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法律法规范文第1篇

摘要：目前，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存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难、申请加入国籍难、加入户籍难等问题，这反映出边民跨境婚姻法律法规还亟待完善。文章在阐述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概况基础上，着重分析了跨境婚姻现行法律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国家要给予相关政策支持，调适跨境婚姻政策与法律，加强跨境婚姻法制建设。

关键词：跨境婚姻；中缅边境地区；法律

一、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概况

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边民自古便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联系，尤其是世代生息在中缅边境沿线两侧跨境而居的众多兄弟民族，更是同源共祖、语言相通、亲如手足，两国边民互婚有着长久的历史。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发展，中缅边境商贸往来日益增多，边境地区跨境婚姻也随之增加，并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以云南省临沧市为例，临沧与缅甸掸邦北部的果敢、佤邦和滚弄地区相邻，边界之间无天然屏障，可谓村寨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双方长期互市往来，友好相处，历史上边民跨境通婚情况从未间断。近几年，随着临沧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中缅跨境婚姻人数不断增多，不仅是边境一线边民通婚，连内地县(区)与缅甸边民通婚的人数也日益增多。特别是2009年缅甸果敢“8.08”事件后，缅方局势不稳定，大量缅甸边民涌入临沧市，跨境婚姻人数大幅增加。据临沧市民政局统计，截止2010年7月10日，全市有边民通婚总数4232对(到中国定居的数据)，其中：依法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1388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2844对，生育子女总数5320人，已办理落户手续2637人，未办理落户手续2683人。在临沧市南伞镇调研走访时，所到边境村寨，随时可见边民与缅甸姑娘组成的“跨境婚姻家庭”。在中缅边境沿线其他地区的调查数据也充分说明了跨境婚姻群体数量不容忽视。例如，从德宏州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情况看：2005年至2010年4月，全州登记涉外婚姻为2085对，而中缅边民跨境婚姻就有2038对。仅2009年，登记中缅跨境婚姻1158对，2010 年1月至4月，就登记了136 对。显然，在中缅边界沿线，还有大量未经登记的庞大的通婚群体，让人难以估计出具体人数。由此可见，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大量存在。

二、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管理现行法律

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的主体主要是边民，因此它的的登记与管理主要依照《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1995年2月17日民政部)的相关规定来进行。

《办法》第五条规定：边民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是中国边境县(市、区)民政部门。又根据《办法》第六条规定，结合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实际，中缅边民申请跨境结婚登记的，缅甸边民必须持有下列证件和证明：

（1）缅甸护照或代替护照使用的经双方通过外交途径确认的边境地区出入境证件。

（2）缅甸有效居民身份证件。

（3）缅甸边境县(市、区)政府机关出具的经公证机关公证的婚姻状况证明和同意与中国边民结婚的证明。

（4）中国边境县(市、区)指定医院出具的婚前健康检查证明。

中缅边境跨境婚姻中的缅方婚姻当事人一般是持中方婚姻当事人所在地的村级证明，向其所在地的行政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相应的证明材料，再向上逐级更换证明材料，最后，由缅特区政府或警察局向我方边境县民政局出具证明材料，边境县民政局据此予以办理结婚登记。相对于《婚姻法》中的外国人婚姻政策来说，《办法》中规定的边民婚姻政策要简便易行得多，但是，在中缅跨境婚姻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中缅双方对待边民跨境婚姻的相关政策不一致，加之跨境婚姻办理程序复杂，且缺乏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法律法规的引导。因此，在边民通婚现象越来越普遍的同时，边民事实非法婚姻的比例也在不断攀升。

三、跨境婚姻现行法律存在的问题

跨境婚姻立法滞后。在跨境婚姻群体日益增多、跨境婚姻问题逐步显现的今天，我国还尚未建立起一部针对跨境婚姻的专门法律。现行《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只是部门规章，并制定于1995年，到现在已近20年。随着边境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边民的婚姻家庭观有了较大改变，边民的生活理念、价值取向、道德评价等方面也出现了很大变化，跨境婚姻立法明显滞后。

法律法规可操作性不强。我国婚姻登记立法虽完备，但分散，执行手续复杂，可操作性不强。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对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规定的最详细，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由于中缅双方对待边民跨境婚姻的相关政策不一致，所以在办理具体跨境婚姻手续时会出现一些问题，致使当事人无法拿到相应的证件和证明。很多时候，边民跨境结婚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不是婚姻当事人有意规避法律，而是缺乏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法律法规的引导。

相关政策的脱节与不配套。取得国籍必须先取得户籍，而缺乏婚姻登记手续即无法取得户籍更不用说国籍，“按照现有法律，落户手续非常麻烦，即使符合规定，也要逐级上报到公安部，经过批准才能办理。”瑞丽市公安局副局长刘绍宾介绍。在现实中，大多数涉外婚姻并没有依法办结婚证，因此落户也变得可望不可及。由于跨境婚姻相关政策的脱节及其制度不配套、措施不到位，就连地方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办理国籍、户籍的具体程序，更不说边民了。这样，当边民面对办理各种手续的实际困难时就会变得束手无策。

政策法规发展不平衡。由于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政策法规也存在着差异性。比如，同样在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普遍存在的云南省德宏州，就出台了《德宏州边民入境通婚备案登记证管理规定（试行）》，按照管理规定，公安、民政部门将对德宏州境内居住的缅籍入境通婚边民进行彻底的清查登记，并督促办理《边民入境通婚备案登记证》，积极引导涉外通婚人员办理结婚登记。另外，对于边民通婚后下一代面临的问题，当地公安机关在具体操作中规定“只要小孩是在中国出生，其父母至少有一方具有中国国籍，并且有相关证明，都可以落户”。这样，缅方女性边民嫁入中国并且有事实婚姻的，下一代可自愿随父亲落户，而在临沧市的许多边境地区还没有这样的政策和相关操作规定。如此，同样的中缅边境地区，同样的跨境婚姻却出现了不同的政策法规，说明了相关政策法规发展的不平衡。

四、跨境婚姻政策与法律的调适对策

（一）完善跨境婚姻法律法规。

及时更新、充实现行法律法规。就调适涉外婚姻法律层面而言，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及时更新、完善，并且要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使其适应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在1995年《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的基础上，需要结合中国与其他毗邻国边境地区的具体情况，争取在跨境婚姻问题上给予特殊政策倾斜与照顾，在具体操作中要区分对待新缔结婚姻的结婚登记程序和手续以及事实婚姻的补办登记程序和手续，并根据通婚家庭的具体情况，给予政策指导和帮助。

有条件地承认跨境事实非法婚姻的效力。考虑到边境地区边民重结婚仪式轻婚姻登记的传统，而事实婚姻还受当地群众认可的现实，以及跨境事实婚姻家庭还生育子女，形成了对后代的抚养、对老人的赡养等家庭义务，已经具有婚姻的实质内容。对待此类事实婚姻，若一律承认其效力，法律（尤其是婚姻法）的严肃性得不到维护；若一律否认其效力，有时又会损害跨境事实婚姻家庭（特别是缅甸妇女和子女）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针对边境地区的跨境事实婚姻应给予特殊政策倾斜与照顾，有条件地承认事实非法婚姻的效力。对于符合婚姻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可以采取重事实、轻形式的灵活政策，有条件地承认男女双方的夫妻关系。这种做法有利于夫妻关系的稳定，保护已有的夫妻关系，从而保护善意婚姻当事人特别是妇女的合法婚姻权益。

出台专门的边民跨境婚姻法。在时机成熟、条件具备的时候，应该考虑出台一部专门的边境地区边民跨境婚姻法，其效力像《婚姻法》一样，规定边境地区边民在跨境婚姻中的相关权利与义务，明确跨境婚姻缔结的条件和登记程序，并使之凸显边境地区边民跨境婚姻的实际特点，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二）促使事实非法婚姻及其当事人身份合法化。

政策倾斜，促使非法婚姻合法化。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存在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是：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婚姻登记手续；嫁入中国边境地区的缅甸妇女没有中国国籍，也没有中国当地户籍。笔者认为，在解决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中已形成的“事实非法婚姻”（黑婚）以及“事实非法婚姻当事人身份”（黑人、黑户）问题上，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遵纪守法的、符合一定条件的、稳定和睦的非法婚姻家庭进行政策倾斜，制定特别措施，通过特事特办，为边民们补办婚姻登记手续，解决她们的国籍、户籍问题，承认她们的社会身份，使之成为真正的中国公民。解决缅甸妇女的身份合法化问题，促使事实非法婚姻合法化才是解决中缅跨境婚姻问题的关键。

设定条件，补办婚姻登记手续。对此前居住在境内的“事实非法婚姻家庭”，可以设定一些条件，通过对符合条件的对象补办婚姻登记，解决事实非法婚姻办证问题和缅甸妇女及其子女的落户问题。对于在补办婚姻登记时切实无法提供齐全的证件和证明材料的“非法婚姻家庭”，在办理时可以考虑特事特办，笔者认为应该具备以下条件：一是，通婚双方同意并承认自己的婚姻，且所在地10人以上的公民也承认其婚姻；二是，由“非法婚姻家庭”居住地的公安部门出具“该非法婚姻家庭属守法公民、没有涉及跨国拐卖妇女等相关犯罪活动的证明”；三是，由“非法婚姻家庭”居住地村委会出具“同意该非法婚姻家庭居住在本村委会的证明”，并经其乡、镇政府批准。具备以上条件者可以到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补办结婚登记手续，促使事实非法婚姻以及跨境婚姻当事人身份合法化，逐步解决“黑婚、黑户、黑人”等问题。

（三）加强跨境婚姻法制宣传教育。

目前中缅边境地区许多边民法律观念淡薄，文化水平较低，他们还习惯运用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传统结婚模式，不注重现代婚姻的法律效力。她们的不合法不是主观故意的，而是客观上因为法治建设而产生的。所以，要在边境地区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首先，在宣传内容上，要加大对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所涉及到的法律法的宣传、贯彻和落实力度。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和落实，使边民树立办理《结婚证》和《生育证》的意识，认知积极办证的必要性，以及利国、利家、利子女的好处，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遵守法律法规的自觉性。还要宣传国家婚姻政策、边民优惠政策、防艾知识、违法后果等内容，让他们真正了解非法婚姻带来的弊端，自觉维护合法婚姻。另外，还要对边民的“国界”、“国家”意识加以强化，从小孩抓起，以达到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其次，在宣传方式上，要采取灵活多样、简单易懂的方法。由于中缅边境地区边民的文化水平有限，这种面向基层的、面向法律知识有限的边民，法制教育宣传不能照本宣科走过场地应付了事，要采取容易让当地边民接受的方式来进行。比如在跨境婚姻家庭相对集中的地方召开会议；对一些非法同居、事实非法婚姻家庭、非婚生育家庭进行有针对性的细致耐心的教育等。在向当地边民宣传时，应当使用本地方言，有条件的可以运用本民族语言、当地土话，把一些深奥难懂的法律术语转化成当地人语境下能够被理解、容易被接受的话语；宣传地点可以定在圩日时的边境户市点；也可以采取边民互相教育的方式等等。

总之，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对跨境婚姻群体的人文关怀，致力于推动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法律调整和政府部门的主动介入，真正有效解决跨境婚姻问题，并通过中缅两国的共同合作，达成跨境婚姻管理共识，使跨境婚姻管理真正走向有序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2]《婚姻登记条例》.

[3]《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

[4] 金治泉.中越边民通婚的现状及法律思考[J].广西大学学报,1995(1).

[5] 罗柳宁,龙耀.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流变及其思考[J].百色学院学报,2007(1).

[6] 李娟,龙耀.中越边民跨国婚姻法律问题探析[J].百色学院学报，2007(1).

作者简介：

[1]杨勇（1986―），男，傣族，云南楚雄人，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助教。

[2]黄光海（1964―），男，云南临沧人，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实验师。

[3]张天宇（1986―），女，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边境法律法规范文第2篇

边境贸易纠纷解决难的直接原因

纠纷解决途径缺乏实效性是边境贸易纠纷解决难的直接原因。现有的解决中俄边境贸易纠纷的法律途径主要有仲裁和诉讼两种。

1.从仲裁这一途径来看，在法律规定层面，中俄两国相关法律文件较为完备。中国和苏联于1957年签订了《中苏交货共同条件议定书》，并于1990年3月13日对其进行了修订，修订后其附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交货共同条件》（以下简称《交货共同条件》）对中俄贸易纠纷的解决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与合同或合同有关的一切争执，如果双方通过谈判或信函未能解决，不应由一般法庭管辖，而应通过仲裁解决，办法如下：如果被诉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贸企业和组织，则由设在北京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委员会的规则进行仲裁；如果被诉方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企业和组织，则由设在莫斯科的苏联工商会仲裁庭（现为俄罗斯联邦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院）根据该庭的条例进行仲裁。”仲裁机构的决定对双方有约束力并且是终局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宣布继承苏联政府签订的所有国际条约。《中国国际商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工商会关于商事仲裁的合作协议》（1996年7月15日，以下简称《关于商事仲裁的合作协议》）也强调了《交货共同条件》继续适用于中俄双方。且在仲裁实践中，俄罗斯联邦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院（以下简称“俄罗斯国际商事仲裁院”）的裁决也证明《交货共同条件》具有法律效力②。从两国的国内法来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05年）》和《俄罗斯联邦国际商事仲裁法》都对涉外商事仲裁有专门规定。另外，我国和苏联曾分别于1987年和1960年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成为该公约的成员。在双方承认和执行生效的仲裁裁决上亦有法律文件予以支持。问题在于，《交货共同条件》规定的仲裁解决途径需要通过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委员会的规则进行仲裁，或由俄罗斯国际商事仲裁院根据其仲裁规则《俄罗斯联邦国际商事仲裁法》仲裁，而这两个仲裁院分别设在北京和莫斯科，这样仲裁双方的当事人就需要从边境地区去两国首都进行仲裁，纠纷解决的成本较高，尤其是对于小额边境贸易来说，采取这种方式是非常不经济的。同时，仲裁时间较长，一般都需要6个月或更长时间，这也增加了当事人的消极心理，而且如果中俄双方签订合同时，没有约定仲裁，则不能适用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

2.从诉讼这一途径来看，无论是从两国的国内法，还是从两国签订的条约上讲，通过诉讼解决贸易纠纷都是有法可依的。中俄两国于1992年6月19日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以下简称《中俄司法协助条约》）。该条约规定：双方应依本条约规定的条件，在各自境内承认和执行本条约生效后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做出的下列裁决：（1）法院的民事裁决；（2）法院对刑事案件有关损失赔偿做出的裁决；（3）仲裁庭做出的裁决。同时，该条约对这里的“法院裁决”做出了明确说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法院做出的判决、裁定、决定和调解书；在俄罗斯联邦方面系指法院做出的判决、裁定、决定和法院批准的和解书以及法官就民事案件的实体所作的决定①。该条约还界定了中俄司法协助的范围：“缔约双方应相互根据请求送达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询问当事人、证人和鉴定人，进行鉴定和勘验，以及完成其他与调查取证有关的诉讼行为。”问题是，对于该条约是只适用于中俄两国司法机关相互提供的司法协助，还是也适用于自然人和法人的经济纠纷，现在尚有争议，最高院也没有就此进行司法解释，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难。该条约在适用上的问题还在于，根据该条约规定，司法协助应通过两国的中央机关进行联系。在我国指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俄罗斯指俄罗斯联邦司法部及其总检察院，联系过程较为复杂。以向俄罗斯送达一份涉外法律文书为例（见图1），按上述规定，需要从我国口岸基层法院转到省院外事科，再由省高院外事科送往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外事局，然后再送至司法部，最后通过外交部转到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通过其外交部转俄罗斯司法部再送至滨海边疆区仲裁法院②，两个“翘首相望”城市基层法院的法律文书送达要经过这样烦琐冗长的程序，延长了诉讼时间，也浪费了司法资源，更为重要的是，过长的送达期限可能致使案件超过了诉讼时效，给当事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在送达方式上，涉外民事诉讼送达文书应当优先适用《中俄司法协助条约》规定的送达方式。从两国司法实践来看，较为快捷、便利的送达方式应当是公告送达，但是，该司法条约规定法律文书的送达可以同时采取多种送达方式，并没有明确公告送达为唯一或同等情况下优先的送达方式③。按照我国相关规定，公告送达是在通过公约、外交、诉讼人、代表机构或者邮寄等途径不能送达的，或者通过其他途径长期没有确认送达结果的，一般要在6个月以上时，人民法院方才可以适用公告送达。这样一来，法律文书如果先按司法协助程序进行邮寄送达，走不通时再公告送达，就至少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最后，在执行环节，中国法院的判决书在俄罗斯的确认和执行也存在一定困难，在此不赘述。可见，在审理边境贸易纠纷时，如何便利司法，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边境贸易纠纷解决难的深层原因

中俄边境贸易纠纷解决难的深层制度障碍还在于两国边境贸易纠纷解决司法合作机制尚未建立。到目前为止，中俄双方只签订了司法协助条约，而没有建立边境城市贸易纠纷解决的专门机制，虽然在双边司法协作方面，刑事司法合作取得了较快进展①，但民事和经济纠纷解决方面还比较滞后，双方对接不上，没有相应的机构，诉讼审理、文书送达过程亦无捷径可走。受国家制度、外交方面的要求以及两国司法体制的限制，尚未有正式文件来处理证据、判决书的确认和便利送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没有专门针对边境地区司法协助的规范性文件，而外交部、商务部的文件又不具有法律效力。互换案件机制没有纳入中国法律，虽然有互换执行的案件，但是这种做法没有准确的条文规定。这样，在实务中，案件审理的“互助”基本上依靠双边地区法院的友好往来甚至是法官之间的信任关系进行。边境地区的司法协助机制不好建立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司法协助，包括相互代为送达司法文书、调查取证、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等事项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司法，需慎重处理授权事宜。根据我国《宪法》，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法定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国务院负责“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立法法》第八条规定，涉及国家的事项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的有关规定，与外国谈判缔结司法协助协定只能以国家或政府的名义，或者经国家或政府授权的机关对外签署，并须报请国务院审核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据此，最高人民法院曾发出专门通知，重申地方法院无权与国外签订司法协助协议，终止地方法院与国外地方法院司法部门司法协助协议，强调各地方法院遇有相邻国家有关地区提出谈判缔结司法协助协定事宜，应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其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处理②。此后，各地对于两国地方之间的司法协助问题都比较谨慎。绥芬河市人民法院曾打算和滨海边疆区仲裁法院建立司法合作关系，但是由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此项通知，也受到制约，因此，在最高人民法院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这种正式的合作关系还无法建立。

二是中俄两国的司法体制不同，这主要表现在：1.俄罗斯各仲裁法院之间关系平等，如俄罗斯最高仲裁法院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仲裁法院之间就是平等关系，而我国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要受上级法院的监督。2.俄罗斯司法系统较为独立，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各自完全独立，受到的干预较少，而我国是司法行政体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同时，在对外贸易方面，外交部、商务部也都参与对外经贸往来的管理，意见、通知，这样就造成了外交部、商务部与法院权力范围的交叉，甚至权力行使混乱的局面。3.在俄罗斯，俄罗斯仲裁法院可以办理商事登记，如受理合同的登记，包括贸易担保合同的登记和备案，在我国，法院不能接受合同的登记和备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争议需要先经过立案、审查等一系列程序。4.在俄罗斯，公证事务可以由经过注册的私人执业者独立完成③，公证业务办理范围较广泛，俄罗斯国内要求办理公证的事项也较多；我国《公证法》虽然没有对公证机构的性质进行明确规定④，但是现阶段，我国公证机构属于受司法部门监督的执行国家公证职能的事业单位法人。在商务活动中，办理公证的情况较少。司法体制不同是中俄贸易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难以顺利建立、衔接的重要原因。

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建立中俄边境贸易纠纷解决司法合作机制问题未给予充分重视。原因可能在于：现有的法律机制中诉讼途径有两国的司法协助条约，仲裁有上述《交货共同条件》、《关于商事仲裁的合作协议》，公安、出入境机构内都有外事部门处理涉外事宜，从表面上看，解决两国贸易纠纷具有法律依据和负责部门，因此，缺乏建立司法合作机制的迫切需要。在2009年中俄总理第十四次定期会晤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涉及两国司法合作方面的内容仅提到了“积极开展规范通关秩序、提高海关监管效率、打击走私违法等方面的合作是中俄海关部门当前和今后的主要任务”，“加强中俄海关执法合作，加大中俄海关贸易统计合作力度”，对于司法合作的其他方面，该公报并没有提及。2010年中俄总理第十五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对此也没有涉及。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我国政府尚未意识到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性。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没有授权给地方法院，边境省份地方法院在双边司法协助上的努力很难取得实质性结果。牡丹江市政府和牡丹江市中院都比较重视边境地区的司法协助，在2006年年末至2007年年初曾下文要求“加强双边经济贸易合作司法交流协作”，希望以司法协助为基础促进绥芬河、东宁的口岸经济纠纷解决。2007年8～9月，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邀请俄方法院代表人员来我国会晤，双方就两国法院间情况沟通、信息交流、代为取证、送达法律文书、代为执行生效裁决、指导企业和公民在本国参加诉讼、学术交流、定期会晤等问题达成共识并签订了备忘录，依据这次达成的共识，绥芬河市人民法院委托俄方法院代办法律事宜，得到俄方法院的积极配合，但并无进一步发展。对于中俄两国的边境地区的司法协助问题，2007年夏天，俄罗斯最高仲裁法院院长伊万诺夫曾为此联系过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2007年11月11日，俄罗斯举办中俄司法论坛，向我国外交部发了邀请函，由于中方与会人员没有得到签订法律文件的相关授权，在此次论坛上双方并没有签订具有实质意义的文件。赤塔仲裁法院也曾多次向满洲里市人民法院发出邀请，就边境的贸易纠纷问题进行交流、洽谈，但没有形成对双方有约束力的文件①。

构建中俄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的几点建议

建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不仅能为贸易双方当事人扫除后顾之忧，也能促进中俄两国边境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建立中俄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建立常设纠纷咨询及投资服务专家组

在中俄两国边境口岸城市或者边境地区省会城市设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将其建设成兼有预防、咨询、法律服务职能的相对稳定的常设纠纷咨询和解决机构。工作组成员可由两国选派经济和法律方面的专家组成，其日常工作可包括：研究两国国内经贸法律法规及其适用上存在的问题；对双边贸易可能出现的贸易和投资纠纷提出预警、提供预防方案；为中俄边境贸易和经济合作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协助纠纷当事人选择解决纠纷的有效途径；对中俄两国贸易和投资纠纷解决进行评价并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提出意见等。以往的经验证明，信息不对称极大地增加了中俄贸易的成本，而其中又以法律制度、司法程序方面的规定对贸易能否顺利进行影响最大。对从事对俄贸易的国内企业和经济组织来说，虽然专家组的工作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其工作能够给这些企业提供重要的法律信息和服务。例如，《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规定，向成员国当地法院提交仲裁裁决的境外承认和执行的申请，需按照该公约提交符合要求的相关法律文件，包括仲裁裁决和仲裁协议原件或其正式副本，若仲裁裁决和仲裁协议的文字不是承认和执行国家的正式文字，那么申请执行人需要提供经过公证或宣誓的翻译员或外交、领事人员认证的译本。如果不清楚该项规定，认证形式不符合要求，在申请执行过程中就很可能由于提供的文件不符合规定而耽误裁决的执行。

（二）建立边境联合调解机制

调解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政治争端和经济争端解决中均具有重要地位。对于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来说，现有的比较权威的专业商事调解机构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设立的调解中心，其下又设中美、中意、中英、中韩等调解中心，调解中心根据当事人之间的调解协议受理案件，在没有调解协议时，也可以经一方当事人申请并征得他方当事人同意受理案件。在中俄边境联合调解机制的机构建设上可以考虑以下两种途径：一是依托该中心在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的分会设立中俄调解机构，解决对俄贸易纠纷；二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行政机关或行业协会、社会组织中设立专门的调解组织。如建立上述常设专家组，也可以考虑在专家组下设专门的调解机构，进行商事调解，当然，具有商事调解职能的机构在一个边境地区不宜过多，否则容易造成案件受理混乱、各调解机构争夺案源或互相推诿责任的情况。我国曾有学者提出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俄罗斯国际商事仲裁院联合制定中俄商事仲裁调解合作规则，在中俄商事仲裁中推广我国国内的仲裁—调解简易程序①，建立中俄商事纠纷联合协调组，将其分别设立在两国边境省份仲裁代表处内，协助诉请境外仲裁的本国企业，联合对争议双方进行调解的方式解决边境贸易纠纷，也具有一定可行性和操作性。

（三）两国签订边境区域法律合作协定

中俄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一直未能获得突破性进展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机制涉及双方司法，法律合作的相关事宜均需先经两国司法部门的授权。从上文分析可知，目前我国在对俄边境司法合作方面尚无专门授权。在法律层面上，边境地区法律合作协定的签订有两条途径：一是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由其授权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中俄边境贸易纠纷解决的特殊性，拟定边境地区法律协作文件，与俄罗斯联邦主管机关进行磋商，尽快将达成共识的司法协作方面的原则和程序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二是由最高人民法院起草边境地区法律协作文件，与俄罗斯主管机关磋商后，交由国家权力机关审查批准，从而为中俄边境法律合作提供权力根据和法律基础。而在边境贸易纠纷解决采用的具体措施上可以借鉴我国国内仲裁和法院民事诉讼的简易程序，缩短送达司法文书、调查取证、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方面的时间。由于近年来中俄边境贸易纠纷越来越多，涉案数额越来越大，中俄司法工作者也对边境地区的司法协助问题给予了较高关注，在上述中俄司法论坛上，中俄两国专门就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法律机制进行了会谈，并就边境区域在司法协助上遇到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对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会上，双方共同商定，两国法律文书的送达可采取两条路一起走的方式：即在走正常司法程序的同时，由两国口岸法院直接送达法律文书。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还与俄滨海边疆区符拉迪沃斯托克仲裁法院共同约定：确保中国企业、公民在与俄经贸往来中得到俄方法院保护，进一步提高两个区域法院的司法协助效率，缩短国际诉讼的时间与审限，缩短在俄诉讼时间②。可以说，如果上述建议得以实现，在建立两国边境地区法律协作机制过程中，将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进步。但是笔者认为，双边地区稳定有效的法律协作制度的确立还有赖于两国最高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授权，这样才能保证两国在平等、互利、法律尊严不受侵犯、国家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建立具有两国承认法律效力的、长期的合作机制，否则，一旦两国地区间的相关协定与其他法律文件相抵触，就很可能使已进行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化为乌有。

（四）建立口岸法庭

中俄两国可以考虑在时机成熟时，在边境城市或者省会城市建立口岸法庭，专门审理边境地区经济、贸易纠纷案件，而在现有的法律文件中也能够找到为建立口岸法庭提供法律依据的规定，《中国国际商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工商会关于商事仲裁的合作协议》（1996年7月15日）第1条第2款规定：根据双方协议，仲裁案不仅可以在双方所在的仲裁机构常设地开庭审理，也可以在便于进行仲裁程序的中俄两国边境城市开庭审理。如果能够建立口岸法庭，那么，两国法律文书的送达也可考虑采取法庭直接送达、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备案的简捷方式。

（五）形成定期汇报和不定期询问机制

为了使国内其他边境省份在处理边境贸易纠纷案件时有所借鉴，提高边境地区两国贸易纠纷案件的审结效率，可以考虑成立定期汇报和不定期询问机制，由边境省份司法行政部门或高级人民法院每年定期向司法部及最高人民法院汇报边境地区法律纠纷解决情况，咨询法律适用中遇到的问题。如有重要事件，或法律尚无规定的情形，可不定期地向司法部征求解决意见，由其制定相关文件予以解决，为其他省份类似情况提供法律依据。除了上述几种途径外，笔者认为，可以从宏观层面上通过建立边境贸易经济合作区，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和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目前，俄罗斯已经起草了《俄罗斯联邦边境合作法（草案）》，我国商务部对此与俄罗斯没有原则性分歧。此外，当前两国的边境贸易以“互市贸易区”为主要形式，对贸易范围、免税物品数量、可随身携带现金的数额都有较大限制，不利于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商务部也在准备建立“中俄边境经济合作区”，争取在中俄口岸开放城市实现不限额免税出入。

构建中俄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明确联合调解这一纠纷解决途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上述《意见》明确了经由调解达成调解书的法律地位，也可以作为认定联合调解法律效力的重要参考依据。1.无论是在上述常设专家组下设调解机构，还是依托中国国际商会设立的边疆省份调解机构，其调解后达成的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都视为以民事合同的形式确定了纠纷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2．如调解后达成了具有给付内容的协议，当中方当事人为债务人时，双方当事人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申请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协议强制执行的效力，如果中方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文书，俄方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3.当债务人为俄方当事人时，中方当事人可就调解协议申请人民法院做出民事裁决，然后根据《中俄司法协助条约》向俄方当事人所在地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

（二）利用委托调解制度，处理好诉讼与调解的对接问题

在建立中俄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的方法中，诉讼这一途径程序较为规范、严格，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最重要的就是调解，而我国民事诉讼也提倡调解先行，那么，在中俄边境贸易纠纷解决过程中，怎样处理诉讼、诉讼过程中的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的对接问题呢？我国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确认了协助调解与委托调解的效力，结合该规定，在解决中俄边境贸易纠纷过程中，可通过两种途径处理诉讼与调解对接的问题：1.诉讼与调解的对接程序及其关系问题。贸易纠纷当事人至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在主持调解过程中，可以邀请常设专家组中的专家、本文上述调解机构中调解人员或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进行调解工作。如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常设专家组、本文上述调解机构对案件进行委托调解，并依法对达成的调解协议予以确认，使其具有法律效力。2.调解机构与人民法院工作衔接制度、程序的规范化问题。人民法院针对贸易纠纷主持调解时，既可以邀请调解机构协助其进行调解，也可以委托调解机构独立进行调解，一旦调解不成，应由调解机构提出申请或人民法院主动行使职权，立即恢复诉讼程序。此外，如果案件是由当事人申请调解而未经人民法院立案的案件，经调解未成，调解机构应当告知申请人可以选择的其他途径及相应权利、注意事项等，以便于案件的进一步解决。2010年年初开始，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在其先后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与人民法院“诉调对接”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与人民法院建立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合作备忘录》、《关于调解中心接受人民法院委派、委托调解纠纷的操作细则》中，也明确提出了诉讼与调解对接工作的目标、任务要求等。当前，诉讼与调解对接合作已在30多家地方调解中心与当地法院之间展开，在2010年和2011年贸促会调解的案件中，“诉调对接”的案件均接近一半，充分证明了“诉调对接”的可操作性，也为进一步夯实“诉调对接”的基础积累了实践经验。

边境法律法规范文第3篇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154-03 

环境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机关按照法律、法规和行政管理论文规章的规定，对环境行政管理相对人采取的直接影响其权利、义务，或者对环境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行为。环境行政执法监督是指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政党、公民对各级环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环境行政执法行为是否合法、适当进行监督、审查以及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纠正的总称[1]。在行政边界区域，如“锰三角”地区，由于跨行政区立法、管辖权、监督权的差异，环境行政执法监督面临诸多法律困境。 

一、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特殊性 

就单一行政区域而言，对环境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相对容易界定。在单一行政区域内，由于监督主体范围——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主体范围——相对确定；监督对象——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行政执法行为——相对确定；以及监督内容——本行政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主体对环境行政执法行为合法性、合理性的审查与评价——相对确定，这些因素使得单一行政区域内的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相对易于分辨与实施。而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则不同，更多地体现了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特殊性。 

首先，监督主体的范围不易确定。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主体，应当是对边界行政区域环境行政执法行为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组织和公民等。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往往涉及到相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区的环境保护监管部门，由于行政区划对自然环境的人为分割，相邻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区的环境行政执法机关的管辖权以及执法权很容易产生冲突，从而导致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主体范围不易确定。 

其次，监督对象的差异性。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对象是环境行政执法行为。在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主体作出环境行政执法行为的法律依据常常由于行政上的条块分割而不同。而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主体对这些有差异的环境行政执法行为很难按照统一的标准对其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与评价。 

最后，监督行为的复杂性。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复杂性是由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行为的复杂性决定的。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较其他行政执法的法规体系庞杂，执法依据复杂多样，而且常呈现区域性差异。 

二、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必要性和法律困境 

“锰三角”地带位于湘渝黔三省市交界处，主要是指湖南湘西州花垣县、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和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电解锰企业集中地区，是我国最大的电解锰生产基地[2]。近年来，由于当地锰业迅速扩张，“锰三角”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同时也带来了“锰三角”环境污染治理难题和“锰三角”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法律困境。 

（一）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必要性 

以“锰三角”地区为例，首先，“锰三角”地区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对自然环境进行了人为分割，但是一衣带水的环境整体性关系使得该地区的环境治理不再只是一个县的环保监管部门的责任。其次，“锰三角”环境治理中存在着环境行政执法的简单、粗暴做法，环保监管部门对于企业的排污行为作出收取高额排污费、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环境行政执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存疑。最后，“锰三角”地区的环境行政执法由于缺乏综合性的区域环境法律和统一的标准，行政执法的规范程度不高。可见，建立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法律困境 

我国虽然有不少关于跨行政区的区域环境法律规范，但均分散于法律法规之中，缺乏综合性的区域环境法律[3]。各行政区地方立法主体都有权对本行政辖区内环境事务进行立法，这会产生相邻行政区环境立法差异甚至冲突，如2007年实施的《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在全国首次明确规定了“倍罚制”和“日罚制”，可是，湖南省和贵州省却并没有类似规定，这样，对同一性质和程度的违法排污行为的执法和司法，三省市边界的“锰三角”区域会产生差异悬殊的结果[4]。类似的，由于湖南、贵州、重庆三省市对环境行政执法监督权的规定各有所异，也为有关机关、个人和其他组织行使监督权设置了障碍。 

“锰三角”地区的环境行政执法监督法律困境，从根本上来说是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特殊性在特定区域的具体表现。首先是监督主体的确定。对于“锰三角”地区某环境保护监管部门作出的环境行政执法行为，哪些主体有监督权？其次是对监督对象的评价标准。如前所述，与重庆市不同，湖南省和贵州省并没有制定“倍罚制”和“日罚制”等类似规定。假设依照重庆市的规定，对湖南省境内的企业作出“倍罚”或“日罚”的环境行政执法行为，有监督权的机关、个人和其他组织对此应如何评价？最后是对监督行为的界定。对于“锰三角”地区某一具体环境行政执法行为，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主体应作出怎样的监督行为？ 

三、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本质属性 

《环境保护法》第20条虽然在法律上为行政边界区域的环境行政执法和司法作了原则性规定，同时也为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突破法律困境提供了思路。2011年，在环保部环境监察局的推动下，湖南、贵州、重庆三省市环保部门共同见证了“锰三角”地区三县人民政府《“锰三角”区域环境联合治理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共同应对区域性环境问题。

（一）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程序性 

《“锰三角”区域环境联合治理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是三县人民政府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提供便利的举措。其中，定期联席会商机制要求，建立三县人民政府区域环境联合治理联席会议制度，每年轮流由三县人民政府举办和主持至少一次。交流经验，通报信息，共同对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研究解决。这不仅为三县联合治理“锰三角”环境问题提供了程序保障，同时，“交流经验，通报信息”也可以作为环境行政执法信息获取、区域环境行政执法行为监督的重要途径。 

因而，在该《协议》下，可以通过程序上的设置以完善“锰三角”地区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程序性。比如，会议上应当列席三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以及要求对“锰三角”区域环境行政执法进行监督的相关监督主体。 

（二）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建议性 

2012年4月13日新华社“新华视点”发表新闻调查文章称，当时花垣县共有14家电解锰企业，其中6家尾矿库存在无资质设计、施工的问题，占总数的43%；有11家尾矿库无排洪泄渗设施，占总数的86%；尾矿库坝体偏薄、外坡坡度比达不到要求占总数50%以上；3家尾矿库坝址选择不合理，尾矿库建在村庄和居民区上游；半数以上的尾矿库已满库，无调洪库容，隐患突出。对于这种现状，下游的松桃县环保监管部门预见到汛期将至，立即向花垣县环保监管部门发出了行政建议，督促其进行环境行政执法，切实保证电解锰企业在汛期来临前排除安全隐患，避免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对花垣县及下游的松桃县造成损失。 

联防联控长效机制旨在通过三县环境保护监管部门的合作治理“锰三角”环境问题，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建议性表明，当行政边界区域发生环境问题，而当地环境保护监管部门对此没有管辖权时，通过行政建议的形式监督有管辖权的环境保护监管部门进行环境行政执法，是合法而有效的。 

（三）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协商性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20条规定，在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上，主要表现为协商性。根据该《协议》建立跨界生态环境事故协商处置机制，“积极协调处理纠纷，跨界水污染纠纷发生后，应立即召开联席会议进行协商处理，并按照协商处理意见予以落实”。另外，根据湘渝黔三省（市）行政执法监督的一般性规定中均有关于行政执法监督协商性的规定。 

2012年5月，重庆秀山县某电解锰企业发生尾矿泄露事故，造成严重水污染，直接影响到下游湖南花垣县水质。事故发生后，三县决定立即召开联席会议进行协商处理，会议决定由秀山县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处置此次事故，花垣县和松桃县的环境保护监管部门联合监督秀山县的环境行政执法行为。最终此次事故在花垣县和松桃县的联合监督指导以及秀山县环境行政执法部门正确处置下得到妥善处理。 

四、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体制机制的构建 

综上所述，“锰三角”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应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之下，以《“锰三角”区域环境联合治理合作框架协议》为核心，遵循建议性、程序性、协商性的特点，从而发挥其监督作用。以“锰三角”为引例，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体制机制的构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推动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立法 

在我国，行政相对人对环境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立法机关对环境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检察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对环境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上级环境行政机关对其下级环境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监督以及社会团体和公众对环境执法行为的监督[5]。如果不明确彼此的职责，众多的监督主体便难以形成合力。为解决这一问题，从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大环境上看，应制定统一的《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法》，为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其中特别包括：监督机关及其职责权限；监督的内容和形式；监督程序；相关的法律责任。 

（二）建立健全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制度体系 

为适应环境保护任务不断加重的形势，加强规范环境行政行为，应健全系统内部监督机制[6]。首先，通过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行政执法内部监督。其次，加强行政监察遏止环保违法。通过进一步加强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依纪办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深行政监察权是法律赋予的公权力的认识，必须依法行使，放弃行使是失职行为，要承法律和行政责任。最后，要完善环境行政系统外部监督机制。深化政务公开，扩大公众参与；完善环境执法的司法监督机制，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探索构建我国非政府组织外部监督机制。 

（三）探索建立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联合监督机制 

“锰三角”地区可以区域环境联合治理联席会议为契机，研究设立“锰三角”地区环境行政执法联合监督小组，确定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专门机构和人员。环境行政执法联合监督小组组长由三县环保监察部门负责人轮流担任，每届任期一年，负责牵头制定当年三县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联合监督计划并组织、协调实施。在每年的区域环境联合治理联席会议期间，“锰三角”地区环境行政执法联合监督小组应组织召开工作会议，通报、交流三县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信息，有关监督主体也可以在会议上提出监督意见。经共同研究决定，对“锰三角”地区具体环境行政执法行为确有监督必要的，确定监督主体，明确监督方式，如下达行政命令，向环保监管部门提供行政建议，提起行政诉讼等，务求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联合监督落到实处[7]。 

在保障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相对人合法权益方面，“锰三角”地区环境行政执法联合监督小组可以根据相对人的实际需要，召开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听证会；对于具体环境行政执法行为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可以建议其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建立和完善环境执法监督部门联动机制和区域联动机制，健全区域、流域环境执法监督协作机制，完善与其他相关行政执法监督部门的联合执法，加强与司法机关的密切配合与协作。 

建立广泛的社会监督机制。构建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网络，密切专业执法监督和社会监督之间的配合。加大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信息公开力度，健全环境投诉举报制度。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健全环境听证制度。建立重大环境违法案件新闻会制度，在舆论监督方面完善对政府及相关部门环保履职的监督检查机制。新闻媒体可以全程参与区域环境行政执法过程，对环境行政执法进行全程实时报道，必要时这些报道内容可以作为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证据。最后，应加大行政执法监督法制宣传力度，树立环境行政相对人维权意识，营造良好的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社会氛围，充分调动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力量的积极性，形成行政边界区域环境行政执法社会监督的强大合力。 

参考文献： 

〔1〕〔5〕李祝才.加强和改善我国环境行政执法监督初探[N].闽西日报，2005-11-14（1）. 

〔2〕蒋辉.民族地区跨域治理之道：基于湘渝黔边区“锰三角”环境治理的实证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2，（3）：74-79. 

〔3〕肖爱.区域环境法治：困境与对策[J].求索，2011，（3）：164-166. 

〔4〕肖爱.论区域环境法治中的权力结构[J].法学杂志，2011，（9）：118-120. 

〔6〕武文燕.论我国环境行政执法监督[D].山西：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9. 

边境法律法规范文第4篇

本文阐述了云南边境地区的非法越境现状，分析了非法越境的原因、危害及后果，提出了制止非法越境的对策。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增强国界意识；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对施压取缔；发展边境地区经济，增加就业机会；加强边防设施建设，改善部队装备。以确保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

【关键词】

云南边境；非法越境；社会稳定；对策

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边境地区的非法越境问题历来就有，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边境旅游的兴起及境外的出现又产生了许多新情况。本文探讨制止非法越境的对策。

一、非法越境的现状

1、服务员工及赌客非法越境

云南边境对面设有许多，这些基本上都是中国公民及港澳居民投资兴建的，其工作及服务员工几乎都是该地区及周边地区的边民，服务对象也主要是我国公民。员工大都居住在中国境内，需要频繁地出入境，这些出入境行为许多是非法的。此外，为了牟取暴利使用各种手段引诱、教唆、运送他人偷越国境参赌，并有计划、有规模地组织没有合法出入境证件的员工集体越境。员工及赌客已经成为云南边境地区非法越境人员的主要部分。

2、内地游客非法越境到境外观光旅游

随着边境旅游景点的不断开发，越来越多的内地游客前往边境地区旅游。许多游客不愿意通过正常的渠道，办理合法证件出境，而是在别人的教唆和引导下翻越边境拦阻设施或通过管理不严的边界线非法越境旅游。这些非法越境人员中有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国家干部等，构成复杂。

3、边民非法越境

边民过境活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双方边民的互市、探亲访友、过境生产作业、过境朝山拜佛都是正常合理行为。随着边民过境的正规化管理，大部分需要过境的边民都办理了合法的过境证件，都能按照相关规定从指定的口岸、通道合法地出入境。但仍有少数边民由于各种原因不办理证件非法越境。外国边民非法越境到我国打工现象也日渐增多。

二、非法越境的危害及后果

1、破坏边境管理秩序，影响国家形象

非法越境行为严重地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破坏了正常的边境管理秩序，同时也影响了我国的形象。在边境地区中外旅客流动量大，非法越境所造成的混乱的出入境秩序会给国外旅客留下我国“有边无防”的印象，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声誉。

2、我国公民越境参赌，造成大量财富外流，并引发许多社会问题

我国居民越境参赌，几乎是有输无赢，造成了大量的财富外流，许多人更是倾家荡产，甚至赔上性命，不少赌客就是因为偿还不了的高利贷而命丧。由引起的盗窃、抢劫、勒索更是不计其数，严重影响了边境地区社会的安全与稳定。越境参赌的人中有一些腐败分子，他们拿着国家的财产一掷千金，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并加剧了腐败问题。

3、我国居民非法越境，给自身的生命财产造成伤害和损失

非法越境的我国公民在境外得不到合法的保护，加之境外部分地区政局不稳，法律不健全，非法越境的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权益常常受到侵害。在中缅边境地区非法越境的我国公民就曾遭到缅甸政府移民官员的强制搜查，并强行没收了全部财产，未经任何审判就将他们非法拘禁，甚至关进水牢，长达数年之久。有的中国妇女还受到犯。

4、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和敌对势力的情报策反活动给我国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边境地区的走私、贩枪、贩毒活动，不但影响边境地区的社会安宁，也给我国内地的安宁与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敌对势力的情报策反和民族分裂活动也严重影响了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团结，有的间谍活动更是影响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三、非法越境的原因

1、边境法律法规宣传不到位，人们法律意识淡薄

随着边境地区的旅游、贸易活动不断增多，边境管理区的通行、居住限制逐渐减少，大量人员进入边境管理区旅游、经商、打工、访友。与此同时，相关的边境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却没能及时跟上，致使该地区各类非法越境活动屡禁不止。许多内地人员进入边境地区后，虽然知道不经批准私自出境是违法的，但对会造成何种危害及后果和将会受到何种处罚根本不了解。在一些边界标志不明显的地区，有些人虽然知道已经到了边界，但具体的边界线在哪里却不知道。这些情况也常常导致非法越境。

2、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经济现状

云南边境地区与邻国山水相连，双方边民的过境互市、探亲、访友、生产作业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历史上对边民的过境几乎就没有实施过管理，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制度落实和兵力不足等原因对这一问题也未能进行有效的管理，致使双方边民国界意识淡薄，形成了随意出入境的习惯。在我边防部门对边境地区出入境秩序实施正规化管理后，这一现象有所好转。大部分边民都能办理合法出入境证件，从指定的口岸和通道出入境。但仍有少数边民不愿意接受管理，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习惯。

3、得不到地方政府支持

少数地方政府的干部和群众对新形势下边境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模糊，思想麻痹，国家观念、国防意识和政策法律观念淡薄。不少人把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同边境管理对立起来，认为既然提倡开放搞活，就不必管得太严，人员的大量流动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解决了大量边民的就业问题。他们对国家的边防政策，涉外纪律视而不见，对我边防部门的正常执法行为不能给予理解和支持，有时还出现替违法人员说情、讲话等干扰正常工作的现象。

四、制止非法越境的对策

1、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增强国界意识

公安边防以及相关部门应该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形式，对边境地区的广大群众进行有关边境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使广大边境地区群众切实认识到非法越境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的巨大危害。同时要积极宣传我国禁赌的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引发的案例对群众进行教育，使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越境的危害，自觉远离。对于进入边境地区的内地游客及经商、打工人员则应向他们宣传边境法律法规，促使他们自觉接受约束。

2、提高认识，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对施压

努力提高我边防部门及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对非法越境的认识，争取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边防、公安、外事等相关部门齐抓共管，改变只有边防一家独撑一面的局面。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应主动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互通情况，密切配合，强化管理。境外的问题，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和外事部门向对方政府提出要求，对其进行适当干预，减小其对我边境地区出入境秩序的破坏和影响。

3、发展边境地区经济，增加就业机会

边境地区各级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发展地方经济。充分利用边境地区的生物、旅游等有利资源，开发具有边境地区特色的产业，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积极引导那些非法越境到境外上班的边民，为他们提供有利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给他们必要的帮助，使其从事正当的工作，这才是解决边民到境外打工的根本之策。

4、加强边防设施建设，改善部队装备

云南有3000多公里边境线，只有很少的地段架设铁丝网等拦阻设施，而且这些拦阻设施很简陋，起不了拦阻作用。有的口岸地区装备了电视监控系统，但却不能充分的发挥作用。加强边防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已有的先进设施，充实警力，改善部队值勤装备，应该引起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足够重视，并逐步予以解决。

【参考文献】

[1]边境管理学.警官教育出版社，2005.

[2]许甘露主编.边防与出入境管理.群众出版社，1999.

边境法律法规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校治安；防范意识；管理机制

一、大学校园周边治安环境现状和特点

近年来，随着新兴大学城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大学城已经成为城市重要的区域之一。而因其地处郊区、人员构成复杂等因素的影响，校园周边的治安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对大学生人身财产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认清当前高校周边环境的现状、深入剖析其原因、完善高校其周边综合治理机制等成为高校发展和稳定亟需解决的问题。相较于城市的一般区域，大学城的治安环境明显比较复杂，混乱，且难以管理。其往往表现出以下情形和特点：

（一）治安问题多样

第一，食品安全问题。由于校园餐厅食物种类有限，就餐人数较多等原因，一些学生往往喜欢去校园周边的小店或小摊贩处就餐。由于网上订餐平台并无健全的监管审查制度，网上餐馆无照经营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第二，道路交通安全问题。高校周边几乎成为 “黑校车 ”、“黑出租”的集散中心，一些轿车无证无照经营，车辆多数安全性能较差，驾驶人员身份复杂，缺乏必要的交通法规意识和安全常识，一旦发生事故，师生利益很难得到保障。①加上网络订餐过程中的送餐车频繁来往于校内校外，也是产生交通安全问题的又一因素。这些都会对师生、行人人身安全产生危害。

第三，校外租房管理问题。高校学生在外租房的现象较为普遍。但一些出租房屋的业主手续不全。

第四，文化娱乐设施无序问题。在高校周围总会有许多网吧、酒吧、游戏厅等娱乐场所，这些娱乐场所往往经营管理秩序较差，学生在消费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消费欺诈、胁迫消费等问题。

第五，校园周边财产犯罪问题。最为常见的是盗窃问题。消费欺诈问题也长期存在，许多理发店胁迫消费，还有一些驾校也对学生这些弱势群体在消费过程中加价消费。

第六，校园周边暴力犯罪问题。由于校园周边人员混杂，周边环境复杂，社会治安管理薄弱，一些暴力犯罪往往发生在学生身上，对其身体和心理造成极大的损伤。社会闲散人员会对弱势学生实施抢劫、勒索和伤害等恶。

（二）人员复杂

从以上校园园周边治安问题来看，高校周边的人各种各样，人员混杂，素质层次不一、流动性强，其中既涉及正常营业的经营人员，也有校园周边居民和校内外学生，还有一些无业闲散人员、民工等。相较于社会经验较少、不太成熟的学生们，两者之间的强弱差别明显，这是使学生们人身、财产安全造成损失得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影响校园周边治安环境的重要因素。

（三）救济途径艰难

周边环境问题不仅是学校的事情，也是当地政府部门的事情，而且涉及到公安、工商、城管、交通等许多政府职能部门。但高校保卫部门安全防范的管理权限仅限于校园内部，在整治周边环境时，由于没有执法权限而显得有心无力。此外，在整个校园周边环境中，学生们的社会经验较少，加上法律意识不强，作为相对弱势一方，在权益受到侵害后往往有较少的救济途径。在消费过程中遇到权益被侵犯后很多人会束手无措，忍气吞声的占多数。

二、大学校园周边治安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校方管理疏漏造成治安问题层出不穷

1、饮食安全问题校内的诱因

第一，通过对天津西青和津南两处大学城的调研，校内餐饮店和食堂的食品安全问题相对较少，但是也存在一些个别食品安全问题和管理漏洞，主要是学校对这些餐饮和食堂的监管没有落到实处，存在监管漏洞未能做到实时监管，未能形成有效的监督评价机制。第二，大学的开放式管理，使得校外食品肆意入校，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学生的权益维护将存在很大的难度和风险。

2、校方对校内交通管控过松

近年来，通过对津南和西青两所大学城的调查发现，网络饮食软件订餐的盛行，外卖车辆穿梭于校园内外，给校内的交通安全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此外，在各学校的周边特别集中于学校门口和车站附近依旧有很多没有经营资质的黑出租，这也在无形中提高了师生的安全风险。这些问题都反映出，校方对于校内交通的管理机制是亟待完善的，需要校方做出进一步的安全考量和规划。

3、安保措施不得当

通过对几所大学的调查，普遍在师生中存在被骗、失窃现象，目前两地大学城对这些安全问题已经引起高度重视，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宣传策略有待完善，有些师生对校方的管理机制依旧很陌生，师生和学校保卫处的联动机制并不健全，也没做到有很好衔接，事发后也不是很清晰救济途径有哪些。同时各高校的打击力度也有所不同，并没有形成惯常有效的管理机制，大多处在对个案的侦破打击上，以此来震慑不法分子，没有从根本上形成有效的制度管理。此外，各所高校之间的安保信息的沟通交流并不畅通，缺乏沟通和共同联防。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4、校方制度层面不健全，使得问题不得根本解决

从总体上看校园安全问题，全国各所大学都有着自己的规范机制，但是由于行政执法权的限制和实践困难，这些规范机制并没有得到实际且长久的落实，针对不断层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各种对策措施不尽统一，因此面对新的形势各高校的制度势在必行。

（二）大学师生安全防范意识淡薄

当前，大学生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安全防范意识淡薄，是各种校园安全问题的重要起因之一。②

1、饮食方面缺乏辨别力，权利维护力不从心

由于校方对食品的严格管控，校内的食品花样、口味难以满足广大学生的饮食需求，使得许多同学选择在校外餐馆、小摊用餐，且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会选择外卖，而这些外卖大多都是校外的小作坊制作，其安全问题我们更是无从得知，因此当安全问题发生时，由于学生社会经验缺乏，上当受骗大多采取放任的态度，权益很难得到充分有效的维护。

2、交通出行，规则安全意识淡薄

各种黑车的存在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有需求便有市场，广大学生为图方便快捷不顾人身安全，乘坐黑出租出行，大多数学生并不了解乘坐黑出租所带来的不利的法律后果，也并没有意识到其潜在的安全风险，一旦事故发生后则为时已晚。此外，在两所大学城周边普遍存在学生不遵守交通规则，随意跨越护栏，穿越马路，忽视红绿交通指示灯的作用，然而在校园周边这些人口密集区往往车辆众多，不遵守交通规则势必会造成很高的人身危险。

3、缺乏社会经验，上当受骗时有发生

大学生尚未步入社会，意识观念淳朴，然而学校周边人员复杂，学生在学校周边随意外出租房，参加聚会等更是提高了与不良校外人员接触的可能性，这些很容易引发一些不良的事件，使得学生染上不良的嗜好以及受到不法分子的侵害，遭受人身财产损失。因此，广大学生对于自身的保护意识、规则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是不得不引其关注的。

（三）校园周边行政管理宽松滋生安全问题

1、流动小商贩难于管理

在大学周边以及校园门口广泛存在着无资质经营的小商贩，由于其极具流动性使得行政部门很难进行统一管理，而新建大学城周边各项设施不仅完善，还没有形成规范统一的管理机制，再加上人员的复杂性，这些都成为了安全隐患滋生的土壤。③

2、固定商铺资质审查过于宽松，网络餐馆疏于管理

小商铺、小作坊的卫生状况一直饱受质疑，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卫生许可、经营资质的审查并没有落到实处。特别是最近兴起的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并没有对小商铺的资质进行严格审查，行政管理部门监督空白。相对于公开的店面，这些网络餐铺又多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其食品安全在这种属于管理的情况下势必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3、校园周边警力安保不足，应急机制不完善

通过对津南、西青两地大学城调研，在大学周边警力配置方面并不是很充足，这使得不法分子肆无忌惮侵害师生权益，违法乱纪时有发生，根据调查，在两处大学城周边都普遍存在着盗窃、纠纷争端难以解决的现象，各种矛盾较为突出，而学生则是主要的受害群体，当学校尽到其自身的安全防范义务时，行政机关更应该加大对大学周边的警力投入，严打不法分子，确保广大师生的人身财产安全。④

三、高校周边治安环境整治对策

目前，高校周边治安环境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保卫学，管理学，行政学这些方面，以治安防御的科技手段、联防机制、安保人员素质、治安经费等方面为主，对此问题少有法律对策的相关研究。因此，高校周边治安环境的法律对策对提高高校周边治安环境管理水平具有很大意义。

（一）探讨高校校园法的建设

经过 3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依据，以《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为核心的一套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但这些大都关涉高校文化建设，很少涉及治安环境方面，高校和政府在治安环境方面的法律地位没有明确。《高等学校内部保卫工作规定》、《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治安保卫工作的通知》等治安规范效力层次较低，内容繁杂，适用的难度性较大，而且以上规范多集中于高校内部治安问题，对高校周边治安问题缺乏法律规范，仍需完善周边治安问题的法律对策。1990年美国公布了《校园安全法》，以联邦法的形式确立校园在治安环境上的法律地位。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做法，在法律法规中明确校园治安权限的范围，提高高校在治安环境中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尤其要明确高校对周边治安环境的管理权限。因为目前高校治安的内容大都集中在校内，对高校周边的治安环境缺少执法依据，容易引起周边民众的不服，增加两者的冲突。依靠政府相关部门的配合又增加了治安的难度和成本，不能实现持续性的治安环境管理。因此，我国急需建立法律效力层次较高的高校治安法，增加高校的治安执法权限，明确高校在周边治安环境中的法律地位，增强现有法规的统一性和可操作性。增强高校执法权的重要任务在于设立专门的校园警察来维护校园安全，因为学校的保安队伍建设普遍较落后，应对校内外突发事件的能力不够。同时增加治安信息公开内容，保证学生对相关内容的知情权，高校要定期公开治安工作内容及违法犯罪等安全事件，提高高校学生的安全意识。⑤缺乏治安信息公开的必要程序，也要受到行政处罚。

（二）建立大学城治安联动机制

首先要以法律明确各政府部门在高校周边治安中的职责。高校周边环境管理不仅是高校一方的事情，也涉及到公安、工商、文化、税务、城管和交通等许多政府职能部门，需要各政府部门与高校配合，“政校联手”才能针对性地解决如何保护高校师生人身财产安全问题。其次实现政府和高校治安工作的协调，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完善高校周边的治安设施建设，同时也便于对周边环境的监管，如摄像头、路灯的安装工作，提高治安工作的效率。再者要加强各个高校之间治安力量的结合。大学城的发展，为各个高校治安合作提供了地域条件，有些大学实际上是共享一个周边治安环境的，违法犯罪活动又具有很大的流窜性，因此各个高校联手治理周边环境能节省治安成本，提高危险的预防能力。建立周边环境治理大学城联席会议制，高校间可以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实现治安信息的交流，提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集中研究相应的解决措施。⑥联席会议要着重加强高校之间保安队伍建设，以维护共有的大学城周边治安环境，以减少各个高校的治安工作压力，充分发挥高校自身的治安作用。完善政府部门之间、各个高校之间、政府和高校之间要建立治安联动机制，才能有效地协调高校周边的治安力量，解决高校周边环境存在的问题，为高校师生创造一个安全、文明的校园环境。

（三）明确法律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制

制定高校周边环境综合治理考核办法，要根据综合治理存在的问题合理划分责任，制定具体的工作目标。根据高校周边环境治理目标任务，对各个治安主体进行考核，定期公布考核结果，将考核结果与年终考核挂钩，考核不合格的部门和个人，要限期改正。对工作造成重大损失或影响的部门或个人，实行法律责任追究，给予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⑦完善高校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监督制度，定期对周边环境进行监督检查，促进治安主体落实法定职责。《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自2016年2月27日起施行，为推进社会治安治理，健全了领导责任制，推行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各部门落实、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格局。高效周边治安属于社会治安的重要部门和敏感区域，可以借鉴以上责任追究制度，在政府、各部门、各高校间建立高校治理管理责任制，才能有效地对治安工作定量考核以及开展奖惩评价。

（四）完善高校治安问题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针对校园的治安特殊性，应该采取多种解决方案，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作用，增加学校在纠纷调解中的能动性。在高校学生和周边人员发生冲突时，高校要积极进行调解、帮助学生进行和解等，有效地为学生解决问题，对学生给予切实的法律保护，使得学生不再是“有苦无处诉”的群体。高校自身和周边利益群体发生冲突时，要尝试通过和解、调节等非诉手段解决问题，有利于周边利益群体的配合，提高问题的解决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在调解中，要考虑相关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分担，对于“黑车”、摊贩、发传单等行为，我们应加强合法行为引导，积极的听取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通过协调利益关系，来改善校园周边环境，增强治安法规的执行力。高校治安主体要改变思维模式，从宏观治理的角度，只有将周边群体的利益问题纳入到大学周边环境管理的总体考虑之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周边的治安环境问题。

（五）加强高校周边区域规划

第一，要严格执行高校周边市场单位经营审批工作，保障高校周边商业行为的规范性和合理性。随着大学校园的建立，高校周边出现了各种商业模式，为建立良好的周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应严格执行高校周边营业场所的设立规定，特别是对一些娱乐场所的经营要加强审批和持续监督。商家必须符合注册的标准才能发放经营许可证，防止无证经营、非法取得许可证的现象发生。对一些安全条件不达标或不符合法律要求的商业要给予关停，加强对经营单位的法治教育，提升其守法意识。⑧对餐饮行业，要检验食品是否符合卫生质量要求。对违法者，应及时给予警告和限期整改的处罚措施，如仍不符合食品安全质量，应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第二，禁止在大学周边建工厂，因为其不仅会产生有害气体，污染环境，而且工厂区的流动人口增加，人员构成复杂，容易诱发治安问题。因此将工业区和高校区要进行区域划分，可以减少治安环境的复杂性。第三，加强高校周边基本配套设施建设。推进高校周边环境优化进程，必须重视其环境周边硬件建设。保障周边交通信号灯的正常运行，增加市郊公交车路线和班次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将对高校周边环境建设起到积极推进作用，会大大减少周边环境治理的难度。⑨高校周边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具有多变性、长期性的特点，它的治理不仅仅是高校本身的事情，也是整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事情。

（六）加强高校师生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

老师和学生作为高校的主要成员，深受校园周边治安环境问题的影响。因此整治高校周边环境必须先从师生自身出发，重点加强学生的法制安全教育工作，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措施，适当开展一些有关安全教育的活动，通过实际的案例宣传，提高同学们的法律意识，如遭遇欺诈或产品侵权时，如何利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促使学生在知法、懂法、不违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有效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

四、结语

高校治安环境是社会治安环境的重要部分，高校周边治安环境又是治理的难点，高校等相关治安主体的权责尚不明确，急需完善相关法律，为高校治安治理提供制度保障，同时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高校治安环境提供人力、资金等支持，才能有效地改善高校的治安环境，提高高校治理水平。

注解：

① 罗金凤、杨毅、曲永照：《高校周边治安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治理对策研究》，载《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39页。

② 田晓玲：《浅谈影响高校治安环境的原因和对策》，载《高校讲坛》，2009年第7期，第 10页。

③ 张蓓蓓：《高校周边环境治安管理对策》，载《消费导刊》，2008年第3期，第123页。

④ 梁晓春：《高校治安治理面临的新挑战与对策》，载《管理方略》，2009年第8期，第25页。

⑤ 李福华：《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⑥ 林生：《高校周边环境现状问题与治理对策》，《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3页。

⑦ 吴慧平：《西方大学的共同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⑧ 刘东杰：《高校周边综合治理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载《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12期，第23页。

⑨ 林生：《高校周边环境现状问题与治理对策》，《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35页。

参考文献：

专著：

[1] 李福华：《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 吴慧平：《西方大学的共同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 许为民：《学术与行政：中外大学治理结构案例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 张国有：《大学理念、规则与大学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 安宗林、李学永：《大学治理的法制框架构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 马钦荣、刘志远：《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探索与实践》，华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期刊：

[1] 罗金凤、曲永照、张学立、王亮亮：“高校周边环境治理状况调查报告”，载《山东商职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2] 童金元：“高校周边环境存在的问题与治理对策”载《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3] 林生：“高校周边环境现状问题与治理对策”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