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外汇投资
全球外汇投资范文第1篇
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更加迅猛。根据外管局网站的数据，1999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约为0.16万亿美元（占全球规模的9％），截至2007年底上升至1.53万亿美元（占全球规模的24％），增长了8.6倍，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的最大持有国。
中国外汇储备的飙升主要归因于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自1994年至今，中国经济连续14年出现了国际收支双顺差。尤其是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以来，由于中国政府选择了“小幅、稳健、可控”的升值策略，吸引了大量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中国套利，这加速了中国外汇储备的累积。仅2007年一年，中国外汇储备就增长了4619亿美元，与2006年底相比增长了43％。如果考虑到央行向中司注入外汇资产，央行要求全国性商业银行用美元缴纳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等因素，则2007年中国外汇储备实际增加额超过了6300亿美元。
币种结构
由于中国外管局并未披露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我们只能利用其他国家披露的相关数据来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IMF）的“官方外汇储备币种构成”（CurrencyCompositionofOfficialForeignExchangeReserves，“COFER”）数据库提供了138个国家（包括27个工业化国家与106个发展中国家）汇总后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虽然COFER数据库中未包括中国这一全球外汇储备最大持有国是一种遗憾，但COFER中包含的外汇储备规模毕竟占到全球外汇储备规模的64％（2007年）。同时，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投资并未表现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央行迥然相异的特征。因此，我们不妨用COFER披露的币种结构来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潜在币种结构。
进入21世纪后，IMFCOFER数据库中全球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发生的主要变化包括：第一，美元资产占外汇储备的比重逐渐下降，从1999年的71％降至2007年的64％；第二，欧元资产占外汇储备的比重逐渐上升，从1999年的18％升至2007年的26％；第三，英镑取代日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中第三重要的币种，2007年英镑资产占外汇储备的比重为5％，而日元资产比重为3％。上述结构性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该时期内，欧元和英镑处于相对强势地位，而美元和日元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导致各国央行主动或被动地实施了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调整。
与工业化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调整更加积极。从1999年底至2007年底，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比重由69％降至61％，欧元资产比重由19％升值28％。俄罗斯、伊朗等国更是将石油交易计价货币由美元转换为欧元，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欧元在全球储备与交易货币中的地位。相比之下，同期内工业化国家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由73％降至69％，欧元资产比重由23％升至33％。近年来，随着美元有效汇率的下跌，中国外管局主要是在外汇储备增量上降低了美元资产比重，在外汇储备存量上的减持是有限的。这意味着中国央行的币种多元化行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央行相比是类似的，因此，我们可以用COFER数据库中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来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截至2007年底，我们估计在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约占65％，欧元资产约占25％，其他10％包括英镑、日元及其他币种资产。
资产结构
由于中国外管局并未披露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我们只能从投资东道国披露的相关数据来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构成。
作为中国外汇储备最重要的投资东道国，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系统（TreasuryInternationalCapitalSystem，“TIC”）定期公布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证券的明细资料。最近一期公布的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证券的资产组合如表1所示。
尽管美国财政部公布的资产组合数据中并未区分外国官方投资者和外国私人投资者，但是由于中国尚未完全开放资本项目，中国居民对美国证券的投资只能通过QDII，规模相当有限。因此，中国国内的美国证券持有者主要包括外管局、商业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假定中国官方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的外汇资产组合是相似的，同时假定外管局在其他国家投资的资产结构与在美国的投资类似，那么，可以从上述资料中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从相关数据推断，截至2007年底，在中国外汇储备中，最重要的资产是长期国债（约占储备规模的50％）和长期机构债（约占储备规模的40％），股权、长期企业债和短期债券的比重非常有限（仅占储备规模的10％左右）。中国外汇投资的资产结构与发达国家以及石油输出国相比存在重大差异。第一，在其他国家的外汇投资中，股权投资占有相当比重。例如，日本占18％，英国占46％，加拿大占73％，中东石油输出国占45％。第二，在其他国家（除日本与中东石油输出国外）的外汇投资中，长期企业债的比重显著高于长期国债与长期机构债的比重。例如，英国的长期企业债占外汇投资的规模为44％，而长期国债与机构债占外汇投资的规模为8％；加拿大的相关数据分别为18％与5％。
评价
在上述对中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与资产结构进行粗略估计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现状的评价如下：
首先，当前中国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依然以安全性和流动性为首要目标。这主要表现为在外汇储备的资产构成中，传统上低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的国债和机构债占90％左右；
其次，美元资产在中国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过高。无论是从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2007年为19.1％）还是从对美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来看（2007年为7.3%），美元资产在外汇储备中65%的比例都过高了。这一方面反映出美元在全球贸易结算货币中依然占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凸现了中国政府进行外汇储备币种多元化的困境：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在外汇市场上大量减持美元资产必然会造成美元汇率下跌，从而影响到外汇储备中存量美元资产的价值。
再次，近年来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大幅贬值，造成中国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遭受严重损失。由于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65％以美元计价，那么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贬值必然造成以贸易加权的一篮子货币计算的中国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显著下降。例如，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突破了1.8万亿美元，假定其中美元资产占65％，那么一旦美元对人民币贬值10％，以人民币计算的中国外汇储备价值将缩水1170亿美元，相当于抹杀了3.9个百分点的GDP增长。
第四，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化意味着中国外汇储备资产除了面临汇率风险外，还面临美国国债、机构债信用等级调降、市场价值缩水的风险。2008年7月，美国两家房地产巨头房利美、房地美陷入危机，需要募集750亿美元资本金以避免资不抵债风险。如果美国政府不对其进行救援，则两房发行的机构债的信用等级可能被调降；如果美国政府为两家机构买单，则信用风险最终为美国政府所承担，美国国债的信用等级可能被调降。无论出现哪种局面，对大量持有美国国债和机构债的中国央行而言都不是好消息。
最后，随着外汇储备规模的进一步增长，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日益凸现，中国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提高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率的压力。中国外汇储备的90％投资于美国国债与机构债，收益率不超过5％，而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20个城市1.24万家外商投资企业的调查，外国在华FDI企业的平均收益率超过22％。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如何积极管理外汇储备，提高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率成为当务之急。
前景
如何进一步通过币种多元化与资产多元化来分散投资风险，以及通过更多地投资于高风险高收益率资产来提高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率，是中国外汇管理当局面临的严峻挑战。
从币种多元化角度出发，如何在不对美元市场汇率造成显著冲击的前提下，逐渐降低美元资产比重，提高欧元及其他货币资产比重，将成为中国外汇管理当局的中长期目标。这意味着，对美元资产的减持必然是渐进的，更多地依然通过增量减持的方式进行。在美元汇率走强的背景下减持美元资产对外汇市场造成的冲击较小，但是这可能会造成短期亏损。
从资产多元化角度出发，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应逐渐提高股权、企业债在资产组合中的比重，适度降低国债、机构债在资产组合中的比重，这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进一步分散风险。
考虑到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和金融脆弱性,因此，保证外汇储备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依然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外汇管理当局应该将外汇资产分为两类进行管理，一类依然投资于低风险低收益金融产品，另一类则实施更加激进的多元化投资策略。中司（CIC）的设立是中国政府在积极管理外汇储备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中司的首要目标就是通过实施比外管局更加激进的投资策略，提高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率。自2007年9月成立以来，中司已经进行了多笔金融股权投资。目前，中司的投资组合偏重于美国金融股权，受次贷危机爆发与深化的影响，当前中司股权投资的市场价值不容乐观，例如对黑石的股权投资迄今为止账面价值缩水了40％左右。
在中司的竞争压力下，外管局从2007年年底开始，也明显加大了对发达国家资源型企业及金融股权的投资力度。2007年12月，外管局通过自己在香港的子公司华安投资，投资了三家澳大利亚商业银行不到1％的少数股权，总投资金额为1.76亿美元。2008年4月，外管局购买了法国道达尔公司（欧洲第三大石油公司）1.6%的股权，投资金额为28亿美元。同月，外管局以10亿英镑购买了英国石油公司（BP，英国最大的公司）接近1％的股权。据媒体披露，外管局正在与美国私募股权基金TPG商谈合作投资事宜。
全球外汇投资范文第2篇
最近，QFII资金出现持续大额流出的情况，我们对QFII资金流出的原因和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QFII资金流出有国内、国际因素，但是人民币汇率变化并不是主因。
QFII项下资金流出增加的原因
1.国内因素。（1）税收政策刺激。2014年11月，国家税务总局明确了QFII相关收益征税办法，并暂时豁免了QFII证券交易差额所得收益。税收政策颁布后，QFII选取税务人、整理完毕相关纳税材料到报税并正式缴纳基本花去了数月时间，因此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有相当一部分完税资本和收益汇出或有待汇出。
（2）股市波动影响。2015年A股市场出现震荡，证监会曾出台QFII不低于总资产50%的比例必须投资股票市场的窗口指导意见，而且QFII缺少做空机制对冲或锁定风险，这导致QFII在动荡开始时普遍减仓。
（3）RQFII政策推出。RQFII在每月汇出上无QFII所必须遵守的不超过上一年末总资产规模20%这一限制及不低于50%股票投资的窗口指导。部分已成功获批RQFII额度的机构，急切希望汇出QFII资产，而重新以RQFII途径投资中国市场。
（4）试探QFII新规。2016年2月，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新的QFII外汇管理办法，降低汇出风险和难度。QFII机构存在试探新规出台后QFII资金汇出渠道是否顺畅高效的动机。
2.国外因素。（1）美元加息。美元加息是全球资本汇出新兴市场的重要动因。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是面临汇率及利率损失加上美元利率上调带来的机会成本损失，这必然促使其考虑减持人民币资产以减缓损失。
（2）全球政经动荡。伴随欧债危机、阿拉伯国家后的动荡局面及东欧政治动荡，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且债务高企，均促使全球投资者减持包括股票和债券在内的各类资产，并持币观望。
（3）投资回报考量。以资产管理为主的QFII机构，其投资中国的形式主要包括一对一专户或者一对多专户的客户资金形式和开放式基金形式。这两类投资形式均需要作为资产管理人的QFII机构向投资者提供优异的年度业绩报告。在这一传统体制下，QFII机构在中国经济收缩、利率走低及汇率走弱这三大不利因素及背后投资者压力下，自然寻求收回投资维护其市场业绩及声誉。反过来看，一些不需要向投资人汇报年度业绩的养老基金、校园基金、基金及自有资金类QFII，由于其对中国经济长期看好，所以赎回并不明显，更多可能是赎回部分收益用于其他业务。
（4）海外投资者投资心态影响。早期投资中国的QFII投资者均是在人民币价格走强、证券市场低位的时期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其不仅以人民币计算的资产账面收益可观而且2015年的证券投资收益远超预期。作为机构投资者较为理性，QFII不会刻意追求额外的风险收益，所以，目前退出新兴市场的行为非常符合其操作风格。
QFII未来发展预期
现阶段QFII资金较为集中的流出，只是目前经济形势放缓所带来的一个阶段性影响。从长期来看，在全球政治与经济无突发性重大异常的情况下，以QFII形式存在的资本流入依旧是主要趋势。
首先，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即便全球投资者因为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因素对中国有非议，但无法规避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尽管中国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开始转向高质量、重环保、高附加值等相对平缓的增长方式，但不论未来经济增长率在7%，甚至低至5%以内，依旧远高于全球经济2%-3%的增长率，境外投资者没理由不选择中国。
其次，伴随人民币加入SDR及未来A股市场纳入MSCI指数，均将促使境外投资者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比重。人民币企稳或者双向波动机制形成以后，长期看汇率将不会是影响未来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市场的阻力；伴随中国资本市场不断市场化与国际化，境内做空机制的不断完善，境外机构也无需通过退出中国市场的方式规避短期风险，这也有利于其在华长期投资。
全球外汇投资范文第3篇
国内市场主要担心，QDⅡ会引起资金大规模流出A股市场，引起A股市场价格的大幅下降，这是对QDⅡ制度的误解。
QDⅡ制度是一个国家在资本没有完全可兑换的情况下，有限制地允许国内资金进行海外证券投资的一种制度安排，制度限制了QDⅡ的资格、限制了资金额度，也限制了投资品种。QDⅡ不是资本账户下的开放，不是人民币完全可兑换，QDⅡ是在仍然实行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对外投资。
现阶段，虽然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有增加对外投资降低外汇储备的压力，但是经过几次的额度增加，QDⅡ的境外投资的资金仍然控制在205亿美元的水平。随着更多的境内机构获得相应资格，外汇投资总额可能会有所增加，但是与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还远远不能同日而语。
可能单边推高H股
QDⅡ的额度205亿美元，充其量1500亿人民币。现在A股流通市值超过5万亿，总市值18万亿。就算205亿美元全部来之A股市场，也不过占流通市值的3％，占总市值的0.8％，对市场走势的影响很有限。更重要的是，QDⅡ的资金可能大部分不是来自A股市场的资金，投资海外的投资者可能是一群对海外市场相对熟悉的，与A股市场一般投资者完全不同的投资群体。投资者并不是用卖了A股的资金来购买QDⅡ产品，所以对A股市场价格的直接影响应该非常有限。QDⅡ这种流出量和流出资金的性质不可能对A股市场的资金造成直接的影响。
还有担心认为，海外市场特别是香港市场和国内市场股价的差异，QDⅡ出海产生的套利行为也会导致A股市场下跌。
理论上来说，价格反映价值。在市场完全有效的前提下，如果同一股票出现价格差异，资本很快就会套利使价格回到均衡水平。事实上，尽管资本尚未完全流动，由于各种原因，近两年来H股市场与A股市场一直保持着比较紧密的联动，两地同类股票价格在联动效应之下也曾出现同涨同跌，价格保持一致的现象。但是目前A股与H股价格之间存在差价，香港股市没有出现套利行为，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设想，即香港的投资者并不认同A股市场的有效性，其对当下不断推高的A股价值判断并不认同。否则，香港投资者完全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增持，来获取价差之间的收益。所以A股与H股存在差价，应该说不是一个缺乏资金的问题，也不是资本不流动之故。
在这种情况下，QDⅡ制度实行后，H股和A股的股票价格不同的格局会发生改变，但非常可能是单边推高H股价格，而不是发生通常的A股价格下降和H股价格上升的“套利”现象，更不可能是A股价格的单边大幅下降。
无法支撑华尔街牛市
QDⅡ制度近期对A股市场不会造成大的波动，对海外市场是否会有重大影响呢?
今年5月12日，中国银监会出台了《关于调整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境外投资范围的通知》，取消了商业银行QDⅡ产品“不得投资于股票及其结构性产品”的限制规定，进一步放开了商业银行QDⅡ向海外投资股票类产品的范围。海外市场开始关注中国这次政策变化对全球股市的影响。有分析师认为，来自中国银行的海外投资金额，足以使华尔街股市的牛市再维持一段时间。
新规则是对外开放政策一个很大的进步。QDⅡ投资新规则意味着境内资金可以通过兑换外汇投资境外股票市场，可以增加国内资金的投资收益，无疑将增加QDⅡ对国内投资者的吸引力。如果QDⅡ的投资范围被局限在低风险的固定投资收益产品，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特别是在中国资本市场大幅增长的态势下，QDⅡ的境外投资无法得到国内资金的认同。新规则放宽投资领域，提升QDⅡ在海外市场参与的深度和广度，确实对QDⅡ在海外投资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作为极具潜力的市场参与主体，无疑对海外市场也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但是，仔细研究一下条款，可以看出新规则仍然是有限度的开放，因此近期未必会对海外市场形成实质性的影响。
首先，QDⅡ投资资金总量有限。目前批准的QDⅡ一共18家，总的外汇额度是140亿美元。在一段时间内QDⅡ的可投资资金应该是在这个数字左右。这个规模的资金流入大约占华尔街股市每天交易量的八分之一或九分之一，而且这些资金也不会一次性流入。所以对华尔街近千亿的日交易量，不足以产生任何显著的影响，不可能成为推动牛市的力量。
其次，新规则还规定，投资于股票的资金不得超过单个理财产品总资产净值的50％。实际上的意思是，除外资银行以外，目前国内银行的QDⅡ的股票投资资金总量可能是非常小的规模。占到华尔街日交易量比例非常低，对华尔街的影响更微不足道。
另外，最重要的是，这一新政策还有比较严格的前提条件。境外投资管理人应是同银监会已签订代客理财业务监管合作备忘录的境外监管机构批准或认可的机构，商业银行应选择在与中国银监会已签订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境外监管机构监管的股票市场进行股票投资。按照新规定，国内银行的QDⅡ可以投资的股票市场目前仅限于香港市场。所以股票投资规则的放宽，在目前从根本上来说，与华尔街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我们认为，中国QDⅡ的新规则推动华尔街牛市或者持续华尔街牛市的看法，近期还缺乏实质性的支持。但是我们可以期待，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发展，随着中国外汇市场更进一步增加弹性的改革，QDⅡ规则会逐渐进一步松绑。QDⅡ的数目，投资额度以及股票投资的限制都会逐渐改变。
汇司的超级影响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汇司”)，它的职能之一是将超出进出口需求和其他短期支付需求的外汇资产，从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中移出，有效地隔断外汇资产过快增长对货币供应的压力，并减少流动性，保证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汇司”通过发行国家特别债券的方式，购买外汇的数额可能高达2000亿美元。“汇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金管理公司之一。该公司一个职能是外汇资产的投资管理。这一部分的职能相信是有较高收益要求的，不会完全投资于固定收益产品，一定会参与一些收益较高的金融资产的投资，包括，股票、期货和其他金融衍生产品上，达到国家外汇资产增长保值的目标。
最近的一个报道称，“汇司”已经以30亿美元购买了世界最大的股权投资基金黑石公司的无投票权股权，这意味着“汇司”可以，并已经开始通过黑石基金参与全球股权投资。这个动作也显示，“汇司”的投资可能不仅限于全球的二级市场，也可能全方位参与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市场投资。
所以，不论从管理的外汇数量还是从将来可能投资的市场和产品，“汇司”都不是现在QDⅡ的规模能够比拟的。而且“汇司”不是商业银行，不必遵守新规则中对银行QFⅡ股票投资的市场限制，华尔街可能是该公司的主要目标市场之一。更重要的是，“汇司―可能成为华尔街投资银行的大客户，不论从产品销售还是从外包管理服务的角度，这个公司对华尔街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都不可忽视。
经济金融的全球化、一体化是个大趋势。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的全球依存度越来越高，达到40％到60％。金融证券业也面对如何融入全球化，如何按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运作，为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提供金融服务，分享全球化利益的挑战。QDⅡ是金融证券业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使中国的金融证券业正式进入以全球视野运营的发展阶段。
另外，资产的全球配置，利用全球各金融市场的不同特点，分散风险，寻求安全稳定的证券投资回报，已经成为全球投资资本的共识。
全球外汇投资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新常态汇率波动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经历了几个阶段，2008年～2010年人民币汇率曾一度“固定”“，管理”替代了“浮动”，人民币兑美元一度保持在6.83的水平上。2010年人民币“汇改”步伐再度加快，向着由市场供求决定汇价的“双向波动”迈进，2012年人民币汇率波幅放宽至1%，2014年3月17日人民币的市场交易价波动幅度由原来的1%又放宽到2%，人民币汇率在这期间出现了大幅的波动，人民币一改2005年汇改以来的单边升值趋势，呈现出双向波动的“新常态”。人民币双向波动趋势的出现，既有基本面的原因，也有宏观管理层的推动。由于后危机时代的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双顺差减少，客观上需要改变2005年以来单边升值的趋势；从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角度看，也需求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更多地体现市场预期。这既是经济基本面新常态的体现，也是人民币汇率政策新常态的体现。回顾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调整，一些长期因素仍然将在新常态下决定着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变化，成为新时期伴随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常态化影响因素。梳理这些因素，将有助于人民币汇率改革向着双向波动总体平稳的新常态转变。
1货币国之间政策博弈常态化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国家间的经济依赖性的不断增强，各国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越来越明显，由于各国经济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在一起，一国经济政策的变动构成对世界经济均衡状态的一种冲击，即政策性冲击，而这种冲击对于其他国家就是一种政策的溢出。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各国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日益明显，由于存在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和“回振”效应，各国在考虑经济决策时，需要更多地研究外部因素的制约作用，国家的货币受到影响。这表现两个方面在：第一，由于金融全球化导致的全球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关联程度加大，金融波动的传递渠道多样化，传递效率大大提高，各国单独进行的金融稳定努力很难奏效，而且还会受相关国家政策的抵制；第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货币之间的竞争日趋明显，弱势国家发行的弱势货币经常因为各种形式的货币替代而被“边缘化”，关键货币的发行国主导金融全球化的过程，弱势货币发行国的货币被严重削弱。
2金融全球化导致汇率波动常态化
金融全球化使各国的金融市场相互联系，短期资本的跨国流动和金融投机交易成为这一背景下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这改变了原有的汇率形成和运行机制，加剧了汇率的不确定性。
(1)投机交易使得汇率浮动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汇率“脱钩”，汇率内外均衡的调节作用减弱。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以金融衍生品为主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其交易额也高于全球GDP几十倍，这些交易在很大程度已经脱离原生金融品的价值基础，具有投机交易的性质，由金融衍生品交易所导致的汇率波动日趋频繁，使汇率变化已经不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的状况，原有的汇率波动对价值的发现功能因汇率的频繁波动而丧失，这也就是汇率“脱钩”。汇率“脱钩”增加的汇率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在国际流资的冲击下长期偏离均衡价值，导致价格信号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国际收支的长期失衡。
(2)金融全球化使维持汇率稳定的成本大大增加。克鲁格曼(Krugman，1989年)指出，任何回到一种比较固定的汇率体制的企图都有两个问题：我们不知道合适的汇率是多少，另外，我们也没有为合适的汇率做好准备。这说明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合理的汇率水平的确定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在金融投机交易远远大于商品交易的金融一体化进程中，资产组合的变化成为汇率变动的决定因素，货币当局无法从汇率波动中预测均衡的汇率水平，市场参与者也无法预测货币供求的变化，导致整个外汇市场在非均衡点上出清。这种非均衡点上的出清会延迟甚至误导货币当局对形势的判断，降低货币当局调控政策的质量。另外，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外汇市场上的投机资金可在很短时间聚集大量资金对一国的货币进行攻击，一国货币当局往往要同来自全球各地的投机者进行博弈，而一国货币当局用来稳定汇率的外汇储备与投机者聚集的投机资金相比，往往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最典型的案件便是遭受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各国，当时泰国、印尼等国家都在投机资金的攻击下耗完所有外汇储备后被迫进行汇率贬值。这也说明了后来的新兴市场国家都维持有较高外汇储备的原因(虽然维持高的外汇储备成本也相当高)。央行干预外汇市场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想要保证干预的有效性，就必须对干预目标保密，否则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会使干预活动完全无效，而预期的不确定可能导致市场的意外波动，不利于汇率的稳定。
(3)金融全球化过程的不均衡，导致汇率制度选择的不同。金融全球化的进程可以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以发达国家为主线的金融监管放松，另一条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线的金融自由化。两条主线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发达国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完善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对较弱，金融体系也不够完善，金融监管更是水平低下。在这种背景下，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好处被发达国家享有，如：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投资增加、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金融风险的分散和转嫁等。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因经济实力弱，在国际金融秩序和货币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成为最容易受冲击的群体。一个可见的事实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自身金融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过快地开放金融市场，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本国多年经济发展的成果被发达国家的投机者洗劫一空，而危机过后又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的金融援助条款。金融全球化的这种不均衡影响也直接体现在汇率制度选择上。发达国家尤其是“关键货币”发行国，因为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加上完善的金融市场的支撑，对汇率波动较少干预，多以市场调节为主，因此以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居多。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货币所处的边缘地位，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上倾向于盯住某种“关键货币”，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是放弃货币，完全以“关键货币”替代本国货币。此外，就经济冲击的传递效率而言，金融全球化比起贸易全球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金融全球化在对不利冲击的传递上效率很高，尤其对于新兴国家；相反，金融全球化对有利冲击的传递却比较缓慢。一般而言，有利的经济冲击通常源自发达的国家的经济扩张，但由于金融全球化在传递冲击上的不对称性，使得有利冲击不容易传到新兴市场国家，而不利的冲击却经常由新兴市场国家承担损失。其原因是汇率和其他金融危机经常通过所谓的“传染效应”得到传递。
3新常态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路径
第一，推广远期银行结售汇业务。继续扩大远期结售汇业务的经营主体，使更多企业可以利用外汇远期交易进行风险管理。在扩大业务经营主体范围的同时，可以进一步放开外汇远期交易的范围，逐步从实际贸易用汇需求向资本项目下的外债借贷等内容过渡。在远期银行结售汇业务的基础上，积极发展银行间的远期外汇市场。第二，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品种。目前，在我国外汇市场进行交易的币种仅有美元、日元和港币等少数几种货币，工具相对单一，这与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还有较大差距。要更好地发挥外汇市场的金融服务功能，必须逐步在银行间建立外汇拆借市场，实现外币与外币之间的交易、外币期货和外币期权的交易等。总之，外汇市场的发展和完善的最终目的是为企业和银行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第三，增加新的汇率衍生产品。汇率衍生产品对于银行来说是新的业务增长点，对于企业来说是风险管理的工具。汇率制度弹性化改革必然会使汇率的波动范围增大，这本身就为经营汇率衍生品的金融机构提供了获利空间，同时也扩大了外汇持有者对汇率衍生品的需求。我国应大力发展远期外汇期货和期权为主的汇率衍生品，为微观市场主体提供更多的风险对冲工具。第四，建立汇率风险监控体系。人民币汇率弹性化改革，必然要求汇率波动范围的扩大，而这必将增加由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不论汇率波动风险是由微观经济主体承担，还是由央行承担，汇率弹性化后的风险总量将大大增加。为此，我国应建立汇率风险控制体系，提高国家对汇率风险的监控能力。汇率风险的监控应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就宏观层面而言，中央银行为增强外汇干预的有效性、准确度，应注重加强对大额资金流动的监测。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加强央行、外汇管理局与各外汇交易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换机制，通过银行资金收付结算系统监控异常大额资金调度，加强外汇交易头寸管理等。就微观层面而言，企业和个人应加强不同期限、不同币种资产的风险管理，及时调整外汇资产组合，并利用外汇衍生工具分散和对冲风险。
作者:王旭 张璇 单位: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云南大学软件学院
参考文献:
全球外汇投资范文第5篇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当我们的经济实力占到全球第二位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很多人对此感到欢欣鼓舞，认为我们有了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在世界上说话的力量就强了。
但是，我们很少考虑到，这么多外汇储备，我们用来做什么了？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用于了购买美元、美债等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然而，当我们要把这些问题放到另一个层面去看的时候，人们会发现这个情况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按照美国的算法，截至2013年年底，美国在全球进行的投资共21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国际净投资却始终是处于负的状态。按道理来讲，一个国家的国际净投资如果是负的话，是没有权对外投资的，那么问题来了，美国这些对外投资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中国来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中国生产出产品，出口到美国，美国人使用了这些产品，把一些电子化的美元给了中国，这样一来，美国拿到了实物，中国拿到了钱。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中国把得到的钱用来买了美元资产，又把钱给了美国，然后美国再拿着这些钱在全球进行投资。于是，结果便是，美国得到了实物和钱，并把这些钱转为了国际投资，而中国则因为看到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心里非常坦然高兴。
21万亿美元，这是美国的对外投资额，中国是多少呢？直接投资7443亿美元，总投资7000亿美元。
问题还在于，这不仅仅是数额上的巨大差距，更重要的是，投资结构。数据显示，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人在世界各地的股权投资在大幅增加。仅仅这样一项指标，人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美国在全球的资源掌控能力之强。
因此，对我们来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快突破这个局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但是比较可气的是，西方国家已经先中国200多年进行了全球资源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新兴的经济体，包括日本等，也都展开了在全球的投资。
目前，全球范围内，相对比较容易配置的资源，都已经被别人拿走了。且不说中国要迈出这一步，必然还要受到美国、日本等国家的限制。如果不能有效地从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上来调整我们的国际战略，来处理我们的外部资产，再过上20年，可能我们连现有的资产都达不到。
面对如此困境，我们怎么做呢？这里面可以有很多角度，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次我们“一带一路”战略所提出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样的基本问题。
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过去那些国家投资有所不同，基础设施投资中不动产占很大份额，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相对比较薄弱的地方。这些基础设施投资，在投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设备等等，可以帮助改善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扶持、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但因为在投资完成后，不一定会直接形成进出口货币，也就不会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大的冲击。
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投资过程中，通常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所以是双边关系。不过，我们现在要走的是另一条路，是多边关系，这样就显得更加公平，更加透明，更加符合我们国家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