年代在云南设工作站，对云南西北部、西藏东部、甘肃南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20—40年代英美学者十余人在云、川、藏等地研究当地的植物，均有。搜集中国牧草资源的则以美国人为主，迈耶尔1905—1918年在新疆、蒙古、东北、华北、华中等地广泛搜集农作物、园艺作物和牧草种质资源。 专门搜集牧草种质资源的有汉松（1899）、皮蓬（1911）、斯蒂芬和墨密兰（1934）（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集料》，第333—334页。）。
（二）清末至民国日本人对东北地区的草原调查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东北，开始其征服中国的美梦。征服东北是日本征服中国的庞大计划中的第一步，对东北资源的调查自然受到侵略者的高度重视。1907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该机构的活动涉及东北草原的调查与研究，公开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计有1915年满洲产业部务农课的《满蒙牧草植物调查》；1916年矢部吉祯的《东蒙古的牧草和杂草》；1927年小佐井元吉的《满洲的牧草》；1934年佐滕润平的《东乌珠穆沁植物调查报告》；1937年三浦密成的《察绥植物目录》；1940年伪满兴农部畜产司马政局的《满洲的野生牧草及毒草》；1939—1940年，伪满大陆科学院斋滕道雄等的《满洲产野草的饲料科学研究》，内容涉及74种饲用植物的适口性、化学成分、开花期、产量等性状；1941年，斋滕等人又对树叶进行分析，发表《满洲产树叶的饲料学研究》一文，内容涉及22种树叶的适口性、化学成分及单宁的含量；1943年，北满经济调查所发表《兴安北省牧野调查报告》以及《兴安北省三河地区的畜产及牧野》一文；1942年三木茂、川濑勇发表了《北支那牧草资源调查报告》；1943年，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发表《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所有这些报告，都是从实地调查中所得，这些有关东北的草地及牧草资源调查工作，直接为其掠夺东北地区的资源服务。然而，不可否认，这些调查也使我们对东北的牧草及草地资源有了比较深入而详细的了解。
（三）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草原的调查与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草原的调查始于20年代，开始主要从植物考察的角度，后来开发西北的呼声高涨，掀起了考察西北的热潮，牧草也被视为一种宝贵资源，因而对西北草原的调查给予足够的关注。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向西南方向溃退，一些学者又开始对南方的草山草坡进行调查研究。
1.民国早期的植物学研究
20年代，钱崇澍研究了黄山的植被；胡先研究了南方的森林。30年代，焦启元、耿以礼研究了江苏、内蒙古的禾本科植物种类及其分布；樊庆生、王启元、郝景盛分别研究了安徽九华山、内蒙古南部和青海湖周围的植被；孔宪武、陈怀封分别研究了兰州、燕山、长白山等地的植被（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第333—334页。）。
2.西北草原草地的研究
西北人稀地广，除矿产资源丰富外，草地资源是一大优势，畜牧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展畜牧业潜力十分大。1932年，开发西北之声一度高涨，由于矿产资源开发手段有限，只能任其埋于地下，作为潜在资源，而草地资源则易于利用，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许多学者对西北草地进行了考察研究。
1938年前后，孔宪武在辛树帜教授的授意下，研究了渭河流域的杂草，以供研究农业者参考。该研究对渭河流域的杂草植物学特征，以及作为牧草的性能作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注：孔宪武：《陕西渭河流域之杂草》，《西北农林》，1938年第3期。）。
1938年，沙凤苞在《陕西畜牧初步调查》一文中指出，西北地区牛羊矮小瘦弱的原因之一是牧草质量不佳，他认为应该减少耕地面积以栽培牧草，并推荐紫花苜蓿和雄刈草为最佳草类，这两种草类一来可用作饲料，二来可以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一举多得。此外还宜引进国外牧草，进行栽培试验并推广种植（注：沙凤苞：《陕西畜牧初步调查》，《西北农林》，1938年第3期。）。 沙凤苞有关西北地区畜牧调查一文中关于牧草的论述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他认为要充分认识到草地和耕地具有同样重要性，盲目减少草地扩大耕地不仅不能受益，反而会因此受到惩罚，这一点我们曾经有过很多教训；二是在栽培牧草之时要充分注意水土保持，因为土地干旱，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如不考虑水土保持问题，当草地被家畜食后，极易使地表裸露，造成水土流失，形成恶性循环。
1942年，顾谦吉对西北草原进行考察调查以后，根据自然条件及植被类型将西北草原分为七大草区，它们分别是蒙古草区、祁连山草区、青海环海区、柴达木区、巴颜喀拉山区、玉树区、陇南及西倾山区。顾氏对每一区的草类特征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注：顾谦吉：《西北畜牧调查报告之设计》，《西北农林》季刊第2卷第1期，西北专号（一），1942年3月。）。
1943年，美籍畜牧顾问，草原专家蒋森来中国，对宁夏的草原进行考察。宁夏地区由于冬末春初饲料缺乏，家畜因之大量死亡。他认为要改变这一局面，除了在入冬前减少牧畜存栏量，使家畜的饲料需求和饲料供给达到平衡外，还需栽培牧草制成干制牧草，以备饲料缺乏之需（注：蒋森：《宁夏畜产考察报告》，《畜牧兽医月刊》1945年5卷3、4 期合刊。）。
1944年，许康祖在《西北羊毛研究》一文中指出，西北地区绵羊大多天然放牧，由于草场质量不佳，春秋之季尚可，入冬以后多营养不良，羊群终日游牧而不得一饱。因此他建议把改良草场作为发展畜牧业最为关键的措施（注：许康祖：《西北羊毛事业》，转引自郭文韬、曹隆恭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年， 第489页。）。
1944年，耿以礼、耿伯介父子考察了甘肃、青海一带的草地情况，对甘肃、青海草地类型，草地利用存在的问题以及草地改良办法作了较全面的研究。耿氏指出：（1）甘、青一带山坡草地辽阔， 但牧草质量欠佳，亦无占优势之草种，系放牧过度所致；（2 ）平原草地面积有限，优势之草类亦显著；（3）青海湖之平原牧草， 要优于拉卜楞甘坪寺之平原牧草，而甘坪寺之平原牧草，又较优于三果乎之平原牧草； （4）在牧草改良过程中，宜首先铲除毒草。毒草有醉马草和极恶草两种。铲除毒草后，以狼尾草替代青海湖“芨芨草”，用鹅冠草替代羽毛属植物群落，用粗穗野麦替代“醉马草”，用豆科植物苜蓿与芫香草替代豆科植物之“极恶草”（注：耿以礼：《甘青牧草考察简要报告》，《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卷1期，1945年1月。）。这些考察与研究，对于甘、青一带的草原资源的了解以及草地的改良都具有指导意义。
1945年，何景教授对祁连山一带的草场情况也进行了考察研究，写成《祁连山之牧场草原》一文（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3.南方草山草坡调查研究
对南方草山草坡的调查，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进行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使得大批学者退至西南地区，由此西南一带的草山草坡成为草地工作者的主要考察对象。
1942—1943年，畜牧草原工作者对广西的野生及栽培牧草进行较全面的调查。结论认为：广西牧草以禾本科牧草为最多，次为莎草科等，在草地建设中，对一些有毒或与畜病有关的植物应特别加以注意（注：《广西牧草调查研究》；《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卷1期，1945年。）。
1944年，美籍学者蒋森赴西康考察，对西康的主要草地类型、植被群落情况作了较详细地分类归纳。他指出西康草地虽然优良，但是载畜量也十分大，属充分利用的草地，如果进行深度放牧，草场退化则立等可见。因此建议在开发过程中，要适时对草场进行改良，以使之能持续利用（注：蒋森著，汤逸人译：《西康畜牧考察报告》，《畜牧兽医月刊》，5卷7—8期合刊，1945年8月。）。
4.草地草原改良与利用研究
有关草地的改良和利用研究，直接关系到畜牧生产的效益，一些草地工作者对此多有涉及，而其中着力最多者是叶培忠和王栋教授。
1944年，王栋对粗劣草地的利用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国许多草地的粗劣现状，大多是由于人为管理粗放所致，牧草生长任其自然，致使草地质量低劣，生长缓慢。因此，他认为粗劣草地是可以改良的，并分别针对干燥砂质草地、潮湿黏质草地、酸性草地、碱性草地、劣质草地提出改进措施。在改良过程中，他还建议应先将草地分成若干小区，使用不同的改进方法，择其收效快而大的进行推广，这样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注：王栋：《粗劣草地之改进》，《畜牧兽医月刊》，4卷6 —7期，1944年7月。）。关于西北的牧草，王栋不仅作过专门研究， 他还提出了西北草地产权归属问题，认为可通过利益激励机制的作用，使草地利用趋于良性循环，这些工作对于合理地利用西北天然草场，发展畜牧业具有积极意义（注：王栋：《西北牧区之草原问题》，《畜牧兽医月刊》，6卷8—9期，1947年。）。
抗日战争期间，叶培忠在甘肃天水水土保持站工作，他从水土保持与发展畜牧两个方面对西北牧草改良问题进行了研究。叶氏说：“多数人认为举凡不耕种之土地即为荒地，均可移民垦植，于是有木伐之，有草犁之，改种五谷。”他指出这一观点十分有害，因为林木有其特殊之价值，牧草为牲畜饲料，其价值不亚于农作物。西北素为牲畜繁盛地区，但数千年来，只知索取，不知保护，过度放牧，可食之草皆食之殆尽。西北气候寒冷，燃料缺乏，草木往往被连根挖掘而作为燃料烧掉，造成水土流失，旱则赤地千里，涝则田舍漂没。叶培忠是较早把发展畜牧与水土保持结合起来的学者，他较早地提出了在不宜农的地区种草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他还建议西北地区牧草种植应将饲料价值和保持水土价值兼顾，对一些不宜农的地区，应退耕还牧（注：叶培忠：《改进西北牧草之途径》（抽印本），由北京农大动物学院胡兴宗教授提供。）。
近代中国学者对草地草原的调查研究，使人们对草原和草地有了新的了解，使人们认识到，草原和草地也是一种资源，合理地利用草原草地其意义不在种植农作物之下。当然，尽管许多学者指出草地草原改良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旧中国政治腐败，致使草原草地的改良仅仅停留在考察和研究阶段，改良与合理利用的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以大力开展。
二、中国近代牧草的引进
1875年，比利时传教士马修德将红车轴草由其本土引入湖北省巴东县与建始县交界的细沙河天主教教堂附近种植，作为养马饲草，有“洋马草”之称，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牧草引进行为。其后，该牧草逐渐传播，至今遍及鄂西山区（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但是， 这一引进活动仅仅是一孤立的行为，没有造成反响和产生示范效应。
1897年，《农学报》在上海创刊，该报先后发表了《紫云英栽培法》、《苜蓿说》、《谈栽培苜蓿之有利》、《间作豆科绿肥之利益》、《论种苜蓿之利》等文章，率先提倡种植牧草，并阐述栽培牧草之意义。《农学报》创办人罗振玉更是亲自撰文，呼吁引进优良牧草，他认为应“讲求牧草，移植欧美良品牧草”（注：罗振玉：《论农事移植改良（下）》，《农学报》卷95，1899年。）。由此，国外优良牧草陆续被有识之士引入中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8月， 奉天农事试验场试种从国外引进的牧草达37种之多（注：《奉天全省农事试验场报告》，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
日本人进入东北以后， 也曾引进牧草在东北地区进行栽培试验。1908年，日本人大岛义昌在任关东都督之际，将苜蓿引到大连民政署广场附近种植（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1914年， “满铁”公主岭农事试验场引入苜蓿，后来在铁岭、辽阳、郑家屯等地进行栽培试验。1922—1923年间，东北地区引进红车轴草、白甜车轴草、杂三叶、白车轴、长叶草、燕麦草、牛选草、禾萱草等，分别在铁岭、公主岭、辽阳、大连、爱河等地作引种观察试验。1927—1928年，又在上述地区引种猫尾草、小麦草等进行栽培试验（注：吴青年：《新引进两种牧草介绍》，《农业技术通讯》，1950年，第5期；《东北优良牧草介绍》，《农业技术通讯》，1950 年第7—9期。）。
30年代，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央林业实验所，从美国引进100 多份豆科和禾本科牧草种子，主要有紫苜蓿、红车轴草、杂车轴草、绛车轴草、百脉根、胡枝子、各种野豌豆、多花黑麦草、多年生黑麦草和苏丹草，在南京进行引种试验。1933—1939年，新疆省从苏联引进猫尾草、红车轴草、紫苜蓿等，分别在乌鲁木齐南山种羊场、伊犁、塔城及布尔津阿留滩地区试种（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1期。）。1940年， 成都华西大学丁克生等曾在云南试种从缅甸引进的象草。1941年，程绍迥托赴缅甸考察的邹秉文引进象草、天竺草、洛直草、锡兰草等（注：程绍迥、周泰冲：《象草——种新引进之青饲料之研究》，《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卷3—4期，1945年。）。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中国访问，在兰州将92种抗旱性能较强的牧草种子交给当时甘肃省建设厅长张心一（注：莫容：《白兰瓜是怎样落户我国》，《北京晚报》，1985年10月3日。）。1946年， 联合国救济总署援助中国21个品种的牧草种子，总重量达15吨，分配给全国的78个农业试验站、畜牧试验场（站）和教育机构，供栽培试验之用。具体情况如下：
（1）品种名称及其重量
白花草木樨
1000磅
二年生苜蓿
1984磅
白花三叶草
3000磅
Alsike三叶草
1000磅
野牛草
1000磅
加拿大早熟禾
900磅
Bue三叶草
900磅
猫尾草
660磅
画眉草
2000磅
一年生黑麦草
2000磅
豆
1900磅
红花三叶草
900磅
冰草
990磅
鸭茅
1980磅
雀稗
2000磅
Grimma 苜蓿
2000磅
倒伏狐茅
1000磅
小糠草
1000磅
雀麦草
1000磅
共计29304磅
（2）分配机构此次分配机构包括当时各个综合性大学、各农事试验场、各农业推广站等八十余个单位。
同年，联合国救济总署饲草专家，加拿大籍的Mecokey 教授（加拿大Guelph大学）从美国和加拿大向中国引进食用作物、纤维作物、水土保持作物改良品种共194个品种（1561袋，每袋2磅），于1947年分配给20个不同的生态试验区进行小区试验（注：胡兴宗：《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年的饲草研究工作资料》（未刊稿）。）。1948年，中央农业实验所从美国FAO（粮农组织Washington 办事处）处引进饲草作物种子62个品种，分别分配给一些大学以及农事试验机构进行栽培试验，具体机构如下：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 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工作站、西北山丹培黎学校、四川大学农学院、贵州农业改进所、云南农业改进所、广西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青海省建设厅等（注：胡兴宗：《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年的饲草研究工作资料》（未刊稿）。）。在本世纪上半叶，优良牧草的引进工作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但是由于政局动荡，政府腐败，不可能真正重视这一工作，引进以后处于一种有试验而无结果的状态，许多工作仅仅停留在试验栽培阶段，大规模的栽培推广工作并未进行，所产生的效果因此十分有限。
三、近代牧草的栽培、育种及贮藏研究
（一）近代牧草栽培试验研究
近代牧草栽培试验研究，着力较多的是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的牧草栽培试验，这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政策十分契合。此外就是西北农学院的王栋教授。
日伪在东北地区牧草栽培试验涉及面十分广泛，栽培牧草种类有猫尾草、红车轴草、苜蓿、禾萱草、白甜车轴、杂三叶、白车轴、大叶红车轴、长叶草、小麦草、狐尾草、牛选草、燕麦草等。栽培试验内容包括生长发育、饲草品质、干草产量、各类牧草在各地的适应性等。试验结果为：苜蓿、禾萱草、白甜车轴、小麦草、狐尾草、牛选草、燕麦草等在公主岭、铁岭、辽阳、爱河、大连等地生长良好，而猫尾草、红车轴、白车轴除在公主岭因气候寒冷不适应外，其它各地栽培试验均生长良好（注： 吴青年：《新引进的两种牧草介绍》， 《农业技术通讯》，1950年第5期；《东北优良牧草介绍》，《农业技术通讯》，1950 年第7—12期。）。
1941—1942年，程绍迥、周泰冲等在农林部渔牧司作象草栽培试验，试验项目包括：经过长途运输之成活率；在荒山上生长情况；六月及八月份使用分根繁殖情况；在六月使用切插法繁殖之结果；各种土壤对生长之影响；气候对生长之影响等（注：程绍迥、周泰冲：《象草——种新引进之青饲草之研究》，《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卷3—4期，1945年。）。
1942年，张仲葛等在广西第四区农场进行牧草引种栽培试验。试验材料选用国内外优良牧草，计有苜蓿、红顶草、猫尾草、州蓝草、果园草、马唐草、狗尾草、野稗草等。试验结果表明：以狗尾草发芽率最高，可达73％，发芽整齐，生长情况良好；以狗尾草和紫苜蓿发芽速度最快，平均分别为3.6日和3.7日，次为白花苜蓿，所需时日为4.6日； 红顶草最慢，为6.3日。通过这一试验， 得出的结论是豆科牧草以紫花苜蓿最优，禾本科则以当地野生狗尾草性能优良，不亚于一些引进的西洋牧草（注：张仲葛、刘应周等：《牧草引种试验》，《畜牧兽医月刊》， 2卷9期，1942年5月。），本试验结果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1942—1948年，任教于陕西西北农学院的王栋教授，长期从事牧草的栽培试验。他的主要试验内容有：（1 ）牧草幼苗时期根茎生长之比较，样本有苜蓿、野豌豆、红三叶、白花草木樨、黑麦草、燕麦、鹅冠草等，试验结果为牧草幼苗期根的发育较早较快，而茎的发育则较迟较缓。（2）牧草种子室内及田间发芽试验之比较研究。（3）苜蓿种子发芽试验，使用材料包括一年、二年和三年种子。从发芽率来看，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二年种子比一年要高；从发芽速度来看，田间试验时二年种子远比一年种子发芽快，三年种子则与二年种子发芽速度相若，室内则二年以上种子比一年种子稍慢；（4）苜蓿植株增长速度观察， 结果为苜蓿植株在幼苗期增长较慢，在发育期则增长较快；花后由于养分供应种子发育，成熟期株高增长较缓，种子成熟后增长又快，但纤维老化。因此王栋建议，收割期宜在盛花期。此时牧草产量高营养最丰富。（5）牧草茎叶花实各部比例统计，样本为苜蓿、苕子和野豌豆。 结果发现，牧草愈老，茎之营养成分愈减；此外还受气候影响，天旱则茎叶发育差，雨水充沛则牧草生长旺盛。（6 ）苜蓿收割次数与产量之关系，结果为春播苜蓿当年产量以每隔六个星期收割一次为最高；每二个星期收割一次，则连割两次后，死亡较多；每四个星期收割一次，也影响其生长，产量较低；每八个星期收割一次，虽不影响生长发育，但比每六个星期收割一次产量要低。（7）苜蓿收割次数对次年产量之影响，试验结果表明，上年每六个星期收割一次则次年产量最高，上年每八个星期收割一次者，次年产量次之，上年每四个星期收割一次者，次年产量再次之，最次之产量则为上年每二个星期收割一次者。（8 ）苜蓿按株高收割与产量之关系，盛花期收割产量最高，次为株高16英寸，以下按株高12英寸、8英寸、4英寸、2英寸收割者，产量依次递减。（9）苜蓿历年产量之比较。苜蓿播种后，第二年产量最高，第三至四年逐渐降低，至第五年则降低最多。（10）苜蓿各月份产量之比较。经过三年的连续试验，发现以四月份产量为最高，约占全年的1／3，次5月、次9月，夏季则产量较低，十月至翌年二月则停止生长（注：王栋：《牧草栽培及保藏之初年研究》，《畜牧兽医月刊》，5卷1—6期，1945年；王栋、卢德仁：《第二年牧草栽培试验报告》，《畜牧兽医月刊》，6卷1 —2期，1946年；王栋：《六年牧草栽培与保藏试验之简要报告》，《畜牧兽医月刊》，6卷5—7期，1947年。）。 王栋有关牧草栽培方面的一系列试验，多为国内首次，其中许多结论，成为今天牧草栽培工作的科学依据。特别是通过科学试验论证了一个古老的牧草何时收割营养价值最高的问题。17世纪无名氏《法天新意》一书中已有：“豆有花，犁翻豆种入地，胜如用粪，麦苗易茂”（注：明·佚名：《法天新意》，转引自闵宗殿《中国农史系年要录》，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177页。） 的记载，但这一结论，大约是凭直觉观察得来的。王栋用科学比较试验的方法，认为牧草收割期应在盛花期中，此时营养价值最高，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盛花期掩青的正确作法。在今天的牧草种植过程中，依然遵循着盛花期收割的原则。
（二）牧草育种及选育研究
近代牧草的选育工作未能全面展开，仅甘肃天水水土保持站的叶培忠从事此项研究，并选育出新的品种类型。在杂交育种中，育成叶氏狼尾草；而在选育方面，培育的天水二年生白花草木樨具有良好的栽培性能。
1.叶氏狼尾草的育成
野生植物在自然界与相近的植物常常杂交产生一些新的品种，这就是自然界的远缘杂交现象。但是这种自然杂交由于缺乏必要的人工干预、培育，产生的新品种类型多无较强的生存能力而自然淘汰，自然杂交费时多而成功者不多。叶培忠在天水水土保持站工作时，通过选择适合于该地的优良品种，通过控制其繁殖的方式，以期培育出理想牧草品种。该试验从1944年开始，用甘肃地区的＠①草、狼尾草、徽县狼尾草进行杂交，＠①草、狼尾草、徽县狼尾草三种植物的生长发育期大致同步，而＠①草开花时，雌蕊先放，雄蕊吐粉较迟，于是叶培忠将＠①草雄蕊剪掉，以狼尾草及徽县狼尾草之花粉，涂于＠①草柱头上，结实情形良好。第二年（1945年）采得种子，是为杂交的一代种子，将种子播种后，得一代杂交幼苗三株，各与母本大致相似而稍异，生长健壮，并都开花结实。这是近代通过远缘杂交方式育成的唯一牧草品种——叶氏狼尾草（注：叶培忠：《改进西北牧草之途径》（抽印本）承北京农业大学胡兴宗教授提供。）。
2.牧草选育
1942—1949年，叶培忠在甘肃天水水土保持站进行牧草杂交的同时，还从事牧草的选育工作，曾选育出天水二年生白花草木樨，十分适合于西北地区种植，与农作物轮作，既可肥田，亦可保持水土，又可作为饲草，更可作为农家炊用柴草，民众十分欢迎，被广泛推广，不仅甘肃种植，还推广至周围省份，种植面积一度达100万亩，直至80 年代还长种不衰，被当地居民称作“宝贝草”（注：金陵大学南京校友会编：《金陵大学建校百周年纪念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0页。）
（三）近代牧草的贮藏研究
由于牧草的生长受季节限制，也就不能全年均衡供给家畜的需要，而在牧草收获的季节，大量牧草如不马上利用，就容易腐烂变质，造成浪费。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使收获季节的多余牧草能在不收获的季节如冬季得到利用，是摆在畜牧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对此西北农学院王栋从牧草青贮和牧草干制两个方面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1.牧草的青贮
青贮是通过贮藏以保持牧草青绿多汁的特征的贮藏方法。此研究自1943—1946年在陕西武功共进行了四次。方法是择地势高燥处，挖掘土窖，深宽各6英尺，长约20英尺。如地下水位过高，则深度稍减。 所用材料是苜蓿和玉米的青绿多汁的植株，其比例为1∶3，即三成玉米植株配一成苜蓿。窖底先铺一层麦秸杆，厚约1—2英寸，然后二层玉米间铺一层苜蓿，铺毕，上盖2英寸麦杆，其上面再封以厚约1尺的细土，踏实密封，贮放三个月后开封，除接触土壁之部分稍有霉烂外，其它皆色味俱佳，大部分呈棕黄色，味芳香而略带酸味，用以饲喂家畜，家畜俱喜采食。这一试验结果表明，在地势干燥地方，牧草青贮不仅能使青绿多汁饲料得以保存，还可以提高其适口性。在西北地区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其法取材方便、制作简单、乡民皆可仿效。1947年，王栋等又在南京中央畜牧实验所重复此项试验，效果也很好（注：王栋：《牧草栽培及保藏之初步研究》，《畜牧兽医月刊》5卷1—2期，1945年； 《六年来牧草栽培与保藏试验之简要报告》，《畜牧兽医月刊》7卷4—5期， 1948年5月。）。
2.牧草干制研究
牧草干制是一种仅仅通过降低牧草水份即达到可较长时期保存牧草目的的贮藏措施。在牧草干制时，一般以牧草水份降至20％为目标，这时，既能保持牧草的大部分营养物质，同时又能使之长时期存放，不会霉烂。干制牧草的关键是如何降低水份，如果水份蒸发太快，则细胞易死亡，牧草原味保存较少；如果蒸发太慢，则暴露时间太长，养分损失太多。为此王栋教授在1943年夏秋之间从事干草调制试验，目的是确定水份蒸发的速度与环境的温度、湿度、风速、草质老嫩、草层厚薄的关系，以供调制干草时参考。试验用苜蓿作材料，试验结果表明：草质愈嫩水份蒸发愈快，气候晴热干燥水份蒸发较快，草层愈薄水份蒸发愈快，草料中水份含量愈高蒸发愈快，因此王栋建议，在调制干草时，需薄铺草层，多行翻转，如逢天气晴热干燥，则上午刈割，当日即可调制成功；若逢阴雨，则须数日方可蒸发至适宜程度（注：王栋：《牧草栽培及保藏之初步研究》，《畜牧兽医月刊》5卷5—6期，1945年。）。 这一试验结果，对于畜牧生产具有指导价值。
3.其它研究工作
1946年5月，联合国救济署官员到达中国， 与中国农林部官员左舜生部长、程绍迥博士会谈，会谈中救济署官员指出中国没有接触饲草作物，应立即开展此方面的研究。首先计划在广西省良丰饲草试验站、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兰州某一机构（未确定）饲草试验站等三处从事饲草研究。
1947年1月，加拿大人Meconkey教授）加拿大Guelph 大学）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指派为农林部顾问，促使粮农组织与农林部从事饲草作物方面的合作，此时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东北公主岭农业试验场和东北农学院开始饲草作物小区试验，后由于战事未能继续，在南京的总部则成立饲草作物组，由蒋彦士博士领导，开始以下研究项目：
1.发展并扩大中国不同地区饲草作物，以改良草地和草原，以及畜牧业区的冬季饲草问题。
2.发现并推广豆科绿肥植物，以增加作物区土壤肥力，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
3.发现优良水土保持植物，以便在水土保持试验站试验，并栽种于土壤被侵蚀的农业区。
4.在中国草原地区进行调查，并绘制草原分布图，以便表示主要的植物群落与土壤和气候的关系；收集草原植物、绿肥植物和水土保持植物在农业试验站试验，以确定当地的最佳饲草、绿肥和水土保持植物。
5.在中央农业实验所进行丘陵草地的改良试验，和沟式窖贮青贮饲料试验。
6.对抗战时引入中国的364个饲草和水土保持植物品种进行试验。
1947年1月起，中央农业实验所共进行了如下有关研究工作：
1.绘制了中国草原类别图1∶100万比例尺地图一幅。
2.200多个饲草品种的田间小区试验。
3.引入所有饲草作物品种分配给有关省份的农业试验站。
4.搜集饲草作物文献与报告，包括Meconkey的“最近欧洲草地管理的成就”，H·Richardson（1946），“Grassland of south China ”等（注：胡兴宗：《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年的饲草研究工作资料》（未公开发表）。）
农场实地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党中央审时度势,与联共(布)中央商定后,决定在1950年初派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以下简称代表团)赴苏联考察、了解、学习联共(布)的党建经验。我当时任西北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有幸被选派参加。
莫斯科“取经”
当时,到苏联短期参观、学习的代表团不少。对我们这个代表团,中央非常重视。1950年1月底,刘少奇亲自致电斯大林,简要介绍代表团的基本情况,表示代表团“除听取联共有经验的工作人员的报告外,拟参观若干联共党的组织,在苏联停留的时间大约是3个月”,同时询问“在苏联停留期间的住宿和伙食是否能由联共招待?”斯大林很快复电,同意中共中央2月间派代表团去,代表团在苏联期间的一切费用由他们负责。
中央任命时任东北局第二书记的张秀山为团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甫、上海市委秘书长王尧山、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马文瑞为副团长,东北局组织部秘书长金铁群为代表团秘书长,团员由5个中央局、中直机关和各省市委组织部门干部50多人组成。
代表团成员大多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领导干部,但未出过国。为了顺利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从1950年1月中旬开始,全体成员先集中在北京学习。学习分两部分内容:国内外政治形势与外事活动常识。开头,先请外事部门给大家讲授外交场所应注意的礼仪、礼节,以及外事纪律。从27日开始,请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介绍国际形势、国内各方面的变化和发展,使代表团成员了解现实情况后,带着问题前去考察、学习。
代表团临出发前,2月1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了全体成员。讲话时说:苏联是列宁的故乡,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就得向他们学习。你们去要好好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以借鉴和指导我们的工作。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这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主要任务是考察、学习苏联共产党各级组织是如何领导经济建设工作的,为我们党提供经验。
集中学习结束时,由于前不久新疆发生几位革命领导空难事件,代表团只准乘火车出发,经过10天10夜1万余公里的漫长行程才到达莫斯科。当时莫斯科天气很冷,恰逢李富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商谈经贸合作事项,同住莫斯科大旅馆。他热情地对我们说,你们来是为党的组织建设,我来是为国家经济建设,任务都不轻松,都得下功夫。他既给大家鼓气,又增加了温暖。
时任我国首任驻苏大使的王稼祥十分关心代表团的到访,听说代表团仅有1名翻译,与苏联同志交流很不方便,便主动安排我国在苏联的留学生兼做翻译,解决了代表团翻译人手不够的问题。
代表团首先拜会了联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库西宁。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任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见面他就坦率地说:你们是我们的客人,但首先我们是同志,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两个党的中央已商定好了,你们要多走一些地方,多看一看,我们还要谈一谈。苏方翻译把我们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译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代表团”。据具体安排我们行程的一位同志说,斯大林同志十分重视,对他们说原则上给刚访苏回国的看的地方,都给我们看。对于多数未出过国门的成员来说,苏联同志的友好、诚恳、热情给代表团极大的鼓舞。根据我们的任务,库西宁亲自为代表团安排学习、参观、考察一系列活动,大体上先在莫斯科学习两个月,然后到苏联各地参观、考察两个月。
开始,联共中央安排我们住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秘密在停馆的列宁博物馆上课。联共中央有关领导全面介绍了联共在领导经济建设中的基本情况,党在领导经济发展中的方针和做法;具体介绍了联共中央组织机构,基层组织,党与政府、企业、群众团体的关系,党的宣传工作以及苏联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使我们对联共的整体结构以及工作方法有了全面、大致的了解。
在莫斯科的两个多月里,我们共听了20场报告,参加了6次问题解答会、70多次座谈会,还就近参观了10多个工厂、乡村、学校、医院。
主 要 理 念
联共同志的报告是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基本内容,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联共产生、发展、成长过程,着重讲了经济建设的经验。代表团成员在延安或根据地都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因此听起来比较亲切,也容易接受。报告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主要是:
他们介绍联共是在极度困难和艰险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和各种各样的反动派和机会主义顽强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苏联能有今天,实在来之不易。
从报告中我们感觉到,联共中央十分注重发展工业和改造国民经济,这一方面是因为刚刚结束了反法西斯战争,工业损失巨大,人民生活还很困难;另一方面,则是出于苏联的历史教训。联共同志在讲课中多次引用斯大林的话说:“旧俄罗斯的历史中有一点,就是常因落后而挨打。”蒙古、土耳其、瑞典、波兰和立陶宛打过它,英法资本家打过它,日本打过它,原因就是落后。因此,发展工业是苏联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新任务,必须用新的现代的技术改造国民经济所有的部门。不实行改造,就不能在技术和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苏联正在努力改造国民经济。
他们那时候就特别重视人才和教育问题,把挑选人才和审查执行情况放在重要地位。党的组织部门在实际工作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党通过决议后,审查执行的情况,指出缺点和错误并加以改正。他们引用列宁的话说:“从前所有一切革命党陷于灭亡,就是因为他们自傲,而看不到自己力量之所在,害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学会克服弱点。”他们经常以此教育干部,要善于及时发现、认识和改正工作中的错误,必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么党才会是不可战胜的。
他们还说,斯大林强调:单有党的决议,还不能保证事业的成功,还必须有能够正确认识、领会和实现党的决议的人才,并对执行决议进行审查,否则,决议就有变成脱离实际生活的纸上谈兵的危险。
报告虽然对农业讲得不多,但对化时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报告讲:苏联在集体农庄运动开始前,很大一部分土地是由富农霸占着,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没收政策,剥夺了他们占有的土地,乡村土地全部实行集体化,农民统统加入集体农庄。但在集体化初期,一些农民持消极观望态度,个别地方政府对这些农民及中农采取“剥夺财产”、“剥夺选举权”等强制性的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干部为了报功,取得荣誉,虚报加入集体农庄的人数。1930年,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农民严重不满和反对苏维埃的事件,联共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立即进行了纠正。斯大林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承认苏联共产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犯了错误,没有正确对待中农,违背了列宁讲的自愿原则。
对于这些教训,团员们都很认真地听取和关注。据说大多数同志回国后在各自负责的事业中都保持了谨慎的工作态度,这应当是访问苏联的一大成绩。
“一 长 制”
代表团成员多来自东北和华东地区,他们那里一解放,即面临着大批工厂企业的管理问题,因而最感兴趣的是企业的领导体制。当时,各地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东北地区开始推广的是厂长负责制(当时沿用苏联的叫法,习惯称为“一长制”),其他地区,则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54年后一段时间,关内各地经中央批准,也实行厂长负责制)。因此,报告中多次讲了苏联的企业管理,并安排详细考察了一个大企业――“锤头与镰刀”钢铁厂。苏联企业实行“一长制”。代表团就企业中党的组织形式、党的领导、厂长的权力、工会、共青团等群众团体的作用等问题,与该厂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厂长进行了6次座谈。
他们的根本原则是:厂长是企业的首长和经营管理的中心,企业的一切都得围绕着生产进行。工厂中党的基层组织有监督生产职责,方式主要是:党员可以对厂长、总工程师和其他生产单位的工作报告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党委会可以提出生产中的缺点和问题,提出改正意见;工厂党的委员会成员要经常到车间、现场中去了解情况,给工作人员以具体的帮助;请先进工作者到党委会谈工作、生产、生活上的一切问题,使党委了解到一些不易了解的情况;党组织经常向党员了解情况并实行监督;党组织可向厂长提出纠正缺点的建议,厂长根据党委的建议发出指令,即党委通过厂长来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
其实,代表团成员中,当时就有人对苏联厂矿实行“一长制”表示疑虑,感到厂长权力太大,命令主义严重,党的基层组织监督效能不强,但被认为是个别意见未予关注。我的认识也很晚,直到1953年,我在中南海工作时被派去石景山钢铁厂(现首钢)蹲点,在实践中才感到他们的办法实际上削弱了党的领导。到1956年,由于对厂长负责制提出严厉的批评,党的否定了厂长负责制,决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我才觉得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实行“一长制”弊端太多,危害很大。
近距离见斯大林
在莫斯科考察学习期间,迎来了伟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苏方邀请代表团成员参加大型检阅活动。观礼台前方悬挂着“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苏友谊万岁”的标语。我们在苏方人员的陪同下,登上红场观礼台,观看阅兵仪式和莫斯科各界群众大游行。在这里,斯大林会见了代表团成员。五一节当晚,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了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等文艺演出。
在苏方的安排下,我们列席了有斯大林和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的一次代表大会,又一次看到了斯大林;还参加了莫洛托夫(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选区选举委员会召开的大会,听取了莫洛托夫的演讲,莫洛托夫接见了代表团的部分成员,送给每人一本很精致的《斯大林生平》纪念画册。
我们许多人在延安和根据地读过列宁的许多著作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联共早期的历史提出了一些问题。据负责我们学习的联共同志说,你们提的问题反映给斯大林,斯大林同志说:中国的同志很老实,也很聪明。
在苏联各地参观
5月4日,代表团从莫斯科乘火车前往乌兹别克共和国参观,经历约100个小时,抵达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停留了约半个月时间,仔细参观学习了他们的农牧业、宗教和民族政策。
5月21日,代表团乘车119个小时抵达斯大林格勒,先参观了“斯大林格勒博物馆”、“斯大林拖拉机制造厂”、“红十月冶金厂”,后来畅游了欧洲第一大河――伏尔加河。最使人难忘的是参观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战场遗址。当年苏德双方重兵对峙,寸土必争,烽火连天,赤膊巷战,血流成河。特别是当地居民,群起抗争,不畏,不怕冰天雪地,英勇顽强,有力地协助红军守住了这块战略要地,化险为夷,终于取得胜利。这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战例,也是军民合作取胜的范例。
5月28日晚,代表团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斯大林格勒,31日抵达列宁格勒。我们又怀着无比向往和崇敬的心情参观了苏联十月革命策源地――斯莫尔尼宫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革命广场以及列宁博物馆。在这里,联共同志特意安排我们观看一场威武、巨大、气壮山河的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中最新武器――喀秋莎火箭的发射。据说这一发射,抵得上万担小米(当时国内按小米计酬),许多同志觉得太可惜了,但听说是斯大林的意思,也就心领了。
6月上旬,代表团从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又相继听取了李富春关于中苏条约和世界形势的报告,王稼祥关于苏联经济建设的报告以及刘宁一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代表团负责同志还分别看望了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有些是中央领导和老同志及革命烈士的子女,对于学生们反映的一些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向大使馆领导作了汇报,协助加以解决。
在苏联访问考察近5个月中,从中亚到欧洲,从莫斯科到一些加盟共和国,无论是苏联党政领导人,还是苏联基层的工人、农民,对代表团表现出的友好、热情,使人难以忘怀。带着苏联人民的深情厚谊和治党理政的经验,代表团于6月25日回到国内。在王稼祥的安排下,代表团负责把、、博古三位领导的女儿带回国内。
代表团在苏期间,受到联共高规格接待、热情关照。联共尽力帮助我们学好、参观好、生活好,展现了对中国友好的精神。但一些苏联人员流露出对我党的一种怀疑,他们工作人员向我们一般成员探问“中国是否会出现铁托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我就被一位半通不通华语的工作人员问过两次,虽然我按照中央精神据实作了回答,但还是感到他们对我们存有戒心。
总结借鉴苏联经验
中央为了代表团有更多实际知识,指示代表团回国后,先在国内参观一些地方,再作总结。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代表团回国后,先在东北的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大连、鞍山、抚顺等地参观20多天,然后集中在北京进行个人和集体总结。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代表团的成员除作个人总结外,还认真校对了报告、记录。《东北日报》根据代表团考察情况,连续刊登了专题文章,介绍苏联共产党在工业、农业等部门的一些管理经验和做法。代表团还编印了《联共(布)党的组织》一书。从始至终,中组部安子文部长是代表团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一些主要活动都是他安排的。他说,中央对代表团十分关注,要认真做好向中央的报告。为此,代表团抽了几人,组成小组单拟总结报告,我有幸参加。报告经几度修改,呈送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