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危机的看法范文第1篇

马克思在其众多的著作中，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马克思给经济危机下的定义，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经济和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并且带有周期性,经济危机既是经济方面的矛盾，并且是各种矛盾的总爆发,马克思以此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会周期性的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消灭不了的,呼应了马克思的两个“必然”的著名观点。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过程

1.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萌芽

19世纪40到50年代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标志着经济危机理论的萌芽,并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周期,以及周期的几个环节，包括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随后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环节作了调节为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反复循环。在《共产党宣言》中,他通过分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揭示了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制度，首次把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使经济危机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

2.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成熟

19世纪50年代后期，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产生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著作中，其中阐释了危机理论的基本框架。马克思指出简单商品流通中，危机就可能出现，当货币行使流通手段职能和支付手段职能的时候，经济危机的就存在了出现可能性。其次，马克思证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生产过剩是固有的，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使经济危机的存在提供了可能。

3.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

19世纪60年代,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入研究了经济危机理论，揭示了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此时的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研究的重点放在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首先马克思分析了经济危机出现的可能性，揭示并分析了这种可能性存在的两种形式；其次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这一问题，揭示了危机从可能变为现实的几个前提，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活动，以及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资本论》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主要内容

1.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转化

马克思揭示了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简单商品流通中，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会直接造成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就存在发生的可能，在这种流通过程中，买卖统一，简单的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在这种交换形式下危机发生的可能很小。但当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进行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得到发展，（W—G—W）之后,买卖双方不一定再是统一的,买和卖成为独立的行为。当买卖不一致,就存在生产过剩而引发危机。其次马克思指出危机存在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条件，包括生产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其次达到一定程度的生产，第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采取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最后就是生产中不同资本的竞争。

2.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从生产与消费的二者来看，资本家的目的是获得最大化的剩余价值，所以不断的创造出剩余价值，盲目的扩大生产规模，而消费力相反缩小，这时生产力越是发展，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就越不协调。生产作为生产力的表现形式，消费作为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生产和消费的不协调就演变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一旦发生就会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是经济危机的本质，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

3.信用制度导致经济危机存在

马克思对信用制度作了公正的评价，有促进的积极作用也有其消极作用。信用一方面能够对生产扩大起加速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不断超过资本积累的限额，提倡的透支消费和违约率导致了市场的虚假需求。这时经济危机很有可能爆发。信用制度使得收入与消费需求就不再限制,市场中会出现虚假的需求与资本,从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张和盲目扩大;最后爆发全面的经济危机。

4.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具有周期性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有危机、萧条、复苏、高涨这四个阶段。运作过程是萧条期,资本主义生产停滞，为复苏做准备。复苏期资本主义的经济恢复增长，各种矛盾得到缓和。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生产就进入高涨期，高涨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再次不断积累、激化，最终经济危机再次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周期循环。

5.对经济危机的影响辩证的看待

辩证的看待经济危机两面性的影响。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积极的一面，经济危机的爆发会使落后的生产模式淘汰掉，产业结构得到升级，更新了固定资本,为后期的生产打下基础，促进后期发展的生产力。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危机不仅对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对全球的影响都非常大，对经济破坏力很大，严重阻碍了全球经济、各国生产力的发展,浪费社会财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断深化。

二、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综述

马克思并没有在其著作中提出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在马克思生前出版的著作中，关于危机的理论探讨只不过是一些警句式的简短评论。”即使有这些困难存在，但是不缺乏国内外学者对其理论进行研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1892年，考茨基出版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他分析的重点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及其长期生产过剩理论，“震撼世界市场的现代的巨大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结果”。但考茨基并没有充分展开这一观点，他确定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生产过剩，但是他并没有将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联系起来，他只是和“与商品生产有必然联系的无计划性的结果”联系起来了。在他看来，危机存在的可能还在于生产者对产品需求的无计划性，以及在生产方式的机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互相依赖的系统也日益复杂，这就增加了危机存在的风险。最后“信用也是使现代生产方式具有弹力的主要原因之一。”说明了信用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是危机发生的可能原因。考茨基的观点是长期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成为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导向。1910年，鲁道夫•希法亭，进一步发展了消费不足论，并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对比例失调理论做了新发展，他认为消费不足是比例失调特殊的变现，只是经济危机的条件中的其中一个。他认为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没有找到均衡是危机的根源。其后希法亭使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规律来分析经济危机出现的原因，他第一次利用利润率进行研究，并发展了这个理论。1913年，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一书中将重点放在了纯粹的消费不足论，在此书中她将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趋势区分于其周期形式。她忽略了生产的重要性，过于重视消费，认为其才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最终动力，只有通过消费需求才能生存，因此提出了纯粹的消费不足是经济危机的唯一可行因素这一观点。1994年，英国的克拉克在《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一书中，系统的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整理和评述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发展史，全面的概括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并通过不同时期和不同观点两条主线的危机理论，进行罗列和评述。书中根据经济危机的根源将经济危机理论分为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原则、生产过剩等。克拉克指出,“危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薄弱、最有待发展的领域。”克拉克认为危机理论的任务就是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不稳定性。

（二）经济危机的类型

奥康纳把危机理论分为周期性危机理论、结构性危机理论和局部危机理论。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学者阿特韦尔著有《60年代以后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一书，书中阿特韦尔对各类经济危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国家财政危机论等，最后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危机理论处于中心地位。

（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王洛林在1998年著了《经济周期研究》一书,书中总结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的周期理论，并对周期性下了定义，他的研究重点在于经济周期理论。2004年，《利润与私有制经济问题》的作者唐有东，他的研究重点在于利润率下降是具有周期性的。随后一些学者发表的期刊论文，谢富胜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和1975—2008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中观点是利润率周期性的下降导致了周期波动。胡婧发表于2014年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再研究》，文章界定了经济危机的相关概念，在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和内容，再次，分析马克思对其实质、根源、周期性、对信用制度等作了论述，最后对马克思经济危机主要内容的再认识。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进一步分析及建议

（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成就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提出相关经济危机理论的观点和思想以后，不断有国内外著名学者发展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使得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不断丰富完善，如考茨基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阐述了长期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随后希法亭发展了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的根源就是固定资本的存在，并利用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来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随后克拉克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做了整体综述，并对不同时期不同观点的危机理论作了评述。

（二）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不足

虽然国内外许多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以发展和完善，但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存在看待经济危机问题时具有片面性的特点，忽视了危机的意义及其影响，如何科学应对经济危机，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下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和传承问题。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考茨基忽视了经济危机的重要性和其影响，没有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并且他将一个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过剩跟有限的消费能力决定的普遍生产过剩混淆，将周期的原因指向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希法亭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分析背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抛弃了生产过剩趋势的论述，认为危机只是因为市场的不完善所引发的商业周期的阶段，危机是投资周期所固有的。希法亭的理论没有说明危机的必然性，对于希法亭的比例失调论我们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缺陷的分析，没有看到劳资之间的阶级关系层面上，而是只看到了资本家之间关系的表面上，这种观点容易变为改良主义。卢森堡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盲目扩大生产所以认为经济危机的唯一根源是消费不足。

（三）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建议

1.科学看待马克思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爆发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不仅打击了经济，还包括政治格局，文化、生活方式等都有影响。一方面，对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阻碍，社会财富大幅下滑，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经济危机不仅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体系的弊端，还显示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与制度的不合理。另一方面，经济危机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使落后的生产模式淘汰更新，产业结构得到升级等。

2.重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意义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和学习，对我们如今应对经济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可以使我们充分理解危机的内容、本质及根源，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及时剔除危机出现的可能，其次，可以使我们及时了解危机的表现形式和特点，以及了解信用能够推动危机的爆发，并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去分析经济危机的问题。

3.科学运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应对经济危机

研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应对经济危机，如何科学应对经济危机呢？经济危机的爆发都是对全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对经济危机也要世界各国共同携手，其次可以利用政府的作用去应对经济危机，政府采取措施参与经济生活，积极应对经济危机，第三，在经济方面，加强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实现共赢。最后，认清本国国情，经济形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力。

4.传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对经济危机的看法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各国政府、中央银行纷纷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同时，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文章通过对当前金融危机性质的探讨，分析全球各国救市的情况，阐述该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积极探索我国应采取的措施。包括银监会的设立，应该把重点放在功能界定上，应该放在如何利用原有机构的监管设施、信息、人才及企业文化等来为银监会的功能服务上等观点。

当前美国次货危机正向实体经济蔓延，整个全球经济增长减缓，不仅仅是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持续衰退，而且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面临着资本抽逃和外需减缓的艰难处境，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国际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在这种形势下，正确判断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弄清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研究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及我国的应对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危机的性质探讨

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是一场席卷全球的通货紧缩危机。它的性质主要为：

（一）从时间上看是一次短期性的经济危机

我国领导人在参加的APEC首脑会议中预言这次危机时间为18个月，要到明后年才能见底，亦即需要一年半的过程。从经济危机的划分上看，持续期10年以上的才是长期性的危机，10年以下的为短期危机。因此，从时间上看，这次经济危机还是一个短期危机。

（二）从增长上看是一次伴随经济增长的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是在我国经济形势趋热的情况下突然来临的，在它发生作用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受到惯性的作用，还在不断地增长，虽然增长的速度有所下降，但是比起世界其他国家，其速度仍然不低。从长远来看，这次危机也不可能抑制我国的经济发展。

（三）从需求来看是一次需求抑制型的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是由美国房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引起的，由于它的突然发生，使美国和世界的需求受到很大的抑制，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它的表现是物价的持续下降与工资水平的持续下降，工资下降是因，物价下降是果，从而在总体上导致需求不足。

（四）从后果来看是一次危害型的经济危机

因技术进步等原因引起的经济危机称为无害型的经济危机，而这次危机是一次后果严重的经济危机。它的主要表现是生产能力过剩，需求不足，导致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

二、全球各国的救市情况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各国政府、中央银行纷纷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9月16日，日本、美国、欧盟等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宣布，为了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各国向银行系统注入大量流动性；日本中央银行在9月16日、17日、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分五次向短期金融市场紧急注资近8万亿日元；美国政府紧急推出了救援金融体系的措施，成立政府专门机构接管金融机构7千亿美元的不良资产，为3.4万亿美元的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担保，暂时停止对799只金融股的卖空；欧洲中央银行在16日、17日先后向市场注资1千亿欧元；英格兰银行向市场紧急注入资金250亿英镑。

美国通过7千亿美元救市究竟能不能缓解这场危机？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政府高官已经承认美国面临的是整个货币金融体系崩溃的危机，这就直接点明了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但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很多观点跟不上危机的迅速升级，甚至有些观点还重复着美国自己已经放弃的盲目乐观论调。我国有些金融界人士面对美国的严重金融危机，仍然坚称美国的金融体系是最权威、最发达的，中国面对全球危机应加快金融自由化改革步伐等，继续重复美国人自己都不愿重弹的老调，完全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倘若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来应对这场危机，就会置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于危险的境地。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面临崩溃，当时美国政府花费了几十亿美元救市，第二年老虎基金濒临破产，美国政府救市的代价一下增加了七八倍，花费了几百亿美元。现在看美国政府救市的规模，动不动就是几百亿、几千亿美元，打个水漂就没有了。2000年美国濒临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的边缘，为了挽救网络泡沫经济的破灭，一是靠吹起更大的次贷泡沫，一是靠打伊拉克战争的军事凯恩斯主义。美国这种挽救危机的办法治标不治本，虽然能取得暂时掩盖矛盾和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但是最终会促使掩盖的矛盾以更加猛烈的方式爆发。这种救市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被反复验证了的，美国自己也非常清楚。总之，这种救市对世界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危险。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目前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不确定性。从表面上看，这次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主要是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直接冲击不大。但是，从实际上看间接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随着危机的蔓延和向实体经济的渗透，危机的影响还会加大加深。因为：

1．危机已经对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流动性、资本充足率、利润等方面产生了影响。

2．危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正在加剧。

3．危机的持续加深使中国各类金融投资机构的损失正逐渐暴露出来，总的损失目前还难以最终核算。

4．我国拥有近2万亿的外汇储备开始“缩水”。10月25日，美元指数涨至86.95点，两年来的最高值，疲软了6年之久的美元开始反弹。7月以来，仅用3个月美元就上涨了22%。除人民币、日元外，其他欧美货币纷纷贬值，尤其是澳元贬值严重，那些押美元走软而购买海外衍生产品合约的进口商损失惨重，仅中信泰富就损失了20亿美元。

5．危机使我国出口锐减及其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进而对GDP、财政收入、就业以及市场信心等将产生较大程度的影响。因此，总体上看，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四、我国面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对策

（一）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保经济增长

由于危机的影响，引起了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为此，我们应正确处理对内经济平衡与对外经济平衡的关系，把国内经济平衡放在首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力保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能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就是对当前国际社会抵御金融危机最大的贡献。

（二）加强金融监管

银监会的诞生不仅标志中国境内银行业顺应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的”的世界性潮流，而且也意味着国内金融改革的新的序幕揭开了。因为，随着银监会的成立，不仅使得银行业的格局会发生大的变化，而且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等方面的关系也会出现调整。实行“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分别对证券业、保险业和银行业实施监管。为避免走以往机构改革的老路，保证银监会要有效运作，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必须对现有的《银行法》进行全面的修订。用新的法律框架清楚地界定银监会的权力与义务。否则，或是由于来自种种干扰而让银监会根本无法有效的履行自己的职责，或是银监会滥用其权力为己图利。应尽量减少分立成本与协调成本。因此，银监会的设立，应该把重点放在功能界定上，应该放在如何利用原有机构的监管设施、信息、人才及企业文化等来为银监会的功能服务上。

（三）审慎推进金融开放，建立有效金融预警体系

国际社会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在此背景下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的金融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金融全球化不可避免地要求一国实行金融开放与自由化，但应该看到历史上，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有多次是与金融开放的程度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过快有关。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历次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系统的冲击都相对较小，这与中国政府审慎对待金融开放，以及金融自由化，尤其是资本与金融账户下的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等政策密可分。随着经济金球化与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推进，金融体系固有的风险还会进一步暴露，新的金融风险也将会形成，金融危机的易发性、联动性与破坏性也越来越明显。因此，金融风险的管理仅限于危机爆发后的补救是远远不够的，应该着力于构建有效的金融危机预警管理系统，预测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逐步化解金融风险，从源头上防止金融风险的日益累积，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新晨

（四）深化财税管理

财税制度要作根本性改革，改变政府激励，从保证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彻底转型，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的转换。不是哪个地方投资多、哪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才多，而是哪个地方民生好，人民财富增加，政府的税基才丰厚。政府激励变了，从GDP导向转向民生服务导向，政府才会真正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才会把配置资源的权力重新交给市场。

对经济危机的看法范文第3篇

这场经济危机也让人们认真反思政府的作用,特别是政府在经济和金融活动中的作用。

在以往的观念中,政府管制职能的扩大,被人们称之为“致命的自负”和“走向奴役之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就以这样的书名,来反思类似的问题,尽管他的反思,还有其他所指。在市场经济的早期,政府一直被定位为“守夜人”的角色,但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以来,政府已经从“守夜人”的角色变成了“总管家”。尽管如此,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扩张,仍然深怀戒心。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几乎所有国家及其政府,都在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各国政府不但在国内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而且还出现了政府间应对危机的国际合作。这种情况,对公民而言究竟是祸还是福,究竟如何看待在金融危机中政府权力的扩张这种现象?如何重新看待市场体制下政府的作用?这是此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的重要问题。

这次金融危机可能还会导致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不论在内国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中,可能都是如此。在内国政治中,如何处理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等,这都是必须重新反思、认真对待的问题。而在国际关系中,金融危机的发生势必导致人们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的质疑和反思,多年来人们期待的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而不是单极化的情形可能因此有了条件,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发展,可能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对经济危机的看法范文第4篇

我们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并没有回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不可避免的会导致经济危机。然而，在其社会学系统理论的分析视域下，经济危机并不必然与阶级斗争相联系，而且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阶级统治的政治匿名化被社会匿名化所取代。哈贝马斯尽管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他否认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革命而解体。他的结论是，“重新组织经济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他认为彻底变革经济基础的革命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逐步演化成一种改良的理论，而且他在改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为了资本主义的辩护人。

由系统控制危机到社会规范危机的转换过程

上文中我们肯定了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尽管这一根源对于他的危机理论来说似乎无足轻重。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哈贝马斯“危机”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危机理论的实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开篇之处是这样论述“危机”范畴的:“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

可见，哈贝马斯一开始就是从控制与规范之间关系开始构建其危机理论的。哈贝马斯首先介绍了社会科学范畴的系统论危机概念，从这一角度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系统控制危机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也就是社会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破坏时，才会形成社会危机。因此，哈贝马斯强调:“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该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关系。”为此，哈贝马斯引进了“生活世界”这一范畴，并将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起来。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蕴含着一个社会的规范与价值，生活世界规范结构的正常运行，服务于社会整合，又依赖于社会认同;而系统仅仅关注于社会系统自身的控制机制与原则。因此，“危机分析要求一个能够把握住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危机就是控制机制对社会规范结构的破坏，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让我们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看系统控制危机如何转换成社会规范危机，也就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具体内容。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不是政治性的阶级统治，而是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系统同时承担着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双重功能，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系统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依然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政治系统为避免经济系统的功能失调，用整体计划调节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转化成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不同组织原则、不同控制手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行政行为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会使政治系统自身陷入危机，经济危机转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借用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模式来分析政治系统危机倾向:“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

因此，“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哈贝马斯阐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计划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根源还是在于经济系统自身的“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简单的说，就是国家行政手段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

行政行为一旦介入经济危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经济系统的诉求马上转移到政治系统上。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机会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丧失，意味着国家行政行为无法维系原有的合法性规范。如果说行政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缺乏理性，行政行为无法满足经济系统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机则是指，行政行为在干预经济危机时所作的各种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坏了原有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生所谓的“动机危机”，无法再提供满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价值体系，社会主流价值与制度受到质疑，大众忠诚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系统控制到社会规范这一危机的转换过程。哈贝马斯从经济系统的控制原则入手，但其理论落脚点却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机，而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

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

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1)深化经济改革，避免产生危机的结构性矛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价值规律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础性作用。但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哈贝马斯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

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行为未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更理性地为经济和市场服务，这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的危机具有自发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期性规律。而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危机的干预，使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发展与保持稳定，但不能以发展与稳定为托词而拒绝深化改革，这样只会削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稳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转变与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有效防止政府行为对经济的过当干预。否则，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使经济的问题诱发政治的问题，造成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甚至于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进而引发哈贝马斯所谓的“行政合理性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危机根源于其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结构性矛盾，而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例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与失业问题，市场投资过热与购买力低下问题等同时存在。生产要素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会导致生产的不平衡性与经济滞胀，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越积累越严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发展才能解决。只有理顺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以及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得利益的阻挠与反对，使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各种危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又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劳动与资本有效的结合方式。一句话，只有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才能得到缓解与避免。

(2)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

哈贝马斯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危机转换过程，并指出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虽然与行政合理性危机同属于政治危机倾向，但合法性危机并不是系统整合的危机，而是社会整合的危机。社会文化系统遭到破坏，社会规范价值体系遭到质疑，严重威胁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哈贝马斯批评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行政行为对公共舆论的操纵，“政治系统承担起规划意识形态的任务……文化系统特别能抵制行政控制:意义从来都不是用行政手段创造出来的。对符号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消耗掉虚拟的有效性规范力量。获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对合法化的追求就会不战自败。”

认同是意义的来源，但现代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不但不能满足意义生产的需要，而且还会消耗原本就有限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资源。行政行为对社会文化系统意义生产的介入，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利益，利益导向取代了共同价值取向，传统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认同就会丧失。哈贝马斯上述之见解固然有失偏颇，也诚然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意识到文化建设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目前整个文化确实导致了认同出现了危机。我国现在面临着一种“文化失衡”现象: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在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冲击下，已经无法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道德规范与价值支撑，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焦虑心理直接影响社会价值的认同与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这既是多年来只重经济发展造成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我们过去文化建设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强调，要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方面，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以此来应对认同危机与合法化危机可能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必须规范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在文化建设中，政府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不能越位也不要缺位。

要把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与人民群众现实诉求与精神需要结合起来，要防止自上而下政治说教，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并形成共识。“作为‘统一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信念’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在充分的民主协商、公共讨论之后形成，必须是社会各阶层在这种讨论和协商之后形成的共识，而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圣旨。”

对经济危机的看法范文第5篇

经济周明定律

定律1：基业长青的企业一定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只有熟悉并利用经济周期的企业才能基业长青。

当“百年企业”、“基业长青”、“永续经营”成为中国众多企业的目标甚至口头禅时，企业一定要明白，基业长青的企业一定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和多个产业周期，既享受了经济繁荣的红利，又经历过经济衰退的磨难，甚至经历了经济萧条的九死一生。

只有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才会明白企业的资产绝不仅仅限于资本、品牌、技术和人才，还包括经历经济周期所积累的智慧、面对危机时候的从容、在经济高涨期为危机所做的准备。

因此，当本轮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到来时，企业获得了以往在经济学教科书上难以学到的东西，企业一定要做好应对金融危机的知识管理。企业既要努力应对金融危机滋生的各种难题，更要以基业长青目标来研究经济周期的规律，积累应对经济危机的智慧。

或许，本轮经济危机过去了，最值得庆幸的既不是企业活下来了，也不是销量或利润的增长，而是经过经济危机，企业对基业长青和经济周期的理解更深刻了，企业更成熟了，对基业长青的理解更深刻了。

无论我们在经济学教科书上学到过多少关于经济周期的知识，都不如一场实际发生的经济危机教给我们的知识那么多。

定律2：经济周期是逃不开的，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经济危机其实是企业经营的常态。

静止，增长，信心，兴奋，激奋，发展过快，震荡，压力，停滞，经济总是逃不开从繁荣到萧条的周期。数百年来，市场经济动作过程中总是出现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更迭，如此循环往复。

知名的经济周期有长度为2至4年的存货周期(基钦周期)、长度为9年的资本性支出周期(朱格拉周期)，长度为18年的房地产周期(库兹涅茨周期)。

熊彼特认为，周期是驱动创造性毁灭和经济增长以及复兴的关键力量。实际上，每次经济周期后，经济总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运行。同时，对于陶醉在狂热增长而失去理性的人而言，经济周期其实是迎头浇的一桶冷水。

经济周期是检验一个企业实力的最好考试。巴菲特说：潮水消退，才知道谁没穿泳裤。没有通过经济周期考试的学生算不上优等生。

定律3：我国的经济周期大约每隔10年发生一次。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大约经历了三次经济危机：1989年中国经济陷入低谷；1997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中国经济经历了震荡；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受到影响。

经济周期有其规律，但它最独特的规律却是：当你自以为搞清楚规律时，它的规律又发生了变化。

信心定律

定律4：金融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危机的恐慌。

金融危机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信心，放弃努力。因此，温总理说“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金融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就在于经济高潮时，人们相信高潮是永恒的，没有为危机做好准备；金融危机下之所以绝望，就在于继续看淡经济，没有发现谷底已经到来。

有办法才有信心，有信心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

定律5：传媒主导社会舆论的时代，金融危机的负面消息被夸大，保持信心最大的障碍不是经济危机本身，而是对金融危机的传播。

媒体天生对负面消息敏感。当媒体主导社会舆论时，负面消息比正面消息有更多被报道的机会。因此，要正确了解金融危机的影响，既不能被媒体所主导，也不能被以讹传讹的各种小道消息所主导，一定要深入一线，亲自了解金融危机到底如何。

可怕的决策莫过于根据错误的信息做出了正常的决策，企业的信心源于正确的信息。经济危机期正确的信息源于企业老总(老板)深潜市场。

定律6：“积极的消极”比“消极的积极”更可怕。

是否有信心不在于嘴上说什么，而在于行动做什么。如果采取消极措施，说明信心不足；如果采取积极措施，说明有信心。

如果措施是消极的，越是积极地执行，结果越可怕；如果措施是积极的，哪怕执行得并不到位，结果仍然是积极的。

即使金融危机的影响足够大，也一定要保持积极的行为。

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我发现一家企业的营销人员比2008年增加了50％。我问他们为什么敢于增加人员，老板告诉我：只要更多的人更积极地做事，企业就能在危机期仍然保持增长。一旦繁荣期到来，我们也为调整增长做好了准备。

定律7：金融危机下企业收缩或瘦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企业陷入螺旋式收缩或瘦身，从而进入螺旋下降通道。

金融危机下的消极思维是瘦身。瘦身的结果是企业能力下降，导致企业陷入螺旋下降通道。即瘦身一能力下降一业绩下降一继续瘦身一能力持续下降一业绩持续下降……

螺旋式下降是企业消极行为的结果。当对未来特别不看好时，企业行为就会消极。一旦消极行为促使企业进入螺旋下降通道，企业的信心就会受到反复打击，因此，一定要避免陷入螺旋式下降。

定律8：经济危机情况下企业需要稳定的信心，判断稳定的信心的标志是是否找到新的营销节奏。

金融危机打乱了多数企业的营销节奏，原来的目标和方案都在调整。“冒烟”的市场很多，所以很多企业都在救急。企业救急时不仅失去了原有的营销节奏，而且很难有稳定的信心。

稳定的信心不是对一件事的信心，而是对未来的信心。只有当企业找到新的营销节奏，才表明企业对危机有了稳定的判断，对应对危机有了成套方案。

定律9：金融危机情况下更需要活跃市场，活跃市场首先需要的不是政策，而是创新思维。

金融危机时，企业的“姿态”很重要，“姿态”是企业向社会传递的信号。活跃市场就是企业的信心的“姿态”，它既传递信心，也能收到实效。

定律10：经济高涨时员工的信心可能靠激励出来，可以靠员工“摸着石头过河”。经济危机时的信心通常要靠高层指导出来。

经济高涨时，只要员工有激情。措施不那么到位和正确，照样会有效。经济危机时，员工可能束手无策，高层空洞的激励无法产生信心。

一般来说，多数员工没有经历多个经济周期，所以普遍缺乏应对方法。因此，经济危机期，高层对员工的指导要更加具体，对员工行为的反馈要更加及时。

经济危机时的有效办法也许是员工“发明”的，但一定是高层“发现”的。个别员工的有效措施要靠高层“发现”，然后全面推广。

定律11：经济危机期的企业信心并不一定来自结果。往往来自趋势或好的苗头。因此要拿着放大镜发现营销的“亮点”，“火花”，那可能就是信心的种子。

经济危机期，并非所有市场都有问

题，一定会有些市场表现得超出寻常的好。个别市场能够做到，为什么其他市场不能做到?因此，经济危机期一定要特别关注那些表现杰出的市场。

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笔者曾经花了20天时间考察了30个县级以上市场，很快就找到了破解危机的“处方”才发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定律12：经济危机期判断企业是否正常不是纵向比较，而是横向比较。

经济高涨期判断企业运行状态，通常是看销量或利润增长情况。经济危机期，销量或利润下滑是正常现象，传统的判断方法就失去了标尺作用。

判断经济危机期企业是否正常有两个重要指标：

一是看企业增长速度是否低于行业增长速度，企业在行业的位置是否发生变化。企业与行业的关系就如同水与船的关系，水涨船高，水降船落。销量增长并不代表企业进步，销量下降也不一定代表企业退步。当行业增长时，企业增速低于行业增速，企业实际上在退步。当行业下降时，企业下降速度低于行业下降速度，也说明企业在进步。

二是看企业离“死亡底线”有多远。经济危机总有一些企业要死亡，每个行业都有一个“死亡底线”，在“死亡底线”之下的企业多数会死亡。

机会定律

定律13：成功不是因为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抓住了机会。经济危机情况下也是如此。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说：“成功不是因为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抓住了机会。”我们研究过一些著名企业或企业家，他们的财富积累速度在危机期比高涨期更快。

把所有的机会列个清单，把所有的问题列个清单。可以发现，当抓住机会时，问题可能就自然消失了。

经济危机是企业无法左右的，产生的问题也是单个企业无法解决的。成功就是当大众沉浸在危机伤害氛围时，能够发现一线生机。

定律14：我的困难是问题，对手的困难是我的机会，大家的困难是我的最佳机会。

经济危机是所有企业的问题，大家的问题就是我的机会。因为大多数企业可能难以找到危机期企业生存的正确方法。那么，少数找到正确方法的企业就找到了机会，在危机期迅速与对手拉开距离。

定律15：机会不在企业内部，而在企业外部。

经济危机时，企业需要处理的问题比平时更多，因此，企业老板(老总)和管理者们很容易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处理内部事物。

解决经济危机的机会不在企业内部，而在企业外部。因此，老板(老总)应该走出去，用更多的时间发现市场的机会。只要找到了机会，内部的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

一般而言，企业一线人员在危机期传回来更多负面消息，原因有二：一是限于一线人员的视野和水平，他们虽然身在一线，却通常不是一线思维，而是负向思维，即对负面消息比正面消息更关注；二是负面消息通常是自己业绩下滑的“理由”，隐含的意思是“市场如此，我也没办法，完不成任务的责任不在我”。

在危机情况下发现机会，通常需要高层人员深潜市场，以不同于以往市场调研的方式去洞察市场。老总深潜市场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解决金融危机下营销转型的灵感源泉不在专家，不在办公室，一定在市场一线。自老板以下的所有管理者深入一线的时间一定要翻番。

比如，2009年春节，当媒体爆炒2000万打工仔失业回乡时，一家企业老总下乡后发现，由于农民工回流，农村市场比往常购买力更强。当农民工把沿海消费模式带回农村时，农村消费面临着一个升级的机会。因此，面对农村市场的产品只要调整结构，是有机会的。

定律16：机会存在于大众思维盲点。

机会没有被发现时，不是机会；机会被所有人发现时，也不是机会。机会只有被少数人发现时才是真正的机会。

有些机会，大家都“看见”了，但只有少数人“发现”了。这是因为机会源于大众思维盲区。即机会不是视觉问题，而是思维问题。面对同样一个现象，有人认为是问题，有人认为是机会，这就是思维问题。

比如，商超目前正在向农村乡镇渗透，这种现象怎么看?做通路销售的人说：“由于通路销量下降，所以公司销售遇到很大问题。”做商超的人则可能说：“由于商超销量增加，所以公司的机会来了。”同样的问题，思维方式不同，则结论不同。

一些企业问我：“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会告诉他们，如果我没调查就能够告诉你，那么这样的机会还是机会吗?

定律17：经济危机下通常会有大量企业脱颖而出，快速发展。找到这批企业，接近他们，接受他们的感染。你或许也能在经济危机下脱颖而出。

越是经济危机，越是要加强与其他企业的交流，特别是跨行业的交流。虽然说隔行如隔山，但实际上隔行不隔理。总结1997年成功渡过亚洲金融风暴的企业，发现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普遍采取了市场重心下沉的措施、着力改善产品结构、越是困难越要推新产品等。

最近在与众多企业交流中，发现应变良好的企业都找到了破解危机的办法，甚至还有不少企业把危机当成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在这样的企业，不仅仅老板有这样的信心，员工也有这样的信心。因此。我们相信，信心是可以感染的。信心的源泉是对机会的把握与认识。

与优秀企业接触、交流，接受优秀企业的感染，对于缓解金融危机的恐慌，正确理解金融危机非常有益。

本能定律

定律18：成功是超越了人性和本能。

当一件不利的事情发生时，基于人的自卫的本能，企业一定会做出自卫性防卫。自卫性防卫通常不是争取利益最大化，而是损失最小化，即如何把不利事件形成的不利影响控制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正因为如此，当不利事情发生时。企业通常不是采取积极性应对措施，而是消极性应对措施。

如果成功仅仅靠本能，那么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成功。如果成功仅仅靠本能，那么专业还有何用?

不管是否经历过专业化的训练，人在面对危机时的反应一定是本能而不是专业的。本能是人的求生能力，它是人瞬间的反应能力。在企业的拓展训练中，我们会发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或专家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时，竟然完全忘记了专业，竟然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这是正常的。

成功一定是超越了人性和本能。因此，面对危机时，成功企业与普通企业的差别不在第一反应，而在第二反应。即当第一反应是本能时，随即能够做出第二反应，即基于专业和理性做出的反应。

当金融危机发生时，第一反应做出自卫性防守。但超越本能的做法则是在稳定情绪后迅速做出第二反应，第二反应通常是积极的反应，即目标不是损失最小化，而是利益最大化。

定律19：大众的集体本能反应必然形成“合成谬误”，因此。本能反应看似合理。实则不合理。

金融危机会在瞬间传染到产业链的所有企业。当收益下降时，企业的集体性本能反应是：削减费用、裁减

人员、降价或促销、减少广告费用，即当收益无法扩大时，通常降低费用保住企业的利润。

殊不知，削减费用、裁减人员会造成营业额的再次下滑，并导致企业进入第二轮下降循环。同时，当对手集体削减费用、缩编人员时，意味着市场出现了空当，意味着市场的竞争在短期内降低了。

所谓合成谬误，就是局部有效但全局无效。一个企业或少数企业采取某种做法是有效的，但如果多数企业都采取相同或相似的做法，则该做法无效。

人的本能是相似的，金融危机情况下的本能反应也是相似的。集体本能反应就会进入合成谬误。这也是为什么说成功是因为超越本能的重要原因。

为了避免进入合成谬误，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做法是什么，更要考虑大众的做法是什么。如果大量企业采取相同的做法，则很容易进入合成谬误。

定律20：企业所有工作产生的都是成本，只有营销产生收益。因此，即使不得不采取节支手段，也尽可能不要节省创造收益的支出。

我们理解企业在看淡未来时采取的本能的节支措施。但是，在什么领域节约支出，在什么领域扩大支出，则是值得仔细斟酌的事情。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企业的所有工作产生的都是成本，只有营销产生收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营销产生的收益，其他的成本越大，企业的利润就越低。因此，如果节支成为企业不得不采取的措施，那么，在营销领域的节支必须慎之又慎。

定律21：经济危机期为了挽救销量，企业的本能营销措施是降价、促销等似乎短期见效的措施。这样的措施即使能够短期挽救销量，也会把企业逼向螺旋下降通道。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时，多数企业在初期都采取了降价的措施，促销这种营销方式的流行也是拜亚洲金融风暴所赐。但企业很快发现，降价是经济危机期典型的合成谬误行为，因为这是企业最容易想到的简单办法。然而，一旦开始降价，就难以再涨回来，企业难以承受长期降价。于是，被迫采取降质降成本措施弥补降价损失，于是企业进入恶性循环。

结构定律

定律22：经济危机的表象是总量收缩，本质是结构变化。

经济危机发生时，最突出的现象确实是总量萎缩。但是，真正在经济危机中脱颖而出的企业恰恰是通过结构解决总量问题。

经济危机导致总量下降，这个现象毋庸置疑。然而，不同品类、不同档次下降的幅度并不一样，自然导致结构性变化。但是，总量下降掩盖的结构变化，或者说总量下降是显性的，而结构变化是隐性的。因此，结构变化更能反映经济危机的本质。

定律23：经济危机时，结构改善比规模增长更重要。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很多大企业死亡了。为什么?因为经济高涨时，规模经济是优势。但在经济危机情况下，规模优势有可能变成“规模包袱”。一旦亏损，往往是规模越大亏损越多。

规模分摊成本，结构产生利润。经济危机情况下，多数企业总是过分关注于销量增长或下降。其实，产品结构的变化才是根本。因此，越是经济危机，越应该调整产品结构。

定律24：梯队化的中国市场结构是企业解决经济危机的重要空间。

中国的市场，既有与发达国家接轨的都市化市场，也有仍然处于原始状态的市场，从而形成了一个多种市场状态共存的“宽频谱”市场。“宽频谱”市场给了企业延伸的巨大空间。把一线市场的营销模式延伸到二线、三线，就能开辟一片巨大的新市场空间。

目前，中国还很少有企业能把国内的所有市场空间全部占领，每个企业都有巨大的市场延伸空间。市场延伸空间越大，企业的机会就越多。

定律25：升级新品通常是经济危机期挽救困境的有效办法。

经济危机期推新品固然很难，然而新品挽救企业的能力最强，越是经济危机期越是要坚定地推新品。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有两家企业，初期都采取降价措施。后来一家企业采取既跟随降价、又推新品的方式。为了推广新品，企业硬是顶住压力把推新品不力但为企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营销副总免职，才最终通过新品挽救了企业。而另一家推新品不利的企业则最终失败了。

定律26：中国营销总体上仍然是粗放式营销，有精耕细作的巨大空间。

以笔者看来，经济高涨期的多数中国企业不是在创造客户，而是在“挑选”客户，“客户是上帝”只不过是说起来没有任何敬畏感的话。实际上，经济危机期只要把过去的空白市场开发出来，把过去不愿意服务的客户捡起来，或许就足够了。

定律27：不要指望经济危机过去后再重出江湖，那时已经是别人的江湖了。

很多处于边缘化的企业在经济危机时的如意算盘是：暂时退出市场，等到市场好转时再“卷土重来”。

这样的算盘通常会落空。

经济危机使企业从渐变状态进入到剧变状态。危机后生存下来的企业比危机时有了质的变化，危机结束时将不会给传统营销模式的企业留下市场空间。

整合定律

定律28：经济危机相当于对行业的一次自然洗牌，清理门户的作用非常明显，其效果与价格战相似。

中国的很多行业面临的问题是“该死的企业死不了，该活的企业做不大”。没有产业整合，就难以崛起世界级的大企业。

自然状态下的市场整合是缓慢的，代价是巨大的。经济危机其实相当于一次自然洗牌，它能够让处于死亡边缘的企业瞬间死亡。经济危机会使落后企业的市场份额向优势企业“自然转移”，比起残酷的对抗性竞争形成的市场整台，其实更有效。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危机其实能够推动中国企业的整体进步，对于崛起世界级的大企业是有益的。

定律29：经济危机会加速产业整合速度。

产业整合的基本方式有三种：一是市场整合，二是资本整合，三是政策整合。经济危机会调整上述三种整合的时间点和节奏。

在经济繁荣期，通过市场整合弱势企业的难度很大。但是，经济危机可能使得市场整合“不战而胜”，即没有发生对抗性竞争，对手就消失了。问题是，消失的对手，他们的市场被谁接收了?是被你的企业接收还是被其他的对手接收?

经济繁荣期，资本整合的代价比较大，通常要以“溢价收购”的方式整合对手。但是，经济危机使得一些不存在生存问题的企业遇到生存困难，资本整合的机会增多，代价降低。但是，资本整合的风险也增大。

我们的建议是：经济危机初期，要更加关注市场整合问题。因为只要有企业退出市场，就少了一个对手，就要考虑接收他的地盘，“不战而胜”的事不做，难道还要等到下一轮繁荣期吗?因此，优势企业在经济危机期的销量可能下降，但市场份额完全有可能迅速上升。

经济危机后期，更多地要考虑资本整合。因为经济危机初期就熬不下去的企业是没有资本整合价值的。在经济危机后期才熬不下去的企业才有整合价值。而且，资本整合后就面临

经济复苏，资产会迅速增值。

客情定律

定律30：经济危机最大的问题是客户遇到了困难，最大的机会也是客户的困难。

经济危机下之所以出现困难，是因为你的客户遇到了困难。如果没有解决客户的困难，自身的困难就永远无法解除。然而，一旦你帮助客户解决了困难，就把困难甩给了对手，自己则赢得了机会。

营销不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解决客户的问题。在经济高涨期，客户的问题或许不突出，而在经济危机期，这个问题就特别明显。因此，经济危机往往把营销最本质的东西显露出来了。

定律31：经济危机使传统客情关系变为非典型客情关系。

经济危机使所有企业的客情关系面临考验，以前靠客情关系可能是有效的，现在可能是无效的。同理，对手的客情关系同样会遇到问题。因此，经济危机可能是拓展新型客情关系的最佳时机。

定律32：经济危机使客户从至高无上的“上帝”变为“生病的上帝”。

经济危机使多数客户变成“病人”。当一个人变成病态时，他的心态也会发生变化，因为病人的心态是脆弱的。

讨好一个“病人”不如治好一个“病人”，或者给“病人”介绍一个会治病的“好大夫”。如果你的客户成了“病人”，而你恰好是一个会治病的“大夫”，那么，客情关系有可能发生反转，即“病人”因为指望着你“救命”而把你当做“上帝”。因此，经济危机期一定要研究客户的问题，协助客户解决问题。

定律33：经济危机会使大量可靠的客户变得不可靠，不可能的客户变得可能。

经济危机会使客户以更挑剔的标准审视企业，以前勉强维持的关系或许维持不下去了。然而，经济危机也会使以前不正常的关系变得难以维持。比如，靠吃喝或靠灰色交易维持的关系或许难做了，客户需要真正的服务了。

正因为如此，经济危机期的关系更应该回归关系的本质。同时，在维持老关系时，也获得了发展新型关系的机会。

定律34：经济危机期，客户对自身问题的关注往往超过对供货商产品的关注。

营销的真谛是：因为你解决了产品的问题，所以你的产品被“搭配”出去了。企业销售的不是产品，而是产品能够解决客户的问题。

经济危机期，企业的问题发生了变化，企业的产品却难以发生变化。企业最容易变化的是与产品配套提供给客户的解决方案。

定律35：经济危机期，增值服务是比降价或促销更有效的维护关系的方式。

经济危机期，客户肯定要求降价或促销，因为这样能够把危机的损失向产业链前端转移。然而，转移损失不如消灭损失。增值服务的本质是把客户的困难向产业链前端转移，但不是转移损失，即由供应商协助解决企业的难题。

经济危机期企业应提供什么样的增值服务?主要应该是帮助客户解决困难、缓解危机的增值服务。

变革定律

定律36：营销变革的最佳时机要么是形势最好的时候，要么是形势最差的时候。

营销形势好的时候是发起营销变革的最佳时机之一，因为此时开展营销变革没有压力，能比较从容。同时，经济危机期也是开展营销变革的最佳时机，最困难的时候，也是企业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反正都已经这样，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平时搞营销变革，可能瞻前顾后，当无路可走的时候，可能只有创新一条路了。

定律37：经济危机是营销变革的“倒逼机制”。

因为变革有巨大的风险，所以中国人的信条是“利不百，不变法”。正常经营期，人们面对变革的思维往往是“变革会产生什么问题”。经济危机期，人们的思维可能转变为“维持现状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变革的最大障碍是思维在过去的围城中无法跳出。倒逼机制就是把你逼出围城，站在围城外看待围城。

定律38：每次经济危机。既有一批巨型企业沉没，也有一批企业新贵崛起。企业新贵往往代表着创新营销模式。

企业的营销模式往往随着经济周期变迁，经济危机通常宣告一种成功的营销模式终结。经济危机期，比平时做得“更好”不一定能找到破解危机的办法，但是，要跳出原有的营销模式和思维，则有可能柳暗花明。

经济危机使市场环境发生质变，新营销环境通常会催生新营销模式。因此，一定要密切关注那些在经济危机期表现优秀的企业，特别是一些规模并不大却充满生机的企业。

管理定律

定律39：经济危机会成为很多人无法完成任务的借口，破解困境要先把借口堵死。

经济危机发生时，有一句话很流行：“由于受经济危机影响，我们……”我发现，在一些受益于经济危机或基本不受经济危机影响的行业，也有一些企业把业绩波动归咎为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已经成为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

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把借口堵死。堵死借口不是不讲经济危机，而是不能仅仅从概念化的角度讲经济危机。

说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往往是概念化的。只要找到经济危机的具体化影响，才能找到破解方法。一家企业的老板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花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把员工大而化之讲的影响条理化了，并且为每个具体的影响找到了解决办法。

定律40：经济危机期，比裁员更重要的是提高营销人员的工作效率。

裁员是节省费用的办法，提高效率是增加业绩的办法。只要营销人员的工作是高效的，人员就不存在裁减问题。

据我们对中国营销人员的了解，其实非常多的人在“努力做无用的事”，营销人员的工作效率有2－3倍的提升空间。所以，让营销人员更有效率地工作，通过高效的工作提高营销业绩，比裁员等节省费用的方法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