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第1篇

一、世界经济进入再平衡

金融危机改变了旧有的全球分工格局——即欧美为商品消费国家，中国或其他东亚国家为制造业国家，而拉美、非洲则是资源提供国。金融危机后，这种旧的分工格局已经趋于解体。按IMF的估计，2013年，新兴市场国家和现在的OECD国家基本上并驾齐驱，发达国家消费、中国或亚洲生产、拉美非洲国家提供资源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再平衡，发达国家提振制造，中国提高消费率，拉美非洲国家加大工业化推进。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过去50 年中的28 次顺差逆转的经验（IMF2009），发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表现为三大特征：第一，经济增长降速，平均降速1.2%，但经济存在普遍过热现象，通货膨胀较高，平均上升3.7%；第二，在再平衡过程中最为积极的贡献者为投资，投资上升较多，平均达3.3个百分点，私人消费提高0.8个点，贸易盈余带动明显下降；第三，结构调整和创新加快，特别是非贸易部门的份额明显提高，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就业的重新配置，而中高技术份额显著提高，由此体现一国经济在全球分工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历次全球经济再平衡都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活动加快。

但2008年全球危机似乎不仅仅是通过商品贸易再平衡和各国经济结构调整就能够轻易解决，而正显现为更广泛的服务贸易、货币金融体系、全球公司治理、宏观政策协调规则等更为广泛的领域。

二、正在改变全球规则

全球化是货物贸易不断扩展的过程，金融危机改变了这种趋势。从金融危机后5年的情况来看，旧的全球商品分工格局结束，一般的全球再平衡已经难以解决问题，各国自我结构均衡收敛的同时，突破性的进展在服务业贸易的全球化发展和技术创新推动的能源独立、环保和智能制造的新工业体系建立，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这次再平衡，但这些新的发展依赖于新的治理规则，通过这些规则的演进，才能有效地推动全球新的分工格局形成。

全球服务业发展指向了全球经济规则的改变，比如说TPP跨太平洋谈判中的竞争中立原则，将劳工标准、能源标准、反补贴标准纳入到谈判中来，并指向政府干预；全球贸易协议谈判则是从WTO的边界开放转向了各国的“境内开放”；而中美投资模式谈判中涉及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等，显现出很强的全球新的服务和投资谈判的规则演进趋势。

金融危机改变了过去商品贸易全球化的进程，开始推进服务贸易的全球化。互联网革命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的架构，这个架构的核心是能方便地为现在全球产业进行大调整，基于互联网主导的服务贸易的全球化，而且也可以基于互联网建立新的智能制造体系。过去，人们认为服务业很难全球化，因为服务项目、人员受到地域限制，服务难以实现全球流动，因而把服务业称为不可贸易部门。现在，依托互联网已经可以实现服务的全球化，服务贸易的范围急速扩大。商品贸易在新国际贸易格局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服务贸易的比重将从过去的20%提升到2020年保守估计的40%。

服务贸易是一个综合性的贸易体系，包括互联网、媒体、教育、医疗、金融体系、知识产权、软件服务等等，美国服务业比重占其GDP的87%，这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也是它要贩卖给全球的东西。总的来说，美国的“再工业化”并不是其政策核心，其核心是服务贸易的全球化。服务业需要的是全球规则的一致化，它对各国知识产权体系、技术标准体系、制度环境都有很高要求，甚至挑战各国的意识形态体系。服务业开放、全球贸易水平的提升对中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它涉及全面的境内开放，不积极参与到规则制定中去，已经很难独善其身了。“闷声发大财”的货物贸易时代的规则将无法保证在新的竞争格局下受益。

未来的经济竞争，不仅仅是生产能力的竞争，也是概念创新能力，甚至是意识形态的竞争。例如，欧盟一直想主导所谓全球的低碳经济，它在“绿色生活”这个概念下面隐藏了大量的实质性主张——要更改汽车生产的标准，要决定建筑物的建设标准（建材环保和能源标准），现在美国也开始争夺绿色主导权。在这个背景下，涉及的是方方面面的产业结构调整，包括分散式能源、页岩气等能源独立的主张。大规模制造在欧美已经过时，可以通过互联网依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定制化的智能制造，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化以来大规模的工业制造模式。实际上，改变规则不仅体现在服务业上，也体现在制造业调整和创新上。

三、中国的挑战和政策体制选择

任何一国的发展道路都有其路径依赖性，中国经济“再平衡”直接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中国当前仍靠继续加大总需求来稳定经济，但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结构性改革是根本。结构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大力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服务业供给，并加快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这些结构性改革必须通过规则和制度建设才能完成，其中，税收和金融的体制改革可以推动形成新的调整机制，激励企业进行发展，完成调整，走向一个更均衡的内生增长路径。

（一）通过开放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已经到了服务业大发展的阶段，推进中国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贸易全球化已成为中国结构性调整成功的关键。然而，中国服务业发展对现有的管理体制是挑战，这一挑战不仅来自于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竞争力差，更来自于制度层面的挑战。中国服务业效率低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现代服务业都处于管制或垄断状态，如金融、医疗、传媒、信息、教育和公共服务业；只有咨询、餐饮、物流、商业和家庭服务业等是放开的，这就必然导致中国服务业一直都处在较为传统的服务业中，其生产率和竞争力难以提高。

中国在再平衡过程中，商品贸易出口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简单靠商品贸易出口已难以带动中国经济，过剩的出口产能在国内仍需消化。服务业则供不应求，求医难、教育难、养老难、行车和停车难，城市排水不畅通和污染严重，相应公共服务严重缺乏，大量的国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实际上，服务业已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方面，但又被管制或垄断，难以提高服务供给和效率。

积极对内开放并改革羁绊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如服务业应采用“负面清单”（即拟限制的清单，其他都可做）制度来消除过度管制。同时要积极推进上海自贸区等试点，进行对外开放尝试，以开放促改革。归根结底，发展服务业制定新规则最为重要，服务业高质量的发展只能从改革中获得红利。中国未来发展必须要有强的规则和制度建设能力，否则服务业发展受制，国际化受损。

（二）税制改革

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现在近20年了，分税制改革奠定的基于工业化的税收体系，形成了分权式地方竞争模式，这在金融危机冲击的今天已经不适应了。中国维持了30年高增长的地方分权竞争的发展模式，现在成为了结构调整的阻碍。中央要求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的产业，但是地方却在变相鼓励相关行业。比如钢铁过剩现象，河北最近又增加了一个千万吨级别的高炉，新疆又上了中国最过剩的电解铝厂，地方政府在发展时有一句名言，叫“走别人走的路，让别人去死”，在目前局面下，这种结构很难调整。中国的产业转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大约有80%所谓向中西部转移的资本其实是投在圈地和建厂房上，设备投资非常少。这些产业调整的不确定性，大量由政府造成，因此必须通过税收改革才能矫正相应的政府行为。

未来的分税制改革必须重建地方税制，特别是2012年以来推进了“营改增”后，营业税作为原有地方税的主税种被替代，原有地方税制解体，现在需要重新建立地方税制。当前所有税收都压在制造业、服务业等企业身上，这已经不适合当前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超过50%的历史阶段了。税制应基于城市化进行新的调整，减少企业税收，而把地方税重点放在向居民征税上，包括国外通用的消费税（即由消费者负担的价外增值税）和财产税，纳税应与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支出相联系，从而从纳税权的角度逼迫政府转型。将增值税集中中央，让地方政府一心一意地进行区域服务，当然，不同发展程度要进行不同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切断地方的过度竞争倾向。当前税收改革的核心是要基于城市化来设计，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征税来源，并相互划分财权和事权，让政府转型为城市服务型政府。对税收格局进行企业、个人综合缴税的调整后，才有可能给企业减税，才能为创新、节能减排、加速折旧和更新改造减税，才能鼓励企业创新和激励企业向绿色方向发展。

（三）金融体系调整

金融危机的冲击增加了国际经济的波动，也冲击了国内的金融体系。中国反金融危机释放出大量的财政和货币资源，对于稳定经济，特别是基础设施上台阶（人均资本存量提高）有着积极意义，但也累积了风险，特别是地方债务等，因此，消除中国债务风险，进而推动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仍是未来中国经济挑战的大命题。没有金融稳定和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开放，中国对外进一步开放是难以完成的，金融体系调整仍是中国最为重要的战略调整。

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

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发展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显著特点，是冷战之后冷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演变，以及最终形成的背景首先考虑的因素。因为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格局的多家花发展具有双重作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本质上是充满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有多样化，又有单一化；既是分散化，又是集中化；既是本土化，又是国际化；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悖论，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决定了经济全球化不仅不会阻碍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而且变成了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的现实基础。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生活向国际化、社会化不断发展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现代意义上应该是发端与工业革命之后的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基本完成了向全球扩张的过程。在这一历史推进过程中，欧洲是世界的中心，欧洲列强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宰者、推动者，以及世界政治的“主人”。不过，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格局并不意味着单一的全球性欧洲帝国的形成。

二战以后，美国走上了世界舞台。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世界的一半，凭借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美国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从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美国霸权。二战以后，在美国的主导下，经济全球化进程再次启动，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主要战略力量受到南北方力量、东西方力量失衡的影响，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减弱的情况下，出现了内部分化，有一些国家投入了资本主义经济阵营；国家在巨变之后实行资本主义模式的市场经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很多国家逐一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些使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在内容、范围、规模，还有经济生活国际化、社会化的水平方面，都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以美国为主的欧美发达国家，仍然是新一轮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主导。签署了作为超级大国的解体，是在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出现的，这样就更加助长了西方国家借经济全球化，推行全球统一化的企图。然而，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维护自己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其企图的单极世界格局也未能如愿以偿。两极格局解体的最主要原因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而就是由于这一规律的持续作用，使得产生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加速发展，促使冷战之后的世界力量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新阶段。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历史上推动了世界格局的变迁，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仍然对世界格局的演进起着决定性作用。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焕发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使大国实力发生“序列易位”的幅度和可能性都比以前增大。信息科技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使大国之间的竞争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进行，而是参与综合国力的战略竞赛。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各国的多元化正式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基础。

其次，经济全球化扩大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适用范围。由于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和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全球化作为一种市场力量，将所有国际政治经济都纳入统一的发展进程，使得发展水平和历史传统迥异的国家在统一起跑线上竞争，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配置、资源配置，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使世界经济从以少数欧美国家为中心，演变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多元化，为后来居上的国家创造了空间，从而产生不平衡规律的全球化。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格局的最基本单元，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仍是世界构造的最基本元素。

首先，世界经济全球化从政治领域来看，是一种制度安排。全球化不能超越人们的观念独立发展，尤其是在文化意识和政治制度方面，它是在现有的基本格局和国际秩序下发展的，只能与现有制度在相互作用中产生新机制。

其次，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国家的保护。国家从一开始就是，而且至今为止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进程，为国家提供了展示力量、展示活动的舞台。

再次，经济全球化不会造成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各国，利用经济全球化推动文化价值的普世化，但是发展中国家为维护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表现出强烈的对抗心态。全球化趋势不仅不会影响到文化的民族性，反而会使文化上的民族性差异比以往更加突出和明显。经济全球化确实会对国家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作为构成世界主体的国家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迅猛，但是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体仍然是具有不同利益的国家，他们构成了世界整体，是经济多元化的基本元素。目前，世界上形成和出现的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都不会取代利益多元化，充其量会变成对利益多元化的某种协调。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建立由他们为首的“单极”世界格局，将“单一”价值观构筑成世界新秩序，不可避免的与国际政治多元化产生严重的冲突和对立。

从目前来看，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主张建立多极化经济格局，反对任何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国。与此同时，各大国都纷纷公开表态，表达建立多极化世界格局的主张。1997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公开发表声明，认为不断发展的欧洲各国和中国要在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格局中发挥作用。1998年，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公开表示，由一个国家独霸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多极化发展是最民主、最明智的国际社会体制。1999年7月，叙利亚总统公开表示，应该创建一个多极化世界，不容许任何一个国家影响这一趋势的发展。由此可见，美国企图建立的“单极”世界格局收到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这一切表明，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符合世界各国人民诉求的正确反映。面对这一态势，美国人也承认，世界霸权收到内外许多条件的限制，“其深度有限”。总之，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不论霸权主义多么不可一世，都不可能阻止这一趋势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 比较优势战略 经济结构演变

一、全球经济失衡概念界定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失衡的加剧和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深化，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受到了广泛关注。对于“全球经济失衡”的定义并不多见，IMF在2002年提出了外部失衡（External Imbalances）的概念，较为学界认可的定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Rodrigo de Rato的定义：“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他进一步指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自那时起，讨论全球经济失衡的国内外文献大多将全球经济失衡等同于经常账户失衡，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指的是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和美国对外负债增加（Cooper，2005；Bordo，2005；Hausmann，2005）。上述概念偏重于实体经济层面。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货币金融世界找到源于实体经济失衡的映射：伴随着全球各国间经常项目的不平衡，必然存在全球各国间资本与金融项目的不平衡。一个经济体在出现经常项目出现差额一定也在存在方向相反的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差额。这就需要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定义中加入资本与金融项目失衡的内容，而且意味着，全球经济失衡同时伴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宋玉华等（2011）将世界经济失衡定义为世界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失衡，表现为：国际范围内经济增长结构失衡、国际经常账户结构失衡、国际金融结构失衡、国际储蓄投资结构失衡，以及各国内部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失衡。综合上述分析，本文采用卢瑾（2012）定义的全球经济失衡概念。即为：在全球范围内，少数国家的经常账户差额规模越来越大且长期持续，并造成国际资本巨额跨境流动以及债权债务在这些国家过度积累，形成经常账户失衡、资金流动失衡与债务失衡等一系列经济现象，从而给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和全球经济的长期发展持续地带来不稳定冲击的现象。因此，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有着以下两种表现：第一实体经济层面上，全球生产和支出格局差异。第二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国币体系加剧了全球经济不平衡。

二、全球经济失衡机制分析

概括地讲，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特点一是失衡幅度越来越大，二是失衡日益集中于几个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且涉及的数额越来越大，领域越来越宽，从经常项目表示的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到全球资产泡沫体现的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从2004年到2008年，美国经常项目账户逆差占美国当年GDP比重分别为5.3%，5.9%，6.0%，5.2%，4.9%，美国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持续占全球经常账户逆差的一半以上，其中2006年高达全球全部经常账户逆差的75%。2007年底全球前五个经济体占全球贸易顺差和逆差总量高达60%。世界上经常项目逆差大部分集中于美国一个国家，中东产油国、中国、日本、新兴亚洲经济体积累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经常账户顺差。图中数据给出了主要经济体间经常项目平衡占GDP比例。

可以看到，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失衡中的角色十分重要。部分学者、美国国会议员（如Edwards（2007），Nicholas（2007）等）认为中国的调整尤其是人民币升值、扩大内需对全球经济失衡的纠正至关重要。Richard Portes （2009）建议发展中国家推进本币国际化进程，他认为如果可以用本币进行国际借贷，则发展中国家还会放弃不断积累外汇不断积累外汇储备，改变追求经常账户盈余的战略。同时，IMF（2005）、Rato（2006）等提出，要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需要“集体行动”和“一揽子”政策，无论处于盈余国家还是处于赤字国家，都应该承担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责任。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的过程中，国际政策的协调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较高的实施难度。Kinberly（2010）曾构建出一个涉及多国多部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发现美国私人储蓄率上升，发达经济体的紧缩财政、汇率的有序调整、亚洲新兴经济体需要增加内需，这对金融危机后全球失衡调整至关重要。

对于目前的世界经济总体失衡，国内外许多文献已经就失衡原因提出了若干解释，但事实上，许多原因本身就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一部分，如全球储蓄过剩、美国生产率的大幅上升、美国储蓄投资不平衡、中国等国家的汇率盯住机制等等。尤其是站在美国视角，美国认为当前经常项目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他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和资源出口国的过度储蓄。过度储蓄造成市场需求不足，美国利用其融资优势，将其他经济的储蓄转化为美国的支出，从而补偿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不足，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世界其他经济的过剩储蓄正“挤入”美国的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和国内支出，而非美国的储蓄不足在“挤出”其他地方的国内消费（Summers，2006）。如果在其他经济没有减少过度储蓄的条件下，美国贸然减少其过度消费，那么就有将世界经济拖入衰退的危险（Choyleva，2006）。

同样，基于中国视角的研究同样很多，最普遍观点就是全球经常项目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分工和货币体系，如果新兴市场经济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产业结构得不到根本改变，美元本位的货币体系继续维持，则全球经常项目失衡就会成为一种常态（樊纲等，2006）。全球失衡的主要责任在于美国，尤其是美国当局肆无忌惮地推行赤字财政和弱势美元政策，极大地扭曲了全球市场私人主体的决策行为，对其他经济体的政策调整施加强大压力。

事实上，本文的视角强调世界经济结构的演变及有效的调节手段的缺乏才是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前文已经提到，在界定“全球经济失衡”时，提出了的经济失衡基本特点：实体经济层面上，全球生产和支出格局差异；制度层面上，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国币体系加剧了全球经济不平衡。根本原因还在于结构的演变，辅之以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因素。

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核心是经济机构主体的多元化，即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从新兴经济体的整体经济实力、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经常账户和外汇储备等方面都有所表现。这一格局中，作为中心的美国收益颇多，但国家风险较大。首先，对于美国来说，能够享受大量的廉价商品与低成本的融资。仅仅承担着持续的贸易赤字和对外负债，然而由于国家大量购买美国资产，资本的回流致使贸易赤字保持不断。虽然引起美国的债务不断增加，但是美国利用这部分借贷资金可以向国外进行投资。所得到收益远远高于借贷的成本。从这点上讲，也使得巨额的外债得以延续。对于国家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而言，它们需要依靠对美国的出口来拉动经济持续增长，因而顺差难以消除或大幅度减少。积累起的巨额美元外汇储备在遭受美元贬值压力时，面临外汇储备减值的风险，也限制了国内货币政策有效性。而在另一方面，外汇储备由于缺乏良好的投资渠道，更多地用于购买收益率较低的美国长期国债，因此导致了新兴经济体被迫“贴补”美国。

要解释由亚洲各国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导致世界经济结构变化，“比较优势”战略是最适当不过的。比较优势战略的基础是资源禀赋结构，各国的资源禀赋不同，比较优势不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与发达国家相反。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边际报酬率就会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边际报酬率，全球生产性资本根据资本收益率高低与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配置，促使从发达国家流动到发展中国家。这种趋势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增强，而发达国家制造业生产相对萎缩，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势必形成发展中国家本国总产出高于总支出，发达国家本国总支出高于国内总产出的格局。比较优势战略就是根据一国的资源禀赋发展产业，通过市场机制和经济的对外开放，由价格机制向国内生产者显示该国要素和商品的供求及相对稀缺性，并通过这些相对价格引导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部门发展，从而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各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结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据此形成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全球产业基本格局的形成与变化也在经历了以美国-日本-东亚-东盟和中国沿海地区的顺序到目前的制造业通过产业链分割、外包与加工贸易等形式的模块化整合。例如，生产环节迁移到发展中国家，而设计、包装、物流、营销等附加值较高的环节仍然保留在发达国家。从这个角度讲，追根溯源，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格局是由全球的产业格局决定的，产业格局受全球分工格局影响，分工格局由发达国家的输出资本来主导。发达国家为母公司的跨国公司根据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不同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而资本收益率却又决定于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差异和变化致使形成现在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以中国为例，2009年进口额的55.2%由外资企业完成；其中出口55.9%由外资企业实现。中国83%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和75%的电子产品出口均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在美国，关联公司内部贸易比例达到其进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这些都将影响中美经常账户平衡关系并加剧两国的贸易不平衡程度。虽然发展中国家通过经常账户顺差获得大量美元资产，但是在全球化生产格局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发达国家的输出资本，这些资本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导致了发达国家的产出小于支出水平，而发展中国家的产出大于支出水平。

以比较优势理论下分工格局和产业转移的角度看，实体层经济层面的失衡是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差异所决定的，并由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所主导的。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全球经济失衡是基于全球比较优势的动态格局，更多的资金、人才和技术被配置到发展中国家，形成现在的生产和分工格局。发达国家包括资本性收益在内的收入和财富规模较高，在全球的支出格局中人均支出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总支出也远高于本国总产出，因此全球生产与支出格局的不一致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Cooper.R.， America’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Is Not Only Sustainable， It Is Perfectly Logical Given the World’s Hunger for Investment Returns and Dollar Reserves[J] Financial Times， 2004，November 1

[2]黄梅波，熊爱宗.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困境与出路.[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3]宋玉华等.世界经济失衡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2.6

[4]彭志文.全球失衡与中国开放经济宏观动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樊纲，关志雄，姚枝仲.国际贸易结构分析：贸易品的技术分布.[J]经济研究2006

[6]卢瑾.全球经济失衡：特征、机制及可持续性.[M]世界图书出版社2012

[7]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第二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后危机时代;经济失衡;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6-0247-02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以中国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为代表的全球性救市行动的作用之下,国际社会信心增强,金融市场趋于稳定,世界经济出现积极变化,中国等一些重要经济体开始步入复苏轨道,“后危机时代”悄然而至。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 “后危机时代”的一大特点,就是全球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实现再平衡。展望未来,世界可能出现“多级增长”,这将有助于世界实现平衡、全面的增长。“全球经济再平衡”作为对此前长期积累的全球经济失衡格局的重构,将伴随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力量对比的消长,成为“后危机时代”的一个世界性议题。对此,中国应该未雨绸缪,主动适应全球经济失衡格局重构带给中国的机遇与挑战,积极推进中国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一、全球经济失衡:当前国际分工格外的外在表现

全球经济失衡作为一种现象并非始自今日,事实上,它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必然结果,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不平衡自然演变成包括经济失衡在内的全球发展失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拉托最先正式使用了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一词,用于描述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的现象。学界针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提出了诸多理论,包括孪生赤字假说、汇率贬值效应假说、全球储蓄过剩假说、布雷顿森林体系Ⅱ假说、美国金融优势假说以及资产组合供求均衡假说,等等。总体而言,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既有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产业分工转移、国际资本流动的因素,也同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各国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是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失衡以及由此决定的各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失衡和利益失衡,是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外在表现。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 在过去的30多年中,全球产业分工深化、金融的大发展、要素和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以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霸权地位的巩固,使得全球分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逐渐形成以金融服务为比较优势的经济结构,能够长期吸引资本流入;另一方面,以中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后起国家,则形成了以制造业为比较优势的经济结构,能够创造远超自身消费能力的财富。从而使世界经济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这是当今全球经济金融失衡的核心问题所在。

在经济学意义上,失衡代表资源错配和扭曲,如果一国不主动采取措施校正其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那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套利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可能对其结构失衡进行“强制校正”,而这种“强制校正”往往是以国内经济的破坏性回归为代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正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强制纠正,是当前国际分工体系内在矛盾发展的内在结果。诚然,美国政府提出“全球经济再平衡”有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施压,并为自身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寻找理由等意图。但是,中国仍应直面“全球经济再平衡”,因为,一旦美国经济已朝着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方向发展,影响最大的国家将是对美贸易顺差额最大的国家,中国首当其冲。面对全球经济再平衡,谁拒绝调整,谁将承担未来更大的风险。不过,中国无需按照别国开出的药方进行调整,而应根据自身条件主导国内经济再平衡的调整方向,并主动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进程,在国际分工体系重塑的过程中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二、“全球经济再平衡”:全球经济面临深刻调整

美国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9月召开的G20国集团匹兹堡金融峰会上提出“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的建议,力促“启用一个规定了政策和方法的行动框架,以创建一个强有力、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经济模式”。美国这一提议的理论依据是全球经济失衡构成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具体表现为中国等出口型经济体对美国保持大量贸易顺差,这部分顺差再回流到美国金融市场,从而助推了金融泡沫的形成。尽管美国的上述主张刻意回避了自身的金融监管不力、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以及对美元霸权的滥用才是导致危机的更深层原因,不乏脱卸并转嫁责任之意,但推进“全球经济再平衡”却无疑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世界经济调整的一条主线,危机之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也必然会在“再平衡”原则基础上实现重塑,这将对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对此,中国必须直面“全球经济再平衡”这一重大课题,趋利避害,将其转化为中国经济战略调整的强大动力,适时推进中国经济战略的优化升级。

对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前景,在“后危机时代”刚显端倪的情况下显然难有定论。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认为全球经济不平衡经过调整会走向再平衡,可能出现若干不同情形,这意味着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定型之前,各国围绕“全球经济再平衡”所展开博弈可能的均衡解是多重的,其中有三种典型情形:一是如果缺乏重大创新的支撑,可能经过短期和有限的调整,原先的全球经济失衡格局得以复归;二是在重大创新的支撑下,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三是虽然发生了重大创新,但全球经济迎来的是新的失衡格局。由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尚无发生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技术或制度创新,有学者据此认为,原由的全球经济失衡格局将得以维持。但是,对于当前这场被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并不能局限于“短时段”视野加以审视。虽然现在对于“后危机时代”中全球经济的走势做出定论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全球经济再平衡”实际上意味着不同经济体增长动力的转换,即需要赤字国家放缓国内需求的增长,盈余国家增加内需。从这个角度来看,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性质,就是对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将面临深刻调整。

三、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重构中的应对策略

整体而言,“全球经济再平衡”既是未来全球经济调整的战略取向,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国经济协调增长的内在要求。因此,中国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中不应被动适应而应主动顺应外部形势的变化,积极推动自身经济战略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实现更为协调和更加健康的发展。

首先,要调整需求结构,促进内需与外需均衡发展。国内外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市场需求对经济的稳定增长和良性循环具有决定性作用。拥有庞大的现实或潜在市场需求规模是大国经济的重要优势。近年来,我国国内消费能力发展迅猛,消费层次不断提升,消费结构正在实现以日用品消费为主向以大宗耐用品主转型,已成为世人瞩目的新兴消费大国。内需导向是大国经济的基本模式,利用国内巨大的消费能力支撑国内经济增长是大国经济的独特优势。本土市场领域的“大国效应”,使得中国的民族企业可以普遍享有规模生产带来的好处,为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生存空间,使其能够在竞争压力下最大限度地、有效地利用各类已有的优势和资源,避免在产业成长阶段因与发达国家的竞争者在技术、资本和管理等方面存在差距而陷入困境。当然,扩大内需并不是要简单地替代外需,事实上,开拓国际市场,稳定外需,推进贸易开放和自由化,不仅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为中国经济的提供外部驱动力,还可以打破内生的体制和利益壁垒,成为国内体制转型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因此,中国在着力破解抑制内需成长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的同时,也不应放弃继续拓宽国际市场的努力,从而促进内需与外需的协调发展。

其次,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均衡发展。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危机都孕育着新的技术突破,催生新的产业革命。综合考虑国内外情况,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是促进消费、增加投资、稳定出口一个重要的结合点,也是调整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一个现实的切入点。这方面发展的潜力大,应当重点给予扶持,力求取得突破,努力实现产业化、规模化。中国实现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的技术突破,不仅将为中国在新一轮技术创新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将实质性地增强中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主动权,由此赢得在未来“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中的有力态势。在注重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仍不可忽视虚拟经济的发展。尽管虚拟经济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无论从理论层面看,还是从现实层面看,发展虚拟经济对一国经济来说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虚拟经济的繁荣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获取战略主动权的重要支撑。当然,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规模必须与实体经济相匹配,才能有效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过小的虚拟经济发展规模会制约实体经济的发展,而过大的虚拟经济规模又增加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投机风险,因此,要保持虚拟经济发展规模与实体经济相匹配,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这是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性的战略支撑。

最后,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协调,推动改善促进全球均衡发展的国际机制。中国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协调具有三重意义:一是世界经济实现全面持续平衡发展将为解决中国国内严重的失衡问题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二是鉴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借“全球经济再平衡”向中国转嫁责任与风险的意图,中国与其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参与到相关的国际协调当中去,通过获取更多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来化解压力,赢得战略主动;三是国际社会需要中国参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等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是对当前国际社会流行的“中国责任论”的正面回应,是负责任大国的切实体现。在政策层面,中国应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化改进,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强货币区域合作,强化各种经济政策和机制的国际协调,推动改善促进全球均衡发展的国际机制,使“全球经济再平衡”朝着有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同时为推动中国自身经济的协调发展,为在国际分工体系重塑中争取主动权乃至主导权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Robert B.Zoellick. After the Crisis.2009-09-28.

[2]王自锋:《经济增长、金融深化与全球经济失衡》,《财经研究》,2009年第8期。

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第5篇

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强劲

2006年，全球经济虽受到油价高位波动、利率提升、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东地区动荡加剧以及世界各地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负面影响，但未能阻挡其良好运行和快速增长。第一、二季度全球经济同比分别增长了4．7％和4．5％，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同比分别增长了2．9％和2．8％，发展中国家经济同比分别增长了6．5％和7．0％。

联合国的《2006年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报告》预计，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略高于3％，与2005年基本相同，下半年联合国根据全球经济发展趋势重新调整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上调至3．6％。世界银行最初预计，全球经济增幅为3．2％，与2005年持平，上调后的预测为4-4％，高于联合国的指标，并大幅度上调了部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预测。世界贸易组织的预测则略低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增幅最终可达3．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期和近期的预测则均高于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的预测。它认为，2006年全球经济增幅为4．3％，后上调到4．9％。它还认为，即使在原油价格高位徘徊的情况下，全球经济依然表现活跃与强劲，前景更为乐观，于是又将经济增长预测上调到5．1％。

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1．世界各国消费需求旺盛。

一年多来，全球经济摆脱了通货紧缩的束缚，在经济增长的带动下世界各国消费需求持续旺盛，而持续旺盛的消费需求同样也支撑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需求上看，2006年世界各国消费需求的增加不仅体现在能源上，而且对有色金属产品的需求也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在居民消费需求上，上半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持续旺盛，美国商品零售额1到5月份同比增长率保持在7％以上，其中5月份增长了7．6％，比上月高出0．6个百分点。l到4月份消费信贷折年率分别增长了3．9％、2．1％、0．8％和5．9％；欧元区第一季度居民消费同比增长了0．7％，高于2005年第四季度的0．3％，4月份零售额同比增长了1％，为近年来最高水平；日本上半年民间消费增长了0．6％。与此同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需求也出现快速增长趋势。

2．经济行为活跃。

2006年，全球各种经济活动十分活跃，特别是商业和服务业(如旅游、商务旅行、交通、零售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等经济活动并没有因恐怖活动的猖獗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而减少，反而进一步活跃。从商业和服务业对全球经济增长影响的重要程度和贡献上看，商业和服务业的活跃将推动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增加0．4个百分点，再加上与此相关的连带效应，这个数字则有可能扩大1倍。经济行为的活跃，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将继续保持下去。

3．全球贸易增长加快。

据统计，200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同比增长了9．5％，进口同比增长了10．3％，预计全年全球贸易量将增长7％，其中经合组织(OECD)贸易将增长5．5％到6％，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尼、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量将进一步扩大。另外，近期国际油价、矿产品和有色金属价格进一步上涨，导致全球贸易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在石油和资源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石油和资源出口国出口额猛增，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部分盛产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强劲需求的带动下从中受益，预计2006年中东、非洲、南美洲(包括加勒比地区)、独联体国家出口额将分别增长约38％、3l％、32％、29％，发展中国家整体出口增长将高于25％。

4．国际投资进一步复苏。

从2006年的国际投资形势看，随着全球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加快，以及全球经济活动的活跃和跨国企业并购的增多，全球国际投资将继续攀升。从国际投资流向看，其主流仍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据有关人士分析，2006年国际投资流入发达国家将超过3800亿美元，其中流入美国的将超过2000亿美元，这不仅有利于恢复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资本市场的活跃与繁荣，同时也给美国和西方整体经济的恢复注入新的强有力的活力。与此同时，2006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资也进一步增加。从资源战略上看，国际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侧重点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从地区特点上看，国际投资的重点也开始从传统地区向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转移。未来亚洲和东欧地区的国际投资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国际资本对拉美的投资将进一步复苏，流入非洲地区的国际投资可望稳定增长。

5．失业率逐步下降。

2005年全球平均失业率为6．3％，2006年全球经济的增长，使得世界各国失业状况普遍得到逐步改善。1到5月份，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失业率稳步下降：美国分别为4．7％、4．8％、4．7％、4．7％和4．6％，均低于2005年底4．9％的水平；欧元区分别为8．2％、8．1％、8．0％、8．0％和7．9％，低于2005年底的8．4％；日本分别为4．5％、4．1％、4．1％、4．0％和4．0％，除了1月份出现回升，其他月份均低于2005年底的4．4％。尽管目前俄罗斯失业率仍高达7．7％，但与2005年相比减少了3．8％，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2005年拉美地区的城市失业率为9．3％',2006年同比下降了1个百分点，并有望进一步下降。东亚、南亚和东南亚2005年失业率分别为3．8％、4．7％和6．1％，2006年同样有所下降。

6．全球跨国企业并购增多。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并购热潮中，发达国家企业并购活动有增无减，美、欧、日等在全球企业并购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占全球并购总额的80％以上。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逐步发展壮大，它们也开始通过并购的方式直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在全球并购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目前，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额占全球的12％以上。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一方面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以及地区相互间的跨国并购，另一方面表现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并购。在发展中国家，东亚、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跨国并购持续呈上升之势，中国和印度是跨国并购热点国家。2004年全球跨国并购再次出现恢复性增长，2005年全球企业并购总额超过了2．5万亿美元，2006年上半年全球并购额达到1．93万亿美元，预计全年将超过2．5万亿美元。

世界经济格局在悄然发生变化

在全球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世界经济格局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虽然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统领着全球经

济的发展，在全球经济中仍居主导地位，但全球经济严重依赖美国经济的增长态势有所减弱。俄罗斯经济的兴起，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为推动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日本经济的复苏，逐渐恢复其在全球经济的影响，并将有可能拉动全球整体经济的复苏，促进全球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欧洲经济的改善，不仅改变了近年来欧洲经济的颓势，也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随着世界各国对资源需求的增大，石油和矿产等资源丰富的国家的重要性已经不再仅仅体现在地缘政治方面，而且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了，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特别是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世界银行预测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达到10％左右)，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已位居全球第四，占全球经济增量的15％左右，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增强，影响不断扩大，对全球和地区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2006年世界银行的年会上，始终没有得到相应体现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和发言权发生了变化，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分两步走的投票权改革方案(即第一步给投票权低估最严重的少数国家特别增加投票权；第二步是修改投票权份额的计算公式，增加基本投票权)，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0年来进行的最大规模改革。该会议决定，给中国、韩国、土耳其和墨西哥等4个投票权低估程度最严重的国家特别增加投票权，其中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份额将由原先的2．98％上升至3．72％(位列第六)。与此同时，年会期间还举办了题为“亚洲中的世界，世界中的亚洲”大型研讨会，主题之一是关于中国、印度经济发展对区域、全球经济的影响。另外，在年会上，就全球经济面临着诸如通货膨胀、高油价、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止、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及全球经济不平衡等风险问题，中国代表呼吁有关各方加强协商和对话，促进国际和地区争端的有效解决，为维护能源安全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避免高油价造成新的冲击，以及各国共同承担责任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等主张得到与会者的普遍认同和共识。此次年会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影响力的增强，也反映了它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不断提升。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格局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全球经济隐患依然存在

虽然2006年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形势比预期的好，但是制约全球经济发展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国际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两个方面。这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突出问题和潜在威胁。

从国际政治环境看，最为突出的将是与局部地区动荡相联系的地缘政治的制约和负面影响，以及全球范围恐怖主义活动的猖獗。当前，由于世界局部动荡地区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不断加深，特别是中东和非洲地区。在中东，战后旷日持久的伊拉克安全局势日趋恶化，自杀性恐怖事件接连不断；难以平息的巴以冲突不但依然看不到缓解的迹象，而且有再度加剧的可能性；2006年7月开始的黎以军事冲突，给中东和平再添阴影；伊朗核问题的解决始终僵持不下，随时有可能出现新的变数。在非洲，一些国家不安定因素长期得不到解决，内战和动乱爆发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些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不仅使该地区安全形势恶化，而且还有向周边地区和国家蔓延的趋势。因此，地缘政治的不安全因素给全球蒙上了一层阴影，地缘政治影响进一步突出。世界局部地区的动荡和紧张局势的蔓延，无疑会对全球经济复苏构成巨大的威胁。另外，尽管2006年全球恐怖袭击事件少于2005年，但全球范围内的恐怖活动始终没有销声匿迹。8月在英国挫败的重大航空恐怖袭击事件，再度导致全球航空业恐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猖獗导致全球安全形势严峻，一些国家和地区随时有可能成为恐怖活动袭击的目标，特别是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恐怖活动发生的可能性更大。而遍及全球的恐怖活动依然是威胁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打击恐怖主义仍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不能排除新一轮反恐军事行动的随时展开，这将使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因素增多。

从国际经济环境看，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油价的影响。

2006年初以来，在中东形势进一步动荡和全球对石油需求的不断增大，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持续在高位徘徊，油价的浮动范围从2005年底的每桶56～60美元提高到75美元以上，一度达到近年油价的最高点。尽管进入2006年10月以后，国际油价跌至55～60美元，但未来全球经济能否较快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油价的走势。预计国际市场对石油的需求依然旺盛，而油价的不确定性，受到石油供给、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不能排除油价的走势出现大幅震荡的可能性，这将会给各国经济发展难以预料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更大。与此同时，在目前中东局势持续恶化的影响下，国际石油价格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维持较高的价位，而油价的坚挺，不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增大，而且对国际石油安全机制的影响也进一步突出。

2．全球经济发展日益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差异日渐扩大，美国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大大高于其它地区和国家，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失衡。此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对石油和金属等资源性商品的需求高于经济的增长，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状况日趋恶化。同时，石油等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加重了全球经济失衡的程度。

3．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带来的影响。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各种贸易争端和摩擦层出不穷，这不仅体现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体现在发达国家之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抬头，目前在钢铁、农业补贴和纺织品等方面的贸易保护主义表现得尤为突出。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不仅对多边贸易体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也严重危害和影响着全球贸易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4．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导致全球普遍上调利率。

2006年7月，全球范围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开始上调利率，其中日本在实施零利率政策6年之后首次宣布加息，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同时上调利率25个基点，澳大利亚央行将利率由5．75％上调到了6％。而导致世界各国纷纷加息的主要原因是，2006年初以来石油和金属等资源类价格一升再升，加大了生产成本，导致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加重，通货膨胀的威胁已经渗透和扩散到了经济的各个领域，只是各国表现程度有所不同。通货膨胀是目前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如果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全球新一轮加息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从而有可能导致消费、投资、居民收入和信贷增长缓慢以及股市的低迷，全球经济增长也将有可能减缓。

5．全球股市和金融市场脆弱。

目前，虽然全球股市和金融市场表现活跃，但是依然十分脆弱，如有风吹草动或突发事件，全球股市和金融市场就会出现动荡，从而影响到全球经济环境的稳定。此外，近期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汇率持续波动，带来潜在风险的程度有所增加。如果美元汇率继续走低，虽然有助于缓解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不断增加，但是美元的进一步贬值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一方面有可能导致外汇市场动荡，另一方面欧元和日元的进一步升值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正处于上升阶段的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减慢，甚至葬送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