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教育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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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教育核心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数字减影造影； Garden分型； 股骨颈骨折； 闭合复位加压空心钉内固定； 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To compare the efficacy of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and Garden typing in the treatment of femoral neck fracture with closed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with compression screw fixation.Method：A total of 60 cases of femoral neck fracture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3 to March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group and Garden group，30 cases in each group.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group on the basis of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examination results of femoral neck fractures by closed reduction and cannulated compression hollow screw internal fixation，Garden group on the basis of the garden，the typ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the femoral neck fractures by closed reduction and cannulated compression hollow screw internal fixation.The genotyping results，femoral head necrosis after opera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Result：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group type Ⅰ accounted for 20.0%，type Ⅱ accounted for 26.7%，type Ⅲ accounted for 53.3%.Garden group type Ⅰ accounted for 16.7%，type Ⅱ accounted for 33.3%，type Ⅲ-Ⅳ accounted for 50.0%.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group type Ⅰ avascular necrosis of the femoral head occurrence rate was 0，the incidence of type Ⅱ femoral head necrosis rate was 0 and type Ⅲ osteonecrosis of the femoral head occurred rate was 100%.Garden group type Ⅰ in femoral head necrosis rate was 0.Type Ⅱ femoral head necrosis rate was 10.0%，type Ⅲ-Ⅳ osteonecrosis of the femoral head occurred rate was 100%.Necrosis of the femoral head type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Two groups showed no adverse reaction.Conclusion：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technology and garden type used in the evaluation of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and the results have consistency，but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technique is more intuitive to enable physicians to femoral neck fracture patients of therapeutic effect and prognosis of effective judgment，so it can better guide clinical treatment.

【Key words】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Garden typing； Femoral neck fracture； Closed reduction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with compression screw fixation； Curative effect

First-author’s address：Jiujia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Jiujiang 332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6.21.016

近几年，我国股骨颈骨折的发病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一旦发生股骨颈骨折患者的预后一般不理想，最严重的并发症为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通常情况下，股骨颈骨折患者的骨折部位未出现移位或者是移位较少时，则认为股骨头血供的受损程度相对较轻，而出现股骨头坏死的患者，骨折部位会出现显著性的移位现象，且晚期的股骨头塌陷率相对较高[1]。以往处理股骨颈骨折的时候，医师主要依据患者的Garden分型选择相应的治疗方案，但这种方法难免会受到医师主观意志的影响。此次研究将2013年3月-2015年3月在本院就诊的60例股骨颈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数字减影造影与Garden分型对股骨颈骨折患者的手术方式进行指导，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3月-2015年3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股骨颈骨折患者共6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数字减影造影组和Garden分型组，每组30例。其中，Garden分型组男12例，女18例，年龄26～59岁，平均（47.68±2.14）岁，左侧股骨颈骨折13例，右侧股骨颈骨折17例。数字减影造影组男14例，女16例，年龄27～60岁，平均（48.60±2.52）岁。左侧股骨颈骨折12例，右侧股骨颈骨折患18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此次研究已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且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1）所有患者均为单侧股骨颈骨折；（2）年龄18～60岁；（3）受伤前能够独立行走；（4）随访时间超过一年。

1.2.2 排除标准 （1）伴随着同侧股骨干骨折；（2）病理性股骨颈骨折；（3）陈旧性股骨颈骨折。

1.3 分型标准

1.3.1 数字减影造影的分型标准 Ⅰ型：三四支支持带血管影；Ⅱ型：一二支支持带血管影；Ⅲ型：血管支未出现显影[2]。

1.3.2 Garden分型标准 Ⅰ型：不完全性股骨颈骨折，且股骨头向后方倾斜，并呈现为外翻状的嵌插型骨折；Ⅱ型：股骨颈骨折部位未出现移位，但属于完全性骨折；Ⅲ型：完全性骨折，股骨颈骨折部位存在部分位移，且呈现为内翻状；Ⅳ型：完全性骨折，且股骨颈骨折部位存在完全性移位现象[2]。

1.4 方法 给予患者局部麻醉，采用Seldinger’s技术为患者进行穿刺，穿刺部位为健侧股动脉，采用数字减影造影技术对患肢旋股内外动脉进行选择性检查。先置入3F导管，同时选择性进入到旋股内动脉、旋股外动脉。于中立位无牵引状态下，进行造影，同时在髋关节中立位5 kg牵引状态下，进行造影，并在下肢伸直内选置位状态下，进行造影。造影过程中，对比剂注射的速率为3～6 mL/s，造影总剂量为10～15 mL。其中，动脉采集速率为6帧/s，微血管为3帧/s，静脉期为2帧/s；动脉的采集时间为5 s，微血管为10 s，静脉期为15 s；采集过程中的延迟时间为2 s。所有患者均于C臂机指引下，行闭合空心钉置入固定术，术后对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随访。

1.5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的分型结果、术后出现股骨头坏死的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字2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分型结果 数字减影造影组Ⅰ型

6例，占20.0%；Ⅱ型8例，占26.7%；Ⅲ型16例，占53.3%。Garden分型组Ⅰ型5例，占16.7%；Ⅱ型10例，占33.3%；Ⅲ～Ⅳ型15例，占50.0%。

2.2 两组患者术后股骨头坏死发生情况比较 随访0.5～1年，两组各个分型股骨头坏死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数字减影造影组和Garden分型组均未出现不良反应。

3 讨论

股骨头主要是由旋股内动脉与旋股外动脉组成股骨颈的基底动脉环，然后自基底动脉环部位按照等骨距发出分支，这些分支沿着粗隆间线穿透髋关节囊，然后通过环状纤维的下方部位，再沿着股骨颈的滑膜反折部深面不断向上，直到达到股骨头颈交界部位的关节软骨缘，为其提供血液。在股骨头提供的血液中，旋股内侧动脉提供的血液占66.7%～75.0%，而旋股外侧动脉提供的血液占25.0%～50.0%[3]。这也就是说，股骨头部位的血供情况可以直接通过支持带动脉的数目进行反映，而旋股内动脉跨越股骨颈走形的距离与股骨颈横径之间所得的比值，也就是旋股内动脉跨越股骨颈走形的相对长度，能够充分反映自基底动脉环出发沿途中发出的支持带动脉的数目。当旋股内动脉跨越股骨颈走形的距离与股骨颈横径之间所得的比值越大，则旋股内动脉跨越股骨颈的相对距离也就会越长，因而沿途发出的支持带动脉也就会越多，进而能够直接反映股骨头部位的血供情况[4]。

股骨颈骨折后，股骨头旋转角度的大小往往与股骨头部位的血供情况存在一定的关系。由于股骨颈骨折后，容易出现骨髓水肿现象，这可能与静脉回流受到阻碍存在一定的关系，也可能与骨髓内高压状态存在一定的关系[5]。因此，对股骨颈骨折患者的关节囊内压力进行测量，能够有效预测术后股骨颈骨折部位的预后效果。

目前，临床上对股骨颈骨折的分型方法相对较多，因而治疗股骨颈骨折的方法也相对较多。部分学者将股骨颈骨折分为两种类型，即稳定性不全骨折与不稳定性完全骨折[6]。目前，学者们对股骨颈骨折进行分型时主要是依据以下几种类型：其一，依据股骨颈骨折的解剖部位分型，主要分为头下型、经颈型以及基底型；其二，依据股骨颈骨折的骨折线方向分型，如Pauwels分型[7-8]；其三，依据骨折移位的程度分型，如Garden分型。学者们对股骨颈骨折进行分型，主要是为了能够寻找一种有效地方法对股骨颈骨折进行治疗，最大程度减少股骨颈骨折术后出现骨折不愈合的现象，同时降低术后出现股骨头坏死的发生率[9-10]。

对股骨颈骨折患者，采用数字减影造影技术进行检查，能够得到支持带动脉的具体数目，同时还能够对旋股内动脉占股骨颈的比值进行计算，从而能够有效明确股骨颈骨折后其血管受到损伤的程度，进而能够对股骨颈骨折后股骨头出现缺血或者坏死现象的原因及其机制进行了解，同时还能够了解股骨颈骨折后股骨头出现塌陷的原因及其机制，最终能够利用得到的数据指导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达到降低术后股骨头坏死发生率的目的[10-11]。临床研究资料显示，采用Garden分型对股骨颈骨折进行预测，能够准确预测术后出现骨折不愈合的现象，并能够预测股骨颈骨折术后出现股骨头坏死率[12]。本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减影造影组患者Ⅰ型股骨头坏死发生率为0，Ⅱ型为0，Ⅲ型为100%；Garden分型组Ⅰ型股骨头坏死发生率为0，Ⅱ型为10.0%，Ⅲ～Ⅳ型为100%。提示Garden分型能够对股骨颈骨折术后股骨头坏死现象进行准确反映。

股骨颈骨折术后出现股骨头坏死的主要原因为股骨头部位的血供受到了损伤，而股骨头血供受到影响的程度往往与股骨颈骨折的类型存在一定的关系[13-14]。其中，股骨颈头下型骨折因骨折部位对股骨头血生的影响较大，因而出现股骨头坏死的机率最高。这主要是由于股骨颈头下型骨折的骨折线往往处于股骨头与股骨颈两者之间的交界部位，骨折使旋股内侧动脉与旋股外侧动脉发出的营养血管支受到了损伤，影响到股骨头部位的血液供应情况，促使股骨头处于完全游离的状态，使其在髋臼与关节囊之间出现旋转性的移动，进而导致股骨头圆韧带容易扭曲，促使小凹动脉出现闭塞[15-17]。与此同时，头颈型骨折也容易出现股骨头坏死。这主要是由于头颈型骨折骨折线主要是从股骨颈的上缘股骨头部位开始，直到达到股骨颈的中部位置，往往呈现为斜形，且骨折线与股骨纵轴线之间的交角相对较小，甚至重合，此类骨折患者大多数均会存在一三角形骨块与股骨头之间相连的现象，进而使骨折部位的剪力增大，导致骨折部位不稳，促使股骨头血管受到严重损伤，最终导致股骨头血供情况相对较差。

本次研究中，采用数字减影造影技术对股骨颈骨折患者骨折后的血管受损程度进行了分析，以期寻找到股骨头血流分布情况与Garden分型之间存在的关系，从而为临床上治疗股骨颈骨折提供一种最佳的治疗方案。临床研究表明，股骨颈骨折患者支持带血管的受损程度与预后效果呈负相关，股骨颈骨折血管受损越多，则预后也就越差[18]，这与Garden分型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也就说明采用X射线对股骨颈骨折进行Garden分型，以此判断术后的预后效果，相比其他分型的准确性更高，因此临床上治疗股骨颈骨折患者时，Garden分型可以作为首要的分型应用。但是，医师对股骨颈骨折患者采用Garden分型进行判断时，往往会受到医师主观意志的影响，进而导致不同的医师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判断[19-20]。本次研究结果显示，Garden分型对股骨颈骨折患者的分型与支持带血管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但若根据X射线检查结果无法对患者进行准确分型，则可以为患者进行血管造影，依据残存支持带血管的数目进行判断，为临床指导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指导性的意见，进而减少出现股骨颈骨折部位不愈合的现象，并降低术后股骨头缺血坏死的发生率。

综上所述，数字减影造影技术与Garden分型用于评测股骨颈骨折的预后效果，其结果具有一致性，但数字减影造影技术能够使医师更直观地了解股骨头部位的血供情况，依据残存支持带血管的数目对治疗效果及其预后效果进行有效判断，因而可以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

参考文献

[1]王建伟，黄桂成，马勇，等.不稳定型股骨颈骨折早期闭合复位对骨折预后的影响[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27（3）：287-289.

[2]晓牧.全髋关节置换术和骨折内固定术治疗中老年人股骨颈骨折的疗效[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4，34（7）：1976-1977.

[3]冼敬锋.全髋关节置换术与骨折内固定术治疗中老年股骨颈骨折的疗效分析[J].重庆医学，2013，42（13）：1528-1529.

[4]黄道文，胡文浩，魏波等.骨水泥型人工半髋与全髋关节置换治疗高龄股骨颈骨折的比较[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13，17（39）：7003-7008.

[5]彭笳宸，李安余，吕国庆等.两种不同手术方法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的疗效[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31（16）：3176-3177.

[6]辛景义，曹红彬.克氏针辅助闭合复位治疗难复性股骨颈骨折[J].中华骨科杂志，2013，33（7）：708-713.

[7]张寿，孔长庚，邢势，等.人工股骨头置换治疗高龄转子间骨折与股骨颈骨折：随访比较[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14，18（53）：8570-8574.

[8]袁东堂，刘刚，于广泽，等.不同手术方法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的临床对比研究[J].重庆医学，2014，43（1）：116-117.

[9]唐跃先.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和股骨头置换术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的疗效分析[J].重庆医学，2010，39（6）：727-728.

[10]秦明，高仕长，周华，等.7.5 mm QWIX螺钉治疗股骨颈骨折的临床疗效[J].中华创伤杂志，2015，31（10）：925-930.

[11]马春辉，易诚青，李夏等.全髋关节置换术治疗老年陈旧性股骨颈骨折的体会[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12，32（12）：1554-1557.

[12]赵奇，刘世清，明江华，等.加压空心螺纹钉置入治疗成人股骨颈骨折：内固定失效分析[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14，18（44）：7138-7145.

[13]马俊，宁显明，邵大洪，等.全髋关节和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治疗高龄患者股骨颈骨折的临床效果比较[J].山东医药，2010，50（3）：66-67.

[14]谢学义，李金生.全髋关节置换术和骨折内固定术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的临床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2，9（6）：30-31.

[15]李格当，王剑，曹磊光，等.髋关节置换术与内固定术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的临床对比研究[J].中国医学创新，2014，11（10）：65-67.

[16]陈星.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的临床体会[J].中国医学创新，2011，8（3）：73-74.

[17]杨灵，龙成，张德盛，等.闭合复位多枚空心钉固定治疗青壮年股骨颈骨折[J].中国医学创新，2012，9（19）：21-22.

[18]雒萌，哈斯.人工股骨头置换与全髋关节置换术治疗股骨颈骨折临床疗效观察[J].中国医学创新，2013，10（36）：28-29.

[19]陈静，凌坤.小切口全髋关节置换术结合围手术期优质护理治疗股骨颈骨折的临床疗效观察[J].中国医学创新，2013，10（11）：138-139.

孔子的教育核心范文第2篇

1、 “仁”的思想“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

2、“礼”的思想 “礼”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礼的精神主要体现为“仁”、“恭”、“敬”。

3、中庸思想 中庸之道是孔子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在实际运用中：时常变通，因地、因时、因人制宜，但都要遵循认同最高标准——“中”。

4、教育思想 教育对象：他主张“有教无类”。教育目的：孔子把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作为目的，认为“学而优则仕”。

孔子的教育核心范文第3篇

从庄子的视域看儒家，我们发现庄子对儒家的理解是精确而深刻的，且丝毫不逊色于与其同时代的儒家著名人物孟子。

一、儒家之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

自孔子创立儒家始，儒家即以《诗》、《书》、《礼》、《乐》等教育弟子。孔子问其子孔鲤“学诗乎”、“学礼乎？”并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要求孔鲤学习《诗》、《礼》。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言诗、礼、乐之于人生炼养的价值，可见其教育弟子离不开《诗》、《礼》、《乐》等。至于《书》，也是孔子教育弟子的教材。据《论语·宪问》载，孔子弟子子张与孔子有关于《书》的问答：“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这是孔子以《书》教育弟子的明证。孔子四十多岁时曾感叹：“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希望能够活到五十岁，从而有时间学《易》。学《易》之后，孔子即以《易》为教材教育弟子。《论语·子路》载孔子引《易经》恒卦的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然后评论道：“不占而已矣”，这即是证据。从《论语》来看，虽没有载孔子用《春秋》教育弟子，但是，《春秋》由孔子本人所作，孔子视之甚重[①]，想必会以之作教材的。

在《诗》、《书》、《礼》、《乐》等教材中，孔子教授最多的应是《诗》。因此，《论语》载孔子谈《诗》处较多。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是对《诗》的内容、意旨的高度概括；孔子说：“《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是对《诗》中具体诗篇的评价；“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殉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这是对《诗》中具体诗句的解读。孔子教授《诗》，用力甚多，恐与孔子的“兴于诗”的主张有关。

由于孔子以《诗》、《书》、《礼》、《乐》等教育弟子，也由于儒家思想与《诗》、《书》、《礼》、《乐》等关系密切，多是对其解读、发挥和利用。可以说，离开了《诗》、《书》、《礼》、《乐》等，儒家就失去了其根基。所以，孔子之后，儒家学者多重视《诗》、《书》、《礼》、《乐》等，并利用其表达自己的思想。例如，郭店儒简中的《性自命出》出现《诗》、《书》、《礼》、《乐》并举：“《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六德》出现《诗》、《书》、《礼》、《乐》、《易》、《春秋》并举：“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而郭店儒简中的《缁衣》、《五行》、《成之闻之》等篇的作者即是引《诗》、《书》以表述己意。

庄子看到了这一点，谓古之道术“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天下》），并且，刻意通过老子与孔子的对话，经由孔子之口，把上述著作称为儒家之“经”：“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庄子·天运》）。此处，庄子笔下的孔子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儒家之“经”，而与其“对话”的老子也承认这一事实，不同之处在于孔子以为儒家之“经”承载“先王之道”，而老子认为儒家之“经”所记载的乃是“先王之陈迹”而已。

关于儒家各“经”之旨，孔子只以“思无邪”（《论语·为政》）概括《诗》，而于其他诸经并无概括；郭店儒简作者云：“《诗》，所以会古今之诗也者”，“[《书》，]者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语丛一》），虽有概括，却拘限于各“经”的内容或所涉及的范围，且也不甚准确；庄子却以极其精彩而准确的文字概括之，他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这种概括，透显庄子对于儒家之“经”的深入思考和精准把握。

因为把《诗》、《书》、《礼》、《乐》等看作儒家之“经”，庄子在讽刺、丑化儒家时即时常引用之。例如，庄子讽刺儒者极力用《诗》、《书》、《礼》、《乐》取悦于君王，却适得其反：“徐无鬼因女商见魏武侯”，“武侯大悦而笑。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而吾君未尝启齿。今先生何以说吾君，使吾君说若此乎？’徐无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马耳’”（《庄子·徐无鬼》）。再如，庄子丑化儒者盗墓还引经据典时云：“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庄子·外物》）。

二、儒家思想之核心：仁义

儒家的经典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六经各有其旨，由六经发展出来的儒家思想深刻而丰富。这深刻而丰富的儒家思想有没有其核心？如果有，其核心是什么？

我们先看孔子。孔子虽然曾云：“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谓其思想有核心，可是，未曾明言其核心究竟是什么，至于曾参所解读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以忠恕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不准确的。忠恕只是为仁的方法而已。后世学者，或云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或云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或折衷以上两种说法，谓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这些说法各有道理，又均难以说服反对者。再看郭店儒简。儒简中的《五行》将仁义礼智圣并举，列为“五行”；《六德》将圣、智、仁、义、忠、信并列为“六德”，曰：“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忠信之道》则将忠、信并举，集中讨论忠、信。无论是从郭店儒简各篇，还是从郭店儒简总体上看，都难究郭店儒简思想之核心。这表明，要看出孔子思想的核心、郭店儒简思想的核心，并指出其核心是什么，是非常困难的；而要把握从孔子到郭店儒简的整个儒家思想的核心，并揭示出其核心是什么，更是困难重重。

庄子认为儒家思想从总体上讲可以仁义礼乐概括之。庄子在描述他心中的理想社会“至德之世”被毁坏时说：“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庄子·马蹄》），批评儒家思想是破坏“至德之世”的根由，把儒家思想解读为仁义礼乐。与此相同，庄子在解释“赫胥氏之时”的灭亡时说道：“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同样指责儒家思想毁灭了“赫胥氏之时”，把儒家思想解读为仁义礼乐。另外，庄子曾云：“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庄子·天道》），要求圣人持守道德而脱离仁义、摈弃礼乐，用道家思想否定儒家思想，用道家的道、德否定儒家的仁义、礼乐，这也是把儒家思想理解为仁义礼乐。

儒家思想主要是仁义礼乐。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庄子认为是“仁义”。《庄子》一书，“仁义”连用处颇多。庄子谈及儒家、批评儒家，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直指仁义。这些，就是证据。例如，庄子批评儒家时说：“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齐物论》），即是用“仁义”代表儒家思想。再如，庄子批评儒家的君子时说：“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庄子·骈拇》），也是用“仁义”代表儒家思想。另外，庄子通过儒道对比论述道的特征时说：“吾师乎！吾师乎！ 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庄子·大宗师》），以道与仁义相对，而道为道家思想的核心，由此也可推知庄子以仁义为儒家思想的核心。

庄子设计孔子与老子相见时大谈“仁义”：“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庄子·天运》）。孔老相见，所谈应是自己学说的主旨。从孔子谈“仁义”，从老子反对“仁义”，可以看出，庄子是以仁义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的。庄子还设计孔子长久未能得道而求见老子，老子批评孔子说：“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庄子·天运》）。此处，孔子言其未得道，老子却批评仁义，指出固执于仁义才是阻隔道的根源。可见，庄子笔下的老子是把仁义当作孔子之道，也即当作儒家思想之核心的。此外，庄子还记述孔子师生被困于陈、蔡时，孔子与其弟子子路的所谓对话：“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庄子·让王》）在对话中，孔子明确说明其所谓的“道”是仁义之道，把“仁义”看作自己思想的核心。这是庄子以仁义为儒家思想之核心使然。

庄子在《庄子·天道》中写到，孔子欲将自己所著的著作藏于周王室，子路劝孔子先拜见已隐居在家的“征藏史”老子，请老子作中介，孔子赞同这一办法，“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纟番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这里，由于儒道观点、主张大不相同，老子对孔子著作不以为然，而孔子情急之下试图说服老子，明知老子知晓自己的思想还在老子面前谈论、介绍自己的思想，老子不愿详听，希望孔子简介其主要观点，孔子概括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这是庄子通过孔子之口，说出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

三、儒家人性之内容：仁义和感官欲望

人性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子贡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本身就说明了孔子有丰富的人性学说。遗憾的是，《论语》所载孔子人性言论仅“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一句话。郭店儒简始有“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成之闻之》）的划分，有“仁，性之方也”和“喜怒哀悲之气，性也”（《性自命出》）这两种关于人性内容的解读。

庄子认为儒家内部对人性内容的理解是不一致的，大致包括以仁义为性和以感官欲望为性这两种类型。关于儒家人性的内容是“仁义”，庄子首先是通过孔子与老子论辩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庄子·天道》）。在此，孔子肯定仁义乃人性之内容，并以仁义之于君子生存的绝对价值、仁义是君子之为君子的本质所在，论证仁义为人之性的必要性、必然性。至于仁义的内涵，孔子解之为心正和悦、兼爱无私。老子批评兼爱之迂腐和无私之虚伪，破除孔子所讲的仁义的价值，然后指出人性犹如天地之“常”、日月之“明”、星辰之“列”、禽兽之“群”、树木之“立”，乃是人的自然本性，并非外在于人的且制约人的本性的仁义。上述论辩，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都是把仁义视作儒家之人性，都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论辩。

除却通过孔子与老子论辩来表达儒家以仁义为性的观点之外，庄子还通过直接批评儒家的方式来表达这一观点。这在《庄子·骈拇》中有集中的表述：“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庄子的意思是人性自然，以仁义为性实是对人性的扭曲和伤害；那种把仁义当作人性的观点是错误的，真正的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这里，庄子用道家的人性自然对抗、批评以仁义为人性的观点。其所批评的以仁义为人性，就是儒家的人性论，因为在庄子看来唯有儒家重视仁义并以仁义为思想的核心。

关于儒家人性的内容是感官欲望，郭店儒简已现端倪。虽然《语丛二》云：“情生于性”，谓情源自性，乃性的外显；《性自命出》云：“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解人性为情，包括喜怒哀悲和好恶等，但是，《语丛二》又云：“欲生于性”，言欲出自性，乃性的表现。庄子却认为儒家人性的内容除了仁义之外，还有感官欲望，他说：“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儿，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吾所谓臧者，……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庄子·骈拇》）。这是用道家人性自然的观点来批评以人性为感官欲望的观点。而以人性为感官欲望的观点，在庄子心中恰是儒家的观点。庄子之前的郭店儒简的“欲生于性”（《语丛二》）的表达，与庄子同时的儒家著名人物告子[②]的“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的界定，均可作证据。儒家以感官欲望为人性内容，在庄子看来，这感官欲望包括口、耳、目等感官对于味、声、色等的欲求。

四、评判庄子视界中的儒家：从庄子和孟、告关系看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庄子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乃儒家经典，仁义乃儒家思想的核心，同时还是儒家人性的内容。此外，儒家人性内容还包括感官欲望。我们知道，孔子精通《诗》、《书》、《礼》、《乐》、《易》，又作《春秋》，以此教育弟子，孔子之后，儒者均以上述六书为讲学的基本教材。庄子因之概括之为儒家的“六经”，可谓水到渠成。问题是，孔子思想并不以仁义为核心，郭店儒简的思想也不以仁义为核心，从目前所见到的儒家文献来看，到孟子时才以仁义为核心。一般认为庄子与孟子同时，彼此却不知道对方及对方的思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一种可能是，孟子之前，有的儒家人物即以仁义为其思想的核心；另一种可能是，庄子敏锐地看到了儒家思想发展的趋势，断定孔子之后，儒家必然从重仁转向重仁义，儒家思想必然从以仁为重心转向以仁义为核心。假使第一种可能成立，儒家以仁义为核心就不是由孟子所“发明”的；假使第二种可能成立，儒家以仁义为核心就是由庄子和孟子同时提出的，虽然庄子不是儒门中人。当然，如果我们设想庄子知道孟子及孟子思想的话，庄子解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实质上就是对孟子思想的概括。

另一个问题是，孔子本人只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郭店儒简《性自命出》仅言“仁，性之方也”，就目前所见的儒家典籍来看，直到孟子才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这也与庄子所说的儒家以仁义为人性内容不太一样。如果庄子与孟子互不相知，庄子的儒家以仁义为人性内容的观点要么是对孔、庄之间的儒家学者的人性学说的概括，虽然囿于史料缺失，孔、庄之间的儒家学者的人性学说我们知之甚少；要么是预见到儒家因以仁义为其思想的核心，必然会以仁义为人性的内容。假若第一种可能成立，孟子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就没有多少原创性，只是对以仁义为人性内容的观点的扩展；假若第二种可能成立，庄子认定儒家以仁义为人性内容的观点与孟子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对于儒学发展来说就具有相同的价值。如果庄子了解孟子及孟子思想的话，庄子以仁义为儒家人性内容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对孟子人性论的提炼。

还有一个问题是，郭店儒简《语丛二》只云“欲生于性”，并未明言欲即是性，就目前所见儒家史料来看，儒家直至告子才始言“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明确提出人性的内容是感官欲望。如果庄子与告子互不相知，庄子的儒家以感官欲望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可能是对告子之前的儒家人性学说的概括，也有可能是对儒家人性学说未来发展的准确推论。如若第一种可能成立，告子以食色为性的观点就缺少创造性，仅仅是对前辈人性论的重复；如若第二种可能成立，庄子以感官欲望为儒家人性内容的观点同告子以食色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对于儒家而言，就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如果庄子熟知告子以及告子思想的话，庄子以感官欲望为儒家人性内容的观点实质上即是对告子人性理论的总结。

（此文改定于2008年3月10日）

孔子的教育核心范文第4篇

社会功能，懂“诗”通“礼”，还不尽，最后还要靠“乐”来成就一个人。具备这些才能达到完美人生品格的境界。

 

关键词：孔子；核心；音乐思想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宋国的贵族家族，是新旧社会交替、大变革的春秋时代，是我国古代儒家学派创始人、第一个系统阐述教育思想的教育家和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音乐家，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孔子从小生活在贫困之中，与寡母相依为命，做过小官吏，后受鲁国权臣季氏赏识，才进入大夫的行列。他自幼喜爱音乐，尤其是对传统性的音乐特别喜欢，会击磬、弹琴、唱歌、作曲等，掌握了多方面的音乐技巧，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即使是带着弟子周游列国，走到哪里都得不到重用而“累累若丧家之狗”时，仍然是“弦歌不衰”——不停地弹琴唱歌。为什么会这样？他认为“乐”太重要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能够改变社会风尚。一生热衷于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开了先河。以下从四个方面论述孔子的音乐思想。

         一、孔子的音乐思想核心

         孔子过去是被奉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原因是他的教育思想伟大，比如说“有教无类”、“举一反三”、“温故知新”、“学而时习”等等言论，即使今天看来，一点也不过时，不落伍；孔子的教育实践也令人称颂，门下弟子据说有三千，精神六艺的就有七十二人，他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非同小可，至今我们不少的教育方法、教育原则还保留着孔子思想的印记。例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现在已成为教师普遍尊崇的教学品格。《论语》中描述孔子因材施教的方法具体生动，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品性、修养等情况给予不同的解答，使教学成为培养人才、完善人格的有效途径。他授课时从来不讲怪、力、乱、神即迷信那一套，对命运、人事不抱一丝侥幸，而处处强调人自个主体的道德、学问、修养，是让人们积极入世，勇敢的面对生活。

         处在奴隶制社会崩溃、封建制社会将要脱胎的历史转折点上，传统的思想文化给予他沉重的负担，而现实社会的变动又启发他一些新的见解。也正是由于这种变革引起了当时各诸侯国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不同反应，因而引出了一场“百家争鸣”的局面。怎样对待艺术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持久战，孔子站在保守方一面，由于出生决定孔子的阶级立场，他用自己的一套学说“礼”、“仁”、“中庸”的思想理论，将“礼”作为最完美的伦理规范和制度，同时又将“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和品质，既是孔子所理想的普遍的社会道德风范，又是其心目中君子的道德修养标准。由于“仁”加强了人的道德训练和修养，提高了人的道德素质，因此，礼的执行才有保障，可见孔子是坚决维护将要崩溃的封建领主和旧礼乐制度。

         当时的礼乐制度，是贵族集团最高统治权力的象征，也是当时最高军事权力的象征，他认为：如果礼乐不兴，当权者的各种制度不能发挥作用，人们缺乏了礼乐的教养社会无所事事容易引起社会的动乱，将正名提到从事政治的首位，故“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中。”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内容：爱人、恭敬、谨慎、含蓄、刚毅、朴素……等等，都是“仁”的表现或方法。“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它的内涵是丰富的，包含了伦理和道德等多方面的原则，即体现为“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相当于我们今天常说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仁”者还必须有勇气、乐观，能吃苦，甚至“杀身成仁”，不要“求生害仁”。可见“仁”是孔子音乐思想的核心。

         二、孔子的音乐思想追求

         公元前517年，35岁的孔子，在齐国同乐师议论音乐“尽善尽美也”，“尽善，谓太平也；未尽善，谓未敬太平也。”可见所谓“善”，是指政治和道德的评价标准；所谓“美”，是指艺术标准和审美感受，感觉到了“美”与“善”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孔子提出了“郑声”，认为乐是违背礼义规范的，因为内容上太过分、太刺激，不够朴直，对统治者所提倡的雅乐是很不利的。

         当时郑国和卫国的一些民间音乐称郑卫之音，音乐多是男女青年表示爱情的乐舞场面及内容，从音乐形式上来说，多是流畅华丽的旋律，并带有些“邪”的色彩，感染力很强，这与统治者所推崇的慢而枯燥无味的雅乐是背道而驰的。得到过宫廷音乐之妙处，受到过正统音乐教育的孔子，自然要反对郑卫之音，推崇雅乐，从而达到复辟西周时期的统治制度。

         孔子不仅追求音乐艺术在形式上的“美”，而且还追求内容上“善”的辩证思想。认为只有艺术才能感于人的心灵，只有“尽善尽美”的艺术，方可在教育上发挥特殊的社会功能，使“天下大齐”，起到娱人作用，并教人以“仁”为做人的目标。

孔子的教育核心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古代教育思想；儒家教育思想；思想特征；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D26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正文：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它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其善于启发每一个人的内心自觉，善于启发学生甚至教者的性情与智慧。在当代的教育中，如何发扬那种生生不息的主体精神，开拓创新，穷通变易，使我们“更诗意地栖居”，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我们只有更好的理解古代教育思想，了解其起源、特征，才能更好地让其为今所用。

我国的教育传统源远流长，先秦诸子百家各具特色的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教 育思想的基础。汉以后，儒家的独尊地位使得儒家的教育思想得到贯彻，成为正统，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的正统和核心。

各学派教育思想的滥觞

儒家的“仁、义”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他特别向往西周时代的政治秩序、典范人物和礼制和文化，并在继承西周时代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建构起了第一个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孔子仁义的伦理思想也用在了教育中，他的言传身教被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收录在《论语》一书中。其中不乏“温故知新”“学思结合”，“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中华书局出版社 第46页]等重要教育思想。

（二）道家的“天道”

道家创于春秋末的老子。主张“绝学”和“愚民”。 道家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它永远不变地存在着，不停地在天地万物中间运行着。这体现在教育目的上，就是要求人们把“道”当作认识、追求、实现的总目标，一切教育思想和活动都围绕着“道”而展开。

（三）法家的“法制教育”

法家是一个以论述社会政治观点为主的学派，在学术渊源上与儒家有关。与道家一样，法家也并非完全不要教育，只是一味提倡法治教育而已。韩非明确提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钱伟;阎志英 从"法制教育"观透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期刊论文]-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09) 21—23．]法治教育固然必要，但教育绝不仅限于法教，教师绝不仅限于官吏。

（四）墨家的“以求天下之利”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家私学是一个组织严格、纪律性极强的宗派集团。 墨家以求天下之利为核心内容的教义，使得墨家成员有着一种共同的信仰和执着追求的精神境界，规范着墨家弟子的思想与行为。严格的自我磨炼，又使墨家弟子不仅具有为墨家教义忘我牺牲的品格力量，而且具有相当团结的集体凝聚力。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特征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流派众多，内容丰富，儒家学派的教育思想有其独特之处。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传的，其基本特征也可以概括出来。

为政治服务

孔子把教育作为治国三要素之一，认为教化万民比政令和刑法对巩固国家的统治更为重要和有效，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从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就是说，通过教育以孝悌之道影响政治，这便是参与政治，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孟子则把教育看成是“得民心”的根本措施，而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教育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必要条件。

《礼记• 学记》总结了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教育的政治作用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汉代大儒董仲舒明确提出：“教，政之本也。”此后，历代教育家都主张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而历代封建统治者也都将教育作为统治万民的重要工具。于是便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重政治的特色。

（二）以德育为核心

中国的文化传统注重整体和谐，儒家学者将社会看作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这个整体是由无数个体的人集合而成的，个人生活在这个整体之中，他不具有独立性，只是整体中的一个细胞，必须依附整体。如果社会的整体和谐被打破，个人的生活也就失去了保障。

孔子将学生分为四类：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其中德行居于首位，因为在他看来，“君子义以为上”。而要做到义，就必须“修己”。提高道德修养是孔子的教育目标。孟子继承了孔子重德教的思想，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明人伦”，即明白做人的道理，遵守道德准则。董仲舒则建构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教育体系，编织了一张宗法伦理的大网，对全社会所有成员的行为加以规范和约束，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历代教育家在人才培养中均突出德育。

古代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一） “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权受教育，因而也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当官的资格。而到了孔子时代，他将教育普及与平民，由“学在官府”发展为“学在四夷”，开创了教平民化先河，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新的教育原则。 “有教无类”思想的实施，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在孔子终身的教育活动中得到了证实。因此，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改革开放后，我国加快了推进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并实现了教育大众化的目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教育对象涉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孔子的“有教无类”有助于对教育公平的相关问题进行研讨。因此，秉承“有教无类”的全民化教育思想，转变高等教育观念，使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发展是社会发展以及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 启发式的教学手段

启发是教育的一种手段。中国古代教育家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注意培养和锻炼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朱熹注云：“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孟子也很重视启发式教育，他有一句名言：“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 张玉霞．从《论语》探析孔子素质教育思想的现论价值[J]．管子学刊，2007(1)：64—68．]

现代教育学界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实施者；学生足学习活动的主体，是自我发展的探索者、建设者和参与者。而我们学习借鉴古人启发诱导教学原则的出发点，就是要处理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与调动学生积极性之间的矛盾，以多方面引导、诱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他们处于好学、乐学的思想境界。这样，既能使学生主动地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又能促进他们思维能力的发展。

（三）“中庸”和谐教育方法

《中庸》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它所极力推崇的“中和”思想是儒家和谐教育理念的方法论，而其“天人合一”的人性化思想体现了和谐教育的终极追求。根据“天人合一”的理念，人在自然之中，是自然的一部分。“大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合一。”天人合一的核心是本体与外界的和谐共存，也就是要爱天爱地爱人。这也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注重和谐。

现代教育以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为核心，而且更注重教育的人文性与可持续发展。所以通过传承民族文化精华，在现代教育中注入和谐教育因素，使教育的过程和教育的环和谐，对人才素质的全面提高以及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育是一个不断向前的过程，教育的内容是适应现代人的发展，教育的方法永远都在更新与变革之中，这是勿庸置疑的。中国的教育实践已有丰富的经验，教育哲学思想称得上是源远流长。我们今天追求理想的教育，提倡人本教育和素质教育，这些差不多都可以从远至先秦的诸子百家中找到理论与实践的雏形。而这些历经久远至今仍熠熠生辉的思想，仍在给当代的教育教学注入新鲜的血液，带来诸多深刻的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论语》．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5(12)

[2] 钱伟，阎志英．从“法制教育”观透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09)

[3] 《礼记• 学记》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2(02)

[4] 张玉霞 从探析孔子素质教育思想的现论价值[期刊论文]-管子学刊 2007(01)

[5] 续润华;王孝成;张淑霞 论孔子的教学思想及其借鉴意义[期刊论文]-中州大学学报 2006(01)

[6]傅云龙 《中庸》精华版 华语教学出版社 2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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