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外融资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上市公司融资顺序内源融资外部融资

1引言

融资是一个企业经营中的基本问题，企业为了正常运行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这些资金分为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相应地，企业的融资也分为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由于企业的融资行为是其内部和外部影响因素的综合体现，而融资顺序是企业融资行为的重要特征，所以，研究融资顺序可以更深层次地揭示企业融资政策的有关问题。基于此，本文拟对我国部分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进行实证分析，以便获得相关的实证证据，更好地了解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并为我国上市公司进行融资决策和政府部门制订监管政策提供一些依据。

优序融资理论从资本结构的“MM理论”发展而来。1958年莫迪利安尼和米勒发表了题为《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的经典论文，提出了被称为“MM定理”的资本结构理论。他们认为：在没有税收、不考虑交易成本以及个人和企业贷款利率相同的条件下，企业的价值与其资本结构无关。虽然这一结论依赖的前提过于苛刻，与现实相距甚远，但它开拓了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道路和发展方向，标志着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开端。随后，包括莫迪利安尼和米勒自己在内的众多学者都通过放宽假定对“MM定理”进行修正，分别产生了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其中优序融资理论对“MM定理”最大的修正就是放弃了充分信息这一假定，引入信息非对称的思想。

最先对融资顺序进行研究的是Donaldson(1961)，他观察到企业似乎并不根据特定的资本结构进行融资，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按一种偏好顺序进行融资:首先是内部融资，其次是债务，再次才是发行股票。Myers和Majluf在1954年首先对此进行了解释，他们从信息不对称这一前提出发，根据信号传递假设提出了优序融资偏好理论。根据不对称信息理论，企业的外部投资者、债权人和企业经理对信息的掌握呈典型的不对称分布，较少信息的一方希望通过各种手段获取信息，而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则通过输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进行获利，因此，企业经理在与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Ross认为：企业经理对企业的未来收益和投资风险有着充分的信息，而投资者并不了解相关信息;如果企业市场价值提高，则经理会从中受益，如果企业破产，经理就要受到惩罚；投资者会把具有较高举债水平当作是一种较高质量的信号，即企业提高债务时，相当于预期企业将有更好的经营业绩；考虑到破产对企业经理的惩罚约束会使债务融资比例变成可靠的信息传递工具，因此，投资者可以凭借企业债务融资比例来判断企业预期市场价值的高低。

Myers和Majluf在Ross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不对称信息对融资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在不对称信息的条件下，投资者同企业经理相比拥有较少的关于企业资产价值的信息，企业的股票在市场上的价格会偏离实际价值；如果企业对新的投资项目采用股票融资方式，一旦股价被低估，就会使新的投资者获得超过项目净现值的收益，从而使老股东受损，此时若采用债务融资就可以避免新老股东利益不均衡的现象发生，故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偏好采用内部融资或低风险债务融资。因此，企业融资的优选顺序是：内部融资、债务融资和股票融资，这就是优序融资理论（PeckingOrderTheory）。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上市公司融资偏好进行了深入研究，实证研究结果普遍认为：上市公司存在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而在内外部融资的顺序上，则没有达成一致。黄少安、张岗通过统计描述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存在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公司股权融资的成本大大低于债务融资的成本是股权融资偏好形成的直接动因，深层的原因在于现行的制度和政策。蓝发钦从影响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的角度，探讨了内部融资、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对公司价值的不同影响，指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顺序为内部融资、股权融资、债务融资。李翔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顺序为股权融资、短期债务融资、长期债务融资和内部融资。可见，在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优先顺序上的认识已基本一致，而在内外融资的优先顺序方面还不一致。蓝发钦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融资优先于外部融资,而李翔则认为：上市公司的外部融资优先于内部融资。

本文将对Myers的优序融资模型做适当的修改，以期更加符合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从而建立较简单的模型，随机选取沪市数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及外部融资中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的优先顺序进行实证检验。

2研究方法

2．1Myers的融资优序模型

Myers认为，在严格的融资优序模型中，只要发行债务的风险不大，企业就不会有改变融资顺序或发行股票的动因。

融资顺序的假设由下式检验：

ΔDit＝a＋bDEFit＋eit

DEFt＝DIVt＋Xt＋ΔWt＋Rt－Ct

其中：ΔDit是公司发行的债务的变化；DEFt为现金流赤字；Ct为扣除利息和税款的经营现金流；DIVt为现金股利支付；Xt为资本性支出；ΔWt为营运资本净增长；Rt为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当DEFit等于正值时，ΔDit是公司发行的债务额的变化；当DEFit等于负值时，ΔDit为公司i偿还的债务额。如果a=0，且融资优序系数b=1，表示公司进行外部融资时,首先选择发行债务；否则，如果a=0，且融资优序系数b=0，则表示公司首先选择发行股票。

2．2所采用的模型

（1）对内外部融资顺序的检验。由于内部融资的成本最低，Myers的模型中没有对内外部融资的顺序进行实证检验。但是，我国的资本市场中公司治理结构比较特殊，从而企业的融资行为也有所不同，因此，要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内外部融资顺序进行检验。

采用如下的模型：

ΔIFit=a+bDEFit+eit

其中：ΔIFit表示内部融资额的变化，内部融资额以公司未分配利润与折旧之和来做出近似计算；DEFit现金流赤字用分红——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算得。正的DEF值表示企业现金流有赤字，需要进行融资。为减少负的DEF值对模型的影响，我们将负的DEF值设为0。

如果b值显著为0，则表示现金流赤字不能带来内部融资额的变化，证明当企业需要资金时，更多的考虑是外部融资。

（2）对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优先顺序的检验。我们考察负债总额的变化（ΔDEBTit）与DEF之间的关系。为避免不同公司规模对实证分析的影响。用资产总额（Ait）对ΔDEBTit与DEF进行标准化。

模型为：

Δdit＝a’＋b’defit+eit’

其中：DEBTit为负债总额；ΔDEBTit为负债总额的变化；dit为资产负债率，即，dit＝DEBTit/Ait；Δdit为资产负债率的变化，即当年的资产负债率减去上一年的资产负债率，defit＝DEF/Ait。

若常数a’趋近于0，b’接近1,说明公司大量采用负债来进行融资；反之，若常数a’趋近于0，b’接近0，说明公司大量采用权益性融资，发行股票优于发行债务。

3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3．1样本的选取

本文的所有样本资料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年报。由于所利用的上市公司数据涉及到现金流量表中的数据，而我国上市公司于1998年才被要求披露现金流量表，故选取的样本区间为2000～2004年。对于样本公司的选择，本文随机选取了沪市代码为600600——600630的公司，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剔除掉6家ST或PT企业，共24家公司。

3．2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的顺序检验

对模型进行最小2乘检验，结果见表1（采用eviews软件）：

可以看出：DEF的系数显著为0（t值为2.98，大于1.96；p值趋近与0，较显著），方程的F值较大，表明方程有一定的解释力。本文可以得出与Myers相反的结论，即我国上市公司在做出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决策时，将优先选择外部融资。

3．3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优先顺序的检验

用White（见表2）检验消除异方差，DDEF即为def，其值较显著，系数为0.15，相对异于0；同样，该方程的F值较大，表明方程有一定的解释力。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更加倾向于股权融资。这与国内学者研究的结论基本相同。

3．4实证结果分析

整体来看，实证所得的结果比较有效，但与模型设定的要求有一定出入。主要原因在于：首先，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样本公司数量较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实证的有效性；其次，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不长，很难获得长时间段的数据。因此，本文的实证结果还有待改进。

4结论

4．1样本公司优先选择外部融资而非内部融资

其原因可能主要在于我国上市公司大多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收益质量较差，内部资金难以满足其投资需要，只能求助于成本较高的外部资金。因此，国家政策和法规应加大外部融资的门槛,促进公司完善治理机制，以促使公司提高收益质量。

4．2样本公司偏好股权融资而非债务融资

首先，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股权融资的成本较低，因为股利可付可不付，不像债券要支付固定的利息。但在国外较发达的金融市场上，投资者购买股票在很大程度上就看该公司股票的股利支付率，股利支付率的高低影响投资者的收益率，相同质地的两个公司，股利支付较高的公司因能够给投资者带来更高的回报率从而具有较高的价值，因此，股票融资的最低成本就是整个金融市场上所有投资者所要求的平均收益率，显然该平均收益率包含了一定的风险回报，比起投资者仅从无风险的债券市场所要求的无风险回报率要高，因为在成熟的金融市场里股票融资的成本要远高于债券融资的成本。相对而言，我国的上市公司就选择了成本“较高”的融资方式，当然这与我国金融市场不完善、上市公司初始质地不佳以及股市浓厚的投机气氛都有关系。但是，我国的金融市场最终要不断地完善和走向成熟，企业在做融资决策时应表现出应有的理性，尽量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企业价值。其次，由于我国的债券市场尤其是企业债券市场不发达，企业难以在债券市场上筹措到所需的资金，从而加强企业的股权融资偏好。众多周知，债务融资具有抵税的作用，故其成本较股权融资要低得多，并且提高债务融资比例在企业经营状况较好时具有很好的杠杆作用，能够提高股权收益率。我们应大力发展债券市场，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参考文献

1eanHelwege&NellieLiang.“1sthereaPeckingorder?EvidencefromaPanelofIPOfirms”[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1996(40)

2黄少安，张岗.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J].经济研究,2001（11）

3蓝发钦.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表外融资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声誉；供应链网络；中小企业融资；结构方程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10-0030-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10.06

依据2011年6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研究制定的《中小企业划型标规定》，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创新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已经得到了改善，但仍面临着较大的困难，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众多制约发展的因素，其中信贷融资约束尤为突出。李志（2002）通过对我国乡镇企业分析，发现20

00年我国乡镇企业增加值占GDP的30.1%，其得到的贷款却只占全社会贷款总额的6.1%[1]。根据浙江省中小企业调查，中小企业内源性融资比例高达57%，外源融资渠道有限，其融资难的问题依然存在。由此可见，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然严峻。

一、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从企业自身条件的微观层面和外部制度环境的宏观层面出发的两条研究路径。从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间金融、关系型融资、银行市场结构等与中小企业融资的关系。Ronald I. Mckinnon（1997）用“金融二元主义”解释非正规金融的产生和存在[2]。Christopher和Woodruff（20

02）在墨西哥实地调查发现，银行贷款在中小企业融资贷款所占比重较小，在被调查的企业中，只有2.5%的被调查企业在创立阶段，约3%的被调查企业在创立之后获得银行贷款，非正规金融比较普遍[3]。Petersen和Rajan（1995）认为中小企业更加依赖于关系型贷款，因为关系有助解决引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强银行的放贷意愿，提高企业的信贷可获性，减少抵押品要求[4]。Luclaeve（2001）通过对俄罗斯的关系贷款者及关系银行的内部结构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关系型贷款可以有效地降低银行的放贷风险[5]。Strahan 和Weston（1996） 发现银行并购规模与中小企业贷款比率呈倒U型的非单调函数关系，向中小企业的贷款比率随银行并购后的资产规模出现先增后减的现象[6]。Jayartre和Strahan（1996）提出了规模匹配理论，认为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和银行规模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性，即大金融机构通常更愿意为大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而不愿意为资金需求规模小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7]。Berger，Miller， Petersen（2002）发现小银行比大银行更善于处理“软信息”并据此发放贷款，既传统的“小银行优势”论[8]。微观层面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中小企业自身缺陷。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国的中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混乱，运作不规范，人员素质较低、产品技术含量低、市场竞争实力弱，资产质量差、财务制度不透明等内部问题是限制其发展的重要因素。Berger和Udell（1998）认为，中小企业融资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其财务状况缺乏透明度[9]。

国内关于金融环境对于中小企业融资影响的研究也多有论及，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金融抑制政策会对企业融资产生影响[10-11]。相比国外关系型贷款丰富的理论研究，我国对关系型贷款理论的研究较少。通过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我国学者也开始研究关系型贷款的相关理论。张捷（2002）构建了组织理论模型，他指出在关系型贷款方面，小银行比大型银行更具有优势[12]。曹敏、何佳和潘启良（2003）实证分析了关系在贷款定价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关系型贷款在我国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13]。周好文和李辉（2004）的实证分析也支持了我国关系贷款的存在价值[14]。同时，国内不少学者研究支持了小银行优势假说，部分学者认为企业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其融资难的主要原因[15-19]。

当前国内外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的研究均未有效的考虑中小企业的成长方式的改变。从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来看，网络化成长模式已经成为我国中小企业的主要成长模式。供应链作为一种网络组织，进入大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也就成为中小企业主要的成长模式，中小企业成长模式的改变带来括融资行为的改变。中小企业凭借自身的资信获得融资非常困难，将中小企业置身于供应链之中考量其融资问题具有变革性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通过网络、有关当地政府部门等渠道向江苏省的中小企业共发放问卷300份，同时部分问卷采用实地调研获取。由于中小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对企业的运营了解比较全面，认识比较深刻，所以将这一群体作为此次问卷调查的发放对象，共收回问卷200份，剔除未填答题过多的问卷7份，共回收193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率为64.3%。

（二）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样本企业基本情况如表1、表2、表3所示。

由表1可知，样本企业年龄主要分布在3-10 年区间，这一区间的企业占样本总企业的79.5%，这说明样本中的大部分企业是处于成长期的中小企业。

由表2可知，私营及私营控股企业占的比例最大，达到55.4%，这也符合江苏省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

由表3可知，样本涵盖了制造业的各个领域，主要行业为工业和软件业，分别为38.9%和11.4%，这也符合江苏省中小企业的产业结构特征。

（三）测量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结构维度指标、关系维度指标、声誉资源指标、中小企业外部融资效率指标，以此为基础建立指标体系（见表4）。量表采用7点量表，1分至7分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和“完全符合”。其中，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声誉资源、信贷融资为潜变量，分别由3个和6个观测变量表示（见表4）。

本文应用SPSS16.0和AMOS16.0统计分析软件，采用内部一致性法，以Cronbach’s α系数来检验变量的信度。结构嵌入（α=0.797）、关系嵌入（α=0.822）、声誉资源（α=0.783）、外部融资效率（α=0.737）均超过了0.7这一可接受水平，并且分项对总项的相关系数都在0.3以上，删除任何题项后的α系数也无显著的提高。

在检验声誉获取在网络嵌入缓解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约束中起到的中介作用之前，本文采用AMOS16.0针对研究所涉及的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从而考察所使用量表的区分效度，经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收集数据的数量与质量均满足研究要求。经相关性分析，各变量之间均成正相关关系。接下来主要检验声誉获取在供应链网络中提高外部融资效率起到的中介作用。

1.网络关系与外部融资效率的关系

当Chi-square/df

2.网络关系与声誉获取的关系

网络关系与声誉获取模型的Chi-square/df=43.622， CFI=0.970，IFI=0.928，NFI=0.913，RMSEA=0.067。拟合指标均通过了检验，表明该模型的拟合效度较好（见图3）。

3.网络关系、声誉获取和外部融资效率的结构模型

表5展示了模型的拟合结果，表明了网络关系、声誉获取和外部融资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型具有很好的拟合效度。

图4展示了网络关系、声誉获取和外部融资效率三者结构模型关系。

三、模型检验结果

网络关系对企业外部融资效率有正向的显著影响。结构维度（γ=0.163，p

网络关系对声誉获取有正向的显著影响。网络关系与声誉获取模型中，结构维度（γ=.260，p

结构维度（γ=0.260，p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通过网络内企业互动产生的声誉作为促进外部融资效率的中介机制，整合到网络关系与外部融资效率的结构方程模型中，探究声誉获取如何在企业网络关系和外部融资效率中起作用。在理论上结合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这对于我们从中观角度来理解处于网络关系中的中小企业如何提高外部融资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结果显示，中小企业通过自身所处的网络关系，获取更多的声誉资源，进而可以进一步提升企业外部融资效率，声誉的获取在此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由此可见，中小企业通过嵌入网络可以缓解其信贷约束。

对中小企业而言，网络关系的价值在于通过网络内产生的“硬信息”，形成网络内的声誉资源，长期导向的网络关系可以促进企业获得更多的声誉资源，进而可以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提高中小企业信用能力的信息传递效率，降低信用调查的成本。从集群效应来看，单个企业创造价值的活动是与网络整体创造价值一起实现的，单个企业在追求个体利益的同时也在帮助网络群体利益的实现。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管理者应注重通过网络嵌入获得的声誉资源来提升自身企业在网络中的合法性，充分利用网络的“溢出效应”，即群体的整体价值，来增强银行对中小企业还款能力及还款意愿的信任，提升了银行对中小企业偿付能力的信心。银行应积极建设整体信用评估体系，将利益相关者信用评价纳入中小企业信用评级体系，中小企业嵌入网络中的其他成员是中小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促进完善供应链融资业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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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N .Berger，N.H. Miller，M.A. Petersen，R.G. Ra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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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44页）

（上接第33页）

[9]Berger，A.N .and Udell，G.F（1998）：”The Economics of Small Business Finance：The Roles of Private Equitand Debt Markets in the Financial Growth Cycl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2，pp，61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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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外融资论文范文第3篇

（一）研究背景不同资金来源的组合配置会产生不同的资本结构，并导致不同的综合资金成本和财务风险，进而影响公司的市场价值。如何通过融资行为使企业的资本结构保持合理比例，形成最优资本结构，长期以来是公司财务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在此过程中，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净利理论、营业净利理论和传统折中理论等古典企业融资结构理论，MM理论、成本理论、激励理论、信号传递理论、融资优序理论和控制权理论等现代企业融资结构理论。融资激励理论作为现代企业融资结构理论的一个新理论，是否与我国融资实践相吻合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选取了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等16家酒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对融资激励理论与我国酒业上市公司融资实践的吻合度研究，从资本结构的角度分析企业融资的优势和不足，并据此提出有助于该行业发展的建议。

（二）激励理论概述企业融资结构理论通常划分为古典企业融资结构理论和现代企业融资结构理。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融资结构理论称为古典企业融资结构理论，主要包括三种理论观点：净利理论、营业净利理论和传统折中理论。古典融资结构理论的产生以1952 年大卫・杜兰特提出的净利理论为标志，认为在资本结构中综合融资成本会随着权益融资比重的下降或负债融资比重的上升而下降，100％的负债融资是最优的融资结构，使企业价值达到最大化。

现代企业融资结构理论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以1958年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共同提出的著名定理―MM定理为标志和中心。20世纪70年代后期之后，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主要从企业内部因素来展开对融资与资本结构的分析，形成了成本理论、激励理论、信号传递理论、融资优序理论和控制权理论等大量新的理论观点。

激励理论作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形成的一个现代企业融资结构理论，是将经济学中的激励机制理论和理论融入企业融资结构理论之中从而形成的新理论。激励理论以企业资本结构与管理者行为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资本结构会影响管理者的工作努力程度和其他行为选择，从而影响企业未来现金收入和企业市场价值，激励理论强调的是负债融资对企业管理者和企业市场价值的积极作用，其主旨是负债可以作为约束管理者的手段，能促使经营者努力工作，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从而降低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产生的成本，增加公司价值。其结论是应鼓励企业举债，以促使管理者努力工作，避免债务增加时上升的风险导致企业破产。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本文选择2006～2008年沪、深两市16家A股酒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纵向回归分析法与横向比较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根据上市公司年报中提供的财务数据及相关公司信息，对酒类行业上市公司的融资实践进行实证分析。尽管我国酒类行业的公司既包括上市公司也包括非上市公司，但由于非上市公司的公司价值难以估量，因此本文仅选择了酒类行业中16家具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删除了异常样本。本文的会计数据和公司成立时间、地点以及公司职工工资水平等信息均是手工收集自2006年、2007年、2008年16家A股酒业上市公司年报。

（二）吻合度指标设计为了验证16家酒业上市公司的融资实践与激励理论的吻合程度，分别选取了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股票价格三项指标，分别反映企业的负债融资情况、管理者“努力工作”情况和企业价值。根据激励理论的推导，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股票价格三项指标是成同方向变化，即资产负债率的增加会促使净资产收益率的增加，进而增加股票价格。反映企业负债融资情况的指标有资产负债率、权益乘数、产权比率和财务杠杆系数等指标。资产负债率是反映负债融资情况最简单明了的重要指标，因此选用资产负债率反映企业负债融资情况。管理者“努力工作”与否，可以从其经营管理业绩来判断。具体表现可通过反映经营业绩的指标来反映。而反映经营业绩的财务指标包括净资产收益率、营业利润率、销售净利率、成本费用利润率、销售成本率、销售费用率、盈余现金保障倍数、总资产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等。净资产收益率是评价企业经营业绩、累积获取报酬水平的最具综合性与代表性的指标，能有效反映企业资本运营的综合效率。因此选用净资产收益率反映企业管理者“努力工作”情况。

企业价值就是企业的市场价值，是企业所能创造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而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股票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就揭示了企业的市场价值。因此选择股票价格指标反映企业价值。为了便于比较分析，选择16家上市公司年度最后一天收盘价作为企业当年的股票价格进行分析。

（三）研究假设具体如下：

假设1：净资产收益率受管理者工作的努力程度和外部环境两个因素的影响，而影响管理者努力工作程度的因素包括两个：管理者的工资待遇和管理者所面临的工作风险。管理者的工资待遇选用工资反映；管理者所面临的工作风险指企业破产面临失业的风险，选用资产负债率反映。因此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受资产负债率、管理者工资和外部环境三个因素的影响。在管理者工资和外部环境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只受资产负债率影响。

假设2：股票价格由企业价值和外部环境共同决定，而企业价值受资本结构、企业价值积累时间、企业区位三个因素影响。资本结构选择资产负债率来反映；积累时间选择企业的注册时间距今的时间来反映；企业区位选择企业的注册地点来反映。因此企业股票价格受资产负债率、注册时间、注册地点和外部环境四个因素影响。在注册时间、注册地点和外部环境相同的情况下，股票价格只受资产负债率影响。

假设3影响净资产收益率和股票价格的外部环境因素为企业所面临的行业环境。

三、吻合度检验

（一）纵向回归分析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对酒类行业的影响非常明显，给企业带来了巨大冲击。投资者与消费者信心下降，各级政府缩减开支，消费者降低消费层级，经销商信心受挫，红酒、洋酒等替代产品的挤占冲击等等，给整个行业的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企业2008年所面临的行业环境，即外部环境明显不同于2006年和2007年，而2006年和2007年的行业环境没有大的差异，符合假设条件3。因此选择2006年和2007年进行纵向回归分析。查阅2006、2007年年报，发现酒类行业管理层的工资没有发生较大波动，两年的管理层的工资可以近似相等。在此情况下，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只受资产负债率的影响，符合假设1 。又因为16家企业进行纵向比较， 股票价格只受资产负债率的影响，符合假设2。

根据整理好的指标值数据，运用EXCEL回归分析功能进行吻合度检验，可得到酒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净资产收益率、股票价格变化趋势汇总表如表1所示：

结果显示，16家上市公司中有一半公司资产负债率与净资产收益率、股票价格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酒类行业汇总的资产负债率与净资产收益率、股票价格的变化方向也是一致的，而激励理论所阐述的是三个指标变化方向一致。由此可得如下结论：我国酒类上市公司的融资实践与激励理论的吻合度为50%，没有较高的吻合度。

（二）横向比较分析为了符合三个假设条件，本文选择了注册地点在同一省份并且同一年注册的上市公司2008年的分析指标进行横向比较。因为同是2008年的报表数据，企业的外部环境因素是相同的，而注册地点在同一省份和注册的时间在同一年，企业的注册地点和时间就近似相同，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和股票价格都只受资产负债率的影响。

根据整理好的指标值数据，发现2008年的研究样本中符合横向比较条件的上市公司只有四川省的水井坊和沱牌曲，山东省的新华锦和青岛啤酒，如表2所示：

运用EXCEL相关功能进行处理可得到资产负债率与净资产收益率、股票价格变化趋势图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上市公司融资实践的三个指标变化方向均是一致的，与激励理论的吻合度达到100%，吻合度很高。

通过检验发现，纵向回归分析与横向比较分析的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纵向回归分析表明我国酒类上市公司的融资实践与激励理论的吻合度仅为50%，没有较高的吻合度；而横向比较分析表明我国酒类上市公司的融资实践与激励理论完全吻合，即吻合度仅为100%。纵向回归比较与横向比较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一方面与假设条件的符合程度有关，另一方面与分析方法的差异性有关。总体来看，我国酒类上市公司的融资实践与激励理论有一定的吻合度，激励理论在我国酒类上市公司的融资实践中具有相应的指导作用。

四、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以我国酒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融资激励理论与我国酒业上市公司融资实践的吻合程度，得出如下结论：融资激励理论与我国酒业上司公司融资实践吻合度并不高，我国酒业上市公司融资实践存在一定股权融资偏好。只有在特定条件下融资激励理论与融资实践相符合，酒类上市公司可以运用激励理论的结论，通过举债融资，促使管理者努力工作，做出更好的融资决策，从而降低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产生的成本，增加公司价值。

因此以优化企业资本结构，降低企业平均资金成本，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由于各个公司存在的个体差异，导致其融资需求、融资目等相关因素均不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融资偏好，各公司不能盲目借鉴其他公司的融资策略，或盲目地运用融资激励理论增大负债融资比例，以期降低成本、提高企业价值。因为负债融资无形中也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企业必须权衡债权融资对管理着的激励作用所降低的成本和企业上升所增加的财务风险。当然企业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公司的抵御风险、承担风险的能力不断加强，公司可以相应增加债务融资，合理运用融资激励理论，有效发挥其实践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吴应良：《财务管理》，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表外融资论文范文第4篇

本文属于带有金融摩擦的宏观金融模型，目的在于分析外生波动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以及金融发达程度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与程度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与金融摩擦微观基础的文献、金融危机文献和宏观金融文献都紧密相关。Basak＆Cuoco(1998)首先将有限参与约束(limit-edparticipation)应用于资产定价，Holmstrom＆Ti-role(1997)则较早地将股权融资约束应用于解释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研究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经典的文献为Diamond＆Dybvig(1983)，Holmstrom＆Tirole(1997)和Allen＆Gale(2005)等。上述文献都为静态模型，本文则为动态模型，主要探讨外生波动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以及金融发达程度与金融危机的程度和发生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Kiyotaki＆Moore(1997)和Bernanke等(1999)都构建了包含金融摩擦的宏观模型。他们的关注点在于金融摩擦是否可放大宏观变量对外生冲击的反应。他们在稳态附近用线性展开得出近似解，因此忽略了模型的非线性特征，这导致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波动与资产价格的波动呈现单向的正相关关系。本文解出了全局解，可较好地刻画经济大幅偏离稳态时的金融危机的特征，本文的数值模拟认为外生波动和资产价格波动呈现非线性的相关关系。与本文最为相关的文献是HK(2011，2013)和Brunnermeier＆Sannikov(2014)(以下简称BS)。HK(2011，2013)的模型为禀赋型经济，因而无法探讨金融机构的危机传导至实体经济的情形，且他们重点在于解释此次次贷危机中的风险溢价特征。BS(2014)中的金融摩擦为借贷约束，这导致他们模型中的经济只能被分为正常阶段和金融危机阶段。本文模型中的摩擦为股权融资摩擦;且本文的经济可被分为三个阶段，正常阶段、金融机构危机阶段和金融危机阶段，这更符合现实。更重要的是，上述文献都未在股权融资摩擦的模型中对外生波动和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以及金融发达程度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的分析，而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将按照如下结构来写作。第一节为导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模型的直觉性描述和文献综述。第二节详细介绍了模型设定。第三节和第四节分别为参数的选择和模型的数值结果。第五节为结论。有关模型的所有证明和数值计算过程都在附录中给出。

二、模型

(一)生产经济中有家户和专家两类人，每一类人都为测度为1的连续统，且每一类人的内部都是完全同质的。不同于HK(2011，2013)，本文经济中的生产和投资为内生。这种设定使本文可清晰地描述金融机构的危机以及金融机构的危机如何传导到实体经济。经济中的投资和生产分为两种，一种为由专家作为经理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投资和生产，另一种为家户直接进行的投资和生产。金融机构和家户的生产函数分别。

(二)金融机构和最优合约假设金融机构由专家管理，但家户可通过持有金融机构股权的方式来获得更高的回报。类似于HK(2011，2013)，模型中有两个维度的信息不对称:家户无法观测到专家所选择的投资组合，也无法观测到专家是否尽责地对金融机构所持有投资组合进行管理。由于信息不对称，专家和家户在合资组建金融机构时会签订激励相容的合约。合约的条款为专家和家户在金融机构股权中各自所占的比例βt，1－βt{}，该比例也决定了双方如何分享收益和共担风险。限于篇幅，正文中只给出最优合约的结果，并在附录I里给出详细的最优合约的证明。值得指出的是，相对于HK(2012，2013)，虽然本文的模型加入了内生且异质性的投资函数和生产函数，但最优合约的形式仍较为简洁。此处的最优合约基于两个假设。首先，专家每期都将自己的全部财富投资于金融机构的股权，这是异质性资产定价的标准假设，如Basak＆Cuoco(1998)和Guvenen(2009)等。第二，假设家户必须将λNHt的净财富进行储蓄(投资于金融机构发行的无风险资产)，而只能将剩下的(1－λ)NHt部分⑧在金融机构的股权、金融机构发行的无风险债券和自己直接购买资本KHt之间进行选择。⑨

三、参数赋值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外生波动、股权融资摩擦、资产价格波动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并无意于完全拟合此次金融危机的数据特征。因此，本文主要根据相关的文献对参数赋值，并对参数做相应的敏感性分析。敏感性分析表明模型的核心结论不随参数的变化而发生质的改变。限于篇幅，此处仅给出参数的赋值结果(表1)。

四、数值结果分析

(一)稳态、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附录II和III可证明，模型中所有的内生变量都可被表示为状态变量ηt的函数。特别地，附录III给出了状态变量ηt的演化方程。给定基本的参数，可数值计算出ηt的漂移项和波动项、金融机构管理的资本存量的比例Ψt、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相对于社会总财富的变化率、资产价格和经济中生产率和投资效率的变化情况。金德伯格(2011)所提到的多数金融危机及此次次贷危机都有如下特征，即金融部门首先急剧萎缩，实体经济在滞后一段时期后才遭受大幅损失。特别地，在此次次贷危机中，美国金融行业公司的股价于2007年4月率先急剧下跌，而标准普尔指数在2007年的10月才有明显的下跌趋势，美国真实的GDP的增长率则在2008年4月才开始持续地下滑;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先于实体经济出现危机。基于此，本文分别给出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定义如下。也即当经济没有任何危机的时候，社会总财富下降1%，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最多下降2.3%。从左下角子图中可以看出，位于该区域的投资效率和生产效率维持在整个经济的最大值，分别为aΨ(ηt)=0.1和Φt(it)=0.041。从右上角的子图中可以看出，资产价格也维持在最高的水平上，此时，qt=1.41。总之，在该区域内，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变化与社会总财富的变化相差不大，实体经济和风险资产的价格都维持在最高水平。直觉而言，ηt∈(η－，1］的区域对应于美国2007年5月之前的经济走势:金融行业股票指数的变化基本与标准普尔指数。

(二)比较静态分析:外生波动、股权融资摩擦、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危机宏观经济中的外生波动大多被认为是技术冲击、偏好和天气等冲击的波动，价格波动σqt则被表示为外生冲击波动率σ的函数。在基于一阶线性展开的DSGE模型中，σqt与σ的关系往往为正相关，本文模型的数值结果则表明两者的关系更为复杂。其次，发生金融危机时的σqt随σ的下降而上升。该结论的直觉为，行为人的谨慎性储蓄动机会随外生波动率σ的下降而降低，进而金融机构倾向于构建更高的杠杆率进行投资，这必然会导致一旦发生金融危机，金融机构向家户出售更多的资本存量。这将导致资产价格qt下降得更快，因此，临界点η=处的σqt也必然更高。BS(2014)在借贷约束的模型中发现了发生金融危机时的σqt与σ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本文的股权融资约束的模型中，两者之间甚至是负相关关系。本文所关注的另一问题为，是否股权融资摩擦越小(金融越发达)的经济体越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发达程度和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是什么关系?下文的数值分析对此做了初步的理论性探讨。直觉上，当没有股权融资摩擦时，经济中的资源会以股权的方式全部集中到最有生产率行为人手中进行生产，风险和收益被有效率地分摊。对应于本模型，股权融资摩擦越小，m越大，金融发达程度越高。当m=+!时，金融市场趋向于没有股权融资摩擦的状态。对应于不同的m，我们分别计算状态变量ηt的稳态值η*t、发生金融机构危机的临界值η－、发生金融危机的临界值η=以及其所对应的资产价格波动σqt。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表2有四个特征。首先，不论m如何变化，经济的稳态值都不会变化，这是由于我们设定家户的劳动收入l不太大，这保证了稳态位于没有发生金融机构危机的阶段，也即η*t∈η－t(，1];只要η*t位于此区域内，从附录III中可知，其不会受到m变化的影响。其次，随着金融市场越来越发达(m越来越大)，发生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临界值都会显著降低，而且当m∞时，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临界值都趋向于0。该结论的含义为，如果两个经济体的金融机构恰好同时位于发生危机的临界点，则给定此时两个经济发生的负向冲击使得各自的专家的财富损失同样的数量，对于金融越发达的经济体，金融机构危机转移至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越大;当m非常大时，金融危机和金融机构危机几乎同时发生。换而言之，金融越发达的经济体，金融行业紊乱传导至实体经济的可能性越高。第四，资产价格波动σqt的最大值会随着m的上升缓慢上升，也即股权融资摩擦越小，一旦发生金融危机，经济中的资产波动率σqt更大。原因如下:对于股权融资摩擦较小的经济体而言，由于家户在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当股权融资约束变紧(也即经济位于发生金融机构危机的临界点)时，导致专家财富损失一单位的外生冲击将使得家户必须以更大的倍数撤出投资于金融机构股权的资金。这意味着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损失更多，进而导致金融机构债务资本比(杠杆率)更高。较高的杠杆率使得金融机构为了偿还无风险负债必须向家户出售更多的资本存量，这导致资产价格下降幅度更多，经济中资产价格的波动也会更大，金融危机会更严重。实际上，Acharya，Drechsler＆Schnabl(2014)和Bolton＆Jeanne(2011)通过微观模型表明，金融越发达的经济体，金融行业的紊乱所带来的损失越大;本文的动态宏观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五、结论

表外融资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

一、 引言

二战以后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银行业的跨国经营现象逐渐成为金融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中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4年报》，截至2014年末，外资银行在华27个省份的69个城市设立了机构，营业网点超1 000家。在华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2.79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1.62%。外资银行已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外资银行加速进入中国的同时，中资银行也纷纷采取加快了海外发展的步伐，境外资产规模与分支机构数量不断扩大。银监会2014年报显示，截至2014年末，20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海外53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 200多家分支机构，总资产1.5万亿美元。中资银行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属中国银行与工商银行，其中中国银行海外机构已覆盖香港、澳门、台湾以及37个国家，境外分支机构达到620家。工商银行境外网络已扩至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分支机构已达338家，境外总资产2 360亿美元，占集团总资产的7.1%。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则大多在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首尔、悉尼、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主要金融中心设立了分行或代表处。本文运用多期面板数据对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二、 文献综述

银行跨国经营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传统跨国公司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银行跨国经营理论，主要包括比较优势理论（Aliber，1976）、内部化优势理论（Casson，1976）、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1977）等，另一类是基于商业银行经营理论的银行跨国经营理论，主要包括东道国金融自由理论以及规模风险理论等。其中内部化优势理论强调不完全市场条件下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有效的内部整合，使得银行外部交易内部化；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IL理论）基于内部化优势理论，指出商业银行只有同时具有所有权优势（O）、内部化优势（I）及区位优势（L）时，才会选择海外经营。东道国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出，结合东道国金融自由化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解释新兴市场国家外资银行进入动因，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体系开放为外资银行创造了进入的机会，金融自由化影响了银行业跨国经营的区位优势；规避风险理论根据资产选择理论，说明银行业跨国经营能够有效降低银行资产组合的风险。

关于外资银行的研究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起初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欧洲国家、日本等发达国家中的外资银行，以及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的决定因素（Aliber，1984；Cho，1985；Hultman & Mcgee，1989；Goldberg & Johnson，1990；Williams，1997，2002）。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银行系统对外资银行开放程度的逐渐扩大，关于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进入模式、影响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研究主要集中于拉美国家如智利、阿根廷；东欧国家如捷克、匈牙利、波兰；以及亚洲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家。

关于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动因，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FDI、双边贸易、东道国市场机会以及金融管制水平、地理距离等因素进行研究。如Grosse和Goldberg（1991）基于美国1980年～1987年数据，研究了跨国银行在美国投资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跨国银行在美国的投资与其母国对美国的对外投资以及贸易总量呈正相关；Yamori（1998）研究表明，日本银行业跨国经营动因与其海外投资规模以及东道国人均GDP成正比，与东道国市场机会有关。苗启虎、王海鹏（2004）运用回归分析法对外资银行在中国投资的动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双边贸易额与母国对华直接投资额是影响外资银行投资行为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王（2005）运用OLI分析框架对322家样本银行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银行规模、国际化经验、母国对华直接投资、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决策产生着重要影响；张红军、杨朝军（2007）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外资银行在中国16家重点城市区位选择的动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母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客户追随）与中国市场机会（追求增长机会）是外资银行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王喜（2008）以外资银行总资产与国内信贷资产的比重为因变量采用OLS回归模型从母国客户、东道国区位优势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区位优势对外资银行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外资银行的进入与发展同FDI与出口正相关。张红军、郑忠良（2009）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跟随客户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动因。

相关文献中对中资银行走出去跨国经营的研究，尤其是对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区位选择的研究不多。如苗启虎、钟根元（2006）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中资银行对外投资动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东道国人均GDP、中国对东道国FDI是影响中资银行对外投资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由于目前中资银行对外投资仍处于初始与快速发展阶段，除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基本实现全球五大洲境外机构全覆盖以外，其他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仍停留在香港、伦敦、东京、首尔、纽约、悉尼等全球重要金融中心。不同于前述研究，本文试图运用多期面板数据对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三、 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对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被解释变量选取为样本各期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国际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6家中资银行在各主要国家（地区）开设境外机构（指分行、支行、代表处）的数目。主要国家（地区）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俄罗斯、南非、新加坡、泰国、英国、美国等。

1. 研究假设。假设1：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与母国、东道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正相关，存在“追随客户”动机。

针对发达国家跨国银行区位选择的研究，多数研究表明，商业银行对外投资与母国、东道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呈显著相关关系。如Miller和Parkhe（1998）基于美国银行1987年～1995年在32个国家的经营水平、组织形式，运用直接投资理论检验美国银行对外投资的决定因素，研究表明美国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双边贸易额与美国银行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呈正相关。本文选用中国与东道国的进出口总额（TRADE）作为我国与东道国经济一体化的衡量变量。因经数据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值存在高度相关性，故本文未选用我国对东道国对外投资作为变量。该变量系数应为正。

假设2：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与东道国市场机会正相关，存在“追求市场机会”动机。

国外一些研究结果支持关于东道国市场机会吸引外资银行进入的观点，如Buch（2000）运用1981年～1998年德国银行对外投资的数据，研究表明德国银行对外投资与东道国人均GDP高度相关。本文选用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上市公司总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MVtoGDP）衡量东道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市场机会。上述两变量系数应为正。

假设3：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区域选择与东道国银行部门风险水平呈负相关，具有“风险规避”特性。

本文选用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CAPITAL）与贷款不良率（NPLOANS）衡量东道国银行部门的风险水平。其中资本充足率（CAPITAL）系数应为正，贷款不良率（NPLOANS）系数应为负。

2. 模型分析。根据上述假设以及数据检验结果，本文建立一个基于面板数据的模型用以检验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决定因素。即：

BANKNUMi，t=？琢+■？茁kitxkit+？着i+？滋it

其中BANKNUMi，t表示t时刻六家中资商业银行在i东道国开设境外机构数，xkit表示t时刻影响中资商业银行在i东道国开设境外机构的影响因素矩阵，i=澳大利亚（AUS）、加拿大（CAN）、法国（FRA）、德国（DEU）、香港（HKG）、印度尼西亚（IDN）、日本（JPN）、韩国（KOR）、俄罗斯（RUS）、南非（ZAF）、新加坡（SGP）、泰国（THA）、英国（GBR）、美国（USA）；t=2001，...，2014。

3. 回归模型及回归结果。根据本文数据模型的Hausman Test检验来看，可将数据模型建立为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利用Eviews6.0进行估算。表2为估算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在10%的水平下各变量均为显著，在5%的水平下，除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外的变量显著。由修正R2来看，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由各变量系数符号来看，除不良率（NPLOANS）之外的变量系数均与假设保持一致，不良率的系数符号与假设相反。因此假设1与假设2得到证明，假设3部分得到证明。

第一，中资银行多选择与中国经贸关系较为密切国家，建立海外分支机构，如2014年末在美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与中国上年双边贸易额超3 000亿元的四个国家中（韩国为2 904亿元），中资银行的海外机构数均超过了10家，数据检验结果也表明，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具有“跟随客户”动机。

第二，东道国人均GDP与上市公司总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越高的东道国，其市场机会越大，也吸引了中资银行的进入，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具有“追求市场机会”动机。

第三，相比较宏观市场机会，金融市场或银行部门的风险水平并没有被中资银行视为是否开设分支机构的决定因素，目前中资银行的国际化进程还处于初级阶段。除中国银行在全球各洲均有海外机构以外，其余中资银行的海外机构基本本着“以亚太为主体、以欧美为两翼”的方针，海外机构主要集中在几个国际金融中心，其他区域尚处于占地布点阶段，在同一国家甚至同一区域仅有一家经营机构，尤其是2008年以后金融危机爆发以及欧债危机蔓延导致银行不良率激增的时期，中资银行海外机构数量的增多是对数据检验为正相关的现实解释。

四、 结论

本文基于中资银行跨国经营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与东道国市场机会均是影响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区位选择符合“跟随客户”与“追求市场机会”假说。

1. 我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与中资银行对外投资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随着双边贸易额的增大，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纷纷走出去，中资银行应该加快跨国经营的步伐，采取直接设点、并购、战略联合等形式开设境外机构，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2. 东道国的市场机会是中资银行走出去区位选择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在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进程中，除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首尔、悉尼、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以外，需要积极在蕴含着较多市场机会的国家或地区开展跨国经营。Focarelli和Pozzolo（2000）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高以及银行高成本、低净利差、低坏账率与高现金流的东道国更容易吸引外资银行的进入。虽然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尚处于初始阶段，但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与上市公司市值占GDP比重越高，也被证实越容易吸引中资银行进入。可以预计随着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快速发展，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将更多的考虑东道国市场机会等区位优势。

3. 资本充足率水平属于新巴塞尔协议核心监管指标之一，其不仅与资本规模有关，更多的体现出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理念与先进手段。中资银行应该利用在东道国开设境外机构、开展境外业务的机会，吸取创新金融技术与管理经验、引进高端金融人才、实现跨国经营经验的积累、推动知识的转变，尤其是经济资本管理水平的提升，不断推动跨国经营的发展。2013年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后，中资商业银行将在更严格的资本约束条件下发展业务，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全球经济陷入低位徘徊状态，外需市场持续不振，深度影响国内外向型经济发展；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企业投资能力与意愿下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经济结构调整压力较大；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金融脱媒加剧的环境下，中资银行经营环境进一步收窄，先进管理水平的学习与借鉴，将有利于中资银行的国内业务与境外业务的齐头并进。

4. 东道国银行平均贷款不良率的整体水平代表着该国商业银行经营的总体风险水平，不良率越低，经营水平越高。根据理论与以往研究，中资银行境外机构数量应与东道国贷款不良率呈负相关关系，不良率越高，数量应该越少。但本文研究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其与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初始阶段密切相关，尤其是发生2008年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以来，中资银行境外机构不降反升，反映出不良率与东道国商业银行经营水平目前还不是中资银行走出去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 Canfei HE， Godfrey YEUNG， The locational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banks in China A disaggregated analysis， Regional Studies，2011，45（6）：733-754.

[2] 张红军，杨朝军.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区位选择及动因研究[J].金融研究，2007，（9）.

[3] 张红军，郑忠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影响因素研究[J].财贸经济，2009，（4）.

[4] 苗启虎，王海鹏.外资银行在华投资动因的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2004，（8）.

[5] 王.跨国银行进入中国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5，（8）.

[6] 苗启虎，钟根元.中国银行业对外投资动因的实证研究[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国际商务版），2006，（3）.

基金项目：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博导类资助课题“跨国研发中心嵌入与中国开放式NIS演化路径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项目号：20130016110003）。