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史记的文学成就范文第1篇

关键词：简帛 文化价值 形制 文字 文献

方孝坤 南京大学博士生 阜阳师范学院讲师

本文为安徽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批准号：2000jqw25）

简帛出土已经一个世纪了，自简帛出土之日起，简帛研究也就开始了。许多学者在相关的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或补充史料，或辑佚文献，或订正讹误，在史学、考古学、文字学及文书档案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然而，往者研究较多集中在文字考释、史料利用及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综合研究简帛的文化价值的文章很少，随着简帛学的成熟，从事简帛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综合研究、开发利用简帛的价值已成为必然。本文拟从完善简帛的研究对象出发，对简帛的文化价值，从形制、文字、内容三方面加以论述。

一， 形制论

简帛究竟始于何时，我们不得而知，由文献我们可以推测，至迟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以简帛为载体的书本了。从以出土的战国至魏晋的数十万枚简牍中，我们发现，简牍的形制已超越其原始的契刻或书写载体的雏形，直启中国书籍的滥觞。

简牍所用的材料，大体上分为竹木两类。《说文》曰：“简、从竹，间声”简是削竹成片的狭长条。牍从片，片是剖开的木片，篆文木字的一半即为片。《说文》曰“判木为片”，可知牍是狭木条。约在秦以前，简和牍有相对严格的界定，《论衡·量知篇》云：“截竹为简，破以为牍，加笔墨之迹成，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到了秦汉以后，竹木均可称简。《急就篇》师古注：“牍，木简也。”出土的简牍也证明了这一点。

竹质的简牍多为毛竹、慈竹，少量用短穗竹与苦竹，多用于南方。木质简牍多用松木，有青扦、毛白杨、水柳、怪柳等品种。不管竹质还是木质，据出土物看，都是当地易取之物。

除竹木之外，还有玉简、石简、帛书等。玉、石质的原料制成简形，书之以文，也可曰简。《旧唐书·礼仪志》云：“造玉册三枚，皆以金绳连编玉简为之，每简长一尺二寸，广寸二分，厚三分。”此虽为唐制，亦为汉沿袭而下。《续汉书·祭祀志》云：“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命人发坛上石，尚书令藏玉牒已。”《说文》曰：“简，牒也。”可知牒简实同。出土实物有“行气玉铭”、侯马盟书等，形状稍有差异。帛书虽少，也有出土，理所当然应该是 简帛学的研究对象。

文字以何为载体，在纸没有出现以前，经历了一个慢长而复杂的过程。从龟兽甲骨到锺鼎彝器，到玉片、石片，再到竹木简牍，载体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而文化的传播和记录也由狭窄的专门用途而到宽泛的大众化，从甲

骨卜辞的神秘气氛到竹木书信的随意潇洒，汉文化的传播和记录经历了由封闭而开放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文化的自然精进，也是社会进步的政治化进程的必然要求。简牍的容易获得，使得文字资料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地便利阅读，为后世纸书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前提。

简牍的形状、编连，给予了简牍以丰富的使用途径和众多的称呼。下边我们简牍的名称及其类属。

1， 据其形制分类

尺牍 秦汉简牍一般长23厘米、宽1厘米、厚0.2—0.3厘米，秦汉制，一尺约相当于23厘米，因此，称之为“尺牍”，这是最为常见的形制，每简约写30—50个字，现在人们称书信为“尺牍”即由此而来。

两行 《居延汉简》有：“去上谴卒来，取两行，来毋留。”

（74·E·P·T51·337）

然此名，文献极少记载。其长度在22.2—23.2厘米之间，宽度为2.5厘米左右，也有个别较长或较宽者。显然，两行是指容字较多的宽简。

方 遇字数较多，只好加宽简牍，这种简牍叫方。《仪礼·聘礼》记：“百名以上者书于策，百名以下者书于方”。贾公彦疏云：“方若今之祝板，不假编连之策，一板书尽，故言方板也。”方的容字较两行多根据内容、文字大小、书写习惯，可以写成五行、七行、九行不等。也有称一尺见方的板叫方。

尺一 即长度是一尺一的简牍。《后汉书·李云传》载：“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李贤注：“尺一之板，谓诏策也，见《汉官仪》。”可见，简牍的长度是很严格的，是讲究等级的，皇帝以“尺一”写诏书，一般老百姓则不能用之。《汉书·匈奴传》记载，一投降匈奴的汉人让单于以一尺二寸之牍给汉文帝写信，以示倨傲。

除了以上形制，还有二尺四寸的简专记古代经典著作，三尺简牍专记法律。《汉书·朱博传》载：“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汉书·杜周传》载：“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1975年出土了有关秦法的云梦秦简，但不是三尺，三尺法律可能始于汉代。

觚 一种多面体的简牍，以小树棍为之，削而为三面、四面、五面或者更多，以增加容字。也称为“苫、 、 ”，多为木质，一般用于不太重要的习字书。颜师古注《急就篇》曰：“觚，其形式六面、或八面，皆可书。”《汉书·律历志》注引苏林曰：“六觚，六角也。”1977年在甘肃酒泉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中出土的一枚七面棱形觚，觚断面几呈圆形，长37厘米，文字分两部分，接连抄录共212个字，前半部分为笔录某诏书的一部分，计133字，后半部分为书信，79字，内容与诏书无关。

册 即编连之简，书之雏形也。居延出土简册，完整而保持原貌者首推《劳边使者过境中费》册，该册出土于金关遗址第二十一探方内，全册计简九枚，保留有原册编绳二道，简长22.9厘米，宽10.9厘米。从出土实物看，简册是先编后写。我国古代编册起源很早，对我国竖排本图书的形成影响很大。

2， 依其用途分类

薛英群先生根据居延汉简上的名称，将简分为15类。郑有国先生将其分为8类，综合比较，去起重复，我们分出以下类别。

牒 《论衡·量知篇》曰：“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成，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说文》曰：“牒，札也。”段玉裁注：“厚者为牍，薄者为牒。”《广韵·帖韵》：“牒，书版曰牒。”由上知牒就是简，然而，居延汉简所见之牒，似有所别，实是一种文书。如：

六人衣物、别名，牒书一编敢言之。 （74 EPT51114）

《增修礼部韵略帖韵》：“牒，官俯移文谓之牒。”

检 文书信件表面的简牍。《说文》：“检，书署也。”徐铉注：“书函之盖三刻其上绳缄之，然后填以泥，题书其上而印之也。”检是夹在文书外面的两块简牍，类似今日的信封，简上写有寄往何处，文书种类，传递单位，发出时间，收到日期等。

从居延汉简中发现，检有两种，一种为封书信之检，带封泥印钤；一种不加封泥，为一般标签。

沿这两条线发展到今天，封泥之印变为铅封，封检变为信封，作为标签，随着社会进步和商业的发展，其用途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名片，可以说也是一种特殊的标签。

板 《广韵》：“版同板”，即木之析为片者。此意接近前边的方。板是一种如简札的书写用品，居延出土之板多为板檄，或称合板檄，属于重要的紧急文书。

檄 《说文》曰：“二尺书，从木、檄声。”《释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书也。”段玉裁认为“二尺书”应为“尺二”。法国学者沙畹同意这一看法。王国维认为仍以“二尺”为要。出土之檄，长短不一，内容为传达军情的急件。檄有“板檄”、“合檄”，“合檄”即秘密文书，用两板相合，缠上绳子，压上封泥，防止邮递过程中被拆阅。

札 同 。《说文》曰：“札，牒也”。段玉裁注片部曰：“牒，札也，二字互训。长大者曰椠，薄小者曰牒。”《释名》曰：“札，栉也。编之如栉齿相比也。”《汉书·司马相如传》相如曰：“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师古注曰：“札，木简之薄小者也。时未多用纸，故给札以书。”札是未经书写的素简或素册。因此札与牒小有区别。至于后世之书札如《文选·古诗》：“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笔札。”与牒已相去甚远，也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札。

揭 是作为标识的简牍。《周礼·秋官职·金》曰：“辨起物之微恶与数量揭而玺之。”郑玄注：“既揭书笺其数量，又以印封之，……有所标识谓之揭橥。”揭用来书写某种物品的数量、名称，系于该物品之上。大部分揭用于随葬品上，将揭标在随葬物上，以示其物。居延出土的揭是专门记载管理卒病及视事之文书标签。出土的揭形状不一，夏鼐先生认为，揭有两类，一类插于物品，一类系于文书之上。

笺 又通 、 。《说文》训为“标识也”。笺实际上是一种短小的简牍，是供读书者随时注释系在相应的简上的备参考用的。程大昌《演繁露》卷五四：“古无纸，专用简牍，简则以竹为之，牍则以木为之。康成每条出己说，别以片竹书之而列毛传之旁，故特名郑氏笺者，明此笺之语，已实言之也。”现在的笺注即起源于此。

符 《说文》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汉代的木制符可能是周代牙璋的发展。六寸之制与居延汉简所载“金关为出入六寸符”相吻合。据薛英群先生研究，居延汉简中有日迹符、直符、府符、行警符、闭门出入符等，都是证明持符人身份、事由的通行证。

传 《说文》：“递也”。“传递者”，乘传奔走之信使也。《左传·成公五年》：“晋侯以传召伯宗。”初，传递乘传以为信使，传有传舍，或称传驿、驿舍，传就成了信使的通行证。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对传的形制作了具体描述：“凡传皆以木为之，长五寸，书符新于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为信也。”这应是官传的标准形制。庶民如需出行，一般先申请于乡啬夫，然后再上报县令（长），待批准后，由掾、令史具传交申请人，各关津验传放行。后来的过所用途同传。

简牍是除纸以外逾时最长的文字载体，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成自己的使用制度。从这一点看，其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形制单一的甲骨和青铜。简牍的长和宽铭刻着文化和政权的痕迹。远古的文化应是为统治者所垄断的，至秦汉之际，在简牍的形制上也有所体现，一般的书信、文书只能用“尺牍”，而皇天诰命则要神圣不同于常俗，所以他们以“尺二”来显示其凌驾于平民之上的自尊与荣耀；法律则要以“三尺”尊之，故谓之“三尺律令”；而作为统治者所利用、尊奉的经典则更以长简书之。在统治者心目中，经典文化是其治理国家须臾不可或缺的工具，所以奉为圭臬。

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人们在进行交际时，使用文字突破时空的限制，而五彩斑斓的生活形式都要以文字来记录，于是单一的形制载体必然不能适应交际的需要，于是检、揭、檄、符、传等专门用途的简牍出现了。这些形制的出现，不仅丰富了简牍的家族成员，也大大拓展了简牍这种载体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而且对后世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的邮政通信使用的铅封就是封泥的演绎，招牌等也正是方、板牍等形制的发展和延伸。最有影响的当然还是书籍的书写顺序和装订格式，没有简牍，恐怕不可能有后来的术竖式书写，简牍的使用可能比甲骨还要早。编绳的连接作用，直接启发了后来的线装书。天地头的留空、页数字数的标明，标题、署名都为后来的板式提供了源头。由此观之，简牍的形制对后世图书出版业的影响是很大的。

二， 文字论

书于简牍的文字，依惯例，我们可以称之为简牍文字。迄今为止，地下出土的简牍，上至战国，下迄魏晋，涵盖文字发展的许多阶段，有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多种字体，为我们研究古文字及文字字体的演变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同甲骨文一道，为研究中国文字学拓开了两扇窗口。简牍文字的价值不仅在文字学上不可多得，也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就考古学而言，器物的文字标识显然是最有价值的。它即可直接标出年代，也可通过同出材料的文字的字体、书写特征的比勘来确定其年代。从出土简牍文字来看，有些简牍文字直接标明了墓穴或遗址的绝对年代，有些文字则具有明显的文化共性。青川木牍和武威汉简的断代便是例证。武威汉简是王莽时代的抄本，其根据便是文字的使用带有明显的王莽时代的特征。正如《新莽简辑证》所言：“新莽时期使用的一些数量词和货币名称，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进行简牍断代的重要依据。”

在文字学上，简牍文字的出土丰富了中国文字资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汉字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楚简文字的大量面世，为战国文字的深入研究提共了可能，秦汉简牍文字则昭示了隶变的过程，填补了秦石刻至东汉碑刻之间的文字资料的缺失，三国吴简的出土则为楷书的完成找到了最直接的证据。

通过对简牍文字的比排梳理，我们可以较清晰地汉字发展演变的轨迹。汉字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由一体向另一体过渡的线形过程，是交相发展、互有渗透的。文字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有正体、俗体之分。人们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过程中，必然运用文字作为交际工具，正规的、官方的、庄重的场合，必然要求其文字工整、清楚、易于辨认，这便是正体。由于社会活动的丰富而复杂，交际的频繁，必然要求文字便捷化，于是俗字也产生了。汉字的发展正是沿着正体和俗体两条线，并且交叉发展的。由圆变方、由蘩变简、线条化、符号化是其大势。其具体演变过程表现出复杂性、渐变性。秦汉简牍文字表明隶书的出现可能比小篆还要早，至少应跟小篆同时。六国文字至秦统一后也跟着“书同文”的大势而为小篆、隶书所取代，虽然还保留东方文化的残迹，却也漫漫湮没不存了。草书在西北汉简中多有出现，与隶书并存。篆书草化为隶，隶又草化为章草，它们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各自走向成熟。楷书应是隶书正体加上草书笔画发展变化的结果。

我们利用简牍文字和文献资料相互参证，也充实了“书同文”的内容。秦为其政治一统曾经统一过文字，即法定文字，但秦的书体并非小篆一体，而是依据不同用途而分用之，甚至出现“秦书八体”，通过质和量上的分析，秦实际上是用隶书把文字统一起来，而非小篆。

另外，大量的简牍文字资料，尤其是民间书信和薄册，为俗文字的研究，以及文字的运用和规范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三， 文献论

上一世纪，对于中国学术来说，出现了四种至为重要的资料。一是殷商甲骨文，二是汉晋简牍，三是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敦煌文献，四是故宫紫禁城的清朝档案。这些资料的利用和研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随着简牍的不断出土，简牍学的研究也开始走向成熟。简牍学最令人注目最为重要的就是简牍资料的文献价值。简牍资料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首先，简牍资料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原始史料。这些史料多为传世文献所罕见者，它不仅可以证实、充实史料，还有改史、补史、重新订正历史的功效。

居延汉简可以帮组我们探讨史籍罕载的汉代边郡组织、防御系统、屯田状况、烽燧制度、戍卒生活、乡里分布、邮驿制度等问题。云梦秦简则为我们充实秦史，尤其是研究秦代法律提供了绝好的材料。《史记》所栽之秦史向来简略，而其他文献又少涉秦事，秦史研究向乏深入。秦简的出土提供了大量的秦史资料，也纠正了《史记》的一些错误。如《史记·韩世家》、《白起列传》及《史记·六国年表·秦表》记秦昭王三十四年云：“白起击魏华阳军，芒卯走，得三晋将，斩首十五万。”而《史记·秦本纪》、《史记·赵世家》则把此事记在秦昭王三十三年，两者前后相差一年。清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认为，白起攻华阳应该在三十四年，不是三十三年，但终无确证，只能存疑。秦简“大事记”云：“秦昭王三十四年，攻华阳”，秦简为当时人所记，显然不会有误 。由此可以断定，《史记·六国年表·秦表》及梁玉绳的判断是正确的，秦简以第一手资料纠正了《史记》的错误。

其次简牍文献里包含了大量的经典书籍。这为我们校勘整理古籍，研究中国的学术史提供了证据。

1，医学文献

简牍文献中有一部分医学内容，如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医书竹简，马王堆汉墓的医学帛书及阜阳汉简，武威汉代医简，都有丰富的医学知识。这些文献包括《脉书》，《引书》《五十二病方》等医籍佚书和文献。《引书》是对导引术的文字解说，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阐述一年四季的养生之道，第二 部分记载了35个导引术式的名称、动作要领和部分导引术式对身体的功用，还记载了用导引术治疗疾病的方法，第三部分是讲生病的原因和预防的方法。这是西汉早期的一部系统的导引著作，“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介绍了导引的功用。它所阐述的保健养生理论强调依靠人体内的积极因素来抵御疾病，及时调整起居饮食，作到生活有规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些道理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导引行气之术是西汉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保健和治疗疾病的方法，它简便易行，有一定的实用价值。”（1）《五十二病方》是一部首位完整的医药方书，为楚人所集，代表了楚国的医药学水平。

从成书于战国到西汉早期的张家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到武威汉代医简，到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论》、《金贵要略》，再到东晋葛洪的《抱扑子》，显示了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2，哲学文献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市沙泽区四方乡郭店村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批楚文字竹简，内容含儒家经籍和道家著作。这对研究早期儒家的人文思想、道家的宇宙生成论模式，以及儒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郭店楚简的儒家经籍反映了早期儒家不畏、坚持正义的人文精神，使我们认识到儒家精神的真谛，那就是以情为本，礼仁结合，倡导自由平等独立的思想。这对儒学的现代化建设非常富有启迪意义。

道家著作《太一生水》弥补了先秦哲学关于宇宙生成论的缺环，是《老子》到《淮南子》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发挥了老子的思想，更加系统化，又具有不同于老子的独创性。它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思想水平，是一个了不起的宇宙生成论模式。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认为：“郭店楚简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先秦学识的许多新知识，因此，对于‘五四’以来，特别是‘疑古派’所提出的许多观点，现在都需要重新认识；甚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需要重新定位。”

3， 其他文献

简牍文献中还有一些文学的内容，1977年出土的阜阳汉简《诗经》残简，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诗中的任何一家，很可能是未见著录而流传于民间的另一家诗说，说明汉代《诗经》学并不限于四家。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有助于《诗经》中孔子删《诗》、《诗序》等有关《诗经》中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解决。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战国楚简中，有30 枚简中记有孔子关于诗的论述，而且在诗的篇目、顺序、用字上，都与传世的《诗经》有不同之处。这一发现将对我国的文学史产生很大的影响。正如李学勤所言，出土简帛佚书对于文学史的研究有三点贡献：（1）有些出土书本身就是文学史的重要材料；（2）不少出土佚书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当时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观点；（3）出土书籍使大家更清楚的看到古代文学艺术孕育产生的背景，特别是思想文化的背景。⑵

出土的简牍文献中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亡佚典籍，如《相鹤经》、《相宝剑刀册》等。1999年9月24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南沅陵县虎溪山一号汉墓出土的千余枚西汉竹简，填补了我国考古学的数项空白。其中的“美食方”记载了米饭、菜肴、饮料、干肉等制作方法。饭方有7条，菜方涉及到猪、牛、羊、鱼、兔、鹿等各种肉的具体做法，反映出我国饮食文化的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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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彭浩：《张家山汉简〈引书〉初探》，《文物》1990年第10期，第91页。

（2） 李学勤：《出土佚书的三点贡献》，《文艺研究》2000年第3期，第21页。

参考文献：

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方孝坤：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简牍文字发展研究》。

简论史记的文学成就范文第2篇

一、《演变》作者简介

阿纳尼亚斯・查尔斯・利特尔顿（Ananias Charles Littleton）（1886-1974年）是美国著名的会计学家，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当代会计学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颇丰，其思想对现代会计思想的发展、会计历史研究的深化、会计实务的完善等方面有着巨大影响。从20世纪20-70年代，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学术生涯中，利特尔顿先后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单独或同他人合著专著多部。他的代表作主要有：《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1933），与威廉・A・佩顿合著的《公司会计准则绪论》（1940），《会计理论结构》（1953），与B・S・耶梅合作主编的《会计史论文集》（1956）和《会计学论文集》（1961），与V・K・齐默尔曼合著《会计理论：连续性和变革》（1962），与M・穆里茨合编的《会计学优秀论文集》（1965）等。在其丰厚的学术成果中，有四部代表作在世界各国会计学界广为流传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一部著作是《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这本书使利特尔顿成为当之无愧的会计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他也因此著作而得到会计界的承认。第二部著作是《公司会计准则绪论》，这本书为当时“公认会计原则”的制订和执行提供了最具权威性的理论依据。该书作为美国会计师协会（AAA）的第3号“专题研究报告”于1940年首次出版后，对现代会计理论以及会计准则的制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先后历经15次修改出版，该书奠定了现代会计准则的理论基础与架构，被认为是美国传统会计实务所依据的基本理论的最清晰说明。第三部著作是《会计理论结构》，该书是会计学术界第一次完整论述会计理论体系和结构的专著，它的出版标志着会计从一门方法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利特尔顿对会计理论的贡献，也因此书而达到巅峰。直到现在，《会计理论结构》仍然被誉为是那个时代对会计理论发展最有贡献意义的文献。第四部著作是《会计理论：继承与创新》，这部书主要揉合了《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和《会计理论结构》的思想，并将会计科学放在一个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以簿记理论为基础构建由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与会计方法等有机结合的具有良好逻辑的会计学体系是他所有著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利特尔顿的学术成果丰硕，他对当代会计理论、公认会计原则等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学界公认利特尔顿是世界级的会计大师，更是会计理论的重要构建者。

二、《演变》基本结构

《演变》文章结构简洁清晰，富有逻辑性，以不同时期的典型日记账分录为例，按照时间顺序围绕日记账的演变这一主题展开了细致的论述。利特尔顿认为，从日记账的发展过程来看，日记账先后经历了4个阶段：（1）日记账未出现前，需要将交易事项在两个相关的账户中完整地记录下来；（2）1430年到1550年期间，使用具有高度专业技术形式的分录将交易事项记录在分类账中；（3）在之后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里（即1550年到1600年左右），日记账分录需要或多或少地记录交易事项；（4）现代时期，日记账的主要焦点集中在如何用技术性形式准确分类会计主体。《演变》一文主要对15-17世纪期间的日记账演变过程进行了研究，针对日记账的断代史进行了研究。

从整个行文逻辑上来看，《演变》一文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部分，第二部分为15-16世纪典型的日记账分录（包括第一种类型的日记账和第二类的日记账分录），第三部分为十七世纪之后的日记账分录，第四部分为总结。

在引言部分，作者论述了日记账是记账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技术，是将经济交易事项的非技术报表形式转换为一种技术性报表的中间记录环节。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当时美国日记账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且在未来日记账可能会逐渐消失，因为日记账不是记账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在对日记账的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简单的预期之后，利特尔顿在文章中提出了探索日记账起源的想法。

《演变》一文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15-16世纪典型的日记账分录。这个时期的日记账分录有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日记账分录的特点是：不论采用何种语言，所有这些典型日记账分录都采用“By A . to B .”的形式来编制。这些分录所表达的含义不是很清晰，因此在理解这种类型的分录时就需要对其进行推理判断。在原文例子中所使用的介词“per”和“a”分别表示债务人和债权人，而且债权人总是写在债务人之后。这种类型的日记账分录只是展示了“per”和“a”的用法，没有说明这两个介词的特殊含义，也没有说明“per”和“a”是怎样分别与“债务人”和“债权人”联系起来的。同一时期德国的日记账分录时间虽然迟于意大利的日记账分录，但是它所采用的编制形式也是类似的，都具有技术性。虽然这样的日记账分录比较难以理解，但还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将这种日记账分录重新整合构建成易于理解的分录。利特尔顿还认为可以从德国的分类账发展来理解德国的日记账，因为日记账是在分类账之后产生的，而且现在的日记账在记录发生的交易事项时也会很自然地使用分类账中的专业短语。日记账分录的左方记载借方账户和属于其他相关账户的相反的或是解释性的分录，其右方记载贷方账户和属于其他相关账户的相反的或是解释性的分录。日记账分录的这种技术形式明确地表现了整个业务的两个不同方向并且已经体现了在当前的分类账实践中的使用情况。

第二类日记账分录与第一类日记账分录几乎是同时存在。第二类日记账分录的形式与第一类日记账不是一模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更接近于现代的形式。根据措辞的不同，第二类日记账分录可以产生三种意思相近但有细微变化的方式，分别是：（1）A是债务人，B是债权人；（2）A是B的债务人；（3）A欠了B的钱。第一类日记账分录的形式可能是来源于分类账分录的措辞，才导致使用英文分类账分录中借方的“to”和贷方的“by”，而第二类日记账分录可能是在记录个人账户交易事项的日记簿基础上自然地发展起来的。很显然，它比第一类日记账分录更能说是现代日记账分录的前身。

第三部分介绍了17世纪之后的日记账分录演变。17世纪的日记账分录在措辞上有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什么意义。但随后，在19世纪中期稍早的时候，出现了更明显的变化，日记账分录又重新使用了技术性形式来编制，但与之前在1550年被弃用的技术性形式“By A ，to B ”又有所不同，专业术语几乎完全被使用了。一笔交易的借方和贷方被分成两个单独的列表，贷方科目的名称则是低于借方科目名称。有时“Dr”被留存，有时则是被省略了；但是“to”作为借方的标志被保留了下来。后来连“to”也被弃用了，借贷方的差别可以单纯地根据词语和数据的位置来判别。文中列举了一个18世纪日记账编制的例子“John Doe is debtor $1000 to Stock”，这表明日记账记录的主体必须要有两个，但是并不强制要求明确这两个主体。随后日记账的编制方法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编制时不仅要求反映两个明显不同的事实，而且每个事实都要根据它的名字和借、贷方的特点来填写。日记账分录的发展也改变了簿记的结构，要求每个事实都要根据它的名字和借、贷方的特点来填写。现代日记账的编制过程让人认为需要编制的是贷方分录，而不是债务人或债务人，也就是说“会计主体”不是最重要的。

第四部分是全文的总结部分。利特尔顿认为日记账的演化过程没有停止也将不会停止，也正因为不断进化的过程使得会计记录向更深的技术细节发展。日记账分录本身也省略了原始分录中许多辅助的交易记录。现代会计遇到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学好记账比以前更难。记账已经成为真正的技术，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登记程序。

《演变》一文中利特尔顿采用归纳法对会计史进行研究，并从中总结出一套系统的会计思想体系。文中列举了大量的不同时期的日记账分录，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不同时期日记账分录的特点和编制方式。日记账分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变化也体现了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日记账分录的演变过程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而且还会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利特尔顿是享誉全世界会计大师，他的会计信条是：相对准确的会计信息会逐渐逼近要求。日记账分录的演变过程正符合这一规则。会计产生的原因在于客观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作为会计技术的日记账的演变同样也遵循这样的规律。

三、《演变》主要理论贡献

会计活动始于远古时代。但是直到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在其出版的《数学大全》一书中才系统介绍了复式簿记，正是这一部分篇章，成为了最早出版的论述15世纪复式簿记发展的总结性文献，集中反映了至15世纪末期为止威尼斯的先进簿记方法，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西式簿记的传播和发展，同时也开启了将会计作为学术进行研究的历史进程。但是，从16世纪到20世纪漫长的几百年间，会计史研究并没有得到快速的发展。直到1933年，利特尔顿教授的名著《20世纪以前的会计发展》的发表，会计史研究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此会计史研究步入蓬勃发展时期。

《演变》早于《20世纪以前的会计发展》发表，是对日记账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几种典型分录进行研究的一个代表性作品。《演变》一文通过对日记账演变过程的研究，指出时展是会计发展的驱动因素，会计是一门反映时代变化和需要的科学。同时，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是相互联系且密不可分的，早期的会计实务促使了会计理论的形成，而会计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会计实务，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

利特尔顿对会计历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其会计史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演变》体现了一个会计学者对待客观历史的态度。利特尔顿特别强调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对待会计研究。同时，利特尔顿也以严谨的治学方式对待会计问题，他的作品也展现了非常强的逻辑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的特征。

四、《演变》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启示

我国的会计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公社制时代，那时人们已用“刻石记数”和“结绳记事”等方法来反映数量及其他收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会计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我国会计的记账方法也从原始的计量、记录方法发展到中式的单式收付簿记方法，再从单式收付簿记法发展到不完全的复式收付账法直至发展到相对成熟的复式记账法，我国的薄记方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郭道扬教授曾经写道：“人类社会的会计发展既不可能超越某一历史阶段会计所处的历史环境，产生超前的会计思想与会计行为，但也决不可以听任落后的会计思想在新的历史阶段继续起支配作用。”所以要对会计史进行研究，把握其发展规律，以便更好地发挥会计的职能，这正是研究会计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历史展示了会计发展的脉络，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经济环境，就更加有利于理解会计、研究会计和发展会计。

我国对于会计史的研究尤其在近代落后于西方，表现为对会计史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内容缺乏系统。目前所能看到的近代会计史研究的成果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出现，当时只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少量的相关研究论文，例如冯抑堂的“吾国古代会计之研究”，林道俊的“中国古代政府会计制度之演进研究”，潘序伦的“会计学发达史”、“我国会计学术与会计职业之回顾与前瞻”、“中华民国三十年度结账程序述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会计史的研究几乎停滞，研究成果极为少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会计史的研究才得到了蓬勃发展，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有郭道扬教授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上、下），高治宇著的《中国会计发展简史》、李宝震和王建忠合著的《中国会计简史》、赵友良著的《中国古代会计审计史》等。

会计史研究对于会计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会计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会计理论与实务的根基及演变路径，有助于总结经验，正确认识会计发展规律，科学的把握和预测会计学科的发展方向。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就整体而言，我国对会计史的研究仍需全面提高。我国今后会计史的研究重点需要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会计史研究的系统性。虽然理论界对会计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成果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研究方向多是局限在某个专业领域，并没有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会计史学。二是加强会计史研究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会计史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历史较为熟悉，而且需要精通会计理论和实务，同时还需要具备阅读国外文献的能力，对研究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因此，要使会计史研究系统化、全面化，培养更多的高素质研究人才是当务之急。

[本文系郭道扬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编号：11&ZD14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上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1988年版。

[2]王光远：《阿纳尼亚斯・查尔斯・利特尔顿》，《财会通讯》1992年第10期。

[3]付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史研究述评》，《财会通讯》（综合）2008年第12期。

[4][美]迈克尔・查特菲尔德著，曾浩、许家林译：《会计思想史》，新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

[5]R.A.Bryer.Double-Entry Bookkeeping and the Birth of Capitalism：Accounting for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Medieval Northern Italy.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Vol.4，NO.2，1993

[6]Eve Chiapello.Accounting and the birth of the notion of capitalism.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18（2007）

[7]B.S.YAMEY.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Double-entry Bookkeeping：Some Non-Sombartian Claims Accounting.Business &Financial History，Vol.15，No.1，March 2005

简论史记的文学成就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初中历史 因果关系记忆 5W1H1R串联记忆 口诀记忆 数字归纳记忆 精简浓缩记忆 顺序记忆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6）190097

唐太宗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历史，可以学到很多智慧，无论对历史学科进行什么样的改革，熟记史实仍是学好历史的第一步。要掌握好历史史实，必须增强记忆力。而让学生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就成了历史教学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慢慢总结出以下几种方法。

一、因果关系记忆法

原因和结果是揭示客观世界中普遍联系着的事物彼此制约的一对范畴。原因是指引起一定现象的现象，结果是指由于原因的作用而引起的现象。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有其历史背景、具体原因的，一旦原因形成，必然导致相应的结果，也就是有因必有果。比如在记忆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治国政策、统治阶层昏庸腐败、妥协退让是历史背景，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根本原因，那么通过“清政府为什么会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就可以迅速牢牢地记住该事件的前因后果。

二、5W1H1R串联记忆法

5W1H1R记忆法即七个英文单词：when、where、who、what、why、how、result（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做什么事、为什么、如何做、结果），其实就是相当于语文记叙文中的“六要素”再加结果。分析一个历史事件，只要对这七要素进行提问，得到的答案几乎就是该事件的全部内容。比如关于中国近代史下册《》这一课，其内容根据5W1H1R记忆法分析就是：1950年（when）；新解放区（where）；中国共产党（who）；进行（what）；因为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发展（why）；首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然后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how）；的完成彻底摧毁了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也被消灭，等等（result）。笔者引导学生通过该方法对内容先分析后记忆，效果不错。

三、口诀记忆法

把需要记忆的内容编成口诀、顺口溜等进行记忆。在讲述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可以将八国联军记成“英法意每日饿得嗷嗷叫”，即知道这八个国家是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俄国、德国、奥地利。比如说在讲述中国古代史关于唐朝建立时，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出来：李渊见糖搂一把，即李渊在618年建立唐朝。在讲述中国新文化运动时，可以这样记忆：两位先生要救一下我，从而可以记住新文化运动的时间是1915年，两位先生即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在讲述中国改革开放时，一共建立了五个经济特区，可以这样记忆这些特区：在海南生下三头猪，即海南、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四、数字归纳记忆法

将所需要记忆的内容按不同属性加以归纳，然后分门别类地记住这些内容及其属性。例如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一单元《侵略与反抗》，可归纳为“四三二一”记忆，即四次重大战争，三个主要不平等条约，二次农民运动，一条主线（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比如九年级复习阶段，可将部分重要知识点进行归纳，如“二二三三记忆”，即二次世界大战，二次思想文化运动，三次科技革命，三次资产阶级革命。

五、精简浓缩记忆法

人的大脑在一定时间内可以负担的记忆量是有限的。想要记住大量东西的好办法，就是设法将复杂的记忆内容通过抓要点的方式进行简化，化繁为简，去粗取精，紧扣关键字眼，把繁杂的内容进行压缩、整理，这样就容易记住了。比如记忆科举制诞生的历史意义只需记住“两促进，一改变”；中共成立的意义只要记住两个成语即，“开天辟地”“焕然一新”；遵义会议的意义可简化为“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只要记住“转折”“开端”“新时期”。

六、顺序记忆法

简论史记的文学成就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出发,针对《史记》中的个性共性统一、详略得当、虚实相生等文学审美范畴进行分析,通过文学的审美超越,进而抓住《史记》中的人物作为历史的主体的情感,并通过这种真实的情感,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真正达到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文学本体 历史本体 人性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在谈论《史记》之前,有必要把“本体”两字的含义阐述一下:亚里士多德认为本体就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众所周知,我们的世界有“道”、“器”之分。简单地说,前者“存在”指的是具体的、现身的“器”,后者“存在”指的是抽象的、不可感的“道”。专做“文学本体论”研究的王乾坤先生也认为:“我们能感知的、能认识的,只是它的现身状态,只能是它呈现给我们的对象性内容。因为本体没有样子,我们可知可见的只是某物在时间、空间的现身状态和属性。”这样可以推出,“文学本体”即文学具体存在的本源与本质,从文学本身出发,文学的本体就是文学的审美特性及作品自身;“历史的本体”,即历史具体存在的本源和本质,从历史的本身出发,去探究历史的“现在进行时”自身。《史记》则为古代传记文学的开创之作、典范之作。有学者认为,“传记文学不同于一般的史传文学,亦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而是历史与文学的结合,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没有很深刻完整地解释这种真实性与文学性是如何统一起来,以及这种独创性背后的缘由。本文欲通过本体论的角度去解读《史记》,揭示藏在其独创性背后的写作缘由。

真的历史应该是历史的本体存在,但是历史的本体怎么可能在历史的著作中再现呢?从严格意义上讲,人物传记应该是人物所有的语言、行动和外貌心理等一切的重复和重现,但没有空间和时间的逆转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其实“真实也并非说史传所记全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在文字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再现。事实上,当人们选择用语言文字这种符号来再现社会和历史的时候,它所显现的就并非原原本本的历史面貌。”有人认为客观地记录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其实不然,因为是人他就有主观的思想,主观的情感,所以在这里的“客观”也只能是相对的客观。又因为历史一旦用语言文字记录下来,本身也就成为文学的具体存在,由于当时技术的局限,记录历史也必须借助这种载体。既然排除不了主观地借助文学这个具体载体去记录历史,又何来真实的历史呢?但其实运用文学的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原貌,因为文学可以审美地超越,能够以审美的方式靠近历史本体的存在。

依据这条思路,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地接近历史本体,接近历史上的人物本来面目。在此笔者想要用文学本体论的观点解释司马迁笔下的《史记》是如何接近历史本体这一过程的。因为本体是无形的,所以我们只能首先通过分析具体的文学存在、文学形式来把握。

一 《史记》中有许多具体的文学存在方式,把握好它们来实现文学存在向文学本体的第一次飞跃

1 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1)把握性格特征,准确定位“人格”。由于环境、修养、经历等因素不同,造成个性的复杂多样性。司马迁存真求实,胆识过人,能准确把握人物性格特征,恰如其分地定位“人格”,如:屈原之“志洁行芳”,公孙弘之“外宽内深”,还有吕后的狠毒等,诸种性格,司马迁成竹在胸,恰似其人。

(2)选材典型,粗细兼用。典型大事,最能代表人物的性格特征,是个性的骨架,也是司马迁传人选材的主体。《项羽本纪》重点写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战”三大事件,把它们作为历史背景,通过激烈的矛盾冲突展现项羽性格的各个侧面。其次,精选典型的生活细事。如果说大事是个性的骨架,那么细事就是个性的血肉。如《项羽本纪》写“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这是段生活细事,但却逼真地写出羽从小浮泛粗心、浅尝辄止的个性,和大事中显示的性格一脉相承。

针对个性,精心选材,既有大事成其坚实的骨架,又有细事成其丰满的血肉,二者相辅相成,使历史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这里的“栩栩如生”,就是指我们具体的文学存在,使读者产生了审美上的共鸣,进一步在向历史的本体接近。

2 围绕性格用笔,详略得当

(1)精心剪裁,简繁适宜。对纷繁的史料依据传记主题的需要,大胆取舍,详略得当,简繁适宜。与性格无关的一般事件用简概述,与性格相关的典型事件使繁详写。《留侯世家》中说:“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正说出简繁得当的特点。

(2)从整体出发,褒贬结合。一种是人物以正面为主,例如刘邦在《高祖本纪》中扮演了一个雄才大略,有智谋,有远见的政治家形象。至于他的缺点,如贪财好色,卑怯自私,忘恩负义,残杀功臣等缺点,都写到了《留侯世家》、《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等篇章中去了。另一种是人物以缺点为主,但是在赞语中也提到了他的好处。例如司马迁在《吕后本纪》中详细描写了吕后残害戚姬、毒死赵王如意、饿死赵王友等一系列罪行,但是在传记的末尾,却高度称赞吕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司马迁认为吕后执政期间,天下太平,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样写成的人物才有了可读性,使人物形象充满饱和度,立体感逼真。正如郁达夫在《什么是传记文学》中说道:“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看得真,说得象。”这里讲的“真”和“象”根本上指趋于历史原貌,即我们说的历史本体。

3 刻画人物灵魂,虚实相生

(1)司马迁写人物千变万化,有对比、有烘托、有借陪衬,以加深主要人物的形象。例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将李广和同样领兵出征的将军程不识进行了一番比较,“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侯,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刀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如此将程不识治军的中规中矩与李广的简单随意进行对比,运用艺术上的相反相成的原理,把李广独特的作风鲜明地表现出来。

(2)司马迁写人物传记,不是记流水账,也不是事无巨细地再现人物生平中的每一件事,而是有选择地从正面实笔勾勒。如《李将军列传》中,富有传奇色彩的“射虎”是一件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事件,司马迁这样描写道“……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正面描写箭能穿石,一方面揭示了人在危急时刻能超常发挥能力,更勾勒出了李广的善射才能和勇猛的形象。

上述把《史记》的思想用具体可感的文学形式把握住,完成了我们向文学本体的第一次飞跃:《史记》中的文学本体是以一个个生动可感的文学存在呈现的。而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触摸到《史记》的历史本体。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如何由文学本体飞跃到历史本体?首先我们要承认历史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的历史发展,也就可以推出人是历史的主体。又因为文学艺术对应的人类心灵不是别的,正是人的情感,文学属于审美范畴同时也属于情感范畴。所以要实现我们的第二次飞跃,关键在于把握住人的情感即人性。既然文学是情感的艺术,那么文学本体与真实本体的关系,可以通过情感与真实本体的关系来说明。

二 由文学本体向历史本体(历史原貌)进行的第二次飞跃

以事为中心的史体自然涉及到人,但是却忽略了人的历史主体性。这一认识导致的结果是历史是静止的、片段的,甚至可以说这历史远不是历史原貌即历史本体。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先生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中指出:“文艺创作要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历史运动的轴心,看作历史的主人。文艺创作要高度重视人的精神主体性。”因为“文学作为一种审美行动,可以将情感的非理性、随机置于适当的区间,以承诺情感的审美释放与慰藉而回归自己。”文学近于“存在之本真”,“回归自己”也就是回归自己的本真。

既然是通过人的情感实现第二次飞跃,又因为涉及到人就有主客体之分,就有主体的情感和客体的情感之分,《史记》中体现人的情感因素也包括两方面:

1 写人物情感即客体的情感。在写人时,侧重写人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也就是写人的心,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可以证明。作者写李斯的5处独白:第一处是当他入厕见鼠与入仓见鼠之后,曾感叹道:“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当他功高盖世之时,又慨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当李斯被赵高胁迫,不得不依附逆乱时,又垂泪长叹曰:“嗟乎!独遭乱世,既已不能死,安托命哉!”当他被赵高囚于狱中,更愤而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第五处是他被杀前叹息不能与儿子再牵黄犬逐狡兔。司马迁对李斯心理活动的详细描写,使李斯阴险、无耻的品质更趋于历史原貌。

2 流露出作者主体的情感。由于作者的立场、观点、思想、地位和审美观的不同,又由于作者写作的目的、角度、视点的区别,呈现出来的文本多多少少都会流露出作者主观的情感、主观的思维。鲁迅在谈到《史记》也讲道:“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出的形象,只能是作者眼中的形象,是作者心中的形象,作品深深打上了作者主观的烙印。如司马迁把项羽归入到“本纪”,把陈涉归入到“世家”里,无不出于自己对项羽以及陈涉的个人推崇。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把拒捕的主角由伍尚改为伍子胥,把破郑后的“挞墓”、“鞭墓”改为“掘墓鞭尸”。这些情节的出现,都能体现出司马迁本人的审美理想。

由上述的推论,我们可以很形象地看到,《史记》所展现的历史时空存在形式是历史具体存在,要把握住历史原貌,就要把握具体的历史存在。在用文字这种符号记录时,注重人的情感,就是尊重人性,尊重历史,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充分认识到人的历史主体性。又因人学即文学,情感所及,发而为文,文学比一切文化样式更能表达这种人性的冲动――情感,但是文学本体又是不可触摸的。由于这些原因,只能通过具体的文学存在形式来把握文学的本体,继而更进一步去感悟司马迁笔下历史存在形式。

传记本身就具有文学性,只是后人将历史与文学区分得过于清晰,忽略了人的情感存在、人的历史主体性。本文从文学本体论出发,分析司马迁的《史记》,发现司马迁把人从历史中解放出来,把他们描写得栩栩如生。这种文学性的真实才是距离历史本体最近的历史存在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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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郁达夫文集》(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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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德]马丁・海德格尔、[美]科克尔曼斯,陈小文等译:《存在与时间》,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9]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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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史记的文学成就范文第5篇

一、政治史研究

作为秦汉史研究的传统内容，2003年秦汉政治史的研究也依然受到重视。林剑鸣的《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3月第2版）、黄留珠的《汉武帝》（人民出版社3月版）、徐日辉的《秦早期发展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8月版）和葛承雍的《王莽新政》等，都用大量篇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秦汉政治史的内容。

孙斌来在《秦统一六国原因的再探讨》（《人文杂志》第1期）中提出，秦统一全国的主观原因是秦的自然资源优于六国及其成功地决策，而客观原因则在于抓住了历史机遇。对汉初确立郡国并行的体制，赵沛通过解析“白马之盟”，认为这实际是刘邦与其军功大臣的一种政治契约，既为两汉确立了郡国并行的政治模式，也为秦汉以后确立了基本范式（《试论“白马之盟”与汉初政治模式的建立》，《河南师大学报》第6期）。邹水杰、岳庆平的《西汉县令长初探》（《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结合尹湾汉简的记载认为，西汉权贵之家和贫家子弟均可以小吏迁升为县令长，县令长与地方王侯的关系亦很微妙。相关文章还有陈伟的《秦苍悟、洞庭二郡刍论》（《历史研究》第5期）、史云贵的《西汉郡国并行制探略》（《广西社会科学》第4期）、董平均的《西汉王国分封制度探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和张功的《汉代郡县关系探析》（《青海师大学报》第4期）等。对秦汉大帝国所形成的监察制度，曹金祥的《试论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聊城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这实际是我国先民权力分配的产物，但它却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相始终。关于宦官和中朝制度，袁刚的《秦汉政府宫官系统和汉武帝任用中朝官》（《南都学坛》第5期）紧扣秦汉家国不分的史实，指出宫官参政和中朝官用事突出表现了秦汉官僚政府家产制的特征。樊志民的《战国秦汉农官制度研究》（《史学月刊》第5期）论述了战国秦汉时期农官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对丞相制度，蒋非非具体研究了《汉初萧曹相位之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阎步克发表了《从〈秩律〉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历史研究》第5期）和《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中国史研究》第3期），指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面世，更清晰地揭示了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进程；而汉初的“宦皇帝者”主要是一个侍臣系统，他们与“吏”的重要区别乃在于没有禄秩。蔡万进的《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吏休制度》（《中国史研究》第2期）提出，汉代官吏“五日得一休沐”仅施行于中央官吏，地方官吏的“休沐”权则可以适当调整，普通官吏也不适用于“病告”请休。宋杰的《汉代的“陷陈都尉”与“陷陈士”》（《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诠释了“陷陈”的含义，认为“陷陈都尉”和“陷陈士”当即敢死队将官与士兵。张鹤泉《东汉持节问题探讨》（《史学月刊》第2期）认为，东汉持节官有长期与临时之分，实际东汉末年的持节已开了魏晋将军使持节、持节、假节的端绪。

在政治思想方面，王绍东、白音查干的《论秦始皇对五德终始学说的改造》（《人文杂志》第6期）提出，秦始皇通过去掉五德终始学说的道德约束因素，已把它改造成只维护君权不限制君权的理论，对秦朝政治曾产生巨大影响。韩玉德的《略论命相论与西汉政治》（《学术月刊》第7期）研究了命相论与西汉政治的融合，认为命相论为确立专制主义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权威发挥了历史性作用。王健的《伦理制衡与西汉政治——以汉武帝时代为中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从伦理标榜下的事功政治与伦理制衡的冲突来总结汉武帝的政治，并认为这种冲突形成了秦汉时代普遍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历史张力。而曹金华则对《东汉前期统治方略的演变与得失》（《安徽史学》第3期）作了新的探讨，指出由“柔道”到“严切”再到“宽厚”的变化轨迹，虽基本符合宽严相济的原则，但其“严切”和“宽厚”政治的矫枉过正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杨东晨、杨建国的《汉代名将》则集中研究了韩信、周亚夫、李广、卫青、霍去病、赵充国、耿弇、马援、班超及窦宪等十大名将的忠君爱国精神。另外，刘占成的《秦帝国灭亡的历史反思》（《秦文化论丛》第10辑，三秦出版社7月版）、张强的《汉代之前的礼乐沿革与帝王统治之术》（《江苏社会科学》第3期）、刘汉东的《解读〈史记·樊郦滕灌列传〉透析刘邦用人之道》（《广州大学学报》第10期）、林永光的《试论汉武帝的治国为政之道》（《烟台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王云江、谢艳华的《简论刘秀的人才谋略》（《史学集刊》第2期）等也都值得一读。

关于秦汉法制，阎晓军的《秦汉时期的诉讼审判制度》（《秦文化论丛》第10辑）运用云梦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并结合文献记载，尝试复原秦汉时期的诉讼审判程序，认为一般要经过报案、侦破、讯问、诘问、验问、读鞫、乞鞫、议罪、论、报、执行等程序。王泽武的《汉文帝“易刑”考辨》（《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提出，汉初肉刑有四，文帝只是变易了其中的墨、劓、刖刑，并没有废除宫刑。韩树峰结合秦汉简牍讨论了的《秦汉律令中的完刑》（《中国史研究》第4期），认为“完”刑的含义因时而异，既非单纯的“耐”刑，亦非单纯的“髡”刑，更不是指身体发肤的完好无损。秦代的“完”即“耐”，汉初的“完”为“耐”或“髡”，文帝时改革肉刑始有完好无损之意。魏道明的《汉代的不道罪与大逆不道罪》（《青海社会科学》第2期）主张，不道是重大常事犯的专称，大逆不道则是包括谋反在内的各种重大犯罪，二者已基本包含了北齐以后十恶罪的各种罪种。

关于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刘光华的《西汉前期西北民族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论述了西汉前期的汉匈关系、和亲政策和西北少数民族，指出实行和亲政策，以及汉朝为发展经济和加强边防建设的等等措施，乃是对付强敌的一种积极防御政策。刘瑞着重研究了《秦、西汉的“内臣”与“外臣”》（《民族研究》第3期），认为秦简中的“臣邦”相当于汉代“内臣”，“外臣邦”相当于汉代“外臣”；而以往文献所说的“羁縻”制度等同于“外臣”，“葆塞蛮夷”则相当于“内臣”。韦东超的《移民与族际冲突——东汉时期武陵、长沙、零陵三郡“蛮变”动因浅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三郡“蛮变”的深层原因可能是中原汉族大量移民所导致的族际冲突。周伟洲的《西汉长安与南海诸国的交通往来》（《中国历史地理论从》第4辑）揭示西汉与南海诸国的交通往来，重现了东南亚地区古代诸国与中国交往的历史。黎虎的《汉代外交使节的人选》（《人文杂志》第6期）则得出先秦外交使节主要是“辩士”、汉代外交使节主要是“勇士”的结论，并认为这是由于汉代外交已经突破“东亚外交圈”所致。

在人物研究方面，多数文章仍关注于秦汉时期的帝王将相。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孟祥才的《东方朔简论》（《烟台大学学报》第4期）和张小锋的《霍山、霍云身世蠡测》（《南都学坛》第3期）。前者概述东方朔生平，认为他善吹牛而不令人讨厌，经常以幽默机智和奉承博取武帝欢心，既关心民瘼又敢言直谏，虽一直期望作为却终生碌碌，源于自我定位的失误；后者则通过考辨，提出霍山、霍云虽名义上是霍去病之孙，而实际却应是霍光之子。

二、经济史研究

李天虹的《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科学出版社9月版）将居延汉简中的簿籍文书分为10类，135种，又分别进行了认真的辑录研究和分析。作者对当时的簿籍制度和许多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新见颇多。黄晓芬的《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7月版）、田静的《秦铜车马》和张骅的《秦郑国渠》也都就相关经济问题作出比较精到的论述。还有杨玉坤的《广润集》（陕西人民出版社9月版），也收录了多篇秦汉经济史论文。

关于土地制度，高敏的《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土地制度——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指出，张家山汉简中《二年律令》的出土，不仅证明授田制是国有土地制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证明了“以名占田”的真实存在和土地买卖的合法。杨振红的《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第3期）主张，战国秦汉时期的爵位名田宅制是以爵位划分占有田宅的标准，以户为单位名有田宅，田宅可以有条件地继承、转让和买卖。国家以爵位减级继承制来控制田宅的流转，并与罚没田宅以及户绝田宅一起构成国家授田宅的来源。刘旭东《从汉代私有土地来源考察其土地私有制特点》（《涪陵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汉代的土地买卖尚未达到“自由”买卖的程度，土地所有权的变动往往伴随着政治权力的变动。

关于农业和工商业研究，吴小强的《秦简〈日书〉与战国秦代农业经济生活》（《秦文化论丛》第10辑）考察了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认为根据秦简《日书》可以得出我国传统农业在秦代已经相当成熟的结论。高敏的《从东汉时期入仕者与知名人士出生地的分布状况看东汉江南经济的发展》（《郑州大学学报》第5期）依据文献和走马楼吴简，对东汉江南经济的空前发展作出了比较可信的论证。刘磐修的《汉代河套地区的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认为，河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始于武帝，西汉后期和东汉中期曾出现两次高潮，西汉河套开发的主体是封建政府，而东汉豪强地主的田庄则成为开发的主要形式。杨兆荣的《“0.6折合法”在先秦、秦汉农业生产中计量的应用》（《云南大学学报》第6期）通过汉简记载考证了“0.6折合法”在农业生产中谷物权衡、容量的大、小石折算和耕地面积的大、小亩折算中的应用。罗二虎的《汉代模型明器中的水田类型》（《考古》第4期）从模型明器中所见的大区划水田、小区划水田和梯田三种类型着手，就汉代水田与稻作农耕的关系、不同类型水田出现的原因及水田的面积与地理环境展开了讨论。刘磐修的《汉唐时期的养猪业》（《农业考古》第3期）和萧爱民的《“苏武牧羊”所反映的匈奴族养羊技术》（《农业考古》第3期），则着重研究了汉代养殖业问题。黄今言、王福昌的《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及其发展水平之评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考察了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认为无论专业农户，还是各类田庄主和小农，都有商品性的生产，并估算出汉代农业商品率约为30%。王刚的《从债务问题看西汉商品经济状况》（《安徽史学》第3期）认为，西汉时以货币为中心的债务关系已渗入每一阶层的生活中，对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讨论了政府对债务问题的管理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变态。杜劲松的《关于西汉多黄金原因的研究》（《中国史研究》第4期）主张，在西汉皇室巨大黄金赐予的表象之下，其实蕴藏着一个独特的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黄金流人、流出的机制。而这种黄金的循环、集中、积累的周转机制，就直接造成了文献记载西汉多黄金的现象。张弘、李文青的《秦汉时期对地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东岳论丛》第2期）提出，秦汉时期各级地方官吏都有不同的经济管理职责，诸如指导、组织和管理生产，征收赋税，统计户口、垦田数字，兴修水利交通等，构成了考核其经济政绩的主要内容。袁延胜发表了《略论汉代的人口增殖政策及其社会影响》（《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和《东汉户口总数之谜试析》（《南都学坛》第2期），认为汉代的人口增殖政策虽使得人口迅速增长，但也带来了人口过剩、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而史载东汉户口则基本可信。朱宏斌的《两汉西域屯田及其在中西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中国农史》第3期）认为，汉代西域屯田在中西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为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畅通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安全保障，而且更是中西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与纽带。

关于赋役制度，这是2003年秦汉经济史研究成果相对集中的一个方面。丁光勋的《秦汉时期的始傅、始役、终役的年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主张，秦朝十五岁始傅、始役，不满十五但身高已六尺五寸者亦在始役范围之内；有爵男子五十六岁免，无爵男子六十免。汉初承袭秦制，景帝二年改为二十始傅，昭帝又改为二十三始傅，一般五十六岁老免，特殊情况除外。晋文的《商鞅变法与秦国田租的征课——兼论秦汉“纳粟拜爵”与“更赋”的起源》（《秦文化论丛》第10辑）认为，秦自商鞅变法即对田租的征课进行改革，实行定额租，并有着低限与高限之分。商鞅令“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实际也应是秦汉“纳粟拜爵”与“更赋”的滥觞。臧知非的《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新论——对张家山汉简的初步研究》（《江海学刊》第3期）提出，根据张家山汉简，西汉继续实行定额田税制度，并明确规定按顷计算、按户征收，改实物税制为实物、货币并举而以货币为主。对西汉矿业税问题，臧知非还发表了《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矿业税收制度试析》（《史学月刊》第3期）。高敏的《关于汉代有“户赋”、“质钱”及各种矿产税的新证——读〈张家山汉墓竹简〉》（《史学月刊》第4期）认为，张家山汉简证明过去曾存在争议的户赋确有其事，而且“质钱”及各种矿产税也都可以得到证实。李冀的《两汉政府对少数民族的赋役政策》（《南都学坛》第6期）认为，两汉政府在对少数民族赋役政策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形成了以贡纳羁縻之、以兵役统率之、以赋税汉化之的特点。

三、文化史研究

2003年秦汉文化史研究继续深入，取得了一批可喜成果。关于秦汉学术，张文立的《秦学术史探赜》（陕西人民出版社12月版）在系统论述秦代学术史的基础上指出，秦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上承先秦诸子下启汉代经学，甚至对汉以后中国古代学术走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熊铁基的《汉代学术的历史地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强调，先秦典籍在汉代流传，经过汉人不同程度的整理，甚至改造，传世的“群经诸子”都主要是汉人的文本。汉代以经学为特征所“整合”形成的新学术，乃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实际源头。江林昌的《考古发现与先秦两汉学术文化》（《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则论述了考古发现对研究先秦两汉学术文化的重要作用。

关于区域文化研究，滕铭予的《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1月版）通过对考古资料的系统整理和分析，运用文化谱系分析、文化层次分析等考古学方法，对秦文化发展的过程进行了全面论述。孙继民、郝良真的《先秦两汉赵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10月版）着重研究了先秦两汉时期的赵文化，其内容包括赵文化纵论、战国秦汉时期赵俗例证、赵都考略、赵器管窥、赵迹述论等。周新芳、叶海芹的《秦文化与齐文化之比较》（《齐鲁学刊》第5期）认为，齐、秦两国文化属于两种类型不同的异质文化，齐偏功利，秦重战功，齐人治，秦法治，在经济、文化、风俗等理念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刘跃进的《班彪与两汉之际的河西文化》（《齐鲁学刊》第1期）指出，两汉之际河西地区相对平静，以班彪为代表的中原士人在王莽之乱后纷纷避难西北，在当时政治格局的变迁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对于河西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雷依群的《东汉关中学派述论》（《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也从区域文化的角度论述了“关中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关中学派”对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贡献。对秦汉知识分子的研究，林甘泉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中国史研究》第3期）指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从一开始就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秦朝短祚而亡是各种社会矛盾汇集激化的结果，并非由于儒家与法家两种“吏道”观念尖锐对立的缘故。汉武帝“独尊儒术”亦并非“政治权威”对“文化力量”的“妥协”，而是封建皇权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鲁同群的《略论汉初儒家知识分子》（《南京师大学报》第2期）考察了秦末投身反秦和参与楚汉战争的儒家知识分子最多的原因，并认为汉初儒家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作用有限，但在以政治手段巩固政权时则较有建树。而李禹阶、汪荣的《汉初儒士的群体认同与价值取向探析》（《重庆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汉初儒士积极投身于汉初军功集团的政治活动之中，他们直道而行、实现理想、改造汉政、变异儒学，推动经学思潮成为儒士群体认同的价值取向。牟发松、李磊的《东汉后期士风之转变及其原因探析》（《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提出，东汉后期，在同宦官势力的斗争中，士风由前期“保身怀方”的“去就之节”转向“蹈义陵险”的“婞直之风”，最终激起党锢事变。这迫使士人正视现实，士风亦由“婞直”而“退处穷处”、“念营苟全”，或“大直若曲”，讲究权谋。

在礼制、宗教研究方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12月版）汇集了20世纪50年代在西安老城西北郊（汉长安城南郊）发掘的十五座西汉礼制建筑遗址的全部资料及其研究成果。韩养民、韩小晶的《风水与西汉陵》对西汉时代的风水以及帝王群体的登基、选妃、立储、功绩、墓地的兴建、陪葬者等进行了综合考察和品评。杨英的《汉初祀畤考》（《世界宗教研究》第2期）则通过汉初祀畴内容、性质的考察，探讨了祀畤兴盛的原因及其日后退出主流社会信仰之必然。相关研究还有后晓荣、陈晓飞的《秦汉五畤地望新探》（《秦文化论丛》第10辑）、何平立的《汉武封禅——儒学正统化大典》（《上海大学学报》第4期）、王柏中的《汉代庙制问题探讨》（《史学月刊》第6期）等。

另外，韩晋芳、罗见今钩稽整理了《〈西京杂记〉中的汉代科技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李馥明论述了《东汉魏晋时期的洛阳太学》（《史学月刊》第7期）。王琳、李成文的《论秦汉时期中医学的发展特点》（《河南中医学院学报》第6期）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医学从分散的经验积累开始进入理论总结的新阶段。关于汉代审美研究，周跃西的《略论五色审美观在汉代的发展》（《中原文物》第5期）认为，五色审美观是中国传统审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已形成五行色彩学体系的雏形，色彩观念转换成一种逻辑推理方式和思想认知图式，并广泛深入民间，形成色彩使用中的形式美规范。在秦汉体育运动研究方面，则有顾颖的《试论西汉角抵运动》（《南都学坛》第5期）、吕利平、吴卫东的《从体育考古角度看我国先秦及秦汉时期的军旅体育》（《体育文化导刊》第3期）、宋会群的《围棋起源于西汉说》（《体育文化导刊》第1期）等文章。

四、社会史研究

对秦汉社会的研究在生态环境、社会风俗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多角度展开，出现了一批新的成果。杨师群的《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4月版）和李振宏的《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10月版）均可谓秦汉社会史综合研究的力作，不仅内容丰富，在论述上亦颇多新意。

在生态研究方面，王子今的《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第1期）指出，就秦汉生态史研究而言，20世纪的生态史学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在21世纪新的史学格局中，生态史学将逐渐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将有益于史学的总体性进步和生态意识、生态对策的科学化。陈业新的《西汉元帝建昭四年“雨雪”辨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从》第2辑）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西汉元帝建昭四年“雨雪”之事进行了条缕、辨析，分析史料记载的真实性；《两汉时期天体异常灾害论探讨》（《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检阅，梳理出两汉时期天体运行灾害思想之大端，提出对两汉灾害思想的评说应持一分为二的辨证态度。闫明恕的《论西汉时期对黄河的治理》（《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对西汉时期的河患及黄河决溢原因、黄河的治理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王尚义、任世芳的《两汉黄河水患与河口龙门间土地利用之关系》（《中国农史》第3期）、王尚义的《两汉时期黄河水患与中游土地利用关系》（《地理学报》第1期）、段伟的《试论东汉以后黄河下游长期安流之原因》（《灾害学》第3期）等，也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两汉时期的地理环境问题。

社会生活方面，李如森的《汉代丧葬礼俗》（沈阳出版社6月版）结合历史文献对各地的汉墓遗存进行研究，从葬俗、丧礼、随葬品、陵园、墓葬形制等角度全方位论述汉代葬俗。张敏、张文立的《秦始皇陵》、王学理的《汉景帝与阳陵》和王志杰的《汉武帝与茂陵》则具体研究了秦始皇陵、阳陵、茂陵的诸多问题。吕宗力的《汉代的流言与讹言》（《历史研究》第2期）从汉代流言、讹言出现的原因背景着手，深层剖析当时社会心理氛围及社会现象，对此类信息的历史真实性与特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做出完整解读。马新的《两汉乡村婚姻略论》（《山东大学学报》第1期）探讨了两汉乡村婚姻的基本功能、基本形式中礼俗关系的变化，彭卫则总结了《秦汉时期饮食生活的基本模式》（《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0辑）。孙家洲的《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文史哲》第3期）通过齐鲁地区巫文化和尚巫风俗的表现，说明齐地巫文化既是对远古东方巫文化的继承，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形成新的特征并产生深远影响。肖健一的《西汉时期的性观念》（《文博》第4期）则从出土帛书、考古发现之性器及史料记载等方面综合讨论了西汉时期性观念的一些特征。段清波、张颖岚的《秦始皇帝陵的外藏系统》（《考古》第11期）从古代陵墓的外藏系统谈起，利用发掘资料论及秦始皇陵的外藏系统，并从文化背景、陪葬坑的象征意义论述秦始皇陵外藏系统的认识及其特点，说明正是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正藏”和“外藏”两大系统。

社会关系方面，白芳发表了《论秦汉时期“君臣”称谓的社会内涵》（《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论秦汉时期“臣”称谓的社会内涵》（《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论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锦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的系列论文，从社会语言学范畴对这些称谓所反映的人际关系展开论述。刘淑丽的《汉代儒家正统妇女观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第6期）讨论了汉代妇女观由相对平等慢慢走向苛严，最终形成乃至强化为男尊女卑的过程，说明汉代妇女观所具有的深远影响。薛瑞泽的《汉代邻里关系研究》（《上海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汉代邻里关系既有邻里间的相互帮助和理解，还有在危难之时的扶危济困，亦有相互侮辱、彼此争斗甚而兵刃相见的现象，更有一些人因种种原因而不愿意与邻居往来。张金光的《有关东汉侍廷里父老僤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第10期）认为，当时国家政府必须依赖和通过父老者流的民间社会领袖人物来确立一种乡村社会秩序，乡里实际具有半自治的性质。相关文章还有王关成《先秦两汉妇女婚恋生活状况发覆》（《秦文化论丛》第10辑）、魏道明《从简牍资料看秦的家庭结构》（《青海师大学报》第1期）、宋杰《〈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郡吏生活》（《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臧知非《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继承制度初论》（《文史哲》第6期）、王彦辉《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时期私奴婢的社会地位》（《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韩琳琳《汉代妇女观念及其演变趋势之管见》（《皖西学院学报》第3期）等，都从不同方面对秦汉社会关系进行了探讨。

考古学研究

秦汉考古研究主要围绕在简牍与封泥、秦汉都城及城址、汉画像石和出土文物等方面。

李均明的《古代简牍》（文物出版社3月版）对战国、秦汉至三国间的简牍概况及其内容与分类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综合研究。对张家山汉简的研究继续深入，陈伟的《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涉马诸令研究》（《考古学报》第1期）从张家山汉简津关令的文本进行讨论，在对涉马诸令进行研究后，整理出当时的买马程序以及对马匹的严格管理程序，并对其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论述。王子今、范培松的《张家山汉简〈贼律〉“叚大母”释义》（《考古与文物》第5期）、刘钊的《〈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注释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第3期）、朱绍侯的《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河南大学学报》第2期）、温乐平、程昌宇的《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初期平价制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周振鹤的《〈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第1期）、王子今的《张家山汉简〈贼律〉“偏捕”试解》（《中原文物》第1期）等，都对张家山汉简涉及的各方面进行了研究。里耶秦简作为秦代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对它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张春龙、龙京沙的《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第1期）对里耶出土秦简中的部分简牍材料进行公布，并做了初步考证、注释。李学勤的《初读里耶秦简》（《文物》第1期）从里耶秦简的历朔、行书与文书格式、洞庭与迁陵、与汉初文书对比等问题进行讨论，并举出几个具体事例进行详细解说，探讨了龙山里耶秦简的学术价值。相关研究还有周宏伟的《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过洞庭郡吗》（《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饶宗顾的《由明代“二酉山房”谈秦人藏书处与里耶秦简》（《中国历史文物》第1期）、沈颂金的《湘西里耶秦简的价值及其研究》（《中国史动态研究》第8期）等。秦代封泥的研究主要有周晓陆的《秦封泥所见安徽史料考》（《安徽大学学报》第3期）和《秦封泥所见江苏史料考》（《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对秦封泥中涉及安徽和江苏的史料问题进行了探讨。王辉的《释秦封泥中的三个地名》（《秦文化论丛》第10辑）和刘尊志、梁勇的《徐州出土“祕府”封泥的封缄方法浅析》（《华夏考古》第3期）也论述了秦汉封泥的一些问题。另外，对其他出土简牍的研究还有王子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鸡出入簿〉小议》（《考古》第12期）、邓文宽《出土秦汉简牍“历日”正名》（《文物》第4期）、刘乐贤《虎溪山汉简〈阎氏五胜〉及相关问题》（《文物》第7期）、刘乐贤《尹湾汉简〈神乌赋〉“靳靳”试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5期）、廖伯源《汉初县吏之秩阶及其任命》（《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刘金华《秦汉简牍“九九残表”述论》（《文博》第3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