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农业大学专业
华中农业大学专业范文第1篇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录取学校 院系 专业 1 240264010001 张云华 云南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学院 动植物检疫（专升本） 2 240204270001 陈治宇 云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专升本） 3 240264030001 韩程 云南农业大学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农学（专升本） 4 240264030011 李林武 云南农业大学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农学（专升本） 5 240264030004 肖潮海 云南农业大学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农学（专升本） 6 240264030008 邢强 云南农业大学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农学（专升本） 7 240264030006 杨林丽 云南农业大学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农学（专升本） 8 240264030010 张石艳 云南农业大学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农学（专升本） 9 240264080030 吉佳佳 云南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升本） 10 240264080026 杨珍 云南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升本） 11 240264130002 和棠花 云南农业大学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与鉴定（专升本） 12 242504310003 赵宏鑫 云南财经大学 中华职业学院 会计学 13 242504310001 陈思璇 云南财经大学 中华职业学院 会计学 14 242502110002 冯筱媛 云南财经大学 中华职业学院 汉语言 15 242502110001 尤炫智 云南财经大学 中华职业学院 汉语言 16 242502110005 田润金 云南财经大学 中华职业学院 汉语言 17 241604040002 何敏 玉溪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18 241604040007 何菲 玉溪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19 241604040009 闻娜 玉溪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20 241604040008 郭欢 玉溪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21 240364090005 陈红康 西南林业大学 园林 22 240364090002 龙蓉蓉 西南林业大学 园林 23 240804100007 胡梅 云南民族大学 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会计教育 24 241264120001 杜鹏 昆明学院 园艺
华中农业大学专业范文第2篇
一、我国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办学模式
（一）农林院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办学模式
从培养目标看，各高校都强调该专业基本培养目标是为各级政府部门、涉农企事业单位等培养应用型人才，其中中国农业大学等6所农林院校突出强调专业型，而南京农业大学等3所高校则重点强调综合型；中国农业大学等7所高校对学生所需掌握的基本知识有具体要求，而华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对这方面要求较为宽泛。
从总学分看，各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总学分基本在160～180之间，西南林学院最高，为183．5分，中国农业大学最低，为160分；同时，各高校的必修课学分都占到总学分的40％以上，其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必修课学分比重最低，占40．77％，中国农业大学必修课学分比重最高占75％；南京林业大学等5所高校将创新学分纳入学分体系，但仅东北林业大学与南京林业大学明确规定将其作为必修或选修，并对具体分值作了详细说明；各高校基本学制为4年制，同时中国农业大学提出可实行3～6年弹性学年。
从学科设置情况看，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代表的重点院校，主干学科内容几乎涵盖了农（林）经济的各个方面。在特别课程上，浙江农林大学增设了“学会学习”课程，东北林业大学开设了“农林产品贸易双语教学”，而西南林学院增设了“法律基础与企业形象设计”等课程。
从实践教学体系看，各高校皆强调实习在专业学习中的重要性，包括农村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
华南农业大学等3所高校拥有专门实习基地，浙江农林大学和西南林学院还加入了企业实习的内容。
在科研教学体系上，中国农业大学等重点高校将毕业论文作为主要考查内容，南京农业大学等5所高校则加入了科研训练等内容。
在特别制度与要求方面，中国农业大学与东北农业大学都实行了导师制；中国农业大学等有比较完善的科研资助及奖励体系；华南农业大学等3所高校对尖子生的课程学习给予一定自由。
（二）综合院校经济管理专业的办学模式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属于部门经济范畴，一般性通过对国内经济研究最为成熟的3所大学经管类专业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在培养目标方面，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强调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其中清华大学将专业设于经济金融学院，培养目标带有经济学、金融学交叉特点；北京大学则着重于经济学培养要求；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国内经济学领域的翘楚，率先开办了基地班，实行了经济学—数学双学位实验班的培养模式。
在学分体系方面，清华大学分春、秋2个学期，要求总学分不低于140，并且加入夏季学期实践环节（15学分）和综合论文训练环节（15学分），创新学分可转换；中国人民大学的学分体系分为社会实践与社会服务学分、课程（150学分）、非课程（20学分）3部分；北京大学学分体系相对单一，分为必修（占61％）、选修（占34％）和毕业论文3个主体。
在课程设置方面，3所高校主干学科基本一致，均以经济学为主，其中清华大学偏重于企业管理与财务方面，北京大学侧重于理论和应用经济学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课程设置体现了其在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方面的专业优势。
在科研、实践教学体系方面，3所高校各有特色，其中清华大学以落实人才培养计划为主，而人民大学项目比较多样化，北京大学的特色在于弹性学分，学生选课自主性大。
在特别制度与要求方面，清华大学要求必须通过该校英语水平考试，选课自主性较强，同时对学校科研资助力度大；北京大学实行本科生导师制，学生选课同样具有较强自主性；而中国人民大学的特色体现在基地班教学中。
二、北京林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办学模式的改革思路
（一）明确专业培养目标
农林院校不再单一强调应用型或研究型人才，而更多提及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就业也不再局限于农林方向，而要“既能从事农林经济管理又能胜任一般经济管理岗位的要求”。地方高校培养目标还应注重与当地实际结合，如东北农业大学强调“立足龙江，面向全国”，服务于黑龙江“农业强省”的需要、“三农”人才培养的需要及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全国性高校的目标对象更加全局化，如中国农业大学“为各级政府部门、涉农企事业单位、教育和科研单位”，清华大学“为经济、金融、工商等各界及各社会科学学术界”培养人才。
北京林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宽厚经济学、管理学和（农）林科学基础知识，突出的专业学术素质和经济管理能力；熟悉（农）林业生产经营过程和相关政策法规；掌握（农）林经济管理方法和技能的高级管理、科研和教学复合型经济管理人才”，立足点高，综合性强，特色突出，目标明晰而高远。
（二）建立科学的学分体系
各高校普遍采用“必修课（通识教育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专选课＋公选课”的模式，总学分在160～180之间，必修学分为100～120左右，实践教学约占30分，公选课种类规模各不相同，有些高校对某类公选课作最低分要求，而有些高校如清华大学则规定每学期公选不能多于一门。奚祥华、曹明宏等提出课程设置要打破传统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基本模式，按照素质结构和专通结合、文理渗透的要求设置课程模块。另有部分高校对“创新学分”进行特别管理，可软性激励（东北林业大学代替选修），也可硬性规定（南京林业大学作为必修），亦有“先软后硬”（北京大学“研究课程”可自由选择但有不及格风险）。北京林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分为通识教育（必修＋选修）＋学科基础教育（必修）＋专业教育（核心课（必修）＋选修模块1、2、3）＋实习实验（必修）＋毕业论文设计＋综合拓展环节，毕业生总学分为196．5，分值偏高，因此学生可自由选择的空间不大。
（三）设置合理的课程内容
农林院校在通识课、专业基础课上设置差异不明显，而在专业选修课的设置上有很大不同。如西南林学院在生态、心理、计算机等方面有广泛涉及，浙江农林大学还创造性地设置了生态环境类特色模块课程群及“学会学习”课程。与北京林业大学相比，其他农林院校的课程命名更加专业化，如农（林）业企业经营管理学、农（林）政策学等。2011年底，北京林业大学农林经济专业进行了新一轮的课程调整，在大一和大二重视基础学科的学习，在大三和大四增加了选修课程的选择，但是在专业课设置方面，没有很好地体现农林院校的特性，建议增加农林院校的专业性设置，比如由“企业管理学”进一步延伸到农林企业的管理等。
（四）丰富实践教学
多数农林院校建立了丰富的实践体系，如专业文献综述等科研训练与农村调查等社会实践。
高校对科研立项的重视和建设程度不同，比较成熟的如清华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立项管理非常严格且文件齐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的实践教学最为齐全，有基地学生导师制等9大科研实践教学模式。然而，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对“经济管理”体现不足，尚未完全与林学、林业工程类实习区分开，只有华南农大等少数高校有专门针对经管专业的实习基地。北京林业大学农林专业在大三阶段都会安排实习，学校也花费了很多人力和财力，时间较短，而且内容多以林业为主。
郑炎成等针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面临的经费难以保证、对象难以确定等困境，提出“就近选点，解剖麻雀”实践教学模式［6］，对此北京林业大学可以“梁希”实验班为试点，进行摸索创新；同时专业实习尽量本地化，可以降低成本，也易于可持续化和常态化。
（五）实行弹性学习制度
部分学校提出3～6年毕业的弹性学制，但实际操作中并不多见；各校对于尖子学生有不同待遇，如华南农大给予旁听权利，东北林大则可提前选修，更为常见的是在学院内部设置强化班、实验班等，对尖子学生进行集中教学与管理。浙江农林大学非常人性化，学生除可自主选择专业、课程与教师外，还可自主选择学习进程，减少课程时间冲突，避免学生在按偏好选课时难以取舍的情况。
北京林业大学农林专业设置了“梁希班”，也希望打造尖子学生，不过选择余地还是不大，和其他班级的学生没有本质差别，学生和老师的互动需要加强，在课程选择和资源配置方面也应有所倾斜。
（六）科研型和就业主导型并行
高校培养的人才并不都是科研型人才，应该在科研型和就业主导型方向有所区分。特别是在专业设置上，要突出实用性和灵活性。在教学方法上，要做到教室、实验室和现场相结合，书本教育和技能操作并重，使学生在校时与社会近距离，毕业时与社会零距离，成为有多技之长的“抢手货”。目前北京林业大学在科研型和就业主导型方面的区分较少，现在大学生就业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因此在就业主导型方面应该加强。
（七）推行导师制
华中农业大学专业范文第3篇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只要选报了农学专业，一辈子就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田间生活扯不断联系。最具有代表性的农学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生活，便符合了大多数人对于农学专业读研生活以及就业方向的想象。但是，近几年现代农业的概念远远超过传统农业中的种菜种粮、养猪养鸡的范畴，农业已经涵盖生态、营养、动植物检疫、食品加工、克隆、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农村社会的发展规划等诸多内容。
随着现代农业的进步，农学专业也发展迅速，出现了园林艺术等与新潮的绿色农业、旅游农业联系紧密的专业。在这期栏目里，我们将会为大家解答农学专业读研以及就业方面的问题，为此，特别采访了华中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处镇志勇副处长，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学院院长曹凑贵教授，以及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学院的优秀研究生郑敏同学。
【主歌】“专家说”
“真正的就业是让知识学有所用”
《求学・考研》：目前，研究生招生工作已经基本结束，2011年华中农业大学的招生情况怎么样？与2010年相比有什么新特点？
镇志勇处长：2011年华中农业大学专业学位的报考人员一般是应届毕业生，在职考研的人数较少。一般报考的是农业推广硕士、兽医硕士、工程硕士、风景园林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和社会工作硕士。我校是全国首批获准农业推广硕士、风景园林硕士和社会工作硕士等专业学位授权的试点单位之一，其中农业推广硕士招生领域达12个，是中南地区招生覆盖学科门类最广、培养力量最为雄厚的高校之一。最热门的报考学院和2010年相同，主要是植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园艺林学学院和MBA。
《求学・考研》：农学一向是华中农业大学最吸引考生关注的地方，在农学研究生招生方面，2012年有没有一些新政策和新计划出台？
镇志勇处长：主要是在2012年的研究生推免工作中，在对待外校推免生方面，只要是符合对方学校推免资格的学生，我们一般都会接受。在复试中，我们会关注他们的创新精神和科研潜力。我们学校准备在2012年申报生物信息学这个新专业，预计在2013年可以实施招生。
《求学・考研》：调剂阶段是考生们最紧张的日子，华中农业大学2010年接受考生调剂的情况怎么样？今年调剂的学生一般会被哪些专业录取？又有哪些新特点？
镇志勇处长：华中农业大学特别注重研究生考试的调剂工作，努力做到一切为考生着想。2010年调剂了200多名同学进校，调剂出去1099人，调剂成功率很高，学生的满意度也较好。比如，我们在考研调剂时期会每天更新研究生招生的网页，告诉考生们当天的调剂信息。因为本校的农学专业性非常强，所以每年对口调剂的学校都差不多。我们还会把外校调剂的信息放在研究生招生网站上，方便那些对外校信息不是很了解的学生。我们也统计了以前考生调剂的去向，给考生作参考。
《求学・考研》：最近有些媒体说，高考的报名人数缩水了，而近几年研究生就业状况和薪资水平都没有很大的改善，很有可能导致考研人数减少。对于这种状况，华中农业大学会怎样面对呢？
镇志勇处长：我认为“考研热”冷却下来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因为生源数量减少，以后必然会导致研究生报考人数的减少。但是，华中农业大学一直坚持着研究生精英教育的理念，并没有计划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反而一直在控制研究生的招生数量。我们每年的研究生导师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研究生增长速度，努力提高研究生教学的质量，为学生负责。
《求学・考研》：我在前几年的湖北省大学生创业展览上看到，有一些华中农业大学农学专业的学生开果园创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于这种现象，很多同学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花了这么多钱读研究生，到头来还是自己创业，您怎样看待？
镇志勇处长：大学生应该转变一下对于“成功就业”的定义，我认为真正的就业就是让自己的知识学有所用。当你在从事一项工作的时候，你能够把你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工作中，这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现在有很多学生从事着和专业不对口的工作，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就业市场很多方面需要时间来发展和完善，一部分原因是同学们的“屈就”心理。华中农业大学每年都有一部分学生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创业，比如开果园的同学，如果没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不懂得育种、施肥等等在果树栽培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他是不会取得创业成就的。我觉得对于那些“屈就”自己，去一个专业不对口单位就业的学生来说，这种把所学知识应用于社会的学生是值得学习和钦佩的。
【副歌】“老师说”
“农学专业的‘辛苦’是为了发现问题”
《求学・考研》：不论是高考报考，还是研究生选择专业方向，大家在面对农学专业的时候，总会认为这个专业会比较辛苦，报考率不是很火热，您怎样看待这个现象？
曹凑贵教授：我觉得大家对农学专业的了解比较片面，从传统的观念来讲，很多考生都觉得这个方向非常辛苦。农业不是一个简单的产业，而是国家的事业。目前，粮食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安全问题这三大安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与国家的政治稳定有重大联系。所以，就这一方向而言，从事农业的前景和潜力是巨大的。
而且，现在的农学专业已经改变了很多，在就业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新方向，比如生态农业等。农学专业的“辛苦”是为了发现问题，我们学农学就是为了解决“面朝黄土背朝天”这一种植方式的辛苦。既然大家都觉得从事农业辛苦，为什么我们不加入到这个行列里来，去努力研究出可以不那么辛苦的种植途径和方法呢？
《求学・考研》：随着我国农业的发展，那现在有没有一些新兴的就业机会，不存在人们传统意识上的“辛苦”呢？
曹凑贵教授：实际上现在农业这一块，观光农业、旅游农业都是非常流行的。比如江浙、上海一带，你很难分清楚哪些是工业、哪些是农业，它们很大一部分都是工厂化生产。另外，如果学生就读生物智能、生物技术、转基因和基因工程等新兴农学专业，就业环境将会展现出现代农业的特色。
《求学・考研》：农学专业和生产实践息息相关，农学学科的教学是怎样体现这个特点的呢？
曹凑贵教授：老师为什么要做科研？老师做科研就是为了能突破课本到课本的局限，在科研前线上发现实验中所反映的问题，然后以案例的方式在课堂上讲解给学生，大家一起分析总结。这样，学生也会比较感兴趣，学到的知识也会比较扎实。
《求学・考研》：农学专业的学生有的来自城市，有的来自乡镇，城市的同学在上大学之前可能对农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了解比较少，而来自乡镇的同学可能对这些基础知识就比较了解，而且有亲身的体会。您觉得这两种来源的同学各有什么特色呢？
曹凑贵教授：来自城市的同学可能会缺乏一些生活背景，比如他不知道农民劳动的艰辛，但是他的知识面和信息来源非常广，思维方式也比较多样化。而来自乡镇的同学性格比较朴实、稳重，在田野实验中态度会很积极。这两类同学各有千秋，只要有兴趣，都适合就读农学专业。
《求学・考研》：在普通人的印象中，农学专业的学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艰苦的野外实验，您如何看待这种实验？
曹凑贵教授：做科研是一定要做实验的，不同学科的实验有不同的方式和基地。生态学和作物栽培学的实验大多数都是在田野间进行，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虽然有很多实验室，但老师和学生们大部分时间在田间野外。
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差别，农学的实验比较特殊。有的实验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在实验中也会遇到其他学科没有的困难。农学很多实验需要在野外进行，水、阳光等条件难以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验的进展。比如2011年我们在野外的试验田降水很多，水稻基本上都被淹了，这是一笔很大的损失。可是，这种棘手的情况是比较多的，这种试验不同于实验室的实验，是野外的大规模生产试验，也是考验我们研究成果有没有用的一种方法。
《求学・考研》：一般什么单位对农学专业学生的需求量比较大？
曹凑贵教授：这几年，有很多单位在华中农业大学招聘，特别是一些基层或地县级城市的农学相关单位。但我们的学生很少愿意去，所以这些单位也很难在我校招到合适的人才。我们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人参加大学生村官的选拔，可能是因为大家刚毕业不愿意深入基层，都想去大城市闯荡一下的缘故。
【间奏】“学生说”
“田野实验最能证明你的毅力”
《求学・考研》：在你周围的同学里，城市同学和乡镇同学的比例怎么样？
郑敏：在我周围的同学里，乡镇同学要多一些，因为他们对一些基础知识比较了解。城市的同学一般都会选择华中农业大学的其他专业。
《求学・考研》：农学专业有很多的田野实验，你的田野实验是如何开展的？
郑敏：我近期在做的是水稻试验。水稻的生长期是5到10月份，我们在这段时间内会分两批轮流驻扎在两个实验基地，主要工作是取样，观察水稻生育期的发展、植株的采集。在做取样的时候，需要当天就把取样的植株运回武汉的实验室分析，因为农学专业的实验对时间的要求很严格。这些严格要求的实验程序培养了我做事踏实认真的态度，对以后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求学・考研》：你们在实验基地的生活条件是怎么样的？
郑敏：以前我们都在农户家里租房子，和农户们一起住。农户给我们做饭，但生活一般都要受他们限制，比如一定要和他们差不多同一时间睡觉，不能影响他们的作息时间，这就很影响我们在晚上做实验分析和讨论。后来，我们就单独租房子或者学院自己建房子。就日常生活来说，女生比男生面临的困难要多一些。比如洗澡没有专门的浴室，有的男生直接用井水洗，但因为井水太凉，女生往往受不了，只能把井水打到房间里去擦洗。2011年华中农业大学实验基地的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生活设施基本完备，热水器、空调和网络都在安装之中。虽然刚开始条件艰苦，但是时间久了大家都会适应下来，我们的吃苦精神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田间实验是我们步入社会前不可或缺的一课，因为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现代社会，想要获得事业的成功，必须有坚韧的毅力和吃苦的精神。
《求学・考研》：那在具体的大田试验中，研究生具体要做的有哪些事情？
郑敏：基本上我们每天都要顶着烈日下田，只是中午太阳太大的时候会休息一会儿。整田的工作有时会让农民帮忙，但有些导师要求整田工作也必须由研究生自己完成，比如做好田埂、播种等。一般的施肥、浇水都是研究生自己做，因为雇人去做很难达到实验的满意度，一旦中间哪个环节出现问题，有可能我们一整年的心血都白费了。我们工作中也很少使用农用机械。
《求学・考研》：那下田是田野实验中最辛苦的工作吗？
郑敏：是的。夏天的时候，外面的温度可能是三十七摄氏度，水田里的温度可能已经达到四十摄氏度，这时下到水田里数分蘖的话，头需要一直扎在底下仔细数，因为有的会有三十几个，要数很久，这样非常容易中暑。如果你想向用人单位证明你的毅力和吃苦能力，你曾经做过的田野实验将是最好的证明。
《求学・考研》：你们做实验遇到过失败吗？遇到失败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
郑敏：本科毕业那一年的暑假，导师都会和研究生们确定研究方向，方向一旦确定，就可以开始做实验，这样算来我们有三年的时间做实验。因为每一种作物的生长时间都不同，所以会导致实验数据存在差距，一旦一个数据出现问题，一年的精力就白费了。在实验过程中，我们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第一年的实验做出来了，我们发现和已经发表的结果不太一样，第二年继续做，还是发现数据不对，剩下最后一年就无法做论文了，因为我们的论文都需要两年或者三年的数据。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在失败的第一年或者第二年就变换研究方向，在别人正确的研究结果上再做深入研究。所以我们对每一次实验都要特别认真。
《求学・考研》：你的家乡在浙江省，毕业后会回到家乡吗？
郑敏：虽然家人希望我考家乡的公务员，而且研究生考公务员比本科生更有优势，但我仍然倾向毕业后留在武汉。现在国家有中部崛起的政策，而武汉又处于发展中的长三角经济区，所以我比较倾向在武汉就业。目前的准备是留校当辅导员，我发现自己更喜欢从事行政类的事务，而且我认为作为一个女生，做行政类事务也特别适合。
《求学・考研》：你觉得周围的农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就业有什么区别？
郑敏：本科生的就业一般比研究生容易一些，因为研究生研究的方向更局限了，而且本科生没有研究生那么好高骛远。本科专业学的很多，很多方向都可以找到工作，也有同学去做财务或者文员方面的工作。不过，我的大部分同学还是在找工作的时候极力靠近所学专业。
华中农业大学专业范文第4篇
近年来，企业对电子通信类专业毕业生的需求迅速增长，电子通信类专业的重要性和发展前景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我国许多农科院校也设立了电子通信类专业，培养了大量的电子通信类专业人才，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办好电子通信类专业顺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但在农科院校电子通信类专业发展进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为学生因学校名字中带“农”字而失去对电子通信等工科专业的优越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习质量，不利于人才的培养。本文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例，对电子通信类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状态进行了调查，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更好地推进农科院校电子通信类专业的发展。
一电子通信类专业发展基本现状
华南农业大学是广东省和农业部共建“211工程”全国重点大学，在百余年的办学历程中，学校建立了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和继续教育多层次多形式的办学体系。学校学科门类齐全，有88个本科专业，23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2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已经形成了农、林、经管、公共管理、艺术、电子信息等多学科并进发展的局面[1]。华南农业大学从1999年开始招收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生，目前已建设了包括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三个本科专业的电子工程系，隶属于华南农业大学老牌优势学院工程学院，在校学生规模达1000人。电子通信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绝大部分进入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主要从事电子通信相关工作，包括电子产品研发、通信工程设计、通信产业服务、集成电路设计、电力、钢铁、地铁等行业调度以及银行软件开发等等。在华南农业大学电子通信类专业发展进程中，学校特别注重师资队伍的选拔和培训。教师从名牌院校毕业的拥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优秀专业人才中选拔；学校投入较大的经费用于师资培训，注重教师与专门的工科院校同行间的交流；工程学院和电子系定期组织教师同行间的教学交流、教学观摩等活动；教材的选用与华南理工大学等工科院校接轨，选用部级规划教材，还使用一些经典的原版国外教材进行双语教学。“电子信息工程实验室”是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重点实验室和中央与地方共建基础实验室，拥有先进的实验仪器设备。实验室进行开放式管理，除保证教学实验开出率100%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专业学生有了良好的动手实践的实验环境。电子系组织参加的每两年一次的全国电子大赛，连续多年来成绩优异。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被评为“广东省名牌专业”[2]。
二电子通信类学生在专业认同感方面存在的问题
虽然华南农业大学为电子通信类专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创造了良好的教学条件、实验条件，但仍存在学生对自身专业没有优越感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质量人才的培养。这种专业优越感缺失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忽视专业的学习
部分学生没有认识到专业的重要性，没有把握专业学习的规律、专业培养的要求、专业的发展方向等，因此忽视专业课程的学习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学习不认真，迟到、旷课现象较多。不能认真听课和记笔记，课堂纪律较差。也有个别学生上课看其它书籍或小声讲话。
2换专业考研
为了追逐社会上所谓的热门专业，部分学生在本科四年时间中用了大部分（两年甚至三年）时间去准备换专业考研。这种现象带来的问题是：不仅丢弃了自身专业，而且不能理解透新的所谓热门专业。因为没有氛围去理解新专业，没有机会去实践新专业，完全成了为考研而考研，为了换专业而换专业。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即使换了专业，在新的专业领域也不一定能找到合适自己的专业方向，最终一事无成。
3争取出国深造
出国深造本身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行为和诉求，但部分学生觉得出国就解脱了，就能解决自己专业学习的问题。出国之前没有规划和考虑清楚自己出国该学什么该如何学，为了取得国外两年制硕士的学习资格，辛辛苦苦花掉本科学习阶段的大部分时间考GRE、TOEFL，准备好出国要达到的绩点，编造些漂亮的PS（PersonalStatement，个人陈述）等，心里想的是如何混出国去再说。这种现象在学生中也有一定的比例。
4毕业后不做专业要求高的技术工作
部分学生对专业不感兴趣，本科毕业后找工作，只做与专业相关的，而不做专业要求太高的研发等工作，譬如销售、策划、管理等等。有这种想法的人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这些工作也是通信电子产业链中重要的环节，有愿望从事这些工作无可非议。但是销售也好、策划也好、管理也好，如果没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如何能将这些工作做好。例如，要做好销售工作，经常需要给客户提供方案建议，现在销售单体设备的情况较少，通常是卖系统、卖服务。如果没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如何能给客户提供专业的系统技术方案，如何能提出具有专业水平的建议，如何能解释得清楚专业设备相比其它厂家设备或系统的优势。又譬如，有的同学想从事策划和管理工作，但如果没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没有踏踏实实地做过几年专业基础工作，如何能提出科学的专业化的策划方案，管理工作又如何能做到以理服人。
三电子通信类学生专业优越感缺失的主要原因
1传统观念的偏差
一是农科院校“农”字当头，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一种印象：农科院校农科强，工科不怎么样。二是农业院校学生对工科专业不自信，以为“农”字当头会遭遇社会偏见，影响求职。三是农科院校工科专业老师的科研任务会有普遍的“为农业服务”的取向，这种科研取向如果带得较多进入教学和人才培养中，但又没有及时给学生解释清楚电子通信专业作为农业信息化的重要推动力而大有作为的事实，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对本专业的模糊认识。事实上，“为农业服务”，丝毫不影响专业老师的工科实力，更多的时候是将工科的知识用于农业领域问题的解决，这个比纯粹在工科领域解决工科问题更有挑战性，体现了学科交叉的科教趋势。
2没有专业方向感
没有专业方向感不仅是农科院校电子专业学生存在的问题，也是本科生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部分电子通信类专业学生没有认识到专业的重要性、专业学习的规律、专业的要求、专业的发展方向等，不能回答“专业是什么”、“专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专业的前沿是什么”、“专业毕业后能做什么”、“我的兴趣在专业的什么方向”、“我能在专业领域做什么”等一系列的问题。
3专业功底不扎实
部分学生没有认识到“专业学习是系统化工程”，对部分课程有兴趣，对部分课程没有兴趣，仅凭自己兴趣取向进行课程学习的挑拣。在很多时候，部分学生认为专业基础课没有用，因此完全没有兴趣，这些都会导致专业学习不系统、专业功底不扎实，失去了“专业优越感”。
4缺乏专业技能
电子通信类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除了应该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外，还必须提高电子制作、编程等方面的技能。部分学生没有很好地参加校内实验和校外实习，不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去体验知识、检验知识与技能，缺乏专业技能和实践操作能力，从而更加失去了“专业优越感”和学习成就感。
四提升电子通信类学生专业优越感的对策
1加强专业教育
一是教师利用自身的工科专业优势，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使学生对专业的范畴、专业的发展前景、专业所需要的知识结构体系、专业的前沿领域以及生活中的专业有更加深刻和清晰的认识。二是在学生的四年学生生涯中，在不同年级进行不同层次的专业教育。比如，一年级刚入学的时候，学生对专业完全没有认识，这时可以就一些层面上的专业知识进行教育，包括专业概念、本专业的就业前景、本专业的发展需要（包括英语、计算机操作和软件编程、电子制作等基本技能），并告诉大家一年级的主要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随机过程等，这些都为后续专业学习和专业技能培养提供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二年级逐步接触电路基本课程，包括：电路分析、数字电路、模拟电路、信号与系统，这些都是专业学习的基础课程，并告知大家这些课程的具体用途以及与后续课程的关系等等。三年级进入专业基础和专业课学习阶段，这一年的学习最为关键，很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都在这一年中学习。一方面要在这一年打好专业课的基础，另一方面要对专业知识体系有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专业方向选择，譬如，偏重软件或硬件，选择偏通信系统或通信工程还是偏电子设计，选择偏信号处理还是信号智能识别等等。到四年级，引导学生进一步加强专业技能的提高，包括基于微控制硬件平台的编程，基于PC机的软件工程类编程或算法研究类编程，基于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增强系统概念，并对就业进行一定的引导。当学生每个阶段都有这些认识，清楚自己该干什么，就会对专业建立有良好系统的认识，也就是有了明确的方向感。三是联系毕业学生，尤其是一些优秀的毕业生，将这些学生请回校园，对在校学生进行专业教育。
2加强实践教学
电子通信类专业是注重应用和实际操作的专业，其应用性决定了教学实践环节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重要性。实践教学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实践教学使学生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岗位技能上都能得到发展。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能够加快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消化、理解和掌握，增强理论教学的效果。因此，高校领导和电子通信类专业教师要高度重视实践教学，加大对实践教学的投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3]。实践教学本身也要超越传统的验证性实验的定位，更多地注重设计性和综合性实验，启发学生从实验目的、实验方案、实验手段、实验结果采集和数据分析等各个环节进行思考和设计。
3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方面。电子通信类专业必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按照“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过硬、整体优化”的方针，引进和在职培养相结合，优化教师的学历、职称、年龄结构，力求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教师队伍。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积极引进具有博士学位的高水平专业教师。(2)通过各种渠道选派教师到国内外进修、参加学术研讨会，提高教师的学历层次和业务能力。(3)选派骨干教师每年下到企业，实践、交流学习、接受培训和参与企业应用性项目研究，来提高教师实践教学能力[4]。(4)在外校、行业、企业等部门聘请一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员担任兼职教师或专业建设顾问，扩大兼职教师数量。尽快提高电子通信类专业教师的教学及科研水平，进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5]。
4引导学生参加技能竞赛
引导学生参加一些有助于专业能力提升的竞赛，竞赛应涵盖专业的各个方向，老师对学生进行悉心指导。优秀学生以点带面，使得重专业发展的氛围在同学中形成并深入人心[6]。譬如，除全国电子大赛、广东省电子大赛等传统赛事之外，还可注重智能识别领域的VOC视觉目标分类比赛、锻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国内国际高水准的数学建模大赛、提高算法设计和软件编程能力的ACM/ICPC（美国计算机协会Association forComputing Machinery主办的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InternationalCollegiate ProgrammingContest）程序设计大赛等，通过这些赛事的组织，让学生感受到电子通信类专业领域是如此精彩，引导学生在如此广阔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5实行本科生导师制
本科生导师制是一种很好的本科教育的尝试，是一种教学与学生管理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下，专门的老师对专门的学生负责，指导学生的学业，引导他们人格的发展和成长，引导学生专业基础和专业技能的并轨发展，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找准自己的专业方向。学生可根据市场的需要、本人的兴趣、老师的科研方向选择导师。这种近距离的“贴身”培养，会加强学生的专业归属感，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有更大机会参与各类科研工作，拓展学生的专业面并切实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电子系的通信工程专业从2006级的学生开始，进行了本科生导师制的探索，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学生，且在专业建设中起到了以点带面的积极作用。要进一步在电子系的范围内推广本科生导师制，提高学生对老师的认知度，融洽师生关系。
6强化“信息兴农”的专业价值观
农业信息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旋律，是农业发展的最大后劲。中国是世界农业大国，农业发展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国家将近十年连续将农业科技、农业信息、农业发展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可见中央对农业发展的重视和决心。中国在向农业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信息化是主要的科技武装手段。采集作物苗情，进行作物生长营养状态评估，实现按需施肥，进行作物产量和品质预测。采集作物虫情，进行作物虫害势态感知，实现按需喷施。用信息化的手段进行农产品的无损检测产品的内部品质评估和分级，用信息手段进行动物的行为感知和管理。用高光谱及机器学习等信息技术进行禽蛋性别的识别。农贸信息的自动知识挖掘，为农产品交易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等等，这些数不胜数的农业科技问题都需要解决。因此，农业领域中信息手段的应用和发展大有可为，包括现在最热门的物联网也与农业领域息息相关。农科院校在对电子信息类专业学生进行培养的过程中，需要大力强化学生的“信息兴农”的价值观，在国家农业科技发展中挖掘自身的潜力，发挥自身的价值。
总之，“农”字当头的综合性大学，要走农科工科理科并重发展之路，除发展农科专业优势，更要发展新兴工科专业和理科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重点抓好培养学生专业优越感的思想教育。电子通信类的发展更要抓住农业信息化的机遇和社会科技发展的热点，加强专业教育，加强实践教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引导学生参加技能竞赛，实行本科生导师制，强化“信息兴农”，以提高电子通信类专业学生专业优越感，提高对专业的学习兴趣，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华南农业大学简介./xw.
[2]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简介. xy.scau. /gcxy/mycollege/StaticsNews.
[3]童玲,王厚军.电子信息类专业实验教学模式的改革[J].中国大学教学,2008(6):24-25.
[4]张自友.高校电子信息专业青年教师专业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D].西南大学,2010.
华中农业大学专业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华农学会 农学研究所 学术建制 移植与研究
随着近代科学在华传播，中国固有知识体系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资源到制度设计均发生了空前变化，在“量”激增的同时，其承载主体也日益“西化”。近代产生的各级农校、农事试验场、农学会和农学研究所等西式学术建制样式，体现了农业知识更新带动的制度变迁。从晚清以至民初，移植域外农业新知识是这些机构的工作重心；到1920年代前后，知识界观念剧变，重心转移，举办研究所风行南北。号为全国农学界领袖的中华农学会登高一呼，倡导设立中华农学研究院，意在扭转学人偏锋，开启研究新风，为后来树立典范。农业学术研究机构的创设，有助于推进中国农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是中国学术整体演进的重要一环。梳理相关史事脉络，可以深化认识“农业科学化”的时代思潮，以及中国学术近代转承演化的全貌。
一、外来影响
中国知识界倡导研究所，很大程度是受了欧美各国的影响。20世纪初，德国形成大学、政府和产业研究机构三种基本建制形态，研究风气在世界首屈一指。尚在美国就读的中国学生注意到，美国后殖民时代建立的大学多受日耳曼大学学风影响，“注其力于研究科”，服膺“大学之极轨，研究天地间之万事万物，作天下人学问之明星”。除美洲大陆之外，欧亚各国也受到这股风气熏染，设立形式多样的研究所，推进本国的科学发展乃至产业振兴。就中国而言，将研究所的思想付诸实际，相比同在学习欧美的日本为时并不算晚。从晚清学制中的大学院、通儒院、学士院，到马相伯的“函夏考文苑”，再到1928年正式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等一系列构思与实践，是为近代中国学术研究体制化与组织化大致的发展脉络。整体来看，近代研究机构大约有国立综合研究机关、大学研究所及各专门研究机关三种。
晚清民国视“科学化”为摆脱农业困局的康庄大道，仿照西方设立本土农校、农事试验场、农学会和研究所，移植域外农学知识以改造传统农业。从晚清开始，南北各地便效法日本，设立各类试验场，到民国初期已达30余处。1906年，大连成立奉天植物研究所，农商部设立林务研究所。以上各种机构成立虽早，但实际状况难以尽如人意。留美生邹秉文1916年在安庆观察到，农事试验场不过农田数十亩，技师毫无农业学识，维持尚有困难，遑论研究与改良农业，“殊无发展前途”。这样的描述大概是晚清以来农事试验场发展的一个真实写照。当然，原因复杂多歧，关键还是缺乏真正致力于农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直至1917年全国性农学社团中华农学会创立，这种情形开始逐步改观。
在留学时代，中华农学会会员中不少人怀有创立本土农学研究机构的梦想。1918年，留法的蔡无忌以为“农学研究所者，农学或关于农业科学之研究处之统称”，如农业试验场、植物病理研究所、种子试验室、机械试验室等，德国和美国此类组织“最多而最有势力”。前者以“分工及分权的普及”最引人注目，各科别立为专门研究机关；农、工业联合出资予以扶助，使其“位置益稳固而势力益扩张”，如bromberg各院及柏林的发酵工业院；研究所附设于高等农业学校或农学士院，使教员、学生“同得其利益”。后者颇能继承德国精髓，“甚为完备”，研究范围各异，侧重于所在地农业特点，每所均受“农学试验场办事处”监督，使其互有往来，并与议会或民众交换意见，farmers tusfitutes即为显例。法国也仿照德、美等国设立研究所，使农学、农业日进。由此，蔡氏认为，“吾国之幼稚农学，实不能与泰西各国相抵抗”，故“欲改良中国之农业，以与世界相争，则非自设立研究农学之机关不可”。
留美学人亲炙欧美学风，对建立本土研究所贡献尤大。1914年，时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任鸿隽、赵元任、周仁、胡明复、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等发起科学社(science society)，发行《科学》月报，“设立各科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秉志、过探先、金邦正、钱天鹤、章元善等科学社元老成为不久以后创立的中华农学会的骨干成员。社长任鸿隽特别强调“学校”与“学会”是创建中国现代“科学学界”的重要手段，当肩负“研究”使命的高等教育“正在破产的时候”，“研究所”成为“制造科学家的时势”的“终南捷径”。任氏另辟蹊径的观念转变，显
然与教育界的风向有很大关联。当时不少人诟病清季以还的农业教育为“书本的”，裨贩有余而研究不足，“食洋不化”，难期实效。任鸿隽认为中国的科学教育有两大缺点：“专注重科学之传授，而不问科学之研究”；“仅以研究之事，委之学校，而不别求直捷有效值途径”。因此更须“研究所”推进“研究”事业。1925年10月，留美生唐钺发表《中国学术的最大病根》一文，直指学术界“重编译而轻研究”的偏向，欲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必然要从“裨贩进而为研究”。学界鼓吹“研究”，恰是“研究”不足(尤其教育疏离研究)的明证。到192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门类大体划定，因而后创，再造中国的学问日益成为学界共识，并且主张通过研究所的集众研究快速推进。
行动始于文史学领域，多以大学为据点，而后扩展至理、工、农、医等科，并越出大学校园。深谙德国洪堡教育理念的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学术化”改造，他认为“大学重点，不在讲堂，而在研究所”，将裁撤之列的法科(法、商、工等科被认定为“术”科)纳入大学学术化轨道，酝酿创立包括法科在内的9门研究所，引领教育及学术界。随后，政府及各学术社团研究机构渐次成立。科学社移步南京高师后，于1922年8月正式创立生物研究所，分设植物部、动物部，先后由康奈尔校友、中华农学会会员秉志、钱崇澍、陈焕镛主持。秉志1909年考取第一届庚款官费生，赴美入康奈尔大学农科，后入研究院，师从世界知名学者尼丹(j.g.needham)习昆虫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又入费城韦斯特解剖学及生物学研究所(the wister institute of anatomy and biology)，为研究学侣，随神经学家杜纳森(h.h.donaldson)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海外的研究履历为其实际主持所务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经验。
在尼丹及其中国弟子共同推动下，中国静生生物调查所得以诞生。尼丹的中国弟子众多，诸如中华农学会会员邹树文、秉志、陈桢、胡经甫、刘崇乐、朱元鼎、吴福桢等中国最早一批生物学学者，均是其及门弟子：邹秉文、过探先、金邦正、钱天鹤等与其也有授受渊源。1927年9月，他应中华文化教
育基金会之邀来华访问。按照双方约定，本只“辅助发展国内生物科学及其研究”，但金陵学界的众门生却寄望借助乃师之力，设立专门研究所，树立学术典范之际，也可张皇英美一系势力。秉志、邹秉文和胡先骕领衔，广为联络康大校友任鸿隽等人，联名致函范渊濂，施加影响。他们认为，国际学术大师若“只在学校授课及往各处演讲，其影响较小；若请其组织生物调查所，本其平生之经验，大约一年之内，可以训练人才，使该所之工作渐有端倪。……将来尼氏离华后，其研究者可以与其计划进行，数年以后，必有较大之成绩”。由此，中国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北京正式设立，秉志出任所长。
并立于南京的金陵大学农林科与东南大学农科，由于大量留美人士加盟，其办学水平很快跃居全国一流，成为名副其实的农学教育与研究中心。另外，这两所学校与同处一地的科学社、中华农学会等学术团体往来密切。中华农学会浸淫在浓重的学术氛围中，并有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直观示范，于1922年提出“将设立各项研究所、试验场、演习林，代社会解决一切疑难问题”。1923年，第六届年会建议政府设立农业研究所，但因经费拮据与政局动荡，皆未能实行。1925年，上海年会和干事会相继提出设立棉业研究所，组织农村问题研究会、改进茶业及推广海外贸易研究所等项，列为重要会务。中华农学会对“研究”的自觉意识，除自身观念转变外，正如时人所道及是受了外来因素刺激，其中日本的影响尤为明显。明治初期，日本引进美国式大农业主义失败，转而移植德国农学，着手建立研究所，大获成功。日本实现从“日本科学”到“日本的科学”转换后，遂按照本国学术典范在中国建立研究所，进行文化输出。1923年3月30日，帝国议会通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以庚款余额在华举办文化事业。次年2月6日，分别在沪、京两地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与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者初设医学、理学二部，理学部下设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地质学四科，与中华农学会同人专业密切相关。它声称以“自然科学的纯粹学术研究”为目的，办成“由中日科学家共同从事合作研究的场所”。实际包藏祸心，难以掩盖文化殖民的凶险用心，更甚者实际充当日本官方情报据点，而遭致中国教育会联合会等教育和学术团体联合抵制。尽管如此，此类机构仍不乏学术典范效应。
学界的反对声音最终未能奏效，退而谋求加入研究。至1925年底，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华医学会等学术团体加入为会员，计有章鸿钊(中国科学社副社长、地质学家)，郑贞文(中华学艺社社员、化学家)，胡敦复、伍连德(中华医学会会长)，谢应瑞(中华医学会董事)等。中华农学会设法参与研究，但对方态度不甚积极，未能如愿，因而大生不满。汪厥
明愤而指责，“只见医学者占多数人，而无一农学专家插翅其间，岂非恨事!夫医与农，皆与生物有关之应用科学也，医如斯，农岂可落后”，农学界应“急当有所表示也”。而中华农学会并不甘心受此“冷遇”，力图扭转局面。1926年4月首次组团赴日参观考察时，汤惠荪在日本农学会和日本农艺化学会联合大会的讲演中，提到中日农业问题极为相似，两国农学界需要“相互提携”，应在上海自然科学所增加农学部，并请予援助。不久，会员在广州年会上再次提出此案，经大会审查通过，并以学会名义致函中日文化事务委员，但仍未获得肯定答复。这对中华农学会应是不小刺激，会员当即提出“农业研究分科陆续举行建设案”，并获大会通过，预示其自办研究机构的启动。
二、沟通中外
民族主义激发朝野人士自觉追求学术“自立”，超越知识“裨贩”旧轨，树立“研究”新风。理想一旦付诸实践，则远非放言高论所能奏效，须有谋事之人，更须具备办事之力。当时南北分立，政争不断，各政派无暇顾及学术事业；学人社团高谈理想，但因经费困顿，无力实施。在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下，中华农学会对于研究机构一直“预”而“未立”。它试图争取一部分退还庚款，促成农学研究机构本土化。民初，法、英、日等国相继宣布退还部分庚款，引发中国朝野激烈争夺。英国决定将1922年12月1日以后收入赔款，拨充中英两国“有利事业”，本息每年合计300余万磅，用途并不限于教育。用款指无定向，颇引起社会论争，各方的分配方案分歧极大，口水战背后却是利益之争。主要有教育学术、实业与军事三种用款取向，“教实”双方是论争主力。在华英国商会主张用于“英国式之中国教育”，并补助在华英国文化教育及医学教育；英国工程师学会坚持用来修筑中国铁路，并联合吴佩孚争取。中国科学社力主用于“研究学术”：纯粹研究，如设立研究所、补贴各大学等：补助研究机关，如设立图书馆、博物馆等；还有人呼吁用于“改良司法”。蔡元培在英岛发起退款兴学运动，发表七项意见，其中第一、二项关系农林研究，主张设立科学研究所，并辅助国内有名大学或专门学校，创设或扩充急需的科学或工艺特科，如农林等科。各方激烈争夺，相持不下。
“教实之争”体现了国人对于发展实业与教育，孰先孰后与孰重孰轻的判断取舍，以及争夺双方为实利而各自放大的倾向。农学界鼓吹庚款兴农，由邹秉文首先发起。1924年，邹氏公开提出要规划四项事业，设计一项组织。他指出中国以农立国，若能拨一部分从事于农业改良的科学研究，是为“协助中国最大多数人民之盛举”，将促进中美邦交“敦睦”，符合美方之愿望；将利用庚款延聘美国专家，帮助中国改良农业。其核心观点是设立“中国农业改良局”，设董事会，由中美双方7至11人共同组成，局内设立棉作、林业试验场和血清制造所，推进试验、研究工作。他主张改良局与各地农事试验场、农科大学合作解决中国农业问题，并与全国各县立农场、农校及乡村小学合作推广所发明的新种子、新方法。这体现了将农业改良各环节连贯衔接，实现研究、试验与推广的融合，全国各农事机关联络一体的思路。邹秉文地位举足轻重，此举对中华农学会应有不小影响。实际上，中华农学会早于1923年便议决加入北京对日庚子赔款问题协会，但因时局动荡，未能展开实际工作，直至许璇主会，相关事项才又提上日程。而此时，外籍人士也颇为关注中国的农业教育与研究事业。1926年3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孟禄(paul monroe)列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讨论利用美庚款设立中国农业研究机关。4月，英国庚款委员会代表团威灵顿爵士、胡适、丁文江一行6人，赴沪征集各界意见，为中华农学会接洽建言提供了契机。这确与邹秉文有的放矢、直指美国庚款的做法不同，略显被动，“此款重要点虽在主权问题，但既来征求意见，亦应有所表示”。中华农学会与教育、实业界均有人脉与利益相系，其不太积极或许与顾忌卷入教、实纷争有关。既然英方主动相邀，发表看法倒也顺理成章。
英庚款代表团来沪，受到社会各界热捧。中华农学会几经周折，才与该团商定晤谈日程。29日上午10时，中华农学会会员庄景仲、过探先、吴觉农、陈同白、陈焕镛、侯朝海一行，赴客利西饭店代表团寓所，与委员团全体委员相晤。首由威灵顿发言，次由庄景仲宣读《中华农学会致英庚款委员团意见书》，由陈同白翻译。他们以两国国情为由头，陈述请款理由：一是中国虽为农业国，“但因水利
不修，童山满目，栽培之法，又沿用旧习，故作物生产未能增进，农民生活难以改善”，故“欲谋中国国民真正之福利，非设法从农业上发展不可”；二是中英双方可互利双赢，“英国系工商国……如能从事中国农业之发展与改良，非但能供给多量与优良之农产品原料于英国，以资英国工业上之应用：且于英国之工业品销售，亦有莫大之利益也”；但“中国因农业生产未能改良，农民生计亦渐
人窘境，因之最多数之国民购买力甚为薄弱，故从事改良与发展中国农业一事，实系中英两国最有利之事业”。而且，中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负担庚款数额最大，“以庚款谋中国农民之利益，以发展中国之农业，又实最适宜之用途”，也可“增进两国国民真正之友谊”。为此，此款用途应为增进农业智识、改善农民生计、治理山林水利、补助中国各种农学团体等。实际上，中华农学会重点表达了两项主张：一是应将英庚款的大部分用于农业改良事业；二是农民及农学团体代表应参与基金董事会事务。双方又经自由发表意见，互相讨论，最后委员团成员一致表示予以采纳，将就大部分庚款用于农业，并请拟具详细计划书。表面看去，接洽相当顺利，其实对方只笼统表示用款意向，并未明确“花落谁家”。但正因此机缘，催生了中华农学研究院的蓝图。5月1日下午3时，中华农学会召集干事及专家会议，郑辟疆、顾鸣岗、陆焕文、邹秉文、于矿、林骥、沈宗瀚、朱凤美、史国英、侯朝海、陈廷煦、朱羲农、吴觉农等13人与会讨论计划书事宜，推举邹秉文、于矿、沈宗瀚、林骥、郑紫卿、侯朝海、朱羲农等7人为委员，负责草拟事宜。2日晚，草就计划书；3日，缮写中英文本各一份，送交委员团。计划书全名为《中华农学会提交英庚款委员代表团之计划书》，主要围绕“中华农学研究院”展开，详述其旨趣、组织、人事及所开展事务各项。它侧重从“沟通中外农学”的角度阐释研究院设立缘起：“欲借以沟通中外之农学，为中国农业贡献，更进而为世界谋其贡献之道也；抑更有进者，有此研究院之设，则可以借此聘请各国学者，相互研究，相互发明，同时而中国之后学，亦可借此而培植其学力，以为农业尽其力；则研究院之设立，如能见诸实行，其有益于中国与世界之农业，顾鲜少耶!”
为争取英庚款，中华农学会设计计划书时，刻意吸收英国学术因素。从整体框架看，欲仿照英国著名农业研究中心rothamsted research center，将试验与研究融为一体。1923年，钱天鹤认为它是近代农事试验场的“源头”，虽为私人组织，但成为英国全部农业研究的发轫地，并引领世界农业研究机构潮流。美国农业研究机构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它的影响。以此为学习对象，既有助于沟通中英两国农学界，争取对方的同情支持，也将对改进中国农业大有裨益。但计划书并非全部照搬rothamsted模式，又融入美国的comell因素。中华农学研究院的架构与功能，与此前的中国农业改良局多有雷同。
此份计划书极有可能由邹秉文本其既有蓝本而成。首先，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及改进中国主要农产物，以稻、麦、棉、茶、蚕丝为主，畜牧、森林、水产等次之，并培养农业特种人才，发表、推广研究结果。其次，确立中华农学研究院组织系统，由研究院、试验场组成。研究院下设动植物育种系、农艺系(土壤、肥料、作物)、农艺化学系、农业生物系(动植物生理、动植物病理、动植物分类、昆虫)、农业经济系；试验场分列稻作、麦作、棉花、茶、蚕丝、森林、畜牧、水产等。相应人事安排：设立院长，由在农学界素负声望、外国著名大学毕业，并曾在农业机关任事5年以上而成绩卓著者担任；各系主任，分任研究与试验部，研究部设立指导员、研究员、助理员、研究生；试验部则设立研究员、助理员和研究生，并且详细规定了任职的学术资历。邹秉文不同时段的计划书实际有一以贯之的学术理路，即研究、试验与推广的融合，但因依附主体不同，侧重各异。中华农学研究院的建制图式更类似于此前全国农业讨论会通过的《全国农业教育计划大纲》附设于大学的研究院，注重研究与试验，推广则稍显次要；农业改良局要直面农事实际，故凸显试验与推广的地位。农学研究院规划出台，意味着中华农学会对于农业改良，渐次走出纯粹的知识移植，着意于农事试验和农业推广实务；既引入农学学理，又重视研究本土实情，两相结合，开出科学新法。这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农学研究机构的蓝图，尽管理想成分较大，但毕竟体现了时代需求与学界动向，并对后来产生深刻影响。
对于庚款利用这样牵动各方利益的敏感事件，不仅各集团之间主张各异，集团内部也意见不一。是年5月，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的杨靖孚主张发展实业与教育相统一，颇有平衡教、实冲突的意味，建议每年拨款200万元，创办“全国教育基本财产林”，以每年收入充为教育经费，既可减少水旱灾害，又可巩固教育基础，一举两益，惠及全国。8月，中华农学会在广州举行第九届年会，陆精治提出“将各国退还之庚子赔款划出一部或一半以上为筹办交通事业及发展实业并请通电全国一致协助案”；杜时化提出“确定庚款三分之二为发展农业经费草案”。会员对此颇有分歧，经大会审查决定暂为保留，待时机成熟再议。另外又决定：反对各国有条件退还庚款及“不当的支配用途”，以示“我农学界之公意”，并派员参加“请求其余各国退还庚款运动”。对英庚款的处理，中华农学会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陆精治的意见，转而主张
以一半款额作为发展农业经费，另一半用作交通事业，再将后者所得收益仍作为农业发展基金，并取部分充为中华农学会基金。可见，在各方互不退让的情形下，中华农学会的主张不得不有所调整，兼顾教、实利益。
三、本土化顿挫
中华农学会虽然未能加入上海自然科学所，但传达了会务重心转移的信息。1927年9月5日，杭州第十届年会通过筹设农学研究所案，将“筹设高等农学机关”正式列为章程的九大事业之一，意味着从制度层面确立研究所的重要地位。其缘由大体有三：其一，许璇是直接的推动者。许氏系浙江瑞安人，受特殊地缘文化影响，颇具事功之志，如马叙伦所言，“承先世及永嘉诸子之说，志于事功，以赴国家之急”。他性情笃实，服膺“知行合一”，厌弃坐而论道，“本会既为农学团体，应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己责，但此非空谈可以做到”。故从长会始，确立农业调查、研究和推广三项事业计划，筹设农学研究所即为整体工作的展开。其二，邹秉文等留美人士的影响至关重要。从人事安排看，邹氏尽管属于学会的核心人物之一，但前期始终没能执掌中枢。究其原因，内部或明或暗的美、日派系竞争及其实力对比依然是主因。日本留学生为会员主体，且通过同窗、乡谊等多重人脉结成一系，长期掌控学会，直到抗战爆发，权势式微；留美生则随中美关系拉近，地位提升，邹秉文开始掌控中华农学会。但他长期充当精神领袖的特殊角色，政出其门。许璇主导规划的学会新路线当与邹秉文等人的竭力鼓吹有重要关系，同时也是农学界趋向美国农学使然。农学研究所的蓝图也多以邹氏的学术理路为圭臬，而远源则可追溯到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其三，中国传统的经世务实学风与西来研究精神相契合。中国古来士夫观念视农业为“经世”要政，与现实须臾不可分离。但近代生吞活剥地“贩运东西洋外国讲义”，学
校所授知识不仅与本土实际格格不入，也与中西学风相抵牾，多被学人与社会所诟病，促使其发生根本转向。中华农学会认同农学为实学，不能仅仅停留于学理授受，更应做切合本土的应用性研究，并与试验、推广相衔接，以改良农业，改善民生。英国rothamsted research center恰好将研究与试验相结合，堪称应用农学研究机构的典范，欲步其后尘，设立农事试验场是当务之急。
杭州年会结束后，农学研究所筹备工作启动，试验场率先成立。9月7日，第一次干事会议推举许璇、陈嵘、吴庶晨、王舜成、钱天鹤、葛敬铭、陈方济等7人为组织委员，确定农学研究所组织大纲，分设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和农业推广三部；章程规定其宗旨为“图农业之发达及农产之改良”，主要事务是先从试验着手，进而为学理的研究。但中华农学会经费困难，单靠日常所人难以支撑，故寻求能够赞助资金的合作伙伴尤显必要，而德国爱礼司淡气肥料公司的出现让它看到了希望。11月19日，双方签订了合作开办农学研究的合同。据吴觉农追述，对方意在进行该公司出产的“狮马牌”化学肥料对稻、麦、棉等农作物的肥效试验。合同规定外方负责提供有关图书和仪器设备。每月拨官银1000两作为试验经费；中方负责具体试验。中外合作不仅可解决开办研究所的经费问题，也可推进农艺化学研究工作；德方则可获产品试验与推销的双利。德商加盟，使得研究所筹备工作迅速推进。25日，中华农学会第四次干事会推定许璇、陈嵘、吴桓如、过探先、钱天鹤、汤惠荪、侯朝海、黄枯桐、徐澄、葛敬铭、袁皙、江汉罗、吴觉农、周汝沆、陈方济等15人筹备研究所，制定了试验场组织大纲及进行计划。在资金方面，提取会务基金充为筹备费，至此前期筹备基本就绪。试验场选址工作遂即展开，由袁绍、周汝沆负责接洽。众所周知，农业受土壤、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甚大，故选址工作相当关键。当然，地价与消费也是考虑耍项，“惟上海附近，住民之多，低价之昂，欲觅相当试验场址，诚为筹备中之最感困难者也”。历时两月余，于沪宁线真茹站附近择定场址，面积约32亩，平坦整齐，灌溉便利，为试验佳地。翌年1月15日，农事试验场正式设立，场技术员周汝沆与工人迁入开始办公。
农学研究所生产部的各项工作同步展开，包括征集种子、报告，组织图书室和标本室等。1928年2月14日设立研究所筹备处，许璇当选农学研究所所长。生产部、经济部也遂告成立，并确定各部人事，梁希任生产部主任兼研究员，陈方济任研究员，周汝沆为技术员，王志鹄、厉熙勤为助理员，孙尚良为会计员；黄枯桐为经济部主任，发行农业经济杂志，专载农政、农村和农民各项重要问题，并拟向欧美及日本各国捐募图书，设立图书馆等。农业经济部的设立缘由：一是农业经济恶化，日益受以农村为中心问题的时势所迫；二是许璇等人的影响，许氏系农业经济学家，深感农业改良政策、农村问题迫切，有必要联络同道共谋出路。至此，除推广部之外，先期规划各部相继成立，农学研究所架构初步确立。7月1日，许璇提出研究所暂行总则
及办事细则，并获通过，研究所正式开始运转。此种建制与中国农业改良局皆突出试验与推广，精神内核又与英国rothamsted十分符合，强调试验工作的重要性，兼容了英、美两国研究所的风格。此举既开农学研究之新风，也为农学界树立典范。试验场成立后，即整理耕地，添置农具、测候器具、肥料试验用具、谷类试验用具等，然后试验，分棉作、水稻、麦作，栽培试验、肥料试验等多个试验区，研究育种施肥以及各种改良，成效显著，声名远播。沪上媒体称其设置农事试验场、农业化学实验室及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各大系，实乃“会务发达”之“界标”。1928年以来，中央大学农学院师生、第二集团军军官农事训练班学员等相继进场参观。农事试验场的良好运作与陈方济和周汝沆的努力密不可分。此二人与许璇渊源甚深，具有同籍、师友多重关系，又因试验经验丰富而颇受重用。陈方济系浙江海宁人，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农林科毕业，先后加入中华农学会、中国科学社和中华学艺社等团体。1926年4月，他受中华农学会委派，赴日西原中央农事试验场、丰田村静冈县立农事试验场参观，重点考察遗传试验，并与高石政次郎和石井三十郎等知名学者交流。周汝沆系浙江诸暨人，先后就读于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为许璇门生。1921年周氏毕业留校任教，任试验场技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